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是“三年自然災害”麽 (圖)

“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是“三年自然災害”麽

金輝

　　“三年自然災害”如今已經成為現代漢語中的一個習慣詞組。無論過來人還是沒有經曆過的人，提到1959─1961年的那場災難，都會首先想到或說起“自然災害”。從當年的傳媒報道、黨政文件到後來的各種說法，無一例外地都證明著和重複著這一“無可懷疑”的事實。

　　“三年自然災害”似乎已經成了曆史的定論。

　　在這裏，筆者卻想對這個無人懷疑的神話問上一問：那三年果真是“自然災害”麽？

　　若問那三年有自然災害嗎？當然有的。中國地闊天長，不可能每一寸土地每年都風調雨順。若再問自然災害嚴重嗎？答案大概是否定的。遠的不說，單看近40多年，其間大規模的最嚴重的洪水、幹旱、颶風、海嘯、地震、霜、凍、雹、蝗災等自然災害，那三年能獨占哪一項呢？可以說一項也沒有。有的隻是“三年自然災害”這麽一個籠統的習慣說法。

　　80年代初，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自然災害受災和成災麵積”表，似乎為“三年自然災害”這一說法提供了具體而權威的證據。

　　說明一下表4對年份的選擇。除了1959-1961年這三年外，還摘錄了其前和其後的各三年，即1956-1958年、1962-1964年，同時又選了氣象界和減災界公認的三個大災年，即長江流域大水的1954年、全國大旱的1965年和1972年。

　　從表4看，1959-1961年全國的自然災害確實是相當嚴重的，尤其是1960年和1961年，受災麵積和成災麵積都遠遠高於其他任何的正常年或是災年。然而，這還僅僅是一個方麵，更要命的是災害的後果——糧食減產。從1959-1961年，中國的糧食產量，連續三年大幅度減產。195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17000萬噸，比1958年銳減15％；1960年總產量比上年再遞減15.6％，隻有14350萬噸；1961年比1960年雖然稍有增加，也僅僅為1958年的74％。自然災害的後果如此之嚴重，糧食減產的幅度如此之大，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中國本來是個災害大國。按中國統計年鑒（1984）公布的數字計算，在1949-1983年間，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災麵積為3273萬公頃，32年的年均成災麵積為1295萬公頃。也就是說，一年中全國若有1000餘萬公頃耕地的“農作物產量比常年減產30％以上”，這還不能算是真正的“災年”，而隻是“正常”的。即使如此，中國的糧食總產量卻在頻繁的自然災害中實現了穩步增長。

　　如果除去那三年，從1949-1983年，全國的糧食總產量基本上是逐年遞增的趨勢。隻有1968、1972、1977和1980這4個年頭的產量比上年稍有減少，減產的幅度高者為4％（1968年），低者為1.3％（1977年）。上述各年的成災麵積，1972年為1718萬公頃，1977年為1516萬公頃，1980年為2232公頃（1968年的數字缺），都高於或大大高於1959年的成災麵積，或者說災情至少比1959年嚴重得多。而1980年的成災麵積，已經接近1960年的災情。但是這些年與那三年比起來，糧食的減產則是微乎其微的。

　　再看其他一些年份。若以1959-1961年的平均成災麵積為100，則1956年為68、1957年為67、1962年為74、1963年為89、1978年為97、1979年為67、1981年為83、1982年和1983年都為72。就災情講，這些年都是相當嚴重的，都超過了1959年的水平。但這些年的糧食總產量不僅沒有比上年減少，而且都增加了。在上述的9個年頭中，有6年都是創造了糧食總產量的曆史最好水平。

　　通觀新中國自然災害與糧食產量的概況，說明在大多數年份，自然災害及成災麵積並不能直接決定糧食收成的豐與歉。隻有1959-1961年這三年是個“不同尋常”的例外。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自然災害並非導致三年災難的主要因素。或者說，那三年的自然災害不足以、也不應該使糧食減產那麽多。

　　其實，從氣象概率和統計學上說，三年災難的原因不要說完全推給自然災害，就是“三分天災”，也不具備充分條件。

　　這裏有一份《全國各地曆年旱澇等級資料表》。該表是由國內一批著名的氣象水文科學家根據全國120個水文站曆年的水文氣象資料編製的，它將每一年度的旱澇狀況統一劃分為5個等級，逐年清楚地記錄下了1895-1979年間全國及各地的旱澇態勢。

　　筆者將其中一些年度的數據綜合整理為表5，選擇的年份與表4相同。其中：－2度為澇，－1度為偏澇，0度為正常或旱澇相當，1度為偏旱，2度為旱。一般而言，－2度的澇和2度的旱，為氣象水文意義上的災害氣候。

　　表中的總指數和平均指數越趨近於0，則說明全國的旱澇大勢越接近於旱澇相當或是不旱不澇的正常年景。當然這裏邊也包含了先旱後澇或先澇後旱以及南澇北旱等各種情況的相互抵銷。但是各度站的具體數字，則使這一統計更接近於真實的準確情況。

　　

　　盡管人們一直在說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是“嚴重幹旱”，可是這種說法卻得不到科學統計數據的支持。

　　表5顯示，1959-1961年期間，中國大地上風調雨順，全國的旱澇態勢相當正常。

　　1959年總指數為－9，平均指數為－0.075。其中旱的2度站為13個，它們是:長治、洛陽、鄭州、信陽、德州、臨沂、荷澤、蘇州、宜昌、漢中、安康、萬縣和昌都，偏旱的1度站為25個；2度站、1度站合計38個；澇的－2度站13個；旱、澇站合計26個，為總站數的1／5強。

　　1960年總指數為＋11，平均指數＋0.092。其中旱的2度站僅8個，即大同、臨汾、鄭州、屯溪、邵陽、百色、漢中和銅仁，偏旱的1度站為44個；2度站、1度站合計52個，說明1960年偏旱的地區較常年為多。澇的－2度站14個；旱、澇站合計22個，不到總站數的1／5。

　　1961年總指數為－1，平均指數－0.008。其中旱的2度站15個，開原、沈陽、朝陽、赤峰、南陽、信陽、濟南、安慶、鄖縣、沅陵、喀什、康定、重慶、銅仁和貴陽，偏旱的1度站29個；2度和1度站合計稍超出總站數的1／3。澇的－2度站12個；旱、澇站合計27個，不到總站數的1／4。

　　不論是從總指數、平均指數看，還是從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占的比例看，也不論是單獨看其中一年，還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

　　1961年都可以基本上說確實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認的風調雨順的1957年（總指數＋27，平均指數＋0.208）和1958年（總指數－21，平均指數－0.175）更為接近旱澇相當或不旱不澇的正常指標——0。尤其是接連三年平均指數都沒有溢出±0.1，三年總平均指數僅為＋0.003，這在1895-1979年全國各地曆年旱澇等級資料表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組來。

　　我們還可以比較真正大澇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災，總指數達－79，平均指數為－0.658，僅澇的－2度站達到41個，就超過了總站數的1／3。而1965年和1972年則是真正的大旱年，總指數分別高達＋95、＋97，平均指數分別為＋0.792和＋0.808，旱的2度站也都超過了總站數的1／3，分別是41個和42個。

　　我們再看與1959-1961年相鄰的兩個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年。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總指數、平均指數，以及旱、澇站的合計數，都要比三年災難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這三年被稱為“三年恢複時期”。盡管這三年的氣象水文條件不如1959-1961年，並且它又是在三年災難的巨大廢墟上艱難起步的，但這三年的農業還是實現了連年增產，整個國民經濟也從三年災難時期的近乎崩潰狀態得到了複蘇。

　　不論與其他任何災年或是常年比較，1959-1961年三年災難時期全國的氣候都可以說是天公作美。

　　筆者認為，《旱澇等級資料統計表》比《受災和成災麵積表》更能準確地說明本來意義上的自然災害的真實情況。實際情況是，在1959─1961年間，導致“農作物產量比常年減產30％以上”的成災麵積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自然災害，而是9000萬人去大煉鋼鐵、大辦食堂和“共產風”使人們無心收割莊稼、“大兵團作戰”和瞎指揮的窮折騰，以及農業勞動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這些人為因素直接和決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災難。它顯然不是什麽“自然災害”。在後麵的附錄中，我們將會看到安徽省鳳陽縣關於種種人為災難的原始記載，將會深切理解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神話該結束了。

　　本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中國大地上，既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嚴重自然災害，也沒有發生大的戰亂和嚴重瘟疫，而是天下太平，風調雨順。但是，一場史無前例的超級災難卻鋪天蓋地地籠罩了全中國。它的直接後果之一，就是造成了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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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上海《社會》雜誌一九九三年第四、五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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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http://140.99.17.133/wh/famine/Research/r020901b.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