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康生的書法——此文作者外行，多處胡說八道，僅供參考。

關於康生的書法——此文作者外行，多處胡說八道，僅供參考。
楊浪：關於康生的書法

　    關 於 康 生 的 書 法 　

　

　　在網上看到一件材料，說雲南“石林”那兩個字原來是康生寫的，後來被鑿去了。

   
　　三十多年前我在雲南當兵的時候，部隊駐地正在昆明市與路南石林之間。因為是個訓練部隊，每撥學員畢業的時候，總要去那兒玩一趟，所以那些年沒少往石林跑。不過當時真的沒有注意那兩個字的落款。今天“石林”的字是國民黨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的款，找到以前的照片，盡管模糊，字體肯定變化不大，但是刻字的位置變了沒有？我沒有確證，又希望求真務實，於是隻好把照片貼上來，求雲南的朋友們考證了。順便的，“研究”了一下有關康生的書法。因有此文。

   
　　1980年10月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公布了已故康生的罪行，決定開除其黨籍，並撤銷其《悼詞》。是故，如果“石林”的兩個字有變，該是1981年以後的事了。

                                               

                                            

 

 

 

 

 

 

 

 

（左為劉少奇1962年攝，右為丁光訓90年代攝，注意其上下位置似有區別）

 

                  （一）

   
　　康生是中共最著名的書法家，其字在當代書法家裏獨樹一幟，這大概是沒有什麽爭議的。

   
　　今天容易讀到的康生的字在三聯2002版的《田家英與小莽蒼蒼齋》裏麵，書中收有康生贈田家英的一部補書《醒世恒言》，因為該書缺佚七十餘處3670字，該書第一冊的卷尾，康生用習見的“康體”補了118字，因為和原書的木刻仿宋字不匹配，從卷三起，他以筆代刀，幾千個小楷字從頭至尾無一懈怠地寫了一遍。他在卷四前的梓頁做了如下表述：“此卷缺二頁，故按《世界文庫》本補之，初次仿寫宋體木刻字，不成樣子，為補書隻得如此。”據說這是康生在建國之初泡病號的幾年中，值得留下的東西。

   
　　今天偶爾能夠看到康生書法時常是拍賣會上；還有上世紀60年代榮寶齋出版的《寶晉齋法帖》封麵上的五字狂草；一本號稱“天下小楷第一”的《曹娥碑墨跡》也是由康生題簽。“曹娥碑墨跡”五個字不再是狂草，而是帶有隸書特點的楷書，寫得筆墨沉著，即一般所謂的“康體”。《田家英與小莽蒼蒼齋》書中還可以看到一幅他寫給田的對聯“高處何如低處好，下來還比上來難”。此外，１９６１年，中央重提雙百方針，《人民日報》創學術版，報頭“學術”二字即由康生題寫；郭沫若故居原來在當眼處所擺巨幅書作《黔之驢》，也是康的手筆，不過在郭居開放時已撤去；當年《文物》、《考古》和《中國古代音樂史料概覽》的題字也是康生的手筆，不過前二者現行的刊名又是換成郭沫若的字了。

   
　　傳說中的“康字”還有一幅他送給劉少奇的十四折扇麵，兩指間寬，康生用蠅頭小楷謄抄了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篇文章！

 

                   （二）

 

 

 

 

 

 

 

 

 

 

 

 

 

 

 

 

 

   
　　章草是漢魏之間出現的一種書體，它在西漢時已出現，至東漢趨於純熟。至西晉，章草已開始向今草演化；至唐，章草幾於絕跡：曆數百年至元代以後，才又複興章草，風格已大異於古人。北宋黃伯思在《東觀餘論》中總結說“章草惟漢魏西晉人最妙，至逸少變索靖法，稍以華勝，世傳書諸葛武侯對蜀昭烈語及豹奴等章帖，皆逸少書也。” “逸少”是王羲之的字，作為“書聖”，他奠定了今天中國書體的大模樣，而此前的書體，則越來越具有收藏、鑒賞和研究的價值，這或許就是前些年故宮博物館花大價錢收購“索靖”書法的原因。

   
　　擱半個世紀以前，寫章草的書家似不很多，人民幣上的“中國人民銀行”六個字算是一例，不過竟稀罕到有人去考證它的作者是誰的地步。近些年在書法展覽中已經越來越多地看到一些“章草”作品，這恐怕與書家在“複古”中追求變化與創新有些關係。今人論，草書的最初階段是草隸，當時是為了“趨急速”便將隸書寫得簡易些，這可以從近年來出土的不少楚、漢簡牘中看到摸樣。到了東漢，草隸進一步發展，形成了章草。所謂章草，也就是筆畫帶隸書波磔的草書。章草的波磔一方麵是受隸書波磔的影響，另一方麵也是為了美觀、規範化，漢末隨著魏晉玄學的興起，人們審美趣味發生變化，隸書因過度程式化已喪失活力，所以章草也不可避免地向今草轉化。                                  

 

　　介紹康生的書法，王力是有資格的。王在文革中很是“紅”了一把，後來卻又被江青打做“小爬蟲”。68年初，北京滿大街的標語“打倒‘變色龍’楊（成武　 時任代總長）、餘（立金　 時任空軍政委）、付（崇碧　 時任衛戍區司令）與‘小爬蟲’王（力 　均為中央文革成員，下同）、關（鋒）、戚（本禹）”，在那以前，王力一直在中央作為“秀才”，與康生多有過從。

　　王前些年在香港出過一本回憶錄，其中說到堂奧上各位領導人的書法：“康生的條件又是別人比不了的。他家從明清時就是大地主，家裏有很多文物，他們從小就有臨寫真本真跡的條件。他參加革命後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開的職業是開藝術照相館，標價死貴，鬼也不上門。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閉門寫字。他在第三國際當執行委員時，閑暇時也是寫字。他寫字寫了一輩子。在延安時他騎快馬摔了一跤，損傷了腦神經。解放後，腦病發作，就覺得四周都是嘩啦啦的延河水。蘇聯專家給他治病的同時，他用頑強的毅力用蠅頭小楷抄寫西廂記，以集中精神有利於治病。一字一句，一連寫了十幾本，居然就治好了腦病。”
　
　　書裏還記載了最早的人大常委副委員長陳叔通的說法，當代中國有四大書家，康生、郭沫若、齊燕銘和沈尹默。“按陳叔通的說法，真草隸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開弓。尤擅章草，精通篆刻。陳叔通家中就有康生書的真草隸篆的四幅屏。”              

 

 

 

 

 

                  （三）

   
　　關於康生其人的政治德行已有定論。有關他在收藏中的德行卻似乎其說不一。

   
　　前幾年，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報刊都有文章說到康生利用文革，霸占和盜竊文物的故事。

　　今版的《康生傳》（美　 約翰·拜倫、羅伯特·帕克合著 社科院出版社出版）載：

　　
　　“康生並非任意地盜竊珍寶，他有識別力，也有辦法。他控製著文物局倉庫，被沒收的珍品就存放在那裏，當紅衛兵計劃搶劫某個著名鑒賞家的家時，他安置在那裏的代理人就會通知他，無論何時新到一批古玩珍藏，代理人都要告訴他。康生會要幾份草擬的沒收物品的存貨清單，親自檢視掠奪物，選擇他所要的東西。有時候他親自發起對著名收藏家的家庭襲擊，指示他的副手組織紅衛兵去掠奪特定的居民。

    康生訪問文物局倉庫的記錄往往由敏感的工作人員和管理員保存和歸檔。這些記錄顯示，從1968年到1972年，康生以這種方式偷竊了北京文化菁英中96人的圖書和收藏。他為自己搜集了12080卷善本書——比其他任何激進派領導人都要多，占移交的善本書總數的34％，古玩1102件，占移交總數的20％。隻有林彪盜用的古玩比康生多。

    除了當場盜竊之外，康生在購買文物時進行了充分的討價還價。一幅價值數千美元的宋代繪畫，他用10美分買下。他為價值超過86000元的繪畫支付了2364元，為價值74000元的古玩隻支付了250元。康生“購買的文物”價值總數隻有8萬美元左右，但是那時中國與國際市場相隔絕，所以估計的中國藝術品價值總額遠低於其真正的商業價值。康生打折扣購買的文物在商品交易市場的價格是數百萬美元。

    文物局官員往往是很勉強地把珍寶按康生所要求的價格賣給他，他們不敢拒絕他。當文物局的一位行政官員堅持認為康生支付的數目太低時，康生要他的秘書指責這位官員“缺乏無產階級感情”——這種指責可以使此人在意識形態上的誠實受到懷疑，並且提醒他，康生作為無產階級的領導人，可以製訂他自己的價格標準。”

   
　　不過在王力的回憶錄裏，卻有另樣的描述：

   
　　“文革開始後，因為忙和亂，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廠了。但他積極反對把文物歸為四舊。毛澤東也這樣，他根本不讚成破四舊，四舊是陳伯達提出的，但他說的四舊也不包括文物。在大動亂的年代裏，康生也是反對任何人破壞任何文物的。他自己沒損壞過一件文物，對破四舊他曾主張堅決糾正。就是在他的建議下，毛澤東派戚本禹搶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銅的古銅器，戚本禹為此講了一篇話，日本共同社作了報道。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別是善本書和部分字畫都很值錢。據穀牧同誌介紹，康生在文革前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獻給國家，一分錢沒要。可現在卻有人說，康生是文物盜竊犯。例子是康生把一個人家中被沒收的一個有百根柱子的硯台據為己有，還說硯台是乾隆皇帝收藏的，並收入《西清硯譜》，邊上刻有乾隆的題字，康生把乾隆的題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康生會那樣幼稚無知嗎？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寶貴嗎？”

   
　　王還堅持認為：“包括人民日報在內部都把康生說成是盜竊文物的罪犯。這是不負責任，違背事實的，也是不講良心的。康生在別的問題上有錯誤，特別是在傷害幹部上有重大錯誤，包括對王力他都做了昧心的事。但我不能因為他曾經迫害過我，就不顧事實，在所有的問題上都罵康生。看到一個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顧法律的、道義的任何責任，無理地辱罵他從娘肚子裏起就是壞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壞，這種風氣很不好。康生在別的方麵所做的事，在這裏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問題上，我是最有發言權來評判他的。我的結論是：康生在文物問題上不但無罪，而且有功，功還很大。”

  
　　王力曾長期在康生手下工作，他的有關敘述是否可以信從，是個見仁見智的事。不過這裏倒不意間流露出文革初期堂奧上對“破四舊”的態度區別。至於文革前康生對文物工作的態度，今天有限的文字中，倒是褒多貶少的。

   
　　文革前，康生經常到榮寶齋去，一篇回憶榮寶齋舊事的文章中說起過這樣一件事：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糧食緊張。榮寶齋裝裱字畫用的麵得不到解決，連肖勁光大將和傅鍾上將來裱畫都要自帶麵粉。一次，一位智利畫家也來裱畫，自己帶了一包燕麥粉，結果是既不能用來裱糊又不讓通融。康生知道此事後當即表示：“我們在經濟上是碰到了暫時困難，可也沒困難到這個地步，連外國朋友裱畫都得自帶麵粉，這怎麽成！榮寶齋裱字畫所用麵粉問題由我找有關部門解決。”第二天，北京市糧食部門負責人根據商業部長的電話指示，表示對榮寶齋的裱畫用麵全部照需供給。

   
　　這篇文章還說，康生來榮寶齋大都是欣賞新收購的舊字畫，很少買東西。六十年代初，他曾在榮寶齋裱過一幅對聯，拿來時沒問裱一裱需要多少錢，取活時，裱工收了他八十元。為此，使他吃了一驚：“我當初在地攤上買這對字時才花了二元錢，裱一裱要這麽多的錢呀！”裱畫師傅說：“康老，榮寶齋有規定，不管買字畫時花多少錢，裱字畫時一律按工料收錢。”康生聽後，笑了笑，說聲：“謝謝老師傅！”便告辭了。

　

　　人們論書，總愛“書”“人”兼論，“字”“品”互校。其實，遠的如蔡京、嚴嵩、秦檜，近的如鄭孝胥、康生，都有人品致下，書品致高的現象。一種成熟、自信的文明似乎完全不必因人廢字，比如嚴嵩題寫的“六必居”至今仍然在大柵欄那兒掛著，對於康生的書法，也大可不必處處遮蓋斧鑿之。倒是康生小楷撰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扇麵，如今不知藏在哪裏？我想，這件東西，要是收在國家博物館裏，必是件深鐫著上世紀下半葉中國莫測政治曆史的巨藏！

 

注：前幾天寫了本文，今天要貼之前再查了查，居然查到了石林的導遊詞，這裏幾乎把“石林”題字的事情說清楚了，同時說明一些傳說大約是來自這個陳述：“各位請看前方石壁上有兩個鮮紅的隸書大字“石林”。據記載，原雲南省主席龍雲於1931年3月到路南視察水利，途經此地，看到石峰如森林，於是題下“石林”二字，由隨行的特邀顧問，雲南宿儒周忠嶽代書：“石林龍雲題”。並撰跋於題刻下方。“石林”二字原是行書。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康生來石林時，提出將“石林龍雲題”全部鏟去，並書寫“石林”二字，交管理處辦理，但人們認為康生所書的“石林”二字並非上品，也沒采用。由於當時的曆史原因，將“石林龍雲題”鏟去，又從著名的曲靖爨寶子碑帖上集“石林”二字鐫刻其上。現在所見石林二字，書法在隸、楷之間，結構古樸，運筆有力，拙中帶巧，古意盎然，為天造奇觀增輝。而龍雲題三字是龍雲的兒子龍繩文於1985年9月22日來石林親筆書寫的。”http://kunming.yiyou.com/html/24/7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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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jart.cn/shop/bbs/printpage.asp?BoardID=16&ID=362　

博客主人：楊浪

簡介：
 　　財訊傳媒(seec)集團副總裁，中國證券研究設計中心媒體管理部副總經理。享受政府特殊津貼。上世紀８０年代起先後在《中國青年報》、《三聯生活周刊》、《中國青年》雜誌、《財經時報》、《財經》雜誌任高級職務。這裏文章較多,建議閱讀時根據興趣注意下麵的文章分類。

　　所謂“康體”，其實是章草韻味十足的筆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