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十大敗筆——來源：韶山毛澤東圖書館交流園地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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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毛澤東的十大敗筆

作者：叮當

等級：超級版主
文章：291
積分：3353
注冊：2006年9月7日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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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十大敗筆以一種超脫的感覺審視毛澤東的一生，有許多的疑點可供後人做出負麵的評判。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評判也受到當事人與這些事件是不是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利害關係、個人的洞察力、所居有的立場、所使用的標準等諸多因素的限製。

每個人的眼中和筆下都會有不同版本的“毛澤東的敗筆”。更有甚者，還會有一些頗為另類甚至反諷的評價方式，比如說毛沒有堅持隔江而治是敗筆，因為這樣消滅了競爭者而讓民主得不到貫徹而知識分子沒有了選擇的餘地而不得不被強行洗腦。

筆者的標準，是主要從結果來判斷而兼顧動機和策略。隻要是大大地影響了戰爭、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個人威望的線性提升且在一時造成了特定局麵的停滯甚至被動的決策和作為，都視為敗筆。評價的界麵置於一個長遠的橫斷麵上，而不拘泥於短期的影響。

這樣的標準可能會與官方或流行的觀點有一些不同。對於某些也造成了相當大的被動甚至災難但因其動機和基本操作上的失真而發生了“窯變”或失控的決策和作為，我寧肯定義為疑筆即可以爭議的策劃。

比如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是作為一次大規模的二次革命、一次旨在掌握政權的情況下對過於頑固的官僚主義的宣戰、一次通過自己製造的風浪而檢驗年老一代的的耐擊打、適應時勢、更新觀念和年輕一代的抗風浪、反潮流、造反能力的革命而發動的。

“從大亂走向大治”以及諸多的口號如“要文鬥不要武鬥”都是毛澤東的精心設計。這場革命在操作上受到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的影響而有些變形，打擊麵太大甚至殺傷力太大從而發展為一場“浩劫”，那是毛澤東也始料不及的事。

這一運動，毛澤東本人不但沒有半點否定的表示甚至把它高高地置於自己一生所作的二件大事之一。因此，過早地就這場運動做出完全否定的態度可能有利於政治局麵的穩定而不符合超然的評判觀。

還有一些並不被稱為敗筆的決策和作為，因為確實有損於毛澤東的思想和智慧形象，並在相當程度上違背了一貫正確的主流理念，且確實造成了對中國革命的相當程度上的被動甚至失敗，也應該列為敗筆。

選擇毛澤東一生所作的相對消極或失敗的決策和作為中的十個最有代表性的敗筆也是艱難的選擇。這也取決於不同的研究者的不同判斷。但是，此敗筆與彼敗筆是應該可以做比較的，如果標準是一致的。

依筆者本人的理解並受到本人的局限性的影響，我把毛澤東一生的十大敗筆歸納如下——

一、 長沙之戰

毛澤東親自指揮下有過兩次長沙之役，都以失敗告終。第一次是組織秋收起義就是以會攻長沙為最終目標，但是，臨時組織的這一個師的工農兵武裝確實不足以戰勝強大的反動武裝。毛澤東甚至沒有等到三支部隊會師長沙城下就下達了向文家市轉移的命令。

做為毛澤東敗筆的是他的第二次長沙之役。在李立三的攻打大中城市的指示下，彭德懷的三軍團曾經乘隙攻入長沙後又退出。此後毛澤東率領一三兩個軍團對長沙進行大規模行動遭遇了重大失敗，並因此讓自己的妻子、妹妹、弟妹等數人充當了何鍵的刀下之鬼。

當時的工農武裝，如毛澤東所研究的那樣是可以在軍閥混戰的局麵下生存下來的，但要想搶占大城市或相對富庶的地區還不大可能。也許就是從攻打長沙失利開始，毛澤東變得更加務實。以後的拒攻南昌和贛州就得自於這樣的教訓吧。

二、 土城之役

把一場計劃中的殲滅戰打成了遭遇戰是甚至是消耗戰，連毛澤東都說“土城之戰實際上是一場敗仗”。

軍史上所說的傷敵三千自損八百（6）的話很難有什麽事實依據。麵對郭勳祺的“模範旅”和比預想多一倍的敵人，毛澤東最初是想用一場象模象樣的殲滅戰來為遵義會議後重掌兵權的自己來一次確認的。可川軍實在比泥做的黔軍強太多。而紅軍隻憑大大減員的三五軍團根本就搞不定，不得不動用精英雲集的陳賡幹部團來打實在有些大材小用的衝鋒才穩住了局麵。

重出江湖的毛澤東未勝反敗，並被凱豐譏笑。縱使在遵義擴紅五千，中央紅軍的實力已經大大地減弱。何況因為沒有穩定的後方用以收容和養護傷員，紅軍戰士是傷都傷不起的。所以，在那樣的特殊環境中，除有必勝把握和非打不可的必要，盡可能地避戰並不能算做消極。可毛澤東剛剛在遵義會議上批評了博古“進攻上的冒險主義、防禦上的保守主義和轉移中的逃跑主義”，急於用一兩場大勝來提升紅軍的信心和自己的威信，以至於沒有做太多的調查就倉促決定開戰，於是有了土城之敗。

三、 西路軍慘敗

西路軍的慘敗也許應該由毛澤東、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董振堂等共同負責。但做出這一渡河決策的張國燾肯定要負首要責任。不願意徹底服從毛澤東決策的張總政委希望通過這一渡河之舉切實完成寧夏戰役方略以溝通與蘇聯的地理聯係並可能由此獲得相當的政治資本，但是可惜，渡河部隊僅僅過了兩個軍就被國民黨部隊遮斷。徐陳所指揮下的西路軍遭遇了馬家軍的瘋狂反撲，以致於在高台被擊潰擊散甚至全軍覆沒。向西突圍的李先念部幾百人到達星星峽，徐陳化裝脫險，而董振堂這位寧都起義的英雄也與他英雄的五軍團（當時叫五軍）一起犧牲。

當時的毛澤東正在忙於西安事變和抗日統一戰線的談判指導。他采取了兩大措施援救西路軍。一是通過周恩來向國民黨方麵要求放西路軍一條生路，這一談判沒有取得多少結果；二是組成以劉伯承為司令員張浩為政委的援西軍，謀求過河增援，但還是太晚了。

在與國民黨方麵進行改編談判時，毛澤東一直主張建立四個軍或四個師，其中林彪、劉伯承、賀龍和徐向前都是內定的主官。以此而論，兵強馬壯的四方麵軍可能會被編二個師。但是，隨著西路軍的覆滅，徐向前的主管資格也因為隻被劃定了三個師的編製而被取消，最後隻好擔任一二九師副師長。

毛澤東的責任主要體現為援救不利。從稍晚才派出援西軍，而這支部隊主要由原四方麵軍的部隊組成而沒有一方麵軍和二方麵軍的部隊的這一事實，可以依稀地看出毛澤東對此事並不是特別地熱衷。這當然可以理解為對張國燾自行其是邏輯和如董振堂等原一方麵軍指揮員在另立中央時對毛澤東們的詆毀的懲罰，但是，這二萬一千多名紅軍戰士占當時紅軍總數的三分之一的這一點則充分說明毛澤東所應該負有的不可推托的急迫義務。

對於西路軍的失敗，毛澤東的責任雖然是間接的，但是，放任一支二萬多人的部隊覆滅而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挽救之，這本身就是當時已經成為軍委負責人的毛澤東的敗筆。

四、 皖南之變

皖南事變在一個不利於共產黨方麵的時間和地點的發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毛澤東的判斷失誤。如果能夠料到此一事件發生的強大可能性而不是故意地去拖無能為力觀望，新四軍從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以後有充分的時間北移。

毛澤東在麵對何白皓電時先後因不同的判斷而產生了無視、反擊、拖延、執行四個不同的決策，隻是在十二月的最後關頭才認識到不移是不現實的。可在這個時候，留給本來就不想北移的項英的時間已經不多了，而他又在移動的過程中選擇了南下這一死局。皖南事變以最為悲慘即在政治上沒有多少有利之處的方式發生了。

如果不是趕上馬上就要召開國民大會，如果不是日本人乘隙發起對湯恩伯的攻擊，皖南事變後國共兩黨的分裂和對抗形勢會更加嚴重。早就把共產黨軍隊在敵後的發展視為“切腹之痛”且早就想通過日本人減少共軍實力的五分之三的蔣介石，與堅持獨立自主的敵後遊擊戰、以擴大力量和發動群眾為軍隊主要任務的毛澤東之間的方針對抗，肯定會一次又一次地導致兩黨軍隊之間的火拚。在這種局麵下，毛澤東不能有效地說服項英離開那個麵敵北頑的險地，也是一種失誤。當然，長江南北分設東南局和中原局的作法，也確實讓項英感覺到：堅守不出僅僅是一種軍事風險，而渡江則是一種政治風險。

新四軍九千多人的被聚殲，這是最擅長“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戰術的毛澤東的奇恥大辱。要知道，當時的新四軍總數也不會超過六萬人——後來編入的新四軍有八路軍的幾個縱隊。

五、 三線四城之役

解放戰爭拉開序幕，我軍在華北方麵在軍力上占有一定的優勢。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下達了在三線即同蒲線、石太線、平漢線上相機對四大城市即大同、太原、石家莊、保定進行攻奪的戰役。依照這一指示，晉察冀部隊對大同進行了圍攻作戰。因為攻堅能力和大年代團作戰經驗的嚴重缺乏，這一戰役不但沒有達成目的，反而把已經掌握在我軍手中的集寧丟失，並直接地導致了張家口這一北方重鎮的失守。在反複作戰中，我軍也損失很大，有資料說達幾萬人，並因此導致了在華北對壘的墮入劣勢。

太同尚且不能攻破，對太原、保定、石家莊就更不要說了。從這個意義上，大同戰役的失敗就是整個“三線四城”計劃的失敗。

毛澤東顯然犯了判斷失誤和輕敵的錯誤。經過了抗日戰爭的洗禮，八路軍力量有相當的擴張。但擴張的實際程度如何以及戰鬥力如何卻在毛澤東那裏是一個未知數。雖然他在各種報告和采訪中總是可以驛敵我力量對比如數家珍，但這些統計數的來源仍然是可疑的。在抗日戰爭中，八路軍很少進行攻堅作戰和大兵團作戰，這方麵的戰鬥力是不可以寄予較高期望的。在這種情況下提出大規模攻城掠地的作戰是有些不現實的。

毛澤東顯然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而低估了曾經被日本人打得東逃西竄的國民黨部隊的實力。後來的回憶也表明，大同作戰中，國民黨方麵也已經到了強弩之末，可惜的是我軍部隊首先撤圍並在保集寧和打大同的問題上發生矛盾，從而錯失戰機。但無論如何，我軍實力沒有想象的強而敵軍實力也並不是很差這一點，是毛澤東所沒有慮及的。不然，一向對攻堅有相當警惕的毛澤東不會提出如此宏大的戰役計劃，而這種計劃的操作能力一直到三年後才變成現實。

三線四城的失敗是一次交學費之舉。有了這次失敗，毛澤東也就多了許多的冷靜和清醒，他的“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為意”、“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戰略才得到更大程度上的英明性確認。

六、 四平攻防戰

斯諾說林彪從來沒有打過敗仗這本身就是錯誤的，林彪在長征前也打過數次冤枉仗。在後來的東北戰場上，林彪再次在四平這個小小的城市，連續栽了兩次跟頭。但又必須說，這裏的失敗有毛澤東指揮上的失誤。

最初的四平防禦戰，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在談判中可以獲得更多政治利益的需要。林彪的部隊一直堅持到了差點就要被國民黨機械化部隊合圍才撤出。在經受了八千人的損失之後，毛澤東仍然不得不下令撤出。因此，四平保衛戰甚至可以稱為毛澤東政治和軍事上的雙重失敗。

後來的四平攻擊戰，因為陳明仁的能守和地形上的有利，而讓林彪大觸楣頭。這次戰役的失利被國民黨方麵大事張揚很讓林彪和毛澤東失了一些臉麵。而在後來，毛澤東也對陳明仁說出“你比林彪還會打仗”的話。讓毛澤東慶幸的是，陳明仁這樣的將軍，並不受蔣介石重用。否則，林彪的敗仗說不定還要多些。

七、 七月分兵

把正在受到國民黨軍重點進攻的華東部隊一分為三甚至一分為四，讓本來特別能打的華東部隊（包括原來的新四軍華中部隊和山東八路軍部隊）一下子呈現捉襟見肘的被動局麵。在很早的對局中就創造過殲滅敵人五萬以上戰績的華東部隊，成了被國民黨軍戲稱為軟蛋的散兵遊勇。陳粟、許譚、葉王陶、陳唐等板塊各自為戰而又不能有效協同的結果是，敵人以一個強力的軍（五軍）就可以在四處遊走而沒有危險。

七月分兵使得擅長大兵團作戰的粟裕未能發揮出他的特長，也讓華東局麵人為地僵持了太長的時間。後來，不再執行挺進閩浙贛任務的葉王陶部隊與陳粟大軍會合後，加上已經挺進中原的劉鄧大軍和陳謝大軍，華東和中原和形勢立即有了改觀。對毛澤東本人而言，他基於全局的神來之筆也越來越多。

八、 負氣三八線

如果說抗美援朝在第一和第二次戰役中取得了相當大、大到美國人都摸不到頭腦的勝利而讓美方開始在聯合國策劃停戰是毛澤東的重大勝利的話，因這輕敵和在政治上考慮過多的越過三八線作戰則一方麵讓共和國出國作戰失去了在國際上的優勢，又因為確實地暴露出後勤保障不力、對美國軍隊戰鬥力低下、機動能力嚴重不足的缺陷而讓美國人找到了“磁性戰法”等對我軍進行有效打擊的方略。

三次戰役後，抗美援朝成為一次超大規模的出國作戰。從原來的一個兵團增加到一直保持三個兵團十二個軍的規模，讓這次作戰成為巨大的累贅。

凍傷的誌願軍戰士比負傷的還要多，這與經常吃不飽跑不動一樣成為巨大的減員因素。抗美援朝打成了嚴重的消耗戰，並越來越需要大量的人力損失抵消美方的軍事優勢。

而且，從最後的結果來看，越過三八線卻並不能守住三八線的形勢仍然讓板門店談判呈現對美方有利的特征。也就是說，在三八線上的“負氣”之舉除了損失幾十萬的死傷和幾個億美元的損失之外，並沒有獲得多少實實在在的收獲。如果在二次戰役後就接受美方的談判要求，政治上反而更有利（11）。

九、 反右擴大化

毛澤東有一項比之於曆代帝王都不及格的成績，就是對知識分子的籠絡之策不過關。
毛澤東自己都承認他比秦始皇還要嚴厲。“秦始皇才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他的文字獄，如果僅僅從數量上看，也比清朝皇帝還要凶猛。從王實味到蕭軍，從丁玲到胡風，從梁漱溟到吳晗，從整風到反右再到文革，一次次相對於知識分子的殘酷鬥爭足以讓他們中的相當部分喪失配合的熱情。

反右尤其是毛澤東的敗筆。他自己發動了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提意見，又是他自己因為其中的某些意見而對他們進行反擊。隨著反右的擴大化，五十五萬名各級知識分子因為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而被部分或全部地剝奪發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士可殺不可辱”，毛澤東通過反右、五七幹校、洗澡等措施，加之於諸多自由知識分子心上的受辱感覺，是無法抹平的。因為反右，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如陳寅恪、傅雷等開始對共產黨人充滿戒備。當然，還有許多充滿敵意和恐懼的，甚至逍到了國外。
最為可惜的是，如費孝通等一大批滿懷熱望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專家學者，也因為被實行這這種柔性的專政而被剝奪了相對於群眾的平均水平而言是超高的生產力。

因疏遠而導致被疏遠、因冷落而遭遇冷落，反右運動讓毛澤東的魅力大降。畢竟，知識分子是社會的一種理性存在和睛雨表。失去了相當數量和相當程度的知識分子的支持，毛澤東的社會主義便不能不增加了許多的曲折。比如中說，如果有知識分子的廣泛參與，大躍進說不定會轉化為一場真正的經濟跨越。

縱使是文化大革命也不能阻止如南京長江大橋、原子彈和氫彈的實驗成功，但是如果沒有反右擴大化，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建設不是會更加令世人矚目麽？

十、 接班人怪圈

毛澤東在接班人問題上的反反複複，不僅僅對他本人的政治生命，而且對他所鍾情的事業，都有著相當的負效影響。

一個個思維怪圈在左右著他。他希望自己的接班人不是一個無能的人，但卻不願意這個有相當能力的人超越了一定的忠誠範圍；他希望這個接班人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人，但同時希望這個人對於自己那相對偏左的一套可以全盤接受；他希望這個人是一個老實人，但又期望他有足夠的廚房和把握全局的能力；他當然希望接班人是自己的親信甚至心腹，但卻不願意他有哪怕一點點讓自己感覺別扭的地方。

按照人們大都能接受的說法（10），毛澤東先後物色、確定、培養、考察了五個接班人，分別是：劉少奇、鄧小平、林彪、王洪文、華國鋒。

選擇劉公是因為他與自己在諸多方麵的觀點都很相近，而且，他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有自己獨特且堅定的確認方式。劉在建國前的政治業績並不一定比得上周恩來，但劉優於周的地方是：他是狂熱的毛澤東分子，而周是數朝元老以及一個對政治有過分理性認知的政治家。

劉先是在七大上後是在建國後被賦予了僅次於毛澤東的權利和威望。在掌握了足夠多的實權如國家主席之位後，劉的勤思好學和務實讓他越來越走向對毛澤東本人的某些原來就有些盲從的崇敬而一躍變得自主甚至叛逆。他越來越願意聽從屬下關於疏遠毛澤東的意見並逐步形成由自己親自進行相對於毛澤東的糾正或爭執。經過了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上先於毛主席進行的政策檢討和一九六 四年關於四清問題的爭辯，毛澤東對劉公的忠誠性發生了懷疑，並偏執地認為中央和北京都出現了“修正主義”的“黑線專政”，他不得不到上海這個新生的革命基地去發動文化大革命。

鄧曾經在中央蘇區就被定為“毛派”。抗日戰爭及以後，鄧在一二九師和二野以及後來的淮海戰役總前委建立了豐功偉績。建國後他出任財政部長和總書記，並擔任過軍隊的總參謀長。如鋼鐵般堅定的鄧有著不差於毛澤東的自信。這種自信發展到相當的程度時就必然與毛澤東的威嚴、威信和威望發生矛盾。在最為嚴重的時候，毛澤東看到的是他的是坐在遠離自己的地方對自己的最高指示充耳不聞，而他所領導的書記處也是“獨立王國”。毛澤東一怒之下把他和劉一起打倒。

但是畢竟，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有一套的鄧對毛澤東還是有著異乎尋常的吸引力。林彪倒台後，因為周的推薦，鄧公再次複職。毛澤東忍受了他對江青一夥的鬥爭，卻容忍不了他對文化大革命的繼續抵觸。無奈之下，毛澤東再次放棄了鄧。

林彪與毛澤東的默契遠遠地早於劉。但主要是在軍事上在行的林剛開始並沒有納入毛的接班人視野。但在諸多重大關頭都義無反顧地支持毛澤東的持續甚至看上去的愚忠很得毛澤東賞識。尤其是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被迫或情願做出的自我批評得到的是林彪把路線分成“毛澤東一貫正確的路線、左傾路線和右傾路線”的呼應，更是被毛澤東引為知己。如果不是因為在林和張春橋之間出現了一些取舍的矛盾，以及林對於國家主席的過分熱衷，林這個已經被寫到黨章中的接班人應該是可以順利交接了。
在毛澤東的初衷裏，文化大革命本身就負有在大風大流中鍛煉接班人的作用。繼毛周劉等三位帥哥政治家之後的又一位豐神俊郎的青年才俊王洪文脫穎而出，並被提拔到中央副主席的位置上，毛澤東確實是把他當成接班人來觀察和培養的。可惜，政治上不成熟的王迅速地投入江青集團，而在毛澤東的內心裏，他不希望接班人是出自哪一個左或右的派係裏。加之老幹部們對王洪文的抵觸甚至輕視，毛澤東無奈地放棄了這位文革的“闖將”。

選擇華國鋒與其說是一種深思熟慮的結果不如說是一種無奈。政治局從文革以來一直明顯存在的派係讓毛澤東充滿警惕。他可能不認為哪一個派係可以不偏不倚地代表黨和人民。於是，他選擇了政治上中立的華國鋒做為自己的接班人。聯係他在臨終前對身邊人的寄予厚望，這一選擇可能也是一種過渡。可是後來，這種選擇果然成了一種過渡……

無論如何，毛澤東的多次對接班人的選擇都是失敗的。這不能不成為他一生中的重大敗筆。2006-9-7 10: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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