明前雨前茶
明前雨前茶
正文
王任重檢查:浮誇,高估產,高征購,反瞞產——59春,60春餓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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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
（一）
b> 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頭腦發熱了，首先是我在四月下旬到襄陽地區參觀，根據趙修的匯報，提出了“一季撈全年，全年翻一番”的浮誇口號。
全省各地縣區社，經常修改計劃指標，層層壓任務。這樣浮誇風就刮起來了，
到了小麥收割的時候，相信了光化有一塊地畝產三千二百一十五斤小麥的假報告，提出了“低產趕高產”“一翻一番拐個彎”等錯誤的口號。
本來已經浮誇了，仍然在批判右傾保守思想，這樣大家比賽搞“浮誇”，搞形式主義，在技術改革，農具改革中都出現了“瞎指揮”與強迫命令的現象。
對於主席在成都會議上講的，要有勞有逸，一張一弛，冷熱結合，壓縮空氣等重要指示，我們也傳達了， 但由於被勝利衝昏了頭腦，首先我自己就發燒到四十度，發昏了，如何能使其他同誌冷靜下來呢？
到秋季我們發燒，浮誇到了極點。相信什麽畝產36000斤一畝的稻穀，
經過與地委書記再三討論，打了折扣，還把全省糧食總產量估計為×××斤，事後看來好象故意弄虛作假似的，實際上我們是老老實實地說了“假話”，這是由於發熱，頭昏所造成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
如果不信，請同誌們想一下，當時那個省不是向中央報告增產一倍以上呢？全國統計各省上報的糧食總產量是×××億斤。在八屆六中全會上（在武昌開的）經過打折扣正式在公報上寫的產量是××××億斤。（我省的×××億斤，占1／××略多，1957年我省糧食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l／××）難道各省委都是故意弄虛作假，欺騙中央和主席嗎？顯然不是的。
由此可見，當人的頭腦發熱，脫離實際的時候，會幼稚可笑到什麽程度！
（二）
由於估產高了，所以高征購。
我 並且在一次廣播講話中， 提出“敞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幹活”的錯誤口號。
在人民公社實行“吃飯不要錢，按月發工資”的辦法，也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
大辦鋼鐵、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工業、大辦學校等等都不是實事求是的量力而為，而是超出了當時主觀條件所允許的限度，因而造成了許多不應有的浪費。
在中央北戴河（八月）會議以後，我們把人民公社辦得太大了（多數是一區一社）而且實行統一核算，這就犯了“一平二調三收款”的錯誤（即共產風）。打亂了集體所有製，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
根據第一次鄭州會議（58年11月）和六中全會上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采取了一些改良辦法，如1958年收入的分配辦法，評功記分辦法，承認差別照顧差別（窮隊富隊之間），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直到1959年3月主席召開的第二次鄭州會議，決定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等價交換，按勞分配”的原則之後，我們召開了六級幹部大會（一部分小隊長參加）批判了“共產風”、“瞎指揮”等錯誤，我們也初步檢查了高指標“浮誇風”的錯誤。
當時主席在武昌，批轉了我們恢複原來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的意見，並接見了到會幹部，合了影，這是對我們極大的鼓舞。
會後我們向中央寫了檢討報告，對於浮誇風、瞎指揮、反瞞產等錯誤作了自我批評。
對於58年的糧食產量，經過幾次落實，才落到×××億斤。
現在看來1957、1958兩年的估產仍然是偏高的。
（三）
但是由於大辦食堂，大搞各項建設，敞開肚皮吃飯的結果。
59年春天，城市糧食供應緊張，農村也有不少地方缺糧，發生了一些浮腫病，並且出現了 餓死人 的現象，
（四）
1960年春季浮腫病人增多，餓死人的現象又發生了。
（五
六一年春季之後，餓死人的事情就基本上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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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任重： 十七年來，我在湖北工作的情況
以上《十七年來，我在湖北工作的情況》，是以1967年9月「湖北省直紅司「鬥、批、改」辦公室省委機關總部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任重罪行錄》第一集同名內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原文簡繁體字並用。網際網路首發。
十七年來，我在湖北工作的情況
王任重
（檢查、交待、申辯材料之三）
首先要說明幾點：
第一，一九五四年我任省委第一書記以前，湖北省委是李先念同誌任省委書記兼省政府主席，劉建勳、劉子厚同誌先後擔任過副書記，張體學同誌擔任過省政府副主席。我隻是分工負責一部分工作。
第二，我們的成績，是省委集體領導分工負責，共同努力，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結果。不是為我自己評功擺好，不是把功勞歸於自己。
第三，各級黨委，各個工作部門，廣大幹部、黨團員和廣大工人農民的艱苦奮鬥，才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工作中的錯誤主要由省委和我負責，功勞是屬於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努力。
第四，有許多好的經驗或者正確的意見，是來源於群眾或者下級幹部、中級幹部，或者是由省委其他領導同誌首先提出的。為了敘述簡明起見，不能一一說到。
第五，我在這分材料裏主要敘述我們工作中的一些重大問題；至於我寫的一些作品，另行檢查、交待和作必要的說明。
為了敘述方便，我分幾個階段來談。
一、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這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恢複時期。
在廣大的新解放區，進行剿匪反霸、土改、鎮反和城市的民主改革。在一九五二年初，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了我國第一次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大反擊——即“三反”五反”運動。一麵進行抗美援朝，一麵在國內進行革命鬥爭。抗美援朝與革命鬥爭發動了廣大工人農民群眾，工農業生產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為一九五三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奠定了基礎。
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初，我在湖北省委的領導下，分工負責財經工作。也參加了土改、鎮反、抗美援朝工作。我是根據毛主席“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進行工作的。
一九四九年湖北省遭受了水災。我們一方麵抓糧食征購，財政稅收，支援前線，保證城鎮供應；一方麵抓生產救災與修複和加固堤防。
一九五○年春荒嚴重，地富反壞煽動群眾搶國家倉庫的糧食，我們堅決予以鎮壓，並且發動農民群眾向地主富農開展借糧運動（實際是分糧吃大戶），把“火”引向敵人，領導群眾渡過了春荒。當時黨內有人散布一種“湖北缺糧論” （代表人物是鄭位三）， 要求向中央要糧，從外省調糧。我們用事實駁斥了這種謬論。
從一九五○年起，我們在發展國營貿易、供銷合作社、平穩物價的同時，即著手發展地方國營工業，如湖北農具廠、沙市紗廠、榨油場、漢陽造紙廠，以及公私合營的應城膏鹽礦、黃石源華煤礦。開始恢複大冶鐵礦和擴大鋼廠的生產，大力恢複和發展城鎮的手工業生產。
一九五一年春即根據湖北省農業生產的曆史資料，進行了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的初步規劃。並且在縣長聯席會上提出，學習毛主席的指示，防止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警惕被糖衣炮彈打中，批判了開始滋長的享樂思想。在這個時期鄧子恢曾經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提倡“四大自由”，不要怕“冒尖”等錯誤主張，我們曾經受過一些影響，經過毛主席對鄧子恢錯誤的批評，很快糾正過來。
一九五二年湖北有旱災，開始興修水庫工程，這是湖北十幾年來修建了許多大、中、小水庫的開端。
一九五二年初我被調到武漢市任副市長，主要負責發動職工群眾反對資本家的“五毒”。在“五反”運動勝利的基礎上，搞公私合營、加工訂貨與手工業合作社。在碼頭工人中進行了工資改革，實行了集體所有製，打倒了封建把頭，廢除了中間剝削；統一了碼頭搬運工作的管理，建立工會廢除行幫（一九五一年我在沙市搞過這項工作）。
二、從一九五三年起，我國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
一九五二年底，毛主席解放後第一次到武漢，我也是第一次向主席匯報工作。毛主席向中南局和省、市委的領導同誌講了向社會主義過渡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提出要消滅文盲、消滅資本主義和改造小生產所有製的問題。就在這個時候毛主席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起到社會主義建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過渡時期的任務是：逐步實現國家的工業化，逐步實現對於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從一九五三年起到一九五七年，我們是按照毛主席提出的這條總路線進行工作的。
一九五三年我在武漢市繼續抓大、中型私營企業的公私合營。下半年開始搞清產核資（中央財經會議之後）實行定息，如一紗、裕華、震員、申新等紗廠，都加派了幹部，發展了黨團組織，加強了黨的領導。這些私營企業基本上變成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企業，納入了國家計劃的軌道。手工業合作社進一步發展和整頓，組織失業職工生產自救，辦了一些加工廠。三輪車、板車組織了合作社。整個搬運工人、水上船隻、三輪車、板車等交通運輸係統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大、中型私營商店實行了公私合營，小商店實行代銷，攤販修理行業組織了一些合作小組。第一個新建的國營企業，國棉一廠開始建成投入生產，武昌造船廠開始擴建。漢水橋與長江大橋開始籌建工作。武鋼、重型、鍋爐廠等大型企業的籌建工作也相繼開始。為了適應建設工作的需要，加強了市政建設工作和為新建大廠服務的建築材料的地方工業的建設，磚瓦廠的建設，建築公司等相繼成立。在國營和地方國營企業裏推行計劃管理，建立生產責任製。
一九五四年特大洪水，武漢市遭到嚴重的洪水威脅。 在中央英明領導與全國大力支援之下，省市委通力協作，廣大工人農民、學生市民，以及解放軍艱苦奮戰八十天，終於取得了戰勝百年不過的特大洪水，確保了武漢市的安全，與荊江大堤的安全。一九五二年建成的荊江分洪工程發揮了重大作用。
一九五四年冬季我正式到省委辦公，主要抓農村的 生產救災與堵口複堤。 加強堤防的工作（武漢的堤防也是在當年冬季修建起來的），並且開始了 長江三峽大壩壩址的勘察設計工作。
在防汛鬥爭和修複加強堤防的工程中，我們學習了解放軍的經驗，組成總指揮部和指揮分部，按大隊、中隊、小隊組織前線戰鬥組織，並設立了政治部和後勤部。領導方法也是學軍隊的辦法，指揮員輪流值班與親臨前線。在防汛鬥爭中，提高了黨的威信，提高了廣大群眾的覺悟，廣大人民群眾，男女老幼都動員起來了，可以說是打了一場人民戰爭。中央通報了武漢市委給中央的報告。毛主席為慶祝武漢人民防汛鬥爭的勝利題了詞，對於湖北和武漢的幹部和人民群眾給了極大的鼓舞。武漢市的工業生產，在這樣大的防汛鬥爭的同時，超額完成了國家計劃。
為支援湖北的救災工作，中央調進了大批糧食和種子，撥了大批救濟款和貸款。使湖北人民進一步認識到在毛主席、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農民說，過去遇到這樣的大水災，不知道要死多少人，活著的人也要四處逃荒，生產幾年都不得恢複。在共產黨領導下，一年就完成了重建家園與恢複生產的工作。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後湖北的農業生產就基本上恢複到一九五三年（豐收年）的水平。
一九五五年春，湖北和全國大多數地區一樣，有一股鬧糧食的“風潮”，“戶戶談統購，人人談統銷”，由於中央調進了××億斤糧食，保證了春耕生產季節每人平均供給一斤大米，這是災區群眾感激不盡的。
一九五四年冬季在生產救災的工作中，我們大力發展長年互助組，初級合作社也由一九五三年的七個發展到幾千個。但是還不能滿足貧下中農的要求，於是出現了許多明組暗社，即所謂“黑社”。中央農村工作部砍合作社的歪風，使我們受到了影響；強調整頓鞏固穩步發展，辦社要上級批準，這都是右傾錯誤，一九五五年七月，毛主席親自主持召開的省委書記會議，批判了砍合作社的右傾機會主義，作了有重大曆史意義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指出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高潮即將到來。製定了發展合作社的階級路線。這就把農業合作化運動推進到一個新階段。從一九五五年秋季起，我們結合整黨，批判右傾思想，批判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在全省出現了黨團員和貧下中農積極分子帶頭的合作化運動的大高潮，到年底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戶數加入了初級社，接著由一九五四年以前辦起來的初級社帶頭掀起了並社升級轉高級社的運動。我們報告主席批準，站在運動前頭，及時製定了“黨對於高級社的政策”以及“若幹政策問題的回答”。積極領導了初級社轉高級社的運動，並且及時糾正了剛剛出現的一些“左”的偏向，保證了合作化運動的健康發展。一九五六年春節參加高級社的戶數達到農村總戶數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一九五六年冬季全省就基本上實現了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參加高級社的戶數，達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地、富、反、壞入社不算社員的在外），一九五六年春季在城市實行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
我們根據毛主席親自主持製訂的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和主席為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寫的序言的精神，製訂了省的農業發展規劃，提出了“五大改革”，召開了省的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在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推動下，在“農業綱要”指引下，廣大社員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出現了農業技術改革和生產的高潮。一九五六年是湖北省農業空前大豐收的一年。糧棉油都大幅度增產。棉花增產百分之四十以上約有××萬擔。充分顯示了農業合作化的巨大優越性，這一年在毛主席“批判確實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與“關於十大關係的報告”等光輝思想的指引下，我省各項建設事業都有了一個迅速的發展。特別是為了適應農業生產發展的需要，地方工業交通事業有了較大的發展。一些改良農具出現了。國營的拖拉機站也開始試辦，國營農場進一步擴大了。
一九五七年春季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右派分子，不甘心他們的失敗，利用幫助共產黨整風作借口向黨、向社會主義發起了猖狂進攻。他們的反革命活動，影響到農村，地富反壞乘機破壞合作社，有一部分富裕中農鬧退社。
在粉碎了城市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以後，我們根據毛主席在青島會議上“關於夏季形勢”與“事情正在起變化”等英明指示，在農村開展了一個大規模的整風整社——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批判了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傾向（劉介梅忘本回頭的展覽，就是這一次搞出來的）。
在社員群眾中和幹部、黨團員中普遍進行回憶對比訴苦的階級教育。舉辦了許多戶（包括一部分中農）的對比展覽（解放前後對比，合作化前後對比，訴單幹的苦），同時狠狠鎮壓了地、富、反、壞、右的破壞活動。
這一次整風整社大大提高了廣大黨、團員和社員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
一九五七年我省農業生產又得到了一個大豐收。出現了一批高產典型，畝產千斤糧、百斤棉的社有了一批。因幹旱糧食增產幅度不大，棉花和油料則增產幅度很大，棉花又增產了××萬擔，這兩年合計比一九五五年將近增產一倍。糧食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五年增產百分之二十左右，油料增產百分之五十，豬增加一倍左右。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與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是在社會主義所有製問題基本解決之後，我黨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取得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巨大勝利。它對於鞏固社會主義所有製起了巨大的作用；並且推動社會主義建設走向一個新的高潮。
一九五七年冬季我省廣大農村在連續兩年豐收的基礎上，在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促進之下，首先在襄陽的光化縣、均縣出現了群眾自力更生大辦水利的高潮。省委組織全省的縣委書記去參觀並召開現場會議，強調放手發動群眾，依靠群眾自力更生大辦水利，大搞肥料，一個以興修水利和積肥為中心的生產高潮在全省開展起來。
這就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開端。
人民日報登載了省委向中央寫的襄陽地區大辦水利的報告，人民日報用“一篇馬克思主義的報告”為標題，發表了評論，刊登了這個報告（報告是趙辛初同誌起草的），經過毛主席親自審閱，批轉了紅安縣幹部種試驗田的報告，主席指出這是各級幹部應當仿效的“又紅又專的道路”。
經過主席提高之後（我們原來隻把他作為領導生產的方法：幹部帶頭幹，革新先試驗），我們在全省推廣了幹部、技術人員、農民三結合種試驗田的製度。
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寧會議上，主席又把他推廣到工業方麵。規定了“放手發動群眾，一切經過試驗”，作為我們領導工、農業生產的基本方法。
以上就是我們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所進行的工作概況。從這一段工作中我有幾點體會和說明。
⑴ 社會主義革命是發展社會主義生產的強大動力，在基本上完成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條件下，我們提前超額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
⑵ 我們對於領導工業建設和生產沒有經驗，搬用了蘇聯的繁瑣的規章製度犯了不少教條主義的錯誤。一九五三年曾經強調過實行一長製，但到一九五四年冬季就感到不對頭，我們提出了“學習解放軍，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分工負責製”（首先是張平化同誌提出來的），另外對於生產、施工、設計分甲乙丙三方互相扯皮，也感到不利，我在一九五五年中央召開的黨代表會議上的發言，講了這兩個問題，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 也遭到了黃敬等工業部長等人的反對。
我們在工礦企業試行的黨委製、效果是好的。長江大橋的設計施工是由工程局和黨委統一領導進行的，扯皮少，比較順利。在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即提前建成通車，這是武漢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主席一九五六年寫的水調歌頭（遊泳）“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這種“宏圖”一直在鼓舞著我們為建設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而努力。
主席一九六五年“關於十大關係的講話”，引導我們找尋自己辦工業的道路。一九五七年冬秋，武漢市一些工廠的幹部、工人到襄陽農村去參觀，受了農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的鼓舞，有的工人提出不要工作服。有的不要獎金，縮小計件工資的麵與減少獎金，開始推行。幹部也下車間、下食堂與工人實行“三同”，我在國棉一廠一次現場會上作過一次講話，要不要“農村作風”和“遊擊習氣”？
當時在機關工作的幹部，搞文牘主義，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現象相當嚴重。從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搞評級、升級實行工資製以後，就有相當一部分幹部鬧級別鬧享受，講究吃穿，這種風氣在一部分青年工人中也很流行。我們當時沒有注意，直到一九五七年冬季整風進入大整大改階段，我們才來糾正這種偏向。推廣紅安縣幹部種試驗田的經驗也是為著反對這種不良傾向的。
⑶ 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元月批評“反冒進”的錯誤。是為了貫徹執行總路線。我們在一九五八年夏季召開的省委擴大會議上（縣委書記參加）總結工作時，曾經說過“我們沒有反“冒進”，也沒反對反冒進”，當時就有爭論，現在還有不同意見。我記得我們當時對於文教衛生事業和出版事業（刊物過多）的發展速度作出一些壓縮，確實沒有提過“反冒進”的口號。對於人民日報的社論也沒有重視。我們夏秋兩季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反擊右派，與農村整黨整社方麵。這個問題有不同意見還可以研究．
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這是我國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時期。
三、一九五八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乘風破浪”是根據毛主席的意見起草的。
是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毛主席從一九五六年“關於十大關係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二月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同年秋季在中央一次擴大會議上，批評右傾保守思想，提出“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好象不靈了？” “要當促進派不要當促遲派！”到提出總路線，是在總結了蘇聯與東歐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問題。
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寧會議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
五八年三月成都會議。
同年五月在北京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在這幾次會議上主席講了許多十分重要的理論，思想、方針政策、領導方法問題，至今我們仍然需要好好學習，好好貫徹執行。
這一年，是有偉大曆史意義的一年，眞是“難忘的一九五八年！”
從一九五八年起到一九六二年，這五年分兩個階段來敘述我們的工作。
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這是三年大躍進的時期。在這三年中，我們在水利、工業、交通等方麵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我們現在農業生產比較穩定，而且能夠戰勝相當大的水旱災荒的襲擊，連年獲得豐收，還是靠這三年大辦水利打下的基礎。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這是千眞萬確的眞理。我們的地方工業，所以能夠生產柴油機、抽水機、拖拉機、汽車以及各種加工設備，也是靠這三年大辦工業打下的基礎。
現在回過頭去，看三年大躍進的成績就更加明顯了。三年大躍進的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是第二位的，是由於我們缺乏經驗，難以完全避免的。
毛主席說：這是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一個認識過程。 林彪同誌說：這象練兵一樣，消耗了一些彈藥，但是我們學到了本領，這種學費是要出的。
現在有的人在批判三年大躍進；又有的人在批判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我們在糾正錯誤時所采取的一些正確措施。這些同誌都不是用一分為二的觀點，來客觀地全麵地看問題，而是脫離開當時的具體條件，主觀片麵的看問題。對於這五年工作的估計，有必要在全黨經過辯論，統一認識，以便正確地總結經驗教訓，作為今後工作的鑒戒。
現在我來簡要地敘述一下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的工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寧會議，三月成都會議，五月八大二次會議，這三次會議我都參加了。
成都三月會議之後， 毛主席到了武昌， 把吳芝圃、 曾希聖等同誌找來又談了幾次話， 我也參加了。 上述三次會議，主席的講話記錄，我們印發了文件，並且召開會議進行了討論。去年又重印過，毛主席關於政治掛帥與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教導，紿省委領導同誌學習。
根據主席在南寧會議上的指示，我們省委在二月分重新討論了農業生產的規劃，提出了五年到七年實現四、五、八的糧食增產計劃（總產量×××億斤），並且提出了農業生產的一些具體措施，向中央寫了報告。這個規劃是比較接近實際的。
根據主席在南寧會議上的指示，我們搞了一個地方工業規劃，五年投資××億，這個計劃太大了。主席在南寧會議上，係統地闡明了政治掛帥的問題，政治掛帥經濟、業務技術，以虛帶實，以紅帶專，虛實結合的問題。黨委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問題以及精簡機構，幹部下放勞動的問題，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等一係列重大問題。
我們根據這些指示。精簡了機構，下放幹部參加勞動，實行機關幹部輪流下放參加勞動的製度。在幹部中和群眾中出現了一個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熱潮。丁鳳英學哲學用哲學就就是這時出現的。廣大工農群眾意氣風發幹勁衝天，發明創造，技術革新層出不窮，大中學校學生下鄉下廠參加勞動與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都開始搞起來了。眞是一派大好形勢。
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頭腦發熱了，首先是我在四月下旬到襄陽地區參觀，根據趙修的匯報，提出了“一季撈全年，全年翻一番”的浮誇口號。
全省各地縣區社，經常修改計劃指標，層層壓任務。這樣浮誇風就刮起來了，
到了小麥收割的時候，相信了光化有一塊地畝產三千二百一十五斤小麥的假報告，提出了“低產趕高產”“一翻一番拐個彎”等錯誤的口號。
本來已經浮誇了，仍然在批判右傾保守思想，這樣大家比賽搞“浮誇”，搞形式主義，在技術改革，農具改革中都出現了“瞎指揮”與強迫命令的現象。
對於主席在成都會議上講的，要有勞有逸，一張一弛，冷熱結合，壓縮空氣等重要指示，我們也傳達了， 但由於被勝利衝昏了頭腦，首先我自己就發燒到四十度，發昏了，如何能使其他同誌冷靜下來呢？
到秋季我們發燒，浮誇到了極點。相信什麽畝產36000斤一畝的稻穀，
經過與地委書記再三討論，打了折扣，還把全省糧食總產量估計為×××斤，事後看來好象故意弄虛作假似的，實際上我們是老老實實地說了“假話”，這是由於發熱，頭昏所造成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
如果不信，請同誌們想一下，當時那個省不是向中央報告增產一倍以上呢？全國統計各省上報的糧食總產量是×××億斤。在八屆六中全會上（在武昌開的）經過打折扣正式在公報上寫的產量是××××億斤。（我省的×××億斤，占1／××略多，1957年我省糧食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l／××）難道各省委都是故意弄虛作假，欺騙中央和主席嗎？顯然不是的。
由此可見，當人的頭腦發熱，脫離實際的時候，會幼稚可笑到什麽程度！
由於估產高了，所以高征購。
我 並且在一次廣播講話中， 提出“敞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幹活”的錯誤口號。
在人民公社實行“吃飯不要錢，按月發工資”的辦法，也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
大辦鋼鐵、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工業、大辦學校等等都不是實事求是的量力而為，而是超出了當時主觀條件所允許的限度，因而造成了許多不應有的浪費。
在中央北戴河（八月）會議以後，我們把人民公社辦得太大了（多數是一區一社）而且實行統一核算，這就犯了“一平二調三收款”的錯誤（即共產風）。打亂了集體所有製，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
根據第一次鄭州會議（58年11月）和六中全會上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采取了一些改良辦法，如1958年收入的分配辦法，評功記分辦法，承認差別照顧差別（窮隊富隊之間），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直到1959年3月主席召開的第二次鄭州會議，決定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等價交換，按勞分配”的原則之後，我們召開了六級幹部大會（一部分小隊長參加）批判了“共產風”、“瞎指揮”等錯誤，我們也初步檢查了高指標“浮誇風”的錯誤。
當時主席在武昌，批轉了我們恢複原來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的意見，並接見了到會幹部，合了影，這是對我們極大的鼓舞。
會後我們向中央寫了檢討報告，對於浮誇風、瞎指揮、反瞞產等錯誤作了自我批評。
對於58年的糧食產量，經過幾次落實，才落到×××億斤。
現在看來1957、1958兩年的估產仍然是偏高的。
1958年雖然犯了不少錯誤，又有部分地區遭受旱災，秋收搞得很不及時，收的不細，浪費不少，但糧棉仍然是增產的（棉花產量比上年增加××萬擔），
但是由於大辦食堂，大搞各項建設，敞開肚皮吃飯的結果。
59年春天，城市糧食供應緊張，農村也有不少地方缺糧，發生了一些浮腫病，並且出現了 餓死人 的現象，
我到麻城新洲參加了五、六天勞動，親眼看到農民麵有菜色，生產情緒不高，我把這個情況向毛主席匯報了，主席指出：“應當把富日子當窮日子過”，“要學會精打細算過日子。”並在六月分帶我到湖南，學習湖南按月發糧，安排生活的經驗，並帶我一同回到他的家鄉即韶山（這就是我寫韶山風光依舊那首詩的一次），一路上主席對我談了許多問題，對我教育很大。
1958年省委在武昌和廬山召開的省委擴大會議，主要是傳達討論毛主席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插紅旗，拔白旗等等。
我在八大二次會改上的發言，講了領導農業生產的經驗，是經過陳伯達同誌修改，加了“依靠群眾，勢如破竹”這個題目在《紅旗》雜誌上發表的。對於旭光合作社辦小小工業的經驗，陳伯達同誌寫過一篇文章給予很高的評價。我們在這次省委擴大會議上，著重討論了兩個問題。
第一是學習馬克思超過馬克思的問題，毛主席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一次講話中指出，列寧做的和說的都超過了馬克思，我們做的也超過了馬克思。因此我認為提學習馬克思超過馬克思的口號是對的。當時討論這個問題的目的在於打掉我們一些同誌的自卑成，批判忽視理論學習的傾向，特別是批判忽視學習主席著作的錯誤傾向，並且通過了學習、工作、寫作三結合，以工作為中心的決定。
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曾惇等人曾經提出超過毛澤東，超過黨中央的錯誤言論（在我的報告記錄中也有一句學習毛澤東，超過毛澤東的話，記不起當時是怎麽講起的了），在我的總結報告中批評了這種錯誤觀點（1962年七千人大會時， 中宣部的幾位閻王， 抓住這個問題打擊我）。
第二個問題著重討論了中心工作與部門工作的關係問題，要一馬當先，萬馬奔騰，反對百廢俱興，齊頭並進！
這次會議有兩大缺點：
（1）是沒有著重糾正已經露了苗頭的浮誇和弄虛作假，反而助長了浮誇風、命令風（提出了五年建成社會主義新湖北的規劃草案）。
（2）沒有著重討論把政治掛帥落實的問題，忽視了黨的經常的政治思想工作，一攬子會議代替了黨的會議。這兩個缺點錯談都對以後的工作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1959年到1960年，這兩年繼續大辦水利和大辦工業交通，（丹江水庫和漢丹鐵路，漳河水庫，四湖排灌，沿江排灌閘等許多大工程，都在繼續建設之中）有巨大成績。
但仍然戰線過長，恃別是1959年大旱災減產之後（當時估計減產一成到二成）大搞三治，前方吃了後方糧，
1960年春季浮腫病人增多，餓死人的現象又發生了。
請求中央調給我們×億斤糧食，安排人民生活。同時強調了反對強迫命令，反對貪汙盜竊，反對違法亂紀，采取堅決措施，製止亂打人亂抓人勞改的違法行為，用省委、省人委的名義發了“十不準”的通令。這在當時是起了積極作用的。1960年春季根據主席的指示，組織幹部學習了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經濟部分），目的是為了使我們的幹部，學會按照社會主義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法則，更好地領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這兩年我們的腦子是逐步冷靜起來的，但是指標仍然偏高。這兩年估產都比較接近實際，但征購任務大，農民的口糧留的低，而且留糧標準有平均主義的偏向，向國家出賣糧食很多的社、隊，口糧標準也不比缺糧隊高多少。因此不利於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人民公社雖然解決了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問題，但一平二調的問題與生產瞎指揮的問題，仍然沒有完全得到解決。因此1960年雖然氣候條件較好，糧食生產還是比59年增產不多，棉花、油料生產則大幅度下降了。
1960年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毛主席提出了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號召發出了指示（十二條政策規定），
接著主席又批轉了河南信陽事件的報告，指出信陽大批死人，是國民黨專政，是階級報複，要各地注意檢查小信陽事件．
王延春同誌在沔陽蹲點，開展了反對“五風”運動（共產風、命令風、浮誇風、瞎指揮風與特殊化風），向中央寫了報告，這個報告是毛主席批發的。
我們在全省城鄉都開展了反對“五風”的運動，這個運動是有積極意義的。 缺點是上邊擔擔子不夠，對基層幹部責備過多，有處分不當的現象（1961年的經濟工作會議上。 我講了層層擔擔子，層層放包袱的問題）。
1961年元月中央工作會議，根據主席的提議，對“一平二調”實行退賠政策，這樣才徹底糾正了人民公社化以來的“共產風”。
這裏說一下1959年的廬山會議。中央召開的廬山會議（1959年7、8月）反對彭、黃、張、周反黨集團是完全正確的。本來主席是繼3月鄭州會議，5月上海會議之後，繼續糾正我們實際工作中的一些“左”的偏向的，因彭德懷向黨進攻，就擾亂了原來的部署。我們省委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傷害了李衍授等一些好同誌，並且助長了實際工作中某些“左”傾蠻幹的傾向。並且壓抑了黨內的民主空氣。
總之，1958年到1960年這三年大躍進的成績是主要的，但是我們也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表現為“五風”）， 犯這些錯誤的原因，一方麵由於我們缺乏經驗，而又缺乏調查研究，犯了官僚主義、主觀主義， 另一方麵還由於我們對於毛主席的指示沒有全麵的眞正的理解，我們沒有把革命熱情與實事求是正確的結合起來。
1959年我在天安門的一次講話中，提出了“大改大增產，小改小增產，不改不增產”的口號，1960年在總結經驗教訓的時候，又加了一句，“亂改就減產”這就比較完整了。我多次講過農業技術改革，要因地製宜，量力而為，也講過既要鼓足幹勁又要量力而為，都是針對“瞎指揮”、“命令風”的偏向講的，是為了使我們的同誌既要有革命熱情又要有求實精神。這也是毛主席一再教導我們的。
至於1958年許多基層單位，甚至一些縣、區幹部有意弄虛作假，也不可過分責備他們。
毛主席在1959年寫給生產小隊和公社社員的一封信中就指出這是因為上邊“一吹、二壓、三許願造成的。”
“主席還教導我們。“務虛名而受實禍”，“要留有餘地”，這些話都是在碰了釘子，吃了苦頭之後，我們才懂得的。
現在說一下1961年和1962年的問題。
1961年1月毛主席親自主持的中央會議，除了決定用退賠政策，徹底糾正共產風之外，並於三月在廣州召開會議，親自主持製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條”，並在同年夏季支持我們關於實行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意見，秋季中央發了指示，規定生產小隊為核算單位三十年不變。以便安定人心，充分調動社員群眾的集體生產積極性。
此外，還決定壓縮城市人口，進口糧食，減少統購任務，實行“三定”，恢複自留地和集市貿易，這一係列的措施，徹底糾正了我們實際工作中的“左”的偏向，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這在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克服暫時困難（蘇修片麵撕毀合同，撤退專家，加重了我們當時的困難，但也促進了我們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發奮圖強，壞事變成好事）。
迅速恢複發展農業生產上有著極為重大的意義．事實證明毛主席所提出的，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以後對於工業交通戰線則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實踐證明也是完全正確的。
我們在壓縮城鎮人口，以及一些工廠暫時下馬停辦，把已經轉為國營的手工業合作社，以及小商販重新轉為集體所有製，或代購代銷店等方麵可能有一些缺點錯誤，但方針政策是正確的。
去年九月中央的指示仍然決定不準任意把集體所有製改為全民所有製，不準把自負盈虧的代購代銷店轉為國營商業人員。
這方麵的問題不多說，如果不把過多的吃商品糧的人口減下去（全國減少兩千萬，我們減少了七十萬），就不可能減少統購任務。 農民吃不飽飯，農業生產就不可能有這樣快的恢複和發展，否認這一點是不正確的。
下麵主要淡一下農村人民公社的問題。
應當說，我們是按照人民公社六十條進行工作的，不然我們就不可能在大旱災的一九六一年之後，在一九六二年就取得了較好的收成。
一九六二年夏季是空前大豐收，國家收購了××億斤商品糧，秋季因旱災影響，但仍然比一九六〇年增產，事後可以從豬的發展上得到證明，一九六二年的糧食產量已經接近一九五七年的水平，不然一九六三年的棉花產量也不可能一下增加××多萬擔，達到一九五七年的總產量。有人說，我們是搞“三自一包“，搞資本主義複辟的，這是絕對不符合事實的。請看下列事實：
（一）自留地和開荒地，我們完全是按照“六十條”執行的。省委規定，每人自留地半分到一分，每戶最多不得超過半畝，有些人多地少的地區，自留地還平均每人不到半分。至於有的地方自留地和開荒地搞多了，那是執行政策上的偏向，把山下放到戶，省委也沒有規定過。對自留山和自留林，有過具體規定。
（二）集市貿易（即所謂自由市場）我們也完全是按照中央規定執行的，糧食都是在收購任務完成之後才允許到市場進行買賣的，而且管理較嚴，不準私人長途販運。我們還規定，機關、幹部不準到自由市場出售任何東西，幹部私人不準養豬，對於投機倒把分子我們采取了打擊的措施（有亂沒收亂罰款的偏向）。
（三）對於包產到戶，我們是堅決反對的（一九五七年，我們就反對過這種主張），梅白在荊門搞的包工到戶（實即分田到戶或包產到戶），我也是批評過的。明確指出隻能把田間管理的部分農活（不準超過全部農活的30%），實行分組或分戶管理，許多人（呂乃強、張昕若）都是清楚的。一九六二年五月我和陶鑄同誌到廣西隆利縣了解分田單幹和包產到戶的情況，寫了一個座談記要，也是反對單幹的，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北戴河會議開始時即批發了這個報告，說是馬克思主義的。對於廣東的分戶管理，聯係產量的辦法，我們也沒有讚成，因為湖北是集體收集體打，無法單獨計算產量。
（四）關於口糧分配辦法，我們是主張基本口糧、工分糧 加 照顧 三結合的辦法。孝戚實行按工分分糧的辦法，是經過我們一再批評糾正過來的。我主張基本口糧和工分糧各占一半，基本口糧過多又是一種平均主義傾向。
（五）關於抓生活的問題。 在一九六一年那樣困難的條件下，不強調抓生活會大批餓死人，當時強調抓好生活，是力爭不餓死人和少餓死人的問題。
幾年來，到年終分配時，我們都強調要抓好分配工作，強調在增加生產的條件下，使社員生活逐年有所改善，強調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關係，這都是按照毛主席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所講的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指示進行的。把這些工作說成是“物質刺激”，是不正確的。
（六）孝感一部分地區因旱災特大，水稻插不上，雜糧種了幾次幹死幾次，在這種情況下，地委提出允許社員每戶借地半畝，種紅薯或雜糧，冬播時退還集體，我當時同意了這個意見。還有機關幹部利用房前屋後空地種些東西也是省委決定過的。我們當時強調了發揚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精神，戰勝困難，戰勝災荒。並向幹部和群眾說明國家的困難，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中央大批調糧救災上。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度， 中央決定給湖北調進×億斤糧食，實際上隻調進了×億多斤，我們就勝利地渡過了這個大災年。
六一年春季之後，餓死人的事情就基本上沒有了。
一九六二年夏季糧食生產獲得空前豐收，我們從一九五九年因大旱和工作中的錯誤所造成的連續三年多的困難局麵就從基本上改變過來了。
（七）一九六二年春季我們曾經受過劉少奇、鄧小平、陳雲等的影響，對困難看得過分嚴重了一些。我們原來預計經過三年的努力，農業生產可以恢複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有一度曾經估計時間可能要長一點，可能要五年，這個時間不長，看到夏季豐收已成定局，我們就又恢複了原來的預計，在中南局的會議上正式決定，廣東、湖北三年恢複，湖南，廣西四年，河南五年恢複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強調鼓足幹勁，戰勝困難。實踐證明在毛主席親自主持下所規定的一係列的正確政策。充分動員起社員群眾發展農業集體生產的積極性，在一九六三年我省的農業生產（包括糧食、棉花）就大幅度增產，恢複到了一九五七年的水平。這是出乎我們預料的。
（八）這兩年我們除了繼續修建那些大型水利工程，搞成龍配套之外，還在武漢周圍的農村發展了電力排灌站，這兩年每年增加水利灌溉麵積××萬畝左右，到一九六三年，我省旱撈保收的麵積（特大水災在外）已經達到了××××萬畝左右。為實現大麵積的穩產高產打下了基礎。
（九）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我們大部分精力放在貫徹執行人民公社的各項政策方麵，對於防止右傾，抓階級鬥爭放鬆了，這是我們的一大錯誤，也是一大教訓。特別是一九六二年春季，我們根據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的精神，學習毛主席關於民主集中製的報告，以及毛主席關於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論述，總結我們幾年來的經驗教訓（時間搞長了）。沒有抓緊備戰，粉碎美蔣匪幫竄犯大陸的政治任務，向敵人開展強大的政治擊勢，使農村的地富反壞右乘機猖狂活動，對幹部軟硬兼施，威脅利誘，進行造謠恐嚇，收買利用，投機倒把，貪汙盜竊之風也盛行一時，“單幹風”的影響也在暗中流行，對於這些嚴重問題我們當時沒有發覺，直到十中會議，毛主席提出形勢、矛盾和階級鬥爭之後，在冬季普遍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時候才發現的。當傳達毛主席在十中全會上的講話時，我們省委、地委許多同誌都說，湖北沒有“單幹風”，其實不然，雖然省委是抵抗和反對單幹的，但作為右傾機會主義（或者修正主義）的一種思潮，作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之間的鬥爭在黨內的反映來說，湖北是不能例外的，但是認為湖北特別嚴重也不對。
（十）一九六一年我們開三級幹部會討論如何執行人民公社六十條的時候，主席在武昌，看了我們會議的簡報，給了我們不少寶貴的指示。接著又把我和王延春同誌帶到湖南，參加湖南的三級幹部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我講了三個堅持：即堅持社會主義、堅持階級路線、堅持技術改革，事後向主席寫了書麵報告。夏季我們開地委書記會議，討論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時候，主席也在武昌，讚同我們的主張，並接見地委書記作了指示。一九六二年五月主席指定中南局在武昌開會，因此在不少重大問題上，我們都得了主席的直接指示。一九五八年主席在九月分視察了武鋼（第一座高爐出鐵）、重型、武大、鐵山、大冶鋼廠，並囑咐我們要關心群眾生活。總之，多年來，特別是一九五六年以來，主席每年到武漢來一兩次或者兩三次，對於我們及時給予直接指示，這是我們取得成績的一個特別重要的有利因素。
四、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是一個新的起點。毛主席在這次會議上，批判了右傾機會主義思潮（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主席關於形勢矛盾和階級鬥爭的講話，把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開始了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及共在黨內的代理人的猖狂進攻的大反擊。這就是在城鄉開展了社會主義的四清運動，和去年五月以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
我省從六二年冬季起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三月分我們開三級幹部會議，傳達主席提倡的湖南和河北抓階級鬥爭的經驗，要求繼續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到會同誌大部分思想不通，以為已經搞得“差不多”了，提出“缺啥補啥”的意見。我們當時要求地、縣委第一書記都帶工作組下去蹲點，了解情況，下次會議再做決定。等到毛主席親自主持的五月會議，發出了第一個十條之後，大家才統一了分期分批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認識，並作了部署。從一九六二年冬季開始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到一九六六年夏季，將近四年的時間，正如中央所提出的：“四清運動有偉大的成績”。我省不論城鄉都是有偉大成績的，特別是從一九六五年起開展了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1966年又推向一個新高潮。社會主義的四清運動和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使廣大工農群眾和廣大幹部的社會主義覺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人們的精神麵貌有了很大的改變。為革命種田的口號鼓舞著廣大社員群眾。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我們召開了兩次貧下中農代表大會。“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以階級鬥爭為鋼，三大革命一齊抓，放手發動群眾，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兩個口號在鼓舞著人們前進！一九六三到一九六六年四年的農業豐收，再一次證明了“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革命是曆史的火車頭”這個普遍眞理。再一次證實了毛主席教導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的英明正確。這幾年的“四清運動”，我們基本上是根據毛主席親自主持製定的“第一個十條”和“二十三條”進行的。當然不可否認我們也受過形“左”實右路線的影響，或者說曾經一度執行了形“左”實右路線，但是很快就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糾正過來了。這裏簡單的說明幾個問題。
⑴ 在一九六四年上半年以前，我們受過第二個十條的右傾錯誤的影響，著重打擊了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對於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蛻化變質分子打的不狠，對於四不清幹部的多吃多占貪汙盜竊的退賠，也比較馬虎。
⑵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我們執行了劉少奇提出的形“左“實右路線，但時間不長，我們對幹部的處理是按照二十三條的規定進行的，著重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基本上糾正了打擊麵過寬的錯誤。
⑶ 我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分關於農村“四清”運動的講話，是不是代表形“左”實右路線，還可以研究。我在這個講話中把單位和幹部分為四類，對於三類幹部實行以鬥爭求團結的政策，講了團結95%以上幹部的問題。講了發動組織鬥爭、鬥爭發動組織的問題，反對靜止地搞紮根串連。
⑷ 金星大隊的四清運動和高產試驗、機械化試點，其中錯誤是不少的，但我認為成績還是主要的。救濟款、貸款、扶助窮隊的錢用多了，是有一些“恩賜觀點”，不能說是“物質刺激”或“經濟主義”。六五、六六兩年金星大隊對國家的貢獻也是不小的。金星大隊的成績主要是靠四清運動發動起來的廣大貧下中農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如果沒有這種積極性，再多的“物質刺激”生產也是搞不好的。65—66兩年金星大隊社員群眾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運動，是逐步發展，到66年春季進入了一個新的高潮，金星大隊65年的奮鬥目標是“三年趕十月”（浠水十月大隊）。後來在報道中有誇大事實的地方，特別是提出“金星的道路”是錯誤的。有的我知道，有的不知道。我叫高開元注意不要過多報道金星，報道要經過我審查，但仍然過多，這裏表現出我個人的風頭主義傾向，在金星蹲點時我沒有認眞實行“三同”，這是不對的，但也不象有些材料中說的那樣特殊化。金星大隊的工作，省直機關有許多幹部參加，大家可以重新進行總結，看能不能說是形“左”實右和修正主義的典型？
⑸ 65年傳達二十三條的會議，一開始我們就著重檢查了那些“左”的傾向，在會議進行中發現了有否定四清成績，甚至否認四清的必要性的右傾思想，我們提出了反對“三氣”，強調“二十三條”是革命的“二十三條”，有什麽偏向糾正什麽偏向，但在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主要的危險是右傾。我在會議的總結，還有文件可查。我認為強調“放手發動群眾，徹底革命”，批判當時確實出現了右傾思想是正確的。（北京以彭眞為代表就是反對二十三條，反對四清運動的，以貫徹二十三條為名，實際取消四清運動，搞反攻倒算。）
1963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前這幾年，許多革命同誌都是親身經曆過的，不必多說了。
由於手上沒有帶資料，單憑回憶，有些數字，有些事實可能不準，以後再核對改正。
以上就是我在湖北省十七年的工作概況。我認為我們學習毛主席著作是學得不好的，毛澤東思想的紅旗是舉得不高的。因此在工作中常常犯“左”右搖擺的錯誤，但是我們在主觀上是忠於毛主席的，對毛主席在曆次會議上的講話，都是原原本本傳達了的，並且一再組織幹部學習過的。實踐證明我們對主席思想的眞正理解，要有一個實踐到認識的過程。不經過實踐不能眞正領會主席指示的精神實質。但是十七年來，我們是基本上執行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我在上次寫的對湖北省委的基本估計，從我這次敘述的具體事實中可以得到證明。不能因為我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執行了劉、鄧提出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於過去十七年的成績一筆抹煞。至於我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以犯路線錯誤的原因和教訓，我已經寫過一個比較詳細的檢討，也不是和我們過去工作中的錯誤完全沒有聯係，如機械搬用五七年反右和城鄉四清運動的經驗，如當官做老爺、特殊化、傲驕自滿、自以為是等等，以後還要再挖思想，再寫檢查交待。
檢查、交待、申辯之三，就寫到這裏。目的是說明湖北省委和我個人不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雖然犯了十分嚴重的錯誤，但不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錯誤之處，望同誌們批評指正。
三月六日至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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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
（一）
b> 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頭腦發熱了，首先是我在四月下旬到襄陽地區參觀，根據趙修的匯報，提出了“一季撈全年，全年翻一番”的浮誇口號。
全省各地縣區社，經常修改計劃指標，層層壓任務。這樣浮誇風就刮起來了，
到了小麥收割的時候，相信了光化有一塊地畝產三千二百一十五斤小麥的假報告，提出了“低產趕高產”“一翻一番拐個彎”等錯誤的口號。
本來已經浮誇了，仍然在批判右傾保守思想，這樣大家比賽搞“浮誇”，搞形式主義，在技術改革，農具改革中都出現了“瞎指揮”與強迫命令的現象。
對於主席在成都會議上講的，要有勞有逸，一張一弛，冷熱結合，壓縮空氣等重要指示，我們也傳達了， 但由於被勝利衝昏了頭腦，首先我自己就發燒到四十度，發昏了，如何能使其他同誌冷靜下來呢？
到秋季我們發燒，浮誇到了極點。相信什麽畝產36000斤一畝的稻穀，
經過與地委書記再三討論，打了折扣，還把全省糧食總產量估計為×××斤，事後看來好象故意弄虛作假似的，實際上我們是老老實實地說了“假話”，這是由於發熱，頭昏所造成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
如果不信，請同誌們想一下，當時那個省不是向中央報告增產一倍以上呢？全國統計各省上報的糧食總產量是×××億斤。在八屆六中全會上（在武昌開的）經過打折扣正式在公報上寫的產量是××××億斤。（我省的×××億斤，占1／××略多，1957年我省糧食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l／××）難道各省委都是故意弄虛作假，欺騙中央和主席嗎？顯然不是的。
由此可見，當人的頭腦發熱，脫離實際的時候，會幼稚可笑到什麽程度！
（二）
由於估產高了，所以高征購。
我 並且在一次廣播講話中， 提出“敞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幹活”的錯誤口號。
在人民公社實行“吃飯不要錢，按月發工資”的辦法，也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
大辦鋼鐵、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工業、大辦學校等等都不是實事求是的量力而為，而是超出了當時主觀條件所允許的限度，因而造成了許多不應有的浪費。
在中央北戴河（八月）會議以後，我們把人民公社辦得太大了（多數是一區一社）而且實行統一核算，這就犯了“一平二調三收款”的錯誤（即共產風）。打亂了集體所有製，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
根據第一次鄭州會議（58年11月）和六中全會上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采取了一些改良辦法，如1958年收入的分配辦法，評功記分辦法，承認差別照顧差別（窮隊富隊之間），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直到1959年3月主席召開的第二次鄭州會議，決定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等價交換，按勞分配”的原則之後，我們召開了六級幹部大會（一部分小隊長參加）批判了“共產風”、“瞎指揮”等錯誤，我們也初步檢查了高指標“浮誇風”的錯誤。
當時主席在武昌，批轉了我們恢複原來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的意見，並接見了到會幹部，合了影，這是對我們極大的鼓舞。
會後我們向中央寫了檢討報告，對於浮誇風、瞎指揮、反瞞產等錯誤作了自我批評。
對於58年的糧食產量，經過幾次落實，才落到×××億斤。
現在看來1957、1958兩年的估產仍然是偏高的。
（三）
但是由於大辦食堂，大搞各項建設，敞開肚皮吃飯的結果。
59年春天，城市糧食供應緊張，農村也有不少地方缺糧，發生了一些浮腫病，並且出現了 餓死人 的現象，
（四）
1960年春季浮腫病人增多，餓死人的現象又發生了。
（五
六一年春季之後，餓死人的事情就基本上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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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任重： 十七年來，我在湖北工作的情況
以上《十七年來，我在湖北工作的情況》，是以1967年9月「湖北省直紅司「鬥、批、改」辦公室省委機關總部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任重罪行錄》第一集同名內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原文簡繁體字並用。網際網路首發。
十七年來，我在湖北工作的情況
王任重
（檢查、交待、申辯材料之三）
首先要說明幾點：
第一，一九五四年我任省委第一書記以前，湖北省委是李先念同誌任省委書記兼省政府主席，劉建勳、劉子厚同誌先後擔任過副書記，張體學同誌擔任過省政府副主席。我隻是分工負責一部分工作。
第二，我們的成績，是省委集體領導分工負責，共同努力，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結果。不是為我自己評功擺好，不是把功勞歸於自己。
第三，各級黨委，各個工作部門，廣大幹部、黨團員和廣大工人農民的艱苦奮鬥，才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工作中的錯誤主要由省委和我負責，功勞是屬於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努力。
第四，有許多好的經驗或者正確的意見，是來源於群眾或者下級幹部、中級幹部，或者是由省委其他領導同誌首先提出的。為了敘述簡明起見，不能一一說到。
第五，我在這分材料裏主要敘述我們工作中的一些重大問題；至於我寫的一些作品，另行檢查、交待和作必要的說明。
為了敘述方便，我分幾個階段來談。
一、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這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恢複時期。
在廣大的新解放區，進行剿匪反霸、土改、鎮反和城市的民主改革。在一九五二年初，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了我國第一次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大反擊——即“三反”五反”運動。一麵進行抗美援朝，一麵在國內進行革命鬥爭。抗美援朝與革命鬥爭發動了廣大工人農民群眾，工農業生產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為一九五三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奠定了基礎。
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初，我在湖北省委的領導下，分工負責財經工作。也參加了土改、鎮反、抗美援朝工作。我是根據毛主席“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進行工作的。
一九四九年湖北省遭受了水災。我們一方麵抓糧食征購，財政稅收，支援前線，保證城鎮供應；一方麵抓生產救災與修複和加固堤防。
一九五○年春荒嚴重，地富反壞煽動群眾搶國家倉庫的糧食，我們堅決予以鎮壓，並且發動農民群眾向地主富農開展借糧運動（實際是分糧吃大戶），把“火”引向敵人，領導群眾渡過了春荒。當時黨內有人散布一種“湖北缺糧論” （代表人物是鄭位三）， 要求向中央要糧，從外省調糧。我們用事實駁斥了這種謬論。
從一九五○年起，我們在發展國營貿易、供銷合作社、平穩物價的同時，即著手發展地方國營工業，如湖北農具廠、沙市紗廠、榨油場、漢陽造紙廠，以及公私合營的應城膏鹽礦、黃石源華煤礦。開始恢複大冶鐵礦和擴大鋼廠的生產，大力恢複和發展城鎮的手工業生產。
一九五一年春即根據湖北省農業生產的曆史資料，進行了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的初步規劃。並且在縣長聯席會上提出，學習毛主席的指示，防止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警惕被糖衣炮彈打中，批判了開始滋長的享樂思想。在這個時期鄧子恢曾經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提倡“四大自由”，不要怕“冒尖”等錯誤主張，我們曾經受過一些影響，經過毛主席對鄧子恢錯誤的批評，很快糾正過來。
一九五二年湖北有旱災，開始興修水庫工程，這是湖北十幾年來修建了許多大、中、小水庫的開端。
一九五二年初我被調到武漢市任副市長，主要負責發動職工群眾反對資本家的“五毒”。在“五反”運動勝利的基礎上，搞公私合營、加工訂貨與手工業合作社。在碼頭工人中進行了工資改革，實行了集體所有製，打倒了封建把頭，廢除了中間剝削；統一了碼頭搬運工作的管理，建立工會廢除行幫（一九五一年我在沙市搞過這項工作）。
二、從一九五三年起，我國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
一九五二年底，毛主席解放後第一次到武漢，我也是第一次向主席匯報工作。毛主席向中南局和省、市委的領導同誌講了向社會主義過渡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提出要消滅文盲、消滅資本主義和改造小生產所有製的問題。就在這個時候毛主席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起到社會主義建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過渡時期的任務是：逐步實現國家的工業化，逐步實現對於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從一九五三年起到一九五七年，我們是按照毛主席提出的這條總路線進行工作的。
一九五三年我在武漢市繼續抓大、中型私營企業的公私合營。下半年開始搞清產核資（中央財經會議之後）實行定息，如一紗、裕華、震員、申新等紗廠，都加派了幹部，發展了黨團組織，加強了黨的領導。這些私營企業基本上變成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企業，納入了國家計劃的軌道。手工業合作社進一步發展和整頓，組織失業職工生產自救，辦了一些加工廠。三輪車、板車組織了合作社。整個搬運工人、水上船隻、三輪車、板車等交通運輸係統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大、中型私營商店實行了公私合營，小商店實行代銷，攤販修理行業組織了一些合作小組。第一個新建的國營企業，國棉一廠開始建成投入生產，武昌造船廠開始擴建。漢水橋與長江大橋開始籌建工作。武鋼、重型、鍋爐廠等大型企業的籌建工作也相繼開始。為了適應建設工作的需要，加強了市政建設工作和為新建大廠服務的建築材料的地方工業的建設，磚瓦廠的建設，建築公司等相繼成立。在國營和地方國營企業裏推行計劃管理，建立生產責任製。
一九五四年特大洪水，武漢市遭到嚴重的洪水威脅。 在中央英明領導與全國大力支援之下，省市委通力協作，廣大工人農民、學生市民，以及解放軍艱苦奮戰八十天，終於取得了戰勝百年不過的特大洪水，確保了武漢市的安全，與荊江大堤的安全。一九五二年建成的荊江分洪工程發揮了重大作用。
一九五四年冬季我正式到省委辦公，主要抓農村的 生產救災與堵口複堤。 加強堤防的工作（武漢的堤防也是在當年冬季修建起來的），並且開始了 長江三峽大壩壩址的勘察設計工作。
在防汛鬥爭和修複加強堤防的工程中，我們學習了解放軍的經驗，組成總指揮部和指揮分部，按大隊、中隊、小隊組織前線戰鬥組織，並設立了政治部和後勤部。領導方法也是學軍隊的辦法，指揮員輪流值班與親臨前線。在防汛鬥爭中，提高了黨的威信，提高了廣大群眾的覺悟，廣大人民群眾，男女老幼都動員起來了，可以說是打了一場人民戰爭。中央通報了武漢市委給中央的報告。毛主席為慶祝武漢人民防汛鬥爭的勝利題了詞，對於湖北和武漢的幹部和人民群眾給了極大的鼓舞。武漢市的工業生產，在這樣大的防汛鬥爭的同時，超額完成了國家計劃。
為支援湖北的救災工作，中央調進了大批糧食和種子，撥了大批救濟款和貸款。使湖北人民進一步認識到在毛主席、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農民說，過去遇到這樣的大水災，不知道要死多少人，活著的人也要四處逃荒，生產幾年都不得恢複。在共產黨領導下，一年就完成了重建家園與恢複生產的工作。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後湖北的農業生產就基本上恢複到一九五三年（豐收年）的水平。
一九五五年春，湖北和全國大多數地區一樣，有一股鬧糧食的“風潮”，“戶戶談統購，人人談統銷”，由於中央調進了××億斤糧食，保證了春耕生產季節每人平均供給一斤大米，這是災區群眾感激不盡的。
一九五四年冬季在生產救災的工作中，我們大力發展長年互助組，初級合作社也由一九五三年的七個發展到幾千個。但是還不能滿足貧下中農的要求，於是出現了許多明組暗社，即所謂“黑社”。中央農村工作部砍合作社的歪風，使我們受到了影響；強調整頓鞏固穩步發展，辦社要上級批準，這都是右傾錯誤，一九五五年七月，毛主席親自主持召開的省委書記會議，批判了砍合作社的右傾機會主義，作了有重大曆史意義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指出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高潮即將到來。製定了發展合作社的階級路線。這就把農業合作化運動推進到一個新階段。從一九五五年秋季起，我們結合整黨，批判右傾思想，批判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在全省出現了黨團員和貧下中農積極分子帶頭的合作化運動的大高潮，到年底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戶數加入了初級社，接著由一九五四年以前辦起來的初級社帶頭掀起了並社升級轉高級社的運動。我們報告主席批準，站在運動前頭，及時製定了“黨對於高級社的政策”以及“若幹政策問題的回答”。積極領導了初級社轉高級社的運動，並且及時糾正了剛剛出現的一些“左”的偏向，保證了合作化運動的健康發展。一九五六年春節參加高級社的戶數達到農村總戶數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一九五六年冬季全省就基本上實現了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參加高級社的戶數，達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地、富、反、壞入社不算社員的在外），一九五六年春季在城市實行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
我們根據毛主席親自主持製訂的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和主席為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寫的序言的精神，製訂了省的農業發展規劃，提出了“五大改革”，召開了省的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在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推動下，在“農業綱要”指引下，廣大社員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出現了農業技術改革和生產的高潮。一九五六年是湖北省農業空前大豐收的一年。糧棉油都大幅度增產。棉花增產百分之四十以上約有××萬擔。充分顯示了農業合作化的巨大優越性，這一年在毛主席“批判確實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與“關於十大關係的報告”等光輝思想的指引下，我省各項建設事業都有了一個迅速的發展。特別是為了適應農業生產發展的需要，地方工業交通事業有了較大的發展。一些改良農具出現了。國營的拖拉機站也開始試辦，國營農場進一步擴大了。
一九五七年春季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右派分子，不甘心他們的失敗，利用幫助共產黨整風作借口向黨、向社會主義發起了猖狂進攻。他們的反革命活動，影響到農村，地富反壞乘機破壞合作社，有一部分富裕中農鬧退社。
在粉碎了城市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以後，我們根據毛主席在青島會議上“關於夏季形勢”與“事情正在起變化”等英明指示，在農村開展了一個大規模的整風整社——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批判了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傾向（劉介梅忘本回頭的展覽，就是這一次搞出來的）。
在社員群眾中和幹部、黨團員中普遍進行回憶對比訴苦的階級教育。舉辦了許多戶（包括一部分中農）的對比展覽（解放前後對比，合作化前後對比，訴單幹的苦），同時狠狠鎮壓了地、富、反、壞、右的破壞活動。
這一次整風整社大大提高了廣大黨、團員和社員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
一九五七年我省農業生產又得到了一個大豐收。出現了一批高產典型，畝產千斤糧、百斤棉的社有了一批。因幹旱糧食增產幅度不大，棉花和油料則增產幅度很大，棉花又增產了××萬擔，這兩年合計比一九五五年將近增產一倍。糧食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五年增產百分之二十左右，油料增產百分之五十，豬增加一倍左右。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與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是在社會主義所有製問題基本解決之後，我黨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取得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巨大勝利。它對於鞏固社會主義所有製起了巨大的作用；並且推動社會主義建設走向一個新的高潮。
一九五七年冬季我省廣大農村在連續兩年豐收的基礎上，在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促進之下，首先在襄陽的光化縣、均縣出現了群眾自力更生大辦水利的高潮。省委組織全省的縣委書記去參觀並召開現場會議，強調放手發動群眾，依靠群眾自力更生大辦水利，大搞肥料，一個以興修水利和積肥為中心的生產高潮在全省開展起來。
這就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開端。
人民日報登載了省委向中央寫的襄陽地區大辦水利的報告，人民日報用“一篇馬克思主義的報告”為標題，發表了評論，刊登了這個報告（報告是趙辛初同誌起草的），經過毛主席親自審閱，批轉了紅安縣幹部種試驗田的報告，主席指出這是各級幹部應當仿效的“又紅又專的道路”。
經過主席提高之後（我們原來隻把他作為領導生產的方法：幹部帶頭幹，革新先試驗），我們在全省推廣了幹部、技術人員、農民三結合種試驗田的製度。
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寧會議上，主席又把他推廣到工業方麵。規定了“放手發動群眾，一切經過試驗”，作為我們領導工、農業生產的基本方法。
以上就是我們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所進行的工作概況。從這一段工作中我有幾點體會和說明。
⑴ 社會主義革命是發展社會主義生產的強大動力，在基本上完成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條件下，我們提前超額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
⑵ 我們對於領導工業建設和生產沒有經驗，搬用了蘇聯的繁瑣的規章製度犯了不少教條主義的錯誤。一九五三年曾經強調過實行一長製，但到一九五四年冬季就感到不對頭，我們提出了“學習解放軍，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分工負責製”（首先是張平化同誌提出來的），另外對於生產、施工、設計分甲乙丙三方互相扯皮，也感到不利，我在一九五五年中央召開的黨代表會議上的發言，講了這兩個問題，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 也遭到了黃敬等工業部長等人的反對。
我們在工礦企業試行的黨委製、效果是好的。長江大橋的設計施工是由工程局和黨委統一領導進行的，扯皮少，比較順利。在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即提前建成通車，這是武漢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主席一九五六年寫的水調歌頭（遊泳）“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這種“宏圖”一直在鼓舞著我們為建設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而努力。
主席一九六五年“關於十大關係的講話”，引導我們找尋自己辦工業的道路。一九五七年冬秋，武漢市一些工廠的幹部、工人到襄陽農村去參觀，受了農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的鼓舞，有的工人提出不要工作服。有的不要獎金，縮小計件工資的麵與減少獎金，開始推行。幹部也下車間、下食堂與工人實行“三同”，我在國棉一廠一次現場會上作過一次講話，要不要“農村作風”和“遊擊習氣”？
當時在機關工作的幹部，搞文牘主義，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現象相當嚴重。從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搞評級、升級實行工資製以後，就有相當一部分幹部鬧級別鬧享受，講究吃穿，這種風氣在一部分青年工人中也很流行。我們當時沒有注意，直到一九五七年冬季整風進入大整大改階段，我們才來糾正這種偏向。推廣紅安縣幹部種試驗田的經驗也是為著反對這種不良傾向的。
⑶ 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元月批評“反冒進”的錯誤。是為了貫徹執行總路線。我們在一九五八年夏季召開的省委擴大會議上（縣委書記參加）總結工作時，曾經說過“我們沒有反“冒進”，也沒反對反冒進”，當時就有爭論，現在還有不同意見。我記得我們當時對於文教衛生事業和出版事業（刊物過多）的發展速度作出一些壓縮，確實沒有提過“反冒進”的口號。對於人民日報的社論也沒有重視。我們夏秋兩季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反擊右派，與農村整黨整社方麵。這個問題有不同意見還可以研究．
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這是我國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時期。
三、一九五八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乘風破浪”是根據毛主席的意見起草的。
是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毛主席從一九五六年“關於十大關係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二月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同年秋季在中央一次擴大會議上，批評右傾保守思想，提出“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好象不靈了？” “要當促進派不要當促遲派！”到提出總路線，是在總結了蘇聯與東歐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問題。
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寧會議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
五八年三月成都會議。
同年五月在北京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在這幾次會議上主席講了許多十分重要的理論，思想、方針政策、領導方法問題，至今我們仍然需要好好學習，好好貫徹執行。
這一年，是有偉大曆史意義的一年，眞是“難忘的一九五八年！”
從一九五八年起到一九六二年，這五年分兩個階段來敘述我們的工作。
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這是三年大躍進的時期。在這三年中，我們在水利、工業、交通等方麵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我們現在農業生產比較穩定，而且能夠戰勝相當大的水旱災荒的襲擊，連年獲得豐收，還是靠這三年大辦水利打下的基礎。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這是千眞萬確的眞理。我們的地方工業，所以能夠生產柴油機、抽水機、拖拉機、汽車以及各種加工設備，也是靠這三年大辦工業打下的基礎。
現在回過頭去，看三年大躍進的成績就更加明顯了。三年大躍進的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是第二位的，是由於我們缺乏經驗，難以完全避免的。
毛主席說：這是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一個認識過程。 林彪同誌說：這象練兵一樣，消耗了一些彈藥，但是我們學到了本領，這種學費是要出的。
現在有的人在批判三年大躍進；又有的人在批判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我們在糾正錯誤時所采取的一些正確措施。這些同誌都不是用一分為二的觀點，來客觀地全麵地看問題，而是脫離開當時的具體條件，主觀片麵的看問題。對於這五年工作的估計，有必要在全黨經過辯論，統一認識，以便正確地總結經驗教訓，作為今後工作的鑒戒。
現在我來簡要地敘述一下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的工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寧會議，三月成都會議，五月八大二次會議，這三次會議我都參加了。
成都三月會議之後， 毛主席到了武昌， 把吳芝圃、 曾希聖等同誌找來又談了幾次話， 我也參加了。 上述三次會議，主席的講話記錄，我們印發了文件，並且召開會議進行了討論。去年又重印過，毛主席關於政治掛帥與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教導，紿省委領導同誌學習。
根據主席在南寧會議上的指示，我們省委在二月分重新討論了農業生產的規劃，提出了五年到七年實現四、五、八的糧食增產計劃（總產量×××億斤），並且提出了農業生產的一些具體措施，向中央寫了報告。這個規劃是比較接近實際的。
根據主席在南寧會議上的指示，我們搞了一個地方工業規劃，五年投資××億，這個計劃太大了。主席在南寧會議上，係統地闡明了政治掛帥的問題，政治掛帥經濟、業務技術，以虛帶實，以紅帶專，虛實結合的問題。黨委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問題以及精簡機構，幹部下放勞動的問題，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等一係列重大問題。
我們根據這些指示。精簡了機構，下放幹部參加勞動，實行機關幹部輪流下放參加勞動的製度。在幹部中和群眾中出現了一個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熱潮。丁鳳英學哲學用哲學就就是這時出現的。廣大工農群眾意氣風發幹勁衝天，發明創造，技術革新層出不窮，大中學校學生下鄉下廠參加勞動與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都開始搞起來了。眞是一派大好形勢。
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頭腦發熱了，首先是我在四月下旬到襄陽地區參觀，根據趙修的匯報，提出了“一季撈全年，全年翻一番”的浮誇口號。
全省各地縣區社，經常修改計劃指標，層層壓任務。這樣浮誇風就刮起來了，
到了小麥收割的時候，相信了光化有一塊地畝產三千二百一十五斤小麥的假報告，提出了“低產趕高產”“一翻一番拐個彎”等錯誤的口號。
本來已經浮誇了，仍然在批判右傾保守思想，這樣大家比賽搞“浮誇”，搞形式主義，在技術改革，農具改革中都出現了“瞎指揮”與強迫命令的現象。
對於主席在成都會議上講的，要有勞有逸，一張一弛，冷熱結合，壓縮空氣等重要指示，我們也傳達了， 但由於被勝利衝昏了頭腦，首先我自己就發燒到四十度，發昏了，如何能使其他同誌冷靜下來呢？
到秋季我們發燒，浮誇到了極點。相信什麽畝產36000斤一畝的稻穀，
經過與地委書記再三討論，打了折扣，還把全省糧食總產量估計為×××斤，事後看來好象故意弄虛作假似的，實際上我們是老老實實地說了“假話”，這是由於發熱，頭昏所造成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
如果不信，請同誌們想一下，當時那個省不是向中央報告增產一倍以上呢？全國統計各省上報的糧食總產量是×××億斤。在八屆六中全會上（在武昌開的）經過打折扣正式在公報上寫的產量是××××億斤。（我省的×××億斤，占1／××略多，1957年我省糧食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l／××）難道各省委都是故意弄虛作假，欺騙中央和主席嗎？顯然不是的。
由此可見，當人的頭腦發熱，脫離實際的時候，會幼稚可笑到什麽程度！
由於估產高了，所以高征購。
我 並且在一次廣播講話中， 提出“敞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幹活”的錯誤口號。
在人民公社實行“吃飯不要錢，按月發工資”的辦法，也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
大辦鋼鐵、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工業、大辦學校等等都不是實事求是的量力而為，而是超出了當時主觀條件所允許的限度，因而造成了許多不應有的浪費。
在中央北戴河（八月）會議以後，我們把人民公社辦得太大了（多數是一區一社）而且實行統一核算，這就犯了“一平二調三收款”的錯誤（即共產風）。打亂了集體所有製，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
根據第一次鄭州會議（58年11月）和六中全會上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采取了一些改良辦法，如1958年收入的分配辦法，評功記分辦法，承認差別照顧差別（窮隊富隊之間），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直到1959年3月主席召開的第二次鄭州會議，決定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等價交換，按勞分配”的原則之後，我們召開了六級幹部大會（一部分小隊長參加）批判了“共產風”、“瞎指揮”等錯誤，我們也初步檢查了高指標“浮誇風”的錯誤。
當時主席在武昌，批轉了我們恢複原來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的意見，並接見了到會幹部，合了影，這是對我們極大的鼓舞。
會後我們向中央寫了檢討報告，對於浮誇風、瞎指揮、反瞞產等錯誤作了自我批評。
對於58年的糧食產量，經過幾次落實，才落到×××億斤。
現在看來1957、1958兩年的估產仍然是偏高的。
1958年雖然犯了不少錯誤，又有部分地區遭受旱災，秋收搞得很不及時，收的不細，浪費不少，但糧棉仍然是增產的（棉花產量比上年增加××萬擔），
但是由於大辦食堂，大搞各項建設，敞開肚皮吃飯的結果。
59年春天，城市糧食供應緊張，農村也有不少地方缺糧，發生了一些浮腫病，並且出現了 餓死人 的現象，
我到麻城新洲參加了五、六天勞動，親眼看到農民麵有菜色，生產情緒不高，我把這個情況向毛主席匯報了，主席指出：“應當把富日子當窮日子過”，“要學會精打細算過日子。”並在六月分帶我到湖南，學習湖南按月發糧，安排生活的經驗，並帶我一同回到他的家鄉即韶山（這就是我寫韶山風光依舊那首詩的一次），一路上主席對我談了許多問題，對我教育很大。
1958年省委在武昌和廬山召開的省委擴大會議，主要是傳達討論毛主席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插紅旗，拔白旗等等。
我在八大二次會改上的發言，講了領導農業生產的經驗，是經過陳伯達同誌修改，加了“依靠群眾，勢如破竹”這個題目在《紅旗》雜誌上發表的。對於旭光合作社辦小小工業的經驗，陳伯達同誌寫過一篇文章給予很高的評價。我們在這次省委擴大會議上，著重討論了兩個問題。
第一是學習馬克思超過馬克思的問題，毛主席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一次講話中指出，列寧做的和說的都超過了馬克思，我們做的也超過了馬克思。因此我認為提學習馬克思超過馬克思的口號是對的。當時討論這個問題的目的在於打掉我們一些同誌的自卑成，批判忽視理論學習的傾向，特別是批判忽視學習主席著作的錯誤傾向，並且通過了學習、工作、寫作三結合，以工作為中心的決定。
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曾惇等人曾經提出超過毛澤東，超過黨中央的錯誤言論（在我的報告記錄中也有一句學習毛澤東，超過毛澤東的話，記不起當時是怎麽講起的了），在我的總結報告中批評了這種錯誤觀點（1962年七千人大會時， 中宣部的幾位閻王， 抓住這個問題打擊我）。
第二個問題著重討論了中心工作與部門工作的關係問題，要一馬當先，萬馬奔騰，反對百廢俱興，齊頭並進！
這次會議有兩大缺點：
（1）是沒有著重糾正已經露了苗頭的浮誇和弄虛作假，反而助長了浮誇風、命令風（提出了五年建成社會主義新湖北的規劃草案）。
（2）沒有著重討論把政治掛帥落實的問題，忽視了黨的經常的政治思想工作，一攬子會議代替了黨的會議。這兩個缺點錯談都對以後的工作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1959年到1960年，這兩年繼續大辦水利和大辦工業交通，（丹江水庫和漢丹鐵路，漳河水庫，四湖排灌，沿江排灌閘等許多大工程，都在繼續建設之中）有巨大成績。
但仍然戰線過長，恃別是1959年大旱災減產之後（當時估計減產一成到二成）大搞三治，前方吃了後方糧，
1960年春季浮腫病人增多，餓死人的現象又發生了。
請求中央調給我們×億斤糧食，安排人民生活。同時強調了反對強迫命令，反對貪汙盜竊，反對違法亂紀，采取堅決措施，製止亂打人亂抓人勞改的違法行為，用省委、省人委的名義發了“十不準”的通令。這在當時是起了積極作用的。1960年春季根據主席的指示，組織幹部學習了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經濟部分），目的是為了使我們的幹部，學會按照社會主義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法則，更好地領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這兩年我們的腦子是逐步冷靜起來的，但是指標仍然偏高。這兩年估產都比較接近實際，但征購任務大，農民的口糧留的低，而且留糧標準有平均主義的偏向，向國家出賣糧食很多的社、隊，口糧標準也不比缺糧隊高多少。因此不利於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人民公社雖然解決了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問題，但一平二調的問題與生產瞎指揮的問題，仍然沒有完全得到解決。因此1960年雖然氣候條件較好，糧食生產還是比59年增產不多，棉花、油料生產則大幅度下降了。
1960年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毛主席提出了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號召發出了指示（十二條政策規定），
接著主席又批轉了河南信陽事件的報告，指出信陽大批死人，是國民黨專政，是階級報複，要各地注意檢查小信陽事件．
王延春同誌在沔陽蹲點，開展了反對“五風”運動（共產風、命令風、浮誇風、瞎指揮風與特殊化風），向中央寫了報告，這個報告是毛主席批發的。
我們在全省城鄉都開展了反對“五風”的運動，這個運動是有積極意義的。 缺點是上邊擔擔子不夠，對基層幹部責備過多，有處分不當的現象（1961年的經濟工作會議上。 我講了層層擔擔子，層層放包袱的問題）。
1961年元月中央工作會議，根據主席的提議，對“一平二調”實行退賠政策，這樣才徹底糾正了人民公社化以來的“共產風”。
這裏說一下1959年的廬山會議。中央召開的廬山會議（1959年7、8月）反對彭、黃、張、周反黨集團是完全正確的。本來主席是繼3月鄭州會議，5月上海會議之後，繼續糾正我們實際工作中的一些“左”的偏向的，因彭德懷向黨進攻，就擾亂了原來的部署。我們省委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傷害了李衍授等一些好同誌，並且助長了實際工作中某些“左”傾蠻幹的傾向。並且壓抑了黨內的民主空氣。
總之，1958年到1960年這三年大躍進的成績是主要的，但是我們也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表現為“五風”）， 犯這些錯誤的原因，一方麵由於我們缺乏經驗，而又缺乏調查研究，犯了官僚主義、主觀主義， 另一方麵還由於我們對於毛主席的指示沒有全麵的眞正的理解，我們沒有把革命熱情與實事求是正確的結合起來。
1959年我在天安門的一次講話中，提出了“大改大增產，小改小增產，不改不增產”的口號，1960年在總結經驗教訓的時候，又加了一句，“亂改就減產”這就比較完整了。我多次講過農業技術改革，要因地製宜，量力而為，也講過既要鼓足幹勁又要量力而為，都是針對“瞎指揮”、“命令風”的偏向講的，是為了使我們的同誌既要有革命熱情又要有求實精神。這也是毛主席一再教導我們的。
至於1958年許多基層單位，甚至一些縣、區幹部有意弄虛作假，也不可過分責備他們。
毛主席在1959年寫給生產小隊和公社社員的一封信中就指出這是因為上邊“一吹、二壓、三許願造成的。”
“主席還教導我們。“務虛名而受實禍”，“要留有餘地”，這些話都是在碰了釘子，吃了苦頭之後，我們才懂得的。
現在說一下1961年和1962年的問題。
1961年1月毛主席親自主持的中央會議，除了決定用退賠政策，徹底糾正共產風之外，並於三月在廣州召開會議，親自主持製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條”，並在同年夏季支持我們關於實行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意見，秋季中央發了指示，規定生產小隊為核算單位三十年不變。以便安定人心，充分調動社員群眾的集體生產積極性。
此外，還決定壓縮城市人口，進口糧食，減少統購任務，實行“三定”，恢複自留地和集市貿易，這一係列的措施，徹底糾正了我們實際工作中的“左”的偏向，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這在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克服暫時困難（蘇修片麵撕毀合同，撤退專家，加重了我們當時的困難，但也促進了我們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發奮圖強，壞事變成好事）。
迅速恢複發展農業生產上有著極為重大的意義．事實證明毛主席所提出的，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以後對於工業交通戰線則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實踐證明也是完全正確的。
我們在壓縮城鎮人口，以及一些工廠暫時下馬停辦，把已經轉為國營的手工業合作社，以及小商販重新轉為集體所有製，或代購代銷店等方麵可能有一些缺點錯誤，但方針政策是正確的。
去年九月中央的指示仍然決定不準任意把集體所有製改為全民所有製，不準把自負盈虧的代購代銷店轉為國營商業人員。
這方麵的問題不多說，如果不把過多的吃商品糧的人口減下去（全國減少兩千萬，我們減少了七十萬），就不可能減少統購任務。 農民吃不飽飯，農業生產就不可能有這樣快的恢複和發展，否認這一點是不正確的。
下麵主要淡一下農村人民公社的問題。
應當說，我們是按照人民公社六十條進行工作的，不然我們就不可能在大旱災的一九六一年之後，在一九六二年就取得了較好的收成。
一九六二年夏季是空前大豐收，國家收購了××億斤商品糧，秋季因旱災影響，但仍然比一九六〇年增產，事後可以從豬的發展上得到證明，一九六二年的糧食產量已經接近一九五七年的水平，不然一九六三年的棉花產量也不可能一下增加××多萬擔，達到一九五七年的總產量。有人說，我們是搞“三自一包“，搞資本主義複辟的，這是絕對不符合事實的。請看下列事實：
（一）自留地和開荒地，我們完全是按照“六十條”執行的。省委規定，每人自留地半分到一分，每戶最多不得超過半畝，有些人多地少的地區，自留地還平均每人不到半分。至於有的地方自留地和開荒地搞多了，那是執行政策上的偏向，把山下放到戶，省委也沒有規定過。對自留山和自留林，有過具體規定。
（二）集市貿易（即所謂自由市場）我們也完全是按照中央規定執行的，糧食都是在收購任務完成之後才允許到市場進行買賣的，而且管理較嚴，不準私人長途販運。我們還規定，機關、幹部不準到自由市場出售任何東西，幹部私人不準養豬，對於投機倒把分子我們采取了打擊的措施（有亂沒收亂罰款的偏向）。
（三）對於包產到戶，我們是堅決反對的（一九五七年，我們就反對過這種主張），梅白在荊門搞的包工到戶（實即分田到戶或包產到戶），我也是批評過的。明確指出隻能把田間管理的部分農活（不準超過全部農活的30%），實行分組或分戶管理，許多人（呂乃強、張昕若）都是清楚的。一九六二年五月我和陶鑄同誌到廣西隆利縣了解分田單幹和包產到戶的情況，寫了一個座談記要，也是反對單幹的，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北戴河會議開始時即批發了這個報告，說是馬克思主義的。對於廣東的分戶管理，聯係產量的辦法，我們也沒有讚成，因為湖北是集體收集體打，無法單獨計算產量。
（四）關於口糧分配辦法，我們是主張基本口糧、工分糧 加 照顧 三結合的辦法。孝戚實行按工分分糧的辦法，是經過我們一再批評糾正過來的。我主張基本口糧和工分糧各占一半，基本口糧過多又是一種平均主義傾向。
（五）關於抓生活的問題。 在一九六一年那樣困難的條件下，不強調抓生活會大批餓死人，當時強調抓好生活，是力爭不餓死人和少餓死人的問題。
幾年來，到年終分配時，我們都強調要抓好分配工作，強調在增加生產的條件下，使社員生活逐年有所改善，強調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關係，這都是按照毛主席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所講的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指示進行的。把這些工作說成是“物質刺激”，是不正確的。
（六）孝感一部分地區因旱災特大，水稻插不上，雜糧種了幾次幹死幾次，在這種情況下，地委提出允許社員每戶借地半畝，種紅薯或雜糧，冬播時退還集體，我當時同意了這個意見。還有機關幹部利用房前屋後空地種些東西也是省委決定過的。我們當時強調了發揚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精神，戰勝困難，戰勝災荒。並向幹部和群眾說明國家的困難，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中央大批調糧救災上。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度， 中央決定給湖北調進×億斤糧食，實際上隻調進了×億多斤，我們就勝利地渡過了這個大災年。
六一年春季之後，餓死人的事情就基本上沒有了。
一九六二年夏季糧食生產獲得空前豐收，我們從一九五九年因大旱和工作中的錯誤所造成的連續三年多的困難局麵就從基本上改變過來了。
（七）一九六二年春季我們曾經受過劉少奇、鄧小平、陳雲等的影響，對困難看得過分嚴重了一些。我們原來預計經過三年的努力，農業生產可以恢複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有一度曾經估計時間可能要長一點，可能要五年，這個時間不長，看到夏季豐收已成定局，我們就又恢複了原來的預計，在中南局的會議上正式決定，廣東、湖北三年恢複，湖南，廣西四年，河南五年恢複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強調鼓足幹勁，戰勝困難。實踐證明在毛主席親自主持下所規定的一係列的正確政策。充分動員起社員群眾發展農業集體生產的積極性，在一九六三年我省的農業生產（包括糧食、棉花）就大幅度增產，恢複到了一九五七年的水平。這是出乎我們預料的。
（八）這兩年我們除了繼續修建那些大型水利工程，搞成龍配套之外，還在武漢周圍的農村發展了電力排灌站，這兩年每年增加水利灌溉麵積××萬畝左右，到一九六三年，我省旱撈保收的麵積（特大水災在外）已經達到了××××萬畝左右。為實現大麵積的穩產高產打下了基礎。
（九）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我們大部分精力放在貫徹執行人民公社的各項政策方麵，對於防止右傾，抓階級鬥爭放鬆了，這是我們的一大錯誤，也是一大教訓。特別是一九六二年春季，我們根據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的精神，學習毛主席關於民主集中製的報告，以及毛主席關於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論述，總結我們幾年來的經驗教訓（時間搞長了）。沒有抓緊備戰，粉碎美蔣匪幫竄犯大陸的政治任務，向敵人開展強大的政治擊勢，使農村的地富反壞右乘機猖狂活動，對幹部軟硬兼施，威脅利誘，進行造謠恐嚇，收買利用，投機倒把，貪汙盜竊之風也盛行一時，“單幹風”的影響也在暗中流行，對於這些嚴重問題我們當時沒有發覺，直到十中會議，毛主席提出形勢、矛盾和階級鬥爭之後，在冬季普遍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時候才發現的。當傳達毛主席在十中全會上的講話時，我們省委、地委許多同誌都說，湖北沒有“單幹風”，其實不然，雖然省委是抵抗和反對單幹的，但作為右傾機會主義（或者修正主義）的一種思潮，作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之間的鬥爭在黨內的反映來說，湖北是不能例外的，但是認為湖北特別嚴重也不對。
（十）一九六一年我們開三級幹部會討論如何執行人民公社六十條的時候，主席在武昌，看了我們會議的簡報，給了我們不少寶貴的指示。接著又把我和王延春同誌帶到湖南，參加湖南的三級幹部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我講了三個堅持：即堅持社會主義、堅持階級路線、堅持技術改革，事後向主席寫了書麵報告。夏季我們開地委書記會議，討論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時候，主席也在武昌，讚同我們的主張，並接見地委書記作了指示。一九六二年五月主席指定中南局在武昌開會，因此在不少重大問題上，我們都得了主席的直接指示。一九五八年主席在九月分視察了武鋼（第一座高爐出鐵）、重型、武大、鐵山、大冶鋼廠，並囑咐我們要關心群眾生活。總之，多年來，特別是一九五六年以來，主席每年到武漢來一兩次或者兩三次，對於我們及時給予直接指示，這是我們取得成績的一個特別重要的有利因素。
四、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是一個新的起點。毛主席在這次會議上，批判了右傾機會主義思潮（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主席關於形勢矛盾和階級鬥爭的講話，把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開始了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及共在黨內的代理人的猖狂進攻的大反擊。這就是在城鄉開展了社會主義的四清運動，和去年五月以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
我省從六二年冬季起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三月分我們開三級幹部會議，傳達主席提倡的湖南和河北抓階級鬥爭的經驗，要求繼續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到會同誌大部分思想不通，以為已經搞得“差不多”了，提出“缺啥補啥”的意見。我們當時要求地、縣委第一書記都帶工作組下去蹲點，了解情況，下次會議再做決定。等到毛主席親自主持的五月會議，發出了第一個十條之後，大家才統一了分期分批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認識，並作了部署。從一九六二年冬季開始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到一九六六年夏季，將近四年的時間，正如中央所提出的：“四清運動有偉大的成績”。我省不論城鄉都是有偉大成績的，特別是從一九六五年起開展了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1966年又推向一個新高潮。社會主義的四清運動和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使廣大工農群眾和廣大幹部的社會主義覺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人們的精神麵貌有了很大的改變。為革命種田的口號鼓舞著廣大社員群眾。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我們召開了兩次貧下中農代表大會。“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以階級鬥爭為鋼，三大革命一齊抓，放手發動群眾，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兩個口號在鼓舞著人們前進！一九六三到一九六六年四年的農業豐收，再一次證明了“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革命是曆史的火車頭”這個普遍眞理。再一次證實了毛主席教導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的英明正確。這幾年的“四清運動”，我們基本上是根據毛主席親自主持製定的“第一個十條”和“二十三條”進行的。當然不可否認我們也受過形“左”實右路線的影響，或者說曾經一度執行了形“左”實右路線，但是很快就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糾正過來了。這裏簡單的說明幾個問題。
⑴ 在一九六四年上半年以前，我們受過第二個十條的右傾錯誤的影響，著重打擊了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對於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蛻化變質分子打的不狠，對於四不清幹部的多吃多占貪汙盜竊的退賠，也比較馬虎。
⑵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我們執行了劉少奇提出的形“左“實右路線，但時間不長，我們對幹部的處理是按照二十三條的規定進行的，著重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基本上糾正了打擊麵過寬的錯誤。
⑶ 我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分關於農村“四清”運動的講話，是不是代表形“左”實右路線，還可以研究。我在這個講話中把單位和幹部分為四類，對於三類幹部實行以鬥爭求團結的政策，講了團結95%以上幹部的問題。講了發動組織鬥爭、鬥爭發動組織的問題，反對靜止地搞紮根串連。
⑷ 金星大隊的四清運動和高產試驗、機械化試點，其中錯誤是不少的，但我認為成績還是主要的。救濟款、貸款、扶助窮隊的錢用多了，是有一些“恩賜觀點”，不能說是“物質刺激”或“經濟主義”。六五、六六兩年金星大隊對國家的貢獻也是不小的。金星大隊的成績主要是靠四清運動發動起來的廣大貧下中農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如果沒有這種積極性，再多的“物質刺激”生產也是搞不好的。65—66兩年金星大隊社員群眾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運動，是逐步發展，到66年春季進入了一個新的高潮，金星大隊65年的奮鬥目標是“三年趕十月”（浠水十月大隊）。後來在報道中有誇大事實的地方，特別是提出“金星的道路”是錯誤的。有的我知道，有的不知道。我叫高開元注意不要過多報道金星，報道要經過我審查，但仍然過多，這裏表現出我個人的風頭主義傾向，在金星蹲點時我沒有認眞實行“三同”，這是不對的，但也不象有些材料中說的那樣特殊化。金星大隊的工作，省直機關有許多幹部參加，大家可以重新進行總結，看能不能說是形“左”實右和修正主義的典型？
⑸ 65年傳達二十三條的會議，一開始我們就著重檢查了那些“左”的傾向，在會議進行中發現了有否定四清成績，甚至否認四清的必要性的右傾思想，我們提出了反對“三氣”，強調“二十三條”是革命的“二十三條”，有什麽偏向糾正什麽偏向，但在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主要的危險是右傾。我在會議的總結，還有文件可查。我認為強調“放手發動群眾，徹底革命”，批判當時確實出現了右傾思想是正確的。（北京以彭眞為代表就是反對二十三條，反對四清運動的，以貫徹二十三條為名，實際取消四清運動，搞反攻倒算。）
1963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前這幾年，許多革命同誌都是親身經曆過的，不必多說了。
由於手上沒有帶資料，單憑回憶，有些數字，有些事實可能不準，以後再核對改正。
以上就是我在湖北省十七年的工作概況。我認為我們學習毛主席著作是學得不好的，毛澤東思想的紅旗是舉得不高的。因此在工作中常常犯“左”右搖擺的錯誤，但是我們在主觀上是忠於毛主席的，對毛主席在曆次會議上的講話，都是原原本本傳達了的，並且一再組織幹部學習過的。實踐證明我們對主席思想的眞正理解，要有一個實踐到認識的過程。不經過實踐不能眞正領會主席指示的精神實質。但是十七年來，我們是基本上執行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我在上次寫的對湖北省委的基本估計，從我這次敘述的具體事實中可以得到證明。不能因為我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執行了劉、鄧提出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於過去十七年的成績一筆抹煞。至於我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以犯路線錯誤的原因和教訓，我已經寫過一個比較詳細的檢討，也不是和我們過去工作中的錯誤完全沒有聯係，如機械搬用五七年反右和城鄉四清運動的經驗，如當官做老爺、特殊化、傲驕自滿、自以為是等等，以後還要再挖思想，再寫檢查交待。
檢查、交待、申辯之三，就寫到這裏。目的是說明湖北省委和我個人不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雖然犯了十分嚴重的錯誤，但不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錯誤之處，望同誌們批評指正。
三月六日至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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