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陽縣小崗村全村34戶,175口人,逃,亡...剩下十戶,三十九人.

鳳陽縣小崗村全村34戶,175口人,逃,亡...剩下十戶,三十九人.



鳳陽縣小崗村全村34戶,175口人,逃的逃,亡的亡,剩下十戶,三十九人.

（注２：安徽作家張萬舒著《故鄉人民的笑聲》第二十九、五十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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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秋天，筆者被派到安徽省南部的一個部隊農場“接受再教育”，

在最初的幾個月裏和幾位安徽籍的士兵同居一室。在談天中，他們分別將自己家中在那場饑饉中遭的災難告訴了筆者。每次談話當夜，筆者都根據回憶作了記錄，連續記了數日。為使後人對中國曆史上這慘絕人寰的一章有貼切的認識，現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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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甲：

“五九年十一月左右，公社食堂開始沒糧了。幹部挨家挨戶搜查，翻出的糧食統統集中到食堂。不勞動的不得去食堂打飯。我父親是幹部（一九六八年時任大隊黨支部書記，當時職務不明）。我有四個妹妹，父親不太重視，七歲和四歲的兩個妹妹餓死了。死前幾天還能走動，隻說沒勁，後來突然口吐白沫，嘴緊閉，死了。我哥哥曾經餓得口吐白沫昏過去，抬到食堂，用筷子撬開嘴，灌米湯，才得救。”

“一個冬天隻吃菜葉和樹根。我當時十一歲，常常出去偷點東西吃，才沒有餓死。”

“偷東西的，抓到就打。村裏有一個小姑娘偷東西吃，被幹部把手指尖打爛了。當時，勞動的每天補助二兩米稀飯。有一個連長——生產隊長叫連長，大隊長叫營長——的弟弟，一天沒幹活，去食堂打飯，被哥哥看見，揍了一頓。當時的人都野了，還有打母親的。”

“生產隊裏死的人數目屬於中等，村子裏原來有七十多人，過了大半年，隻剩四十幾了。但現在又有八十多了，比困難前還多。”（中國大陸通常將一九六○至六二年稱為“困難時期”或“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作者注）

“我們小學是五九年十一月散夥的，第二年收上麥子後又複學，同學死了三分之一。這可不是說假的！”

“六○年的春天前、麥收前大量餓死人。麥收以後，幹部把糧食集中到食堂，社員不幹，偷，拚命吃，因為萬一被幹部發覺，吃不成。吃完了，餓了兩個月，趕上收稻子，社員炒稻子吃，還不敢弄出香味，否則幹部要發現．．．．”

“我們父母沒餓死，我才能當兵。有的父親或母親餓死的，即使是貧下中農孩子也不能當兵，怕有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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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乙：“困難時，我家裏餓死兩個——妹妹、伯父。家裏原來有四個人，還有母親。隻有我一個人吃商品糧（非農業人口由國家配給口糧，稱為“商品糧”——作者注），一個月二十五斤半，其他人一天不足一兩。”

“妹妹餓死後，我本來從來沒有偷過東西，鼓起勇氣去偷，可是沒有經驗，被抓住了，還丟了一隻帽子。”

“有的人開始挖螺螄吃，丟殼。後來沒有吃的，又把殼找來，磨成粉未吃掉。”

“有的人餓得無力，擔水擔不動，喝下雨屋簷漏下的水。”

“我們當時寧肯餓死也不討飯。有的地方就出去討飯。”

（筆者問他：“當時怎麽想的呢？”）“恨幹部，但不敢講，幹部要吊人的。

（“有沒有人認為是共產黨不好？”）“也有一些。他們不知道這是壞幹部搞的，這次搞文化革命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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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丙：“我們家鄉是旱地，可以種青菜、蘿卜。沒有糧食，拿蘿卜當飯，所以餓死的人比較少。”

“那時錢多得很，蘿卜賣五毛錢一斤。那時我們還隻有十幾歲，袋袋裏也總有幾十塊錢（相當於工人一個月的工資——作者注）。挑一擔蘿卜出去賣，幾十塊就到手了。”

（“怎麽花呢？”）“也買不到什麽，隨便就花了。那時大米三塊錢一斤（官價一毛左右），大人有錢就買米，我們就亂花。”

“其實那兩年打的糧食比現在還多，雙季稻，每季都有四、五百斤（指畝產）。幹部上報幾千斤，都交給國家了。老百姓家裏是空的。國家糧倉裏有的是。”

（“怎麽不去偷？”）“那怎麽敢？那時候老實。幹部要打的。”

筆者沒有向他提出當官的為何不開倉放糧這個他無法回答的問題，但卻知道離他家鄉不遠處有個和縣，一個小有名氣的地方。西楚霸王項羽在那裏自殺，遺下一處霸王廟。該縣還有一處“陋室”，唐朝名詩人劉禹錫曾在那裏寫下“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名篇。當時劉任和州剌史，相當於今天一個地委書記。他上任第一年，便遇上旱災，於是即向朝延奏明災情，請求開倉放糧，賑濟饑民，同時又組織百姓疏通水道，補苗追種。由於忙於公務致使自己的居處雜草叢生，他感觸萬端，遂寫下了那篇流傳千載的《陋室銘》。

自古以來，向朝廷及時報告災情，籲請賑糧是地方官的一大職責，中共不少幹部也是這樣做的。如作家趙樹理當時兼任山西陽城縣委書記，他請求上級撥來一批糧食，救活了不少農民。文革中趙被整死之前，有人到陽城搜集趙的“罪行”，很多人說“要不是趙樹理，我們早餓死了”，拒不與來人合作。但是，在饑饉來臨之前，毛澤東的“反右傾”運動早已將體察民情、敢講真話的幹部清洗了一大批，剩下的趙樹理們不過是漏網之魚，在兩千名縣委書記中是少數，這樣國庫有糧而農民餓死的慘事便不可避免了。

地方上餓死人本與軍隊無關，但由於“反右傾”搞得高級將領們人人自危，也不敢說實話。有一個省的軍區司令員一九六○年八月到省內一個縣裏去檢查工作，了解到該縣餓死了三萬多人，但他回到省裏卻不說。有人問隨該司令去那裏的一位元處長為何不反映情況，那位元處長答道：“首長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注１：見《羅榮桓元帥》第九三九頁。）

連不必對地方上死人負責的高級軍官尚且怕說了實話而蒙上“攻擊三麵紅旗”的罪名，地方官們哪裏還敢奏報實情！一個縣裏餓死三萬多人而不報告，中國曆史上也是罕見的。

一九七○年，一位安徽籍的知識份子、共產黨員，對他家鄉巢縣的情形作了如下的回憶：

“五九年秋天開始挨餓時，我祖父就拒絕吃東西了，讓他吃他就發脾氣。可他還要打豬草，喂一口豬。慢慢地不行了，躺在床上死了。七十三歲，本來身體好好的。有一口棺材，埋了。祖母要帶兩歲的小弟弟，吃一點，但也不怎麽吃。不行了，忽然想吃東西了。家裏隻剩一隻老母雞，她一下子全吃光，到夜裏靜靜地死去了。死了，放在門板上，隊長抬出去，扔在山溝裏了事。”

“我們有個親戚是縣委書記。他把我母親弄到縣裏工作，但她也隻能偶然給家裏捎一點豬糠、豆腐渣。父親渾身腫得不像樣子，進了大隊的‘浮腫療養院’，才得以活命。”

“我十四歲的妹妹自己勞動，顧不了別人。九歲、七歲的弟弟顧自己還顧不過來，兩歲的小弟弟就無人管了。餓了，自己到鹹菜缸裏掏一根鹹菜吃。不久雙目失明，就更沒有辦法了，終於死了。”

“當時我在縣城中學讀高中，學校裏有吃的：有的家長餓得不行，想找在校的子女討點吃的，學校一既拒之門外。會客必須在校門外，嚴禁帶吃食外出。那時我天天夜裏失眠，擔心家裏再死人。奇怪，弟弟死時，我反而感情麻木了。”

“一次我從縣城回家，一路上就看到路邊上倒著好幾個死人，不少人是外出找活路的時候死在路上的。”

“到處都是破牆坍壁，有的人家死絕了。一般人家，出門不幾步，草就長到一人高，野兔子也跑到村裏來。”

“不少人是打死的。人吃不飽，冬天還要修水利。偷懶的要打，小隊長就拿杆子打，有的打倒了就再也起不來了。”

“偷東西的更是狠打。有一天，一個社員到食堂裏偷了四五斤連糠帶米的糧食，第二天早上查出來了，要吊起來打。他母親攬下罪名說是自己偷的，結果把她吊起來打死了。這個社員一家九口人，那一年餓死隻剩下他一個了。他現在結了婚，有三個孩子，每到過年過節都要痛哭一場。文化革命開始，社員把那個打死人的隊長捆起來遊行，嘴裏銜塊死人骨頭——當時餓死的人或者打死的人的骨頭。因為當時都沒有埋，骨頭都丟在那裏。倒也沒有打他，但遊到各處，有的農民用糞勺舀尿潑在他臉上。”

“當時幹部寧可讓你餓死在家中，也不準外出逃荒。公共汽車站、火車站都要公社證明，才能買到票。有個村子有戶三兄弟，其中一個拿著一張白紙在公社辦公室外麵轉，等管章子的人出去時，溜進去在紙上蓋個印就跑。然後寫上幾個字，算是搞到了證明。他流落到江西一處山溝裏，給人打短工謀生。幾年後帶著老婆孩子回來，發現兩位兄弟早已餓死了。”

“我們村裏食堂的灶頭常有外村步行逃荒路過的人歇宿、取暖。第二天早上往往發現人倒在那裏再也不動了。”
　
讀到這裏，人們都會問：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

沒有準確的數字，都說“安徽人死多了”。一九六二年初李葆華接替下台的曾希聖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據說李向中央報告“非正常死亡人數為二百萬人（當時一律將餓死稱為“非正常死亡”）。

筆者在安徽生活了一年半，深信這個數字不是捏造的。現以安徽東南部的滁縣地區為例予以說明。
　
“一九六○年，雖然風調雨順，一派好年景，由於生產力受到嚴重摧殘，田園荒蕪，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據定（遠）、鳳（陽）、嘉（山）三縣一九六一年的統計，共少了四十多萬人。”



　　鳳陽縣小崗村、“全村三十四戶，一百七十五口人，逃的逃，亡的亡，剩下十戶，三十九人。”（注２：安徽作家張萬舒著《故鄉人民的笑聲》第二十九、五十七頁。）



滁縣地區北靠淮河，南近長江，東臨南京，津浦、淮南兩條鐵路貫穿，交通方便，外逃人數比較高，但由於當局不準外出逃荒，所以能設法外逃的不應超過人口減少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再考慮到外逃者有的在六一年已經回家，所以那三個縣在六○年減少的人數大約是五十多萬人。即使隻有百分之二十死亡，也應在十萬以上，平均每縣三萬餘人。

據一位進過安徽省勞改營的人說：一九六二年初，鳳陽縣還要修水庫。沒有勞力，便把他所在的一支二百餘人的犯人隊伍派到該縣的大小徐村。當時，那原有一百多戶的村子隻剩下了兩戶人家，共三個成人。那二百多犯人便分住在一百多所空房裏。後來，村子裏的一位中年婦女說出了前年（即六○年）村裏發生的事。全村四、五百口、餓死了一半，逃走了一半。村長夫婦藏了一些糧食，沒死也沒走。她是村長的親戚，受其照顧，也就活了下來。

那位幸存的婦人所說的餓死一半隻能算是大概，平均而言，定、鳳、嘉三縣一九六一年統計時所減少的那四十幾萬人中，很可能有三分之一即十五萬人餓死了。

滁縣地區的自然條件屬中等偏上，餓死人的情形與全省其他地區差不多。該地區另有滁縣、來安、天長、全椒等縣，而整個滁縣地區的農村人口不到全省農業人口十分之一。這樣，若按人口比例計算，全省餓死的人數當在二百五十萬以上。所以說李葆華向中央報告“非正常死亡”二百萬的數字應是可信的。

安徽死人問題如此嚴重，同該省當時出口了二十萬噸糧食也許很有關係。據文革中“原省委辦公廳無產階級革命派”即省委辦公廳人員編寫的《打倒黑霸王曾希聖》一書中說：“一九五九年冬，他（曾希聖）還背著中央，擅自出口糧食四億斤，以換取外匯。”該夥人編寫的另一本《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黃岩》（黃為安徽省長）也說，曾、黃兩人“背著中央擅自出口糧食四億斤，千方百計套取外匯”。

是否真的背著中央且擱一邊，隻說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表示為多餘的糧食犯愁時，曾希聖跟腔說過“我們擔心農作物的出路問題”。很可能他自以為糧食多得成災，自告奮勇出口，糧食部、外貿部批準了計劃。五九年全國共淨出口八十三億斤（四百一十六萬噸）糧食，安徽出口四億斤不算多。但也有可能曾、黃兩人“背著中央”另外又出了四億斤。

假如留著這四億斤糧，全省三千多萬人雖然一人隻能攤到十幾斤，但如果用於接濟缺糧最嚴重的三分之一的人口，那樣每人便有四十幾斤。再加上原來多少還有一點，那就可以挺幾個月到麥收，二百萬“非正常死亡”也許可以獲救。但也可能省國家糧庫的糧如士兵丙所說“有的是”，並不在乎賣了這四億斤糧，但問題就是沒有及時開倉放糧。

當年年底，中央召開工作會議，省長黃岩作檢討，把責任全都攬在自己身上：“安徽農村發生嚴重問題，主要在五九年冬和六○年春，但曾希聖五九年十月下旬就離職到外地養病不在家，發生問題的責任完全由我來負。”但文革中省委辦公廳揭發說，曾十二月十三日才去養病，那時問題已經發生，因此曾不能逃避責任。但是不管該誰負責，也不管問題如何嚴重，當時曾和黃都沒有丟官。闖下如此大禍而仍能護住烏紗帽，在中國兩千年曆史上不能不算是個異數。

再拿一九六○年的安徽和五六年的廣西作一比較。廣西的平樂、荔浦、橫縣等地，“向來是廣西省糧食產量高的地區，這些地區在一九五五年基本上又是豐收，隻有少數地方發生了插花式的災情”。但是從省委到平樂地委、各縣縣委，“不僅過高地估計了一九五五年廣西省的糧食產量，看不見或低估了一九五六年春荒成災的嚴重性，而且在下級幹部向他們報告了產量和災情之後，許多人還不相信”，於是“雖然有糧食、有救濟款而沒有及時地發放，以致輕災變作了重災，發生了災民大批逃荒和死亡的現象”。從五六年一月至四月，全省共有一萬四千七百人外逃，五百五十多人餓死。（注３：見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新強日報》。）

沒有資料足以說明一九五六年廣西餓死人的數字被縮小了。由於那時沒有公共食堂及五八年那種瘋狂行為，因此死人數字大大低於六○年應是事實。因為餓死了五百多人，從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省委書記、副省長（代理省長）郝中士，省委書記、副省長蕭一舟，到地委書記、地區專員、縣委書記，一批人受到撤職處分。可是到了六○年，也是頭年豐收，也是糧食，有救濟款而沒有及時發放，而安徽一省死的人即以百萬計，但省委、地委、縣委書記竟然一個個安然無恙，帽帶兒係得牢牢的，可見中共在這“三年大躍進”蛻變、異化到了何種程度。

當時中央所以未拿曾希聖、黃岩二人是問，是因為中國有“法不治眾”的傳統。哪個省不在餓死人？整誰去？除非中央來個“總辭職”，整個把省長實在也不公平。一九五八年，毛澤東曾擔心死人的問題。他在武昌會議上說：“廣西死了人，陳漫遠不是撤了嗎？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注４：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武昌）如今真的死人了，他自然不再提撤自己的職的事。由於需要一支忠於自己的隊伍，他當然也不願處理那些應對死人事件承擔責任的幹部。

這大約也就是一九五九年彭德懷及一批受其牽連的“反對大躍進”的幹部被罷了官，而禍國殃民的躍進積極份子卻穩坐釣魚船的原因。

安徽問題雖然嚴重，但未必全國第一。至少可以說，甘肅、河南、山東諸省的情形與安徽都不相上下。

彭德懷在廬山被打倒後，不得不就毛給他栽的“軍事俱樂部的贓作澄清。他說，廬山會議之前他自國外訪問回國，總參謀長黃克誠向他“談了國內情況，提到有些地區嚴重，特別是甘肅情況嚴重”。嚴重到何等程度，沒有詳細的資料，但既然通渭縣一處就已餓死了六千多人，所以黃克誠說的“情況嚴重”肯定言之不虛。

這是廬山會議之前的情形。會後的反右傾、共產風一下子就把甘蕭推進了曆史上空前的大災難之中。這個災難大到什麽程度？一言以蔽之，到處都有餓死倒斃在路邊的人。當時晚間省會蘭州火車站外黑漆漆的，走路得小心，弄不好會踩著倒在那兒起不來的人。

一九八七年，《中國潮》報告文學征文，麥天樞的《西部在移民》獲得一等獎。該文披露，一九六○年前後僅定西地區（隴中一帶）便“餓死近百萬居民”。對這件事，麥文一語帶過，未談細節。

另一作家沙青在其一九八入年發表的報告文學《依稀大地灣》中也寫了當時定西地區的饑饉。他未談死人總數，卻對細節作了實錄，正好可以用來對麥文作補充。

據沙青調查所得，同安微一樣，甘肅也是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之後的十一月，即“全國躍進浪潮日高夜漲”的時候開始大量餓死人的。榆樹皮、楊樹皮剝光了，連比黃連還苦的柳樹皮也都剝了吃光了（河北太行山區還隻是吃柳葉而已），被子裏的棉絮也扒出來吃了。人死了便被尚餘一口氣的人割了、煮了、吃掉。有的人甚至將外麵逃到村子裏的人殺了吃掉。更有人將自己尚活著的孩子殺了吃掉了。有一戶農家，吃得隻剩了父親和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一天，父親將女兒趕出門去，等女孩回家時，弟弟不見了，鍋裏浮著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灶邊扔著一具骨頭。幾天之後，父親又往鍋裏添水，然後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在門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這是沙青親聞的許多真實故事中的一個。

中共甘肅省委的機關報《甘肅日報》的記者張尚質是通渭縣人。那時，他回了一次家。“他看到了什麽？路邊、田裏，到處都是死人、屍首，遍地白骨無人收。他跑進自己的村子，村子慘不忍睹。他跑進家門，家中已氣絕三人。”通渭縣餓死加外跑的在十萬以上。一九七二年新任省委書記宋平視察通渭時曾痛心的說：“那麽多人餓死了。有的人跑到新疆去。老百姓吃的苦太多啊！”（注５：《海南紀實》一九八九年第八期第二十二頁。）所以，說通渭餓死四、五萬人大約不會過頭。

也許人們會問，當政的共產黨此刻在做什麽？難道官員們也餓死了？不，他們正忙於搞階級鬥爭，召開“千人鬥爭大會”、“萬人鬥爭大會”，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櫃、掘地挖牆搜刮糧食。“他們完全變成了一群野獸，把拿不出糧食的婦女，剝光衣服，用繩子紮起陰毛拉出去遊街示眾！”類似這樣的滅絕人性的惡行，據事後省委派去放糧、調查的工作組統計，竟有一百二十八種。

“要麽整死，要麽餓死．．．．有的人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糧不敢吃，有野菜不敢剜，有路不敢逃，隻能老老實實的餓死。”（注６：以上均引自《依稀大地灣》，《十月》一九八八年第五期。）

二十年的作家柔石寫過一篇小說《為奴隸的母親》，講的是窮人將妻子典當給財主當生育工具的事。現在是新社會，法律已不允許典當婦女，但這並不能禁止甘肅的婦女為救瀕於餓死的丈夫和孩子，跑到鄰省陝西再嫁，得到糧食送回甘肅家中。結果製造的悲劇同四、五十年前一樣；幾年後婦女在“後夫”家留下親生骨肉，返回老家，而那為“後夫”生下的孩子從此便失去了親娘。也有一些甘肅婦女，譬如有鐵路穿越其境的甘穀縣的婦女，很方便地到了較為富庶的關中鹹陽的平原地帶，便再也不肯離開了。饑饉後，老家男人找到了她們，可是她們沒有回甘肅。在“前夫”家生的孩子盼不回親娘，結果也還是悲劇。

一九三○年底，共產黨員柔石被國民黨抓去處死，沒能眼見自己為之獻身的新社會的誕生。他若能多活三十年，看到共產黨執了政，竟然也有“為奴隸的母親”，真不知會作何感想。

據說，當時中央開會，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曾做過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對甘肅第一書記張仲良說，若甘肅缺糧，陝西願支援一些，但張仲良卻硬充胖子，反說若陝西缺糧，甘肅可支援他們。甘肅省省長鄧寶珊是一九四八年底代表傅作義與中共談判和平解放北平的前國民黨將領，有職無權的花瓶。他去農村視察後，唯一能做的隻是“如實地向省委反映了情況”而已。他的權力還頂不上省委一名書記處書記。

當周恩來聽說甘肅有饑荒，打電話給甘肅省委詢問是否需要中央調撥糧食去的時候，省委書記處書記何承華竟然在電話中欺騙周說甘肅農民連大餅油條都吃不完。但畢竟紙包不住火，甘肅餓死人的事傳到了北京。於是中央監委副書記錢鍈帶了一個工作組到甘肅調查災情，“發現實際情況同省領導同誌介紹的完全相反。那裏的困難．．．．是由於某些領導人肆意弄虛作假，騙取榮譽，不關心群眾疾苦，征收過頭糧所造成的。同時，還發現某些領導幹部對敢於講真話、提意見的好同誌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製造了一批冤案、錯案。”（注７：引自《憶錢鍈》一書。）錢立即向中央告急，請求撥糧救災。賑濟災民的糧食是運到了，但是已有一百三十萬人餓死，約占當時甘肅人口的十份之一，比安徽死亡的比例還高。這個數字是在文化革命初期披露的。

大躍進時代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因其製造的災過於嚴重，一九六二年被撤職。六五年夏天，他又獲任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一年後，文革爆發，由於他新來乍到，尚未來得及做什麽事，江蘇對立的兩派組織都認為他在江蘇沒有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因此省委書記個個要打倒，唯獨不打倒他，並擬定他為“革命幹部”的代表。甘肅造反派聞訊，立即派人到江蘇，一定要將他揪回甘肅，因為“張仲良欠了我們甘肅人民一百三十萬血債”。結果醞釀中的江蘇新生的革命委員會裏，“革命幹部”的代表便由張仲良換成了正在勞改掃地的彭衝。

一百三十萬這個數字應是可靠的，因為文革初期“揭發”出來的當權派的“罪行”，材料往往是由省委、省政府內的幹部提供的，而且當時未見有與造反派對立的組織出來否定這一數位。估計這是當年批判張仲良時官方估定的甘肅省死亡人數。

甘肅第一書記張仲良曾經是一個長期為中共出生入死、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革命者，但他在甘肅留下的卻是千千萬萬家破人亡的饑民和無數淒慘的人間悲劇。作孽至此，即使過去功勞再大，也該如諸葛亮斬馬謖一般，揮淚斬之。但中共卻不按此邏輯辦事。當時的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接替張任甘肅第一書記汪鋒聯名寫過一篇文章，說“五十年代未，甘肅受‘左’的錯誤的危害是非常嚴重的。”習還寫過一篇文章紀念張仲良，他這樣寫道：“五十年代未，他在甘肅擔任省委第一書記期間，由於受當時‘左’的思想影響和主觀主義作怪，犯了浮誇冒進的錯誤。但他勇敢地擔責任，多次進行檢討．．．．”（注８：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

從這些文字我們可以知道，大躍進的積極份子怎麽幹都行，錯了作過檢討，換個地方，省委書記還可以照當。而“右傾份子”如湖南省第一書記周小舟則徹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這是毛澤東時代的一大特征。（當時也抓了一些低級幹部，如通渭縣十七名縣級幹部、三十九名公社幹部，因製造“非正常死亡”的罪惡過於嚴重而被捕入獄，但兩年後又都獲釋，恢複了名譽和職務，好像他們什麽惡事都沒有做過，抓他們是冤枉了。）

與甘肅為鄰的青海也是“主要負責人”（應指第一書記高峰）“左傾蠻幹”（劉瀾濤語）而問題格外嚴重的地方。一九六○年中共成立各大地方局，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向總書記鄧小平要求派年僅四十三歲的公安部副部長王昭去任第二書記兼省長。“王昭同誌到達青海時，正是春耕大忙季節。但是從湟水之濱走到黃河兩岸，地裏看不到人跡，村裏看不見炊煙，一片荒涼肅疏景象。”王即向中央報告，“要求中央火速調撥糧食，先把人畜死亡的問題煞住。”（注９：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

青海死了多少？連大概數字也無從知曉。我們隻知道王昭反左道而行之，將牲畜分到戶，擴大社員自留地，將前任在牧區開墾的草原還牧，又大力查處幹部貪汙索賄的案子，終於在較短時期內煞住了人畜死亡的問題。

錢鍈有功於甘肅，王昭有功於青海，可是文革中兩人均被投入監獄並死在那裏，成了毛澤東極左路線的犧牲品。

河南，這個一九五八年創造了人民公社的地方，當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莊稼爛在地裏未收到手，五九年又減產四十多億斤。以後因農民饑餓無力種田，第二年又大幅減產，農業產值下降三分之一。（注１０：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人民日報》。）聯想到楊獻珍所說的五八年底就已經有人餓死的情況，四千萬農村人口中餓死的不會少於安徽。

當時河南有幾個所謂“事件”，其中“信陽事件”指的是信陽一個地區就餓死了近百萬人。為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工作了十年的張文才說，那時“有的地方甚至餓殍遍野，總理為此憂心如焚”。信陽必定是那些“地方”之一。由於河南省上報的一九五九年糧食產量超出實產的一倍，於是省裏拚命搜刮農民的糧食。過去農民跟著幹部鬥地主，將地主吊起來逼他們交出埋在地下的財物，如今農民也被吊起來，被逼著交出“私藏”的糧食。從五九年十一月（全國大饑饉的起始時間）到六○年七月之間，信陽地區在追逼糧食的過程中拘留、逮捕了一萬餘人，其中七百人死在拘留所和監獄。（注１２：蘇曉康著《烏托邦祭》第三九○頁。）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牲口飼料糧被悉數劫掠而去，地委第一書記又“限期消滅外流”，農民無處可逃，隻剩下了餓死一途。

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就出在河南信陽地區，餓死人信陽也是第一。事後中共信陽地委向中央報告說，截至一九六○年春，正陽縣餓死八萬多人，新蔡縣餓死近十萬。而遂平縣那個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山查〕岈山人民公社餓死了四千人，占此公社總人口百分之十，其中最嚴重的生產隊死了近三分之一。（注１３：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信陽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轉引自謝春濤《大躍進狂瀾》第二○三頁。）

作家白樺是信陽人，他說當時“一個村落一個村落的人被餓死”，正是事實，因為僅與正陽、新蔡兩縣相鄰的息縣就死絕了“包括少數外逃）六百三十九個村子，死亡十萬人。（注１４：見蘇曉康著《烏拜邦祭》。）

那時，白樺作為右派份子，在上海郊區一家工廠勞動改造，同居一室的一位工人恰是他的同鄉。那工人自信陽探親回來後，對他講了如下一段話：“我剛從咱們家鄉回來．．．．俺家裏的人都餓死光了．．．隻剩下俺姑，她的兒子也死了．．．．她咋活下來的呢？．．．．有一天夜裏，一隻餓得隻剩兩張皮的豬衝進她的院子，她連忙關上門，一棒就把餓昏了的豬敲死了，連夜剝了那頭豬，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來挖出一塊燒燒吃。她不敢給她那個五歲的孩子吃，怕他說出去。一說出來，村子裏還活著的人就會衝進來和她拚命，會打死她，要她把豬肉拿出來。她眼睜睜地看著兒子叫著‘餓呀！媽媽！餓呀！媽媽！’一直到死．．．人變得那麽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隻能這樣。”由此推斷，在這“信陽事件”中，信陽地區十多個縣中有百萬人餓死的說法絕不誇張。

信陽地區餓死那麽多人，省民政廳辦公室主任從信陽調查後回到省會鄭州，向廳長及省監委書記呼救，可是上司毫無反應。他決定赴京向中央麵陳災情，可是剛到火車站就被上司派去的人截住，終於沒能去北京。

那些官僚們為了護住烏紗帽，一是堵，封鎖消息；二是賴，堵不住就賴，將罪惡賴掉。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信陽地區委員會向中央報告，“把該地區發生的糧食嚴重減產和大量餓、病、死人的現象，一概歸之於壞人當權和地主封建勢力的破壞，因而提出．．．．打倒反革命複辟勢力的做法”。（注１５：《中共黨史大事年代》第三一○頁。）信陽地委用“階級鬥爭”掩蓋他們嚴重失實，諉過於“壞人”、“反革命”，這倒不奇怪；令人驚訝的是中共中央竟肯定了這份報告，並轉發各地，指示“全國三類社隊都應照此執行”，足見直到無數農民餓死之後，中共仍未清醒過來。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