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滴答-----大饑荒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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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滴答-----大饑荒編年

曆史序幕--------------------------------------------------------------------------------

糧油統購統銷的出台和實施
１９５２年下半年至１９５３年秋，國家直接掌握的糧油日趨緊張。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糧食會議，陳雲作《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的講話。１６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銷售的決議》。
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同意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目前食油的產銷情況和處理辦法的報告》，作出《關於在全國計劃收購油料的決定》。
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２３日，政務院正式頒布《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銷售的命令》和《糧食市場管理暫行辦法》。延續千年的糧食市場流通被廢止。
１９５５年３月３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迅速布置糧食購銷工作安定農民生產情緒的緊急指示》，強調對糧食必須采取“定產、定購、定銷”的措施。
１９５５年４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加緊整頓糧食統銷工作的指示》，並派出幾十萬幹部到各地城鄉整頓統銷工作。
１９５５年８月，國務院發布《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正式實行“定產、定購、定銷”的“三定”政策；發布《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規定對非農業人口一律實行居民口糧分等定量供應，工商業用糧實行按戶定量供應，牲畜飼料用糧食實行分類定量供應。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國務院發布《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糧食統購統銷的規定》
１９５７年８月，國務院發布《關於由國家計劃收購（統購）和統一收購得農產品和其他物資不準進入自由市場的規定》。

農村合作化
１９５３年春，發布《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要求各地有領導地大量發展勞動互助組，在有基礎的地區，有重點地發展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會作社。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實行糧油統購統銷的同時，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發展農牧生產合作社的決議》，要求有準備分步驟地實現合作化，由臨時互助組發展到常年互助組，再到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最後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即集體農莊）。
１９５５年春，全國初級社迅速發展到六十七萬個，中央決定對農業生產合作社進行一次以“停、縮、發”為方針的整頓，全力鞏固既有合作社。
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１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嚴厲批評鄧子依和中央農村工作部“右傾”．譏之為“小腳女人”．主張加快發展，將農業生產合作社翻一番。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毛澤東主持選好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出版。他為這本書寫了序言和一百零四條按語，進一步擴大了“反右傾保守”的範圍，對合作化和其他許多方麵工作中的“右項機會主義”，給予更尖銳的批評。
１９５６年，合作化在幾個月內驟然完成。年底，96.3％的農戶加入了合作社，87.8％的農戶參加了高級社。原來預計十八年完成的農業合作化，七年就完成了。
１９５７年冬，農村在進行了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兩條道路和加快提前實現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大辯論後，在興修農田水利建設的群眾運動中，出現了小社並大社的情況。

１９５８年：瘋狂躍進--------------------------------------------------------------------------------
１９５８年３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提出了合並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意見。
１９５８年４月８日，中共中央提出：把小型農業合作社有計劃地適當地合並為大型合作社是必要的。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曾設想鄉社合一，將來就是共產主義雛形，工農商學兵什麽都管。在未經過黨中央討論的情況下，陳伯達就在７月１日出版的《紅旗》第三期上發表了《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一文，最早宣稱中國已經找到了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道路。當日，陳伯達又在北京大學慶祝中共成立３７周年大會上發表了題為《在毛澤東的旗幟下》的講演，透露了毛澤東構想的公社思想。
１９５８年８月上旬，毛澤東到河北、河南、山東等地視察後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
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７日至３０日，中共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作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認為“人民公社是形勢發展的必然趨勢”，“在目前形勢下，建立農林牧副漁全麵發展、工農商學兵相互結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導農民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提前建成社會主義並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采取的基本方針。”“人民公社建成以後，不要忙於改集體私有製為全民私有製,分配製度還是按勞分配。”,但其中的左傾錯誤是“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麽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處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０日至２９日，毛澤東視察湖北、安徽、江蘇、上海等地。在安徽視察時，他聽說該省舒茶人民公社實行了吃飯不要錢時說，既然一個社能辦到，其他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認為應該提倡。
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９日，毛澤東對新華社記者發表了談話，提出工業建設方麵要搞群眾運動。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人民日報》社會要求：文教衛生事業也要大躍進。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人民日報》發表《辦好公共食堂》的社論。公共食堂作為人民公社化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各地城鄉紛紛成立公共食堂。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毛澤東首先發現了一些問題，開始認識到應對原生產指標進行調整。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日至１０日，在鄭州召開有中央和地方的部分領導人參加的工作會議，即鄭州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做了５次講話，批評了急於向全民私有製過渡合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錯誤傾向，第一次使用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針對張春橋關於取消資產階級法權、實行供給製的主張，指出一些資產階級法權必須破除，如等級森嚴、脫離群眾、不平等待人、靠權力合資格吃飯等，但有一部分應該保留，如保留適當的工資製合一些必要的差別，堅持按勞分配的原則等。明確批判了有些人打著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旗號，公開否定按勞分配原則的思想，但沒有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１日至２７日，在武昌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武昌會議，毛澤東認為鋼產量指標過高，過渡時間應該放長等，並強調：“要反對浮誇，不要爭虛榮，如掃除文盲，半年一年掃光，誰會相信？”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８日至１２月１０日，在武昌召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指出從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要經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需要經過更長得多的時間，降低了１９５９年的各項生產指標，但１９５９年指標相對當時情況來看，仍然偏高。由於５８年下半年“大躍進”造成的影響，以及沒有否定“大躍進”行為，５９年問題不斷暴露，城市糧食緊張，農村還發生了浮腫、逃荒、甚至餓死人等嚴重現象。

１９５９年：欲罷不能--------------------------------------------------------------------------------
１９５８年底至１９５９年１月，各地普遍開展了整頓人民公社的工作。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製過渡、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勢頭是刹住了。但公社內部的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傾向仍然存在，加上為了完成由高估產而來的高征購任務，又不適出地進行了反對生產隊本位主義和瞞產私分的鬥爭，因此，黨和政府同農民的關係仍然緊張。
１９５９年２～３月間，在鄭州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毛澤東作了重要講話，著重指出；人民公社的主要問題是公社所有製問題。取消生產隊所有製，實行完全的公社所有製，“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農民的報大恐慌。這是我們當前同農民關係緊張的根本原因所在。他提出十四句話，作為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即：“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經過熱烈討論，會議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和方針，製定了《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製的若幹規定（草案）》。
１９５９年３、４月間，召開中央政治局上海會議，會上製定了《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這個文件和第二次鄭州會議文件，都規定生產隊（有的地方叫生產大隊，大體相當原高級社的範圍）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生產隊的所有製目前還是公社的主要基礎。後一個文件進一步規定生產隊下麵的生產小隊（有的地方叫生產隊，大體相當原來的初級社），作為包產單位，也應當有部分的所有製和管理權限；並且決定將第二次鄭州會議關於公社化過程中平調財物的舊帳一般不算的規定，改為舊帳一般要算：凡是縣社調用生產隊的勞力、資財，或者社隊調用社員的私人財物，都要進行清理，如數歸還，或者折價補償。
１９５９年４月初在上海舉行八屆七中全會，肯定中央政治局關於人民公社的規定，討論１９５９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全會通過的１９５９年計劃，除對基本建設投資又作調整外，其他高指標大都未變。
１９５９年４月１８日至２５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批準了中共八屆七中全會確定的１９５９年度國民經濟計劃，將這些高指標正式公布。
１９５９年進入第二季度，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嚴重後果進一步暴露。農業方麵，當年夏季作物播種麵積比上年減少２０％（這與１９５８年對糧食產量估計過高因而一度提出“少種高產多收”的口號有關）。夏收糧食、油料大幅度減產。蔬菜、肉類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業方麵，鋼鐵生產上不去。由於“以鋼為綱”，其他工業部門特別是輕工業被擠占，人民日用品生產下降，許多商品庫存減少，到處供應緊張。
１９５９年５月中旬，陳雲向中央政治局建議；１９５９年的鋼產量應降為１３００萬噸，獲得批準。５、６月間中央陸續發出一係列緊急指示，農村恢複自留地．允許祉員們養家蓋家禽，鼓勵社員充分利用屋旁、路旁的零星閑散土地種莊稼和樹木，不征公糧，不歸公有。
１９５９年７月２日至８月１日，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此即廬山會議第一階段。毛澤東給會議定下調子：總的形勢是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前提下，認真總結經驗教訓，進一步統一認識，動員全黨完成１９５９年的大躍進任務。會議討論中，有許多人從不同角度強調大躍進以來問題的嚴重性，認為前一段糾“左”雖有成績，還很不夠。要求進一步深入進行。而另外不少人則對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護短．不願意多講缺點、多聽批評，甚至認為糾“左”已經過了頭，使幹部群眾泄了氣，出現了右的傾向。
１９５９年７月１４日，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著重指出大躍進以來的一些嚴重問題及其原因。他認為；“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麵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麵的緊張”。這種矛盾就其性質來看，“是具有政治性的”。我們犯錯誤的原因客觀上是由於缺乏建設的經驗，主觀上是由於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上存在不少問題。一是浮誇風和片麵性， “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
１９５９年７月１６日，毛澤東指示將彭德懷的信印發給與會全體同誌，在政治局常委幾個同誌中提出要“評論這封信的性質”。小組討論中，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總參謀長黃克誠、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等發言，明確支持彭德林信中的基本觀點。張聞天還對大躍進以來發生的嚴重問題從理論上作了係統的分析，強調應該多從“思想觀點、方法、作風上去探討”缺點錯誤產生的原因。他還提到勝利容易使人頭腦發熱，驕傲自滿，聽不進不同意見。所以，發展黨內民主作風很重要，領導上要造成一種環境，使得下麵敢於提意見。
１９５９年７月２３日，毛澤東召開大會發表講話，說：現在是黨內外夾攻我們，有黨外的右派，也有黨內那麽一批人，把我們講得一塌糊塗，他們把自己也他到右派邊緣了。他認為彭德懷等人不能正確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重複了反冒進的錯誤，是在帝國主義的壓力下表現了資產歐級動搖性。此後，會議的主題由糾“左”一變而為反右。矛頭集中指向彭、黃、張、周，指控彭“居心不良”，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彭、黃、張、周則是結成了所謂“軍事俱樂部”，形成一邊倒的圍攻局麵。
１９５９年８月２日至１６日，根據毛澤東的建議，在廬山舉行了八屆八中全會。大會小會展開了對彭、黃、張、周的鬥爭，聯係彭、張曆史上的是非， “新帳老帳一起算”。彭德懷被指責為“偽君子”、“陰謀家”、“野心家”，以及“資產階級民主派”，“民主革命的同路人、社會主義革命的反對派”， “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等等，還指控彭“裏通外國”，組織“軍事俱樂歌， “要分裂黨”，“逼毛主席下台”。最後，會議通過《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等文件，認定彭、黃、張、周組成“反黨集團”，犯了“具有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右傾機會主義役線的錯誤”．決定把他們調離國防部、外交部和省委第一書記等工作崗位，同時保留他們在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中原來的職務，“以觀後效”。決議正式肯定“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保衛總路線，擊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已經成為黨的當前的主要戰鬥任務”。
１９５９年８月中至年底，反右傾決議逐步傳達到全黨，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反右傾鬥爭。一大批幹部、黨員遭到批判，糾“左’進程被徹底打斷。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許多已被指出、有待糾正的錯誤，重新變本加厲地發展起來，三年、五年、八年實現農村人民公社由基本隊有製過渡到基本社有製的設想重被提出。為促進這種過渡，用平調生產隊的勞力和財物“大辦”各種社有經濟的提法又在盛行。農村公共食堂，作為有助於 “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大事，要求全國大辦，不要例外。城市人民麽社也在許多中小城幣掛起了牌子。總之，以高指標、浮誇風、“共產”風和瞎指揮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再度泛濫，並且持續更長的時間。
１９５９年的糧食產量僅為３４００億斤，比１９５８年實際產量４０００億斤減少６００億斤，而當時卻被估計為５４００億斤，認為比廬山會議公布的“經過核實”（其實還有浮誇）的１９５８年產量５０００億斤增加８％。由於估產偏高，當年征購糧食反比上年增加１７３億斤，達到１３４８億斤，超過實際產量的１／３。高估產高征購，許多地方刮走了農民的口糧和種子糧，成為１９６０年農村大麵積餓死人的禍因。

１９６０年：惡夢驚醒--------------------------------------------------------------------------------
１月７日至１７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從基本隊有製過渡到基本社有製的設想。
２月２６日至３月６日，中共中央先後兩次就轉發貴州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的報告》作出批示，要求“全國仿行，不要例外”。３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再次發出毛澤東親筆擬就的《關於加強公共食堂領導的批示》，要求各地“對這個極端重要的公共食堂問題，在今年一年內，認真大抓兩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學貴州河南等省那樣作出科學的總結，普遍推行。”
３月３０日至４月１０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京舉行，通過並公布了《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和《為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奮鬥的決議》。《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一定要繼續躍進　一定能繼續躍進》。
４、５月間，信陽事件曝光。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人員衝破地方政府層層封鎖，作了初步調查，僅查有實據的死人數目就達７０多萬。中共中央聽到情況匯報，極為震驚，周恩來親自點將組成工作組信陽地區調查。後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周恩來的安排，調撥大批糧食到信陽以解燃眉之急，同時指示從河南省直單位抽掉了一批幹部到信陽工作，幫助當地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和整社整風運動。（參見喬培華周恩來與信陽事件以及毛澤東關於信陽事件若幹批語）
新年一開始，糧食調運即出現困難。４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批轉國務院財貿辦公室《關於緊急調運糧食的幾項措施的報告》。５至６月，各省的糧食調出數，隻完成計劃的一半。糧食銷售量有增無減。北京、天津、上海等主要城市相繼告急。５月２８日，中央發出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６月６日，再次發出關於為京、津、滬和遼寧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
６月１８日，毛澤東在上海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寫下《十年總結》，開始反省過去的政策錯誤。
７月６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量生產小球藻》。
７月５日至８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工作會議，研究了國內經濟調整問題，會議通過《關於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北京中止敞開售糧，發放糧票，實行限額供應。
７月１６日，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單方麵決定召回專家，並撕毀專家合同書，廢除科學技術合作項目。
８月１０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全黨大搞對外貿易收購和出口運動的緊急指示》。
８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再次發出《關於確保完成糧食調運計劃的指示》。
９月７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標準的指示》。
１１月３日，黨中央發出周恩來主持製定的《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農業十二條》)。
１１月９日，《中共中央轉發齊燕銘關於對在京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特需供應的報告的指示》，規定了高級領導幹部的特供標準。
１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立即開展大規模采集和製造代食品運動的緊急指示》。
１１月１５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估計，全國三分之一的地區形勢大不好，“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
１１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財貿書記會議「關於堅決做好秋冬糧食工作的論紀要」》
１１月１７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立即抓緊糧食調運的通知》。
１９６０年，糧食產量進一步降為２８７０億斤，滑落到１９５１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１９５１年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國時水平。輕工業生產急劇下降。黨和人民麵臨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困難。許多地區因食物營養不足而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省份農村人口死亡大量增加，官方統計全國人
口驟減達千萬以上。

１９６１年：收拾殘局--------------------------------------------------------------------------------
１９６１年１月，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毛澤東在全會以及為準備這次全會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多次發表講話，反省廬山會議以來的問題，要求全黨恢複實事求足、調查研究的作風。他說，我們黨是有實事求是的傳統的。最近幾年，調查拋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這個人就是官做大了，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現在就做得很少了。請同誌們回去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他還說，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能那麽急，可能要搞半個世紀。今後搞幾年漫騰騰，指標不要那麽高．不要務虛名而招實禍。 (有關講話見毛澤東《廬山會議反右這股風割斷了反“左”》)
同月，中央發出《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周，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附有散失多年、不久前重新發現的毛澤東１９３０年寫的《關於調查工作》（後來公開發表時改題為《反對本本主義》）一文，要求縣以上各級領導機關聯係實際深入學習。信中指出：最近幾年工作中缺點錯誤之所以發生，根本上是由於許多領導人員放鬆了調查研究工作。“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調查沒有發言權，必須成為全黨幹部的思想和行動的裏要準則。”“在調查的時候，不要怕聽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見，更不要怕實際檢驗推翻了已經作出的判斷和決定、”
１９６１年３月，毛澤東在廣州主持起草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經廣大幹部和群眾叵複討論和試點，做了幾次重大修改。先是在６月發出試行的修正草案中取消廠農民普遍反對的部分供給製和公共食堂。９月毛澤東又根據幾個省的意見，提出將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相當於原來初級社規模的生產隊（有的地方叫生產小隊，以後一律改稱生產隊，原來的相當於高級社規模的生產隊改稱生產大隊）。毛澤東在給中央的信中說：在原來的體製下，生產權在小隊，分配權卻在大隊，這個嚴重矛盾仍然束縛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過去過了六年之久的糊塗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紅杜成立時起），第七年應該醒過來了吧。”

尾聲--------------------------------------------------------------------------------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至２月７日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召開。劉少奇在會上代表黨中央初步總結了１９５８年以來黨在經濟建設上的缺點和錯誤，修正了關於錯誤和成績是一個指頭同九個指頭的關係的提法，認為缺點和錯誤至少是三個指頭，“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他說：“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劉少奇號召全黨“實事求是”、“傾箱倒篋”地找出“曾經有過的和還存在的”缺點和錯誤，從中總結深刻的經驗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