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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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新華社記者:鳳陽小崗,惠民李家店 三年饑荒餓死人數與比例
新華社總社記者：鳳陽小崗 惠民李家店 三年饑荒餓死人數與人口比例
本貼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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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裏：淡泊名利，知足常樂
致力打造中國第一軍政研究和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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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崗這個典型，首先是通過一份調查報告：《一劑必不可少的補藥————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包幹到戶”的調查》：
它以觸目驚心的事實，講出了自農業集體化以來，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受到摧殘的嚴重程度，以致大部分村民逃亡和餓死，並有具體的數據。
二。
小崗這個調查中餓死人的數字，是一個一個統計的，是很準確的。而且在鳳陽，在皖東、淮北以及黃淮流域相當一部分地區具有代表性。
三。
我是熟悉農村、了解農民的，親身經曆了那場大饑荒，親眼看到大批農民被活活餓死的悲慘場麵，
我們那批下放幹部，包括我本人，都得了浮腫病。
那時候既不準寫，也不準公開講。
四。
即使是三年困難時期，數以千萬農民餓死，
也是“形勢大好”，或者是“七分成績，三分缺點”；“七分天災、三分人禍”；“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
以至餓死人的數字，沒有人敢統計，更不能公開去講，
誰講誰就是“對大好形勢的汙蔑”，誰就是“階級敵人”。
所以三年困難時期，究竟餓死了多少人，特別是全國或者全省的具體數字，更沒有人敢統計。
隻是偶而有個別的典型調查中出現過一些具體數字，也不敢說是餓死，那時有個比較普通的專用名詞————“非正常死亡”。
五。
我下放到農村寫的《山東省惠民縣李家店三個生產隊包產到戶的調查》（１９６２年６月）
李家店村原有２２５口人，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達７５人，占全村總人口３３．３％；
１９６２年６月的勞力，４５人中有１５人（占３３．３％），營養不良，是長期病號（幹瘦、嚴重水腫病），不能參加勞動；
原有耕牛３２頭，僅剩下５頭，其中能幹活的隻有３頭，耕地大部分荒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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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sheu 2006-06-28 21:31
當年，萬裏支持鳳陽小崗農民搞“大包幹”，中國人民潛在的創造力開始被激發出來，中國重新成為“希望之鄉”。
中國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改革是從安徽開始的。
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
中唱的那個鳳陽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幹，也是一年翻新，改變麵貌。
——鄧小平當時萬裏同誌在安徽當省委書記，他肯定和支持安徽農民搞包產到戶的做法。如果在議論紛紛中，我們領導沒有膽識，不出來支持，反而加以否定，包產到戶就出不來。
——江澤民
七十年代末期，始於安徽的中國農村改革，其核心是“包產到戶”，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以家庭承包為主體的聯產責任製。“包產到戶”有兩種形式，即“包產到戶”與“包幹到戶”。兩者大同小異，既是一回事，又有不同之處。
包產到戶是伴隨著農業合作社的發生、發展，多次出現的一種聯產計酬責任製形式。５０年代中期，浙江省永嘉縣出現的包產到戶最有代表性，影響很大，但很快就被打了下去，縣委書記李雲河等被打成右派。後來三年困難時期安徽出現的“責任田”，實際上也是包產到戶，受到廣大農民歡迎，但也很快被壓了下去。
１９７８年在農村改革中，安徽最早出現的也是包產到戶，但小崗的包產到戶實際上卻是包幹到戶。包幹到戶與包產到戶既有共同之處，又有不同之處，不能等同。主要區別在於：包產到戶是農民承包土地後，實行的是“承包產量，以產計工，超產獎勵，減產賠償”的辦法，農戶生產的糧食等，最後要交給生產隊，由生產隊上繳國家征購任務，留下集體提留後，再按各戶上交多少算出工分，按工分統一分配。其主動權在生產隊，生產隊通過幾個統一，控製各承包戶，要害是統一分配。包產到戶與包幹到戶的共同之處，兩者都是包到戶，包幹到戶是包產到戶的進一步發展，包幹到戶沒了那麽幾個統一，主動權或者說主體在戶，實際上是分戶經營，分戶核算。它比包產到戶更徹底些，利益更直接些，方法更簡便些。包幹到戶與包幹到組統稱為“大包幹”。
“大包幹”的發源地鳳陽縣，農民給“大包幹”編了個順口溜：“大包幹，大包幹，直來直去不拐彎，保證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包幹到戶是這個縣當時的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於１９７８年底在“包幹到組”基礎上偷偷搞起來的，並迅速從江淮兩岸風靡神州大地。於是小崗這個地圖上都很難找到的小小村落，一時名聲大震，於８０年代初期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的時代典型；小崗農民在農村改革中的偉大創造，很快在全國農村迅速推廣。此後所講的包產到戶實際就是包幹到戶。
萬裏是怎樣發現小崗的？
萬裏發現小崗這個典型，首先是通過一份調查報告：《一劑必不可少的補藥————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包幹到戶”的調查》（見本報第１８版的全文）。由於種種原因，小崗這份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調查，從來沒有原原本本地公之於眾過。值此農村改革２０周年之際，我想通過曆史回顧，把小崗這個典型的來龍去脈，以及它是在什麽樣的情況下帶頭進行農村改革、並成為中國農村這場曆史性的大變革中的先進典型，作個比較全麵係統的回顧與介紹，以啟迪人們繼續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揚實事求是精神，認真總結教訓，深化改革，不斷前進。
１９８０年初，安徽農業會議期間，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裏，親手交給我一份材料：《一劑必不可少的補藥》。他說：“你看看，這份材料寫得多好啊！我像看小說似的，一口氣看了兩遍……過幾天咱們去看看。”
我拿到這份材料，仔仔細細地看了幾遍，越看越覺得寫得好，太重要、太及時了，它的特點，
一是寫出了中國農業集體化２０多年來，在極左路線錯誤影響下，小崗村從農業合作化開始，曆經反右派、“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直到“文化大革命”，一次又一次的運動，遭受到的一次又一次摧殘，記述了小崗農民的悲慘遭遇和辛酸的曆史，說出了小崗農民的心裏話。
二是它以觸目驚心的事實，講出了自農業集體化以來，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受到摧殘的嚴重程度，以致大部分村民逃亡和餓死，並有具體的數據。
三是寫出了小崗農民曆經磨難，走投無路，在真理標準討論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影響下，“冒死去抗爭”，帶頭實行“包幹到戶”，一年翻身的事實。
四是寫出了小崗生產隊帶頭實行包幹到戶後，出現的矛盾和激烈爭論，反映了農民對農村改革的迫切願望和矛盾心理。
正如《調查》最後所說：“小崗的辦法吸引著別人，這使小崗感到自豪，由於吸引著別人反帶來了麻煩，連自己也不能搞了，心裏又有難言的苦衷。這使小崗群眾蒙上了一種新的矛盾心理。”
而這正是萬裏急於要去小崗實地考查、並予以肯定和支持的重要原因。
據我多年采訪農村新聞所見，像小崗這樣的調查材料實屬罕見。它反映的情況，在全國，特別是在黃淮流域的農村，具有代表性。
我出身在農民家庭，大學學的是農業經濟。從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反右派，直到“文化大革命”，一係列運動我都親身經曆過。
而且我又是長期從事農村采訪的新華社總社記者，可以說得上是經得多、見得廣。
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我是帶著戶口被下放到最艱苦、最困難而又受共產風、浮誇風等“五風”危害最嚴重的重災區之一山東惠民縣農村，當了普通農民和基層幹部，同當地農民實行“三同”，
我是熟悉農村、了解農民的，親身經曆了那場大饑荒，親眼看到大批農民被活活餓死的悲慘場麵，
我們那批下放幹部，包括我本人，都得了浮腫病。
那時候既不準寫，也不準公開講。
即使是三年困難時期，數以千萬農民餓死，也是“形勢大好”，或者是“七分成績，三分缺點”；“七分天災、三分人禍”；“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
以至餓死人的數字，沒有人敢統計，更不能公開去講，
誰講誰就是“對大好形勢的汙蔑”，誰就是“階級敵人”。
所以三年困難時期，究竟餓死了多少人，特別是全國或者全省的具體數字，更沒有人敢統計。
隻是偶而有個別的典型調查中出現過一些具體數字，也不敢說是餓死，那時有個比較普通的專用名詞————“非正常死亡”。
小崗這個調查中餓死人的數字，是一個一個統計的，是很準確的。而且在鳳陽，在皖東、淮北以及黃淮流域相當一部分地區具有代表性。
小崗調查的作者吳庭美，是６０年代畢業的大學生，當時是鳳陽縣委的工作人員。
他出身農村，家就在小崗，對小崗、對農村情況非常熟悉，對農民有著深厚的感情。他這篇調查不僅真實，而且很有感情。我讀過、寫過不少農村調查，但像這篇調查實屬罕見。它實際上是一份“中國農村改革的宣言書”，使小崗這顆星星火種，乘十一屆三中全會東風，迅速燃遍神州大地。
小崗調查引出我的回憶與思考
看了這份調查，我不由得聯想起我下放到農村寫的《山東省惠民縣李家店三個生產隊包產到戶的調查》（１９６２年６月）。
這兩份調查所反映的是一樣的：農村由於大刮“五風”，生產力受到嚴重摧殘，民不聊生，因此迫切要求包產到戶。特別是所反映的受災情況，何等相似啊！
李家店村原有２２５口人，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達７５人，占全村總人口３３．３％；１９６２年６月的勞力，４５人中有１５人（占３３．３％），營養不良，是長期病號（幹瘦、嚴重水腫病），不能參加勞動；原有耕牛３２頭，僅剩下５頭，其中能幹活的隻有３頭，耕地大部分荒蕪。
餓死的人數、農民生活困難情況等與小崗村都很相似，所以偷偷地搞了包產到戶。
１９６２年春天，我到李家村認真調查了十多天，冒著巨大政治風險，實事求是地寫出了這篇調查報告，講了他們為啥要搞包產到戶和包產到戶的做法，特別寫到群眾對包產到戶的反映：“包產到戶既不是地主的要求，也不是富農的要求，更不是富裕中農的要求，而是廣大貧下中農的要求。”
有人說：“‘千條萬條不如這一條’，‘活命是第一，上天堂是後事，吃不上飯這輩子上不去天堂’。”
“包產到戶成了該村社員的普遍要求，即使那些勞動力弱和無勞力戶也都讚成……”群眾對包產到戶要求非常強烈。
初稿寫出之後，給村幹部看了，一一進行核實；縣委領導看了也滿意。
新華社內參部領導夏公然認為很好，準備在“隻要國富民強，何懼包產到戶”欄題下，在《內部參考》上發表。
沒想到在送審中，風向已轉，此文遭到了中央有關領導的嚴厲批評，並責令編輯部和作者進行檢討。
在內參部領導保護（夏公然承擔了全部領導責任）下，我一個檢討混過了關。但這篇調查連累了李家店村的有關幹部群眾以及惠民縣有關領導，他們的包產田也被收回。在以後的曆次運動中，這篇調查成了我得一次又一次進行檢查的“錯誤”。
ytsheu 2006-06-28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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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sheu 2006-06-19 10:08
萬裏，1916年12月生，山東東平人。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東平縣委書記，泰西地委宣傳部、組織部部長。1940年後任中共魯西區委宣傳部副部長，冀魯豫二、七、八地委書記。1947年後任中共冀魯豫區委委員、秘書長，南京市軍事管製委員會財委副主任、經濟部部長、建設局局長。
建國後，曆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工業部副部長、部長。1950年6月-1954年9月任西南軍政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1952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築工程部副部長。1954年-1955年4月任國務院建築工程部副部長。1955年4月任國務院城市建設總局局長。1956年5月-1958年2月任城市建設部部長。1958年3月-1966年10月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1958年8月-1966年6月任北京市副市長。1959年9月-1977年11月任北京第二至四屆政協副主席。1973年5月-1975年1月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1975年1月被任命為鐵道部部長。1977年6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1978年1月-1979年12月任安徽省革委會主任，兼任省軍區政委。1980年4月-1988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1980年8月-1982年5月兼國家農委主任、黨組書記，1982年9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當選為中共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1987年當選為中共第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88年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1986年榮獲奧林匹克勳章金獎。1993年6月被世界橋聯和北美橋聯授予主席最高榮譽獎和世界冠軍金牌獎。曾被美國馬裏蘭大學授予公共服務榮譽博士學位，被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授予人文學榮譽博士學位，被加拿大裏加納大學授予法學榮譽博士學位。現擔任中國網球協會和中國橋牌協會名譽主席。
一
一夜春雨，淨洗京城，這是北京一年中最美的季節，也是中南海最美的時節，清晨、清風、青綠，一路靜謐。
萬叔鵬怕我找不到，專門到門口等我來了。這個小院，原是朱德同誌的住所，緊鄰毛主席舊居豐澤園。此時，院子裏的兩棵玉蘭開得正豔，那三棵有名的香椿樹也已悄展芳容，花莖、菜畦，房前屋後，綠意盎然，生機一片。和眼前的環境相比，這所房子顯得很陳舊，門窗、廊道一看就是多年前的東西，有的外牆體還有明顯的裂痕。萬叔鵬不好意思地說:房子太舊了，有的地方牆皮都脫落了，這麽多年，一直這樣。
這個簡單清靜的小院，名叫含和堂，是原全國人大委員長萬裏同誌的住宅，萬叔鵬是萬裏同誌的第三個孩子，也是惟一的女兒。
二
很多年前，因為工作的原因，我曾采訪過萬裏同誌，那時，給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萬裏個子很高，山東口音很重。許多年過去了，當我再次見到他時，89歲的萬裏留給我的印象依然是個子很高，鄉音依舊。
萬裏，原名萬明禮，1916年出生於山東東平縣的一個貧苦農家。1936年，20歲的萬裏，在山東曲阜這個聖人之鄉，宣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開始了他追求理想，追求革命的戰鬥生涯。
1975年1月18日，在全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上，59歲的萬裏被任命為鐵道部部長，此時，他已是一個有著39年黨齡的共產黨人，也是在文革中幾經沉浮的老幹部了，此刻臨危受命，他麵對的是比戰場和工地更為複雜的局麵，因為這是一個呼吸立成禍福、喜怒邃變炎涼的特殊時期，黨內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正在危及著黨的事業和經濟工作。而此時的中國鐵路，正處在半癱瘓的狀態，黨性喪失，派性作祟;指揮不動，調度不靈。號稱是大動脈，卻不通不暢，惡果已經波及整個國民經濟。
萬裏不自覺中又一次站在了風口浪尖上。
麵對危局，萬裏沒有讓黨中央失望，他以一個政治家的敏銳，牢牢地抓住問題的核心，他認為:派性問題是政治問題，不解決派性鬥爭，鐵路複興無望。很快，在他的主持下，中發（1975）9號文件，即《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經毛主席審閱後，下發實行。
隨後，萬裏攜令出京，他以政治家的魄力和果敢，一戰徐州，再戰鄭州，三戰蘭州，用霹靂手段，果斷清剿各種派性力量，撥亂反正，迅速打通隴海、京廣、蘭新等鐵路樞紐。半年過後，鐵路正點率大幅上升，秩序逐步恢複正常，正像毛主席評價萬裏的一樣，鐵路開始日行萬裏，成為鄧小平治理整頓的開路先鋒。而萬裏作為黨內一位傑出政治家的形象業已深入人心。
1977年6月，第二次打倒又重新站起來的萬裏離京，他被任命為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省軍區政委，開始主政安徽，由此也掀起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三次戰役。
此刻的江淮大地，正值百廢待興之時。萬裏一頭紮進基層，半年走了3000裏路，了解民生，傾聽民意。臘月二十三，他來到淮北阜陽一個農村，看到農民臨近年關，卻在為沒有一兩白麵，吃不上餃子而發愁，萬裏震驚了。他難過地說:我的老家東平離這不遠，在我們那裏，就是在舊社會，窮人過年也要吃頓餃子，你看《白毛女》裏的楊白勞，窮成那樣，過年了也要給喜兒紮根紅頭繩，也要吃頓餃子呀！
眼前的景象深深地刺激著萬裏，也引起了他長久的思考，昔日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的富饒之地，竟然凋敝至此，原因何在呀？
民以食為天，這是曆朝、曆代統治者都深明的道理，然而，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吃飯問題一直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問題，當代共產黨人在經曆了多次的反複之後，開始緊緊地抓住了這個最大的政治問題。萬裏自覺地站在了潮頭，以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氣魄和責任感，義無反顧地推動了這一曆史使命的完成。
萬裏政治生涯的三大戰役，是他人生的華彩樂章，三戰三捷既彰顯了他的魄力，也成就了他的人格。
長子萬伯翱說:父親心中始終想著人民，他是一個有著堅定政治信念和理想的人，他為人民服務的信念是絕不會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而變，他是始終如一的。我們全家人都很欽佩他的政治操守。
他說:我爸爸是一個堅強的人，一個敢於承擔責任的人，一個有著英雄氣概的人。
三
1993年3月31日，萬裏從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崗位上退了下來，一位為黨的事業奮鬥了60 多年的共產黨人，開始淡出人們的視線，開始過上平靜的退休生活。
萬裏退休後的生活很有規律。每周的活動可歸納為三打、兩看、一接見，即打橋牌、打網球、打高爾夫球，看文件、看報紙和接見客人。這樣一周下來活動安排得滿滿的，生活充實而有節奏。
萬裏愛打橋牌，牌技也高超。有一次，他和榮樂地搭檔，在所羅門世界橋牌通信比賽(在世界各地同時有十個賽場)中，打出了妙張，因而獲得世界亞軍的稱號，一時成為中國和世界牌壇的佳話。
萬裏的另一大愛好是打網球，他打網球的曆史是從山東曲阜師範學校上學時開始的。。
萬裏說，打網球使他保持了旺盛的工作精力;網球場上攻防千變萬化，是培養人判斷力和勇敢頑強的工作作風的最好場所。
事實證明，一靜(橋牌)一動(網球)成了他健身的法寶。時至今日，年近90的萬裏依然堅持每周打一到三次網球，看著他充滿活力地在場上跑動擊球，你很難想象這是一位耄耋老人。
萬裏經常自豪地對來看望他的同誌說:這兩項運動都要打到90歲再說。
淡出政壇的萬裏保持著一種平和的心態，過著平常的生活。
萬裏生在孔孟之鄉，自幼受到嚴格的傳統教育，書法頗有心得，在職時便常有單位和個人慕名求字，對此他是一概拒絕，退休後，更多的人想來找老領導索字，他還是一概拒絕。
不過，也有例外的時候。一次，萬裏到大連的一個小島上參觀，看到島上那種艱苦的環境，看到守在小島上的工作人員那種不畏艱苦的樂觀精神，他主動向工作人員要來紙筆……
萬裏最反感的就是擾民，在任時他就喜歡輕車簡從下基層，對興師動眾、前呼後擁的做法極不讚成，退休後更是這樣，有時到下麵去，當地的主要領導都要來看望他，這讓他很不安，他說:你們都很忙，我現在是個閑人，不要因為看我影響工作。
萬裏喜歡和大家一起打網球，喜歡和全家人一起去吃飯，共享天倫。
四
走進萬裏家中，家具是舊的，床也是舊的，沙發還是那種過去機關裏常見的，套著灰布套的那種。
在中國人的心中，家永遠是一個特殊的地方。
邊濤，原名邊其馨，山東長清人，也是師範畢業。1937年邊濤就參加了抗日部隊。1940年，20歲的邊濤和中共山東運西地委書記萬裏結婚，此後，兩人攜手走過了63年的風雨曆程。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2003年10月23日，邊濤去世了，87歲的萬裏難抑悲情，他久久地站在妻子的床前，一邊流淚，一邊自語:你走了，我怎麽辦呀？！匆匆趕到萬家吊唁的李瑞環同誌見此情景，也不禁為之動容。
在萬家，還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孩子們要輪流在家陪著萬裏，主要是怕萬裏寂寞。
萬裏每天的生活很有規律，早8點，中午12點，晚6點是規定的吃飯時間。
ytsheu 2006-06-19 10:08
五
國家體育總局人力資源中心位於北京市崇文區體育館路9號，和著名的體操中心、登山協會在一起。萬裏的長子萬伯翱退休前是人力資源中心的主任，他現在還擔任著中國網球協會副主席、中國奧委會委員等職務，因而，我采訪他時，他的辦公室還在這座灰色的大樓裏。
外界都說萬伯翱有名聲，人緣好。進門時，保安問我找誰，我說:找老萬。話音剛落，年輕的保安和旁邊一個不年輕的婦女異口同聲:四樓，最裏的一間。
我在他辦公室坐了不到半小時，先後就來了三位慕名求書的，其中兩位來自河北，一位是體委機關的，萬伯翱簽名送書，很隨和。可能是由於長期堅持戶外運動的結果，萬伯翱顯得黑、瘦，但很精神。
萬裏對孩子們有兩個基本的要求:一是要忠誠於黨和人民的事業，二是要自立自強。萬伯翱對此體會尤深。
萬伯翱從小活潑好動，用他自己的話說:我上小學時不懂事，是搗蛋大王，討人嫌。想打人就打人，想罵人就罵人。
如今，提起萬伯翱，人們記得的不是他當過什麽官，而是記得他寫過什麽文。
國學大師陳寅恪詩說自由公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因為，要寫好文章，不僅要有愛，而且，更要有天下為公的責任心。萬伯翱二者兼得，因而，文章自然不同凡響。
著名作家蘇叔陽把萬伯翱稱為陽光男孩，說他:坦蕩、誠懇，沒有架子。
作家曹禺說:伯翱不像一般高幹子弟那樣劍拔弩張，張牙舞爪。當然，那些人可能更有本領，但我始終還是喜歡伯翱這種具有中國淳樸民風的類型。
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光英說:萬老大很不容易，他把自己《四十春秋》的稿費46000元都捐給了中華文學基金會，他達到了一個無我的境界。高幹子弟的毛病在他身上竟然沒有，這是很可貴的。這和萬裏教子有方有關係。
賀龍元帥生前曾說:萬伯翱是幹部子弟的榜樣。
如果讓我來評價萬伯翱，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本色的人，一個大方之人。
對孩子們的選擇，萬裏不置可否，但他絕不允許任何人，利用他的影響牟利。退休後，孩子們經常想帶他到外麵走走，散散心。有時請他到外麵參加活動，萬裏一定要問清楚，誰請的？誰參加？如果有陌生人他就不會去。即便是老朋友、老熟人在一起，他還要告誡別人說:你們要警惕，他們幾個已經下海經商了，不要被他們利用。惟恐孩子們利用自己的影響，做什麽事情。
萬叔鵬說，我們家的人，都知道他這個習慣，我們也從沒有想讓他幫助我們做什麽。
六
女兒萬叔鵬是個清晰而透明的人，講話快人快語，做事雷厲風行。
萬叔鵬說，父親是個很執著的人，在政治上，他一直堅持自己的信念，認準的事情決不退縮。有一次，我和媽媽說他不懂得隨風而變，是二杆子，他生氣地說:原則問題不能讓步，這怎麽是\'二杆子\'呢？在生活上，他不喜歡搞排場，湊熱鬧，有時固執得讓人很尷尬。記得他還在當副總理的時候，一次到外地視察工作，一下車，當地領導把他迎進了一家餐廳，準備宴請他。結果他當時就火了，一言不發，拂袖而去。
文革開始後不久，萬裏就被打倒並被關進北京萬壽路的一所特監。萬叔鵬也由一個革命幹部子女，一下子變成了黑幫子弟，學校裏到處都貼上了打倒、批判她的標語，她被限製自由，被造反派關押起來。這時，身陷囹圄的父親給她寫了封信，萬叔鵬說:信中的大部分內容我已記不很清了，但是，有兩句話我始終沒忘，爸爸說:\'我相信你沒有任何問題，因為我堅信，有什麽樣的父親，就有什麽樣的女兒。\'他的這番話，給了我巨大的力量，使我堅持下來了。
七
勤儉持家，這是幾乎所有中國人的治家理念。萬裏一家三代同堂，奶奶像傳統的中國家庭婦女一樣操持著家務，帶孩子，縫洗衣服。
萬裏一生淡泊名利，知足常樂，當代幾位大畫家像李苦憚、蔣兆和、李可染的住房問題，都是萬裏幫助解決的，但他從未向他們伸手要過一幅作品。孩子們記得20世紀60年代，他自己屋裏掛的倒是水刻木印的仿製徐悲鴻和齊白石的作品。
在中南海，萬裏家中有兩個名氣很大的東西，一個是院子裏的小菜園，另一個是院子裏的三棵香椿樹。
父親被四人幫迫害關押了兩三年，直到周總理主持了四屆人大，小平同誌在中央主持工作時，才將年富力強，渴望為人民工作的他，任命為鐵道部長。那時真是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1976年春批鄧時，老爺子第二次被打倒，老奶奶擔驚受怕也去世了。粉碎四人幫後，1977年父母調到安徽工作，那裏的住處沒有了香椿樹，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後，父母又調回北京工作，中南海新院子裏又神奇地出現了幾棵香椿樹（有兩棵可能是媽媽請人專門移過來的），從此，每年春天全家又恢複吃香椿和醃製香椿芽鹹菜的傳統小高潮。
ytsheu 2006-06-28 21:31
當年，萬裏支持鳳陽小崗農民搞“大包幹”，中國人民潛在的創造力開始被激發出來，中國重新成為“希望之鄉”。
中國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改革是從安徽開始的。
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
中唱的那個鳳陽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幹，也是一年翻新，改變麵貌。
——鄧小平當時萬裏同誌在安徽當省委書記，他肯定和支持安徽農民搞包產到戶的做法。如果在議論紛紛中，我們領導沒有膽識，不出來支持，反而加以否定，包產到戶就出不來。
——江澤民
七十年代末期，始於安徽的中國農村改革，其核心是“包產到戶”，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以家庭承包為主體的聯產責任製。“包產到戶”有兩種形式，即“包產到戶”與“包幹到戶”。兩者大同小異，既是一回事，又有不同之處。
包產到戶是伴隨著農業合作社的發生、發展，多次出現的一種聯產計酬責任製形式。５０年代中期，浙江省永嘉縣出現的包產到戶最有代表性，影響很大，但很快就被打了下去，縣委書記李雲河等被打成右派。後來三年困難時期安徽出現的“責任田”，實際上也是包產到戶，受到廣大農民歡迎，但也很快被壓了下去。
１９７８年在農村改革中，安徽最早出現的也是包產到戶，但小崗的包產到戶實際上卻是包幹到戶。包幹到戶與包產到戶既有共同之處，又有不同之處，不能等同。主要區別在於：包產到戶是農民承包土地後，實行的是“承包產量，以產計工，超產獎勵，減產賠償”的辦法，農戶生產的糧食等，最後要交給生產隊，由生產隊上繳國家征購任務，留下集體提留後，再按各戶上交多少算出工分，按工分統一分配。其主動權在生產隊，生產隊通過幾個統一，控製各承包戶，要害是統一分配。包產到戶與包幹到戶的共同之處，兩者都是包到戶，包幹到戶是包產到戶的進一步發展，包幹到戶沒了那麽幾個統一，主動權或者說主體在戶，實際上是分戶經營，分戶核算。它比包產到戶更徹底些，利益更直接些，方法更簡便些。包幹到戶與包幹到組統稱為“大包幹”。
“大包幹”的發源地鳳陽縣，農民給“大包幹”編了個順口溜：“大包幹，大包幹，直來直去不拐彎，保證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包幹到戶是這個縣當時的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於１９７８年底在“包幹到組”基礎上偷偷搞起來的，並迅速從江淮兩岸風靡神州大地。於是小崗這個地圖上都很難找到的小小村落，一時名聲大震，於８０年代初期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的時代典型；小崗農民在農村改革中的偉大創造，很快在全國農村迅速推廣。此後所講的包產到戶實際就是包幹到戶。
萬裏是怎樣發現小崗的？
萬裏發現小崗這個典型，首先是通過一份調查報告：《一劑必不可少的補藥————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包幹到戶”的調查》（見本報第１８版的全文）。由於種種原因，小崗這份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調查，從來沒有原原本本地公之於眾過。值此農村改革２０周年之際，我想通過曆史回顧，把小崗這個典型的來龍去脈，以及它是在什麽樣的情況下帶頭進行農村改革、並成為中國農村這場曆史性的大變革中的先進典型，作個比較全麵係統的回顧與介紹，以啟迪人們繼續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揚實事求是精神，認真總結教訓，深化改革，不斷前進。
１９８０年初，安徽農業會議期間，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裏，親手交給我一份材料：《一劑必不可少的補藥》。他說：“你看看，這份材料寫得多好啊！我像看小說似的，一口氣看了兩遍……過幾天咱們去看看。”
我拿到這份材料，仔仔細細地看了幾遍，越看越覺得寫得好，太重要、太及時了，它的特點，一是寫出了中國農業集體化２０多年來，在極左路線錯誤影響下，小崗村從農業合作化開始，曆經反右派、“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直到“文化大革命”，一次又一次的運動，遭受到的一次又一次摧殘，記述了小崗農民的悲慘遭遇和辛酸的曆史，說出了小崗農民的心裏話。二是它以觸目驚心的事實，講出了自農業集體化以來，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受到摧殘的嚴重程度，以致大部分村民逃亡和餓死，並有具體的數據。三是寫出了小崗農民曆經磨難，走投無路，在真理標準討論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影響下，“冒死去抗爭”，帶頭實行“包幹到戶”，一年翻身的事實。四是寫出了小崗生產隊帶頭實行包幹到戶後，出現的矛盾和激烈爭論，反映了農民對農村改革的迫切願望和矛盾心理。正如《調查》最後所說：“小崗的辦法吸引著別人，這使小崗感到自豪，由於吸引著別人反帶來了麻煩，連自己也不能搞了，心裏又有難言的苦衷。這使小崗群眾蒙上了一種新的矛盾心理。”而這正是萬裏急於要去小崗實地考查、並予以肯定和支持的重要原因。
據我多年采訪農村新聞所見，像小崗這樣的調查材料實屬罕見。它反映的情況，在全國，特別是在黃淮流域的農村，具有代表性。我出身在農民家庭，大學學的是農業經濟。從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反右派，直到“文化大革命”，一係列運動我都親身經曆過。而且我又是長期從事農村采訪的新華社總社記者，可以說得上是經得多、見得廣。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我是帶著戶口被下放到最艱苦、最困難而又受共產風、浮誇風等“五風”危害最嚴重的重災區之一山東惠民縣農村，當了普通農民和基層幹部，同當地農民實行“三同”，我是熟悉農村、了解農民的，親身經曆了那場大饑荒，親眼看到大批農民被活活餓死的悲慘場麵，我們那批下放幹部，包括我本人，都得了浮腫病。那時候既不準寫，也不準公開講。即使是三年困難時期，數以千萬農民餓死，也是“形勢大好”，或者是“七分成績，三分缺點”；“七分天災、三分人禍”；“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以至餓死人的數字，沒有人敢統計，更不能公開去講，誰講誰就是“對大好形勢的汙蔑”，誰就是“階級敵人”。所以三年困難時期，究竟餓死了多少人，特別是全國或者全省的具體數字，更沒有人敢統計。隻是偶而有個別的典型調查中出現過一些具體數字，也不敢說是餓死，那時有個比較普通的專用名詞————“非正常死亡”。小崗這個調查中餓死人的數字，是一個一個統計的，是很準確的。而且在鳳陽，在皖東、淮北以及黃淮流域相當一部分地區具有代表性。
小崗調查的作者吳庭美，是６０年代畢業的大學生，當時是鳳陽縣委的工作人員。他出身農村，家就在小崗，對小崗、對農村情況非常熟悉，對農民有著深厚的感情。他這篇調查不僅真實，而且很有感情。我讀過、寫過不少農村調查，但像這篇調查實屬罕見。它實際上是一份“中國農村改革的宣言書”，使小崗這顆星星火種，乘十一屆三中全會東風，迅速燃遍神州大地。
小崗調查引出我的回憶與思考
看了這份調查，我不由得聯想起我下放到農村寫的《山東省惠民縣李家店三個生產隊包產到戶的調查》（１９６２年６月）。這兩份調查所反映的是一樣的：農村由於大刮“五風”，生產力受到嚴重摧殘，民不聊生，因此迫切要求包產到戶。特別是所反映的受災情況，何等相似啊！李家店村原有２２５口人，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達７５人，占全村總人口３３．３％；１９６２年６月的勞力，４５人中有１５人（占３３．３％），營養不良，是長期病號（幹瘦、嚴重水腫病），不能參加勞動；原有耕牛３２頭，僅剩下５頭，其中能幹活的隻有３頭，耕地大部分荒蕪。餓死的人數、農民生活困難情況等與小崗村都很相似，所以偷偷地搞了包產到戶。
１９６２年春天，我到李家村認真調查了十多天，冒著巨大政治風險，實事求是地寫出了這篇調查報告，講了他們為啥要搞包產到戶和包產到戶的做法，特別寫到群眾對包產到戶的反映：“包產到戶既不是地主的要求，也不是富農的要求，更不是富裕中農的要求，而是廣大貧下中農的要求。”有人說：“‘千條萬條不如這一條’，‘活命是第一，上天堂是後事，吃不上飯這輩子上不去天堂’。”“包產到戶成了該村社員的普遍要求，即使那些勞動力弱和無勞力戶也都讚成……”群眾對包產到戶要求非常強烈。
初稿寫出之後，給村幹部看了，一一進行核實；縣委領導看了也滿意。
新華社內參部領導夏公然認為很好，準備在“隻要國富民強，何懼包產到戶”欄題下，在《內部參考》上發表。沒想到在送審中，風向已轉，此文遭到了中央有關領導的嚴厲批評，並責令編輯部和作者進行檢討。在內參部領導保護（夏公然承擔了全部領導責任）下，我一個檢討混過了關。但這篇調查連累了李家店村的有關幹部群眾以及惠民縣有關領導，他們的包產田也被收回。在以後的曆次運動中，這篇調查成了我得一次又一次進行檢查的“錯誤”。
ytsheu 2006-06-28 21:31
萬裏表態：我支持你們這樣幹
令人欣慰的是，萬裏對小崗這份調查如此重視，給了這麽高的評價，並準備去小崗給予支持。我從中看到了希望，這同１９６２年李家店包產到戶調查將是完全相反的結局。
根據萬裏的意見，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４日，正當小崗農民緊張不安、等上級領導表態的時候，我們隨同萬裏及地、縣一些領導，來到了小崗生產隊。
萬裏下車以後，二話沒說，挨家挨戶看了一遍，隻見各家各戶能裝糧食的東西都裝得滿滿的，有的屋裏放不下，放到外麵埋下存儲起來。萬裏看過之後，高興地對小崗幹部和群眾說：“你們這樣幹，形勢自然會大好，我就想這樣幹，就怕沒人敢幹。你們這樣幹了，我支持你們。”
當有的社員說到“現在有人批我們小崗‘開倒車’”時，萬裏當即表示：“地委能批準你們幹３年，我批準你們幹５年。隻要能對國家多貢獻，對集體能夠多提留，社員生活能有改善，幹一輩子也不能算‘開倒車’。”
對於多年吃夠“左”的苦頭的小崗農民，萬裏的講話是個莫大的支持和鼓舞。他們高興得快蹦起來了，心裏一塊石頭落了地。有的社員顧不上再與省委第一書記吐心聲了，急忙回家炒花生。他們一邊把炒好的花生送到客人麵前，讓大家共享豐收果實，一邊一把把地往客人的大衣兜裏裝。
麵對此情此景，萬裏深受感動，他語重心長地對隨行的地、縣負責人說：“咱們不能再念緊箍咒了，你們說是不是？”
一位鄉幹部問萬裏：“別的地方學小崗也搞包產到戶可中？”萬裏說：“可以，隻要對國家有利，對人民有利，哪個學都行！”
萬裏冒著巨大政治風險說的這番話，像一股暖流注入農民的心中。人們滿含熱淚，衷心感謝萬裏，稱讚他是安徽人民的好領導。
臨走，萬裏一再叮囑社隊幹部：一要做老實人，說老實話，實事求是；二要不賣過頭糧，要接受３年災害時的教訓；三要帶領全體農民，不但要把糧食生產搞上去，還要大力發展工副業，使全村農民盡快富起來！
回到合肥後，萬裏在省委常委會上，捧出小崗社員送的花生，一邊叫大家品嚐，一邊講小崗的情況。他再次強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不管采取哪種形式，隻要能增產增收，對國家能多貢獻，對集體能多提留，社會生活能大改善，就是好辦法，就都應當支持。
萬裏小崗之行，肯定了包幹到戶，使鳳陽縣的大包幹責任製，在進一步完善中迅猛發展。１９７９年，鳳陽全縣糧食總產量達２．２億多公斤，比１９７８年增長４９％，人均收入達１５０元，比１９７８年的８１元增長８５％。僅僅一年時間，就摘掉逃荒要飯的帽子。
萬裏在１９８０年初視察小崗並對“包幹到戶”表示公開支持和讚揚，不久就調到了中央。他雖然離開了安徽，但對小崗十分關心，我每次去安徽，他都要我到那兒去看看。對萬裏的支持和關懷，小崗農民也十分感激，每次見到我，他們都問萬裏的身體情況，向他表示問候。有一次有位農民要我給萬裏捎隻老母雞去，要他好好保養身體，希望他健康長壽。
１９９４年５月９日，聽說萬裏退下來，村幹部嚴宏昌（原小崗生產隊副隊長、包幹到戶發起人之一）代表小崗農民到北京，特地到中南海去看望萬裏。萬裏會見了他們並同他們親切交談。
萬裏談如何對待小崗這個典型下麵我想以小崗為例，談談先進典型是怎樣產生的，以及萬裏是如何對待先進典型的。
小崗這個農村改革中的先進典型是怎樣出來的？從小崗調查材料來看，是在真理標準討論的思想激發下，群眾自發搞起來的，而且是在當時中央政策明確規定“不許”的情況下，瞞上不瞞下，偷偷搞起來的。此前，外部很少有人知道。搞了一年，大見成效，吸引周圍群眾紛紛仿效。於是引起爭論，給自己帶來了“麻煩”。正在激烈鬥爭的關鍵時刻，萬裏到了小崗。他不但沒有批評，而且予以支持和表揚。於是小崗這顆星星火種，勢若燎原，在江淮大地迅速燃燒，進而燃遍神州大地，為中國農村改革開辟了新紀元。
實踐證明，任何一項改革措施，都會遭到保守思想和舊習慣勢力的抵製和反對。當皖東農村普遍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農民滿懷喜悅時，鄰省江蘇農村還在搞“大呼隆”，一些社隊對著安徽用高音喇叭廣播，樹起大標語牌子，表示“堅決抵製安徽分田單幹風”。於是安徽這邊一些農民在慶幸之餘，感到江蘇落後了，有的甚至還有些幸災樂禍的味道。萬裏當即告誡說：你們不要高興得太早了，如果江蘇那邊一旦也搞起了家庭聯產承包，很快就會趕上和超過你們，甚至把你們甩得老遠的。他們的生產條件和經濟基礎，特別是文化科學技術水平，要比你們好得多，高得多。這不是短時間就能夠達到的，不可能像包產到戶那麽容易立竿見影。
８０年代，我差不多每年都要去鳳陽、滁縣地區，萬裏幾次對我說：要告訴小崗農民帶頭搞了包幹到戶，在中國農村改革中做出了重要貢獻，應該肯定；但不要為此而驕傲自滿，固步自封。要善於發現自己的不足之處，要看到“溫飽容易、致富難”。希望他們要繼續發揚自力更生精神，學習先進地區經驗，努力提高文化科學技術水平，在致富道路上也能走在前麵。
在談到如何正確對待先進典型時，萬裏說：事物發展都是由點到麵，不同時期、不同方麵都會有各種各樣的先進典型。先進典型是走在前麵的，起帶頭示範作用。抓點是為了麵，是為了帶動全麵工作的發展，先進典型是在實踐中產生的，而不是憑“長官”主觀臆斷造出來的，更不是自封的。領導者的任務是在於發現它，總結推廣它的經驗，使其不斷完善和發展。對先進典型也要實事求是，反對形式主義。靠“開小灶”、“吃偏飯”樹起來的典型，不僅創造不出真經驗，也失去了典型的先進意義，甚至勞民傷財，適得其反。這方麵的教訓太多了！任何一個先進典型，都是在一定範圍、一定時間起帶頭作用的，不可能樣樣先進，全麵先進，永遠先進，更不能一勞永逸、終身先進。小崗也不例外。
對小崗的致富，萬裏多次作過指示；但小崗還是落後了。
時間已經過去近２０年了。過去我經常去小崗，差不多是一年一次，有時兩年一次。去年我又去兩次。小崗的狀況，究竟是怎樣？總的感覺是小崗在實行包幹到戶、迅速解決吃飯問題上帶了頭，在農村改革初期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上作出了重要貢獻，盡管省、地（市）、縣各級領導都十分關懷和支持，做了不少工作，給了不少幫助，但在以後幾年的致富路上，他們發展不快，甚至有些落後了。特別是鄰省的那些經濟發達地方，不僅超過了他們，而且差距越來越大了。
原因在哪裏？據有關方麵領導反映：一是，確實有些不思進取了，或者確實有些滿足了。小崗實行包幹到戶，一年翻身，解決了溫飽，就不用再討飯了，他們普遍感到很滿足了。１９８４年冬天，我到小崗訪問時，他們說，現在不僅吃得飽了，而且吃得好了。有位老太太高興地說，“現在是天天過年。可不是嘛，過去隻有過年才能吃上一頓大米白麵，現在頓頓飯都是大米白麵，想吃肉就到集市上割點。”
“比過去的地主生活都強著咧！”“從來沒有過的好日子！”當今的好生活對這些逃過荒要過飯的小崗農民來說，真是作夢也沒有想到的。包產到戶後，他們一心撲在生產上，很少出去，不知道外邊的情況，於是就滿足了。“知足常樂”，容易滿足，這是長期貧困落後的農民的一大特點。
二是，受到文化科學技術水平限製。小崗農民文化水平低。７０年代以前基本上是個文盲村，全村沒有幾個人識字。現在村裏還沒有一所完全小學，孩子們在村裏讀了二年級以後，就要到外村去上學。不要說讀高中，讀過初中的也很少。老隊長嚴俊昌５０多歲，到現在基本還是個文盲。他生了８個孩子。他的兒子是全村少有的“秀才”，大前年高中畢業，去年接任村支部書記職務。各級領導一再強調要他們重視教育，提高文化科學技術水平，可是並沒有引起他們的足夠重視。
去年我兩次到小崗村去了解情況，深深感到小崗是落後了，不要說就全國而言，就是在鳳陽縣也屬下遊。全村適齡兒童還沒有全部入學，上中學的很少。在村裏碰到一個１５歲的女孩，順便問了問她今天怎麽沒上學？讀過幾年書？她說：“沒上過學，一年也沒上過。”我問她：“為什麽不讀書，是不是沒錢讀不起呢？”她回答說：“不是，讀書有什麽用！是我不想讀書的。”旁邊一位３０多歲的婦女說：“念上個一兩年，也和沒念差不多，莊稼人靠勞動吃飯，讀不讀書沒有多大關係。”
這也許是個別的現象，但現在小崗村農民的文化和科學技術水平不高，是個客觀存在的事實。農村改革已經快２０年了，小崗至今也不過是停留在兢兢業業地把他們的那幾百畝地種好的水平上。因此生產結構不合理，多種經營不發展。糧食生產是大幅度增產了，但比較利益低、賣糧難、農民收入低、經濟不發達。這與蓬勃發展的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的市場經濟，很不相稱。
小崗確實落後了，小崗村的一些幹部對他們這種狀況不是沒有察覺。９０年代初期，副村長嚴宏昌就跑鳳陽、跑合肥，直到北京，到處問計求援，１９９４年春天，他們居然來到北京，看望當年支持他們搞改革的老省委書記萬裏。萬裏聽了他們的匯報後，當即指出：“一定要注意人才培養，抓好教育才有出路，人才問題很重要，要重視教育，重視人才培養，生產能否上得去，經濟能否發展，歸根到底取決於人的素質。”“你們可以和上海等發達地區建立聯係，有組織地派人到那裏打工，訂個兩三年的合同。這樣，既能賺到錢，又學了技術，人才也培養出來了。”“‘無農不穩，無工不富’嘛，要發展工業，辦好鄉鎮企業……”
其實，類似的話，８０年代中期，萬裏就多次談到過，我也多次轉達過，但是沒有引起他們的重視。直到去年我兩次去小崗，又問了問他們這方麵情況，發現他們一是不重視教育，二是不願意外出打工，依然墨守成規，土裏刨金。我曾經問過他們，為什麽不到經濟發達地區打工？他們回答說：“不願意離家，不願意受他們‘剝削’，以前外出是因為吃不飽，現在吃得飽、吃得好了，把地種好就行了。”我想，這正是小崗的經濟發展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
小崗一些幹部群眾認為，在極端艱難的情況下，他們帶頭搞了“包幹到戶”，為中國農村改革做出了貢獻，所以，在致富方麵，領導上應當給予經濟上的扶持。他們也曾多次找上級領導要錢。對此，萬裏認為，在思想上、政策上、技術上，扶持是必要的，但是他不讚成給錢、給物，在經濟上給吃“偏飯”，要強調發揚自力更生精神。事實證明，先進典型都是在一定曆史條件下產生的，不可能一勞永逸。當上典型就一定永遠先進？是啊，大寨是農業集體化、公社化時期的典型，小崗是農村改革實行包幹到戶時的典型，但在高速發展農村經濟、實現農業現代化中，它們就不一定還是先進典型。
在對待先進問題上不能為了先進而先進，以至把先進當包袱。
９０年代初期，小崗在村口造了個牌樓，嚴宏昌請萬裏題個詞。萬裏予以堅決否定。他說：“不，不題！我不讚成搞形式主義，擺花架子，修墳、修廟之舉我是不支持的。要紮紮實實地搞好生產。”
我到小崗，看到他們的變化真大，不僅都吃飽了，吃好了，而且家家都蓋起了新房。昔日的茅草屋要不是特意留下幾處作紀念，早就蕩然無存、蹤影皆無了。但是同時也出現了與他們經濟發展很不適應、很不相稱的事情：一是他們在村頭蓋了個牌樓，花了不少錢。我曾半開玩笑地對他們說：搭了這麽個東西有必要嗎？不僅影響村容，還可能有礙交通。二是，蓋了氣派的村公所辦公樓。除了偶爾開會，常年空著，還得有人去管理。我說，有這個錢為什麽不用來發展文化教育事業，為什麽不可以辦些村辦企業？萬裏對小崗村一直是很關心的。去年冬天，小崗村為了紀念省委《六條》發布２０周年，與鄰省江蘇經濟發達的先進村————張家港市長江村，進行“結對聯動振興”活動。他們派人專程到京請萬裏去。萬裏說他去不了，委托我去。我在會上有個簡短發言，在表示祝賀的同時，希望小崗村要認真總結經驗教訓，進一步解放思想，改變觀念，盡快提高文化、科技素質，特別要把培養人才作為發展經濟的關鍵來抓。我還希望他們通過與長江村的聯手，加快經濟發展，走出新路子。
１８顆手印的真假
關於這個問題，《人民日報》記者淩誌軍在他撰寫的《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的興起與失敗》一書（１９９７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已經有了比較詳細的客觀介紹。看來他是作了大量調查分析的。
我在安徽期間，多次去鳳陽，最早是１９７７年冬天，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每年都去兩三次，最後那次是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４日，我隨萬裏到了小崗。１９８０年２月，離開安徽之後，我又同吳象（原安徽省委副秘書長兼政研室主任）於４月、１２月兩次到小崗。此後幾年，每年都去一次鳳陽，幾乎是每到鳳陽就要到小崗去看看。這期間我從沒看到過、也沒聽說過有個什麽“契約文書”、“１８顆手印（有的說是２０顆）”之類的說法。
後來，大概是１９８８年，好像是在一本文學刊物上，我第一次看到“秘密會議”、“契約文書”、“１８顆手印”的說法。因為那是登在一本文學刊物上的。文學創作據說允許一定程度的誇張和“合理想象”，因為它不是新聞報道，不一定完全真實，所以我也沒在意。何況我沒聽說過、沒看到過的東西，並不等於就是沒有和不存在。後來，在一些刊物、一些電視中，也多次出現印有１８顆手印的所謂“契約文書”的照片、音像。於是，有些關心此事的人見我就問：這份材料你過去知道不知道，聽沒聽說過？我隻能如實回答：“不知道”，“沒聽說過”。
不過，我也確實覺得有些蹊蹺，如果確有此事，我去了那麽多次小崗，同小崗幹部和群眾，以及地、縣、鄉各級領導有過那麽多接觸，這麽一段精彩的新聞，為什麽我這麽一位對他們非常關心和支持的記者，竟然一點不知道；何況１９８０年初萬裏去了小崗，作了充分肯定、支持，並把它作為典型向全國推薦，這種光彩的事有什麽值得“保密”的？於是，當我看到當時的滁縣地委、鳳陽縣委領導都問：過去是否見到這份“契約文書”？他們也都說“不知道”，“沒看到過”，有的還說“沒聽說過”。
從種種情況分析，一般認為那張所謂１８顆手印的“契約”可能不是真的，或者不是原件。至於開秘密會議，訂了三條規定，可能是真的。８０年代初期，一些到過小崗的人有的也說聽到過類似的傳說。我過去對此似乎也有些耳聞，所以我認為這可能是真的。後來一位知情者告訴我：秘密會議和三條規定、按手印是確有其事，但存放在中國曆史博物館的那份“契約文書”不是原件。此後，我又從當時的縣委領導和當事人那裏得到證實，說是原件已經沒了，那是為了拍電影重新補製的。
對這件事如何看？確有些不同看法。我曾經講了我的一些看法。我認為，小崗在農村改革中，帶頭搞包幹到戶是確鑿的事實。吳庭美１９７９年底寫調查本身，不僅說明小崗帶頭搞包幹到戶事實；同時，也明確地講到了是“瞞上不瞞下”、“偷偷摸摸”搞的。這足以說明“秘密會議”、作出“幾條規定”是真的。因此，我認為有沒有那張“契約文書”都無所謂。不過原件沒有了，補上一個也可以，但不能冒充原件，必須加以說明，否則“畫蛇添足”，多此一舉，甚至會帶來副作用，人家會懷疑你的其他方麵都是否真實？有的認為，反正是確實有那些事情，原件沒有了應當補上，補上也就補上了，小崗人也不懂，已經過去的事了，沒有必要再翻騰。
ytsheu 2006-07-16 18:42
萬裏離休後的生活
1993年3月31日，在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閉幕式上，隨著本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的產生，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萬裏，這位從政近60年的中共領導幹部，開始他離休後的生活。
一首意味深長的詩
雖然萬裏已經年逾古稀，但離休對一位立誌為革命奮鬥終生的老革命家來說，畢竟是人生經曆中的一個重大轉折，他的思想很不平靜，思前想後，百感交集，寫下了一首意味深長的詩：“退休不發愁，橋牌加網球，還有許多好朋友，我的晚年樂悠悠。”這首詩，國內很少有人知道，萬裏也根本沒想要發表，可是不知怎麽不脛而走了。不久，中國新聞社在一篇反映萬裏離休生活的報道中，透露了這首詩，一時在海外新聞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和評說。一家雜誌就這首詩發表評論說：“萬裏樹立了真正能上能下的典範”。
全國解放後，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逐步建立起了離退休製度，明確提出幹部領導職務不搞終身製，並強調各級領導必須以身作則，帶頭執行。
作為黨和國家的高級領導幹部，如何對待這個問題，無論是在現實生活中或者是在政治體製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萬裏以他自己的實際行動作了表率。
“三不主義”
萬裏對鄧小平提出有關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和中央的決定，堅決擁護，非常支持，認為這是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表示要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帶頭貫徹執行。1993年退下來之後，萬裏不止一次地說過，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對我來說，不問事、不管事、不惹事，就是對當權責任領導的有力支持。
因此，萬裏在實踐中給自己作了三條具體規定：不參加剪彩、奠基等公務活動；不再擔任名譽職務；不寫序言不題詞。離休以來，他遵守自己規定的“三不主義”，過著離休生活。
1993年9月，萬裏剛退下來不久，第七屆全國運動會在北京隆重開幕，大會組委會請他出席，一如既往地送去了主席台上的票和請柬，他沒有出席。電視、廣播和報紙報道中沒有他，很多人感到很奇怪，進行種種猜測，有的以為是他身體不舒服或者病了。其實什麽事都沒有，那天他和一些朋友去北京郊區平穀縣山區農村參觀了。
此後不久，《鄧小平文選》第三卷舉行首發式，與此有關的中央領導人大部分出席了。按說萬裏應該出席這個會，出乎人們意料的是，又沒見到他。1993年12月26日，首都舉行隆重集會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萬裏也沒出席。
……
不為了露麵而露麵
1994年新年期間，萬裏與人談起此事。他說：有些活動領導應當參加，特別是有關領導更應當或是必須參加，但那主要是指在位的領導，而不是不在位的領導。當然有些活動不在位的領導也可以參加，但不能反過來說沒參加就是有什麽不同看法，更不能說這是不“捧場”、不支持。對領導者來說，組織活動要實事求是，盡可能地少搞或不搞形式主義；對參加者來說，目的要明確，不要為露麵而露麵。
萬裏說，我下來之後，現任領導對我是很尊重的，有些重大活動，還一如既往地請我去參加，還沒有忘記我。但我畢竟已經退出領導崗位了，現在已經不是領導了，而是一名普通共產黨員、普通群眾，應當有這種自知之明，並以此嚴格要求自己，對待自己。
萬裏處理這方麵問題的原則是：不該過問的事，不問；不該管的事，不管；更不要惹事生非。萬裏說，盡管他們對我都還很尊重，許多重要活動都還請我去參加，但我考慮再三，基本上都沒去。我認為不去比去好。去了坐在哪裏?講不講話?講什麽話?許多情況不了解，講了人家聽不聽?這些都是問題。而且去了也不見得起到多大作用。與其如此，還不如能不參加的就不參加，能不出席的就不出席。當然，“不問事，不管事，不惹事”，並不是不關心黨和國家大事。有些事情，領導找我征求意見，了解情況，我還是坦誠相見，講自己的看法和意見的，但這些隻能供參考而已。如果我真正有什麽意見，該說的時候，我想我還會說的。
1994年國慶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45周年大慶，北京準備舉辦大型焰火晚會，請他去天安門城樓觀看焰火，他又不去。他的身邊工作人員和孩子們著了急，萬裏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他說看焰火不一定到天安門城樓的觀禮台上，咱們找個地方看。10月1日那天晚上，他帶著大家到大會堂三樓東北角的西藏廳去觀看焰火。萬裏說，這不是照樣看得很清楚嘛!第二天電台、電視台和各大報都發表了一連串參加晚會人員名單，又沒見到萬裏。萬裏說，我們是來看焰火的，不是來露麵的，名單上有沒有我們這些已經退下來的都無所謂。
橋牌、網球、看書、讀報
萬裏退出政壇後，在生活上並沒有感到枯燥。他的生活基本規律是：每天中午飯後要睡上一覺，起來之後(一般是3點鍾)去參加體育活動。每周打三四次橋牌，兩次網球，偶爾打一次高爾夫球。萬裏的橋牌水平是比較高的，牌友也比較多，既有老的，也有年輕的。萬裏說，他下來之後，什麽職務也不幹了，惟獨橋牌協會名譽會長，他還願意當。
一日三餐，比較素淡，有時喝點啤酒。他在飲食上不挑剔，比較喜歡吃狗肉，時而吃上一次。
晚飯後，看電視，除了新聞，他比較喜歡京戲。
萬裏每天仍在堅持多年形成的習慣，首先是閱讀當天送來的各種報刊和大量的內部刊物，以及中央文件。他說，這是他的主要信息來源，過去在位時工作忙，拿不出更多時間讀這些；現在時間充裕了，花費在這方麵的時間也就多了。
萬裏的聽力不好，影響語言交流，但視力很好，看東西不戴眼鏡，有時一看就是幾個小時。他的記憶力和分析問題的能力，依然不減當年。他說，我現在下去的時間少了，接觸實際少了，我的主要信息來源，一是國內報刊的公開報道；二是港台海外報刊；三是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大量參考材料；四是中央和一些部門的文件；五是同一些領導和朋友交談中了解的情況。
人物春秋
ytsheu 2006-07-19 09:40
他的座右銘是：運動就是健康和生命
2005年4月9日，星期六，上午9時，我應約到萬裏家裏采訪萬叔鵬。
車到中南海西門，因為已經報過車號，所以警衛的手勢很果斷：請進。萬叔鵬怕我找不到，專門到門口等我來了。這個小院，原是朱德同誌的住所，緊鄰毛主席舊居“豐澤園”。這個簡單清靜的小院，名叫“含和堂”，是原全國人大委員長萬裏同誌的住宅，萬叔鵬是萬裏同誌的第三個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兒。
很多年前，因為工作的原因，我曾采訪過萬裏同誌，那時，給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萬裏個子很高，山東口音很重。許多年過去了，當我再次見到他時，89歲的萬裏留給我的印象依然是個子很高，鄉音依舊。
1993年3月31日，萬裏從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崗位上退了下來，一位為黨的事業奮鬥了60多年的共產黨人，開始淡出人們的視線，過上平靜的退休生活。
萬裏退休後的生活很有規律。每周的活動可歸納為“三打、兩看、一接見”，即打橋牌、打網球、打高爾夫球，看文件、看報紙和接見客人。這樣一周下來活動安排得滿滿的，生活充實而有節奏。
每個雙休日，五個兒女再加上他們的孩子，都會匯集到中南海“含和堂”的四合院裏，老老少少，齊聚一堂，敘說各自的所見所聞，萬裏時而凝神細聽，時而插話評論。此時，是他最快樂的時候。
萬裏從不相信什麽“長生的靈丹妙藥”和“魔方、氣功”之類的東西，有所謂的大師來給他獻什麽“長壽秘方”，他總是淡然一笑，過後便把所謂“秘方”隨手丟進廢紙簍。他的座右銘是：運動就是健康和生命。
萬裏愛打橋牌，牌技也高超。有一次，他和榮樂地搭檔，在所羅門世界橋牌通信比賽(在世界各地同時有十個賽場)中，打出了妙張，因而獲得世界亞軍的稱號，一時成為中國和世界牌壇的佳話。
萬裏的另一大愛好是打網球，他打網球的曆史是從山東曲阜師範學校上學時開始的。那時的設備很簡陋，球拍都是木製的，弦是牛筋做的。不很平坦的操場上用石灰畫上線，手工結的棉網一拉就打開了。從那時起，除了戰爭年代和“文革”時期，萬裏的網球運動從未間斷過，北京最早的網球館：先農壇、北京體育館、國際俱樂部都是他常去鍛煉的地方。
萬裏說，打網球使他保持了旺盛的工作精力；網球場上攻防千變萬化，是培養人的判斷力和勇敢頑強的工作作風的最好場所。
事實證明，一靜(橋牌)一動(網球)成了他健身的法寶。時至今日，年近90的萬裏依然堅持每周打一到三次網球，看著他充滿活力地在場上跑動擊球，你很難想象這是一位耄耋老人。
萬裏經常自豪地對來看望他的同誌說：這兩項運動都要打到90歲再說。
淡出政壇的萬裏保持著一種平和的心態，過著平常的生活
萬裏說，退休了，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一些重大活動邀請我參加，說明同誌們還記得我，這是對我的尊敬，但我應當有自知之明。他認為，退下來後，不該問的事，不問；不該管的事，不管。作為一個普通群眾，有些活動，我不適合參加，這並不表明我有什麽看法，我認為這樣就是對現任領導班子的最好支持。
1994年國慶節，北京舉辦大型焰火晚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45周年，有關部門請他去天安門城樓觀看焰火，他沒去，而是悄悄地和家人在人民大會堂的三樓西藏廳觀看了國慶焰火，他還得意地說：“在這裏不是一樣看得很清楚嗎？”
萬裏生在孔孟之鄉，自幼受到嚴格的傳統教育，書法頗有心得，在職時便常有單位和個人慕名求字，對此他是一概拒絕，退休後，更多的人想來找老領導索字，他還是一概拒絕。
不過，也有例外的時候。一次，萬裏到大連的一個小島上參觀，看到島上那種艱苦的環境，看到守在小島上的工作人員那種不畏艱苦的樂觀精神，他主動向工作人員要來紙筆……
萬裏最反感的就是“擾民”，在任時他就喜歡輕車簡從下基層，對興師動眾、前呼後擁的做法極不讚成，退休後更是這樣，有時到下麵去，當地的主要領導都要來看望他，這讓他很不安，他說：“你們都很忙，我現在是個閑人，不要因為看我影響工作。”
近幾年，除了去過一次深圳考察，他從未動用過專機、專列。夫人邊濤去世後，孩子們怕他鬱悶傷心，經常勸他外出走走，散散心，他總是搖頭說：“我們下去要給人家添多少麻煩，還是別去了。”
萬裏喜歡和大家一起打網球，喜歡和全家人一起吃飯，共享天倫。按照警衛規定，他外出時，可以要求警衛和交管部門空出專用道路，快速通行。但他卻從不允許秘書或家人這樣做，他說，北京的交通這麽擁堵，不能再添亂。這樣一來，他外出時也就經常被堵在路上，有時一堵就是一個多小時。
萬裏晚年隻喜歡吃涮羊肉，過去，他喜歡和夫人、孩子們到北京亮馬河附近的薩拉伯爾去吃韓國麵條，後來就是因為堵車，便不去了。每次孩子們請他吃涮羊肉，他就說：“咱們就在附近的東來順吧，這樣方便，既不怕堵車，也不擾民。”
走進萬裏家中，家具是舊的，床也是舊的，沙發還是那種過去機關裏常見的，套著灰布套的那種。
我說：“你們家的這些東西，老百姓家裏都不用了，早都該淘汰了。”
萬叔鵬說：“是太舊了，國管局好幾次提出重新裝修一下，但爸爸就是不同意，嫌花錢，說沒必要，這麽多年就一直將就著。”
她說，有一次，李嵐清同誌來看萬裏，見房子這麽舊，連牆皮都斑駁脫落了，也勸他適當裝修一下，他還是沒同意。
萬裏的書房裏擺放的一排排照片，很醒目，仔細看去，才發現一個秘密：在這些照片裏，幾乎全是家庭生活照，有兒女的、老夫妻的、親朋好友的，惟獨缺少的是萬裏的工作照。其實，作為曝光率很高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萬裏在各種場合的工作照，和各國政要的合影，曾出現在各種不同類型的媒體上，並不鮮見，可是，在他的書房裏，你還真找不到一張這樣的照片。也許，在這個家裏，他覺得自己隻是一個兒子、一個丈夫、一個父親、一個爺爺，或許在生活中，他更喜歡這種角色。
在中國人的心中，家永遠是一個特殊的地方。
萬裏是有名的孝子。萬裏的父親在抗日戰爭中以身殉國，當時母親還不到40歲，一個不識字的小腳貧民女人帶著三個孩子，日子過得可想而知。在萬裏的眼裏，母親的身影永遠是在勞作著、忙碌著。春天，她要帶著孩子到處挖野菜、摘樹葉充饑果腹，秋天，還要到大戶人家收完莊稼的地裏再去刨一遍，從中刨出一些遺留下的花生、紅薯，以填補家用。
兩人也是經常這樣手拉手地在院子裏散步
那時，母親最大的理想就是讓萬裏能夠讀書，將來穿上一件長衫，當一個小學教書先生。她說：“就是榨幹了我的血，也要讓孩子們上學。”初中畢業後，萬裏以優異的成績如願考上山東曲阜省立二師，這其中一方麵是滿足了母親的願望，另一方麵則是因為學校除了能管吃管住，每月還能發5塊錢的生活費，這樣他就不用母親再供養了。就是這樣一個普通的農婦，用自己的血汗養育了三個子女，並把他們全都送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母親的支持下，萬裏一家先後走出了4名共產黨員，萬裏的姑姑萬丹如：曾任冀魯豫解放區第一位女專員，解放後曾任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妹妹萬雲：20世紀50年代留蘇學生，曾任北京市工會副主席，北京市對外友協副會長；妹妹萬玲：曾任北京鐵路局政治部主任，黨委副書記。
母親的樂觀和堅強對萬裏影響很大，他崇拜母親，敬仰母親吃苦隱忍的品性，這種摯愛甚至影響到他的決策和觀點。20世紀80年代初期，萬裏就經常對國家體委的領導講：“你們要重視對女足的培養，中國婦女很能吃苦，我看女足衝出亞洲的希望比男足大。”事後有人說，萬裏料事很準。而萬伯翱說：“其實，他並不熟悉足球，這隻是父親的一種寄托，愛屋及烏嘛。我們家的第三代全是女兒，父親很高興，說有‘五朵金花’多好哇，他沒有一點重男輕女的思想。”
解放後，萬裏就把母親接到自己身邊，長子萬伯翱和弟弟萬仲翔就是老人帶大的。萬裏交代孩子們，好吃的要先給奶奶吃，好用的要先給奶奶用。萬裏每次外出回家都要先到母親那看看，坐在她身邊，聽她用家鄉話講這講那，或隨聲附和，或開心一笑。
萬裏的生活簡單也儉樸，他本人最喜歡吃的就是母親做的菜窩窩和糊辣湯。菜窩窩就是用野菜、槐花、榆錢等拌上一些白麵或雜麵蒸熟後，再佐以蒜泥、醋汁，這是山東農村貧苦人家春荒時節的美食。而糊辣湯則相對奢侈一些了，它以麵筋、麵糊為主，雜以海帶絲、大蔥、生薑、花椒、胡椒等輔料，這是河南、山東人都喜歡吃的家常飯，據說還是曹操給起的名字。
回家後，吃一頓母親做的糊辣湯，曾是萬裏最大的享受。母親去世後，家裏的廚師也做糊辣湯，但萬裏卻覺得和母親做的味道不一樣，搞得廚師一直很後悔，說過去怎麽就沒有把老太太的絕招學到手。
萬裏當副總理期間，有時到河南檢查工作，還會要一碗糊辣湯吃，每次吃完後，他總是咂咂嘴，若有所思地說：“我總覺得河南的糊辣湯不如山東的好吃啊……”在萬裏看來，母親做的這兩種家常飯就是天下最好的美食。
1975年，萬裏第二次被打倒，整天在鐵道部寫檢查，挨批鬥，而就在此時，一直和他相依為命的母親去世了。5月11日，萬裏請假來到醫院和母親告別，一向不苟言笑的萬裏，望著將要送去火化的母親，猛地撲上去放聲大哭，哭得撕心裂肺，哭得毫無顧忌，哭得令人動容。二子萬仲翔回憶說：“他哭了，像個孩子一樣地哭了，淚流滿麵，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他痛哭流淚。”
和許多中國傳統的家庭一樣，老奶奶的品性對萬家後代的影響是巨大的。
隻要和萬伯翱談起奶奶，他的話就多起來了，表情也生動了許多。在他的印象中，奶奶雖然吃盡了各種苦難，卻從沒有向命運低頭，在“文革”最困難的時候，奶奶曾教給萬伯翱一句終身難忘的話：“大孫兒，我們窮苦出身的人就得有種，餓死不出聲，凍死迎風站，我相信毛主席、周總理的眼睛是明亮的。”
萬伯翱在他的散文《我的奶奶萬老太太》一文中寫道：奶奶小腳、不識字，直到解放後，她才叫出了自己的名字：牛惠芳。
夫人邊濤去世時，萬裏再一次淚流滿麵，在夫人身邊，放聲大哭。邊濤生前住的房間很小，隻擺了兩張床和一對沙發。萬叔鵬說：“一張是媽媽住的，另一張是我回家時住的，我不在時，值班的護士也住這兒。”屋裏的布置還保持著邊濤生前的原樣，隻是她的床上擺著一大束鮮花。萬叔鵬說：“爸爸不讓動。”
邊濤，原名邊其馨，山東長清人，也是師範畢業。1937年邊濤就參加了抗日部隊。1940年，20歲的邊濤和中共山東運西地委書記萬裏結婚，此後，兩人攜手走過了63年的風雨曆程。
在萬家擺放的照片中，我還特別注意到，隻要是有夫妻二人的合影，萬裏總是習慣性地拉著夫人的手，特別是邊濤晚年患上老年癡呆症之後的合影，萬裏總是緊緊地拉著夫人的手，小心翼翼的，好像生怕妻子走丟一樣。
萬叔鵬說：“媽媽患病後，爸爸更是很少外出，總是說要多陪陪媽媽，晚上，兩人也是經常這樣手拉手地在院子裏散步。”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2003年10月23日，邊濤去世了，87歲的萬裏難抑悲情，他久久地站在妻子的床前，一邊流淚，一邊自語：“你走了，我怎麽辦呀？！”匆匆趕到萬家吊唁的李瑞環同誌見此情景，也不禁為之動容。
萬叔鵬說：“真實，我爸爸是一個感情特別豐富的人，我這次回家，爸爸和我說了許多，他告訴我，說他每天都夢見媽媽，讓我聽了以後心裏很難受……”
在萬家，還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孩子們要輪流在家陪著萬裏，主要是怕萬裏寂寞
萬裏每天的生活很有規律，早8時，中午12時，晚6時是規定的吃飯時間。
萬叔鵬說：“我們幾個人，隻要到了鍾點，不管在哪，一定要趕回來陪爸爸吃飯，而且不能遲到。我住在望京，每天早上6時就要往家趕，如果有事，我要先在家陪爸爸吃完飯，再出去。四弟萬季飛公務很忙，但他也很少在外麵吃飯，總是到時間就回家。”
國家體育總局人力資源中心位於北京市崇文區體育館路9號，和著名的體操中心、登山協會在一起。萬裏的長子萬伯翱退休前是人力資源中心的主任，他現在還擔任著中國網球協會副主席、中國奧委會委員等職務，因而，我采訪他時，他的辦公室還在這座灰色的大樓裏。
外界都說萬伯翱有名聲，人緣好。進門時，保安問我找誰，我說：“找老萬。”話音剛落，年輕的保安和旁邊一個不年輕的婦女異口同聲：“四樓，最裏的一間。”
我在他辦公室坐了不到半小時，先後就來了三位慕名求書的，其中兩位來自河北，一位是體委機關的，萬伯翱簽名送書，很隨和。可能是由於長期堅持戶外運動的結果，萬伯翱顯得黑、瘦，但很精神。
萬裏和邊濤夫婦共有五個子女，萬裏以傳統的伯、仲、叔、季為序，以翱、翔、鵬、飛為意給四個子女取名，最小的小五，便順取諧音叫萬曉武，和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樣，萬裏希望孩子們能有所作為，出以忠信，入以孝悌，做對國家和人民有利的事。而五個子女也不負期望，勤勉好學，術有專攻。長子萬伯翱畢業於河南師範大學外語係；次子萬仲翔就讀於中國政法大學；女兒萬叔鵬畢業於北京廣播學院；四子萬季飛是北京大學的法學碩士；萬曉武則畢業於北京理工大學。
萬裏對孩子們有兩個基本的要求：一是要忠誠於黨和人民的事業，二是要自立自強。萬伯翱對此體會尤深。
ytsheu 2006-07-20 10:47
18歲的萬伯翱被萬裏送到了河南省西華縣黃泛區農場務農
萬伯翱從小活潑好動，用他自己的話說：“我上小學時不懂事，是搗蛋大王，討人嫌。想打人就打人，想罵人就罵人。”
建國初期，根正苗紅的萬伯翱和鄧樸方一起曾在西南軍政人民小學讀書，當時，擔任學校校長的正是鄧樸方的媽媽卓琳。
調皮搗蛋的萬伯翱給卓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若幹年後，卓琳在北戴河再次見到萬伯翱，開口便說：“萬伯翱，不調皮了吧？是少先隊員了，該變成好孩子了。”
萬伯翱說，雖然自己很調皮，但父親從來沒有打過自己，父親在家也從不講髒話，他隻是要求孩子自立自強。
1962年，18歲的萬伯翱被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北京市常務副市長的萬裏，送到了河南省西華縣黃泛區農場務農，臨行前，萬裏對他說：“我來自農村，現在你又回到農村，從此以後，我又有了一個當農民的兒子，我覺得是個高興的事！”
萬裏在他的筆記本上寫了八個字“一遇動搖，立即堅持”。萬裏告訴他：你的衣物你媽媽已經給你準備好了，今後家裏再不給你寄錢了。萬伯翱出發時，邊濤給大兒子帶了兩件東西——一件是萬裏在抗日戰爭時期部隊發的一床縫了又縫、補了又補的舊被子，一件是萬裏穿了多年的灰棉襖。
1969年，萬裏又把小兒子萬曉武送到了中蘇邊境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當時珍寶島發生了武裝衝突，形勢很危險。萬曉武從北京出發那天，萬裏專門趕到火車站為他送行。在車站，萬裏從口袋裏掏出20塊錢遞給了萬曉武。他說：“這錢你帶上，窮家富路嘛。”
萬伯翱回憶說，1963年春節前，同伴們和職工們都回家了，他很想家，想回家過年，想回去看看媽媽和奶奶。於是，他便給父親寫了一封信，表達了這個意思。在離春節還不到10天的時候，萬伯翱收到了父親的回信和一包裹書。
萬裏在回信中說：
“我同你媽媽商量後，覺得全家雖然都很想念你，都想見到你，特別是你奶奶從你去了農場後，無時不提起你，更惦念著你這個大孫子。但為了你更好地進步，更好地鍛煉，你還是不回北京的好……清代文學家鄭板橋有一首詩：‘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萬擊還堅韌，任爾東西南北風。’此名言應作為你堅定革命立場的警句。同時寄去《共產黨宣言》《社會發展簡史》《政治經濟學》，望在春節空閑中，認真地閱讀，並做好筆記。”
這是一份有著明顯時代特征的家書。萬伯翱說，很難形容當時的心情，很失望、很沮喪、很難過，甚至很不理解父親的做法。
萬伯翱在黃泛區農場一幹10年，他一直用教育家陶行知的《自立歌》來激勵自己：“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自己的事自己幹，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漢。”
在這裏，他學會種地、積肥、修剪果樹、鋤草等農活，學會了縫補漿洗，從一個城市青年，變成了一個普通的農民，他能做一手幹淨的農活，講一口純正的河南土話。站在人群裏的萬伯翱，已經看不出有絲毫幹部子弟的模樣，他已融入了中原大地，變成了一個地道的河南老鄉了。
10年，這是需要一點毅力、一點堅強的，這，可能正是萬裏所期望的。
40年後，萬伯翱在他這間滿是書籍的辦公室裏，談到這一切的時候，很平淡。他說，父親和他那一代人一樣，在他們心裏，孩子既是自己的，也是國家的，黨的，隻要黨和國家需要，可以做任何犧牲。
1972年，萬伯翱靠著自己在農場的突出表現，作為工農兵大學生被保送到河南師範大學英語係。畢業後，萬伯翱參軍入伍，到總參鄭州炮兵學院當教員，從基層幹部幹起，後又調到北京武警部隊某部任團政委。1987年，轉業後的萬伯翱被派往國家體育總局任對外宣傳處處長，後又調任中國體育雜誌社社長、總編輯，國家體育總局人力開發資源中心主任。
我問他：“你的工作變化，職務升遷，‘老爺子’幫過忙嗎？”
萬伯翱堅決地搖了搖頭：“他不可能幫忙，你要問到他，他總是幫倒忙，說：他不行，你們幹嗎要用他，比他強的人還有的是呢。這是他的口頭禪，好多年前，北京市準備提拔我姑姑的時候，他講的就是這番話。”
萬伯翱說，當時，體委準備提拔他做《中國體育》雜誌社副總編輯的時候，從考核到公示，他一直沒有告訴父親，父親也一直不知道，直到任命下來後，他才回家告訴父親。原本想父親會有所表示，誰知，萬裏還是那句話：“比你強的有的是呢。”
種過地、當過兵的萬伯翱沒有依靠父親的權力和地位為自己牟取一官半職，他最終選擇的還是一條清苦而又歡愉的為文之路。
如今，提起萬伯翱，人們記得的不是他當過什麽“官”，而是記得他寫過什麽“文”。萬伯翱的散文集《三十春秋》《四十春秋》和《元戎百姓共垂竿》已經是大家之作，頗得讀者的喜愛。
2002年，萬伯翱的散文《我們家的香椿芽》獲得了20O2年“羅莊杯”全國散文大賽一等獎。作協的負責人把獎杯送到中南海，萬裏看著高興地說：“哎呀，老大的文章得獎了，快把這個獎杯給他好好地保存起來。”
如果讓我來評價萬伯翱，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本色的人，一個大方之人。
對孩子們的選擇，萬裏不置可否，但他絕不允許任何人，利用他的影響牟利
在萬家，四子萬季飛算是當官的，但他也下過鄉，當過兵，然後，從北京順義縣縣委副書記幹起，一步一個腳印，從寧夏回族自治區主席助理兼外經委副主任到國務院特區辦公室副主任，再到國務院經濟體製改革辦公室副主任，20O3年5月，他開始擔任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中國國際商會會長和黨委書記。
如今，萬家已有三個孩子走出機關大院，做自己的事。二子萬仲翔從中國政法大學畢業後，曾在公安局、中信集團工作過，後來自己創辦了一家廣告公司。萬叔鵬夫婦開辦了一家建築設計所。而小兒子萬曉武則在美國從事技術工作。
對孩子們的選擇，萬裏不置可否，但他絕不允許任何人，利用他的影響牟利。退休後，孩子們經常想帶他到外麵走走，散散心。有時請他到外麵參加活動，萬裏一定要問清楚，誰請的？誰參加？如果有陌生人他就不會去。即便是老朋友、老熟人在一起，他還要告誡別人說：“你們要警惕，他們幾個已經下海經商了，不要被他們利用。”惟恐孩子們利用自己的影響，做什麽事情。
萬叔鵬說，我們家的人，都知道他這個習慣，我們也從沒有想讓他幫助我們做什麽。
女兒萬叔鵬是個清晰而透明的人，講話快人快語，做事雷厲風行。幾天前，她剛從美國探親回來。作為萬家唯一的女兒，萬叔鵬深得父母的寵愛，熟悉她的人都叫她“小棉襖”（父母的貼心人），而父母對她的要求也最嚴格。
萬叔鵬從北京廣播學院畢業後，曾先後到文化部、中國土畜產總公司工作。20世紀80年代初期，席卷全國的下海經商熱讓她也躍躍欲試，她嚐試著和母親提起社會上的一些事情，結果，邊濤很嚴厲地說：“你們別看著人家發財就眼紅，你們也別去做那些事情，你們隻要保持住你爸爸清白的名聲就行了。”
ytsheu 2006-07-21 13:41
萬叔鵬說，父親是個很執著的人，在政治上，他一直堅持自己的信念，認準的事情決不退縮
1989年3月，萬叔鵬和丈夫譚誌民再次前往美國，此次出國的原因很簡單，萬叔鵬有些無奈地說：“當時，我們在國內壓力挺大的，做事總怕給家裏帶來一些影響，好像總是靠家庭的背景生活著，所以幹脆就出去了，到美國就簡單了，人家又不認識你是誰，全靠自己。”
萬叔鵬說：“剛到美國時我們很苦，我丈夫和女兒都在給別人打工，丈夫在搞建築設計，女兒在賓州大學上學，生活的壓力相當大。但我沒想過退縮，我們家的孩子這點都很像我爸爸，都是山東人的性格，像我哥哥，他在農村一幹就是十年，吃了多少苦哇。”
就在這種困難的時候，美國的一所大學找到萬叔鵬，他們提出，想請萬裏為學校題個詞，他們願意出四萬美元的酬金。但萬叔鵬拒絕了。
我問她：“你不後悔嗎？”萬叔鵬說：“四萬美元呀，多大的數啊！當時正是我們最窮的時候，但我不後悔，也不能要，我們家不允許這樣做，你就是拿再多的錢，也不行。”萬叔鵬講這番話的時候，很平靜，很自然。
萬叔鵬還給我講了一個很有趣的故事。萬叔鵬回國後，夫婦倆開辦一個建築設計所，並在北京紫竹橋附近開了一個家具店，出售他們自己設計的家具，可能是他們的設計太前衛了，生意並不好。她說：“有一天，家具店裏來了一個人，據說是聯想總裁柳傳誌，我們都不認識。他左看右看，很欣賞我們的作品，看了以後也沒說什麽就走了。因為生意不好，沒過幾天，我們就把這家店關了。誰知，聯想集團的一個副總又專門到紫竹橋找這家店來了，一看關門了，他就問旁邊的人，這家搬到哪去了。旁邊的人也怪，還不告訴他，無奈之下，他給了人家20元錢，才找到了我們的公司，進門一看，他連說，找的就是你們。他說，聯想集團準備蓋聯想大廈，想請你們參加投標。當時，這讓我們感到很榮幸啊。投標競爭得很激烈，參加投標的都是一些知名的大單位，像清華大學、北京建築設計院等，最後，還是我們設計的建築方案新穎、大方、節儉，最終得到了專家的認可和好評。不過，直到今天，聯想集團的領導們也不知道譚誌民和萬家有什麽關係。”
萬叔鵬說，父親是個很執著的人，在政治上，他一直堅持自己的信念，認準的事情決不退縮。有一次，我和媽媽說他不懂得隨風而變，是‘二杆子’，他生氣地說：“原則問題不能讓步，這怎麽是“二杆子”呢？”在生活上，他不喜歡搞排場，湊熱鬧，有時固執得讓人很尷尬。記得他還在當副總理的時候，一次到外地視察工作，一下車，當地領導把他迎進了一家餐廳，準備宴請他。結果他當時就火了，一言不發，拂袖而去。
“文革”開始後不久，萬裏就被打倒並被關進北京萬壽路的一所特監。萬叔鵬也由一個革命幹部子女，一下子變成了黑幫子弟，學校裏到處都貼上了“打倒”“批判”她的標語，她被限製自由，被造反派關押起來。這時，身陷囹圄的父親給她寫了封信，萬叔鵬說：“信中的大部分內容我已記不很清了，但是，有兩句話我始終沒忘，爸爸說：‘我相信你沒有任何問題，因為我堅信，有什麽樣的父親，就有什麽樣的女兒。’他的這番話，給了我巨大的力量，使我堅持下來了。”
如今，萬叔鵬的女兒在美國大學畢業後，已考取了律師執照，並在美國成家立業，也有了下一代，在他們身上，更難找到所謂“高幹家庭”的影子，他們自立、自強，很獨立地生活著。女兒雖說已在美國生活多年，很美國化了，但每次回北京，總是騎一輛自行車，滿北京跑，用一口純正的北京話和鄰居們交流。
萬叔鵬要求女兒在家裏和自己講話一定要用中文，包括剛剛四歲的小外孫，她希望自己的孩子不管在哪裏生活，都不能忘記自己的根。
萬裏一生淡泊名利，知足常樂
勤儉持家，這是幾乎所有中國人的治家理念。萬裏一家三代同堂，奶奶像傳統的中國家庭婦女一樣操持著家務，帶孩子，縫洗衣服。
萬伯翱回憶說，小時候，我們都很淘氣，爬上爬下的，衣服不是這掛爛了，就是那撕個口子，最容易破的是襪子，奶奶和媽媽經常要給我們補襪子，往往是一雙襪子補丁摞補丁，最後，襪子本來的模樣都沒了，剩下的全是補丁。弄得我們都不好意思再穿了。有一次，我看到鄧樸方也穿著件補丁褲子，心想，原來並不是隻有我們家穿補丁衣服，他爸爸是總書記，他也穿著大補丁衣服呀。
老奶奶當年很喜歡看京劇，經常到東城區俱樂部看戲，為了省錢，每次她都隻買三毛錢一張的最靠邊的座位，演員和劇場的許多人都認得她，但卻並不知道她是萬裏的母親。每次看戲前，她都是提前把飯做好，吃點，然後自己拄根拐棍，甩著小腳，一步一搖地走了，她從沒有提出來讓兒子的車送送她。除了生病，萬裏也從來沒有用車送過她。
萬裏一生淡泊名利，知足常樂，當代幾位大畫家像李苦禪、蔣兆和、李可染的住房問題，都是萬裏幫助解決的，但他從未向他們伸手要過一幅作品。孩子們記得20世紀60年代，他自己屋裏掛的倒是水刻木印的仿製徐悲鴻和齊白石的作品。
萬伯翱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書刊是他一生的好伴侶，常常手不釋卷。當毛主席批注的新版二十四史發行後，他極想一睹為快。他說：‘我在秘書那兒還有點兒錢，有好幾千塊吧？快去買一套吧！’可秘書聯係後回來說，人家照顧首長，隻收成本價，也得13.5萬元（市場價15萬元）老人家一聽隻搖搖頭，便默不作聲了。是啊，他的工資除了生活必需外，幾年加起來也不夠這個數啊！後來，我們幾個兒女集資給他買了一套，父親如願以償，從此，一有空兒就細細翻閱起來。”
在中南海，萬裏家中有兩個名氣很大的東西，一個是院子裏的小菜園，另一個是院子裏的三棵香椿樹。
小菜園其實就是院子中的一小塊菜地，這是邊濤和警衛人員一起在院子裏開墾出來的，菜地不大，種的品種卻不少，有小蔥、韭菜、小白菜等等。萬裏對這塊小菜園很重視，要求施有機肥，澆好水，搭好架，空閑時間，他還經常帶著幾個孩子打理它。菜園雖小，勞作精心，因而，四時鮮蔬不斷，不僅一家人的吃菜問題得到基本解決，而且有時候，他還把鮮菜送給鄰居陳雲、胡啟立家和好友李瑞環，請他們嚐嚐鮮。
一次，正好原農業部部長何康來匯報工作，兩人就在小菜園旁交談起來，萬裏對何康說：“可千萬不要小看這個小菜園，如果農民每家都有這麽一個小菜園，那就解決大問題了，你們要專門研究一下這個庭院經濟問題。”
原來，小菜園的用處還真不小呢！
摘自《家風》
北京青島 2007-03-27 16:38
萬裏——中國改革的開路先鋒
安熠輝
中國的改革，是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而1975年進行的全麵整頓，可以說是試驗或者序幕。從那以後，萬裏一直站在改革大潮的前列，雖幾經沉浮而矢誌不渝，在鄧小平的領導下為中國改革事業作出了曆史性貢獻。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萬裏是中國改革的開路先鋒。
在全麵整頓中，萬裏擔當開路先鋒
1975年的全國人大四屆會議後，鄧小平主持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麵對8年多“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鄧小平以非凡的膽識和魄力開始了全麵整頓，並把突破口選擇在鐵路係統。這樣，剛剛被任命為鐵道部部長的萬裏就被推到風口浪尖上。
1月28日，萬裏剛剛上任10天，鄧小平就召見萬裏聽取匯報。當時，鐵路的問題十分嚴重，不少單位是處於癱瘓、半癱瘓狀態。萬裏說，現在突出的問題：一是運輸生產下降；二是事故驚人；三是機車車輛損壞嚴重；四是一些樞紐、重點路段經常發生堵塞，致使大部分列車不能正點運行。鄧小平說：“看來有這麽幾個問題要解決：第一，關於體製問題，鐵路運輸應當實行集統一領導，把權力集中到中央，鐵道部在中央直接領導下工作。第二，關於幹部管理，由鐵道部統一管理、調配使用，與地方脫鉤。第三，關於運輸生產，要建立健全規章製度，加強紀律性，保證安全正點。你們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堅決的措施，迅速扭轉形勢，改變麵貌。”
離第一次召見僅僅9天的2月6日晚上，鄧小平和紀登奎、王震等再次召見萬裏。鄧小平反複強調要用最快、最有力的措施，迅速改變鐵路麵貌。要求鐵道部代中央起草一份關於解決鐵路問題的文件。根據鄧小平的指示，萬裏會同國家計委副主任房維中組織人員，開始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在起草文件的過程中，萬裏感到造成鐵路係統嚴重混亂的原因，除體製上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派性問題。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派性，嚴重地擾亂了各個方麵的工作，萬裏決心捅掉這個“馬蜂窩”。同樣，鄧小平也已注意到這個問題，而且態度非常堅決。當《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初稿送他審閱時，他親筆加上這樣一段話：“對於少數資產階級派性嚴重、經過批評教育仍不改正的領導幹部和頭頭，應該及時調離，不宜拖延不決，妨害大局。對嚴重違法亂紀的要給予處分。”《決定》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毛澤東也“圈閱”了。1975年3月5日，《決定》下發到縣、團級。這就是著名的“中發［1975］9號”文件。
9號文件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份極為重要的文件，在1975年鐵路整頓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在國民經濟各行各業整頓中發揮了指導性的作用。在文件發出當天召開的全國工業書記會議上，鄧小平提出當前全黨、全國的大局就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就是要實現四個現代化，而“鐵路問題不解決生產部署統統打亂，整個計劃都會落空”。鄧小平的講話約有1/3談反派性問題，他的講話加上9號文件，無疑是發出了對國民經濟整頓的動員令。萬裏連續3天召開鐵道部黨的臨時領導小組會議，傳達貫徹中央文件和鄧小平的講話精神，研究部署鐵路整頓的計劃，並於3月9日直奔徐州，解決老大難問題。
此時的徐州，兩派組織正劍拔弩張，武鬥在即，本已混亂的鐵路運輸更趨惡化，領導班子半癱瘓，調度不靈，站內線路堵塞，貨物堆積如山。萬裏同江蘇省委負責人一起，召開了徐州鐵路分局全體職工、家屬參加的傳達9號文件萬人動員大會和徐州市、徐州地區黨員動員大會，分局機務段全體職工確保鐵路暢通誓師大會。接著，他又馬不停蹄地出席家屬座談會等各種各樣的群眾座談會。在各種場合，萬裏反複宣講中央9號文件和工業書記會議精神。一再強調要改變局麵，把鐵路運輸搞上去，並限期在3月底前解決問題。萬裏旗幟鮮明地批判派性，指出對少數鬧派性的頭頭，要進行嚴肅處理，“一批二撤三調離”，對頑固不化、繼續鬧派性、觸犯刑律的要
繩之以法，並果斷地把“造反派”壞頭頭抓了起來。此舉震動了徐州，人心大快。
時，萬裏重點抓了分局領導班子整頓，要求黨委平反冤假錯案，落實政策，建立健全必要的規章製度，加強紀律性。很快，徐州鐵路分局出現了講大局、講黨性、講團結、講紀律的局麵，平反工作也開展得比較順利，許多受冤屈者如獲新生。經過10天夜以繼日的工作，津浦、隴海兩大幹線的徐州樞紐很快暢通無阻，1975年4月提前3天完成運輸任務。
3月22日萬裏回到北京，立即向鄧小平等國務院領導作了匯報，鄧小平聽後十分滿意。3月25日，鄧小平主持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聽取萬裏傳達貫徹9號文件、解決徐州問題的匯報。在會上，鄧小平充分肯定了萬裏的整頓經驗，並問與會同誌：“鐵路上來了，你們怎麽辦?”鄧小平要求鐵路部門繼續貫徹9號文件，對那些鬧派性的單位要采取堅決果斷措施限期解決。4月，萬裏又風塵仆仆到了南昌。南昌鐵路局也是個“老大難”單位，主要也是派性問題，但情況更為複雜。這裏的派性不僅僅是鐵路內部的，還與地方派性鬥爭攪和在一起，當地部隊一些負責人也介入了。鐵道部管不著部隊，對此，萬裏很傷腦筋。當時，鄧小平正陪金日成在江蘇訪問，萬裏
趕到鄧小平下榻處時，已經是夜裏10點多鍾了。鄧小平剛吃下安眠藥準備睡覺，但他得知萬裏到了，立即接見，明確指出：不管是誰隻要是支持派性的都不行，該調的就調。並表示會責成有關方麵立即把江西省軍區某領導調出南昌。4月25日，萬裏帶著“尚方寶劍”來到南昌鐵路局，發動群眾大張旗鼓地批判了南昌局的派性問題，調整了領導班子。在鄧小平的全力支持下，萬裏又遠征昆明、三下鄭州，大刀闊斧進行整頓。鐵路形勢日趨好轉。
短短幾個月的時間，所有的站段的運輸堵塞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全國鐵路運輸生產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上半年鐵路貨運量在前兩個月欠產較多的情況下，完成年計劃的48.9%，比1974年同期增長8.6%，創曆史最高記錄。鐵路整頓取得巨大成績，帶動著全麵整頓的順利開展，遭受“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開始出現新的希望!
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萬裏“靠邊站”
就在全麵整頓取得巨大成績的時候，“四人幫”掀起了“反擊右傾翻案風”。一時風雲突變，形勢逆轉。不久，鄧小平受到公開批判。在全麵整頓中，鐵路是“開路先鋒”。“反擊右傾翻案風”，鐵路部門首當其衝。一些經過整頓的鐵路局，派性複起，領導班子又陷入癱瘓，運輸生產直線下降，形勢嚴峻。
為此，中央不得不急召河南、甘肅兩省和鄭州、蘭州兩局的主要領導幹部到京解決問題。鐵道部臨時領導小組根據華國鋒等領導的指示，從1976年1月21日起分別聽取河南、甘肅兩局領導的意見和批評，並據此寫出檢查報告和解決問題的意見，並壓鐵道部承認“錯誤”，否定對鄭州和蘭州兩局問題的處理。萬裏對此雖然不同意，但有《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萬裏不得不服從中央意見，懷著難以言喻的心情在文件上簽了名。2月下旬，中央關於解決鄭州和蘭州鐵路局問題的文件下達後，鐵路部門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越演越烈。特別是1975年鐵道部派工作組進行重點整頓的一些單位，大刮翻案之風。鐵道部機關內部在整頓時受到
衝擊的一些人，紛紛起來揭發批判。鐵路下屬單位一些人來京上訪，衝擊鐵道部機關。當年“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景，又在鐵道部再現。在鐵道部辦公樓門口，貼了一副10米來高的巨大對聯：上聯是橫眉冷對革命派；下聯是俯首甘為複辟奴，橫批是一貫如此。院內牆壁上刷著“揪出鄧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鋒萬裏”，“萬裏不倒，火車不跑”等大標語，還有許多揭批萬裏和工作組的大字報。
從3月11日到3月底，鐵道部臨時領導小組先後召開了10次擴大會議，揭發批判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同時聯係鐵道部實際，揭發批判萬裏的“錯誤”。但萬裏並未被打倒，直到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後，整個局勢發生了突然變化，4月7日，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不久，萬裏也被迫“靠邊站”了。鐵道部的領導權被篡奪之後，生產急劇下降。當時流行著許多順口溜，諸如“萬裏檢討，火車亂跑；萬裏一倒，火車不跑”等，反映了廣大鐵路幹部和工人的不滿情緒。
鐵路一亂，其他行業自然也是難逃厄運。鄧小平全麵整頓所帶來的經濟好轉，很快就被破壞了。但這次全麵整頓為中國以後的改革做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實際上是以後改革的序幕。
北京青島 2007-03-27 16:39
粉碎“四人幫”後，萬裏主政安徽，點燃了農村改革的星星之火
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東山再起，萬裏也隨著複出。1977年6月，萬裏被任命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裏在安徽首先抓穩定形勢，力求在穩定中盡快解決問題。他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針對安徽存在的問題，采取了3項果斷措施：一、把“文化大革命”中到安徽“支左”現仍留在地方的軍隊幹部調回部隊，二、發動全省廣大幹部群眾深入揭批“四人幫”，三、建立健全各級領導班子。
“清幫”治皖大見成效，全省形勢之好、發展之快，超出了人們的預料。1978年1月16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長篇報道《安徽大步趕上來了》，介紹深受“四人幫”之害，又被捂了8個多月蓋子的安徽省，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安徽是農業大省，農村人口占90%以上。淮河兩岸自然災害頻繁，廣大人民的溫飽問題一直沒有解決。皖東的“花鼓之鄉”鳳陽，素以討飯聞名於世。1977年8月開始，萬裏就開始進行調查研究。他輕車簡從下基層，直接和基層幹部、百姓交談。3個多月下來，他幾乎跑遍了全省各個地區、市縣和工礦、農村。所聞所見，他的心被深深震憾了。在革命老區金寨縣，有的人家竟幾口人隻有一條褲子，甚至有的十七八歲的姑娘沒褲子穿。在皖東農村考察時他看到，許多村
莊基本上都是草屋茅棚，屋內床鋪是秫秸墊的，上麵鋪些麥秸。在八鬥嶺一戶姓張的農民家裏，7口人隻有一床破被子，外屋鍋裏盛的是地瓜麵和胡蘿卜櫻子煮成的黑粥，已發出難聞的氣味。萬裏這位鐵骨錚錚的山東漢子，也不禁難過地流下眼淚。在調查中萬裏感到，農民的貧窮是由於農村政策不對頭，農民的積極性調動不起來。不徹底糾正“左”的錯誤，不製訂新的農村政策，共同富裕的理想隻能變成普遍貧窮的現實。
1977年11月，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萬裏和顧卓新、趙守一等省委主要領導經過充分醞釀討論，出台了著名的《中共安徽省委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簡稱“六條”)。其主要內容是強調農村一切工作要以生產為中心，要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允許農民搞正當的家庭副業，產品可以在集市上出售，生產隊實行責任製。這些內容在當時涉及到許多“原則問題”，是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禁區。所以說，它是消除“四人幫”極左思想流毒、撥亂反正的重要成果，是中國農村改革的重要信號，實際上從這裏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所以文件一發布，即受到廣大農民群眾的熱烈歡迎。農民拍著手說：“這就著(對的意思)了。”
然而，《六條》的出台也引起許多人甚至一些中央高層領導人的反對。國務院分管農業的副總理陳永貴氣憤地說，“什麽落實政策，條條都在否定、批判大寨經驗”，“必須痛加駁斥”。1978年春節期間，陳永貴回到山西，策劃在省報發十幾篇評論，要對安徽“打排炮”。第一篇是《昔陽是怎樣調動農民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的》，全麵講大寨的根本經驗，雖沒點安徽的名，實際上批“六條”是“好行小惠，言不及義”，不符合中央“抓綱治國”的方針。這篇評論在《山西日報》發表後，《人民日報》又於1978年4月予以轉載。《六條》不僅被陳永貴視為“反大寨”、“砍紅旗”，也為當時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華國鋒所不容。1977年冬天，華國鋒在普及大寨縣的會議上強調，堅持學大寨還是反對學大寨，“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激烈大搏鬥”。
雖然高層領導在反對，但並未動搖萬裏貫徹《六條》的決心。1978年2月14日至16日，安徽省委召開了地(市)委書記會議。萬裏在會上提出並闡述了“以農業生產為中心”這個新的指導全省農村工作的方針，實際上是拋棄了長期堅持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可喜的是，農民在實踐“六條”中極大調動了生產積極性。不幸的是，這年安徽發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災，大部分地區人畜用水發生困難，一些農民不得不趕著牲口逐水草而遷移。大片土地幹旱，使不少地方不僅秋收無望，秋種也難以進行。9月1日，省委召開緊急會議。萬裏指出：我們不能眼看著大片土地撂荒，那樣明年的生活會更困難。與其拋荒，不如讓農民個人耕種，充分發揮各自潛力，盡量多種“保命麥”以度災荒。省委經過討論，及時作出“借地度荒”的決定。萬裏說：“不管是集體還是個體，種上了就能有收獲，總比撂荒好。”這個決定，不僅調動了廣大農民生產自救的積極性，超額完成了秋種計劃，同時也為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奠定了基礎。
“借地度荒”之後，在肥西縣山南區誘發了“包產到戶”。山南區在討論貫徹省委“借地度荒”決定時，書記湯茂林順應民意，搞起了“包產到戶”，結果這個區的3個縣社的小麥和油菜提前播種。萬裏密切地注視著“包產到戶”的出現和發展。然而，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農業文件，雖然總的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放寬政策，搞活經濟，但仍規定“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幹”。兩個不許，對於已實行“包產到戶”的山南區，無疑是一種巨大的壓力。對此，省委機關議論紛紛，省委常委中也存在嚴重分歧。1979年2月6日，萬裏召開了省委常委會，他說：包產到戶問題，過去批了十幾年，許多幹部批怕了，因而使得一些人見了“包”字、“戶”字就害怕，一講到包產到戶，就心有餘悸，可以說談“包”色變。但是農民普遍希望包產到戶，普遍要求包產到戶。過去批判過的東西，有的可能是正確的，有的也可能是錯誤的，必須在實踐中加以檢驗。十一屆三中全會製定的政策，也毫無例外的需要接受實踐的檢驗。我主張在山南公社進行包產到戶試點。
在肥西縣山南區實行“包產到戶”不久的1978年12月，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村，又秘密把全村土地分到了農民手中。小崗的秘密被縣委書記陳庭元發現後，他采取瞞上不瞞下的方法給予庇護，但心裏也揣著隻小兔子。1979年6月15日，萬裏到鳳陽視察時知道了這個秘密後問：“包產到戶怎麽樣?”陳庭元趕緊說：“他們說到戶當然好了。”萬裏回答說：“那就讓他們幹嘛!”小崗村偷偷摸摸幹了一年，年底出現了驚天動地的變化，全村年產糧13.237萬斤，相當於1966年至1970年5年糧食產量的總和。
1979年，由於實行各種形式的責任製，安徽全省夏季收成較好，秋季收成更好。實踐證明了實行“包產到戶”等各種責任製的優越性，12月1日，萬裏在安徽省軍區黨代會上指出，雙包(包產和包幹)到戶“是一種責任到戶的生產責任製，是搞社會主義，不是搞資本主義”。1980年1月11日，萬裏在省委擴大會議上又說：“‘包產到戶’不是單幹，而是責任製的一種形式。”他為“包產到戶”在安徽落了社會主義戶口。
關鍵時刻，鄧小平站出來說話，包產到戶在中央文件上落了“戶口”
1980年2月，萬裏調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農委主任。在這前後，圍繞包產到戶又發生了很大的爭論。1980年1月11日至2月2日，國家農委在北京召開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安徽省介紹了實行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情況，著重闡明部分地區幹部群眾迫切要求在生產隊統一領導下的包產到戶，沒有改變所有製性質和按勞分配的原則，應當看成是責任製的一種形式，不能同分田單幹混為一談。安徽代表的發言，引起了十分激烈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包產到戶是姓“社”還是姓“資”，符不符合中央政策規定?持反對意見者認為，包產到戶是分田單幹，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包產到戶調動的是農民的個體生產積極性，不符合社會主義方向，中央文件明確規定“不許分田單幹，也不要包產到戶”，“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寫進《憲法》的。1980年2月，《農村工作通訊》第二期發表題為《分田單幹必須糾正》的文章，並配發了很長一段編者按，矛頭直指包產到戶。第三期又發表了《包產到戶是否堅持了公有製和按勞分配》，質問：“包產到戶到底是集體生產責任製的一種形式還是本質退為單幹?”文章措辭嚴厲，居高臨下，顯然有後台撐腰。
萬裏看過兩期雜誌後，指示新華社記者張廣友和吳象針對其文章的內容，不點名地進行反駁。萬裏說，寫文章要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根據萬裏的指示，他們寫了一篇長文《聯係產量責任製好處多》。這篇文章從4個方麵回擊了這家雜誌所提出的問題。文章寫好送萬裏審閱後，於4月9日在《人民日報》二版全文刊登。這是對《農村工作通訊》的一次有力回擊。但是，尚有一些高層領導人，仍然在斥責包產到戶。在此關鍵時刻，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發表重要講話，指出：“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
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幹，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麵貌。”這短短的幾句話，充分肯定了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地方搞包產到戶。鄧小平講到的肥西和鳳陽兩個典型，恰恰是萬裏在安徽農村改革中抓的兩個點。鄧小平的這次講話，打破了一些人思想僵化的製約和畏懼心理的束縛，促進包產到戶在全國進一步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開了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專門討論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問題。9月27日，發了座談會紀要《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幾個問題》(中發［1980］75號文件)明確支持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這是思想上、理論上的一次飛躍和突破，對於指導農村改革的偉大實踐起到了重大作用。這樣，中央文件就正式給包產到戶“落了戶口”。從此，包產到戶勢如燎原烈火，迅速燃遍神州大地。中國農村實現了其曆史性的轉折。這其間有萬裏不懈的探索和鬥爭，也凝集了他大量的心血和汗水。鄧小平1992年春天到南方視察時，曾提到萬裏的農村改革，他說：“中國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改革是從安徽開始的。萬裏是立了功的。”這是對萬裏的最高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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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總社記者：鳳陽小崗 惠民李家店 三年饑荒餓死人數與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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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裏：淡泊名利，知足常樂
致力打造中國第一軍政研究和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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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崗這個典型，首先是通過一份調查報告：《一劑必不可少的補藥————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包幹到戶”的調查》：
它以觸目驚心的事實，講出了自農業集體化以來，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受到摧殘的嚴重程度，以致大部分村民逃亡和餓死，並有具體的數據。
二。
小崗這個調查中餓死人的數字，是一個一個統計的，是很準確的。而且在鳳陽，在皖東、淮北以及黃淮流域相當一部分地區具有代表性。
三。
我是熟悉農村、了解農民的，親身經曆了那場大饑荒，親眼看到大批農民被活活餓死的悲慘場麵，
我們那批下放幹部，包括我本人，都得了浮腫病。
那時候既不準寫，也不準公開講。
四。
即使是三年困難時期，數以千萬農民餓死，
也是“形勢大好”，或者是“七分成績，三分缺點”；“七分天災、三分人禍”；“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
以至餓死人的數字，沒有人敢統計，更不能公開去講，
誰講誰就是“對大好形勢的汙蔑”，誰就是“階級敵人”。
所以三年困難時期，究竟餓死了多少人，特別是全國或者全省的具體數字，更沒有人敢統計。
隻是偶而有個別的典型調查中出現過一些具體數字，也不敢說是餓死，那時有個比較普通的專用名詞————“非正常死亡”。
五。
我下放到農村寫的《山東省惠民縣李家店三個生產隊包產到戶的調查》（１９６２年６月）
李家店村原有２２５口人，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達７５人，占全村總人口３３．３％；
１９６２年６月的勞力，４５人中有１５人（占３３．３％），營養不良，是長期病號（幹瘦、嚴重水腫病），不能參加勞動；
原有耕牛３２頭，僅剩下５頭，其中能幹活的隻有３頭，耕地大部分荒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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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sheu 2006-06-28 21:31
當年，萬裏支持鳳陽小崗農民搞“大包幹”，中國人民潛在的創造力開始被激發出來，中國重新成為“希望之鄉”。
中國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改革是從安徽開始的。
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
中唱的那個鳳陽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幹，也是一年翻新，改變麵貌。
——鄧小平當時萬裏同誌在安徽當省委書記，他肯定和支持安徽農民搞包產到戶的做法。如果在議論紛紛中，我們領導沒有膽識，不出來支持，反而加以否定，包產到戶就出不來。
——江澤民
七十年代末期，始於安徽的中國農村改革，其核心是“包產到戶”，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以家庭承包為主體的聯產責任製。“包產到戶”有兩種形式，即“包產到戶”與“包幹到戶”。兩者大同小異，既是一回事，又有不同之處。
包產到戶是伴隨著農業合作社的發生、發展，多次出現的一種聯產計酬責任製形式。５０年代中期，浙江省永嘉縣出現的包產到戶最有代表性，影響很大，但很快就被打了下去，縣委書記李雲河等被打成右派。後來三年困難時期安徽出現的“責任田”，實際上也是包產到戶，受到廣大農民歡迎，但也很快被壓了下去。
１９７８年在農村改革中，安徽最早出現的也是包產到戶，但小崗的包產到戶實際上卻是包幹到戶。包幹到戶與包產到戶既有共同之處，又有不同之處，不能等同。主要區別在於：包產到戶是農民承包土地後，實行的是“承包產量，以產計工，超產獎勵，減產賠償”的辦法，農戶生產的糧食等，最後要交給生產隊，由生產隊上繳國家征購任務，留下集體提留後，再按各戶上交多少算出工分，按工分統一分配。其主動權在生產隊，生產隊通過幾個統一，控製各承包戶，要害是統一分配。包產到戶與包幹到戶的共同之處，兩者都是包到戶，包幹到戶是包產到戶的進一步發展，包幹到戶沒了那麽幾個統一，主動權或者說主體在戶，實際上是分戶經營，分戶核算。它比包產到戶更徹底些，利益更直接些，方法更簡便些。包幹到戶與包幹到組統稱為“大包幹”。
“大包幹”的發源地鳳陽縣，農民給“大包幹”編了個順口溜：“大包幹，大包幹，直來直去不拐彎，保證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包幹到戶是這個縣當時的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於１９７８年底在“包幹到組”基礎上偷偷搞起來的，並迅速從江淮兩岸風靡神州大地。於是小崗這個地圖上都很難找到的小小村落，一時名聲大震，於８０年代初期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的時代典型；小崗農民在農村改革中的偉大創造，很快在全國農村迅速推廣。此後所講的包產到戶實際就是包幹到戶。
萬裏是怎樣發現小崗的？
萬裏發現小崗這個典型，首先是通過一份調查報告：《一劑必不可少的補藥————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包幹到戶”的調查》（見本報第１８版的全文）。由於種種原因，小崗這份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調查，從來沒有原原本本地公之於眾過。值此農村改革２０周年之際，我想通過曆史回顧，把小崗這個典型的來龍去脈，以及它是在什麽樣的情況下帶頭進行農村改革、並成為中國農村這場曆史性的大變革中的先進典型，作個比較全麵係統的回顧與介紹，以啟迪人們繼續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揚實事求是精神，認真總結教訓，深化改革，不斷前進。
１９８０年初，安徽農業會議期間，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裏，親手交給我一份材料：《一劑必不可少的補藥》。他說：“你看看，這份材料寫得多好啊！我像看小說似的，一口氣看了兩遍……過幾天咱們去看看。”
我拿到這份材料，仔仔細細地看了幾遍，越看越覺得寫得好，太重要、太及時了，它的特點，
一是寫出了中國農業集體化２０多年來，在極左路線錯誤影響下，小崗村從農業合作化開始，曆經反右派、“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直到“文化大革命”，一次又一次的運動，遭受到的一次又一次摧殘，記述了小崗農民的悲慘遭遇和辛酸的曆史，說出了小崗農民的心裏話。
二是它以觸目驚心的事實，講出了自農業集體化以來，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受到摧殘的嚴重程度，以致大部分村民逃亡和餓死，並有具體的數據。
三是寫出了小崗農民曆經磨難，走投無路，在真理標準討論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影響下，“冒死去抗爭”，帶頭實行“包幹到戶”，一年翻身的事實。
四是寫出了小崗生產隊帶頭實行包幹到戶後，出現的矛盾和激烈爭論，反映了農民對農村改革的迫切願望和矛盾心理。
正如《調查》最後所說：“小崗的辦法吸引著別人，這使小崗感到自豪，由於吸引著別人反帶來了麻煩，連自己也不能搞了，心裏又有難言的苦衷。這使小崗群眾蒙上了一種新的矛盾心理。”
而這正是萬裏急於要去小崗實地考查、並予以肯定和支持的重要原因。
據我多年采訪農村新聞所見，像小崗這樣的調查材料實屬罕見。它反映的情況，在全國，特別是在黃淮流域的農村，具有代表性。
我出身在農民家庭，大學學的是農業經濟。從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反右派，直到“文化大革命”，一係列運動我都親身經曆過。
而且我又是長期從事農村采訪的新華社總社記者，可以說得上是經得多、見得廣。
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我是帶著戶口被下放到最艱苦、最困難而又受共產風、浮誇風等“五風”危害最嚴重的重災區之一山東惠民縣農村，當了普通農民和基層幹部，同當地農民實行“三同”，
我是熟悉農村、了解農民的，親身經曆了那場大饑荒，親眼看到大批農民被活活餓死的悲慘場麵，
我們那批下放幹部，包括我本人，都得了浮腫病。
那時候既不準寫，也不準公開講。
即使是三年困難時期，數以千萬農民餓死，也是“形勢大好”，或者是“七分成績，三分缺點”；“七分天災、三分人禍”；“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
以至餓死人的數字，沒有人敢統計，更不能公開去講，
誰講誰就是“對大好形勢的汙蔑”，誰就是“階級敵人”。
所以三年困難時期，究竟餓死了多少人，特別是全國或者全省的具體數字，更沒有人敢統計。
隻是偶而有個別的典型調查中出現過一些具體數字，也不敢說是餓死，那時有個比較普通的專用名詞————“非正常死亡”。
小崗這個調查中餓死人的數字，是一個一個統計的，是很準確的。而且在鳳陽，在皖東、淮北以及黃淮流域相當一部分地區具有代表性。
小崗調查的作者吳庭美，是６０年代畢業的大學生，當時是鳳陽縣委的工作人員。
他出身農村，家就在小崗，對小崗、對農村情況非常熟悉，對農民有著深厚的感情。他這篇調查不僅真實，而且很有感情。我讀過、寫過不少農村調查，但像這篇調查實屬罕見。它實際上是一份“中國農村改革的宣言書”，使小崗這顆星星火種，乘十一屆三中全會東風，迅速燃遍神州大地。
小崗調查引出我的回憶與思考
看了這份調查，我不由得聯想起我下放到農村寫的《山東省惠民縣李家店三個生產隊包產到戶的調查》（１９６２年６月）。
這兩份調查所反映的是一樣的：農村由於大刮“五風”，生產力受到嚴重摧殘，民不聊生，因此迫切要求包產到戶。特別是所反映的受災情況，何等相似啊！
李家店村原有２２５口人，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達７５人，占全村總人口３３．３％；１９６２年６月的勞力，４５人中有１５人（占３３．３％），營養不良，是長期病號（幹瘦、嚴重水腫病），不能參加勞動；原有耕牛３２頭，僅剩下５頭，其中能幹活的隻有３頭，耕地大部分荒蕪。
餓死的人數、農民生活困難情況等與小崗村都很相似，所以偷偷地搞了包產到戶。
１９６２年春天，我到李家村認真調查了十多天，冒著巨大政治風險，實事求是地寫出了這篇調查報告，講了他們為啥要搞包產到戶和包產到戶的做法，特別寫到群眾對包產到戶的反映：“包產到戶既不是地主的要求，也不是富農的要求，更不是富裕中農的要求，而是廣大貧下中農的要求。”
有人說：“‘千條萬條不如這一條’，‘活命是第一，上天堂是後事，吃不上飯這輩子上不去天堂’。”
“包產到戶成了該村社員的普遍要求，即使那些勞動力弱和無勞力戶也都讚成……”群眾對包產到戶要求非常強烈。
初稿寫出之後，給村幹部看了，一一進行核實；縣委領導看了也滿意。
新華社內參部領導夏公然認為很好，準備在“隻要國富民強，何懼包產到戶”欄題下，在《內部參考》上發表。
沒想到在送審中，風向已轉，此文遭到了中央有關領導的嚴厲批評，並責令編輯部和作者進行檢討。
在內參部領導保護（夏公然承擔了全部領導責任）下，我一個檢討混過了關。但這篇調查連累了李家店村的有關幹部群眾以及惠民縣有關領導，他們的包產田也被收回。在以後的曆次運動中，這篇調查成了我得一次又一次進行檢查的“錯誤”。
ytsheu 2006-06-28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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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sheu 2006-06-19 10:08
萬裏，1916年12月生，山東東平人。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東平縣委書記，泰西地委宣傳部、組織部部長。1940年後任中共魯西區委宣傳部副部長，冀魯豫二、七、八地委書記。1947年後任中共冀魯豫區委委員、秘書長，南京市軍事管製委員會財委副主任、經濟部部長、建設局局長。
建國後，曆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工業部副部長、部長。1950年6月-1954年9月任西南軍政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1952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築工程部副部長。1954年-1955年4月任國務院建築工程部副部長。1955年4月任國務院城市建設總局局長。1956年5月-1958年2月任城市建設部部長。1958年3月-1966年10月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1958年8月-1966年6月任北京市副市長。1959年9月-1977年11月任北京第二至四屆政協副主席。1973年5月-1975年1月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1975年1月被任命為鐵道部部長。1977年6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1978年1月-1979年12月任安徽省革委會主任，兼任省軍區政委。1980年4月-1988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1980年8月-1982年5月兼國家農委主任、黨組書記，1982年9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當選為中共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1987年當選為中共第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88年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1986年榮獲奧林匹克勳章金獎。1993年6月被世界橋聯和北美橋聯授予主席最高榮譽獎和世界冠軍金牌獎。曾被美國馬裏蘭大學授予公共服務榮譽博士學位，被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授予人文學榮譽博士學位，被加拿大裏加納大學授予法學榮譽博士學位。現擔任中國網球協會和中國橋牌協會名譽主席。
一
一夜春雨，淨洗京城，這是北京一年中最美的季節，也是中南海最美的時節，清晨、清風、青綠，一路靜謐。
萬叔鵬怕我找不到，專門到門口等我來了。這個小院，原是朱德同誌的住所，緊鄰毛主席舊居豐澤園。此時，院子裏的兩棵玉蘭開得正豔，那三棵有名的香椿樹也已悄展芳容，花莖、菜畦，房前屋後，綠意盎然，生機一片。和眼前的環境相比，這所房子顯得很陳舊，門窗、廊道一看就是多年前的東西，有的外牆體還有明顯的裂痕。萬叔鵬不好意思地說:房子太舊了，有的地方牆皮都脫落了，這麽多年，一直這樣。
這個簡單清靜的小院，名叫含和堂，是原全國人大委員長萬裏同誌的住宅，萬叔鵬是萬裏同誌的第三個孩子，也是惟一的女兒。
二
很多年前，因為工作的原因，我曾采訪過萬裏同誌，那時，給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萬裏個子很高，山東口音很重。許多年過去了，當我再次見到他時，89歲的萬裏留給我的印象依然是個子很高，鄉音依舊。
萬裏，原名萬明禮，1916年出生於山東東平縣的一個貧苦農家。1936年，20歲的萬裏，在山東曲阜這個聖人之鄉，宣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開始了他追求理想，追求革命的戰鬥生涯。
1975年1月18日，在全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上，59歲的萬裏被任命為鐵道部部長，此時，他已是一個有著39年黨齡的共產黨人，也是在文革中幾經沉浮的老幹部了，此刻臨危受命，他麵對的是比戰場和工地更為複雜的局麵，因為這是一個呼吸立成禍福、喜怒邃變炎涼的特殊時期，黨內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正在危及著黨的事業和經濟工作。而此時的中國鐵路，正處在半癱瘓的狀態，黨性喪失，派性作祟;指揮不動，調度不靈。號稱是大動脈，卻不通不暢，惡果已經波及整個國民經濟。
萬裏不自覺中又一次站在了風口浪尖上。
麵對危局，萬裏沒有讓黨中央失望，他以一個政治家的敏銳，牢牢地抓住問題的核心，他認為:派性問題是政治問題，不解決派性鬥爭，鐵路複興無望。很快，在他的主持下，中發（1975）9號文件，即《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經毛主席審閱後，下發實行。
隨後，萬裏攜令出京，他以政治家的魄力和果敢，一戰徐州，再戰鄭州，三戰蘭州，用霹靂手段，果斷清剿各種派性力量，撥亂反正，迅速打通隴海、京廣、蘭新等鐵路樞紐。半年過後，鐵路正點率大幅上升，秩序逐步恢複正常，正像毛主席評價萬裏的一樣，鐵路開始日行萬裏，成為鄧小平治理整頓的開路先鋒。而萬裏作為黨內一位傑出政治家的形象業已深入人心。
1977年6月，第二次打倒又重新站起來的萬裏離京，他被任命為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省軍區政委，開始主政安徽，由此也掀起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三次戰役。
此刻的江淮大地，正值百廢待興之時。萬裏一頭紮進基層，半年走了3000裏路，了解民生，傾聽民意。臘月二十三，他來到淮北阜陽一個農村，看到農民臨近年關，卻在為沒有一兩白麵，吃不上餃子而發愁，萬裏震驚了。他難過地說:我的老家東平離這不遠，在我們那裏，就是在舊社會，窮人過年也要吃頓餃子，你看《白毛女》裏的楊白勞，窮成那樣，過年了也要給喜兒紮根紅頭繩，也要吃頓餃子呀！
眼前的景象深深地刺激著萬裏，也引起了他長久的思考，昔日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的富饒之地，竟然凋敝至此，原因何在呀？
民以食為天，這是曆朝、曆代統治者都深明的道理，然而，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吃飯問題一直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問題，當代共產黨人在經曆了多次的反複之後，開始緊緊地抓住了這個最大的政治問題。萬裏自覺地站在了潮頭，以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氣魄和責任感，義無反顧地推動了這一曆史使命的完成。
萬裏政治生涯的三大戰役，是他人生的華彩樂章，三戰三捷既彰顯了他的魄力，也成就了他的人格。
長子萬伯翱說:父親心中始終想著人民，他是一個有著堅定政治信念和理想的人，他為人民服務的信念是絕不會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而變，他是始終如一的。我們全家人都很欽佩他的政治操守。
他說:我爸爸是一個堅強的人，一個敢於承擔責任的人，一個有著英雄氣概的人。
三
1993年3月31日，萬裏從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崗位上退了下來，一位為黨的事業奮鬥了60 多年的共產黨人，開始淡出人們的視線，開始過上平靜的退休生活。
萬裏退休後的生活很有規律。每周的活動可歸納為三打、兩看、一接見，即打橋牌、打網球、打高爾夫球，看文件、看報紙和接見客人。這樣一周下來活動安排得滿滿的，生活充實而有節奏。
萬裏愛打橋牌，牌技也高超。有一次，他和榮樂地搭檔，在所羅門世界橋牌通信比賽(在世界各地同時有十個賽場)中，打出了妙張，因而獲得世界亞軍的稱號，一時成為中國和世界牌壇的佳話。
萬裏的另一大愛好是打網球，他打網球的曆史是從山東曲阜師範學校上學時開始的。。
萬裏說，打網球使他保持了旺盛的工作精力;網球場上攻防千變萬化，是培養人判斷力和勇敢頑強的工作作風的最好場所。
事實證明，一靜(橋牌)一動(網球)成了他健身的法寶。時至今日，年近90的萬裏依然堅持每周打一到三次網球，看著他充滿活力地在場上跑動擊球，你很難想象這是一位耄耋老人。
萬裏經常自豪地對來看望他的同誌說:這兩項運動都要打到90歲再說。
淡出政壇的萬裏保持著一種平和的心態，過著平常的生活。
萬裏生在孔孟之鄉，自幼受到嚴格的傳統教育，書法頗有心得，在職時便常有單位和個人慕名求字，對此他是一概拒絕，退休後，更多的人想來找老領導索字，他還是一概拒絕。
不過，也有例外的時候。一次，萬裏到大連的一個小島上參觀，看到島上那種艱苦的環境，看到守在小島上的工作人員那種不畏艱苦的樂觀精神，他主動向工作人員要來紙筆……
萬裏最反感的就是擾民，在任時他就喜歡輕車簡從下基層，對興師動眾、前呼後擁的做法極不讚成，退休後更是這樣，有時到下麵去，當地的主要領導都要來看望他，這讓他很不安，他說:你們都很忙，我現在是個閑人，不要因為看我影響工作。
萬裏喜歡和大家一起打網球，喜歡和全家人一起去吃飯，共享天倫。
四
走進萬裏家中，家具是舊的，床也是舊的，沙發還是那種過去機關裏常見的，套著灰布套的那種。
在中國人的心中，家永遠是一個特殊的地方。
邊濤，原名邊其馨，山東長清人，也是師範畢業。1937年邊濤就參加了抗日部隊。1940年，20歲的邊濤和中共山東運西地委書記萬裏結婚，此後，兩人攜手走過了63年的風雨曆程。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2003年10月23日，邊濤去世了，87歲的萬裏難抑悲情，他久久地站在妻子的床前，一邊流淚，一邊自語:你走了，我怎麽辦呀？！匆匆趕到萬家吊唁的李瑞環同誌見此情景，也不禁為之動容。
在萬家，還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孩子們要輪流在家陪著萬裏，主要是怕萬裏寂寞。
萬裏每天的生活很有規律，早8點，中午12點，晚6點是規定的吃飯時間。
ytsheu 2006-06-19 10:08
五
國家體育總局人力資源中心位於北京市崇文區體育館路9號，和著名的體操中心、登山協會在一起。萬裏的長子萬伯翱退休前是人力資源中心的主任，他現在還擔任著中國網球協會副主席、中國奧委會委員等職務，因而，我采訪他時，他的辦公室還在這座灰色的大樓裏。
外界都說萬伯翱有名聲，人緣好。進門時，保安問我找誰，我說:找老萬。話音剛落，年輕的保安和旁邊一個不年輕的婦女異口同聲:四樓，最裏的一間。
我在他辦公室坐了不到半小時，先後就來了三位慕名求書的，其中兩位來自河北，一位是體委機關的，萬伯翱簽名送書，很隨和。可能是由於長期堅持戶外運動的結果，萬伯翱顯得黑、瘦，但很精神。
萬裏對孩子們有兩個基本的要求:一是要忠誠於黨和人民的事業，二是要自立自強。萬伯翱對此體會尤深。
萬伯翱從小活潑好動，用他自己的話說:我上小學時不懂事，是搗蛋大王，討人嫌。想打人就打人，想罵人就罵人。
如今，提起萬伯翱，人們記得的不是他當過什麽官，而是記得他寫過什麽文。
國學大師陳寅恪詩說自由公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因為，要寫好文章，不僅要有愛，而且，更要有天下為公的責任心。萬伯翱二者兼得，因而，文章自然不同凡響。
著名作家蘇叔陽把萬伯翱稱為陽光男孩，說他:坦蕩、誠懇，沒有架子。
作家曹禺說:伯翱不像一般高幹子弟那樣劍拔弩張，張牙舞爪。當然，那些人可能更有本領，但我始終還是喜歡伯翱這種具有中國淳樸民風的類型。
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光英說:萬老大很不容易，他把自己《四十春秋》的稿費46000元都捐給了中華文學基金會，他達到了一個無我的境界。高幹子弟的毛病在他身上竟然沒有，這是很可貴的。這和萬裏教子有方有關係。
賀龍元帥生前曾說:萬伯翱是幹部子弟的榜樣。
如果讓我來評價萬伯翱，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本色的人，一個大方之人。
對孩子們的選擇，萬裏不置可否，但他絕不允許任何人，利用他的影響牟利。退休後，孩子們經常想帶他到外麵走走，散散心。有時請他到外麵參加活動，萬裏一定要問清楚，誰請的？誰參加？如果有陌生人他就不會去。即便是老朋友、老熟人在一起，他還要告誡別人說:你們要警惕，他們幾個已經下海經商了，不要被他們利用。惟恐孩子們利用自己的影響，做什麽事情。
萬叔鵬說，我們家的人，都知道他這個習慣，我們也從沒有想讓他幫助我們做什麽。
六
女兒萬叔鵬是個清晰而透明的人，講話快人快語，做事雷厲風行。
萬叔鵬說，父親是個很執著的人，在政治上，他一直堅持自己的信念，認準的事情決不退縮。有一次，我和媽媽說他不懂得隨風而變，是二杆子，他生氣地說:原則問題不能讓步，這怎麽是\'二杆子\'呢？在生活上，他不喜歡搞排場，湊熱鬧，有時固執得讓人很尷尬。記得他還在當副總理的時候，一次到外地視察工作，一下車，當地領導把他迎進了一家餐廳，準備宴請他。結果他當時就火了，一言不發，拂袖而去。
文革開始後不久，萬裏就被打倒並被關進北京萬壽路的一所特監。萬叔鵬也由一個革命幹部子女，一下子變成了黑幫子弟，學校裏到處都貼上了打倒、批判她的標語，她被限製自由，被造反派關押起來。這時，身陷囹圄的父親給她寫了封信，萬叔鵬說:信中的大部分內容我已記不很清了，但是，有兩句話我始終沒忘，爸爸說:\'我相信你沒有任何問題，因為我堅信，有什麽樣的父親，就有什麽樣的女兒。\'他的這番話，給了我巨大的力量，使我堅持下來了。
七
勤儉持家，這是幾乎所有中國人的治家理念。萬裏一家三代同堂，奶奶像傳統的中國家庭婦女一樣操持著家務，帶孩子，縫洗衣服。
萬裏一生淡泊名利，知足常樂，當代幾位大畫家像李苦憚、蔣兆和、李可染的住房問題，都是萬裏幫助解決的，但他從未向他們伸手要過一幅作品。孩子們記得20世紀60年代，他自己屋裏掛的倒是水刻木印的仿製徐悲鴻和齊白石的作品。
在中南海，萬裏家中有兩個名氣很大的東西，一個是院子裏的小菜園，另一個是院子裏的三棵香椿樹。
父親被四人幫迫害關押了兩三年，直到周總理主持了四屆人大，小平同誌在中央主持工作時，才將年富力強，渴望為人民工作的他，任命為鐵道部長。那時真是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1976年春批鄧時，老爺子第二次被打倒，老奶奶擔驚受怕也去世了。粉碎四人幫後，1977年父母調到安徽工作，那裏的住處沒有了香椿樹，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後，父母又調回北京工作，中南海新院子裏又神奇地出現了幾棵香椿樹（有兩棵可能是媽媽請人專門移過來的），從此，每年春天全家又恢複吃香椿和醃製香椿芽鹹菜的傳統小高潮。
ytsheu 2006-06-28 21:31
當年，萬裏支持鳳陽小崗農民搞“大包幹”，中國人民潛在的創造力開始被激發出來，中國重新成為“希望之鄉”。
中國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改革是從安徽開始的。
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
中唱的那個鳳陽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幹，也是一年翻新，改變麵貌。
——鄧小平當時萬裏同誌在安徽當省委書記，他肯定和支持安徽農民搞包產到戶的做法。如果在議論紛紛中，我們領導沒有膽識，不出來支持，反而加以否定，包產到戶就出不來。
——江澤民
七十年代末期，始於安徽的中國農村改革，其核心是“包產到戶”，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以家庭承包為主體的聯產責任製。“包產到戶”有兩種形式，即“包產到戶”與“包幹到戶”。兩者大同小異，既是一回事，又有不同之處。
包產到戶是伴隨著農業合作社的發生、發展，多次出現的一種聯產計酬責任製形式。５０年代中期，浙江省永嘉縣出現的包產到戶最有代表性，影響很大，但很快就被打了下去，縣委書記李雲河等被打成右派。後來三年困難時期安徽出現的“責任田”，實際上也是包產到戶，受到廣大農民歡迎，但也很快被壓了下去。
１９７８年在農村改革中，安徽最早出現的也是包產到戶，但小崗的包產到戶實際上卻是包幹到戶。包幹到戶與包產到戶既有共同之處，又有不同之處，不能等同。主要區別在於：包產到戶是農民承包土地後，實行的是“承包產量，以產計工，超產獎勵，減產賠償”的辦法，農戶生產的糧食等，最後要交給生產隊，由生產隊上繳國家征購任務，留下集體提留後，再按各戶上交多少算出工分，按工分統一分配。其主動權在生產隊，生產隊通過幾個統一，控製各承包戶，要害是統一分配。包產到戶與包幹到戶的共同之處，兩者都是包到戶，包幹到戶是包產到戶的進一步發展，包幹到戶沒了那麽幾個統一，主動權或者說主體在戶，實際上是分戶經營，分戶核算。它比包產到戶更徹底些，利益更直接些，方法更簡便些。包幹到戶與包幹到組統稱為“大包幹”。
“大包幹”的發源地鳳陽縣，農民給“大包幹”編了個順口溜：“大包幹，大包幹，直來直去不拐彎，保證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包幹到戶是這個縣當時的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於１９７８年底在“包幹到組”基礎上偷偷搞起來的，並迅速從江淮兩岸風靡神州大地。於是小崗這個地圖上都很難找到的小小村落，一時名聲大震，於８０年代初期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的時代典型；小崗農民在農村改革中的偉大創造，很快在全國農村迅速推廣。此後所講的包產到戶實際就是包幹到戶。
萬裏是怎樣發現小崗的？
萬裏發現小崗這個典型，首先是通過一份調查報告：《一劑必不可少的補藥————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包幹到戶”的調查》（見本報第１８版的全文）。由於種種原因，小崗這份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調查，從來沒有原原本本地公之於眾過。值此農村改革２０周年之際，我想通過曆史回顧，把小崗這個典型的來龍去脈，以及它是在什麽樣的情況下帶頭進行農村改革、並成為中國農村這場曆史性的大變革中的先進典型，作個比較全麵係統的回顧與介紹，以啟迪人們繼續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揚實事求是精神，認真總結教訓，深化改革，不斷前進。
１９８０年初，安徽農業會議期間，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裏，親手交給我一份材料：《一劑必不可少的補藥》。他說：“你看看，這份材料寫得多好啊！我像看小說似的，一口氣看了兩遍……過幾天咱們去看看。”
我拿到這份材料，仔仔細細地看了幾遍，越看越覺得寫得好，太重要、太及時了，它的特點，一是寫出了中國農業集體化２０多年來，在極左路線錯誤影響下，小崗村從農業合作化開始，曆經反右派、“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直到“文化大革命”，一次又一次的運動，遭受到的一次又一次摧殘，記述了小崗農民的悲慘遭遇和辛酸的曆史，說出了小崗農民的心裏話。二是它以觸目驚心的事實，講出了自農業集體化以來，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受到摧殘的嚴重程度，以致大部分村民逃亡和餓死，並有具體的數據。三是寫出了小崗農民曆經磨難，走投無路，在真理標準討論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影響下，“冒死去抗爭”，帶頭實行“包幹到戶”，一年翻身的事實。四是寫出了小崗生產隊帶頭實行包幹到戶後，出現的矛盾和激烈爭論，反映了農民對農村改革的迫切願望和矛盾心理。正如《調查》最後所說：“小崗的辦法吸引著別人，這使小崗感到自豪，由於吸引著別人反帶來了麻煩，連自己也不能搞了，心裏又有難言的苦衷。這使小崗群眾蒙上了一種新的矛盾心理。”而這正是萬裏急於要去小崗實地考查、並予以肯定和支持的重要原因。
據我多年采訪農村新聞所見，像小崗這樣的調查材料實屬罕見。它反映的情況，在全國，特別是在黃淮流域的農村，具有代表性。我出身在農民家庭，大學學的是農業經濟。從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反右派，直到“文化大革命”，一係列運動我都親身經曆過。而且我又是長期從事農村采訪的新華社總社記者，可以說得上是經得多、見得廣。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我是帶著戶口被下放到最艱苦、最困難而又受共產風、浮誇風等“五風”危害最嚴重的重災區之一山東惠民縣農村，當了普通農民和基層幹部，同當地農民實行“三同”，我是熟悉農村、了解農民的，親身經曆了那場大饑荒，親眼看到大批農民被活活餓死的悲慘場麵，我們那批下放幹部，包括我本人，都得了浮腫病。那時候既不準寫，也不準公開講。即使是三年困難時期，數以千萬農民餓死，也是“形勢大好”，或者是“七分成績，三分缺點”；“七分天災、三分人禍”；“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以至餓死人的數字，沒有人敢統計，更不能公開去講，誰講誰就是“對大好形勢的汙蔑”，誰就是“階級敵人”。所以三年困難時期，究竟餓死了多少人，特別是全國或者全省的具體數字，更沒有人敢統計。隻是偶而有個別的典型調查中出現過一些具體數字，也不敢說是餓死，那時有個比較普通的專用名詞————“非正常死亡”。小崗這個調查中餓死人的數字，是一個一個統計的，是很準確的。而且在鳳陽，在皖東、淮北以及黃淮流域相當一部分地區具有代表性。
小崗調查的作者吳庭美，是６０年代畢業的大學生，當時是鳳陽縣委的工作人員。他出身農村，家就在小崗，對小崗、對農村情況非常熟悉，對農民有著深厚的感情。他這篇調查不僅真實，而且很有感情。我讀過、寫過不少農村調查，但像這篇調查實屬罕見。它實際上是一份“中國農村改革的宣言書”，使小崗這顆星星火種，乘十一屆三中全會東風，迅速燃遍神州大地。
小崗調查引出我的回憶與思考
看了這份調查，我不由得聯想起我下放到農村寫的《山東省惠民縣李家店三個生產隊包產到戶的調查》（１９６２年６月）。這兩份調查所反映的是一樣的：農村由於大刮“五風”，生產力受到嚴重摧殘，民不聊生，因此迫切要求包產到戶。特別是所反映的受災情況，何等相似啊！李家店村原有２２５口人，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達７５人，占全村總人口３３．３％；１９６２年６月的勞力，４５人中有１５人（占３３．３％），營養不良，是長期病號（幹瘦、嚴重水腫病），不能參加勞動；原有耕牛３２頭，僅剩下５頭，其中能幹活的隻有３頭，耕地大部分荒蕪。餓死的人數、農民生活困難情況等與小崗村都很相似，所以偷偷地搞了包產到戶。
１９６２年春天，我到李家村認真調查了十多天，冒著巨大政治風險，實事求是地寫出了這篇調查報告，講了他們為啥要搞包產到戶和包產到戶的做法，特別寫到群眾對包產到戶的反映：“包產到戶既不是地主的要求，也不是富農的要求，更不是富裕中農的要求，而是廣大貧下中農的要求。”有人說：“‘千條萬條不如這一條’，‘活命是第一，上天堂是後事，吃不上飯這輩子上不去天堂’。”“包產到戶成了該村社員的普遍要求，即使那些勞動力弱和無勞力戶也都讚成……”群眾對包產到戶要求非常強烈。
初稿寫出之後，給村幹部看了，一一進行核實；縣委領導看了也滿意。
新華社內參部領導夏公然認為很好，準備在“隻要國富民強，何懼包產到戶”欄題下，在《內部參考》上發表。沒想到在送審中，風向已轉，此文遭到了中央有關領導的嚴厲批評，並責令編輯部和作者進行檢討。在內參部領導保護（夏公然承擔了全部領導責任）下，我一個檢討混過了關。但這篇調查連累了李家店村的有關幹部群眾以及惠民縣有關領導，他們的包產田也被收回。在以後的曆次運動中，這篇調查成了我得一次又一次進行檢查的“錯誤”。
ytsheu 2006-06-28 21:31
萬裏表態：我支持你們這樣幹
令人欣慰的是，萬裏對小崗這份調查如此重視，給了這麽高的評價，並準備去小崗給予支持。我從中看到了希望，這同１９６２年李家店包產到戶調查將是完全相反的結局。
根據萬裏的意見，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４日，正當小崗農民緊張不安、等上級領導表態的時候，我們隨同萬裏及地、縣一些領導，來到了小崗生產隊。
萬裏下車以後，二話沒說，挨家挨戶看了一遍，隻見各家各戶能裝糧食的東西都裝得滿滿的，有的屋裏放不下，放到外麵埋下存儲起來。萬裏看過之後，高興地對小崗幹部和群眾說：“你們這樣幹，形勢自然會大好，我就想這樣幹，就怕沒人敢幹。你們這樣幹了，我支持你們。”
當有的社員說到“現在有人批我們小崗‘開倒車’”時，萬裏當即表示：“地委能批準你們幹３年，我批準你們幹５年。隻要能對國家多貢獻，對集體能夠多提留，社員生活能有改善，幹一輩子也不能算‘開倒車’。”
對於多年吃夠“左”的苦頭的小崗農民，萬裏的講話是個莫大的支持和鼓舞。他們高興得快蹦起來了，心裏一塊石頭落了地。有的社員顧不上再與省委第一書記吐心聲了，急忙回家炒花生。他們一邊把炒好的花生送到客人麵前，讓大家共享豐收果實，一邊一把把地往客人的大衣兜裏裝。
麵對此情此景，萬裏深受感動，他語重心長地對隨行的地、縣負責人說：“咱們不能再念緊箍咒了，你們說是不是？”
一位鄉幹部問萬裏：“別的地方學小崗也搞包產到戶可中？”萬裏說：“可以，隻要對國家有利，對人民有利，哪個學都行！”
萬裏冒著巨大政治風險說的這番話，像一股暖流注入農民的心中。人們滿含熱淚，衷心感謝萬裏，稱讚他是安徽人民的好領導。
臨走，萬裏一再叮囑社隊幹部：一要做老實人，說老實話，實事求是；二要不賣過頭糧，要接受３年災害時的教訓；三要帶領全體農民，不但要把糧食生產搞上去，還要大力發展工副業，使全村農民盡快富起來！
回到合肥後，萬裏在省委常委會上，捧出小崗社員送的花生，一邊叫大家品嚐，一邊講小崗的情況。他再次強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不管采取哪種形式，隻要能增產增收，對國家能多貢獻，對集體能多提留，社會生活能大改善，就是好辦法，就都應當支持。
萬裏小崗之行，肯定了包幹到戶，使鳳陽縣的大包幹責任製，在進一步完善中迅猛發展。１９７９年，鳳陽全縣糧食總產量達２．２億多公斤，比１９７８年增長４９％，人均收入達１５０元，比１９７８年的８１元增長８５％。僅僅一年時間，就摘掉逃荒要飯的帽子。
萬裏在１９８０年初視察小崗並對“包幹到戶”表示公開支持和讚揚，不久就調到了中央。他雖然離開了安徽，但對小崗十分關心，我每次去安徽，他都要我到那兒去看看。對萬裏的支持和關懷，小崗農民也十分感激，每次見到我，他們都問萬裏的身體情況，向他表示問候。有一次有位農民要我給萬裏捎隻老母雞去，要他好好保養身體，希望他健康長壽。
１９９４年５月９日，聽說萬裏退下來，村幹部嚴宏昌（原小崗生產隊副隊長、包幹到戶發起人之一）代表小崗農民到北京，特地到中南海去看望萬裏。萬裏會見了他們並同他們親切交談。
萬裏談如何對待小崗這個典型下麵我想以小崗為例，談談先進典型是怎樣產生的，以及萬裏是如何對待先進典型的。
小崗這個農村改革中的先進典型是怎樣出來的？從小崗調查材料來看，是在真理標準討論的思想激發下，群眾自發搞起來的，而且是在當時中央政策明確規定“不許”的情況下，瞞上不瞞下，偷偷搞起來的。此前，外部很少有人知道。搞了一年，大見成效，吸引周圍群眾紛紛仿效。於是引起爭論，給自己帶來了“麻煩”。正在激烈鬥爭的關鍵時刻，萬裏到了小崗。他不但沒有批評，而且予以支持和表揚。於是小崗這顆星星火種，勢若燎原，在江淮大地迅速燃燒，進而燃遍神州大地，為中國農村改革開辟了新紀元。
實踐證明，任何一項改革措施，都會遭到保守思想和舊習慣勢力的抵製和反對。當皖東農村普遍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農民滿懷喜悅時，鄰省江蘇農村還在搞“大呼隆”，一些社隊對著安徽用高音喇叭廣播，樹起大標語牌子，表示“堅決抵製安徽分田單幹風”。於是安徽這邊一些農民在慶幸之餘，感到江蘇落後了，有的甚至還有些幸災樂禍的味道。萬裏當即告誡說：你們不要高興得太早了，如果江蘇那邊一旦也搞起了家庭聯產承包，很快就會趕上和超過你們，甚至把你們甩得老遠的。他們的生產條件和經濟基礎，特別是文化科學技術水平，要比你們好得多，高得多。這不是短時間就能夠達到的，不可能像包產到戶那麽容易立竿見影。
８０年代，我差不多每年都要去鳳陽、滁縣地區，萬裏幾次對我說：要告訴小崗農民帶頭搞了包幹到戶，在中國農村改革中做出了重要貢獻，應該肯定；但不要為此而驕傲自滿，固步自封。要善於發現自己的不足之處，要看到“溫飽容易、致富難”。希望他們要繼續發揚自力更生精神，學習先進地區經驗，努力提高文化科學技術水平，在致富道路上也能走在前麵。
在談到如何正確對待先進典型時，萬裏說：事物發展都是由點到麵，不同時期、不同方麵都會有各種各樣的先進典型。先進典型是走在前麵的，起帶頭示範作用。抓點是為了麵，是為了帶動全麵工作的發展，先進典型是在實踐中產生的，而不是憑“長官”主觀臆斷造出來的，更不是自封的。領導者的任務是在於發現它，總結推廣它的經驗，使其不斷完善和發展。對先進典型也要實事求是，反對形式主義。靠“開小灶”、“吃偏飯”樹起來的典型，不僅創造不出真經驗，也失去了典型的先進意義，甚至勞民傷財，適得其反。這方麵的教訓太多了！任何一個先進典型，都是在一定範圍、一定時間起帶頭作用的，不可能樣樣先進，全麵先進，永遠先進，更不能一勞永逸、終身先進。小崗也不例外。
對小崗的致富，萬裏多次作過指示；但小崗還是落後了。
時間已經過去近２０年了。過去我經常去小崗，差不多是一年一次，有時兩年一次。去年我又去兩次。小崗的狀況，究竟是怎樣？總的感覺是小崗在實行包幹到戶、迅速解決吃飯問題上帶了頭，在農村改革初期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上作出了重要貢獻，盡管省、地（市）、縣各級領導都十分關懷和支持，做了不少工作，給了不少幫助，但在以後幾年的致富路上，他們發展不快，甚至有些落後了。特別是鄰省的那些經濟發達地方，不僅超過了他們，而且差距越來越大了。
原因在哪裏？據有關方麵領導反映：一是，確實有些不思進取了，或者確實有些滿足了。小崗實行包幹到戶，一年翻身，解決了溫飽，就不用再討飯了，他們普遍感到很滿足了。１９８４年冬天，我到小崗訪問時，他們說，現在不僅吃得飽了，而且吃得好了。有位老太太高興地說，“現在是天天過年。可不是嘛，過去隻有過年才能吃上一頓大米白麵，現在頓頓飯都是大米白麵，想吃肉就到集市上割點。”
“比過去的地主生活都強著咧！”“從來沒有過的好日子！”當今的好生活對這些逃過荒要過飯的小崗農民來說，真是作夢也沒有想到的。包產到戶後，他們一心撲在生產上，很少出去，不知道外邊的情況，於是就滿足了。“知足常樂”，容易滿足，這是長期貧困落後的農民的一大特點。
二是，受到文化科學技術水平限製。小崗農民文化水平低。７０年代以前基本上是個文盲村，全村沒有幾個人識字。現在村裏還沒有一所完全小學，孩子們在村裏讀了二年級以後，就要到外村去上學。不要說讀高中，讀過初中的也很少。老隊長嚴俊昌５０多歲，到現在基本還是個文盲。他生了８個孩子。他的兒子是全村少有的“秀才”，大前年高中畢業，去年接任村支部書記職務。各級領導一再強調要他們重視教育，提高文化科學技術水平，可是並沒有引起他們的足夠重視。
去年我兩次到小崗村去了解情況，深深感到小崗是落後了，不要說就全國而言，就是在鳳陽縣也屬下遊。全村適齡兒童還沒有全部入學，上中學的很少。在村裏碰到一個１５歲的女孩，順便問了問她今天怎麽沒上學？讀過幾年書？她說：“沒上過學，一年也沒上過。”我問她：“為什麽不讀書，是不是沒錢讀不起呢？”她回答說：“不是，讀書有什麽用！是我不想讀書的。”旁邊一位３０多歲的婦女說：“念上個一兩年，也和沒念差不多，莊稼人靠勞動吃飯，讀不讀書沒有多大關係。”
這也許是個別的現象，但現在小崗村農民的文化和科學技術水平不高，是個客觀存在的事實。農村改革已經快２０年了，小崗至今也不過是停留在兢兢業業地把他們的那幾百畝地種好的水平上。因此生產結構不合理，多種經營不發展。糧食生產是大幅度增產了，但比較利益低、賣糧難、農民收入低、經濟不發達。這與蓬勃發展的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的市場經濟，很不相稱。
小崗確實落後了，小崗村的一些幹部對他們這種狀況不是沒有察覺。９０年代初期，副村長嚴宏昌就跑鳳陽、跑合肥，直到北京，到處問計求援，１９９４年春天，他們居然來到北京，看望當年支持他們搞改革的老省委書記萬裏。萬裏聽了他們的匯報後，當即指出：“一定要注意人才培養，抓好教育才有出路，人才問題很重要，要重視教育，重視人才培養，生產能否上得去，經濟能否發展，歸根到底取決於人的素質。”“你們可以和上海等發達地區建立聯係，有組織地派人到那裏打工，訂個兩三年的合同。這樣，既能賺到錢，又學了技術，人才也培養出來了。”“‘無農不穩，無工不富’嘛，要發展工業，辦好鄉鎮企業……”
其實，類似的話，８０年代中期，萬裏就多次談到過，我也多次轉達過，但是沒有引起他們的重視。直到去年我兩次去小崗，又問了問他們這方麵情況，發現他們一是不重視教育，二是不願意外出打工，依然墨守成規，土裏刨金。我曾經問過他們，為什麽不到經濟發達地區打工？他們回答說：“不願意離家，不願意受他們‘剝削’，以前外出是因為吃不飽，現在吃得飽、吃得好了，把地種好就行了。”我想，這正是小崗的經濟發展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
小崗一些幹部群眾認為，在極端艱難的情況下，他們帶頭搞了“包幹到戶”，為中國農村改革做出了貢獻，所以，在致富方麵，領導上應當給予經濟上的扶持。他們也曾多次找上級領導要錢。對此，萬裏認為，在思想上、政策上、技術上，扶持是必要的，但是他不讚成給錢、給物，在經濟上給吃“偏飯”，要強調發揚自力更生精神。事實證明，先進典型都是在一定曆史條件下產生的，不可能一勞永逸。當上典型就一定永遠先進？是啊，大寨是農業集體化、公社化時期的典型，小崗是農村改革實行包幹到戶時的典型，但在高速發展農村經濟、實現農業現代化中，它們就不一定還是先進典型。
在對待先進問題上不能為了先進而先進，以至把先進當包袱。
９０年代初期，小崗在村口造了個牌樓，嚴宏昌請萬裏題個詞。萬裏予以堅決否定。他說：“不，不題！我不讚成搞形式主義，擺花架子，修墳、修廟之舉我是不支持的。要紮紮實實地搞好生產。”
我到小崗，看到他們的變化真大，不僅都吃飽了，吃好了，而且家家都蓋起了新房。昔日的茅草屋要不是特意留下幾處作紀念，早就蕩然無存、蹤影皆無了。但是同時也出現了與他們經濟發展很不適應、很不相稱的事情：一是他們在村頭蓋了個牌樓，花了不少錢。我曾半開玩笑地對他們說：搭了這麽個東西有必要嗎？不僅影響村容，還可能有礙交通。二是，蓋了氣派的村公所辦公樓。除了偶爾開會，常年空著，還得有人去管理。我說，有這個錢為什麽不用來發展文化教育事業，為什麽不可以辦些村辦企業？萬裏對小崗村一直是很關心的。去年冬天，小崗村為了紀念省委《六條》發布２０周年，與鄰省江蘇經濟發達的先進村————張家港市長江村，進行“結對聯動振興”活動。他們派人專程到京請萬裏去。萬裏說他去不了，委托我去。我在會上有個簡短發言，在表示祝賀的同時，希望小崗村要認真總結經驗教訓，進一步解放思想，改變觀念，盡快提高文化、科技素質，特別要把培養人才作為發展經濟的關鍵來抓。我還希望他們通過與長江村的聯手，加快經濟發展，走出新路子。
１８顆手印的真假
關於這個問題，《人民日報》記者淩誌軍在他撰寫的《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的興起與失敗》一書（１９９７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已經有了比較詳細的客觀介紹。看來他是作了大量調查分析的。
我在安徽期間，多次去鳳陽，最早是１９７７年冬天，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每年都去兩三次，最後那次是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４日，我隨萬裏到了小崗。１９８０年２月，離開安徽之後，我又同吳象（原安徽省委副秘書長兼政研室主任）於４月、１２月兩次到小崗。此後幾年，每年都去一次鳳陽，幾乎是每到鳳陽就要到小崗去看看。這期間我從沒看到過、也沒聽說過有個什麽“契約文書”、“１８顆手印（有的說是２０顆）”之類的說法。
後來，大概是１９８８年，好像是在一本文學刊物上，我第一次看到“秘密會議”、“契約文書”、“１８顆手印”的說法。因為那是登在一本文學刊物上的。文學創作據說允許一定程度的誇張和“合理想象”，因為它不是新聞報道，不一定完全真實，所以我也沒在意。何況我沒聽說過、沒看到過的東西，並不等於就是沒有和不存在。後來，在一些刊物、一些電視中，也多次出現印有１８顆手印的所謂“契約文書”的照片、音像。於是，有些關心此事的人見我就問：這份材料你過去知道不知道，聽沒聽說過？我隻能如實回答：“不知道”，“沒聽說過”。
不過，我也確實覺得有些蹊蹺，如果確有此事，我去了那麽多次小崗，同小崗幹部和群眾，以及地、縣、鄉各級領導有過那麽多接觸，這麽一段精彩的新聞，為什麽我這麽一位對他們非常關心和支持的記者，竟然一點不知道；何況１９８０年初萬裏去了小崗，作了充分肯定、支持，並把它作為典型向全國推薦，這種光彩的事有什麽值得“保密”的？於是，當我看到當時的滁縣地委、鳳陽縣委領導都問：過去是否見到這份“契約文書”？他們也都說“不知道”，“沒看到過”，有的還說“沒聽說過”。
從種種情況分析，一般認為那張所謂１８顆手印的“契約”可能不是真的，或者不是原件。至於開秘密會議，訂了三條規定，可能是真的。８０年代初期，一些到過小崗的人有的也說聽到過類似的傳說。我過去對此似乎也有些耳聞，所以我認為這可能是真的。後來一位知情者告訴我：秘密會議和三條規定、按手印是確有其事，但存放在中國曆史博物館的那份“契約文書”不是原件。此後，我又從當時的縣委領導和當事人那裏得到證實，說是原件已經沒了，那是為了拍電影重新補製的。
對這件事如何看？確有些不同看法。我曾經講了我的一些看法。我認為，小崗在農村改革中，帶頭搞包幹到戶是確鑿的事實。吳庭美１９７９年底寫調查本身，不僅說明小崗帶頭搞包幹到戶事實；同時，也明確地講到了是“瞞上不瞞下”、“偷偷摸摸”搞的。這足以說明“秘密會議”、作出“幾條規定”是真的。因此，我認為有沒有那張“契約文書”都無所謂。不過原件沒有了，補上一個也可以，但不能冒充原件，必須加以說明，否則“畫蛇添足”，多此一舉，甚至會帶來副作用，人家會懷疑你的其他方麵都是否真實？有的認為，反正是確實有那些事情，原件沒有了應當補上，補上也就補上了，小崗人也不懂，已經過去的事了，沒有必要再翻騰。
ytsheu 2006-07-16 18:42
萬裏離休後的生活
1993年3月31日，在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閉幕式上，隨著本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的產生，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萬裏，這位從政近60年的中共領導幹部，開始他離休後的生活。
一首意味深長的詩
雖然萬裏已經年逾古稀，但離休對一位立誌為革命奮鬥終生的老革命家來說，畢竟是人生經曆中的一個重大轉折，他的思想很不平靜，思前想後，百感交集，寫下了一首意味深長的詩：“退休不發愁，橋牌加網球，還有許多好朋友，我的晚年樂悠悠。”這首詩，國內很少有人知道，萬裏也根本沒想要發表，可是不知怎麽不脛而走了。不久，中國新聞社在一篇反映萬裏離休生活的報道中，透露了這首詩，一時在海外新聞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和評說。一家雜誌就這首詩發表評論說：“萬裏樹立了真正能上能下的典範”。
全國解放後，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逐步建立起了離退休製度，明確提出幹部領導職務不搞終身製，並強調各級領導必須以身作則，帶頭執行。
作為黨和國家的高級領導幹部，如何對待這個問題，無論是在現實生活中或者是在政治體製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萬裏以他自己的實際行動作了表率。
“三不主義”
萬裏對鄧小平提出有關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和中央的決定，堅決擁護，非常支持，認為這是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表示要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帶頭貫徹執行。1993年退下來之後，萬裏不止一次地說過，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對我來說，不問事、不管事、不惹事，就是對當權責任領導的有力支持。
因此，萬裏在實踐中給自己作了三條具體規定：不參加剪彩、奠基等公務活動；不再擔任名譽職務；不寫序言不題詞。離休以來，他遵守自己規定的“三不主義”，過著離休生活。
1993年9月，萬裏剛退下來不久，第七屆全國運動會在北京隆重開幕，大會組委會請他出席，一如既往地送去了主席台上的票和請柬，他沒有出席。電視、廣播和報紙報道中沒有他，很多人感到很奇怪，進行種種猜測，有的以為是他身體不舒服或者病了。其實什麽事都沒有，那天他和一些朋友去北京郊區平穀縣山區農村參觀了。
此後不久，《鄧小平文選》第三卷舉行首發式，與此有關的中央領導人大部分出席了。按說萬裏應該出席這個會，出乎人們意料的是，又沒見到他。1993年12月26日，首都舉行隆重集會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萬裏也沒出席。
……
不為了露麵而露麵
1994年新年期間，萬裏與人談起此事。他說：有些活動領導應當參加，特別是有關領導更應當或是必須參加，但那主要是指在位的領導，而不是不在位的領導。當然有些活動不在位的領導也可以參加，但不能反過來說沒參加就是有什麽不同看法，更不能說這是不“捧場”、不支持。對領導者來說，組織活動要實事求是，盡可能地少搞或不搞形式主義；對參加者來說，目的要明確，不要為露麵而露麵。
萬裏說，我下來之後，現任領導對我是很尊重的，有些重大活動，還一如既往地請我去參加，還沒有忘記我。但我畢竟已經退出領導崗位了，現在已經不是領導了，而是一名普通共產黨員、普通群眾，應當有這種自知之明，並以此嚴格要求自己，對待自己。
萬裏處理這方麵問題的原則是：不該過問的事，不問；不該管的事，不管；更不要惹事生非。萬裏說，盡管他們對我都還很尊重，許多重要活動都還請我去參加，但我考慮再三，基本上都沒去。我認為不去比去好。去了坐在哪裏?講不講話?講什麽話?許多情況不了解，講了人家聽不聽?這些都是問題。而且去了也不見得起到多大作用。與其如此，還不如能不參加的就不參加，能不出席的就不出席。當然，“不問事，不管事，不惹事”，並不是不關心黨和國家大事。有些事情，領導找我征求意見，了解情況，我還是坦誠相見，講自己的看法和意見的，但這些隻能供參考而已。如果我真正有什麽意見，該說的時候，我想我還會說的。
1994年國慶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45周年大慶，北京準備舉辦大型焰火晚會，請他去天安門城樓觀看焰火，他又不去。他的身邊工作人員和孩子們著了急，萬裏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他說看焰火不一定到天安門城樓的觀禮台上，咱們找個地方看。10月1日那天晚上，他帶著大家到大會堂三樓東北角的西藏廳去觀看焰火。萬裏說，這不是照樣看得很清楚嘛!第二天電台、電視台和各大報都發表了一連串參加晚會人員名單，又沒見到萬裏。萬裏說，我們是來看焰火的，不是來露麵的，名單上有沒有我們這些已經退下來的都無所謂。
橋牌、網球、看書、讀報
萬裏退出政壇後，在生活上並沒有感到枯燥。他的生活基本規律是：每天中午飯後要睡上一覺，起來之後(一般是3點鍾)去參加體育活動。每周打三四次橋牌，兩次網球，偶爾打一次高爾夫球。萬裏的橋牌水平是比較高的，牌友也比較多，既有老的，也有年輕的。萬裏說，他下來之後，什麽職務也不幹了，惟獨橋牌協會名譽會長，他還願意當。
一日三餐，比較素淡，有時喝點啤酒。他在飲食上不挑剔，比較喜歡吃狗肉，時而吃上一次。
晚飯後，看電視，除了新聞，他比較喜歡京戲。
萬裏每天仍在堅持多年形成的習慣，首先是閱讀當天送來的各種報刊和大量的內部刊物，以及中央文件。他說，這是他的主要信息來源，過去在位時工作忙，拿不出更多時間讀這些；現在時間充裕了，花費在這方麵的時間也就多了。
萬裏的聽力不好，影響語言交流，但視力很好，看東西不戴眼鏡，有時一看就是幾個小時。他的記憶力和分析問題的能力，依然不減當年。他說，我現在下去的時間少了，接觸實際少了，我的主要信息來源，一是國內報刊的公開報道；二是港台海外報刊；三是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大量參考材料；四是中央和一些部門的文件；五是同一些領導和朋友交談中了解的情況。
人物春秋
ytsheu 2006-07-19 09:40
他的座右銘是：運動就是健康和生命
2005年4月9日，星期六，上午9時，我應約到萬裏家裏采訪萬叔鵬。
車到中南海西門，因為已經報過車號，所以警衛的手勢很果斷：請進。萬叔鵬怕我找不到，專門到門口等我來了。這個小院，原是朱德同誌的住所，緊鄰毛主席舊居“豐澤園”。這個簡單清靜的小院，名叫“含和堂”，是原全國人大委員長萬裏同誌的住宅，萬叔鵬是萬裏同誌的第三個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兒。
很多年前，因為工作的原因，我曾采訪過萬裏同誌，那時，給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萬裏個子很高，山東口音很重。許多年過去了，當我再次見到他時，89歲的萬裏留給我的印象依然是個子很高，鄉音依舊。
1993年3月31日，萬裏從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崗位上退了下來，一位為黨的事業奮鬥了60多年的共產黨人，開始淡出人們的視線，過上平靜的退休生活。
萬裏退休後的生活很有規律。每周的活動可歸納為“三打、兩看、一接見”，即打橋牌、打網球、打高爾夫球，看文件、看報紙和接見客人。這樣一周下來活動安排得滿滿的，生活充實而有節奏。
每個雙休日，五個兒女再加上他們的孩子，都會匯集到中南海“含和堂”的四合院裏，老老少少，齊聚一堂，敘說各自的所見所聞，萬裏時而凝神細聽，時而插話評論。此時，是他最快樂的時候。
萬裏從不相信什麽“長生的靈丹妙藥”和“魔方、氣功”之類的東西，有所謂的大師來給他獻什麽“長壽秘方”，他總是淡然一笑，過後便把所謂“秘方”隨手丟進廢紙簍。他的座右銘是：運動就是健康和生命。
萬裏愛打橋牌，牌技也高超。有一次，他和榮樂地搭檔，在所羅門世界橋牌通信比賽(在世界各地同時有十個賽場)中，打出了妙張，因而獲得世界亞軍的稱號，一時成為中國和世界牌壇的佳話。
萬裏的另一大愛好是打網球，他打網球的曆史是從山東曲阜師範學校上學時開始的。那時的設備很簡陋，球拍都是木製的，弦是牛筋做的。不很平坦的操場上用石灰畫上線，手工結的棉網一拉就打開了。從那時起，除了戰爭年代和“文革”時期，萬裏的網球運動從未間斷過，北京最早的網球館：先農壇、北京體育館、國際俱樂部都是他常去鍛煉的地方。
萬裏說，打網球使他保持了旺盛的工作精力；網球場上攻防千變萬化，是培養人的判斷力和勇敢頑強的工作作風的最好場所。
事實證明，一靜(橋牌)一動(網球)成了他健身的法寶。時至今日，年近90的萬裏依然堅持每周打一到三次網球，看著他充滿活力地在場上跑動擊球，你很難想象這是一位耄耋老人。
萬裏經常自豪地對來看望他的同誌說：這兩項運動都要打到90歲再說。
淡出政壇的萬裏保持著一種平和的心態，過著平常的生活
萬裏說，退休了，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一些重大活動邀請我參加，說明同誌們還記得我，這是對我的尊敬，但我應當有自知之明。他認為，退下來後，不該問的事，不問；不該管的事，不管。作為一個普通群眾，有些活動，我不適合參加，這並不表明我有什麽看法，我認為這樣就是對現任領導班子的最好支持。
1994年國慶節，北京舉辦大型焰火晚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45周年，有關部門請他去天安門城樓觀看焰火，他沒去，而是悄悄地和家人在人民大會堂的三樓西藏廳觀看了國慶焰火，他還得意地說：“在這裏不是一樣看得很清楚嗎？”
萬裏生在孔孟之鄉，自幼受到嚴格的傳統教育，書法頗有心得，在職時便常有單位和個人慕名求字，對此他是一概拒絕，退休後，更多的人想來找老領導索字，他還是一概拒絕。
不過，也有例外的時候。一次，萬裏到大連的一個小島上參觀，看到島上那種艱苦的環境，看到守在小島上的工作人員那種不畏艱苦的樂觀精神，他主動向工作人員要來紙筆……
萬裏最反感的就是“擾民”，在任時他就喜歡輕車簡從下基層，對興師動眾、前呼後擁的做法極不讚成，退休後更是這樣，有時到下麵去，當地的主要領導都要來看望他，這讓他很不安，他說：“你們都很忙，我現在是個閑人，不要因為看我影響工作。”
近幾年，除了去過一次深圳考察，他從未動用過專機、專列。夫人邊濤去世後，孩子們怕他鬱悶傷心，經常勸他外出走走，散散心，他總是搖頭說：“我們下去要給人家添多少麻煩，還是別去了。”
萬裏喜歡和大家一起打網球，喜歡和全家人一起吃飯，共享天倫。按照警衛規定，他外出時，可以要求警衛和交管部門空出專用道路，快速通行。但他卻從不允許秘書或家人這樣做，他說，北京的交通這麽擁堵，不能再添亂。這樣一來，他外出時也就經常被堵在路上，有時一堵就是一個多小時。
萬裏晚年隻喜歡吃涮羊肉，過去，他喜歡和夫人、孩子們到北京亮馬河附近的薩拉伯爾去吃韓國麵條，後來就是因為堵車，便不去了。每次孩子們請他吃涮羊肉，他就說：“咱們就在附近的東來順吧，這樣方便，既不怕堵車，也不擾民。”
走進萬裏家中，家具是舊的，床也是舊的，沙發還是那種過去機關裏常見的，套著灰布套的那種。
我說：“你們家的這些東西，老百姓家裏都不用了，早都該淘汰了。”
萬叔鵬說：“是太舊了，國管局好幾次提出重新裝修一下，但爸爸就是不同意，嫌花錢，說沒必要，這麽多年就一直將就著。”
她說，有一次，李嵐清同誌來看萬裏，見房子這麽舊，連牆皮都斑駁脫落了，也勸他適當裝修一下，他還是沒同意。
萬裏的書房裏擺放的一排排照片，很醒目，仔細看去，才發現一個秘密：在這些照片裏，幾乎全是家庭生活照，有兒女的、老夫妻的、親朋好友的，惟獨缺少的是萬裏的工作照。其實，作為曝光率很高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萬裏在各種場合的工作照，和各國政要的合影，曾出現在各種不同類型的媒體上，並不鮮見，可是，在他的書房裏，你還真找不到一張這樣的照片。也許，在這個家裏，他覺得自己隻是一個兒子、一個丈夫、一個父親、一個爺爺，或許在生活中，他更喜歡這種角色。
在中國人的心中，家永遠是一個特殊的地方。
萬裏是有名的孝子。萬裏的父親在抗日戰爭中以身殉國，當時母親還不到40歲，一個不識字的小腳貧民女人帶著三個孩子，日子過得可想而知。在萬裏的眼裏，母親的身影永遠是在勞作著、忙碌著。春天，她要帶著孩子到處挖野菜、摘樹葉充饑果腹，秋天，還要到大戶人家收完莊稼的地裏再去刨一遍，從中刨出一些遺留下的花生、紅薯，以填補家用。
兩人也是經常這樣手拉手地在院子裏散步
那時，母親最大的理想就是讓萬裏能夠讀書，將來穿上一件長衫，當一個小學教書先生。她說：“就是榨幹了我的血，也要讓孩子們上學。”初中畢業後，萬裏以優異的成績如願考上山東曲阜省立二師，這其中一方麵是滿足了母親的願望，另一方麵則是因為學校除了能管吃管住，每月還能發5塊錢的生活費，這樣他就不用母親再供養了。就是這樣一個普通的農婦，用自己的血汗養育了三個子女，並把他們全都送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母親的支持下，萬裏一家先後走出了4名共產黨員，萬裏的姑姑萬丹如：曾任冀魯豫解放區第一位女專員，解放後曾任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妹妹萬雲：20世紀50年代留蘇學生，曾任北京市工會副主席，北京市對外友協副會長；妹妹萬玲：曾任北京鐵路局政治部主任，黨委副書記。
母親的樂觀和堅強對萬裏影響很大，他崇拜母親，敬仰母親吃苦隱忍的品性，這種摯愛甚至影響到他的決策和觀點。20世紀80年代初期，萬裏就經常對國家體委的領導講：“你們要重視對女足的培養，中國婦女很能吃苦，我看女足衝出亞洲的希望比男足大。”事後有人說，萬裏料事很準。而萬伯翱說：“其實，他並不熟悉足球，這隻是父親的一種寄托，愛屋及烏嘛。我們家的第三代全是女兒，父親很高興，說有‘五朵金花’多好哇，他沒有一點重男輕女的思想。”
解放後，萬裏就把母親接到自己身邊，長子萬伯翱和弟弟萬仲翔就是老人帶大的。萬裏交代孩子們，好吃的要先給奶奶吃，好用的要先給奶奶用。萬裏每次外出回家都要先到母親那看看，坐在她身邊，聽她用家鄉話講這講那，或隨聲附和，或開心一笑。
萬裏的生活簡單也儉樸，他本人最喜歡吃的就是母親做的菜窩窩和糊辣湯。菜窩窩就是用野菜、槐花、榆錢等拌上一些白麵或雜麵蒸熟後，再佐以蒜泥、醋汁，這是山東農村貧苦人家春荒時節的美食。而糊辣湯則相對奢侈一些了，它以麵筋、麵糊為主，雜以海帶絲、大蔥、生薑、花椒、胡椒等輔料，這是河南、山東人都喜歡吃的家常飯，據說還是曹操給起的名字。
回家後，吃一頓母親做的糊辣湯，曾是萬裏最大的享受。母親去世後，家裏的廚師也做糊辣湯，但萬裏卻覺得和母親做的味道不一樣，搞得廚師一直很後悔，說過去怎麽就沒有把老太太的絕招學到手。
萬裏當副總理期間，有時到河南檢查工作，還會要一碗糊辣湯吃，每次吃完後，他總是咂咂嘴，若有所思地說：“我總覺得河南的糊辣湯不如山東的好吃啊……”在萬裏看來，母親做的這兩種家常飯就是天下最好的美食。
1975年，萬裏第二次被打倒，整天在鐵道部寫檢查，挨批鬥，而就在此時，一直和他相依為命的母親去世了。5月11日，萬裏請假來到醫院和母親告別，一向不苟言笑的萬裏，望著將要送去火化的母親，猛地撲上去放聲大哭，哭得撕心裂肺，哭得毫無顧忌，哭得令人動容。二子萬仲翔回憶說：“他哭了，像個孩子一樣地哭了，淚流滿麵，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他痛哭流淚。”
和許多中國傳統的家庭一樣，老奶奶的品性對萬家後代的影響是巨大的。
隻要和萬伯翱談起奶奶，他的話就多起來了，表情也生動了許多。在他的印象中，奶奶雖然吃盡了各種苦難，卻從沒有向命運低頭，在“文革”最困難的時候，奶奶曾教給萬伯翱一句終身難忘的話：“大孫兒，我們窮苦出身的人就得有種，餓死不出聲，凍死迎風站，我相信毛主席、周總理的眼睛是明亮的。”
萬伯翱在他的散文《我的奶奶萬老太太》一文中寫道：奶奶小腳、不識字，直到解放後，她才叫出了自己的名字：牛惠芳。
夫人邊濤去世時，萬裏再一次淚流滿麵，在夫人身邊，放聲大哭。邊濤生前住的房間很小，隻擺了兩張床和一對沙發。萬叔鵬說：“一張是媽媽住的，另一張是我回家時住的，我不在時，值班的護士也住這兒。”屋裏的布置還保持著邊濤生前的原樣，隻是她的床上擺著一大束鮮花。萬叔鵬說：“爸爸不讓動。”
邊濤，原名邊其馨，山東長清人，也是師範畢業。1937年邊濤就參加了抗日部隊。1940年，20歲的邊濤和中共山東運西地委書記萬裏結婚，此後，兩人攜手走過了63年的風雨曆程。
在萬家擺放的照片中，我還特別注意到，隻要是有夫妻二人的合影，萬裏總是習慣性地拉著夫人的手，特別是邊濤晚年患上老年癡呆症之後的合影，萬裏總是緊緊地拉著夫人的手，小心翼翼的，好像生怕妻子走丟一樣。
萬叔鵬說：“媽媽患病後，爸爸更是很少外出，總是說要多陪陪媽媽，晚上，兩人也是經常這樣手拉手地在院子裏散步。”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2003年10月23日，邊濤去世了，87歲的萬裏難抑悲情，他久久地站在妻子的床前，一邊流淚，一邊自語：“你走了，我怎麽辦呀？！”匆匆趕到萬家吊唁的李瑞環同誌見此情景，也不禁為之動容。
萬叔鵬說：“真實，我爸爸是一個感情特別豐富的人，我這次回家，爸爸和我說了許多，他告訴我，說他每天都夢見媽媽，讓我聽了以後心裏很難受……”
在萬家，還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孩子們要輪流在家陪著萬裏，主要是怕萬裏寂寞
萬裏每天的生活很有規律，早8時，中午12時，晚6時是規定的吃飯時間。
萬叔鵬說：“我們幾個人，隻要到了鍾點，不管在哪，一定要趕回來陪爸爸吃飯，而且不能遲到。我住在望京，每天早上6時就要往家趕，如果有事，我要先在家陪爸爸吃完飯，再出去。四弟萬季飛公務很忙，但他也很少在外麵吃飯，總是到時間就回家。”
國家體育總局人力資源中心位於北京市崇文區體育館路9號，和著名的體操中心、登山協會在一起。萬裏的長子萬伯翱退休前是人力資源中心的主任，他現在還擔任著中國網球協會副主席、中國奧委會委員等職務，因而，我采訪他時，他的辦公室還在這座灰色的大樓裏。
外界都說萬伯翱有名聲，人緣好。進門時，保安問我找誰，我說：“找老萬。”話音剛落，年輕的保安和旁邊一個不年輕的婦女異口同聲：“四樓，最裏的一間。”
我在他辦公室坐了不到半小時，先後就來了三位慕名求書的，其中兩位來自河北，一位是體委機關的，萬伯翱簽名送書，很隨和。可能是由於長期堅持戶外運動的結果，萬伯翱顯得黑、瘦，但很精神。
萬裏和邊濤夫婦共有五個子女，萬裏以傳統的伯、仲、叔、季為序，以翱、翔、鵬、飛為意給四個子女取名，最小的小五，便順取諧音叫萬曉武，和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樣，萬裏希望孩子們能有所作為，出以忠信，入以孝悌，做對國家和人民有利的事。而五個子女也不負期望，勤勉好學，術有專攻。長子萬伯翱畢業於河南師範大學外語係；次子萬仲翔就讀於中國政法大學；女兒萬叔鵬畢業於北京廣播學院；四子萬季飛是北京大學的法學碩士；萬曉武則畢業於北京理工大學。
萬裏對孩子們有兩個基本的要求：一是要忠誠於黨和人民的事業，二是要自立自強。萬伯翱對此體會尤深。
ytsheu 2006-07-20 10:47
18歲的萬伯翱被萬裏送到了河南省西華縣黃泛區農場務農
萬伯翱從小活潑好動，用他自己的話說：“我上小學時不懂事，是搗蛋大王，討人嫌。想打人就打人，想罵人就罵人。”
建國初期，根正苗紅的萬伯翱和鄧樸方一起曾在西南軍政人民小學讀書，當時，擔任學校校長的正是鄧樸方的媽媽卓琳。
調皮搗蛋的萬伯翱給卓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若幹年後，卓琳在北戴河再次見到萬伯翱，開口便說：“萬伯翱，不調皮了吧？是少先隊員了，該變成好孩子了。”
萬伯翱說，雖然自己很調皮，但父親從來沒有打過自己，父親在家也從不講髒話，他隻是要求孩子自立自強。
1962年，18歲的萬伯翱被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北京市常務副市長的萬裏，送到了河南省西華縣黃泛區農場務農，臨行前，萬裏對他說：“我來自農村，現在你又回到農村，從此以後，我又有了一個當農民的兒子，我覺得是個高興的事！”
萬裏在他的筆記本上寫了八個字“一遇動搖，立即堅持”。萬裏告訴他：你的衣物你媽媽已經給你準備好了，今後家裏再不給你寄錢了。萬伯翱出發時，邊濤給大兒子帶了兩件東西——一件是萬裏在抗日戰爭時期部隊發的一床縫了又縫、補了又補的舊被子，一件是萬裏穿了多年的灰棉襖。
1969年，萬裏又把小兒子萬曉武送到了中蘇邊境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當時珍寶島發生了武裝衝突，形勢很危險。萬曉武從北京出發那天，萬裏專門趕到火車站為他送行。在車站，萬裏從口袋裏掏出20塊錢遞給了萬曉武。他說：“這錢你帶上，窮家富路嘛。”
萬伯翱回憶說，1963年春節前，同伴們和職工們都回家了，他很想家，想回家過年，想回去看看媽媽和奶奶。於是，他便給父親寫了一封信，表達了這個意思。在離春節還不到10天的時候，萬伯翱收到了父親的回信和一包裹書。
萬裏在回信中說：
“我同你媽媽商量後，覺得全家雖然都很想念你，都想見到你，特別是你奶奶從你去了農場後，無時不提起你，更惦念著你這個大孫子。但為了你更好地進步，更好地鍛煉，你還是不回北京的好……清代文學家鄭板橋有一首詩：‘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萬擊還堅韌，任爾東西南北風。’此名言應作為你堅定革命立場的警句。同時寄去《共產黨宣言》《社會發展簡史》《政治經濟學》，望在春節空閑中，認真地閱讀，並做好筆記。”
這是一份有著明顯時代特征的家書。萬伯翱說，很難形容當時的心情，很失望、很沮喪、很難過，甚至很不理解父親的做法。
萬伯翱在黃泛區農場一幹10年，他一直用教育家陶行知的《自立歌》來激勵自己：“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自己的事自己幹，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漢。”
在這裏，他學會種地、積肥、修剪果樹、鋤草等農活，學會了縫補漿洗，從一個城市青年，變成了一個普通的農民，他能做一手幹淨的農活，講一口純正的河南土話。站在人群裏的萬伯翱，已經看不出有絲毫幹部子弟的模樣，他已融入了中原大地，變成了一個地道的河南老鄉了。
10年，這是需要一點毅力、一點堅強的，這，可能正是萬裏所期望的。
40年後，萬伯翱在他這間滿是書籍的辦公室裏，談到這一切的時候，很平淡。他說，父親和他那一代人一樣，在他們心裏，孩子既是自己的，也是國家的，黨的，隻要黨和國家需要，可以做任何犧牲。
1972年，萬伯翱靠著自己在農場的突出表現，作為工農兵大學生被保送到河南師範大學英語係。畢業後，萬伯翱參軍入伍，到總參鄭州炮兵學院當教員，從基層幹部幹起，後又調到北京武警部隊某部任團政委。1987年，轉業後的萬伯翱被派往國家體育總局任對外宣傳處處長，後又調任中國體育雜誌社社長、總編輯，國家體育總局人力開發資源中心主任。
我問他：“你的工作變化，職務升遷，‘老爺子’幫過忙嗎？”
萬伯翱堅決地搖了搖頭：“他不可能幫忙，你要問到他，他總是幫倒忙，說：他不行，你們幹嗎要用他，比他強的人還有的是呢。這是他的口頭禪，好多年前，北京市準備提拔我姑姑的時候，他講的就是這番話。”
萬伯翱說，當時，體委準備提拔他做《中國體育》雜誌社副總編輯的時候，從考核到公示，他一直沒有告訴父親，父親也一直不知道，直到任命下來後，他才回家告訴父親。原本想父親會有所表示，誰知，萬裏還是那句話：“比你強的有的是呢。”
種過地、當過兵的萬伯翱沒有依靠父親的權力和地位為自己牟取一官半職，他最終選擇的還是一條清苦而又歡愉的為文之路。
如今，提起萬伯翱，人們記得的不是他當過什麽“官”，而是記得他寫過什麽“文”。萬伯翱的散文集《三十春秋》《四十春秋》和《元戎百姓共垂竿》已經是大家之作，頗得讀者的喜愛。
2002年，萬伯翱的散文《我們家的香椿芽》獲得了20O2年“羅莊杯”全國散文大賽一等獎。作協的負責人把獎杯送到中南海，萬裏看著高興地說：“哎呀，老大的文章得獎了，快把這個獎杯給他好好地保存起來。”
如果讓我來評價萬伯翱，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本色的人，一個大方之人。
對孩子們的選擇，萬裏不置可否，但他絕不允許任何人，利用他的影響牟利
在萬家，四子萬季飛算是當官的，但他也下過鄉，當過兵，然後，從北京順義縣縣委副書記幹起，一步一個腳印，從寧夏回族自治區主席助理兼外經委副主任到國務院特區辦公室副主任，再到國務院經濟體製改革辦公室副主任，20O3年5月，他開始擔任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中國國際商會會長和黨委書記。
如今，萬家已有三個孩子走出機關大院，做自己的事。二子萬仲翔從中國政法大學畢業後，曾在公安局、中信集團工作過，後來自己創辦了一家廣告公司。萬叔鵬夫婦開辦了一家建築設計所。而小兒子萬曉武則在美國從事技術工作。
對孩子們的選擇，萬裏不置可否，但他絕不允許任何人，利用他的影響牟利。退休後，孩子們經常想帶他到外麵走走，散散心。有時請他到外麵參加活動，萬裏一定要問清楚，誰請的？誰參加？如果有陌生人他就不會去。即便是老朋友、老熟人在一起，他還要告誡別人說：“你們要警惕，他們幾個已經下海經商了，不要被他們利用。”惟恐孩子們利用自己的影響，做什麽事情。
萬叔鵬說，我們家的人，都知道他這個習慣，我們也從沒有想讓他幫助我們做什麽。
女兒萬叔鵬是個清晰而透明的人，講話快人快語，做事雷厲風行。幾天前，她剛從美國探親回來。作為萬家唯一的女兒，萬叔鵬深得父母的寵愛，熟悉她的人都叫她“小棉襖”（父母的貼心人），而父母對她的要求也最嚴格。
萬叔鵬從北京廣播學院畢業後，曾先後到文化部、中國土畜產總公司工作。20世紀80年代初期，席卷全國的下海經商熱讓她也躍躍欲試，她嚐試著和母親提起社會上的一些事情，結果，邊濤很嚴厲地說：“你們別看著人家發財就眼紅，你們也別去做那些事情，你們隻要保持住你爸爸清白的名聲就行了。”
ytsheu 2006-07-21 13:41
萬叔鵬說，父親是個很執著的人，在政治上，他一直堅持自己的信念，認準的事情決不退縮
1989年3月，萬叔鵬和丈夫譚誌民再次前往美國，此次出國的原因很簡單，萬叔鵬有些無奈地說：“當時，我們在國內壓力挺大的，做事總怕給家裏帶來一些影響，好像總是靠家庭的背景生活著，所以幹脆就出去了，到美國就簡單了，人家又不認識你是誰，全靠自己。”
萬叔鵬說：“剛到美國時我們很苦，我丈夫和女兒都在給別人打工，丈夫在搞建築設計，女兒在賓州大學上學，生活的壓力相當大。但我沒想過退縮，我們家的孩子這點都很像我爸爸，都是山東人的性格，像我哥哥，他在農村一幹就是十年，吃了多少苦哇。”
就在這種困難的時候，美國的一所大學找到萬叔鵬，他們提出，想請萬裏為學校題個詞，他們願意出四萬美元的酬金。但萬叔鵬拒絕了。
我問她：“你不後悔嗎？”萬叔鵬說：“四萬美元呀，多大的數啊！當時正是我們最窮的時候，但我不後悔，也不能要，我們家不允許這樣做，你就是拿再多的錢，也不行。”萬叔鵬講這番話的時候，很平靜，很自然。
萬叔鵬還給我講了一個很有趣的故事。萬叔鵬回國後，夫婦倆開辦一個建築設計所，並在北京紫竹橋附近開了一個家具店，出售他們自己設計的家具，可能是他們的設計太前衛了，生意並不好。她說：“有一天，家具店裏來了一個人，據說是聯想總裁柳傳誌，我們都不認識。他左看右看，很欣賞我們的作品，看了以後也沒說什麽就走了。因為生意不好，沒過幾天，我們就把這家店關了。誰知，聯想集團的一個副總又專門到紫竹橋找這家店來了，一看關門了，他就問旁邊的人，這家搬到哪去了。旁邊的人也怪，還不告訴他，無奈之下，他給了人家20元錢，才找到了我們的公司，進門一看，他連說，找的就是你們。他說，聯想集團準備蓋聯想大廈，想請你們參加投標。當時，這讓我們感到很榮幸啊。投標競爭得很激烈，參加投標的都是一些知名的大單位，像清華大學、北京建築設計院等，最後，還是我們設計的建築方案新穎、大方、節儉，最終得到了專家的認可和好評。不過，直到今天，聯想集團的領導們也不知道譚誌民和萬家有什麽關係。”
萬叔鵬說，父親是個很執著的人，在政治上，他一直堅持自己的信念，認準的事情決不退縮。有一次，我和媽媽說他不懂得隨風而變，是‘二杆子’，他生氣地說：“原則問題不能讓步，這怎麽是“二杆子”呢？”在生活上，他不喜歡搞排場，湊熱鬧，有時固執得讓人很尷尬。記得他還在當副總理的時候，一次到外地視察工作，一下車，當地領導把他迎進了一家餐廳，準備宴請他。結果他當時就火了，一言不發，拂袖而去。
“文革”開始後不久，萬裏就被打倒並被關進北京萬壽路的一所特監。萬叔鵬也由一個革命幹部子女，一下子變成了黑幫子弟，學校裏到處都貼上了“打倒”“批判”她的標語，她被限製自由，被造反派關押起來。這時，身陷囹圄的父親給她寫了封信，萬叔鵬說：“信中的大部分內容我已記不很清了，但是，有兩句話我始終沒忘，爸爸說：‘我相信你沒有任何問題，因為我堅信，有什麽樣的父親，就有什麽樣的女兒。’他的這番話，給了我巨大的力量，使我堅持下來了。”
如今，萬叔鵬的女兒在美國大學畢業後，已考取了律師執照，並在美國成家立業，也有了下一代，在他們身上，更難找到所謂“高幹家庭”的影子，他們自立、自強，很獨立地生活著。女兒雖說已在美國生活多年，很美國化了，但每次回北京，總是騎一輛自行車，滿北京跑，用一口純正的北京話和鄰居們交流。
萬叔鵬要求女兒在家裏和自己講話一定要用中文，包括剛剛四歲的小外孫，她希望自己的孩子不管在哪裏生活，都不能忘記自己的根。
萬裏一生淡泊名利，知足常樂
勤儉持家，這是幾乎所有中國人的治家理念。萬裏一家三代同堂，奶奶像傳統的中國家庭婦女一樣操持著家務，帶孩子，縫洗衣服。
萬伯翱回憶說，小時候，我們都很淘氣，爬上爬下的，衣服不是這掛爛了，就是那撕個口子，最容易破的是襪子，奶奶和媽媽經常要給我們補襪子，往往是一雙襪子補丁摞補丁，最後，襪子本來的模樣都沒了，剩下的全是補丁。弄得我們都不好意思再穿了。有一次，我看到鄧樸方也穿著件補丁褲子，心想，原來並不是隻有我們家穿補丁衣服，他爸爸是總書記，他也穿著大補丁衣服呀。
老奶奶當年很喜歡看京劇，經常到東城區俱樂部看戲，為了省錢，每次她都隻買三毛錢一張的最靠邊的座位，演員和劇場的許多人都認得她，但卻並不知道她是萬裏的母親。每次看戲前，她都是提前把飯做好，吃點，然後自己拄根拐棍，甩著小腳，一步一搖地走了，她從沒有提出來讓兒子的車送送她。除了生病，萬裏也從來沒有用車送過她。
萬裏一生淡泊名利，知足常樂，當代幾位大畫家像李苦禪、蔣兆和、李可染的住房問題，都是萬裏幫助解決的，但他從未向他們伸手要過一幅作品。孩子們記得20世紀60年代，他自己屋裏掛的倒是水刻木印的仿製徐悲鴻和齊白石的作品。
萬伯翱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書刊是他一生的好伴侶，常常手不釋卷。當毛主席批注的新版二十四史發行後，他極想一睹為快。他說：‘我在秘書那兒還有點兒錢，有好幾千塊吧？快去買一套吧！’可秘書聯係後回來說，人家照顧首長，隻收成本價，也得13.5萬元（市場價15萬元）老人家一聽隻搖搖頭，便默不作聲了。是啊，他的工資除了生活必需外，幾年加起來也不夠這個數啊！後來，我們幾個兒女集資給他買了一套，父親如願以償，從此，一有空兒就細細翻閱起來。”
在中南海，萬裏家中有兩個名氣很大的東西，一個是院子裏的小菜園，另一個是院子裏的三棵香椿樹。
小菜園其實就是院子中的一小塊菜地，這是邊濤和警衛人員一起在院子裏開墾出來的，菜地不大，種的品種卻不少，有小蔥、韭菜、小白菜等等。萬裏對這塊小菜園很重視，要求施有機肥，澆好水，搭好架，空閑時間，他還經常帶著幾個孩子打理它。菜園雖小，勞作精心，因而，四時鮮蔬不斷，不僅一家人的吃菜問題得到基本解決，而且有時候，他還把鮮菜送給鄰居陳雲、胡啟立家和好友李瑞環，請他們嚐嚐鮮。
一次，正好原農業部部長何康來匯報工作，兩人就在小菜園旁交談起來，萬裏對何康說：“可千萬不要小看這個小菜園，如果農民每家都有這麽一個小菜園，那就解決大問題了，你們要專門研究一下這個庭院經濟問題。”
原來，小菜園的用處還真不小呢！
摘自《家風》
北京青島 2007-03-27 16:38
萬裏——中國改革的開路先鋒
安熠輝
中國的改革，是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而1975年進行的全麵整頓，可以說是試驗或者序幕。從那以後，萬裏一直站在改革大潮的前列，雖幾經沉浮而矢誌不渝，在鄧小平的領導下為中國改革事業作出了曆史性貢獻。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萬裏是中國改革的開路先鋒。
在全麵整頓中，萬裏擔當開路先鋒
1975年的全國人大四屆會議後，鄧小平主持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麵對8年多“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鄧小平以非凡的膽識和魄力開始了全麵整頓，並把突破口選擇在鐵路係統。這樣，剛剛被任命為鐵道部部長的萬裏就被推到風口浪尖上。
1月28日，萬裏剛剛上任10天，鄧小平就召見萬裏聽取匯報。當時，鐵路的問題十分嚴重，不少單位是處於癱瘓、半癱瘓狀態。萬裏說，現在突出的問題：一是運輸生產下降；二是事故驚人；三是機車車輛損壞嚴重；四是一些樞紐、重點路段經常發生堵塞，致使大部分列車不能正點運行。鄧小平說：“看來有這麽幾個問題要解決：第一，關於體製問題，鐵路運輸應當實行集統一領導，把權力集中到中央，鐵道部在中央直接領導下工作。第二，關於幹部管理，由鐵道部統一管理、調配使用，與地方脫鉤。第三，關於運輸生產，要建立健全規章製度，加強紀律性，保證安全正點。你們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堅決的措施，迅速扭轉形勢，改變麵貌。”
離第一次召見僅僅9天的2月6日晚上，鄧小平和紀登奎、王震等再次召見萬裏。鄧小平反複強調要用最快、最有力的措施，迅速改變鐵路麵貌。要求鐵道部代中央起草一份關於解決鐵路問題的文件。根據鄧小平的指示，萬裏會同國家計委副主任房維中組織人員，開始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在起草文件的過程中，萬裏感到造成鐵路係統嚴重混亂的原因，除體製上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派性問題。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派性，嚴重地擾亂了各個方麵的工作，萬裏決心捅掉這個“馬蜂窩”。同樣，鄧小平也已注意到這個問題，而且態度非常堅決。當《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初稿送他審閱時，他親筆加上這樣一段話：“對於少數資產階級派性嚴重、經過批評教育仍不改正的領導幹部和頭頭，應該及時調離，不宜拖延不決，妨害大局。對嚴重違法亂紀的要給予處分。”《決定》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毛澤東也“圈閱”了。1975年3月5日，《決定》下發到縣、團級。這就是著名的“中發［1975］9號”文件。
9號文件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份極為重要的文件，在1975年鐵路整頓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在國民經濟各行各業整頓中發揮了指導性的作用。在文件發出當天召開的全國工業書記會議上，鄧小平提出當前全黨、全國的大局就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就是要實現四個現代化，而“鐵路問題不解決生產部署統統打亂，整個計劃都會落空”。鄧小平的講話約有1/3談反派性問題，他的講話加上9號文件，無疑是發出了對國民經濟整頓的動員令。萬裏連續3天召開鐵道部黨的臨時領導小組會議，傳達貫徹中央文件和鄧小平的講話精神，研究部署鐵路整頓的計劃，並於3月9日直奔徐州，解決老大難問題。
此時的徐州，兩派組織正劍拔弩張，武鬥在即，本已混亂的鐵路運輸更趨惡化，領導班子半癱瘓，調度不靈，站內線路堵塞，貨物堆積如山。萬裏同江蘇省委負責人一起，召開了徐州鐵路分局全體職工、家屬參加的傳達9號文件萬人動員大會和徐州市、徐州地區黨員動員大會，分局機務段全體職工確保鐵路暢通誓師大會。接著，他又馬不停蹄地出席家屬座談會等各種各樣的群眾座談會。在各種場合，萬裏反複宣講中央9號文件和工業書記會議精神。一再強調要改變局麵，把鐵路運輸搞上去，並限期在3月底前解決問題。萬裏旗幟鮮明地批判派性，指出對少數鬧派性的頭頭，要進行嚴肅處理，“一批二撤三調離”，對頑固不化、繼續鬧派性、觸犯刑律的要
繩之以法，並果斷地把“造反派”壞頭頭抓了起來。此舉震動了徐州，人心大快。
時，萬裏重點抓了分局領導班子整頓，要求黨委平反冤假錯案，落實政策，建立健全必要的規章製度，加強紀律性。很快，徐州鐵路分局出現了講大局、講黨性、講團結、講紀律的局麵，平反工作也開展得比較順利，許多受冤屈者如獲新生。經過10天夜以繼日的工作，津浦、隴海兩大幹線的徐州樞紐很快暢通無阻，1975年4月提前3天完成運輸任務。
3月22日萬裏回到北京，立即向鄧小平等國務院領導作了匯報，鄧小平聽後十分滿意。3月25日，鄧小平主持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聽取萬裏傳達貫徹9號文件、解決徐州問題的匯報。在會上，鄧小平充分肯定了萬裏的整頓經驗，並問與會同誌：“鐵路上來了，你們怎麽辦?”鄧小平要求鐵路部門繼續貫徹9號文件，對那些鬧派性的單位要采取堅決果斷措施限期解決。4月，萬裏又風塵仆仆到了南昌。南昌鐵路局也是個“老大難”單位，主要也是派性問題，但情況更為複雜。這裏的派性不僅僅是鐵路內部的，還與地方派性鬥爭攪和在一起，當地部隊一些負責人也介入了。鐵道部管不著部隊，對此，萬裏很傷腦筋。當時，鄧小平正陪金日成在江蘇訪問，萬裏
趕到鄧小平下榻處時，已經是夜裏10點多鍾了。鄧小平剛吃下安眠藥準備睡覺，但他得知萬裏到了，立即接見，明確指出：不管是誰隻要是支持派性的都不行，該調的就調。並表示會責成有關方麵立即把江西省軍區某領導調出南昌。4月25日，萬裏帶著“尚方寶劍”來到南昌鐵路局，發動群眾大張旗鼓地批判了南昌局的派性問題，調整了領導班子。在鄧小平的全力支持下，萬裏又遠征昆明、三下鄭州，大刀闊斧進行整頓。鐵路形勢日趨好轉。
短短幾個月的時間，所有的站段的運輸堵塞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全國鐵路運輸生產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上半年鐵路貨運量在前兩個月欠產較多的情況下，完成年計劃的48.9%，比1974年同期增長8.6%，創曆史最高記錄。鐵路整頓取得巨大成績，帶動著全麵整頓的順利開展，遭受“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開始出現新的希望!
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萬裏“靠邊站”
就在全麵整頓取得巨大成績的時候，“四人幫”掀起了“反擊右傾翻案風”。一時風雲突變，形勢逆轉。不久，鄧小平受到公開批判。在全麵整頓中，鐵路是“開路先鋒”。“反擊右傾翻案風”，鐵路部門首當其衝。一些經過整頓的鐵路局，派性複起，領導班子又陷入癱瘓，運輸生產直線下降，形勢嚴峻。
為此，中央不得不急召河南、甘肅兩省和鄭州、蘭州兩局的主要領導幹部到京解決問題。鐵道部臨時領導小組根據華國鋒等領導的指示，從1976年1月21日起分別聽取河南、甘肅兩局領導的意見和批評，並據此寫出檢查報告和解決問題的意見，並壓鐵道部承認“錯誤”，否定對鄭州和蘭州兩局問題的處理。萬裏對此雖然不同意，但有《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萬裏不得不服從中央意見，懷著難以言喻的心情在文件上簽了名。2月下旬，中央關於解決鄭州和蘭州鐵路局問題的文件下達後，鐵路部門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越演越烈。特別是1975年鐵道部派工作組進行重點整頓的一些單位，大刮翻案之風。鐵道部機關內部在整頓時受到
衝擊的一些人，紛紛起來揭發批判。鐵路下屬單位一些人來京上訪，衝擊鐵道部機關。當年“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景，又在鐵道部再現。在鐵道部辦公樓門口，貼了一副10米來高的巨大對聯：上聯是橫眉冷對革命派；下聯是俯首甘為複辟奴，橫批是一貫如此。院內牆壁上刷著“揪出鄧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鋒萬裏”，“萬裏不倒，火車不跑”等大標語，還有許多揭批萬裏和工作組的大字報。
從3月11日到3月底，鐵道部臨時領導小組先後召開了10次擴大會議，揭發批判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同時聯係鐵道部實際，揭發批判萬裏的“錯誤”。但萬裏並未被打倒，直到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後，整個局勢發生了突然變化，4月7日，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不久，萬裏也被迫“靠邊站”了。鐵道部的領導權被篡奪之後，生產急劇下降。當時流行著許多順口溜，諸如“萬裏檢討，火車亂跑；萬裏一倒，火車不跑”等，反映了廣大鐵路幹部和工人的不滿情緒。
鐵路一亂，其他行業自然也是難逃厄運。鄧小平全麵整頓所帶來的經濟好轉，很快就被破壞了。但這次全麵整頓為中國以後的改革做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實際上是以後改革的序幕。
北京青島 2007-03-27 16:39
粉碎“四人幫”後，萬裏主政安徽，點燃了農村改革的星星之火
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東山再起，萬裏也隨著複出。1977年6月，萬裏被任命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裏在安徽首先抓穩定形勢，力求在穩定中盡快解決問題。他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針對安徽存在的問題，采取了3項果斷措施：一、把“文化大革命”中到安徽“支左”現仍留在地方的軍隊幹部調回部隊，二、發動全省廣大幹部群眾深入揭批“四人幫”，三、建立健全各級領導班子。
“清幫”治皖大見成效，全省形勢之好、發展之快，超出了人們的預料。1978年1月16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長篇報道《安徽大步趕上來了》，介紹深受“四人幫”之害，又被捂了8個多月蓋子的安徽省，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安徽是農業大省，農村人口占90%以上。淮河兩岸自然災害頻繁，廣大人民的溫飽問題一直沒有解決。皖東的“花鼓之鄉”鳳陽，素以討飯聞名於世。1977年8月開始，萬裏就開始進行調查研究。他輕車簡從下基層，直接和基層幹部、百姓交談。3個多月下來，他幾乎跑遍了全省各個地區、市縣和工礦、農村。所聞所見，他的心被深深震憾了。在革命老區金寨縣，有的人家竟幾口人隻有一條褲子，甚至有的十七八歲的姑娘沒褲子穿。在皖東農村考察時他看到，許多村
莊基本上都是草屋茅棚，屋內床鋪是秫秸墊的，上麵鋪些麥秸。在八鬥嶺一戶姓張的農民家裏，7口人隻有一床破被子，外屋鍋裏盛的是地瓜麵和胡蘿卜櫻子煮成的黑粥，已發出難聞的氣味。萬裏這位鐵骨錚錚的山東漢子，也不禁難過地流下眼淚。在調查中萬裏感到，農民的貧窮是由於農村政策不對頭，農民的積極性調動不起來。不徹底糾正“左”的錯誤，不製訂新的農村政策，共同富裕的理想隻能變成普遍貧窮的現實。
1977年11月，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萬裏和顧卓新、趙守一等省委主要領導經過充分醞釀討論，出台了著名的《中共安徽省委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簡稱“六條”)。其主要內容是強調農村一切工作要以生產為中心，要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允許農民搞正當的家庭副業，產品可以在集市上出售，生產隊實行責任製。這些內容在當時涉及到許多“原則問題”，是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禁區。所以說，它是消除“四人幫”極左思想流毒、撥亂反正的重要成果，是中國農村改革的重要信號，實際上從這裏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所以文件一發布，即受到廣大農民群眾的熱烈歡迎。農民拍著手說：“這就著(對的意思)了。”
然而，《六條》的出台也引起許多人甚至一些中央高層領導人的反對。國務院分管農業的副總理陳永貴氣憤地說，“什麽落實政策，條條都在否定、批判大寨經驗”，“必須痛加駁斥”。1978年春節期間，陳永貴回到山西，策劃在省報發十幾篇評論，要對安徽“打排炮”。第一篇是《昔陽是怎樣調動農民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的》，全麵講大寨的根本經驗，雖沒點安徽的名，實際上批“六條”是“好行小惠，言不及義”，不符合中央“抓綱治國”的方針。這篇評論在《山西日報》發表後，《人民日報》又於1978年4月予以轉載。《六條》不僅被陳永貴視為“反大寨”、“砍紅旗”，也為當時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華國鋒所不容。1977年冬天，華國鋒在普及大寨縣的會議上強調，堅持學大寨還是反對學大寨，“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激烈大搏鬥”。
雖然高層領導在反對，但並未動搖萬裏貫徹《六條》的決心。1978年2月14日至16日，安徽省委召開了地(市)委書記會議。萬裏在會上提出並闡述了“以農業生產為中心”這個新的指導全省農村工作的方針，實際上是拋棄了長期堅持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可喜的是，農民在實踐“六條”中極大調動了生產積極性。不幸的是，這年安徽發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災，大部分地區人畜用水發生困難，一些農民不得不趕著牲口逐水草而遷移。大片土地幹旱，使不少地方不僅秋收無望，秋種也難以進行。9月1日，省委召開緊急會議。萬裏指出：我們不能眼看著大片土地撂荒，那樣明年的生活會更困難。與其拋荒，不如讓農民個人耕種，充分發揮各自潛力，盡量多種“保命麥”以度災荒。省委經過討論，及時作出“借地度荒”的決定。萬裏說：“不管是集體還是個體，種上了就能有收獲，總比撂荒好。”這個決定，不僅調動了廣大農民生產自救的積極性，超額完成了秋種計劃，同時也為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奠定了基礎。
“借地度荒”之後，在肥西縣山南區誘發了“包產到戶”。山南區在討論貫徹省委“借地度荒”決定時，書記湯茂林順應民意，搞起了“包產到戶”，結果這個區的3個縣社的小麥和油菜提前播種。萬裏密切地注視著“包產到戶”的出現和發展。然而，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農業文件，雖然總的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放寬政策，搞活經濟，但仍規定“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幹”。兩個不許，對於已實行“包產到戶”的山南區，無疑是一種巨大的壓力。對此，省委機關議論紛紛，省委常委中也存在嚴重分歧。1979年2月6日，萬裏召開了省委常委會，他說：包產到戶問題，過去批了十幾年，許多幹部批怕了，因而使得一些人見了“包”字、“戶”字就害怕，一講到包產到戶，就心有餘悸，可以說談“包”色變。但是農民普遍希望包產到戶，普遍要求包產到戶。過去批判過的東西，有的可能是正確的，有的也可能是錯誤的，必須在實踐中加以檢驗。十一屆三中全會製定的政策，也毫無例外的需要接受實踐的檢驗。我主張在山南公社進行包產到戶試點。
在肥西縣山南區實行“包產到戶”不久的1978年12月，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村，又秘密把全村土地分到了農民手中。小崗的秘密被縣委書記陳庭元發現後，他采取瞞上不瞞下的方法給予庇護，但心裏也揣著隻小兔子。1979年6月15日，萬裏到鳳陽視察時知道了這個秘密後問：“包產到戶怎麽樣?”陳庭元趕緊說：“他們說到戶當然好了。”萬裏回答說：“那就讓他們幹嘛!”小崗村偷偷摸摸幹了一年，年底出現了驚天動地的變化，全村年產糧13.237萬斤，相當於1966年至1970年5年糧食產量的總和。
1979年，由於實行各種形式的責任製，安徽全省夏季收成較好，秋季收成更好。實踐證明了實行“包產到戶”等各種責任製的優越性，12月1日，萬裏在安徽省軍區黨代會上指出，雙包(包產和包幹)到戶“是一種責任到戶的生產責任製，是搞社會主義，不是搞資本主義”。1980年1月11日，萬裏在省委擴大會議上又說：“‘包產到戶’不是單幹，而是責任製的一種形式。”他為“包產到戶”在安徽落了社會主義戶口。
關鍵時刻，鄧小平站出來說話，包產到戶在中央文件上落了“戶口”
1980年2月，萬裏調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農委主任。在這前後，圍繞包產到戶又發生了很大的爭論。1980年1月11日至2月2日，國家農委在北京召開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安徽省介紹了實行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情況，著重闡明部分地區幹部群眾迫切要求在生產隊統一領導下的包產到戶，沒有改變所有製性質和按勞分配的原則，應當看成是責任製的一種形式，不能同分田單幹混為一談。安徽代表的發言，引起了十分激烈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包產到戶是姓“社”還是姓“資”，符不符合中央政策規定?持反對意見者認為，包產到戶是分田單幹，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包產到戶調動的是農民的個體生產積極性，不符合社會主義方向，中央文件明確規定“不許分田單幹，也不要包產到戶”，“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寫進《憲法》的。1980年2月，《農村工作通訊》第二期發表題為《分田單幹必須糾正》的文章，並配發了很長一段編者按，矛頭直指包產到戶。第三期又發表了《包產到戶是否堅持了公有製和按勞分配》，質問：“包產到戶到底是集體生產責任製的一種形式還是本質退為單幹?”文章措辭嚴厲，居高臨下，顯然有後台撐腰。
萬裏看過兩期雜誌後，指示新華社記者張廣友和吳象針對其文章的內容，不點名地進行反駁。萬裏說，寫文章要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根據萬裏的指示，他們寫了一篇長文《聯係產量責任製好處多》。這篇文章從4個方麵回擊了這家雜誌所提出的問題。文章寫好送萬裏審閱後，於4月9日在《人民日報》二版全文刊登。這是對《農村工作通訊》的一次有力回擊。但是，尚有一些高層領導人，仍然在斥責包產到戶。在此關鍵時刻，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發表重要講話，指出：“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
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幹，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麵貌。”這短短的幾句話，充分肯定了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地方搞包產到戶。鄧小平講到的肥西和鳳陽兩個典型，恰恰是萬裏在安徽農村改革中抓的兩個點。鄧小平的這次講話，打破了一些人思想僵化的製約和畏懼心理的束縛，促進包產到戶在全國進一步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開了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專門討論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問題。9月27日，發了座談會紀要《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幾個問題》(中發［1980］75號文件)明確支持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這是思想上、理論上的一次飛躍和突破，對於指導農村改革的偉大實踐起到了重大作用。這樣，中央文件就正式給包產到戶“落了戶口”。從此，包產到戶勢如燎原烈火，迅速燃遍神州大地。中國農村實現了其曆史性的轉折。這其間有萬裏不懈的探索和鬥爭，也凝集了他大量的心血和汗水。鄧小平1992年春天到南方視察時，曾提到萬裏的農村改革，他說：“中國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改革是從安徽開始的。萬裏是立了功的。”這是對萬裏的最高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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