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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1962年四川人口死亡研究

(2007-05-01 23:32:21) 下一個
1958-1962年四川人口死亡研究


曹樹基

  載《中國人口科學》2004年第1期

  (曹樹基,1956年生,曆史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曆史係教授)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人口普查資料及新修地方誌所載數據,對1958-1962年間四川各地人口的非正常死亡,進行估計。結果表明,五年大饑荒中,四川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940萬,占災前全省人口總數的13%.

  關鍵詞:四川人口,非正常死亡,1958-1962年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in census and newly published chorography ,theessay makes an estimate of the unnatural death toll of Sichuan during the periodof 1958-1962.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unnatural death toll of Sichuan reaches9.4million ,which accounts for 13%of the whole population of Sichuan beforethe great famine.

  Key words :the population of Sichuan,unnatural death,the period of 1958-1962

  迄今為止,有關“三年自然災害”中國人口死亡數量的研究,大多依據全國性的人口數據來進行,所得結果相差甚大,令人難以把握。筆者采取不同的分析策略,以省為單位,逐省展開相關的研究工作。通過各省人口死亡數累加,即可得到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

  在目前各家的研究中,金輝的研究方法最值得稱道。他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列算式如下: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總人口減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1]隻不過,利用全國數據進行研究,可以不考慮因行政區變動而產生的人口遷移問題,而進行分區研究,則必須討論因人口遷移所導致的人口變動。列算式如下: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總人口減少值+淨遷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

  需要說明的是,在一項全國性的研究中,筆者借用清代的“府”作為穩定不變的政區,本文作為這一大型項目的一部分,仍采用這一虛擬的政區。[2]

  四川省人口眾多,災情嚴重,人口死亡也多。就資料而言,四川省雖然是人口死亡大省,但四川省的地方誌書所記載的人口資料相當可靠,隱瞞或篡改資料的現象並不多見。隻是由於四川災情延續時間長,1958-1962年的整整五年,均可視作災年。在有些縣份,1957年的人口死亡率已經上升,1963年的人口死亡率仍未下降,本文根據曆年人口死亡率或人口增長率來確定災年。茲分府分析如下。

  1、成都府

  成都府境包括成都市、雙流、新都、華陽、新繁、金堂、彭縣、溫江、崇慶、新津、崇寧、郫縣、灌縣、簡陽、什邡和廣漢。合而計之,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隻有5.6‰,1964-1982年為21.6‰。[3]由於政區變動頻繁,無法分縣論述。從已經查閱過的新都、溫江、灌縣、廣漢、簡陽、雙流、金堂、新津、郫縣、什邡、崇慶十縣縣誌看,每縣均有規模性的人口死亡,由此推測成都府各縣的情況大體如是。鑒於成都平原的災情特別嚴重,也推測成都市不能幸免於難。

  根據新都等十縣縣誌,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17.4‰。[4]這一數據並不確切,是因為雙流、金堂、郫縣等三縣1954年人口少於1953年。此三縣鄰近成都市,小塊區域的劃出可能是造成1954年人口減少的原因。從1954年至1957年,十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19.8‰,若排除雙流、金堂、郫縣不計,其他七縣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18.9‰。由於成都市區另計,故以18.9‰作為成都府屬各縣災前人口增長速度。

  1953年,成都市人口隻有85.7萬,1964年多達158.3萬,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高達57.4‰。成都市人口高增長,既有周邊鄉村人口的移入,也有外地人口的遷進,又有政區變動所導致的人口增加。由於記載的缺失,不可能將人口的來源及數量一一辨析。茲將1953-1964年成都市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當作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加權平均,1953-1957年成都府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4.5‰。以此測算災前人口。1962-1964年,新都等十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33.5‰,1964-1982年為18.7‰,數據合理可靠。以此測算成都府災後人口。

  從1957年底至1962年底,成都府境淨減少人口61萬。依金堂、灌縣、雙流、簡陽、新津、什邡、崇慶、廣漢八縣縣誌所載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可知從1958年至1962年,八縣出生人口超過正常死亡人口約35個千分點,推及全府境內,災前人口還應增加22.2萬。成都府境五年大饑荒中共減少人口83.2萬。

  金堂、灌縣、雙流、簡陽、崇慶、新津等六縣縣誌記載有曆年人口遷入數與遷出數。五縣合計,大饑荒五年中共遷入人口46.2萬,共遷出人口53.1萬,淨遷出人口6.9萬。1964年,此六縣人口占排除成都市後全府人口的55.7%,以此比例推算,全府淨遷出人口約為12.4萬。扣除淨遷出人口,成都府境大饑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70.8萬。

  從曆年人口數據看,似乎簡陽縣人口減少得最多。1958年底,簡陽縣人口為123.3萬,1962年底僅存86萬,淨減少人口37.3萬。其實,這不是人口本身變動所致,而是由於1959年10月將龍泉驛區全部劃歸成都市管轄的結果。1959年簡陽縣人口淨減少約24萬,根據當年人口死亡率估算,其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6萬,淨遷出0.7萬,其餘17.3萬人口為龍泉驛劃出人口。大饑荒五年間,簡陽縣合計死亡人口27.4萬,其中正常死亡人口大約5.4萬,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22萬。根據曆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遷移率計算所得人口增減值與曆年人口增減值吻合,說明《簡陽縣誌》所載人口數據是真實可靠的。關於大饑荒時期簡陽縣的災情細節,請讀親身經曆大饑荒的惠文先生在簡陽的工作筆記《困難時期農村整社紀實》[5],茲不贅述。

  2、綿州

  綿州境包括德陽、羅江、綿竹、綿陽、安縣、梓潼六縣,其中羅江並入德陽,實為五縣。在查閱的四種地方誌中,各縣均經曆規模不等的人口死亡,推測全府皆陷入大饑荒。根據人口普查數據,1953-1964年,綿州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11.4‰,1964-1982年為21.2‰。人口死亡有相當大的規模。

  據德陽、綿竹、綿陽、安縣縣誌提供的曆年人口數據,1953-1957年四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8.2‰。安縣無1962年人口,德陽等三縣1962-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41.5‰。[6]三縣災後曆年人口自然增長率實為30‰-40‰之間,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高於人口自然增長率,實為人口遷入所致。安縣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高達46.4‰,是由於從1962年至1964年,安縣接受了13807名來自潼川府境中江、三台、蓬溪、射洪、遂寧等縣的移民。加權平均,四縣災後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42.4‰,以此測算災前、災後人口。

  從1957年底至1962年底,綿州境內人口淨減少11.5萬。五年間德陽、綿竹、綿陽三縣出生人口超過正常死亡人口約60個千分點[7],推及全府,災前還應增加人口11萬。綿州境內減少人口22.5萬。德陽、綿陽兩縣有相當完整的人口遷移記載,五年間兩縣共遷入人口32.1萬,遷出人口33.1萬,淨遷出人口1萬。以此推測,綿州境內淨遷出人口約為1.5萬。如此,綿州境內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21萬。

  分縣而論,根據曆年人口死亡率記載,德陽縣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4.8萬,綿竹縣為4.4萬,綿陽縣為4.3萬,三縣合計13.5萬。安縣1957年人口為30.4萬,1961年為28.1萬,淨減少人口2.3萬,非正常死亡人口達到4萬。梓潼縣人口與安縣相當,死亡人口也與安縣相當。五縣合計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21萬。

  3、龍安府

  龍安府境包括北川、平武、江油、彰明、青川五縣;1958年彰明、江油兩縣合並,變成四縣。1953-1964年龍安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14.5‰,1964-1982年為24.1‰。從1953中至1957年底,北川等四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4.4‰。[8]分縣而論,平武縣1953年人口多於1954年,是因為該縣1956年有四鄉劃入北川。從龍安府境各縣情況看,1953年除了人口普查數據外,各縣並無其他人口統計。因此,平武縣1953年以後的曆年人口,是政區調整以後的數據。江油縣的情況可能也是如此。這樣一來,北川縣1954年人口也就大大多於1953年。上述各縣的政區變動,皆在龍安府境內進行,計算時不用對境域進行調整。另外,1957年8月至1958年1月,北川縣接收了來自三台、蓬溪、遂寧、射洪等縣7655名移民。這也是導致災前龍安府境人口增長速度偏高的原因。

  1961-1964年,北川等四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隻有15.7‰,其原因在於1962年江油縣有4.4萬人口的淨遷出。1958年江油縣淨遷入人口11.5萬,1959-1962年持續外遷,四年中的淨遷出人口累計達到10.1萬。也就是說,除了死於饑荒者以外,1958年的遷入者,至1962年已經基本遷出。

  從1957年底至1961年底,龍安府境淨增加人口0.9萬。四年大饑荒中,五縣人口出生率超過正常人口死亡率約27個千分點,推及全府,災前人口還應增加2.2萬,龍安府減少人口多達1.3萬。四年中,北川縣淨遷出人口1.3萬,1958年6月茶坪鄉有5742人劃歸安縣,扣除不論,淨遷出人口實為0.7萬。江油、平武、青川三縣合計淨遷入人口6.3萬,四縣合計淨遷入人口5.6萬。如此,龍安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6.9萬。分縣而論,根據曆年人口死亡率,北川縣非正常死亡人口約0.5萬,平武縣約0.9萬,青川縣約1萬,江油縣約4.5萬,合計6.9萬。兩種分析結果是一致的。

  在龍安府境,江油縣的災情最重,死亡人口最多。《江油縣誌·大事記》稱1960年,江油縣委檢查組報告批露東安公社九區隊基層幹部違法亂紀嚴重,先後以扣飯、拆家、毒打、苦役等手段迫害社員167人,直接造成7人死亡。11月25日,縣委緊急部署在十日內,全縣將1921.5萬公斤糧食集運到鐵路、公路沿線糧站,保證城鄉供應和上調計劃的完成。1961年7月11日,356名社員誤聽謠傳,因缺糧去北川縣曲山公社挖白泥二千多斤煮食充饑,引起中毒。

  4、潼川府

  潼川府境包括鹽亭、中江、三台、遂寧、蓬溪、射洪、樂至、安嶽、潼南等九縣。潼川府境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隻有2.1‰,1964-1982年為16.3‰。在已查閱的潼南、中江、三台、安嶽、遂寧五縣縣誌中,遂寧、三台和中江三縣災前即屬人口遷出區。五縣合計,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17.2‰,1961-1964年為23.3‰。[9]以此推測潼川府境災前、災後人口。

  從1957年底至1961年底,潼川府境人口淨減少76.7萬。四年間,潼南縣出生人口超過正常死亡人口約41個千分點,三台縣超過26個千分點,中江縣僅超過7個千分點。三縣平均約為22個千分點。推及全府,災前人口還應增加15.2萬,合計全縣減少人口91.9萬。四年間潼南縣淨遷出人口為0.93萬。中江縣有曆年人口記載,卻無人口遷移記載。根據曆年出生人口、死亡人口與曆年年末人口數,估計四年間淨遷出人口約為2.5萬。以同樣方法估算,同期三台縣淨遷出人口約為1.9萬,三縣合計淨遷出人口為5.3萬。以三縣占全府人口比例推測,全府淨遷出人口約為14萬。如此,潼川府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77.9萬。依各縣曆年人口死亡率分析,潼南縣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4萬,中江縣約為6萬,三台縣約為10萬,三縣合計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20萬。其他縣記載有缺,無法知悉詳情。

  5、眉州

  眉州境轄四縣:眉山、彭山、青神、丹棱。1953-1964年四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隻有0.9‰,1964-1982年為23.6‰。人口損失的規模相當大。眉山縣1957年人口較1956年減少0.8萬人口,而是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為21.95‰,出生人口多於死亡人口約1萬人。如果1957年數據為真,則意味著是年有1.8萬人口外遷。是年該縣無人口外遷及區劃變更的記載,姑且存疑。

  從1953年至1956年,丹棱、眉山、彭山三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0.1‰,1961-1964年為34.9‰。[10]以此計算,從1957年底至1961年底,眉州境內人口淨減少14.2萬。《眉山縣誌》關於1958年和1959年的人口出生率計算錯誤,四年中實際出生人口超過正常死亡人口約42個千分點,彭山縣隻超過8個千分點,合計超過32個千分點,推及全府,災前人口還應增加2.7萬,眉州境內共減少人口16.9萬。三部縣誌均未記載人口遷移情況,根據眉山縣所載曆年人口數和人口自然增減數,可知該地未有規模性的人口外遷,隻在彭山縣有1.2萬淨遷出人口,設州境內的淨遷出人口為2萬人,眉州境內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15萬。

  6、資州

  資州境包括內江市和內江、資中、資陽、井研、仁壽等五縣;資州境內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隻有-5.2‰,1964-1982年為21.8‰。1964年人口少於1953年,證明當地的人口死亡的數量是驚人的。從1953年至1964年,資州府轄各市縣當中,隻有內江市的人口呈增長狀,其他各縣人口均為負增長。據《內江市誌》所載,1954-1956年,內江人口增長率分別為48.8‰、62.7‰和64.9‰。[11]這不是正常的人口增長,而是人口大量遷入城市或區劃變動所致。由於未見原書,細節不詳。《內江市誌》揭示1954年內江市人口死亡率隻有3.2‰-8.6‰,1958年至1962年高達16.1‰-26.2‰,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仍有相當大的規模。1960年內江市人口出現負增長。與其他縣相比,內江市的饑荒程度要輕得多。

  從1953年至1957年,內江、資中、資陽、井研四市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19.7‰。[12]這一增長速度偏低,其原因在於1957年資中、資陽兩縣的人口死亡率上升。如在資中,1957年人口死亡率已達13.1‰,資陽則為17.9‰。災後三年四市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6.4‰。這一增長速度較周邊地區要低得多。仔細分析,資中縣1963年人口增長率隻有3.2‰,是不真實的。是年資中縣人口自然增長2.6萬,淨遷出0.7萬,淨增長1.9萬,而實際人口增長數隻有0.5萬,有1.4萬人口不知所蹤。資中縣災後二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約35‰,資陽縣為32‰,井研縣1964年為33.4‰,平均約為33‰。考慮到資中、資陽兩縣災後人口遷出略多於遷入,故定為30‰。

  依此測算,從1957年底至1962年底,資州境內淨減少人口68萬。五年大饑荒中,資中、資陽兩縣出生人口超過正常死亡人口約34個千分點,推及全州境內,災前人口還要增加12.2萬,合計減少人口80.2萬。資中、資陽兩縣五年中淨遷出人口1.56萬,推測全州境內外遷人口約3.7萬。如是,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76.5萬。

  7、嘉定府

  嘉定府境包括自貢市部分、峨眉、樂山、五通橋區、榮縣、威遠、峨邊、犍為、夾江、洪雅等縣。1953-1964年嘉定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9‰,1964-1982年為24.8‰。大饑荒中的人口死亡也是大規模的。在嘉定府轄9.5個市縣中,已經查閱其中6部縣誌。[13]另外,《威遠縣誌》沒有曆年人口,隻有1955年、1960年和1965年的各項人口指標記載。分縣而論,隻有夾邊縣的人口變動稍有些離奇,其他各縣基本正常。1953-1957年,五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3.4‰,1962-1964年為39.5‰。據此測算災前、災後人口。

  從1957年底至1962年底,嘉定府淨減少人口38.1萬。大饑荒五年中,洪雅、夾江、峨眉、犍為四縣出生人口超過正常死亡人口共37個千分點,推及全府,災前人口還應增加10.8萬,全府減少人口合計48.9萬。《峨眉縣誌》和《夾江縣誌》記載曆年遷入人口與遷出人口。兩縣合計,五年中共遷入人口213709,共遷出人口224729,淨遷出人口1.1萬。推及全府,淨遷出人口約為9萬,嘉定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約39.9萬。

  7、敘州府

  敘州府境包括自貢市部分、宜賓市、宜賓、普安營、雷波、馬邊、富順、隆昌、南溪、長寧、高縣、慶符、筠連、珙縣、興文、屏山和沐川。已經查獲的地方誌多達9種,其中隻有一種無曆年人口記載。沐川、富順、宜賓、興文、珙縣、長寧、隆昌、雷波八縣合計,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5.2‰,1962-1964年為51.5‰。[14]災後人口增長速度太高,是因為災後宜賓縣人口增長率分別高達107.9‰和121.1‰,宜賓縣人口的高增長是政區調整的結果,而不是人口的自然增長。排除宜賓縣不計,災後敘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隻有33.4‰,以此測算敘州府境災前、災後人口。

  從1957年底至1962年底,敘州府人口淨減少58.4萬。宜賓、珙縣、長寧、隆昌四縣大饑荒五年中出生人口超過正常死亡人口合計為31個千分點,推及全府,災前人口還應增加13.2萬。敘州府境大饑荒中共減少人口71.6萬。目前僅查到《珙縣誌》所載遷移人口,五年中淨遷出人口6558人。推及全府,應有17.2萬人口外遷。不過,敘州府境的自貢、宜賓兩市人口增長迅速,遷入人口可能多於遷出人口。如此,設淨遷出人口與大饑荒中超過正常死亡人口的出生人口相當,則敘州府淨減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在這一點上,敘州府的情況與嘉定府相同。

  8、瀘州

  瀘州境包括瀘州市、瀘縣、合江、納溪、江安和古宋。1953-1964年瀘州境內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3.7‰,1964-1982年為23.3‰,人口死亡也是大規模的。分縣而論,1953-1964年瀘州市人口大量減少可能與瀘縣人口增加有關,兩縣合計,人口年平均增長率僅為3.1‰,與瀘州府境各縣同期人口變動速度一致。

  納溪、合江、江安、瀘縣四縣合計,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6.4‰,1962-1964年為38.6‰。[15]據此測算,從1957年底至1962年底,瀘州淨減少人口33.3萬。大饑荒中,合江、瀘縣、江安三縣出生人口超過正常死亡人口約50個千分點,推及全府,災前人口還應增加12.4萬。不過,在合江縣,五年中的淨遷出人口多達20639人,推及全府,淨遷出人口多達9.7萬。瀘州境內非正常死亡人口約36萬。

  在《江安縣誌》中,1960年全縣總人口為280759,出生人口為3919,出生率為10.1‰,全部死亡人口隻有2047人,死亡率記作667.3‰,自然增長率記作57.2‰。死亡率實為7.3‰之誤,而自然增長率是用67.3‰的死亡率減去10.1‰的人口出生率所致。由此看來,江安縣1960年真正的人口死亡率為67.3‰。如此,是年死亡人口將多達1.9萬,而不是0.2萬。

  9、敘永廳

  敘永廳境隻有敘永、古藺兩縣,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9‰,1964-1982年為18.9‰。敘永處於川南,與貴州、雲南兩省毗鄰,人口的增長速度偏低。盡管如此,1953-1964年人口增長的低速度仍可說明該地經曆過大饑荒,人口曾經大量死亡。

  《敘永縣誌》隻記載有曆年人口數,而無其他記載。古藺縣除了曆年人口外,還記有曆年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從1953年至1957年,兩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5.3‰,1962-1964年為30.1‰。[16]從1957年底至1962年底,兩縣淨減少人口10.6萬。五年中古藺縣出生人口超過正常死亡人口44個千分點,推及兩縣,災前人口還應增加3.6萬。敘永廳與雲南昭通府鄰,大饑荒年代,有相當數量的四川饑民逃至昭通。將大饑荒中超過正常死亡人口的出生人口與淨遷出人口相抵,淨減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10、重慶府

  重慶府境包括重慶市、巴縣、長壽、綦江、江北、江津、合川市、合川、銅梁、永川、大足、榮昌、璧山、武隆、南川、涪陵和武勝。1953-1964年重慶府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0.7‰,1964-1982年為21.4‰。1953年,重慶府境內市縣人口已經超過1000萬,11年間0.7‰的人口年平均增長率,意味著人口死亡的巨大規模。在已查閱的南川、涪陵、武勝、武隆、璧山、永川、江北、合川、巴縣、大足十縣縣誌中,隻有巴縣災前人口變動呈現異常。1956年,巴縣死亡人口共34032人,死亡率高達38.3‰。是年淨遷入人口多達5萬餘,使得人口總數增長而非減少。1957年,人口自然增長1.4萬,人口淨遷入0.2萬,人口理應增加1.6萬。在沒有政區變動的情況下,是年人口卻減少了0.7萬,不知何因。另外,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1953年巴縣人口為879378,在《巴縣誌》中,則為819378,由於195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超過1954年和1955年巴縣人口,所以,這一數據肯定是錯誤的。本文計算據《巴縣誌》。

  從1953年至1957年,重慶府境十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19.1‰,1962-1964年為40.1‰。[17]從1957年底至1962年底,重慶府境人口淨減少146.6萬。在璧山、合川、江北、大足、武勝、武隆、巴縣、涪陵等八縣,大饑荒五年中人口出生率超過正常人口死亡率35個千分點,推及全府,災前人口還應增加37.6萬,合計重慶府境內減少人口184.2萬。巴縣、璧山、大足、涪陵四縣有完整的人口遷移記載,四縣合計,大饑荒五年間人口淨遷出4.2萬,推及全府並扣除重慶市,大饑荒期間淨遷出人口達12.5萬左右。重慶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171.5萬。

  11、順慶府

  順慶府境包括南充市和南充、廣安、嶽池、營山、蓬安、儀隴、西充、鄰水八縣。1953-1964年順慶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5.6‰,1964-1982年為20.6‰。比較而言,人口死亡的規模相對較小。在順慶府境九縣,已經查閱的縣誌多達七種,其中有些數據存在問題。如在營山縣,根據人口普查數據,1953-1964年,營山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隻有1.2‰,屬於人口增長最慢的縣份之一。根據《營山縣誌》所載曆年人口,1953年中至1957年底,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0.8‰[18],值得討論的是,《營山縣誌》所載1953年人口為普查人口,從1953年中至1954年底,營山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隻有15.1‰,如果將此數當作1953年底數,至1954年底,人口增長率也隻有22.8‰,與以後兩年28.5‰和24.7‰的人口增長率相比,是正常的。如果將營山縣1953年人口數當作年底數,或將曆年人口數當作年平均數,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則為23.5‰。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嶽池和南充。在西充縣,1953年統計人口為433582,超過1954年人口數。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953年人口普查數為427625,更為合理。即使將1953年西充縣普查人口當作年底人口,1954年西充縣人口增長率也不過為9.9‰。看來,將順慶府1953年普查人口當作1953年年底人口,或者將順慶府境各縣統計人口當作年平均人口,要合理得多。

  從1953年至1957年,順慶府七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0.8‰。[19]人口的這一增長速度不高,是因為儀隴和嶽池兩縣1957年人口已經少於1956年。如儀隴縣,1957年人口自然增長0.7萬,而人口總數卻減少0.9萬,1.6萬人口不知所蹤。在嶽池縣,1957年自然增長人口1.5萬,而人口總數卻減少0.2萬,也有1.7萬人口不知所蹤。在有些地區,1958年人口減少是進城做工,而在1957年,如此大量的人口失蹤,難以找到合理的解釋。兩縣排除不計,災前四年順慶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2.1‰。

  1962-1964年,七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7‰。這一速度可能偏低,原因在於南充縣和營山縣人口增速偏低。在南充縣,按照人口總數計算所得災後兩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0.9‰。1962年南充縣自然增長人口2.5萬,淨遷出人口0.2萬,人口淨增2.3萬,而總人口僅增加234人,2.3萬人口不見蹤影。在營山縣,1963年和1964年分別有0.8萬和0.3萬人口失蹤。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南充、營山兩縣均有詳細的人口遷移記載,失蹤人口不可以解釋為外遷人口。排除兩縣不計,其餘五縣災後兩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31.7‰。

  從1957年底至1962年底,順慶府境人口淨減少42.9萬。營山、南充、嶽池、儀隴、蓬安五縣合計,五年大饑荒中,人口出生率超過正常人口死亡率約26個千分點,推及全府,災前人口還應增加13.4萬。合計減少人口56.3萬。五年中,營山、蓬安、南充三縣淨遷出人口9655人,推及全府,淨遷出人口最多不超過4萬。這一推測相當可靠,如在儀隴縣,根據曆年人口和自然增減人口推算,五年中的淨遷出人口隻有0.4萬,數量也是不多的。據此,順慶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約52.3萬。

  營山、南充、蓬安三縣有人口遷移的明確記載,藉此可以檢驗大饑荒中有關人口記載的真偽。在營山縣,1959年較1958年淨減少5萬人口,而自然增長人口僅為400,淨遷出人口僅為0.76,有4.3萬人口不知所蹤。1958年也有0.6萬人口失蹤。實際上,也是縣誌作者縮小了的1959年和1958年人口死亡數。在南充縣,1958年有0.9萬人口不知所蹤,1962年有0.4萬人口不知何自。在蓬安縣,1958年和1961年分別有0.4萬和0.6萬人口不知所蹤。比較而言,營山縣對於死亡人口的隱瞞是相當驚人的。而根據上引縣誌所載曆年人口死亡率,南充非正常死亡人口約7.7萬,嶽池約6.5萬,蓬安約5.5萬,儀隴約3萬。按照曆年人口死亡率,營山縣非正常死亡人口隻有2.7萬,而依上述分析,則可能多達7.6萬,達到與南充縣相當的規模。順慶府轄9縣,南充市人口較少,死亡人口也應較少,其餘8縣平均死亡人口多達6萬餘,與上述分析基本一致。

  12、保寧府

  保寧府境包括廣元、昭化、旺蒼、劍閣、蒼溪、南部、閬中、通江、南江、巴中、平昌等11縣。1953-1964年保寧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9.2‰,1964-1982年為22‰。也有災情。根據蒼溪、劍閣、巴中、廣元、南部五縣縣誌,1953-1957年五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2.4‰,1961-1964年為26.3‰。[20]據此推算,從1957年底至1961年底,保寧府淨減少人口30.6萬。大饑荒四年中,蒼溪、巴中、劍閣、南部四縣人口出生率超過正常人口死亡率僅8個千分點,推及全府,災前人口還應增加3.9萬,合計減少人口34.5萬。四年中,蒼溪、巴中兩縣淨遷出人口5610人,推及全府,淨遷出人口大約為2萬。保寧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約32.5萬。

  13、太平廳

  太平廳境有城口、萬源兩縣。1953-1964年太平廳境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6.9‰,1964-1982年為23‰。在《城口縣誌》中,1953年年末人口為137275[21],與普查人口數完全相同。如果《城口縣誌》的記載為真,1954年城口縣人口增長率高達31.8‰,大大超過後兩年的7.2‰和15.6‰。《城口縣誌》還記載有1953年年均人口為134689.很顯然,該縣縣誌錯將年末人口當作普查人口。

  以年末人口為據,從1953年至1957年,城口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14.7‰,以年均人口為據,則為19.0‰。與周邊地區比較,第二個數據更準確。依年末人口數,1961-1964年,城口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30.9‰。據此測算,從1957年底至1961年底,太平廳人口淨減少3.7萬。四年中城口縣人口出生率超過正常人口死亡率約29個千分點,據此測算,兩縣災前人口還應增加1.2萬,合計減少人口4.9萬。《城口縣誌》沒有人口遷移的記載,但根據曆年自然增長人口與曆年人口增減數,可知大饑荒四年中城口縣淨遷入人口約1600人。無論這一數據是否準確,它告訴我們,城口縣不是一個人口的遷出區。太平廳全部減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14、綏定府

  綏定府境有達縣、宣漢、開江、大竹和渠縣。1953-1964年綏定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隻有3.3‰,1964-1982年為21‰。由此可見,綏定府人口死亡也是大規模的。開江、宣漢、達縣、大竹四縣合計,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17.9‰,1961-1964年為20.4‰,災後三年數據偏低是由達縣數據的失真所造成。1962年達縣自然增長人口1.1萬,總人口卻減少1.5萬,合計有2.6萬人口不知所蹤,以至災後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隻有11‰。排除達縣不計,其他三縣災後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6.8‰。[22]

  以此測算,從1957年底至1961年底,綏定府淨減少人口37.2萬。四年大饑荒中,四縣人口出生率超過正常人口死亡率21個千分點,推及全府,災前人口還應增加7.1萬,合計減少人口44.3萬。宣漢縣四年中的淨遷出人口為0.5萬。依曆年人口數與自然增減人口數推測,達縣淨遷入人口約0.4萬,大竹縣淨遷出0.4萬。推測綏定府境淨遷出人口約為0.8萬,非正常死亡人口約43.5萬。

  《達縣誌·大事記》稱,1961年春,全縣10餘萬人發生水腫病。也就在這一年,全縣外調糧食16360萬斤支援京、津、滬,全縣設立孤兒院11個。達縣數萬人口就是這樣餓死的。

  15、夔州府

  夔州府境包括萬縣市和萬縣、開縣、雲陽、奉節、巫溪、巫山等縣。1953-1957年夔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隻有2.7‰,1964-1982年為21.5‰,人口的死亡規模相當大。巫山、巫溪、開縣、雲陽、萬縣市、萬縣六市縣合計,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1.3‰,1962-1964年為23.4‰,1964-1982年為20.9‰。[23]災後兩年人口增長速度略高於1964-1982年,是不正常的。細查之,在巫山縣,根據曆年人口數,1962年和1963年人口增長率分別隻有8‰和13.8‰,而人口自然增長率卻分別為18‰和28.1‰。如果說曆年人口數也是正確的,就意味著災後兩年有相當多的人口外遷。開縣、雲陽兩縣災後人口數據的性質與巫山縣同,也是人口增長率大大低於人口自然增長率。依人口自然增長率,災後巫山、開陽、巫溪、雲陽四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至少可達28‰,萬縣市有完整的遷移人口記載,災後兩年自然增長人口與遷移人口相加,1963年淨增人口0.65萬,1964年淨增0.54萬。這兩個數據與兩個年份人口總數的增加值基本吻合。這樣,萬縣市災後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8.4‰,與兩年人口自然增長率一致。萬縣同期人口年平均增長率與人口自然增長率基本一致,約為35‰,六縣加權平均約為29.8‰,以此推算災前、災後人口。

  從1957年底至1962年底,夔州府境淨減少人口42.5萬。五年大饑荒中巫山等六縣人口出生率超過正常人口死亡率約39個千分點,推及全府,災前人口還應增加15.2萬。全府減少人口共約57.7萬。在萬縣市,災中五年淨遷出人口2.2萬,雲陽縣1958年淨遷出人口0.58萬,1962年淨遷入435人,可以忽略。在萬縣市,1958年和1959年的淨遷出人口最多,假設雲陽縣情況相同,雲陽縣五年中的淨遷出人口可能達到3萬。依據曆年人口總數和人口自然增減數分析,推測五年中巫山縣淨遷出人口2.4萬,巫溪縣0.8萬,萬縣淨遷入人口1.2萬,淨遷出人口合計7.2萬。依五縣人口在全府總人口中的比例,夔州府境五年中的淨遷出人口可能多達11.5萬。如是,夔州府境淨減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最後需要討論的是開縣數據。1958年開縣人口自然減少0.9萬,而人口總數卻增加1.6萬,如果人口總數的增加是人口遷入引起的,淨遷入人口多達2.5萬。開縣不是工業中心,不可能有如此多的人口遷入。1959年人口自然減少5.1萬,人口總數仍增加2.7萬,是年不可能有7.8萬人口的淨遷入。1960年人口自然減少5萬,人口總數減少了17.6萬。正由於1958-1959年人口虛增了10.3萬(2.5萬+7.8萬),才使得1960年的人口總數減少達到如此大的幅度。如果扣除10.3萬虛增人口,1960年的減少人口隻有7.3萬,與自然減少人口接近。也就是說,如果1958-1959年淨遷出人口有2.3萬的話,1960年的全縣減少人口即自然減少人口。很明顯,1958年和1959年開縣人口總數是不可相信的。

  夔州府境的災情可見縣誌中《大事記》的記載。在巫山縣,1959年全縣大部分公共食堂開始斷糧,浮腫,死人現象發生。在雲陽縣,1959年1至9月未下大雨,夏季糧減產60%,糧食供應開始緊張。1960年5月下旬至6月底縣內嚴重幹旱,全縣644個生產大隊,隻有7個旱象較輕,當年全縣糧食產量較1957年減產44%.全縣嚴重缺糧,出現大量水腫病人和人員非正常死亡。1961年6月底,縣內持續幹旱,旱象延續八十多天,大春糧食作物受災麵積達91%,糧食產量比1957年減產53%.也就是說,從1959年至1961年,全縣糧食產量隻有正常年份產量的一半左右。政府的征購以及其他相關情況,縣誌中沒有記載。隻是令人疑惑的是,何以在1957年和1958年,雲陽縣人口死亡率就分別高達14‰和19.3‰?何以在1963年和1964年,雲陽縣人口死亡率竟然分別高達17.1‰和21.9‰。夔州府鄰近湖北,比較而言,湖北省的災情要輕得多。夔州百姓順長江而下,出三峽而於湖北宜昌,所以出現近20萬人的淨遷出。也正是由於大量人口外遷,才使得數十萬饑民的生命得以保全。

  16、忠州

  忠州境包括忠縣、墊江、豐都、梁平四縣。1953-1964年忠州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隻有0.3‰,1964-1982年為21.6‰,可見死亡人口之眾多。四縣縣誌所載數據基本準確可靠,隻有忠縣、豐都兩縣1953年“年末人口”與普查人口相同。然而,按照人口增長率分析,此兩縣人口確實是年末人口,而非年中人口。四縣合計,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23.4‰,1961-1964年為34.8‰。[24]從1957年底至1961年底,忠州人口淨減少37.4萬。四年大饑荒中,四縣人口出生率超過正常人口死亡率約26個千分點,合計約有5.6萬人口。在墊江縣,四年大饑荒中淨遷出人口隻有1135人,推測四縣淨遷出人口不會超過0.5萬。如此,大饑荒中忠州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42.5萬。《墊江縣誌·大事記》記載1959年11月,全縣水腫病人多達18.57萬人。人口的大規模死亡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

  17、石柱廳

  石柱廳境隻有石柱一縣,是四川省大饑荒最嚴重的地區,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16.1‰。查《石柱縣誌》,1953年人口即普查人口,而經分析,此數據確為1953年年底人口,而非年中人口。從1953年至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16.9‰,1961-1964年為42.3‰。[25]大饑荒中人口死亡多,災後人口增長速度快。從1957年底至1961年底,石柱廳人口淨減少10.1萬。依綏定、忠州等地例,石柱廳非正常死亡人口不會低於此數。

  18、酉陽州

  酉陽州地處川東南山區,與鄂西南、湘西及黔東北地區接壤。境內有秀山、黔江、酉陽、彭水四縣。1953-1964年酉陽州境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11.1‰,可知死亡人口眾多。1953-1957年,秀山、酉陽、彭水三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隻有6.9‰。[26]分縣而論,1953年秀山縣人口超過1954-1965年所有年份的人口。《秀山縣誌》稱,1953年秀山縣人口較1949年末增加16202人,四年增長4.54%,年平均增長率11.4‰。關於1954年0.7萬人口的減少,卻沒有交待。又說,由於1954年糧食統購中購了部分過頭糧,致使1955年不正常外流達萬人以上。而事實上,1955年人口較1954年增長了0.1萬。將曆年人口數與曆年人口自然增長數合計,可以發現1954年有大約1萬人口不知所蹤。排除秀山縣不計,同期酉陽、彭水兩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也隻有10.5‰。假如黔江縣的人口增速與酉陽、彭水相近,加權平均,四縣災前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7.8‰。1962-1964年三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30‰。據此測算災前、災後人口。

  從1957年至1962年,酉陽州境人口淨減少27.7萬。在秀山縣,大災五年中人口出生率超過正常人口死亡率約10千分點,由於秀山縣人口減幅最大,故推測州境內的人口出生率超過正常人口死亡率可達20個千分點。如此,災前人口還要增加2.7萬,合計減少人口30.4萬。在秀山縣,依曆年人口數及人口自然增減數推測,五年大饑荒中的遷出人口與遷出人口基本相等,即不存在規模性的外遷人口。因此,在酉陽州境,全部減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秀山縣誌》還稱,從1953年至1964年,淨遷出人口22369人,其中1954年外流萬餘人,其他萬餘人則是1959年至1961年的人口遷出。經查對,從1957年底至1962年底,秀山縣曆年人口的變化,與人口自然增減數是一致的。這就證明,大饑荒時期秀山縣根本不存在規模性的人口外遷。

  19、川西其他地區

  川西地區的邛州、茂州、雅安府、寧遠府等也存在相當規模的人口非正常死亡,限於篇幅,本文不一一論述。四川分府非正常死亡人口見表1.

  表1 1958-1962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



  說明:潼川府、眉州、保寧府、太平廳、綏定府、夔州府、忠州、石柱廳人口非正常死亡主要發生於1958-1961年,其他地區則發生於1958-1962年。

  據表1,1958-1962年,陷入大饑荒的四川市縣多達188個。除了雅安府及茂州的幾個縣以及懋功、雜穀、鬆潘等地未見人口損失外,其他各市縣皆因“大躍進”而陷入大饑荒。分府而論,重慶府境人口死亡最多,次則資州、潼川府和成都府。人口死亡數量的多少與府境人口的多少有關。以死亡人口占全府人口的比例計,石柱廳死亡人口的比例最大,次則邛州、寧遠和酉陽州。不過,石柱廳僅轄一縣,其人口規模與其他府州無法比擬。合而計之,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940.2萬,占災前人口的13.1%.

  按照《中國人口·四川分冊》所載數據,如果以1957年人口死亡率當作正常死亡率,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760萬。從分縣數據中可以看出,在許多地區,1957年人口死亡率較高,饑荒已經發生。1956年和1957年四川人口死亡率分別為10.41‰和12.07‰,已經超過1955年的9.18‰;1963年四川人口死亡率為12.82‰,也是一個較高的值。如將災前、災後四川人口的正常死亡率定為10‰,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827萬。如以1955年的9.18‰當作災前正常人口死亡率,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866萬。[27]與本文估計仍有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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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金輝:《“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上),《社會》1993年第4期。

  [2]曹樹基:《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未刊稿),本文有關1949年以後的縣級政區變動,主要來自各新修地方誌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1949-1997)》,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8年版,個別數據另有參照,不一一說明。

  [3]1953、1964、1982年人口普查數據引自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司編:《中國人口統計年鑒,1988年》,中國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

  [4]《新都縣誌》第四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頁;《溫江縣誌》卷五《經濟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9頁;《灌縣誌》卷三《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130頁;《廣漢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頁;《簡陽縣誌》第三篇《人口誌》,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版,第73-75頁;《雙流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頁;《金堂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148頁。《新津縣誌》第二十四篇《社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65頁;《郫縣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頁,轉引自“大饑荒檔案”(www.chinafamine.org);《什邡縣誌》卷四《人口誌》,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頁;《崇慶縣誌》第五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133頁。

  [5]見“大饑荒檔案”。

  [6]《德陽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106頁;《綿竹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頁;《綿陽市誌》第三卷《人口》,成都:四川省辭書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頁;《安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版,第124頁。

  [7]《綿陽市誌》缺載1962年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此以1957年出生人口率替代。

  [8]《北川縣誌》第三編《人口》,北京:方誌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頁;《平武縣誌》第三篇《人口·民族》,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200頁;《青川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157頁;《江油縣誌》卷三《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177頁。

  [9]《潼南縣誌》卷四《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頁;《遂寧縣誌》卷三《人口》,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版,第92頁;《中江縣誌·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頁;《三台縣誌》卷三《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127頁;《安嶽縣誌·人口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頁。

  [10]《丹棱縣誌》第一編《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頁;《眉山縣誌·人口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122頁;《彭山縣誌》第三編《人口·計劃生育》,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版,第41頁。

  [11]《內江市誌》,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版,第89-94頁,轉引自“大饑荒檔案”。

  [12]《資中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書店1997年版,第64-65頁;《資陽縣誌·人口誌》,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版,第153頁;《井研縣誌·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8-99頁。

  [13]《威遠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版,第112頁;《峨邊彝族自治縣誌》第三編《人口》,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版,第85-86頁;《洪雅縣誌》第三編《人口》,成都: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頁;《夾江縣誌》第三編《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頁;《犍為縣誌·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116頁;《峨眉縣誌》第五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頁。

  [14]《沭川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版,第99頁;《富順縣誌》卷四《人口》,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頁;《宜賓縣誌》第六編《社會》,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版,第599-600頁;《興文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頁;《珙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4頁;《長寧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版,第107-117頁;《隆昌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版,第54頁;《雷波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頁;《馬邊彝族自治縣誌》第四篇《人口》,成都: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頁。

  [15]《納溪縣誌》卷三《人口》,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版,第95頁;《江安縣誌》第三篇《人口》,北京:方誌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134頁;《合江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103頁;《瀘縣誌》,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頁,轉引自“大饑荒檔案”。

  [16]《敘永縣誌》第三篇《人口》,北京:方誌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頁;《古藺縣誌》卷三《民族人口》,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頁。

  [17]《巴縣誌》第五篇《人口·民族》,重慶:重慶出版社1994年版,第642-658頁;《南川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第57-58頁;《涪陵市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234頁;《武勝縣誌·人口誌》,重慶:重慶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125頁;《武隆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94頁;《璧山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113頁;《永川縣誌》第三篇《人口》,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頁;《江北縣誌》第三篇《人口》,重慶:重慶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139頁;《合川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6-80頁;《大足縣誌》第三編《人口》,北京:方誌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27頁。

  [18]《營山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9年版,第57-60頁。

  [19]《南充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頁;《嶽池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電子科技大學1998年版,第98頁和109頁;《儀隴縣誌》第三卷《人口》,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129頁;《西充縣誌》第三篇《人口》,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106頁;《蓬安縣誌》卷三《人口》,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頁;《鄰水縣誌·人口篇》,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131頁。

  [20]《蒼溪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141頁;《劍閣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版,第165-166頁;《巴中縣誌》卷三《人口》,成都:巴蜀書社1994年版,第180-185頁;《廣元縣誌·人口卷》,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139頁;《南部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120頁。

  [21]《城口縣誌》卷27《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6-807頁。

  [22]《開江縣誌·地理篇》第四章《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頁;《宣漢縣誌》卷三《人口誌》,成都:西南財政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122頁;《達縣誌》第三編《人口》,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131頁;《大竹縣誌》卷三《人口誌》,重慶:重慶出版社1992年版,第55-57頁。

  [23]《巫山縣誌》卷五《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頁;《巫溪縣誌》卷三《人口》,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91-100頁;《開縣誌》,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54-62頁,轉引自“大饑荒檔案”;《雲陽縣誌》第三編《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149頁;《萬縣市誌》第三篇《人口》,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年版,第80-85頁;《萬縣誌》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頁。

  [24]《忠縣誌》第三編《人口》,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版,第76-77頁;《豐都縣誌》第二編《人口》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頁,轉引自“大饑荒檔案”;《墊江縣誌》第三卷《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123頁;《梁平縣誌》卷五《人口》,北京:方誌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114頁。

  [25]《石柱縣誌》卷三《人口》,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版,第94-95頁。

  [26]《秀山縣誌》第三篇《人口》,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93-96頁;《酉陽縣誌》第三篇《人口》,重慶:重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5頁;《彭水縣誌》第五編《社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8-699頁。

  [27]劉洪康主編:《中國人口·四川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78-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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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載《中國人口科學》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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