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１.陳曉農談父親二三事. ２.陳曉農談父親陳伯達. (圖)

轉貼:　１.陳曉農談父親二三事.　２.陳曉農談父親陳伯達.

１.陳伯達與毛澤東、林彪的關係——陳曉農談父親二三事　　陳小雅

２.無所逃而待烹，勇於從而順令——陳曉農談父親陳伯達　　陳小雅

　　　　　　陳伯達與毛澤東、林彪的關係——陳曉農談父親二三事

　　　　　　　　　　　　　　　　·陳小雅·

　　陳小雅：陳曉農，你好！今年正逢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４０周年，毛
澤東逝世３０周年，也剛好是你６０歲——一個甲子的輪回。在這樣一個時間裏，
我相信，你對自己的人生會有很多的感歎；對那場你父親也曾參與，然後又被它打
倒的、給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災難、也給你自己的命運帶來“戲劇性”轉折的事件，
會有很多的反思。你去年出版的《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
公司，２００５年版。）已經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曆史資料，但讀者還有一些感
到不滿足的地方。譬如，關於陳伯達的人格；陳伯達三十年代首倡的“新啟蒙運動
”，究竟是怎麽回事？又譬如，你父親和林彪、四人幫被當作了三十年前的那場浩
劫的責任承擔者，而在林彪集團那裏，一直極力撇清與四人幫的關係，你本人似乎
也認為陳伯達與林彪集團不存在“結幫”的關係……諸如此類問題，作為讀者和曆
史研究者，我很想聽聽你對這些問題的解釋。當然，我更感興趣的是，作為人子，
你對你父親有一個什麽樣的看法？這些看法，前後有沒有什麽變化？在你的心目中
，父親是一個什麽樣的人？

◇　鐵血黨紀與基督教哲學雙重鍛造的人格

　　陳曉農：陳伯達仍有舊式知識分子身上常見的一些弱點。譬如他懦弱、古板，
性格木訥，拙於口才。一些寫批判文章的人譏諷他“像個腐儒”，可說他“同誰也
合不到一塊兒”，卻不盡然。父親不會籠絡人，也從來沒有提拔過跟前的人。但他
平等待人，盡量按情理解決問題，這就能團結人。毛澤東晚年批判父親時，說他是
“北京軍區華北地區的太上皇”，那當然是誇張之辭，但也說明他並非落落寡合之
人。他在處理有關問題時，能聽取當地領導人的意見，努力平息紛爭，穩定局麵，
使生產較快恢複和發展，盡管其工作也難免有缺點錯誤，但正如北京軍區原政委陳
先瑞在回憶中說的：“陳伯達來河北，基本解決了河北安定團結的問題，使河北省
順利成立了河北省革命委員會。如果這算問題，那不是自己否定自己嗎？”（見舒
雲《九屆二中全會後的李雪峰》）。所以，父親是在不經意間團結了人，由此引起
一些人的不安，是他想不到的。

　　從對待人生的態度來說，父親除了受到黨的紀律教育和革命人生觀教育，也曾
受到過基督教哲學的某些影響。他對於厄運，頗能逆來順受，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
了聖經和中國儒家的影響。他年輕時在教會學校教過書，解放後又重讀過聖經。耶
穌在《登山寶訓》中說：“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
你，拿你的裏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父親在有些事關大局的問題上能獨出己見
，譬如，在主張“百家爭鳴”，提出“電子中心”論，反對“血統論”，提出“反
九大”的生產力路線……（詳見陳小雅采訪錄《無所逃而待烹，勇於從而順令——
陳曉農談父親陳伯達》）表現出倔強的一麵，但其性格裏也確有軟弱、服從的“迂
”的一麵，這正是舊知識分子性格上的矛盾處。中國儒家也強調服從、順從。宋代
張載的《西銘》，很受程顥、程頤和朱熹的推崇，被很多文人當作座右銘。解放初
，父親因二十多年沒用毛筆，重練毛筆字，此時他把《西銘》全文抄寫了一遍。《
西銘》中有這樣的話：“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
也。”將明知要被晉獻公處死卻不逃走的申生，和甘願被聽信讒言的父親放逐的伯
奇，視為道德的典範。《西銘》結尾的話是：“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其以
順從為人生準則，與耶穌的精神是一致的。父親在代人受過、被強加罪名時，很少
為自己分辨，而總是逆來順受，為顧全大局而忍辱自汙。他１９８０年在監獄裏對
工作人員說：“我的精神、肉體，都是屬於黨的。黨對我怎麽處理都行。”（　見
蕭思科《超級審判》下冊６３０頁。）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上述人生哲學的影
響。

　　陳小雅：我注意到陳伯達說過，聽天由命，“黨就是我的‘天’”，黨怎麽安
排，他就接受怎樣的命運。這裏，令我非常感歎的是：所謂“君臣關係”，並非完
全是一方麵強加給另一方麵的，而是雙方在一種共同認定的政治倫理規則內互動的
結果。有這樣的臣，固然因為有那樣的君；而有那樣的臣，年深日久，也必然有那
樣的君！有這樣的黨員，也就有這樣的黨。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這個看法？我讀
葉永烈寫的陳伯達的傳記也好，讀你編輯的《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也好，總有一
種感覺，他和毛共事的時候，人性總是得不到舒張，而他和所謂“林彪集團”搞到
一起去——盡管你否認這種描述——以後，人性是舒張的，他的人格似乎也變得無
畏和勇敢些，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看法，而原因又是什麽？

◇　陳伯達為何出任中央文革組長？

　　陳曉農：說到父親和林彪、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的關係。父親說
過，他與他們幾位是工作關係，沒有太多的接觸。

　　陳小雅：我聽邱會作的兒子說，他們家原來有一幅你父親題寫的大掛軸，每個
字都有小臉盆那麽大，內容是：天地馳驅客，英雄清靜身；留心千古事，不厭一寐
塵。邱路光說，他那時還不知道“寐”字怎麽讀，所以讀成“床”字。廬山會議陳
伯達倒黴後，他不得不把這幅字撕了。但那木軸的質地很堅硬，他用斧子劈也劈不
斷。

　　陳曉農：我問過我父親對他們的印象怎麽樣。父親說：“林彪說話不多，他生
活好像很簡單。有一次我有事去他那裏，見他一個人在過道吃飯，飯菜很簡單，也
沒有人陪他。”“黃永勝他們幾位，我覺得都比較老實。他們和我議論過江青、康
生、張春橋。有一次黃永勝說，康生這個人，血壓那麽高了，還在忙著整人，連命
都不要了。那時候有一種感覺，要搞倒我，主要是江青和康生。我後來寫過一份材
料，我說真正的四人幫是康生、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是這四個人。過去說王、
張、江、姚，其實，除了那三個，另一個應當是康生，而不是王洪文。”

　　最近我看到程光《１９７０年廬山會議背景的研究》，裏麵有一些新的事實。
作者寫道：“陳伯達一直擔任中央文革組長，為什麽倒是他主動‘停止’了中央文
革的活動？為什麽江青等人對陳伯達有著近乎‘刻骨’的恨？這些費解的事一經點
破內幕，頓時令人恍然大悟。陳伯達即便作為‘徒有虛名’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
也不能為江青所容，多受江青等人排擠打擊，曾幾次流露出不想再幹的念頭，都被
林彪勸止。‘九大’前很早的時候，林彪對想辭去中央文革組長一職的陳伯達說：
‘你不占住這個位子（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她（江青）就會上去，禍害的人會更
多。’”

　　父親一直想辭職，卻未能有個了斷，看來重要的原因是林彪對他辭職進行了勸
阻，目的是為了不讓江青的圖謀得逞。我覺得林彪和父親在防止江青等人篡權的問
題上有些意見交流，是正當的。在這個問題上，父親同周恩來也有所交流，在《陳
伯達遺稿》第１１５頁中已有記錄。這是在特殊情況下為了大局而同兩位主要領導
人進行的工作交流，而並非在搞私人同盟。

　　至於陳伯達與林彪沒有結盟關係，我在《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中提出了幾點
證據：其一，是九屆二中全會上“稱天才”的語錄，不是事先準備好的，是臨時讓
秘書找的。會上唯一違反常規的事情，是“揪張春橋”，但那是汪東興提出來的。
其二，至少在華北，陳伯達的行為被民間看成是與林彪對立的。其三，廬山會議毛
澤東發動“批陳”以後，林彪曾對其下屬說，“錯誤要往陳伯達身上推，強調上當
受騙。”林彪的下屬們果然照辦了。（見蕭思科《超級審判》下冊６３０頁。）如
果有同盟關係，不應有這種落井下石的事。其三，“九一三”事件後，在一係列批
林材料中，是毛澤東親自將“林陳反黨集團”改為“林彪反黨集團”。

◇　陳伯達與毛澤東的關係：為帝王師？

　　陳小雅：我在讀葉永烈寫的陳伯達的傳記時，覺得主人公有一種“為帝王師”
的舊式知識分子情結，你認為有沒有？是不是作家對他的行為詮釋傳達了錯誤的信
息，或者我這個讀者有一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陳曉農：這個問題我沒有細想過，但我覺得“為帝王師”可以說是儒家的一個
傳統。孔子、孟子都是“帝王師”，他們的弟子以及再傳弟子自然也都是要“為帝
王師”的。接近帝王的，可以直接對帝王進行說服開導，不能接近帝王的則以其策
論、奏章等間接對帝王進行開導。儒家是主張積極參與政治的。本來，政治乃天下
之公器，人人可以過問。但是中國的實際情況是，一方麵幾千年來都是中央集權製
，政治決定權高度集中，這本來也是儒家的主張；另一方麵儒家又鼓勵士人參與政
治，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則”；結果，參與
政治，“治國平天下”的最佳方式就是“為帝王師”了。從這一點來說，“為帝王
師”是普遍現象。但我感覺父親雖然沒有完全擺脫儒家的影響，但總的來說，他隻
是“記室”，也就是秘書，而不是“帝師”。有人把他和陳布雷相比較，是有些道
理的。陳布雷也隻是“記室”，而不是“帝師”。

◇　哥哥陳曉達自殺原因：失戀還是工作失誤？

　　陳小雅：關於你哥哥陳曉達自殺的原因，你能不能談一下？你父親對他和李敏
的戀愛持何種態度，生活中有沒有流露過支持或反對的意見？你認為陳曉達是因為
失戀而自殺，還是因為工作失誤而自殺？

　　陳曉農：這件事我在《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中已經寫過了。我父親那時很忙
，而且我哥哥與李敏來往最多的那個時期，即１９５８年冬和１９５９年春，我父
親不在北京。他那時正在福建和廣東的農村搞調查，所以他是在他們分手後才知道
情況的。那個年代，青年人談戀愛，不會先向大人聲明是在談戀愛。我哥哥自小與
李敏熟悉，他們有來往本來是自然的。至於我哥哥自殺的原因，我在書裏也談了，
我認為是多種因素的結果。

　　我哥哥小時候是個任性的孩子。中國民主法製出版社的《先驅者的後代》，有
篇講陳昌浩兒子陳祖濤的文章，裏麵有這樣一段：“飛機就要起飛了，陳伯達和他
愛人也在送行人的行列中，陳伯達的兒子小老虎（陳小達）被保姆抱著在飛機上玩
耍，無論如何不肯下來，並且大哭不止。最後周恩來隻好說，那就都去吧。就這樣
，飛機載著四個小夥伴，孫維世、陳祖濤、高毅、陳小達起飛了。”父親也說起過
這個情況，可見哥哥的任性。前兩年，哥哥在蘇聯時的一個同學跟我說：“你哥哥
學習非常好，他得了金質獎章。極少有人能獲得金質獎章。他後來又順利考上了莫
斯科大學。”哥哥的人生道路太順利了，任性而又順利，這使他在連續的挫折麵前
失去了承受的能力。

◇　文革中的父子來往

　　陳小雅：以前我們談過，你父親在你的教育、升學與擇業問題上的幹預。下麵
，我還想請你談談你們父子之間的交流情況。父親經常對你有指導嗎？文革大潮中
，你們有什麽交往？

　　陳曉農：文革前，父親在外地出差的時間往往比在家裏的時間長，所以很少有
與子女交談的時間。偶爾談話時，他也從來不跟我們談政治，更不讓我們看他桌子
上的文件，不像有些高幹，隨便把文件拿給子女看。（詳見陳小雅采訪錄《無所逃
而待烹，勇於從而順令——陳曉農談父親陳伯達》）

　　我一生隻收到過父親的三次信，都是我去內蒙後寫給我的。其中１９６６年７
月我因公回京，在離家與同事會合將返內蒙時，父親寫給我的一封，已在《陳伯達
最後口述回憶》中引用過。原文如下：

　　小農：聽說你明天要回去，今天下午七時來看你，不遇，甚憾。你繼續到下麵
去，很好，很好。要真正向貧下中農學習，作一個普普通通、老老實實的勞動者，
並且要隨時拿這一點來考察自己，不斷教育自己。要拜群眾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
。不要經常以為自己是一個什麽幹部的子弟，就覺得自己有點特殊的樣子。黨和人
民把你養成人了，此後一切，每時每刻，都是要想怎樣才能報答黨和人民的恩惠。
個人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是最最害人的東西。永遠永遠不要讓個人主義盤踞你
的腦子，這樣，才能看得寬，看得遠，才能前進，才有前途，才會使自己成為人民
血肉的部分。不管怎樣，我們總隻是群眾海洋的一滴水。我本人也有缺點，決不能
學。但是我總認為，我的生是屬於人民的，為人民而生，為人民而死，這是毛主席
的教訓，黨的教訓，希望你永遠記著。

　　　　　　　　　　　　　　　匆匆祝路上平安爸爸　七月二十日下午八時

　　還有兩封，是我１９６５年８月到農村以後時間不久收到的，其中９月２２日
的信內容如下：

　　小農：你以前來的兩次信，都收到了。你給嶺梅的信，也看過了。我和媽媽最
近都有些事，遲遲未複，讓你心裏著急，這是我的不是。

　　你決心到鄉裏去做普通勞動者，這是值得高興的事。一個年青人，如果不同勞
動群眾打成一片，熟悉群眾的各種事項，知道他們的心，而同群眾格格不入，將來
是不能有所成就的。

　　希望你在勞動方麵多多注意，要學習各種技能。睡覺最好要有八點鍾時間。這
樣，對勞動和其他工作，都會做得更好。如果睡覺太少，第二天精神不佳，就必然
會影響勞動和其他工作，實際會降低質量。對這點，如有機會，可同領導者和同誌
們商量一下，看看怎樣辦才有利。

　　初到鄉村，一切不熟悉，當然會有些困難，但持之有恒，困難可以逐步克服的
。家裏一切都好。媽媽有病（幾天內可好），近日到醫院住，所以不能給你回信，
但她是很關心你的。小英考上了護士，很高興，嶺梅，弟弟，都好，請放心。有些
事，由嶺梅給你寫詳細點，我不多說了。祝平安！

　　此信發出後，１０月９日叔宴媽媽給我寫了信，父親又在該信後麵附寫了以下
的話：

　　小農：媽媽的話說得很對，你要記住。遇事要有耐心，要安靜思索，要同群眾
商量，有什麽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熟悉群眾，熟悉勞動，不論在什麽條件下都要
很好地生活下去，堅持下去，就會成一個有用的人。

　　　　　　　　　　　　　　　　　　　　匆匆，祝好！

　　父親在信中表示支持我到農村去做一個普通勞動者。他知道我遇到了一些困難
後，鼓勵我克服困難，努力堅持下去。

　　然而，一年後，文革開始了。因我的身份是公開的，總有人做文章，我難以應
對，我的身體也不好，有高血壓，於是我向內蒙古安置辦公室提出希望更換勞動地
點，將身份保密，得到了同意，可當時的混亂局麵使事情無法落實。１９６７年冬
，我向父親秘書王保春談了情況，他安排我先到醫院檢查治療，就和父親商量讓我
到工廠去當工人。起初委托天津的同誌幫安排，沒幾天，受委托的同誌被江青點名
打倒，父親隻好轉而委托李雪峰同誌幫助在石家莊安排。

◇　唯一的一次“走後門”，為的是去當工人

　　陳曉農：１９６８年初的一天，父親領我去了李雪峰家。父親對李雪峰說：“
麻煩你安排他到工廠當個工人。絕對不要讓他當幹部。讓他當個學徒工，從學徒做
起。”這樣，我就到石家莊製藥廠針劑車間當了學徒工，學徒期是兩年半。１９７
０年父親倒台後一個月，正是我學徒期滿轉為一級工的時候。從此我就與父親失去
了聯係，直到１９７９年１２月才有了第一次探監的機會。

　　我在工廠時，身份是保密的。父親倒台後，１９７０年底，省裏已將我的情況
通知廠裏，但表麵仍一切照常。那時，父親的一個秘書、原８３４１部隊幹部繆俊
勝給我寫過信，告訴我不能回家，信裏沒有解釋任何原因。１９７１年新年過後，
我很苦悶，不知究竟出了什麽事，想自己回家看看，就跟班組領導說了。車間書記
馬上找我談話，說省裏通知，我不能離開石家莊，並說這樣做是對我好。我才明白
父親完全倒了，而且倒得很奇怪，很神秘。１０月份傳達林陳反黨集團文件後，廠
領導和軍宣隊負責人找我談話，說我的身份公開不公開由我自己決定。我想這時候
了，不公開別人也都知道了，還有什麽必要，就在車間會上公開了身份。一些朝夕
相處的工人直到此時才知道我的情況。

　　……

　　父親平時說他是個“小小老百姓”，他對子女當然也這樣要求。他倒後，“小
小老百姓”這句話也被人加以種種罪名。其實，這句話不過是吐露了他希望離開官
場，過百姓生活的心情。他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言，說自己是“劉盆子”。“劉
盆子”是東漢末年一個放牛娃，因是皇室遠親，被起義軍強拉出來當了傀儡皇帝。
父親自比“劉盆子”，以表明接受任職的不得已。

　　父親本人尚且不願滯留官場，又如何肯讓子女再入官場呢？父親平生沒有為任
何親屬謀過一官半職。專案組調查了多少年，也沒查出他謀私利、用私人的證據，
他的所有本家親屬都是老百姓，隻不過他曾走後門為兒子謀過一個學徒工的位置。

　　一個人總有他的本色。就像許世友征戰幾十年仍在多方麵不失僧人本色一樣，
父親為中共中央服務幾十年也仍持有書生本色。

◇　欲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

　　陳小雅：從陳伯達一生的行為軌跡看，他確實實現了儒家倡導的信條：達則兼
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陳曉農：作為書生，父親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福建讀書人自古就有亦官亦民、
棄官為民的傳統，官民界限看得淡。朱熹為閩學的開山祖師，一生多次棄官為民。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父親的書法即取“仲晦”為筆名。明代泉州人李卓吾，別
號李溫陵，也是棄官為民。清代主持泉州清源書院的陳壽祺，是父親曾祖父的老師
，也是辭官講學者。父親希望像前輩鄉賢那樣回歸民間，即便得不到許可，也自視
是百姓，與其自小所受的文化熏陶不無關係。

　　我下鄉前，１９６５年春夏間，父親對全家人說過，他正式向中央提出過下放
的請求，但沒有得到批準。父親晚年說：“毛主席知道我想離開，想了很多辦法留
住我。他提出辦《紅旗》雜誌，也是想留住我。”所以，在五十年代後期，父親提
出過下放的請求。六十年代，他又提出過退休的請求，受到了劉少奇的批評，《陳
伯達遺稿》第１４２頁有父親對此事的記錄。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父親覺得累
了，想換個環境或退休為民，應當是不難理解的。

　　陳小雅：據你看，陳伯達提出下放也好，退休也好，是因為什麽原因？

　　陳曉農：我在《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中曾述及他在建國前後起草過《七大政
治報告》、《共同綱領》、《憲法草案》、《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等重要文件，
以及他第一個提出在文化科學上應實行“百家爭鳴”的方針；第一個提出“正確處
理人民內部的問題”（毛澤東在“人民內部”後麵加了“矛盾”二字）；以及在八
大決議中提出發展生產力是首要任務，即所謂的“唯生產力論”；等等。

　　據近來看到的材料，父親還第一個提出在新民主主義時期經濟上應實行“國家
資本主義”（見《黨的文獻》１９８９年第５期所載劉少奇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３日
講話《關於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問題》）。這個政策對五十年代初迅速恢複和發展經
濟起了重大作用。

　　總之，父親的工作量很大，為完成這些工作他已瘁心竭力，疲憊不堪，所以希
望休息。一般人都知道軍人征戰不易，較少想到文政同樣艱難。正確的內外政策和
根本大法，對於新政權的穩固至關重要，所謂“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
。

　　陳小雅：除了“疲倦”，還有沒有失望的成分在其中，覺得若不能實現理想，
不如退而“獨善其身”？我知道，他年輕時代是很有雄心壯誌的，譬如他給自己取
的筆名叫“伯達”，實際上是斯巴達克思的音譯；他還發起過三十年代轟動全國的
“新啟蒙”運動，你能否向讀者介紹一下這個被曆史湮沒了的“鏡頭”……陳伯達
如果對照他的晚年，是不是距離這些理想目標太遠了？

◇　陳伯達首倡的三十年代“新啟蒙運動”

　　陳曉農：關於新啟蒙，應由曆史學家根據原始文獻來研究。概括地說，新啟蒙
運動有兩大主題：抗日和民主。其綱領是“繼續並擴大戊戌辛亥和五四的啟蒙運動
，……喚起廣大人民之抗敵和民主的覺醒。”（見陳伯達《哲學的國防動員》１９
３６年９月１０日）

　　新啟蒙運動主張團結文化界一切忠心祖國的分子，組織救亡民主的大聯合，號
召“組織全民族的抵抗，來挽救民族大破滅的危機”，並強調民主和思想自由。我
父親在《哲學的國防動員》、《論新啟蒙運動》、《我們還需要“德賽二先生”》
、《思想的自由與自由的思想》、《論五四新文化運動》、《思想無罪》等文中對
新啟蒙運動作了論述。

　　新啟蒙運動的發起人還有張申府、艾思奇等，響應者比較廣泛。父親說，張申
府當時在清華大學講授西洋哲學，他們曾多次見麵，商討新啟蒙運動的事。和艾思
奇則是文字交流，艾思奇那時在上海。新啟蒙運動的曆史作用如同《中國新民主主
義革命時期通史》一書所說：“是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凡是
救亡運動所能波及的社會階層、團體或個人，多受了它的影響。”（見該書１９６
２年版第二卷３３０頁）

　　２００３年初，李慎之在《不能忘記的新啟蒙》一文中說：“現在，翻檢中央
黨史部門出版的黨史中，根本沒有提到新啟蒙這回事。理由可能是因為新啟蒙不是
黨中央，不是毛澤東發動的一場運動，……。然而它實實在在是起源於中國共產黨
生死存亡之際，而一直影響到它以後發展壯大終成大業的一件頭等大事。”（見２
００３年《炎黃春秋》第３期）

　　其實，官方史書不提新啟蒙的原因很簡單。父親倒後，新啟蒙是受批判的。代
表性的批判文章，我見到的有１９７４年第９期《學習與批判》上的《陳伯達尊孔
反共的一生》和１９７８年《社會科學戰線》創刊號上的《“國防哲學”就是投降
哲學——評陳伯達的“新啟蒙運動”》等。

　　１９８５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哲學大辭典。中國哲學史卷》對新啟蒙運
動重新作了肯定性的評價。此後一些著作陸續有所介紹，但中央權威部門的出版物
對這一運動仍是不提的。

　　無論是頭等大事化為不值一提的小事，還是父親提出的主張，有的在實行時走
了樣，有的隻被部分采納或未被采納，總之，父親挑擔子挑累了，想換個輕活兒或
好好歇息，這是實在的想法。此外，他感覺到與領導在思想上有分歧，也是想離開
的原因。

　　父親想下放和退休的請求未被接受，此後他服從黨的紀律，繼續為中央服務，
但是，與過去不同的是，他基本不是積極主動，而是被推動著工作。對很多事，他
是勉強、甚至是違心的。他還時不時對一些重大問題提出異議。所以，毛澤東說他
“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周恩來１９７０年９月３日也指出：“
陳伯達在中央核心內部長期不合作，他的問題遲早要暴露的。”葉群同年１０月１
３日在寫給毛澤東的檢查中也說“陳伯達動不動就撂挑子”。這些說法，印證了父
親與領導在思想上存在分歧的事實，印證了父親晚年確有離開中央之意。至於他在
中央的最後階段再度要辭職卻最終未能辭，原因在前麵已說過，是因接受了林彪的
勸阻，防止江青趁機攬權。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主要的，是父親提出並堅持“唯生產力論”，不肯認
同“以階級鬥爭為綱”，這一思想路線上的分歧是“從來沒有配合”、“長期不合
作”和“動不動就撂挑子”的根本原因。

　　當然，父親想離開中央，是希望能好來好去，好聚好散，“安得君恩許歸去，
東陵閑種一園瓜。”東陵侯被廢後學種瓜一類故事曾是他樂道的。可事情的發展卻
不以他的意誌為轉移，他“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在被關押十年之後又被判了
十八年重刑，對此他隻能聽憑擺布。

◇　陳伯達與周揚的厄運

　　陳小雅：在《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一書中，你曾談到你父親和周揚１９８２
年４月會晤的情況，但以後兩人的間接交往情況沒有多談。最近，我看到鄧力群的
《十二個春秋》裏麵又提到這件事。他的意思好像是，周揚犯錯誤，與他和陳伯達
的交往有關。但在我們看來，那是周揚的覺悟，當然，也與陳伯達的覺悟有關。你
能補充一些這方麵的細節嗎？

　　陳曉農：１９８３年５月周揚發表關於異化和人道主義的講話，事先父親並不
知道，報上刊登以後，父親看了也覺得提法很新，隨後翻閱了一些文獻。不久，報
上有一些商榷的文章，語氣尚和緩。很快，周揚委托一位同誌來詢問父親對這個問
題的看法。記得父親當時想了一下，約略談了幾點：“‘異化’的提法，馬克思早
期用得多些，晚年用得少些；他後來更多地是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來解釋社
會問題；這個問題還需要人們繼續研究。”９月底，父親因腿疼加劇，住進位於小
西天的解放軍２６２醫院，１０月份，報上突然對周揚點了名，並把周揚文章的觀
點上綱為反對社會主義。父親很感意外，對我說：“糟糕，這樣一來，周揚會很難
過的。”我回答說：“不會吧，他過去大風大浪都過來了。”父親說：“那不一樣
，現在他年紀老了。”父親一時很焦慮，說：“不會是因為跟我的來往連累了他吧
？原來約好出院後和他再見一麵。看來隻好拖一拖了。”

　　父親再也沒有機會和周揚見麵了，他出院不久，周揚就病倒了。父親看了胡喬
木寫的批判周揚觀點的長文，對我說：“胡喬木為什麽要寫這篇文章？他過去基本
上沒有寫過哲學方麵的文章，對哲學問題不熟悉。”我說：“他過去好像寫過一篇
評論尼赫魯的哲學的文章。”父親說：“那不是哲學文章。”停了片刻，又說：“
總之，這些問題是屬於比較高級的理論問題，應當允許討論，不能這樣隨便下結論
。”

　　前兩年聽說，胡喬木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命而作，究竟是怎麽個情況，
我還不清楚。

　　我在《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中曾說周揚和父親“先後輕重不一跌入俄狄浦斯
厄運”。俄狄浦斯是希臘神話中一位努力避免做壞事，卻偏偏躲不開命運的擺布，
在無意中犯了殺父娶母大罪的底比斯國王。俄狄浦斯知道真情後，刺瞎自己的眼睛
，把自己流放出國，在雅典附近的科洛努斯死去，在那裏被大地吞沒。這是古希臘
最深刻的悲劇故事。古希臘最傑出的悲劇作家索福克勒斯將其寫為劇本後，亞裏士
多德稱該劇為“悲劇的典範”。你可以說周揚和陳伯達這兩個文人有這樣那樣的大
過，但應明白，那不是他們的本意，他們在特殊時期的一些所作所為和他們自身的
命運，本質上不由他們自己主宰。他們像俄狄浦斯一樣坦誠，也像俄狄浦斯一樣以
實際行動改過。

◇　對父親的總印象

　　陳小雅：你是陳伯達諸多子女中，陪父親度過最後幾年時光的孩子。在訪談該
結束時，可不可以再概括說幾句？

　　陳曉農：父親原本是個教書匠，從１７歲開始，先後在惠安和廈門的許多小學
當教師。２２歲在國民革命軍的軍官學校任政治教官。３０歲在天津河北法商學院
講授世界經濟，後到北平中國大學講授先秦諸子，同時先後主編過《民族戰旗》、
《華北烽火》、《長城》、《國防》等抗日救亡刊物，其一麵為教育操心忙碌，一
麵為救國呐喊奔走，如他年輕時一位鄉親的調侃：“七文錢的麵孔，為國擔憂。”
３３歲到延安，先後在陝北公學、馬列學院、中央黨校、中國女子大學教書。建國
後也曾主持馬列學院的教學和研究。他一生中教過的學生難以記數，然而一旦以言
獲罪，身陷獄中，則劃清界限者有之，毀師求榮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不過也
有一些態度迥異者。

　　史立德、張楠、王拓都是原北平中國大學的學生和一二九運動的老戰士，在父
親去世後，他們不顧年邁體衰，不避時忌，拄著拐杖來到告別室，在父親遺體前痛
哭失聲，其情其景，難以言表。而馬列學院的學生中，隻有洪禹一人到場。

　　偶爾我也遇到過老百姓中的父親的學生。１９８２年春我到中國社會科學雜誌
社，先在發行科工作，不久，因圖書資料室缺人，領導讓我到該室跟一位老先生學
古籍編目。老先生名鹿輝世，解放前曾在輔仁大學教曆史，是陳垣校長的助手，後
因病辭去教職，解放初病愈想重新工作時，卻因曾是北京市的參政員，去有關部門
登了記，結果被分配到外省教小學。他是退休後被雜誌社臨時聘用的。鹿老先生一
見到我就說：“我也是你父親的學生。那時我是中國大學曆史係的學生，你父親是
教國學係，但他講大課時我也去聽過。”

　　過了兩天，我想到“鹿”這個姓很少有，就問老先生：“您老家是哪裏？”老
先生答：“河北定興。”我又問：“那鹿傳霖……”“是我曾祖。”老先生應聲而
答。

　　我倆的話馬上多起來。老先生問到我的高祖陳金城，談到他熟讀過陳金城老師
陳壽祺和壽祺之子陳喬縱的書，還說他自己跟吳承仕先生也很熟，當年還有人想介
紹吳承仕的女兒跟他談對象……。似乎世界一下就變小了。

　　說來奇怪，鹿傳霖是光緒年間的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陳金城隻是道光年間
的刑部主事，哪跟哪呀，可他們的後代碰到一起就覺得很投緣，也許就因為“同是
天涯淪落人”吧，我和鹿老先生成了忘年交。父親得知有這樣一位文史專家做我的
老師，也很高興，叮囑我一定要跟老先生好好學。可惜好景不長，不到一年，單位
領導嫌老先生已年過七十，硬把他辭退了。

　　回顧此生，我總會想起宋代陳與義的兩句詩：“多少人間事，天涯醉又醒。”
人們總是在事情過後才容易清醒些。想來，將來的人們，會比現在的人更清醒些。

　　陳小雅：在這方麵，我倒是認為，將來是既可以進化也可以退化的，關鍵看我
們今天怎麽做。無論如何，非常謝謝你能夠接受我的訪談！相信許多讀者都會對此
感興趣的。

（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６日第一稿；２００６年６月８日第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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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所逃而待烹，勇於從而順令——陳曉農談父親陳伯達

　　　　　　　　　　　　　　　　·陳小雅·

　　題解：解放初，陳伯達因二十多年沒用毛筆，重練毛筆字，把宋人張載的《西
銘》全文抄寫了一遍。《西銘》中有“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於從而
順令者，伯奇也。”將明知要被晉獻公處死卻不逃走的申生，和甘願被聽信讒言的
父親放逐的伯奇，視為道德的典範。詳見陳小雅采訪錄《陳伯達與毛澤東、林彪的
關係——陳曉農談父親二三事》。

　　陳小雅：陳曉農，你好！今年正逢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毛
澤東逝世三十周年，也剛好是你六十歲——一個甲子的輪回。在這樣一個時間裏，
我相信，你對自己的人生會有很多的感歎；對那場你父親也曾參與，然後又被它打
倒的、給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災難、也給你自己的命運帶來“戲劇性”轉折的事件，
會有很多的反思。這些年來，不少已故高層領導人的子女大寫自己父親的回憶錄，
但你們卻不能寫或者寫了也不能發表，這使很多對當年政治定論不認同者，或者想
獲得多方位曆史資訊的讀者感到很不滿意。

　　為此，有研究者建議我研究一下你父親陳伯達的“公案”，並願意提供全部資
料。限於學力、精力和個人興趣，我不可能滿足這方麵的要求。而且我覺得，就政
治問題來說，你去年出版的《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足夠說明問題。陳伯達在政治
上是否能夠被公正對待，問題並不在於事實不清楚，而在於中央徹底糾正和反思“
文革”、反思毛澤東問題的決心。而且我認為，即使將來陳伯達獲得政治上公允的
評價，也不意味著一個複雜人物的問題研究就可以宣告結束。更何況，即使社會對
一個人已再無爭議，每一個個人，當然更包括他的家屬、親人，也可以保留自己的
看法。一個健全社會的人文環境，不是要消弭個性，而是為千差萬別的生命形態的
生存繁衍提供安全保障。

　　所以，我所感興趣的是，作為人子，你對你父親有一個什麽樣的看法？這些看
法，前後有沒有什麽變化？你父親三十年代首倡的“新啟蒙運動”，曾因戰爭的硝
煙而湮滅，而在半個世紀後的近二十年裏，又不斷地被思想新銳的人們高舉；他所
主張的“百家爭鳴”，曾被毛澤東的文化專製所扼殺，但這已經或正在為社會文化
的發展趨向所肯定；他所堅持和關注的“發展生產力”、“電子中心”運動，已經
成為當今社會的主流……但是，在這個時候，你，作為他的家人，卻仍背負著沉重
的曆史包袱，且沒能享受到這一切進步理應帶來的歡樂，我想，你一定會有很多感
想。

　　當然，作為一個普通讀者和人文學者，我希望你能暫時先放置一下那些沉重的
曆史話題，先讓讀者了解一下，你父親不為世人所知道的那一麵。在你的心目中，
父親是一個什麽樣的人？這裏，需要的不是你把自己的感覺去與社會的評價體係—
—譬如倫理規範、政治原則或理想楷模——的差別加以彌合，不是去求同，而是返
回生命樸素的印象，挖掘你記憶中最受感動和留下刻痕的東西。

　　咱們就從頭開始，先談談你父親留在你記憶中最早的事情，好嗎？

◇　我以為他真的就叫“陳教員”

　　陳曉農：好的。我對父親最早的印象，是１９４９年我３歲時，父親和我一起
住在香山碧雲寺的時候。那時，我們住在碧雲寺哼哈二將門裏左側的一個院落。我
因年小，出出進進都要父親或別的大人牽著我的手。這裏是山坡，台階很多，盡管
有大人牽著，我還是在一次上下台階時摔倒，把鼻梁磕破了，請醫生縫了好幾針。

　　陳小雅：如果讓你用一個詞來形容心目中最早的父親印象，你會在這些詞中間
選擇哪一個？譬如：慈祥的、親切的、嚴肅的、冷酷的、忙碌的……？

　　陳曉農：第一印象應該是“忙碌的”。此前一年，父親和母親已經離異。母親
文菲在延安搶救運動中被錯當作“特務”審查，雖然平反了，但因受了刺激，精神
狀況逐漸變差，沒有照顧孩子的能力，所以我是由父親撫養的。他的工作很忙，還
要帶一個孩子，是很困難的，所以我的日常生活，主要靠警衛員郭運華叔叔照顧，
有時父親以前的助手田家英也過來領我玩。後來請了一個阿姨，就主要靠阿姨來照
顧了。

　　陳小雅：小時候，你對父親的職業，有什麽樣的意識？譬如說，他在毛澤東身
邊工作，你認為他是個了不起的人嗎？

　　陳曉農：別人問我的父親是誰，我總是回答：“陳教員。”這不僅是父親讓我
這樣回答，當時大人們也經常這樣稱呼他，所以我當時真的以為他就叫“陳教員”
。

◇　陳伯達待子，與毛澤東迥異

　　陳曉農：５歲時，我家搬到了中南海。那時，叔宴媽媽和嶺梅住一間房，我和
父親住一間房，兩間房有門相通。父親的臥室裏隻有一張床，我和父親是一起睡的
。半夜裏我起來，就把父親捅醒，他就把床邊書桌上的台燈擰開。我在痰盂小便時
，他往往又睡著了，我還得再次把他捅醒，讓他關燈。他寧可麻煩，也不讓小孩自
己弄開關。

　　陳小雅：你的這個故事讓我想起毛澤東對孩子的教訓方法。據傅連璋的夫人陳
真仁回憶，李敏小時候喜歡用手去摸爐子上的開水壺。陳阿姨不讓她摸，她偏要摸
。毛澤東就說，你讓她摸，燙了一回，她就知道不摸了。看來，你父親不敢讓你去
冒這個險。他對你的確是盡了做父親的責任的。除此之外，在你們兄妹中，他有沒
有給你吃“偏食”或吃“獨食”的習慣？譬如，生活上，教育上……

　　陳曉農：我哥哥在蘇聯留學時期，我是家裏的大孩子，所以父親對我的關注多
一些。小時侯，父親曾用楷書抄錄了明代文嘉的《明日歌》，讓我掛在床旁邊的牆
上。另外，他還用行書抄錄了諸葛亮的《誡子書》：“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
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欲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掛在全家
人吃飯的房間。這也是一種教育子女的方式。在我上學期間，父親的工作是很忙碌
的，他自稱是“勞碌命”，所以對我功課之餘的讀書學習很少過問，但也有過零星
的建議。小時候，他給過我一部線裝的《課子隨筆》，裏麵收集了古人教育子女的
文章；他還給過我一部《幼學瓊林》，我還沒有看，就被一個親戚拿走了。

　　有時他也讓我背點古文，如《古文觀止》中《左傳》、《戰國策》的某些篇章
，陶淵明、韓愈、柳宗元、蘇軾的一些名作，以及清代彭端淑的《為學》。他還給
我買過一套解放前商務印書館的《少年百科全書》和周建人主編的一套科普書，這
些書我常翻翻。上中學後他就基本不問我讀什麽書了，隻希望我把自然科學知識學
好些。不過，我記得上高中時，有一次父親看我在讀一本中國哲學史，對我說：“
最好還是先看古人原作，不要一開始就看議論，現在的議論不一定對。”

◇　作文編造田家英“曆史”，遭受父親嚴責

　　陳小雅：少年時期的教育，你父親給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事情是什麽？

　　陳曉農：上小學時，父親隻在每學期末看看我的成績單。但有一次，父親偶然
看了我的作文，對我發了脾氣。原來，那篇作文老師給的題目是《我熟悉的某某叔
叔》，我寫的是田家英，內容做了虛構，說田家英叔叔坐過國民黨的監獄，經受過
嚴刑拷打等等。父親說：“你怎麽能這樣胡寫？田家英從來沒有坐過監獄！”我說
：“老師說可以虛構。”父親厲聲說：“你這是胡編亂造！以後寫文章不許胡編亂
造！記住！”然後在作文後麵批上：“這篇文章的內容完全是編造的！這篇作文不
及格！”批完以後又說：“你把我寫的話給老師看看！”我給老師看後，老師並沒
有說話。

◇　“群眾不同意的事，即使有黃金萬兩也不要去撈”

　　陳小雅：你對父親處理公務，最初留下了什麽印象？

　　陳曉農：１０歲那年，父親回家鄉搞調查。年底，叔宴媽媽帶我和兩個妹妹一
起去福建，跟父親一起在福建過年。離開福州回北京後的第一個新年，葉飛家的孩
子們還給我們寄來了他們自己做的賀年片。但父親１９５８年底第二次回福建時，
他和葉飛的關係就處得不好了……

　　陳小雅：是什麽原因造成了他們的矛盾？

　　陳曉農：是父親對大躍進中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評，和葉飛發生了爭論。叔宴媽
媽從福建回來後說，食堂的做法要不得，她在食堂吃飯時親眼看到一個婦女把掉到
地上的一大團米飯一腳踢開，這樣子浪費，全不顧以後了。父親１９５９年１月９
日給中央寫了信，我在《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裏轉述了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
以來毛澤東文稿》一書注釋中對此信的摘錄。但這個摘錄很簡略。前些時偶然看到
《讀書》１９９８年第４期一篇談趙樹理的文章，作者陳徒手寫道：

　　“後來我看到１９５９年１月９日陳伯達致毛澤東的信（作為中央宣傳工作座
談會文件之一散發），才發覺陳伯達在信中也有與趙樹理相近似的感受，他在福建
家鄉走了一圈後，對密植、深耕、幹部作風、虛報數字等問題對毛澤東直抒已見，
他甚至明確地說：‘當群眾不同意幹的時侯，即使有黃金萬兩，也不要去撈。’”

　　１９９１年初，一位已離休的老幹部對我說：“１９５８年底你父親來福建時
，和我同到一個生產隊蹲點，天天吃地瓜，後來工作隊的人都吃不消了，犯胃酸。
我還好，我是當地人，但後來也覺得頂不住了，可你父親仍是一聲不吭，天天吃地
瓜。你父親通過與群眾同吃同住，了解到許多真實情況，他嚴肅批評了脫離群眾的
瞎指揮和浮誇風。後來我和葉飛說起此事，他說了一句：‘這樣和群眾同吃，很對
，但是，也很難。’”

　　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會時，父親因起草劉少奇的報告，很疲勞。中央讓他到玉
泉山休息，所以他未參加討論。會議期間的一個星期天，全家人正在玉泉山，忽然
中南海警衛室打來電話，說葉飛和一些福建的幹部要求見父親，……葉飛這次來，
有表示抱歉之意，這也是不容易的。

　　陳小雅：你父親替劉少奇起草報告，如此“玩兒命”，是不是也是毛澤東後來
在廬山會議上說，在“重大問題上”，陳伯達從來沒有同他合作過的原因之一？陳
伯達與劉少奇的關係怎樣？

　　陳曉農：根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裏的批語，這個報告毛澤東是看過的，
毛澤東沒有看的是劉少奇在討論報告時的一個講話。關於“從來沒有配合”的問題
，我想後麵再談。至於陳伯達與劉少奇的關係，１９７０年廬山會議上“批陳”的
時候，有人揭發：解放初期，劉少奇曾允諾，自己搬進新房子後，原來在中南海住
過的舊房子陳伯達可以住，這確有其事。但結果是陳伯達沒有住進去，因為楊尚昆
對他說，這房子你不能住。後來是楊尚昆自己住進去了。

◇　為“惠女水庫”解燃眉之急

　　陳小雅：你覺得你父親的性格怎麽樣？

　　陳曉農：父親本是個比較軟弱的文人。我母親親口對我說過：“你爸爸是個老
實精。”叔宴媽媽（劉叔宴，陳伯達的第三任妻子）也說過：“你爸爸性格太懦弱
。”但有時在關鍵時刻，在重要問題上，他也能獨出己見，而且很倔強。家鄉人告
訴我：“大躍進時，惠安修水庫，你父親來工地勞動，看到工地上絕大多數都是婦
女，很感動，就題了‘英勇的惠安婦女萬歲’幾個字，說：‘這個水庫就叫惠女水
庫吧。’當時雨季將到，天空已陰沉，而工程已到關鍵時刻。如果大雨一來，工程
將前功盡棄。你父親著急了，在縣委給葉飛打電話，說：‘請你立即派部隊來幫助
！我就在這裏等著你派的人來！你的人不來，我不離開。’葉飛派的部隊和幾十輛
卡車趕來了，搶在大雨前修好了大壩。這個水庫對惠安的生產起了很大作用，灌溉
了很大麵積的土地。過去每年都會發水淹死一些人，有了水庫就不再有淹死人的事
了。”父親倒了以後，水庫被改名，一個紀念碑的碑文中提到過父親，也被用鑿子
鑿去了他的名字。

◇　冠名“反動血統論”的第一人

　　陳曉農：我自己親見的父親表現倔強的事，就是文革初他對“血統論”的批判
。當時那個“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來勢洶洶，猖獗一時。不
同意這個對聯的人一般也隻是說這個對聯“講階級路線過了頭”、“過分了”、“
過左了”，沒有人把它和“反動”一詞相聯係。“紅五類”、“黑五類”等說法也
是這樣。有些領導人對“黑五類”的說法表示過質疑，但是沒有反對“紅五類”的
說法。而父親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６日在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卻毅然決然說道：

　　“各地流行著一種所謂‘自來紅’的謬論。製造這種謬論的人，利用一部分年
青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兒好漢’，來蠱惑一批學生。實際上，這是剝削階級的
反動的血統論。這是徹頭徹尾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毛澤東思想的，是徹頭徹尾
的曆史唯心主義。”

　　“現在有一些學生接受什麽‘自來紅’、‘自來黑’的觀點，接受什麽要在學
生中劃分什麽‘紅五類’‘非紅五類’或者什麽‘黑幾類’的觀點。……我們勸青
年們不要接受這種血統論的錯誤觀點”。

　　陳小雅：流行的說法，文革初最早對“血統論”提出質疑的，在民間首推遇羅
克。但是他１９７０年被鎮壓了。前兩年在互聯網上讀到遇羅克獄中難友張郎郎寫
的《遇羅克現象的反思》，其中談到遇羅克文章產生的背景。張郎郎說：

　　“或許為還曆史真實麵目，應該指出，他的文章一開始可以出現並傳播，可以
說是他找到了一個恰當的時機。因為，這篇文章出現，是在陳伯達發表了反對血統
論的講話以後，出身‘不好’的學生，等於聽到了特赦令。……可以說陳伯達的講
話，當時使人們從長期不得喘息的壓力下，突然得到心理解放。文革以來第一次，
他們可以‘合法’地，理直氣壯地對血統論說‘不’。”

　　張郎郎的這段回憶，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期的曆史。我想了解的是，你父親講
話以後，除了有支持者以外，是否也有反對者？

　　陳曉農：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將那個對聯的思想，以及劃分“紅五類”、“黑
五類”等等行徑，定性為“剝削階級的反動的血統論”，是父親力排眾議做出的論
斷。“血統論”這個詞就是父親給那股披著“革命”外衣的思潮起的一個恰如其分
的名稱。在此之前，對聯擁護者們是把它叫做“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當眾多的
對聯擁護者都在以“最革命者”自居時，竟有人把他們的思想行為定為“反動的血
統論”，這不啻如晴天霹靂。那些對聯擁護者的惱怒之聲，我曾親耳聽到過。

　　陳小雅：這在高幹子弟中，的確是一件犯眾怒的事。當時，有人和你為難嗎？

　　陳曉農：我接觸的人不多，但有位老幹部曾當著我說：“陳伯達說馬克思、恩
格斯、列寧都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這不是胡說八道嗎？”還有一位高幹子弟，在
中南海裏發泄過惱怒情緒。為了製止血統論的嚴重危害，父親不怕得罪自恃“血統
高貴”者，不惜犯眾怒，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陳小雅：這的確是一個人反封建的覺悟的底線的顯露。

　　陳曉農：這是一次艱難的反潮流。其實，父親對血統論的批判是由來已久的、
一貫的。早在１９４３年他寫的《評“中國之命運”》中，他就對蔣介石以血統立
論進行了批駁。可見他對無論何黨何派的人，無論其權勢大小，凡持血統論觀點者
，都是加以批判的。

◇　提出“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企圖扭轉文革路線

　　陳曉農：父親另一次倔強的反潮流，就是他起草的強調生產的九大報告稿被否
定以後，麵對中央認可的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報告稿，在中央會議上無人提出異
議，父親卻坦率指出：“還是要發展生產，搞好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能盡搞
運動，運動，像伯恩斯坦說的：運動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張春橋惱羞成
怒地嚷道：“你說的是‘唯生產力論’……”兩人在會上進行了激烈的爭論。當時
，盡管也有人在心裏對張、姚的稿子不滿，但沒有人出來說話。父親卻無所顧忌地
對張、姚進行了嚴厲的批駁，擊中了張、姚觀點的要害，這大大出乎江、康、張、
姚等人的意料，他們勢必要尋機對父親進行報複。記得九大後，１９６９年國慶節
我回家時，父親在與我談話時說道：“一個人要經受挫折、經受磨折才會有用。我
現在也還在受挫折。”當時我以為他隻是在鼓勵我不要害怕工作中可能遇到的挫折
，沒有想到他在中央因在路線問題上反了潮流，而的確正在經受挫折、經受磨折。

　　遺憾的是，這些重要的曆史事實，現在官方的史書都隱沒了。

　　陳小雅：看得出，這件事情，你認為是一件標誌性的事件。由於官方的政治定
論和一些趨時的描述，在外人眼裏，大多覺得陳伯達至少是個很“窩囊”的人，好
像被江青罵了也不敢頂嘴。不過，我最近從吳潤生的《林彪與文化大革命》（明鏡
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５月版）中看到，陳伯達居然也當眾罵過江青，說“我瞧不起
你！你聽清了嗎，我瞧不起你！不是毛澤東，誰會把你放在眼裏！烏鴉！”而那位
作者說，在那個年代，敢當麵罵江青的人幾乎沒有，大多數人是背地裏充好漢。這
讓我對陳伯達開始刮目相看。你有沒有聽說過這件事？

　　陳曉農：過去在一本雜誌上看到過這件事。父親談到他同江青有過很多次激烈
的爭論，但他沒有描述細節。剛才你說九大報告是標誌性的事件，我認為的確是這
樣。九大報告稿的爭論本來是一個原則的爭論，在十大的政治報告裏是作為大事來
說的，可是現在官方的史書卻做了回避，這是令人遺憾的。史家的觀點可以各有不
同，但史書對重要的曆史事實不應回避。

　　父親有人雲亦雲、隨波逐流的時候，也有愚忠盲從、偏聽偏信的時候。父親沒
有能力扭轉黨的路線錯誤，但是他在批判血統論，反對上海幫和起草九大報告稿等
關鍵事情上，還是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盡管這些努力或者收效有限，或者完全失
敗，但終究是一種路線轉折的先聲

◇　促使毛澤東承認：延安整風“不好的事實在太多”

　　陳曉農：父親的另一令我佩服之處，是他做了一些公益事或幫助他人的事後，
他自己是不說的，除非是不得已或很偶然的情況下，他才會提到。像他動員親人捐
獻圖書文物，除了前麵說到叔宴媽媽偶然提到過一次外，父親本人從未說過。父親
去世後，１９９１年我回家鄉，一位鄉親拿出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５日《福建日報》
的有關報道，我才知他向福建省圖書館捐獻祖上圖書文物的情況。還有他的稿費，
他自己隻說過１９５８年以後他沒有再領取過稿費。但這些稿費到哪裏去了，他一
次也沒有說起過。他去世後，我才聽到他以前的秘書說，他１９５８年以後的稿費
和他作為人大代表、政協常委的那份工資，都捐給科學院圖書館了，是秘書親手經
辦的。

　　父親去世時，領導指示後事悄悄處理，而且父親也交代過他去世後不要發消息
，所以我們沒有發過訃告，可仍有幾十位了解父親的人聞訊後趕來向遺體告別。其
中有國務院體改辦離休的洪禹同誌。他是抗戰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幹部，在延安的搶
救運動中受到錯誤審查時，寫過一封申訴信。毛澤東於１９４６年３月寫了回信，
說明已指示安子文解決，並在信尾對洪禹說：

　　“總之我感覺對你及許多同誌很負疚，因為我們工作中做得不好的事實在太多
了。”（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版，第２６９頁）

　　洪禹在參加遺體告別後對我說：“我那封申訴信就是你爸爸轉交給毛主席的。
毛主席那時在生病，你爸爸催促他寫了回信。這封回信使我和一大批受審查的同誌
得到了解脫。”

　　陳小雅：這麽說，你父親促使毛澤東承認：延安整風“不好的事實在太多”。

◇　“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

　　陳曉農：洪禹說的事我過去從未聽說過。幾天後他又打來電話，說：“請你找
點你爸爸的遺物，哪怕是有簽名的一本書也行，給我留做紀念。希望你理解我的心
情。”當時，家徒四壁，我就找了一本我給父親買的《世界中古史》，上有父親簽
名“陳健相”（陳伯達的原名），送了過去。

　　１９９６年底，因我再三請求，上麵發還了父親的墨跡、書籍等少許遺物，我
又選了張父親的字給洪禹。不幸為時不久，洪禹同誌於１９９８年去世。

　　父親自己偶然講出的一事，是他想助人卻落了空的事。一次和父親談話時，我
提到文革中“批陳整風”的文件裏有一篇杜畏之的交代，說他三十年代和父親有過
一兩次來往。文件將此事作為父親參與托派活動的例證。父親說：“解放初抓托派
，我看到名單上有杜畏之的名字，就和中央負責同誌說了：‘杜畏之翻譯過《自然
辯證法》，還是應加以考慮。’我的意見沒有起作用。杜畏之還是被抓了。”我想
專案組直接去找杜畏之，或許正和父親曾為杜畏之說情有關。

　　父親常引《戰國策　魏策》中唐睢說的那句話：“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
；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他以此要求自己，並經常告誡親屬。他多次講過
三十年代在北平，他在一次逃避特務追捕時，吳承仕先生為他安排避難處所，並資
助他一百元錢的故事。解放後，他找到了吳先生的夫人和女兒，帶全家人請她們一
起去香山郊遊。在香山宴請她們時，父親問起她們的生活情況，問是否需要幫助。
吳夫人說，吳先生還有一點遺產留給她們，不需要幫助。

◇　對於父親的遺憾

　　陳曉農：當然，你剛才談到外界對於父親性格的看法，我也是有些遺憾的。父
親為人處事，也有諸多缺點錯誤，也有人雲亦雲、隨波逐流的時候，也有愚忠盲從
、偏聽偏信的時候。“馴服工具”和“齒輪螺絲釘”的觀念也曾灌輸於他。在那個
不正常的時期，雖然他也利用自己的位置，進行過不能算“微弱”的抗爭，但他更
多的是身不由己。我在工廠當工人時，有一位技術員，考入清華大學時曾是總分第
三名的高才生，因出身資本家，被分配到我所在的製藥廠，他就曾對我說過：“說
實話，誰在你父親的位置上也不行。任何人當那個組長都不能不犯錯誤。我說的是
任何人。當時情況太複雜了，怎麽幹呀？”人的命運就是這樣，在大潮流的席卷下
，在強大力量的掌控下，每個人所處的位置不同，但實際上都有不由自主之處。父
親沒有能力扭轉黨的路線錯誤，但是他在批判血統論，反對上海幫和起草九大報告
稿等關鍵事情上，還是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盡管這些努力或者收效有限，或者完
全失敗，但終究是一種路線轉折的先聲。

　　陳小雅：你談到外界對於你父親性格的看法，你也是有些遺憾的。這裏，我們
接著談一個和性格有關，但主要是個人修養與思想路線的問題。在外人的印象中，
陳伯達是一個文史或哲學方麵的專家，但他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就提出了“電子中心
論”。據你看，這反映了什麽問題？

◇　陳伯達提出“電子中心論”的個人修養背景

　　陳曉農：父親的專長雖然在文史哲，但他對科學是非常崇敬的。建國初，他提
出過“五愛”的號召，其中之一就是“愛科學”。父親在寫字台玻璃版下麵長期擺
放著哥白尼、伽裏略、巴斯德、巴甫洛夫的人物肖像。還有一張相片是他三十年代
的好朋友吳承仕的。父親是個社會科學工作者，開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時，他是社
會科學界的首席代表，但他內心裏對自然科學更重視。他年輕時沒有學過高等數學
，這增加了他學習自然科學的困難，但他有自己的學習了解自然科學。家裏一套大
部頭的《湯姆遜百科全書》和《蘇聯大百科辭典》，他經常翻閱。他偏愛生物學，
認真讀過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達爾文環球航行日記》。他仔細閱讀科學發展
史和一些著名科學家的傳記，瀏覽各種科學雜誌，注意物理學、化學和工業新技術
的最新進展，經常和一些科學家交談，虛心聽取他們對發展科學技術的意見。他六
十年代初提出“電子中心論”，就是在天津和一位從日本回國的專家進行深入交談
的結果。父親說：“那位從日本回國的專家說，日本在戰後，開始經濟很困難，很
多人因沒有布，連衣服都是穿報紙做的，可後來就是抓了電子技術，經濟很快就上
去了。日本發展電子技術是由國家立法的。”父親常感歎中國科技的落後，希望國
家能吸收各國的好經驗，開辟自己獨創的發展道路，盡快把科學技術搞上去。他希
望自己的孩子都能從事自然科學方麵的工作，所以１９６５年當他得知我所在的人
民大學附中要保送我去高級黨校時，他表示了堅決的反對，並且不同意我考文科大
學。可是我因種種原因，不願考理工。這是促成我放棄高考，去內蒙古插隊的一個
原因。我雖然能力很不行，但他的其他孩子都選擇了自然科學。

◇　“重理輕文”與毛澤東教育思想的關係

　　陳小雅：你父親為什麽會有這種建議？

　　陳曉農：高級黨校那時是個是非之地，我不清楚，但父親是知道的。大概是１
９６３年的暑假，有一天上午，艾思奇哭著跑到中南海找父親，他離開後，在吃中
午飯時，叔宴媽媽對父親說：“你應該以老師的身份去黨校好好說說他們。這樣下
去還行？”父親當時沒有回答。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麽情況，但艾思奇來家這件事留
給了我印象。所以當父親表示反對我去高級黨校時，我覺得他自有其道理，並沒有
反感情緒。

　　應當說明，並不是父親讓我到基層鍛煉。他隻是不同意我考文科，如果我考理
工，他不會反對。……當時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我就想響應黨的號召去邊疆或
去農村。父親隻是同意了我的想法，叔宴媽媽是反對我下鄉的。父親後來談到過他
為什麽支持我，他說，我哥哥死了以後，他很難過，覺得對孩子要求高了沒有用，
我既然願意下鄉，就讓我去吧。但是他認為我既然選擇了這條路，就應克服困難堅
持下去。

　　陳小雅：但是，這樣教育子女，是否有不顧子女個人愛好、扼殺他們的人生自
主權的問題？同時，作為一個黨和國家領導人，他們這樣的做法，也有向社會提倡
一種價值觀的意義。譬如，忽視人類文明中精神文化的部分、或者認為體力勞動者
比腦力勞動者更值得尊敬，這在人類文明史上，應算一種“反智主義”傾向。而且
，這種教育上的“重理輕文”傾向，與毛澤東反對文科辦大學的思想如出一轍，這
和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主題——實踐毛澤東的“新社會觀”，是關係很密切的。對這
個問題，你父親後來有沒有一點反思？譬如說，這種思想路線對於中國社會發展的
影響？甚至對於你自己的前途是一種耽誤？

　　陳曉農：你的問題很大。我查了一本材料，是文革時一個大學印的毛澤東文章
講話匯編，其中有毛澤東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３日的春節談話。在談到教育問題時，
陸定一插話：

　　“現在進師範的學生質量不高。今後可以考慮高等學校的文科、師範，不要直
接招高中畢業學生，而招高中畢業後參加過勞動一、二年的學生。學習自然科學的
到農村去也有好處。哈爾濱工大有個經驗，把教師下放一、二年，原來不好的，回
來都不錯，成了骨幹。”

　　毛澤東說：“應該下去。現在有些人不重視下鄉勞動。”接著毛澤東列舉了李
時珍、祖衝之、孔夫子等人的事跡。這篇春節談話很有名。我父親不同意我考文科
，看來與中央這個談話可能有關。史料記載，父親沒有參加這個談話，但他肯定知
道有關情況。

　　重理輕文則是一個由來已久的現象，在民國初年就已經存在。我看到過一位老
學者的談話，講解放前某名牌大學裏的情況，說那時最尊貴的是學數學的，學數學
的瞧不起學物理學的，學物理學的瞧不起學化學的，學化學的瞧不起學工程學的，
學工程學的瞧不起學曆史的，學曆史的瞧不起學哲學的，學哲學的瞧不起學文學的
……。重理輕文現象與中國在近代落後了有關。中國在封建社會時期百分之九十九
的文化人都是學文的，但是卻落後了，理工科幾乎是西方壟斷的，西方強大，所以
重理輕文。這是一個曆史現象。可以說，中國幾千年的重文輕理導致了近代以來的
重理輕文。現在很多父母和他們的子女在選高考誌願時，仍是重理輕文的。隨著中
國的強大，這個現象會逐步改變。存在決定意識，即便是讓極偏愛文科的人主管教
育，也不大可能在短時間內改變。

　　陳小雅：我很同意你對這個現象的解釋。我讀民國初年教育家的言論，尤其是
那些留洋回來的教育家，都有關於教育與生產、生活結合的論述。而且，即使美國
現今的大中學教育，也比我們注重教學與實踐相結合。我看波伏娃的小說，裏麵也
講法國知識分子有與工農相結合的傳統。他們把下鄉看作一種時尚，人們是自覺自
願到那裏去尋找靈感和吸取營養的。但中國似乎沒有這個傳統。一個讀書人進入政
界，被看作是一種榮升；進入商界，那是偏離了讀書進仕的正道；如果下鄉，則會
被認為是受懲罰才有的待遇。這可能與當日中國體製無人身自由，以及讀書人“學
而優則仕”的傳統有關。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毛澤東的“階級歧視”——把整個
知識階級看得比整個勞動階級更“低賤”，這使人們在批判毛澤東和文革罪惡時，
連同他利用的教育思想也一起否定了。

◇　毛澤東“愚民政治”的曆史文化淵源

　　陳曉農：毛澤東更主要的誤區是輕視書本知識，這也有其曆史根源，主要是受
清初顏李學派，即顏元、李恭學派的影響。例如顏元說：“讀書人便蠢，多讀更蠢
，但書生必自智，其愚卻益深。”又說：“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辦經濟
愈無力。”“故二十年前，但見聰明有誌之人，便勸之多讀，近來但見才器，便戒
勿多讀書。”李恭說：“紙上之閱曆多，則世事之閱曆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
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比較一下就知道毛澤東這類觀點的出處，他年輕時熟
讀顏李學派的書。我父親也說過：“毛主席受顏李學派的影響大。”至於說到“反
智主義”，中國的老莊學說裏就有這類主張，如老子說：“慧智出，有大偽。”“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學無憂。”莊子說：“絕聖棄知，大盜乃止”等等。
為什麽人們現在不責備老莊和顏李，而責備毛澤東呢？因為老莊和顏李隻是說說，
而毛澤東卻要實踐。所以文科更需要百家爭鳴，各種學說應取長補短，求同存異，
不能拿一種學說壓倒一切。“反智主義”以及西方現代的“反科學主義”，我了解
得很少。

　　我父親保外就醫以後，已年近八十了，因長期坐牢，健康狀況不好，沒有能力
對所有的問題都反思。他沒有受多少顏李學派的影響，毛澤東就批評過他“書越讀
越蠢”。

　　因陸定一等與毛澤東１９６４年那段對話的影響，父親不同意我考文科，但他
也不是絕對反對我學文科，他認為如果我要學，邊工作邊學習同樣可以學好，認為
學文科，自學能力很重要。科舉時代，讀書人讀完私塾後，主要靠自學。父親的這
些看法與他自身的學習經曆不無關係，他的自學能力、讀書能力是很強的。他雖然
在上海大學和廣州中山大學的文學係學習過，但因經濟拮據，未能完成學業。當然
，後來他在蘇聯中山大學的幾年，學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知識，但總的來說，他的知
識主要靠自學，晚年他生活和讀書的條件都已很差，仍讀了大量的書。

　　陳小雅：其實，我對你提出的這個問題，也是我自己對自己父母當年教育的一
種反思。我覺得他們實際上是把子女生出來就看成革命事業的工具，連他們自己都
認同了工具的命運，更何況我們？我小時候對母親記憶最深刻的一句話就是，我小
學二年級的時候，她對我說：“你們將來都是國家的人。”我當時很傷心，覺得母
親不要我們了，她一心撲在工作上，嫌棄我們拖累她了！在這方麵，你父親是否有
意無意地認同了一種社會主義的發展戰略——把鋼用到刀刃上——為改變國家一窮
二白狀況，主要應先造就理工科人才？至於個人興趣，應服從國家利益……，這種
思維，與文革大量毀滅人文精神成果，摧殘文科人才，也是有關係的。對此，他後
來有沒有不同的想法？

　　陳曉農：關於個人興趣和國家利益的關係，他在延安時曾寫過《人性、黨性、
個性》一文。這篇文章在“批陳整風”中也被列為批判重點，說他是宣揚“地主資
產階級人性論”。他倒後，家裏的書籍都被抄走，１９９６年發還的少量書中也沒
有任何他個人的著作。我至今還無法找到這篇文章，所以無法陳述他的觀點。他保
外後已是風燭殘年，主要關注經濟問題，沒有餘力思考發源於１９６４年２月陸定
一與毛澤東對話，而在隨後的年月不斷加以落實的、以及其他更多的問題。

　　陳曉農說：中國近代自湘軍淮軍和北洋軍崛起，軍事首領主導國家政治以來，
文人的地位每況愈下。但這不等於文人沒有自己的見解。陳伯達提出“百家爭鳴”
、“唯生產力論”、“電子中心論”和批判“血統論”，梁漱溟提出以“法製”取
代“人治”，於光遠提出“改革開放”，都是例證。隻是這種見解必須被政治領袖
所采納，才會有實效，否則不僅會被棄置，而且可能會受批判。這也是文人命運的
悲哀

　　陳曉農：一個人的思考能力，會受到他本人處境的約束。你希望他反思文理科
問題，可另一方麵，匿名的“德高望重的老叔叔”，仍不減當年首倡“以鋼為綱”
之勇，抓住文革中“重點在批陳”的路線鬥爭綱，要他反思“叛徒、特務”罪；而
特別法庭則要他反思各項“反革命罪”；還有人要他反思其他各種各樣問題；他既
然早被批為“一不會做工，二不會種田，三不會打仗，專靠謠言和詭辯過日子”，
是個“讀書越多越蠢”的“腐儒”，哪裏應付得過來？他總得先反思官方給他歸納
的“唯心論的先驗論、反動的唯生產力論、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和階級鬥爭熄滅論
”這“黑四論”的問題，倘有餘力，才能反思其它。

　　再說了，我父親本人也是從事文科，也曾被當作人才。但其命運如何呢？一個
在服刑中度殘生的囚徒，精神長期壓抑，又已八十多歲了，記性處於人生最壞階段
，還能有多大的思考能力？

　　陳小雅：你說的那位“德高望重的老叔叔”是誰？

　　陳曉農：德高還是德薄，總要後人說了才算。但大名人匿名，實不多見，自是
有苦衷了，網上查一下就可讀到奇文。所謂“造謠有術”、“弄巧成拙”，讀讀此
文就能略知一二。

　　說到你父母對你的教育，我倒覺得，你對父母應寬容些，對上一輩的人不宜苛
求。每一代人都在不同的曆史環境中生活，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猶如我們不能嘲笑
古人很迷信，一舉一動都要先占卜一樣，我們也不能過分嘲笑上一輩的人。後代人
是因為站在前代人的肩膀上，才看得比較遠。像你父母，能在大躍進中同錯誤潮流
作鬥爭，就已經不容易了。一個人不可能件件事都正確。我對父親也是這樣看的。
前麵談到的他的一些正確主張，在當時，每一條的提出都不容易。不能設想他在複
雜的曆史環境下不出任何錯。現在的人覺得前人很蠢很笨，即使做對了也不值一提
，其實這是事後諸葛亮。對前人不宜求全責備。“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重
要的是今後應怎樣。

　　陳小雅：反思是為了吸取教訓，不是為了責備前人。我覺得，如果文革隻是毛
澤東一個人的問題，那倒好辦了，因為毛澤東已經死了，殘存的對他的崇拜，也決
不存在於那些一眼可以望穿的罪行方麵；他有可能借屍還魂的東西，是一些深層的
事物，譬如哲學基礎、文化背景、人性原因。我覺得，陳伯達並非對毛澤東沒有反
思。在《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中，我注意到他對毛有一句十分精到的批判，就是
說，一個人不可能管身後人的事。這說明，陳伯達十分清楚，一個人的權力是有限
的，能力是有限的，認識更是有限的。承不承認這一點，其實是民主政治和專製政
治的分水嶺。毛澤東的問題，不僅是要把個人的理想、路線、政策強加於人，而且
是要包攬同時代所有人的事務，不僅要包攬同時代的事務，還企圖包攬他身後世世
代代人的事務（至少是中國）。我研究毛澤東，批判毛澤東，到頭來也是歸結到這
一句話，所以，我看到陳伯達的這個看法時，卻有路遇知音之感。我希望能從你這
裏“刺”出更多東西。也許，在陳伯達有生之年沒有看到他仍信任的那個黨在這方
麵有所作為的希望，所以沒有留下更多的文字吧！

◇　陳伯達為何要出讓“百家爭鳴”方針“發明權”？

　　陳小雅：關於陳伯達的“公案”中，還有一件事情，就是出讓“百家爭鳴”方
針的“發明權”問題。劉少奇和康生都證明，作為一個方針，它最早是由陳伯達提
出的，連毛澤東也說這個發明權在陳伯達，但陳伯達為什麽在這種情況下，還要強
調是毛澤東發明的？據你看，這究竟是“光榮歸於凱撒”的愚忠？還是為了讓這個
方針得以順利實行的一種策略？

　　陳曉農：這與他自小接受的儒家文化熏陶有關。《書經》又稱《尚書》，是一
部早期儒家經典，其中有一段話：“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後於內，爾乃順之於
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後之德。”譯成現代漢語就是：“你有好的意見和謀略，
就進去說服你的君接受，然後你就到外麵順著人們說，這個好主意是君的指示。”
為什麽要這樣做呢？因為不同地位的人的意見在分量和影響上，是不一樣的。君的
指示，人家必須重視，必須照辦。一般官員的意見，人家理不理睬就不一定了。當
然，這樣做同時也是維護君的威信，但主要還是為好意見的貫徹實行著想。在人們
地位存在差異的現實中，你有好主意，領導采納了，你到外麵宣揚說這是你的主意
，領導隻是采納而已，盡管你說的是實話，效果會怎樣？你是把好主意的貫徹實行
放在第一位，還是把你個人的名聲放在第一位？所以，儒家的這些教條，也含有某
種智慧在裏麵，不宜簡單否定。

　　舉個例子，不一定準確。據我十幾年前看到的一本於光遠的文集，於光遠說，
改革開放最早是他的主意，鄧小平采納了他的意見。於光遠雖然這樣說了，但他似
乎並沒有四處宣揚。我覺得他這樣做是對的。說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與說於光遠
提出改革開放，效果不一樣。

　　陳小雅：我聽說開放、引進外資和搞特區，實際上是廖承誌的建議。有人提供
了這個線索，讓我去考證，我還沒來得及做這件事，這是另一部史的內容了……

　　陳曉農：有人認為文人隻是領袖人物的工具，因而不可能有自己獨立的見解。
這種觀點源於近代社會鄙薄文人的風氣。中國近代自湘軍淮軍和北洋軍崛起，軍事
首領主導國家政治以來，文人的地位每況愈下。在國家政壇上，文人自然是從屬於
軍事政治領袖，但這不等於文人沒有自己的見解。陳伯達提出“百家爭鳴”、“唯
生產力論”、“電子中心論”和對“血統論”的批判，梁漱溟提出以“法製”取代
“人治”，以及於光遠提出“改革開放”，都是文人在重大問題上獨立提出見解的
例證。隻是這種見解必須被政治領袖所采納，才會有實效，否則這些見解不僅會被
棄置，而且可能會受批判。這也是文人命運的悲哀。因此文人為求見解的伸張，往
往會循曲折的途徑。但無論如何，一概否定文人有獨立見解並在曆史的某些環節上
起了積極作用的觀點是不符合事實的。

　　　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６日第一稿；２００６年６月８日第二稿。

陳伯達小檔案：

　　陳伯達（１９０４年－１９８９年），福建惠安人，中共著名理論家，在很長
時間內曾是毛澤東身邊最重要的筆杆子之一。

　　陳伯達於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間國民革
命軍發動的北伐戰爭，後來去莫斯科工作。１９３０年他返回中國，在北京教書，
１９３７年去延安任教，並任中共中央軍委副秘書長，毛澤東的政治秘書，發表了
《三民主義概論》、《中國四大家族》、《竊國大盜袁世凱》、《人民公敵蔣介石
》等政治論著。

　　陳伯達在１９５１年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３０周年寫了政論文章《論毛澤東
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相結合》和《毛澤東論中國革命》，奠定了
他作為中共黨內重要文件起草者、毛澤東思想最高傳達者的地位。先後出任政務院
文教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國家計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職，是《毛澤東選集》的主要編輯者、中華人民共和國第
一部憲法的主要起草人。１９４９年和１９５７年曾兩次陪同毛澤東訪問蘇聯，分
別同斯大林和赫魯曉夫會談。在中共八大上，陳伯達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
委員。１９５８年，陳伯達開始擔任中共中央機關刊《紅旗》雜誌的總編輯。

　　“文化大革命”初期，陳伯達由周恩來推薦、毛澤東提名出任權力很大的中央
文革小組的組長。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又晉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五名常委之一，
被列為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第四號人物。在１９７０年廬山九屆二中全
會上，毛澤東為了打擊林彪的需要，批判陳伯達的所謂“天才論”，將之投入監獄
，在全國展開“批陳整風”運動，後來更將之打成“林彪反黨集團”成員；在１９
７３年中共十大上上陳伯達以所謂“國民黨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
義份子”的罪名被永遠開除出黨。

　　“文革”結束後他被最高法院特別法庭作為“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判處
１８年徒刑。但他很快由於健康原因獲釋，１９８８年正式刑滿釋放，被安排在北
京文史研究館。翌年９月去世，終年８５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