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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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十六——二十）
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十六）
曆史我記錄，讓曆史不再隻是王侯將相
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十六）
丁凱文
[編輯]十六、毛澤東的南巡和吳法憲的醒悟
關於毛澤東的南巡，筆者曾撰文專門予以探討－－《毛澤東的南巡與倒林陰謀》，網友們如有興趣可去本壇本人文集閱讀。筆者認為毛澤東的這次南巡集毛所有陰謀之大成，最主要的幾個特點就是：（一）捏造罪名、欲加之罪：毛澤東在南巡中首次發明了林彪想當國家主席這一罪名，而且這一罪名直到現在還被官方所沿用；（二）上綱上線，預置林彪於死地而後快：毛南巡中宣稱廬山上的鬥爭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表明了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的矛盾是敵我矛盾；（三）撒謊欺騙：明明軍委辦事組幾人的檢討已被毛澤東認可通過，可是轉眼就說“中央還沒做決定”，林彪曾多次求見毛澤東，毛就是不見，南巡中卻煞有介事地說，“他們不找我，我還要找他們”雲雲，堂堂中共中央主席卻幹這種下三濫的勾當；（四）分化瓦解：凡是與林彪有過較為密切接觸的黨內高幹，毛澤東都要打預防針，連許世友這樣非林係幹部，毛都不忘嚴辭警示。
吳法憲將軍多年後對此有極深的感悟，筆者願在此原文照錄：
“當我在事情發生十餘年後，看到他（指毛澤東－－筆者注）這些談話時，心情很不平靜。幾十年來，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個光輝的形象，我始終認為，毛主席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我對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義的化身。遇到任何問題，都要想是不是忠於毛主席。但是看了這樣的一個講話，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話來說：毛主席是言行不一。
“第一、毛澤東明明親口對我們說：‘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你們幾個不要緊張，你們要有個底，我是保你們的。’可到了下麵又說：‘黃、吳、李、邱倒了你們怎麽辦？’
“第二、明明在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上，經毛澤東親自批準，周恩來代表中央對我們的‘錯誤’作了總結。從那以後，我們沒有犯任何‘錯誤’。可他跑到下麵又說：‘現在不作結論，結論要由中央來作。’
“第三、明明我在廬山會議以後三次要求見毛澤東，都被他拒絕了，不見我。不僅是我，就連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見毛澤東也沒能見到。可到了下麵他卻說什麽‘他們不來找我，我還是要去找他們……’。
“第四、毛澤東經常親自倡導‘批評與自我批評’。但是他自己有意見當麵不講，或者是隻講好聽的，卻跑到下麵去煽風點火，還一再對我們封鎖消息，不準參加談話的人把這些情況告訴我們。他有意見可以擺到當麵來談嘛！他自己老說‘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但是他自己這樣做是光明正大嗎？
“看過毛澤東的這個‘南巡講話’我才知道，原來我一直都被蒙在鼓裏。在此之前我一直以為，是林彪、葉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這些談話，我才相信了，就是沒有‘九一三事件’，毛澤東也是決心要在九屆三中全會上把我們徹底拿掉的。他的這次南巡，就是在組織上和輿論上為徹底拿掉我們做準備。
“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毛澤東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輿論準備，記得在毛澤東南巡前，他曾通過中央辦公廳，給每個政治局委員發了一本名叫《何典》的書，這本書是薄薄一本。當時我看了以後，隻覺得事情有些蹊蹺，因為其中有幾句話特別耐人尋味。書中說：‘藥醫不死病，死病無要醫；說嘴郎中無好藥，一雙空手見閻王。’我曾覺得，這可能是指林彪，但當時又不敢多想，因為從紅軍長征到‘文化大革命’，幾十年來，林彪一直是毛澤東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澤東最信任的人之一。我從未聽到林彪說過一句對毛澤東不敬的話。誰能想到，毛澤東這麽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讓人寒心哪！”
吳法憲將軍從十五歲起就提著腦袋跟著毛澤東幹了一輩子革命，在若幹年後能有此醒悟，難得啊！吳將軍說得還太客氣了，毛澤東豈止是“言行不一”，毛澤東根本就是兩麵三刀、翻雲覆雨、大搞陰謀詭計的行家裏手，毛澤東玩弄天下之人於鼓掌之中，達到了爐火純青登峰造極的地步，林彪等人豈是毛澤東的對手？林彪死後，毛澤東正好嫁禍林彪和軍委辦事組諸人，成了毛澤東文革罪孽的替罪羊。毛澤東的南巡充分暴露了一個事實：毛澤東自己淩架於黨和國家之上，中共猶如中國封建幫會裏的毛家祠堂，而毛澤東就是這個祠堂中的首席老大，誰要是觸犯了他，對他搞的文革稍有異議，誰就會倒台，林彪也不例外。毛澤東就要想方設法除之以絕後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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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十七）
丁凱文
[編輯]十七、“９１３事件”一些情節
關於“９１３事件”，現在已有很多文章和書籍予以討論，最新出版的舒雲女士《林彪事件完整調查》是其中的佼佼者，對此有極為詳細的論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想法找來此書一讀。筆者讀了吳將軍回憶錄，覺得有以下幾點值得進一步思考：
（１）胡萍是私調飛機還是循正常途徑調２５６號飛機？林立果一行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晚乘三叉戟２５６號飛機從北京飛抵北戴河，飛機停在山海關機場。吳法憲對此一無所知。當周恩來電話查問飛機一事時，吳說絕對沒有調過飛機，隨後吳查到專管專機任務的空軍副參謀長胡萍，胡萍回答說專機去北戴河是因為改裝後的試飛，吳隨即命令該機立即調回北京。顯然，吳法憲並未調動過三叉戟專機去北戴河，下令飛機去北戴河的是胡萍。那麽這裏就涉及一個問題，胡萍是私調飛機還是循正常途徑調２５６號飛機？胡萍自己的申辯說“作為空軍副參謀長，我的工作就是分管專機，我按正常情況派專機，怎麽能是‘資敵罪’？任何人的行為都不可能超越他所處的時代，那時的林彪是黨中央惟一的副主席，是上了黨章的“接班人”，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專門有交代，林家要用飛機，要全力保證。林立果乘坐三叉戟到北戴河，根本不可能告訴我他要叛逃。”胡萍還說“吳法憲不止一次交代我，林彪在北戴河，每天要用飛機，你直接安排，就不要通過我了。注意保密，飛機呼號臨時改變。我冤屈在哪兒？我是管專機的，林彪坐的那幾架飛機，都有準備。電話一來，馬上就出發。從北京送到北戴河，吃的喝的用的，還有文件，幾乎每天都有飛機為林家服務。太頻繁了，容易泄密，吳法憲有交代，凡是到北戴河的飛機，由你掌握，以訓練的名義。”由此可見，胡萍一口咬定自己派專機符合正常途徑，至於林彪一家想逃亡並非胡萍本人所能知悉和掌控。此番話也不無道理。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胡萍與林家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周恩來、吳法憲等人命令２５６飛機立即飛返北京，沒有得到嚴格貫徹和執行，“縣官不如現管”，潘景寅則頗有“將在外軍命有所不受”的味道。
（２）葉群和周恩來，誰先主動打的電話？對於“９１３事件”的回顧，當事人往往各說各話，致使一些問題眾說紛紜。汪東興的回憶說“晚上１１點半，周總理親自打電話給葉群。”而張耀祠（時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兼中央警衛團團長）的回憶則說“當晚２３點３０分，葉群為了掩蓋逃跑企圖，給周總理打了電話”。那麽葉群和周恩來到底是誰給誰打電話呢？吳法憲回憶說“周恩來又打電話找我。告訴我說：‘葉群給我打來電話，說副帥要到大連去轉一轉……’”周恩來還叮囑吳說“可能她（指葉群－－筆者注）很快就會給你打電話，先不要答應她，你就說要請示我。”筆者從另一位知情人士處得到的信息與吳法憲所說相同，即電話是葉群先打給周恩來的。葉群在臨要逃亡之際，為何主動打電話給周恩來，這不是有點“欲蓋彌彰”嗎？這其實說明了葉群並不知道他們的逃跑計劃已泄露，而林家的一舉一動都已在中央的控製之下了。
（３）２５６號機長潘景寅的角色。潘景寅在“９１３事件”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據２５６飛機副駕駛員康庭梓的敘述，潘景寅是有意製造了機組人員４走５留的局麵。詳情可見本壇康先生大作：《林彪墜機過程的思考》和《“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專機機組人員的走與留》。在這一事件中潘景寅似乎是林家的死黨，潘景寅故意隻叫醒了三位機械師上機，而留下了領航員、副駕駛和服務員睡覺，致使他們趕不上登機，最後潘自己一人獨自駕機升空，完成了“搶救”林彪一家的“不可能的任務”，隻是這一奮不顧身的搶救不僅未能救副統帥一家，反而全機人員命喪蒙古沙丘，令人唏噓不已。吳法憲曾直接打電話給潘景寅，命令潘“要絕對忠於毛主席，飛機絕對不能起飛，不管什麽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飛。”而潘景寅在電話中也滿口答應。但是飛機還是在潘景寅的駕駛下升空了。潘為何敢於違抗空軍司令的命令？其背後還有無其他人所不知的內情？胡萍、潘景寅、林立果是什麽樣的關係等還需再作深入探討。
（４）吳法憲在“９１３事件”中有無失職？應該說吳法憲在此一突發事件中一直是嚴格按照周恩來的指示行事的，不存在失職問題。張耀祠在其回憶中說“周總理打電話查問吳法憲：‘今天下午去秦皇島的飛機是誰批準的？’吳法憲支支吾吾，經查是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胡萍。總理說：‘必須馬上回來，不準帶任何人。！’吳法憲向總理報告了假情況：‘那架飛機是夜航試飛，出了故障！’”張耀祠顯然還是先入為主地將吳法憲看成“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而戴著有色眼鏡歪曲了事實。從周恩來第一次給吳打電話起，吳法憲一直忠於自己的職守，追查２５６號專機是如何去的北戴河，並直接命令２５６好專機駕駛員潘景寅不可起飛。待２５６飛機赤峰附近時，吳還建議是否派赤峰地區的殲擊機部隊予以攔截，但是周答複吳說：“毛主席不同意，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汪東興回憶說，這是汪向吳作的傳達，汪說“隻告訴吳法憲一句話，就是不要派飛機阻攔，其他的話，我沒有告訴他。”）此外，吳法憲還向下屬傳達了周恩來的禁航令。盡管吳法憲堅決執行了周的命令，但是周恩來還是派自己的親信楊德中趕到西郊機場。吳法憲回憶說“我明白，這是不信任我了。”
“９１３事件”是一個突發性事件，這之前人們根本意識不到林彪這位“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接班人”會乘機出走。細究此事的發生，根源於毛林二人之間的矛盾。從毛澤東這方麵來看，毛澤東要堅決維護自己拚了後半生搞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推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政策，要鏟除那些異己份子，無論誰反對文革或起到阻礙作用，毛澤東都毫不留情地予以廢黜打倒，林彪正是因為成了毛澤東文革運動的新的絆腳石，所以毛澤東才要想盡辦法不擇手段地逼走林彪，最終達到鏟除異己的目的。從林彪這一方麵來看，麵對毛澤東咄咄逼人的攻勢，林彪全無招架抵擋的可能，當初林彪將毛澤東吹捧上了天，號稱“誰反對毛主席，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即使林彪自己掌握了兵權，也絕無可能公開扯旗造毛澤東的反，更何況林彪與毛澤東幾十年的情誼。與此同時，林彪自己亦有極為鮮明的個性，林彪絕不低頭作賤自己，絕不會像周恩來那樣無數次檢討自己、唾麵自幹，自打嘴巴，這種剛烈的性格使得林彪麵對毛澤東的無情打壓和逼迫，林彪寧可選擇與毛澤東和平分手。廬山會議之後，林彪的下台實際上隻是一個時間問題和以什麽方式來實現的問題，和平出走是林彪的選項之一，隻是林彪的這一走代價實在太大，其結局也令人扼腕不已，然而毛澤東也絕非真正的勝利者，“９１３事件”之後毛氏文革從此亦走入窮途末路，也種下了江青等“四人幫”在毛死後徹底覆亡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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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十八）
丁凱文
[編輯]十八、從“九一三”到“九二四”
“９１３事件”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如何處理這一事件的相關人士，也就是如何處理軍委辦事組的黃吳李邱四員大將，現今中共官方的出版物基本上眾口一辭重複這樣一個說辭：毛主席對周恩來說“看他們十天，叫他們坦白交代，爭取從寬處理。老同誌，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交代好了就行。”汪東興的回憶最具代表性。汪說：“但是，黃永勝這些人，在十天中既不揭發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問題，什麽都不坦白。”然而，這是曆史事實嗎？我們來看吳法憲是怎麽敘述這十天的經曆的：
９月１３日，中午吳法憲在西郊機場處理完有關事宜後，下午一點與李德生、楊德中到人民大會堂，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搞了政治局集體辦公，要求黃永勝準備全軍作戰部署，並要求吳準備空軍的戰備資料，吳根據周恩來指示，命令空軍作戰部和雷達兵部立即準備空軍的戰備情況和防空作戰預案。晚上九點周恩來召集黃永勝和總參其他幹部開會，黃永勝提出南口方向沒有部署部隊，應立即調派一個師加強防守，此議得到毛澤東批準，馬上得到實施，周黃二人都認為空軍目前部署得當，不必再作變動，但要堅決防止飛機外逃。當晚吳法憲與周恩來一起住在人民大會堂的東大廳。
９月１４日，吳法憲再次向空軍指揮所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堅決執行禁航的指令。下午三點周恩來再次召集黃永勝、吳法憲、張春橋、姚文元等人開會，研究全國和全軍情況，周親自電話部署到全國各大軍區。晚九時政治局會議，通報了防空作戰和保衛首都的部署和其他一些決定。吳法憲還建議向全軍發出電報，說明陸軍進駐機場、碼頭是為了協防和保衛任務，周黃均同意，送政治局審閱後交毛澤東批準照發。
９月１５日，空軍司令部報告。禁航令全部得到貫徹落實，沒有發生任何以外事件。下午三點黃吳到周恩來處辦公。下午五時得外交部報告證實一架中國飛機墜毀於外蒙，機上人員全部死亡。周詢問了有關三叉戟飛機一些事宜。隨後周去向毛作匯報。
９月１６日，上午吳法憲致電空軍司令部了解情況，檢查空軍各機場狀況，下午三時向周恩來作匯報，周表示滿意。五時周要吳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辨認外交部送回的失事飛機人員照片。晚上八點周恩來召開政治局會議，說“已經向毛澤東請示，中央很快要發一個文件，把‘九一三事件’通知到全黨。”周還建議由張春橋和姚文元負責起草文件，並說要表揚一下林立衡，因為是林立衡首先向周恩來、汪東興報告的，大家也一致表示同意。然後，周向政治局傳達毛澤東與周二人共同的回憶林彪以往的十六條錯誤，諸如，林彪在井岡山時就懷疑紅旗能夠打多久，支持王明路線讚揚反圍剿中搞“短促突擊”等等。寫到這裏，吳法憲感慨萬千地說“一個人不能犯錯誤，一犯錯誤，就是幾十年的帳一起算，一無是處，沒有一點是好的！林彪既然是幾十年來一貫犯錯誤，一貫反對毛澤東，為什麽要把他任命為黨中央的唯一副主席，而且要把他稱為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呢？”會議最後周宣布空軍由曹裏懷、王輝球等負責指揮，並派李德生協助。此舉實乃變相奪了吳法憲的空軍指揮權。當晚，周恩來還宣布由張春橋做東，買一瓶茅台酒慶賀，每人一杯。（由此可見，林彪實是江青、張春橋的心頭大患，林彪之死江張最高興。據筆者所知，毛澤東也喝了茅台酒，表示了慶賀。）
９月１７日，吳法憲向周恩來請示回空軍開會，周恩來要吳開會揭發批判林彪，要穩定空軍和民航，並派親信楊德中到空軍與會了解情況。吳回到空軍後立即召開空軍副部長級以上的幹部會議，宣布林彪外逃事件，並首先作檢查。楊德中聽會到中午。晚上周恩來發現空軍司令部一些人去了廣州，吳立即命令廣州空軍查明情況，將這些人押送回京。晚十一時周恩來電告吳法憲，這些外出之人已被抓獲，同時命令吳加強空軍領導機關的管理。當晚深夜，吳才回到家，見到自己的夫人，告訴她這些天發生的情況，並說“我在‘九一三事件’中應負的責任我是最清楚的，也最了解自己，我準備向中央寫檢討。”
９月１８日，吳法憲到空軍司令部開會，繼續揭批林彪、林立果，並要求空軍副司令曾國華召集空直機關大會，嚴格出入和請假製度，落實周恩來的指示。晚上吳參加了政治局會議，討論修改張春橋等人起草的中央文件，會議通過了該文件，周恩來報毛澤東批發。散會後，吳回到空司繼續參加會議。
９月１９日，上午處理空軍日常事務，通知各單位繼續開會揭發問題，並開始考慮如何寫檢討上報中央。下午三時，吳法憲等人接周恩來通知到人民大會堂研究民航問題，另外在外逃的直升機上查到一份名單，周恩來要求將有關人等查清並予以關押審查。下午吳法憲還到西山參加黃永勝的軍委辦事組會議，周恩來指示黃永勝負責傳達中央文件。回到空軍大院後，周恩來又告訴吳，空軍的傳達由李德生和吳共同負責。
９月２０日，淩晨李德生找吳法憲研究外逃直升機上繳獲的名單，然後按周恩來指示將這批人押赴亞非療養院監管審查。上午，李德生和吳法憲向空軍直屬機關師以上幹部傳達了中央五十七號文件。下午李德生、楊德中參與了吳法憲召開的空軍黨委常委擴大會。晚上還與民航副局長馬仁輝研討民航如何防止人員和飛機外逃，並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表示完全同意。
９月２１日，淩晨起，吳開始向中央寫檢討，淩晨四點才睡覺。上午繼續主持空軍黨委常委擴大會議，開會到下午六時。
９月２２日，上午檢查空軍各單位的情況，特別是陸軍進駐機場後雙方的團結合作問題。下午三點吳向周恩來報告了有關情況。下午四點繼續主持召開空軍黨委擴大會議，一直到晚上十點。會後吳與李德生分別找了住在三Ｏ一醫院的廣州空軍政委龍道權和南京空軍司令劉懋功談話，傳達中央五十七號文件，要求他們回本單位主持工作。談完話後，吳法憲在辦公室主持起草了空軍黨委常委擴大會的會議報告，準備上報中央，一直搞到淩晨四時才睡覺。
９月２３日，吳法憲在辦公室閱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給中央的報告。下午二時繼續召開空軍黨委常委擴大會議，並再次作了檢討，並讓秘書記錄，據此草擬了一份書麵檢討，修改到深夜十二時，並與２４日淩晨四點發出，再次請求中央進行審查，並在檢討後麵附上自己的揭發材料。當晚十時左右，吳還接到周恩來指示，把空軍的實力，以及部隊、學校的位置和防空作戰部署製成表格，並附上地圖送給周恩來。空軍作戰部搞好後由吳法憲和空軍政委王輝球審閱簽署上報。吳法憲的秘書張叔良還主動記錄了吳在９月１２日晚和１３日做發生的一些情況記錄，包括他在場聽到的來往電話和吳當時對一些問題的處理措施。
吳法憲將軍的回憶極為完整的記錄了從９月１３日當天到２４日被拘押前的全過程，這個過程說明了吳法憲在“９１３事件”後嚴格按照黨中央、周恩來的指示辦事，完成了周恩來交代的各項任務。這裏麵還穿插地記錄了軍委辦事組的一些活動，特別是總參謀長黃永勝的活動。據筆者所知，李作鵬、邱會作在海軍和總後也一樣執行了中央的指示，作了大量的穩定軍隊，防止外敵入侵的工作。事實證明，“９１３事件”發生後，以毛澤東和周恩來為首的黨中央還是十分依賴黃吳李邱幾員軍內大將做好各項工作的，根本就不存在什麽“在十天中既不揭發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問題，什麽都不坦白”這一情況，這些所謂的罪狀不過就是抓捕黃吳李邱四大將的借口，蒙蔽那些不了解真相的人而已，而落井下石者不是別人，正是這個汪東興！汪東興積極建議毛澤東和周恩來盡快抓捕黃吳李邱四大將，意圖滅口以掩蓋汪東興與軍委辦事組的真實關係。現在是我們還原這段曆史原貌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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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十九）
丁凱文
[編輯]十九、從關押審查到進入秦城監獄
１９７０年９月２４日黃吳李邱四大將在人民大會堂被拘捕。吳法憲自己也料到會有這麽一天到來。吳心裏想：“‘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大概這樣辦過了很多人，現在終於輪到我們這幾個了！”周恩來宣布“毛主席和黨中央決定，停止你們的一切職務，給你們每個人找了一個地方，好好反省檢查自己的錯誤。你們年紀都大了，生活上會有人照顧。你們的老婆、孩子隻管放心，組織上會照顧他們，請你們相信我周恩來。”（事實上，周恩來這番“組織上會照顧好家屬”的諾言並未兌現，黃吳李邱的家人都受到殘酷迫害。）隨後吳法憲被送到北京郊區通縣北京衛戍區的一個連部，在這裏大約住了兩個月左右，卻沒有任何審問，生活待遇也還不錯。吳法憲等人為何沒有像陳伯達那樣被送進秦城監獄？筆者認為這與毛澤東搞的區別對待有關係。黃吳李邱四人無非是受林彪事件的牽連，他們本人並沒有任何實質上的反毛舉措，此時此刻他們也已不構成對毛澤東和文革大業的任何威脅，先把他們養起來，如同鄧小平一樣，說不定將來什麽時候毛澤東要打擊其他對手時還可能重新起用這些人。再加上“９１３事件”發生後不久，毛澤東一度重病纏身，也就顧不上許多了。
從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２０日到１９７２年４月，吳法憲經曆了五次提審，主要是公安部長李震和北京衛戍區司令吳忠二人為主，有時還有郭玉峰和楊德中。所謂的提審，就是要吳法憲交代林彪要搞政變的“事實”，如“葉群在１９７１年８月８日的活動”、“廬山會議就是一場軍事政變”、“謀害毛澤東”、“攻打釣魚台”、“２５６號飛機的調度”等問題。其實，這些問題是很容易搞清楚的。經過幾次提審，吳發現“從李震、吳忠他們的調查來看，他們對我的問題早已清楚了。但是中央對這些問題不清楚嗎？周恩來、汪東興、楊德中他們親身經曆了當時的事件，難道他們不清楚嗎？難道毛主席不清楚嗎？為什麽要這樣？要說我有錯誤，我不回避；要說我搞‘政變’，事實證明是沒有任何根據的。他們為什麽要這麽做？我真是想不通。以後的事實證明，當時比較清楚地事情，越搞越複雜，調子也越定越高，牽連的人越來越多。”
舉例來說，所謂“葉群策劃的八八密謀政變事宜”，原本是葉群懷疑自己患了乳癌，８月上旬從北戴河回京到三Ｏ一醫院檢查身體。８月７日晚上的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告訴吳法憲說，康生生病了，情緒不好，一次周去看望康，康生拉著周恩來的手說“你看我有沒有曆史問題，材料都在這裏。”周恩來建議毛澤東給康生寫個字表示一下慰問。毛澤東想到以前曾給林彪抄錄過曹操的《龜雖壽》，於是毛要周恩來把那篇找出來送康生一閱。於是周讓吳法憲專程去葉群處取來。政治局會議後吳法憲和邱會作連袂去毛家灣取毛澤東的手書。當晚葉群與吳邱等人閑聊一陣兒女婚姻之事，８月８日上午葉群返回北戴河。這實在是最普通不過的一件小事，而且吳法憲還是奉了周恩來的指示去毛家灣辦事。這無論如何與政變會議連不上邊，更何況那時毛澤東並未南巡，沒有征兆顯示毛澤東決心要倒林，且黃吳李邱等人的檢查也基本過關了，他們有什麽理由在此時密謀策劃搞政變？筆者認為，毛澤東等人對林彪事件的情況知之甚清，根本不存在搞不清楚的問題，之所以後來越搞越複雜，無非是找不出林彪搞政變和殺毛的證據，自然就要從政治出發，要搞無中生有、指鹿為馬了。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幫“被粉碎，消息傳來後吳法憲非常高興，覺得自己應該有出頭之日了，連看守人員的態度也好了許多，吳法憲心存幻想，認為葉劍英和汪東興是了解黃吳李邱的，他們至少應該說句公道話。然而在年底吳法憲等人卻被送進了秦城監獄。吳法憲說“我從十五歲起參加革命，跟著共產黨、毛澤東，幾十年的槍林彈雨，拚命工作，什麽樣的危險都遇到過，什麽樣的後果都想到過，也隨時準備為黨的事業而獻身。但是絕對沒有想過，要為黨的事業這樣‘獻身’，要坐共產黨自己的大牢。要做一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的大壞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這樣的折磨。”秦城監獄的待遇遠遜於北京衛戍區的待遇，衛戍區看守畢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監獄。秦城的夥食極差，管理更是不把人當人，多是訓斥叫罵，犯人提的意見幾乎從無回音，然而犯人稍有流露出不滿就會立刻遭到報複，將犯人關進獄中最小的牢房，隻有大約三平方米大小，夏天牢房裏蚊子蒼蠅滿屋飛，咬得人皮膚潰爛，冬天則是缺少暖氣，凍得讓人渾身發抖，犯人之間絕對見不到麵，放風更是少得可憐……這些虐待和折磨並非僅僅針對吳法憲一個人，而是針對獄中所有的囚犯。中央文革小組要員王力亦曾在自己的反思錄裏記錄了秦城監獄的黑暗。王力回憶說：進入秦城監獄後一直是單獨關押，無人審問，前五年裏不給放風，不給任何有字的東西看，包括世上最流行的毛主席語錄本。每天二十四小時都有人從門上的小監視孔上予以監視，睡覺甚至不許翻身，必須麵對著那個小監視孔。睡覺的床是兩條凳子支起來的破木板，一床破褥子，一床破被子。白天不許坐在褥子上，隻能坐在木板上，還要坐在指定的位置上，監視者可以通過監視孔予以監視。吃的東西就更差了，早飯是四個涼窩頭，不給水，不給鹹菜，隻能硬著頭皮幹啃，一天隻有三小杯水喝。冬天沒有襪子，以致腳被凍出了凍瘡。秦城監獄的黑暗真是罄竹難書！
秦城監獄這座毛澤東的“巴士底獄”折磨摧殘了多少共產黨人自己的仁人誌士，又殘酷迫害了多少無辜之人，到現在恐怕是數也數不清了。吳法憲最後感歎說：“總之，秦城監獄是一個讓自己認識自己不是人的地方。……但是我想，今後是不是除了懲罰以外，也能夠給犯人一點人權，一點生活的改善？是不是一味的肉體和精神折磨，才是改造犯人的好辦法呢？我不懂得司法工作，但是經過多年的牢獄生活，我想到了這一點。”這番話實在就是對共產黨的血淚控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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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二十）
二十、“公審”和“辯護”
中共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在“兩案”審判時更是大言不慚地說，這個案子要一百年也翻不了。１９７９年８月，全國兩案審理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胡耀邦就曾特別強調“這次對兩案犯錯誤和犯罪人員的處理，我們要吸取教訓，要堅持實事求是，要重視調查研究，要考慮文革的曆史條件，要按黨的政策和國家的法律辦事。凡事要判刑的，一定要經得起曆史的檢驗。”然而，所有涉案人員是否有罪以及判什麽樣的刑都是由鄧小平等人事先拍板定案，檢察官和法官都是受命行事猶如傀儡，如此審案有何公正可言？吳法憲的回憶給我們提供了這場審判的一些內情。
（１）從１９７９年初到１９８０年７月，專案組先後進行了十五次審問，內容與以前相同，但是更詳細和具體。吳否認了當年專案組搞出的“八八政變會議”（指１９７１年８月８日吳法憲、邱會作與葉群在毛家灣商討“政變”事宜）。
（２）１９８０年７月後，獄方禁止吳法憲聽廣播、看報紙，也不許家屬探視。
（３）官方指定辯護律師，按有關法律，律師與被告可以單獨會見討論案情，但每次律師與吳談話時，必有監管人員在場監視。
（４）１２月１６日法庭進行辯論前，審判員卻指示吳，可以發言，但是不準推翻起訴書上的問題，否則要判重刑。（法庭審判員竟然如此明目張膽地威脅被告人）
（５）吳法憲經過審慎思考，決定不做申辯，吳認為這一切都是事先準備好的，申辯也沒用。最後法庭的辯論波瀾不驚，這個“審判”的過場進行得十分順利。
最後“特別法庭”宣判：吳法憲以推翻無產階級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林、江反革命集團主犯，還積極參與林彪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此外，還有誣陷羅瑞卿、賀龍，迫害空軍幹部等，外加將空軍的指揮權、調動權交給林立果等。特別法庭判處吳法憲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並宣布此判決未終審判決，不得上訴。
事實早已證明，這場所謂的審判既沒有“以事實為根據”，更沒有“以法律為準繩”，全案都是從政治出發，從執政者利益出發，全麵掩蓋、歪曲了文革這段曆史的真相，將莫須有的罪名強加在被告身上，掩飾了毛澤東的罪惡和責任。如此審案還能奢談什麽“經得起曆史的檢驗”嗎？這些漏洞百出荒誕不經的判決在若幹年後更顯示出它是何等的錯謬和顢頇。
對於這個所謂的判決，吳法憲在多年後為自己作了義正辭嚴的辯護。筆者在此敘述如下：
（１）吳法憲從十五歲起參加革命，幾十年來出生入死，為創建人民軍隊和新中國，奮鬥了一生。所謂“推翻無產階級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天大的冤枉，完全是不實之詞。從“９１３事件”到現在，官方沒有任何證據證實吳法憲有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目的和動機。相反，吳一直是堅決擁護毛澤東和黨中央的路線和政策。正是由於盲目地貫徹和執行了毛澤東的指示，才會犯有左的錯誤，但這與所謂的“犯罪”風馬牛不相及。
（２）關於所謂的“積極參與林彪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也是無稽之談。林彪當年的副統帥、接班人的地位並非林彪自己“奪”來的，而是因為林彪曾經為中國革命事業立下的豐功偉績和毛澤東的賞識及提拔。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正是毛澤東親自提議，毛還決定將林彪寫進中共九大黨章。所有這些都不是林彪奪權而來的。那種說林彪想當國家主席則是地道的“欲加之罪”，沒有任何證據證實這條罪名。至於所謂的“陰謀政變殺毛”和“另立中央”也是子虛烏有，直到現在也沒見過官方拿出一條有說服力的證據。吳法憲自己更是既沒有參與也絲毫不知這樣的“政變”計劃。
（３）吳法憲的所有職位都不是通過“奪權”的方式奪來的。吳的空軍司令、解放軍副總參謀長、軍委辦事組副組長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等，都是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任命的，都有毛澤東簽署的文件。而九大上的政治局委員也是全體與會代表按照程序選出來的，也不是吳法憲自己奪來的。說到“奪權”一事，在文革中隻有毛澤東自己以黨中央的名義號召在全國搞奪權，林彪和其他老帥們在軍隊中都反對這樣奪權。除了一些軍隊的文藝團體和院校有奪權現象發生，任何軍隊的機關和部隊都沒發生過奪權。大量無可爭辯的事實證明，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所發生的奪權，全都是毛澤東和黨中央予以批準的。
（４）說吳法憲“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則是天大的笑話。吳法憲在文革中隻是參加過“中央文革碰頭會”、“軍委辦事組”和“空軍黨委”三個組織。前兩個組織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組織領導的機構，不是吳法憲組織和領導的“反革命集團”，而且都是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而空軍黨委更是在中央軍委的直接領導係下進行工作。如果說吳法憲“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那麽這個“反革命集團”的頭子恰恰就是毛澤東本人！至於吳與林彪的關係，根本就是上下級的關係，林彪是黨中央唯一的副主席，軍委第一副主席，吳法憲當然要在林彪的領導下工作，這也是共產黨自己的組織原則，吳法憲不可能跳出這個框框另搞一套，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以及李德生、許世友、韓先楚等軍隊高級幹部不也是在林彪領導下工作嗎？
（５）關於“誣陷羅瑞卿、賀龍的問題”，吳法憲承認自己的確犯有錯誤，並深深懺悔和反思。但是賀龍與羅瑞卿的問題都是毛澤東作的決定，他們二人的專案組都是周恩來總負責。這樣的問題絕不是黃永勝和吳法憲這一級別幹部所能作主的，甚至也不是林彪和周恩來所能決定的。他們的被打倒毛澤東要負最主要的責任，而將賀、羅被迫害的罪責加在吳法憲等幾個人身上顯然極不公正。吳法憲說“據我的回憶，由毛澤東、周恩來親自批示、審閱、劃過圈的賀龍、羅瑞卿和其他人的專案組的報告，也為數不少。不能說牽連到我們的都是‘反革命犯罪’，牽連到毛主席的就都是‘失誤’，牽連到周恩來的就都是‘違心的’。”“這裏我想說兩句： ‘文化大革命’中，在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相當一部分領導幹部受迫害問題上，毛澤東及周恩來應當負主要和直接的責任。毛澤東是決策者，而周恩來是主要執行者。”而這一最關鍵的問題正是中共官方所極力掩蓋和回避的！
（６）關於所謂“迫害空軍幹部”問題，文革中作為空軍的主要領導人，吳法憲承認自己應該對那些慘遭不幸的人負一定的責任，但是這些人在文革中受衝擊和迫害主要是全國、全軍搞文革運動的結果，全軍上下都在不同程度上搞了運動，每個受迫害的人的遭遇都有不同，應該具體搞清每一個事件，而不是籠統地歸結到吳法憲等幾個人的頭上。吳法憲說“說到底，是不是毛澤東、中共中央也應該對批準關押迫害各級幹部承擔刑事責任，對全國受到迫害的七十三萬人和被迫害致死的三萬四千八百人承擔刑事責任，而且是主要責任呢？”
（７）關於“把空軍的指揮權、調動權交給林立果”的問題，吳法憲承認這是他私下對王飛、林立果幾個人所說，事後也覺不妥，雖然沒有公開收回，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消除影響。從根本上來看，空軍的指揮權和調度權絕非吳法憲一句話就可交出去的，事實上吳也從未交給過林立果。吳法憲說“不要說我這個空軍司令，就是林彪要調動和指揮空軍，也要經過毛澤東的批準，除了毛澤東本人外，誰都不能夠在空軍指揮一切、調動一切。”事實上，林立果隻是調動了指揮了空軍黨辦的幾個秘書而已，根本就無可能指揮調動空軍任何一個軍、師、團。以所謂“把空軍的指揮權、調動權交給林立果”作為罪名來定罪更是荒謬，在法律上也是站不住腳的。
吳法憲將軍的這段“辯護”雖然是在公審二十幾年之後所作，但是我們卻看到了其中閃光的內容，它說出了對文革的真正的反思，點出了官方極力回避、掩飾的關鍵問題，向世人展示了那段曆史的真相，給曆史提供了極為寶貴的資料。雖然吳將軍的回憶也許還存在某些不盡人意之處，但是這部回憶錄必將對曆史對後世產生重要和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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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十六）
曆史我記錄，讓曆史不再隻是王侯將相
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十六）
丁凱文
[編輯]十六、毛澤東的南巡和吳法憲的醒悟
關於毛澤東的南巡，筆者曾撰文專門予以探討－－《毛澤東的南巡與倒林陰謀》，網友們如有興趣可去本壇本人文集閱讀。筆者認為毛澤東的這次南巡集毛所有陰謀之大成，最主要的幾個特點就是：（一）捏造罪名、欲加之罪：毛澤東在南巡中首次發明了林彪想當國家主席這一罪名，而且這一罪名直到現在還被官方所沿用；（二）上綱上線，預置林彪於死地而後快：毛南巡中宣稱廬山上的鬥爭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表明了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的矛盾是敵我矛盾；（三）撒謊欺騙：明明軍委辦事組幾人的檢討已被毛澤東認可通過，可是轉眼就說“中央還沒做決定”，林彪曾多次求見毛澤東，毛就是不見，南巡中卻煞有介事地說，“他們不找我，我還要找他們”雲雲，堂堂中共中央主席卻幹這種下三濫的勾當；（四）分化瓦解：凡是與林彪有過較為密切接觸的黨內高幹，毛澤東都要打預防針，連許世友這樣非林係幹部，毛都不忘嚴辭警示。
吳法憲將軍多年後對此有極深的感悟，筆者願在此原文照錄：
“當我在事情發生十餘年後，看到他（指毛澤東－－筆者注）這些談話時，心情很不平靜。幾十年來，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個光輝的形象，我始終認為，毛主席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我對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義的化身。遇到任何問題，都要想是不是忠於毛主席。但是看了這樣的一個講話，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話來說：毛主席是言行不一。
“第一、毛澤東明明親口對我們說：‘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你們幾個不要緊張，你們要有個底，我是保你們的。’可到了下麵又說：‘黃、吳、李、邱倒了你們怎麽辦？’
“第二、明明在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上，經毛澤東親自批準，周恩來代表中央對我們的‘錯誤’作了總結。從那以後，我們沒有犯任何‘錯誤’。可他跑到下麵又說：‘現在不作結論，結論要由中央來作。’
“第三、明明我在廬山會議以後三次要求見毛澤東，都被他拒絕了，不見我。不僅是我，就連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見毛澤東也沒能見到。可到了下麵他卻說什麽‘他們不來找我，我還是要去找他們……’。
“第四、毛澤東經常親自倡導‘批評與自我批評’。但是他自己有意見當麵不講，或者是隻講好聽的，卻跑到下麵去煽風點火，還一再對我們封鎖消息，不準參加談話的人把這些情況告訴我們。他有意見可以擺到當麵來談嘛！他自己老說‘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但是他自己這樣做是光明正大嗎？
“看過毛澤東的這個‘南巡講話’我才知道，原來我一直都被蒙在鼓裏。在此之前我一直以為，是林彪、葉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這些談話，我才相信了，就是沒有‘九一三事件’，毛澤東也是決心要在九屆三中全會上把我們徹底拿掉的。他的這次南巡，就是在組織上和輿論上為徹底拿掉我們做準備。
“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毛澤東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輿論準備，記得在毛澤東南巡前，他曾通過中央辦公廳，給每個政治局委員發了一本名叫《何典》的書，這本書是薄薄一本。當時我看了以後，隻覺得事情有些蹊蹺，因為其中有幾句話特別耐人尋味。書中說：‘藥醫不死病，死病無要醫；說嘴郎中無好藥，一雙空手見閻王。’我曾覺得，這可能是指林彪，但當時又不敢多想，因為從紅軍長征到‘文化大革命’，幾十年來，林彪一直是毛澤東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澤東最信任的人之一。我從未聽到林彪說過一句對毛澤東不敬的話。誰能想到，毛澤東這麽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讓人寒心哪！”
吳法憲將軍從十五歲起就提著腦袋跟著毛澤東幹了一輩子革命，在若幹年後能有此醒悟，難得啊！吳將軍說得還太客氣了，毛澤東豈止是“言行不一”，毛澤東根本就是兩麵三刀、翻雲覆雨、大搞陰謀詭計的行家裏手，毛澤東玩弄天下之人於鼓掌之中，達到了爐火純青登峰造極的地步，林彪等人豈是毛澤東的對手？林彪死後，毛澤東正好嫁禍林彪和軍委辦事組諸人，成了毛澤東文革罪孽的替罪羊。毛澤東的南巡充分暴露了一個事實：毛澤東自己淩架於黨和國家之上，中共猶如中國封建幫會裏的毛家祠堂，而毛澤東就是這個祠堂中的首席老大，誰要是觸犯了他，對他搞的文革稍有異議，誰就會倒台，林彪也不例外。毛澤東就要想方設法除之以絕後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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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十七）
丁凱文
[編輯]十七、“９１３事件”一些情節
關於“９１３事件”，現在已有很多文章和書籍予以討論，最新出版的舒雲女士《林彪事件完整調查》是其中的佼佼者，對此有極為詳細的論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想法找來此書一讀。筆者讀了吳將軍回憶錄，覺得有以下幾點值得進一步思考：
（１）胡萍是私調飛機還是循正常途徑調２５６號飛機？林立果一行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晚乘三叉戟２５６號飛機從北京飛抵北戴河，飛機停在山海關機場。吳法憲對此一無所知。當周恩來電話查問飛機一事時，吳說絕對沒有調過飛機，隨後吳查到專管專機任務的空軍副參謀長胡萍，胡萍回答說專機去北戴河是因為改裝後的試飛，吳隨即命令該機立即調回北京。顯然，吳法憲並未調動過三叉戟專機去北戴河，下令飛機去北戴河的是胡萍。那麽這裏就涉及一個問題，胡萍是私調飛機還是循正常途徑調２５６號飛機？胡萍自己的申辯說“作為空軍副參謀長，我的工作就是分管專機，我按正常情況派專機，怎麽能是‘資敵罪’？任何人的行為都不可能超越他所處的時代，那時的林彪是黨中央惟一的副主席，是上了黨章的“接班人”，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專門有交代，林家要用飛機，要全力保證。林立果乘坐三叉戟到北戴河，根本不可能告訴我他要叛逃。”胡萍還說“吳法憲不止一次交代我，林彪在北戴河，每天要用飛機，你直接安排，就不要通過我了。注意保密，飛機呼號臨時改變。我冤屈在哪兒？我是管專機的，林彪坐的那幾架飛機，都有準備。電話一來，馬上就出發。從北京送到北戴河，吃的喝的用的，還有文件，幾乎每天都有飛機為林家服務。太頻繁了，容易泄密，吳法憲有交代，凡是到北戴河的飛機，由你掌握，以訓練的名義。”由此可見，胡萍一口咬定自己派專機符合正常途徑，至於林彪一家想逃亡並非胡萍本人所能知悉和掌控。此番話也不無道理。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胡萍與林家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周恩來、吳法憲等人命令２５６飛機立即飛返北京，沒有得到嚴格貫徹和執行，“縣官不如現管”，潘景寅則頗有“將在外軍命有所不受”的味道。
（２）葉群和周恩來，誰先主動打的電話？對於“９１３事件”的回顧，當事人往往各說各話，致使一些問題眾說紛紜。汪東興的回憶說“晚上１１點半，周總理親自打電話給葉群。”而張耀祠（時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兼中央警衛團團長）的回憶則說“當晚２３點３０分，葉群為了掩蓋逃跑企圖，給周總理打了電話”。那麽葉群和周恩來到底是誰給誰打電話呢？吳法憲回憶說“周恩來又打電話找我。告訴我說：‘葉群給我打來電話，說副帥要到大連去轉一轉……’”周恩來還叮囑吳說“可能她（指葉群－－筆者注）很快就會給你打電話，先不要答應她，你就說要請示我。”筆者從另一位知情人士處得到的信息與吳法憲所說相同，即電話是葉群先打給周恩來的。葉群在臨要逃亡之際，為何主動打電話給周恩來，這不是有點“欲蓋彌彰”嗎？這其實說明了葉群並不知道他們的逃跑計劃已泄露，而林家的一舉一動都已在中央的控製之下了。
（３）２５６號機長潘景寅的角色。潘景寅在“９１３事件”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據２５６飛機副駕駛員康庭梓的敘述，潘景寅是有意製造了機組人員４走５留的局麵。詳情可見本壇康先生大作：《林彪墜機過程的思考》和《“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專機機組人員的走與留》。在這一事件中潘景寅似乎是林家的死黨，潘景寅故意隻叫醒了三位機械師上機，而留下了領航員、副駕駛和服務員睡覺，致使他們趕不上登機，最後潘自己一人獨自駕機升空，完成了“搶救”林彪一家的“不可能的任務”，隻是這一奮不顧身的搶救不僅未能救副統帥一家，反而全機人員命喪蒙古沙丘，令人唏噓不已。吳法憲曾直接打電話給潘景寅，命令潘“要絕對忠於毛主席，飛機絕對不能起飛，不管什麽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飛。”而潘景寅在電話中也滿口答應。但是飛機還是在潘景寅的駕駛下升空了。潘為何敢於違抗空軍司令的命令？其背後還有無其他人所不知的內情？胡萍、潘景寅、林立果是什麽樣的關係等還需再作深入探討。
（４）吳法憲在“９１３事件”中有無失職？應該說吳法憲在此一突發事件中一直是嚴格按照周恩來的指示行事的，不存在失職問題。張耀祠在其回憶中說“周總理打電話查問吳法憲：‘今天下午去秦皇島的飛機是誰批準的？’吳法憲支支吾吾，經查是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胡萍。總理說：‘必須馬上回來，不準帶任何人。！’吳法憲向總理報告了假情況：‘那架飛機是夜航試飛，出了故障！’”張耀祠顯然還是先入為主地將吳法憲看成“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而戴著有色眼鏡歪曲了事實。從周恩來第一次給吳打電話起，吳法憲一直忠於自己的職守，追查２５６號專機是如何去的北戴河，並直接命令２５６好專機駕駛員潘景寅不可起飛。待２５６飛機赤峰附近時，吳還建議是否派赤峰地區的殲擊機部隊予以攔截，但是周答複吳說：“毛主席不同意，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汪東興回憶說，這是汪向吳作的傳達，汪說“隻告訴吳法憲一句話，就是不要派飛機阻攔，其他的話，我沒有告訴他。”）此外，吳法憲還向下屬傳達了周恩來的禁航令。盡管吳法憲堅決執行了周的命令，但是周恩來還是派自己的親信楊德中趕到西郊機場。吳法憲回憶說“我明白，這是不信任我了。”
“９１３事件”是一個突發性事件，這之前人們根本意識不到林彪這位“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接班人”會乘機出走。細究此事的發生，根源於毛林二人之間的矛盾。從毛澤東這方麵來看，毛澤東要堅決維護自己拚了後半生搞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推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政策，要鏟除那些異己份子，無論誰反對文革或起到阻礙作用，毛澤東都毫不留情地予以廢黜打倒，林彪正是因為成了毛澤東文革運動的新的絆腳石，所以毛澤東才要想盡辦法不擇手段地逼走林彪，最終達到鏟除異己的目的。從林彪這一方麵來看，麵對毛澤東咄咄逼人的攻勢，林彪全無招架抵擋的可能，當初林彪將毛澤東吹捧上了天，號稱“誰反對毛主席，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即使林彪自己掌握了兵權，也絕無可能公開扯旗造毛澤東的反，更何況林彪與毛澤東幾十年的情誼。與此同時，林彪自己亦有極為鮮明的個性，林彪絕不低頭作賤自己，絕不會像周恩來那樣無數次檢討自己、唾麵自幹，自打嘴巴，這種剛烈的性格使得林彪麵對毛澤東的無情打壓和逼迫，林彪寧可選擇與毛澤東和平分手。廬山會議之後，林彪的下台實際上隻是一個時間問題和以什麽方式來實現的問題，和平出走是林彪的選項之一，隻是林彪的這一走代價實在太大，其結局也令人扼腕不已，然而毛澤東也絕非真正的勝利者，“９１３事件”之後毛氏文革從此亦走入窮途末路，也種下了江青等“四人幫”在毛死後徹底覆亡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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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十八）
丁凱文
[編輯]十八、從“九一三”到“九二四”
“９１３事件”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如何處理這一事件的相關人士，也就是如何處理軍委辦事組的黃吳李邱四員大將，現今中共官方的出版物基本上眾口一辭重複這樣一個說辭：毛主席對周恩來說“看他們十天，叫他們坦白交代，爭取從寬處理。老同誌，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交代好了就行。”汪東興的回憶最具代表性。汪說：“但是，黃永勝這些人，在十天中既不揭發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問題，什麽都不坦白。”然而，這是曆史事實嗎？我們來看吳法憲是怎麽敘述這十天的經曆的：
９月１３日，中午吳法憲在西郊機場處理完有關事宜後，下午一點與李德生、楊德中到人民大會堂，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搞了政治局集體辦公，要求黃永勝準備全軍作戰部署，並要求吳準備空軍的戰備資料，吳根據周恩來指示，命令空軍作戰部和雷達兵部立即準備空軍的戰備情況和防空作戰預案。晚上九點周恩來召集黃永勝和總參其他幹部開會，黃永勝提出南口方向沒有部署部隊，應立即調派一個師加強防守，此議得到毛澤東批準，馬上得到實施，周黃二人都認為空軍目前部署得當，不必再作變動，但要堅決防止飛機外逃。當晚吳法憲與周恩來一起住在人民大會堂的東大廳。
９月１４日，吳法憲再次向空軍指揮所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堅決執行禁航的指令。下午三點周恩來再次召集黃永勝、吳法憲、張春橋、姚文元等人開會，研究全國和全軍情況，周親自電話部署到全國各大軍區。晚九時政治局會議，通報了防空作戰和保衛首都的部署和其他一些決定。吳法憲還建議向全軍發出電報，說明陸軍進駐機場、碼頭是為了協防和保衛任務，周黃均同意，送政治局審閱後交毛澤東批準照發。
９月１５日，空軍司令部報告。禁航令全部得到貫徹落實，沒有發生任何以外事件。下午三點黃吳到周恩來處辦公。下午五時得外交部報告證實一架中國飛機墜毀於外蒙，機上人員全部死亡。周詢問了有關三叉戟飛機一些事宜。隨後周去向毛作匯報。
９月１６日，上午吳法憲致電空軍司令部了解情況，檢查空軍各機場狀況，下午三時向周恩來作匯報，周表示滿意。五時周要吳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辨認外交部送回的失事飛機人員照片。晚上八點周恩來召開政治局會議，說“已經向毛澤東請示，中央很快要發一個文件，把‘九一三事件’通知到全黨。”周還建議由張春橋和姚文元負責起草文件，並說要表揚一下林立衡，因為是林立衡首先向周恩來、汪東興報告的，大家也一致表示同意。然後，周向政治局傳達毛澤東與周二人共同的回憶林彪以往的十六條錯誤，諸如，林彪在井岡山時就懷疑紅旗能夠打多久，支持王明路線讚揚反圍剿中搞“短促突擊”等等。寫到這裏，吳法憲感慨萬千地說“一個人不能犯錯誤，一犯錯誤，就是幾十年的帳一起算，一無是處，沒有一點是好的！林彪既然是幾十年來一貫犯錯誤，一貫反對毛澤東，為什麽要把他任命為黨中央的唯一副主席，而且要把他稱為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呢？”會議最後周宣布空軍由曹裏懷、王輝球等負責指揮，並派李德生協助。此舉實乃變相奪了吳法憲的空軍指揮權。當晚，周恩來還宣布由張春橋做東，買一瓶茅台酒慶賀，每人一杯。（由此可見，林彪實是江青、張春橋的心頭大患，林彪之死江張最高興。據筆者所知，毛澤東也喝了茅台酒，表示了慶賀。）
９月１７日，吳法憲向周恩來請示回空軍開會，周恩來要吳開會揭發批判林彪，要穩定空軍和民航，並派親信楊德中到空軍與會了解情況。吳回到空軍後立即召開空軍副部長級以上的幹部會議，宣布林彪外逃事件，並首先作檢查。楊德中聽會到中午。晚上周恩來發現空軍司令部一些人去了廣州，吳立即命令廣州空軍查明情況，將這些人押送回京。晚十一時周恩來電告吳法憲，這些外出之人已被抓獲，同時命令吳加強空軍領導機關的管理。當晚深夜，吳才回到家，見到自己的夫人，告訴她這些天發生的情況，並說“我在‘九一三事件’中應負的責任我是最清楚的，也最了解自己，我準備向中央寫檢討。”
９月１８日，吳法憲到空軍司令部開會，繼續揭批林彪、林立果，並要求空軍副司令曾國華召集空直機關大會，嚴格出入和請假製度，落實周恩來的指示。晚上吳參加了政治局會議，討論修改張春橋等人起草的中央文件，會議通過了該文件，周恩來報毛澤東批發。散會後，吳回到空司繼續參加會議。
９月１９日，上午處理空軍日常事務，通知各單位繼續開會揭發問題，並開始考慮如何寫檢討上報中央。下午三時，吳法憲等人接周恩來通知到人民大會堂研究民航問題，另外在外逃的直升機上查到一份名單，周恩來要求將有關人等查清並予以關押審查。下午吳法憲還到西山參加黃永勝的軍委辦事組會議，周恩來指示黃永勝負責傳達中央文件。回到空軍大院後，周恩來又告訴吳，空軍的傳達由李德生和吳共同負責。
９月２０日，淩晨李德生找吳法憲研究外逃直升機上繳獲的名單，然後按周恩來指示將這批人押赴亞非療養院監管審查。上午，李德生和吳法憲向空軍直屬機關師以上幹部傳達了中央五十七號文件。下午李德生、楊德中參與了吳法憲召開的空軍黨委常委擴大會。晚上還與民航副局長馬仁輝研討民航如何防止人員和飛機外逃，並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表示完全同意。
９月２１日，淩晨起，吳開始向中央寫檢討，淩晨四點才睡覺。上午繼續主持空軍黨委常委擴大會議，開會到下午六時。
９月２２日，上午檢查空軍各單位的情況，特別是陸軍進駐機場後雙方的團結合作問題。下午三點吳向周恩來報告了有關情況。下午四點繼續主持召開空軍黨委擴大會議，一直到晚上十點。會後吳與李德生分別找了住在三Ｏ一醫院的廣州空軍政委龍道權和南京空軍司令劉懋功談話，傳達中央五十七號文件，要求他們回本單位主持工作。談完話後，吳法憲在辦公室主持起草了空軍黨委常委擴大會的會議報告，準備上報中央，一直搞到淩晨四時才睡覺。
９月２３日，吳法憲在辦公室閱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給中央的報告。下午二時繼續召開空軍黨委常委擴大會議，並再次作了檢討，並讓秘書記錄，據此草擬了一份書麵檢討，修改到深夜十二時，並與２４日淩晨四點發出，再次請求中央進行審查，並在檢討後麵附上自己的揭發材料。當晚十時左右，吳還接到周恩來指示，把空軍的實力，以及部隊、學校的位置和防空作戰部署製成表格，並附上地圖送給周恩來。空軍作戰部搞好後由吳法憲和空軍政委王輝球審閱簽署上報。吳法憲的秘書張叔良還主動記錄了吳在９月１２日晚和１３日做發生的一些情況記錄，包括他在場聽到的來往電話和吳當時對一些問題的處理措施。
吳法憲將軍的回憶極為完整的記錄了從９月１３日當天到２４日被拘押前的全過程，這個過程說明了吳法憲在“９１３事件”後嚴格按照黨中央、周恩來的指示辦事，完成了周恩來交代的各項任務。這裏麵還穿插地記錄了軍委辦事組的一些活動，特別是總參謀長黃永勝的活動。據筆者所知，李作鵬、邱會作在海軍和總後也一樣執行了中央的指示，作了大量的穩定軍隊，防止外敵入侵的工作。事實證明，“９１３事件”發生後，以毛澤東和周恩來為首的黨中央還是十分依賴黃吳李邱幾員軍內大將做好各項工作的，根本就不存在什麽“在十天中既不揭發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問題，什麽都不坦白”這一情況，這些所謂的罪狀不過就是抓捕黃吳李邱四大將的借口，蒙蔽那些不了解真相的人而已，而落井下石者不是別人，正是這個汪東興！汪東興積極建議毛澤東和周恩來盡快抓捕黃吳李邱四大將，意圖滅口以掩蓋汪東興與軍委辦事組的真實關係。現在是我們還原這段曆史原貌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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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十九）
丁凱文
[編輯]十九、從關押審查到進入秦城監獄
１９７０年９月２４日黃吳李邱四大將在人民大會堂被拘捕。吳法憲自己也料到會有這麽一天到來。吳心裏想：“‘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大概這樣辦過了很多人，現在終於輪到我們這幾個了！”周恩來宣布“毛主席和黨中央決定，停止你們的一切職務，給你們每個人找了一個地方，好好反省檢查自己的錯誤。你們年紀都大了，生活上會有人照顧。你們的老婆、孩子隻管放心，組織上會照顧他們，請你們相信我周恩來。”（事實上，周恩來這番“組織上會照顧好家屬”的諾言並未兌現，黃吳李邱的家人都受到殘酷迫害。）隨後吳法憲被送到北京郊區通縣北京衛戍區的一個連部，在這裏大約住了兩個月左右，卻沒有任何審問，生活待遇也還不錯。吳法憲等人為何沒有像陳伯達那樣被送進秦城監獄？筆者認為這與毛澤東搞的區別對待有關係。黃吳李邱四人無非是受林彪事件的牽連，他們本人並沒有任何實質上的反毛舉措，此時此刻他們也已不構成對毛澤東和文革大業的任何威脅，先把他們養起來，如同鄧小平一樣，說不定將來什麽時候毛澤東要打擊其他對手時還可能重新起用這些人。再加上“９１３事件”發生後不久，毛澤東一度重病纏身，也就顧不上許多了。
從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２０日到１９７２年４月，吳法憲經曆了五次提審，主要是公安部長李震和北京衛戍區司令吳忠二人為主，有時還有郭玉峰和楊德中。所謂的提審，就是要吳法憲交代林彪要搞政變的“事實”，如“葉群在１９７１年８月８日的活動”、“廬山會議就是一場軍事政變”、“謀害毛澤東”、“攻打釣魚台”、“２５６號飛機的調度”等問題。其實，這些問題是很容易搞清楚的。經過幾次提審，吳發現“從李震、吳忠他們的調查來看，他們對我的問題早已清楚了。但是中央對這些問題不清楚嗎？周恩來、汪東興、楊德中他們親身經曆了當時的事件，難道他們不清楚嗎？難道毛主席不清楚嗎？為什麽要這樣？要說我有錯誤，我不回避；要說我搞‘政變’，事實證明是沒有任何根據的。他們為什麽要這麽做？我真是想不通。以後的事實證明，當時比較清楚地事情，越搞越複雜，調子也越定越高，牽連的人越來越多。”
舉例來說，所謂“葉群策劃的八八密謀政變事宜”，原本是葉群懷疑自己患了乳癌，８月上旬從北戴河回京到三Ｏ一醫院檢查身體。８月７日晚上的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告訴吳法憲說，康生生病了，情緒不好，一次周去看望康，康生拉著周恩來的手說“你看我有沒有曆史問題，材料都在這裏。”周恩來建議毛澤東給康生寫個字表示一下慰問。毛澤東想到以前曾給林彪抄錄過曹操的《龜雖壽》，於是毛要周恩來把那篇找出來送康生一閱。於是周讓吳法憲專程去葉群處取來。政治局會議後吳法憲和邱會作連袂去毛家灣取毛澤東的手書。當晚葉群與吳邱等人閑聊一陣兒女婚姻之事，８月８日上午葉群返回北戴河。這實在是最普通不過的一件小事，而且吳法憲還是奉了周恩來的指示去毛家灣辦事。這無論如何與政變會議連不上邊，更何況那時毛澤東並未南巡，沒有征兆顯示毛澤東決心要倒林，且黃吳李邱等人的檢查也基本過關了，他們有什麽理由在此時密謀策劃搞政變？筆者認為，毛澤東等人對林彪事件的情況知之甚清，根本不存在搞不清楚的問題，之所以後來越搞越複雜，無非是找不出林彪搞政變和殺毛的證據，自然就要從政治出發，要搞無中生有、指鹿為馬了。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幫“被粉碎，消息傳來後吳法憲非常高興，覺得自己應該有出頭之日了，連看守人員的態度也好了許多，吳法憲心存幻想，認為葉劍英和汪東興是了解黃吳李邱的，他們至少應該說句公道話。然而在年底吳法憲等人卻被送進了秦城監獄。吳法憲說“我從十五歲起參加革命，跟著共產黨、毛澤東，幾十年的槍林彈雨，拚命工作，什麽樣的危險都遇到過，什麽樣的後果都想到過，也隨時準備為黨的事業而獻身。但是絕對沒有想過，要為黨的事業這樣‘獻身’，要坐共產黨自己的大牢。要做一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的大壞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這樣的折磨。”秦城監獄的待遇遠遜於北京衛戍區的待遇，衛戍區看守畢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監獄。秦城的夥食極差，管理更是不把人當人，多是訓斥叫罵，犯人提的意見幾乎從無回音，然而犯人稍有流露出不滿就會立刻遭到報複，將犯人關進獄中最小的牢房，隻有大約三平方米大小，夏天牢房裏蚊子蒼蠅滿屋飛，咬得人皮膚潰爛，冬天則是缺少暖氣，凍得讓人渾身發抖，犯人之間絕對見不到麵，放風更是少得可憐……這些虐待和折磨並非僅僅針對吳法憲一個人，而是針對獄中所有的囚犯。中央文革小組要員王力亦曾在自己的反思錄裏記錄了秦城監獄的黑暗。王力回憶說：進入秦城監獄後一直是單獨關押，無人審問，前五年裏不給放風，不給任何有字的東西看，包括世上最流行的毛主席語錄本。每天二十四小時都有人從門上的小監視孔上予以監視，睡覺甚至不許翻身，必須麵對著那個小監視孔。睡覺的床是兩條凳子支起來的破木板，一床破褥子，一床破被子。白天不許坐在褥子上，隻能坐在木板上，還要坐在指定的位置上，監視者可以通過監視孔予以監視。吃的東西就更差了，早飯是四個涼窩頭，不給水，不給鹹菜，隻能硬著頭皮幹啃，一天隻有三小杯水喝。冬天沒有襪子，以致腳被凍出了凍瘡。秦城監獄的黑暗真是罄竹難書！
秦城監獄這座毛澤東的“巴士底獄”折磨摧殘了多少共產黨人自己的仁人誌士，又殘酷迫害了多少無辜之人，到現在恐怕是數也數不清了。吳法憲最後感歎說：“總之，秦城監獄是一個讓自己認識自己不是人的地方。……但是我想，今後是不是除了懲罰以外，也能夠給犯人一點人權，一點生活的改善？是不是一味的肉體和精神折磨，才是改造犯人的好辦法呢？我不懂得司法工作，但是經過多年的牢獄生活，我想到了這一點。”這番話實在就是對共產黨的血淚控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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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二十）
二十、“公審”和“辯護”
中共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在“兩案”審判時更是大言不慚地說，這個案子要一百年也翻不了。１９７９年８月，全國兩案審理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胡耀邦就曾特別強調“這次對兩案犯錯誤和犯罪人員的處理，我們要吸取教訓，要堅持實事求是，要重視調查研究，要考慮文革的曆史條件，要按黨的政策和國家的法律辦事。凡事要判刑的，一定要經得起曆史的檢驗。”然而，所有涉案人員是否有罪以及判什麽樣的刑都是由鄧小平等人事先拍板定案，檢察官和法官都是受命行事猶如傀儡，如此審案有何公正可言？吳法憲的回憶給我們提供了這場審判的一些內情。
（１）從１９７９年初到１９８０年７月，專案組先後進行了十五次審問，內容與以前相同，但是更詳細和具體。吳否認了當年專案組搞出的“八八政變會議”（指１９７１年８月８日吳法憲、邱會作與葉群在毛家灣商討“政變”事宜）。
（２）１９８０年７月後，獄方禁止吳法憲聽廣播、看報紙，也不許家屬探視。
（３）官方指定辯護律師，按有關法律，律師與被告可以單獨會見討論案情，但每次律師與吳談話時，必有監管人員在場監視。
（４）１２月１６日法庭進行辯論前，審判員卻指示吳，可以發言，但是不準推翻起訴書上的問題，否則要判重刑。（法庭審判員竟然如此明目張膽地威脅被告人）
（５）吳法憲經過審慎思考，決定不做申辯，吳認為這一切都是事先準備好的，申辯也沒用。最後法庭的辯論波瀾不驚，這個“審判”的過場進行得十分順利。
最後“特別法庭”宣判：吳法憲以推翻無產階級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林、江反革命集團主犯，還積極參與林彪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此外，還有誣陷羅瑞卿、賀龍，迫害空軍幹部等，外加將空軍的指揮權、調動權交給林立果等。特別法庭判處吳法憲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並宣布此判決未終審判決，不得上訴。
事實早已證明，這場所謂的審判既沒有“以事實為根據”，更沒有“以法律為準繩”，全案都是從政治出發，從執政者利益出發，全麵掩蓋、歪曲了文革這段曆史的真相，將莫須有的罪名強加在被告身上，掩飾了毛澤東的罪惡和責任。如此審案還能奢談什麽“經得起曆史的檢驗”嗎？這些漏洞百出荒誕不經的判決在若幹年後更顯示出它是何等的錯謬和顢頇。
對於這個所謂的判決，吳法憲在多年後為自己作了義正辭嚴的辯護。筆者在此敘述如下：
（１）吳法憲從十五歲起參加革命，幾十年來出生入死，為創建人民軍隊和新中國，奮鬥了一生。所謂“推翻無產階級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天大的冤枉，完全是不實之詞。從“９１３事件”到現在，官方沒有任何證據證實吳法憲有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目的和動機。相反，吳一直是堅決擁護毛澤東和黨中央的路線和政策。正是由於盲目地貫徹和執行了毛澤東的指示，才會犯有左的錯誤，但這與所謂的“犯罪”風馬牛不相及。
（２）關於所謂的“積極參與林彪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也是無稽之談。林彪當年的副統帥、接班人的地位並非林彪自己“奪”來的，而是因為林彪曾經為中國革命事業立下的豐功偉績和毛澤東的賞識及提拔。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正是毛澤東親自提議，毛還決定將林彪寫進中共九大黨章。所有這些都不是林彪奪權而來的。那種說林彪想當國家主席則是地道的“欲加之罪”，沒有任何證據證實這條罪名。至於所謂的“陰謀政變殺毛”和“另立中央”也是子虛烏有，直到現在也沒見過官方拿出一條有說服力的證據。吳法憲自己更是既沒有參與也絲毫不知這樣的“政變”計劃。
（３）吳法憲的所有職位都不是通過“奪權”的方式奪來的。吳的空軍司令、解放軍副總參謀長、軍委辦事組副組長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等，都是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任命的，都有毛澤東簽署的文件。而九大上的政治局委員也是全體與會代表按照程序選出來的，也不是吳法憲自己奪來的。說到“奪權”一事，在文革中隻有毛澤東自己以黨中央的名義號召在全國搞奪權，林彪和其他老帥們在軍隊中都反對這樣奪權。除了一些軍隊的文藝團體和院校有奪權現象發生，任何軍隊的機關和部隊都沒發生過奪權。大量無可爭辯的事實證明，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所發生的奪權，全都是毛澤東和黨中央予以批準的。
（４）說吳法憲“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則是天大的笑話。吳法憲在文革中隻是參加過“中央文革碰頭會”、“軍委辦事組”和“空軍黨委”三個組織。前兩個組織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組織領導的機構，不是吳法憲組織和領導的“反革命集團”，而且都是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而空軍黨委更是在中央軍委的直接領導係下進行工作。如果說吳法憲“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那麽這個“反革命集團”的頭子恰恰就是毛澤東本人！至於吳與林彪的關係，根本就是上下級的關係，林彪是黨中央唯一的副主席，軍委第一副主席，吳法憲當然要在林彪的領導下工作，這也是共產黨自己的組織原則，吳法憲不可能跳出這個框框另搞一套，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以及李德生、許世友、韓先楚等軍隊高級幹部不也是在林彪領導下工作嗎？
（５）關於“誣陷羅瑞卿、賀龍的問題”，吳法憲承認自己的確犯有錯誤，並深深懺悔和反思。但是賀龍與羅瑞卿的問題都是毛澤東作的決定，他們二人的專案組都是周恩來總負責。這樣的問題絕不是黃永勝和吳法憲這一級別幹部所能作主的，甚至也不是林彪和周恩來所能決定的。他們的被打倒毛澤東要負最主要的責任，而將賀、羅被迫害的罪責加在吳法憲等幾個人身上顯然極不公正。吳法憲說“據我的回憶，由毛澤東、周恩來親自批示、審閱、劃過圈的賀龍、羅瑞卿和其他人的專案組的報告，也為數不少。不能說牽連到我們的都是‘反革命犯罪’，牽連到毛主席的就都是‘失誤’，牽連到周恩來的就都是‘違心的’。”“這裏我想說兩句： ‘文化大革命’中，在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相當一部分領導幹部受迫害問題上，毛澤東及周恩來應當負主要和直接的責任。毛澤東是決策者，而周恩來是主要執行者。”而這一最關鍵的問題正是中共官方所極力掩蓋和回避的！
（６）關於所謂“迫害空軍幹部”問題，文革中作為空軍的主要領導人，吳法憲承認自己應該對那些慘遭不幸的人負一定的責任，但是這些人在文革中受衝擊和迫害主要是全國、全軍搞文革運動的結果，全軍上下都在不同程度上搞了運動，每個受迫害的人的遭遇都有不同，應該具體搞清每一個事件，而不是籠統地歸結到吳法憲等幾個人的頭上。吳法憲說“說到底，是不是毛澤東、中共中央也應該對批準關押迫害各級幹部承擔刑事責任，對全國受到迫害的七十三萬人和被迫害致死的三萬四千八百人承擔刑事責任，而且是主要責任呢？”
（７）關於“把空軍的指揮權、調動權交給林立果”的問題，吳法憲承認這是他私下對王飛、林立果幾個人所說，事後也覺不妥，雖然沒有公開收回，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消除影響。從根本上來看，空軍的指揮權和調度權絕非吳法憲一句話就可交出去的，事實上吳也從未交給過林立果。吳法憲說“不要說我這個空軍司令，就是林彪要調動和指揮空軍，也要經過毛澤東的批準，除了毛澤東本人外，誰都不能夠在空軍指揮一切、調動一切。”事實上，林立果隻是調動了指揮了空軍黨辦的幾個秘書而已，根本就無可能指揮調動空軍任何一個軍、師、團。以所謂“把空軍的指揮權、調動權交給林立果”作為罪名來定罪更是荒謬，在法律上也是站不住腳的。
吳法憲將軍的這段“辯護”雖然是在公審二十幾年之後所作，但是我們卻看到了其中閃光的內容，它說出了對文革的真正的反思，點出了官方極力回避、掩飾的關鍵問題，向世人展示了那段曆史的真相，給曆史提供了極為寶貴的資料。雖然吳將軍的回憶也許還存在某些不盡人意之處，但是這部回憶錄必將對曆史對後世產生重要和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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