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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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六）
曆史我記錄，讓曆史不再隻是王侯將相
艱難歲月的再回首 －－讀《吳法憲回憶錄》（之六）
丁凱文
[編輯]六、林彪與軍隊文革之關係
長期以來林彪的形象一直被官方所醜化，似乎林彪利用了毛澤東的錯誤蓄意搞亂全國全軍，以達到其篡黨奪權的目的。這種觀點也是國內史學界最為流行的說辭。然而曆史真是這樣嗎？吳法憲在其回憶中給我們提供了一些可信的資料，有助人們進一步厘清這段曆史，還原曆史的本來麵目。
吳法憲回憶說“在軍隊怎樣搞‘文化革命’的這個問題上，林彪與中央文革以至毛澤東之間，曾經有過不少矛盾和衝突。”“作為主管軍隊工作的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至少在兩個問題上，林彪的態度是比較明朗的：一個是希望軍隊能相對地穩定下來，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樣搞得一團糟，否則如果敵人乘機入侵，就無法履行保衛祖國的職責，也無法向黨中央和全國人民交代；另一個就是不希望軍隊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認為地方的事，應該讓地方自己去搞。”麵對風起雲湧的文革風潮，林彪作為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席采取了一係列的措施。
（１） 林彪對軍隊院校師生進京接受毛澤東接見作了三條規定：第一、軍隊院校師生可以分期分批來京接受毛澤東檢閱，但檢閱後不許立即返回原單位；第二、來京後要一切行動聽指揮，要有組織地來並由領導帶隊；第三，來京後由軍隊負責接待，不準到外麵去串聯。林彪還與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上旬授意全軍文革起草了《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這個緊急指示實際上也是被毛澤東和整個形勢逼出來的，該指示雖然也說軍隊院校的文革運動要與地方一樣，按照十六條規定辦，但該指示還說“為了搞好軍隊院校的鬥批改，應當允許進行革命串聯和調查，但軍隊院校不要幹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盡量對軍隊院校師生的文革活動予以限製。
（２） 林彪對文革的學生運動群眾運動采取了最大程度的克製態度。由於軍隊院校的不少學員在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動下衝擊國防部，總參、總政、國防科委等機構，號稱要揪出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副總參謀長李天佑。總政主任蕭華等請示葉劍英後，打算嚴肅處理，對於鬧事的頭頭還要抓捕。但是林彪沒有接受這些建議，而是提出“四不政策”，即對這些學員們“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抓人，不開槍”，做好這些人的思想工作。因為稍有不慎，就會釀成事故甚至悲劇，林彪寧可采取克製政策。
（３） 利用開軍委擴大會議之機保護軍隊的幹部。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旬，中央軍委在北京的京西賓館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林彪的本意是借開會的名義把軍隊的主要領導人接來北京予以保護。林彪還規定，不經過林彪、葉劍英和徐向前三人的批準，任何人不得返回原單位，另外林彪也想讓與會者集思廣益商討對策，以穩定軍隊，盡量減少運動給軍隊帶來的損失。林彪委托葉劍英主持會議，葉劍英每天都向林彪作匯報，周恩來也常來與會。會議首先製定的就是《中共中央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通知說“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第二個文件就是著名的“軍委八條命令”，這是林彪口授，並爭得其他幾位老帥得同意後，報毛澤東批準執行。對穩定軍隊起了重要作用。第三個文件就是《中央軍委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得幾項規定》，軍以上機關的運動必須在黨委領導下進行，軍隊領導機關不宜成立各種“文化革命戰鬥組織”，一律不許自下而上奪權。軍以下機關則堅持正麵教育，一律不得進行“四大”。此外，會議還製定了其他文件，如《關於軍以上機關進行文化革命的補充規定》、《關於軍隊奪權範圍的規定》、《關於外出人員串聯限期返回本單位的通知》、《關於重申切實執行軍委二月八日決定的通知》等等，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這些文件都是葉劍英向林彪匯報，並由林彪與周恩來共同領導製定，很好地體現了林彪力求穩定軍隊、盡量減少“文革”對軍隊的衝擊的指導思想。
正是由於林彪和軍委其他老帥們的共同努力，軍隊的局勢得到控製，穩定的軍隊後來通過“三支兩軍”穩定了全國的局勢。總的說來，軍隊在如此複雜的環境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既保護了一批老幹部。也使社會秩序趨於穩定，同時也減少了人民生命和財產的損失。穩定的局麵使原本中斷的工農業生產得以逐步恢複，使全國的交通、金融、建設等各項工作得以正常運行。事實上軍隊係統正是日後粉碎“四人幫”的堅強柱石。
吳法憲總結說：“林彪倒台後，有些文章說：林彪是個反軍、亂軍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手中竊取的權力，煽動在軍隊搞全麵‘四大’，拚命想把軍隊搞亂，等等。這個說法顯然極不客觀，也是極不負責任的。林彪是軍委的主要領導人，他為什麽要一心把自己搞亂？這個說法於理不通，也絕不符合事實。大量事實已經證明，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自始至終都在注意保持軍隊的穩定，甚至不惜與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發生激烈的衝突。”
僅就穩定軍隊這一點而言，林彪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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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歲月的再回首 －－讀《吳法憲回憶錄》（之七）
丁凱文
[編輯]七、林彪與江青的矛盾
林彪與江青之間是什麽樣的關係，長期以來都是大陸官方的一家之言，也就是說，林江是一夥的，乃狼狽為奸，他們共同利用了毛澤東的錯誤，大搞“反革命”活動，妄圖推翻人民民主專政，林江二人都屬反革命集團。１９８０年的“兩案”審判更是將林彪與江青畫上了等號。但是，林彪與江青是一回事嗎？隻有認真分析文革當中林彪與江青的實際關係，才能真正解釋為何林彪會在１９７０年８月的廬山會議上出麵打擊以江青為首的“上海幫”。對於揭示林江之關係問題，吳法憲的回憶無疑給人們提供了新的資料和視野。
吳法憲回憶說：“對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擁護，但同周恩來一樣，他都全力去執行毛澤東的部署和計劃，這是毫無疑問的。至於對江青，最初因愛屋及烏，林彪對江青也是很尊敬，對江青提出的問題，也很重視。”然而，隨著全麵奪權運動的展開，不僅各省市地方領導受衝擊，軍隊係統也大受影響。總參、總政、總後以及各軍兵種等都受到造反派的衝擊，工作停頓，不少軍隊領導人被揪鬥被迫害。以吳法憲本人為例，吳被造反派搞得焦頭爛額，為了躲避軍內造反派，吳先是住到總參管理局的第五招待所，後又住進葉劍英的家，沒多久又搬出來，時而住在空軍指揮所，時而住西郊機場，時而住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最後奉葉劍英之令住進中央軍委直接管轄的京西賓館，該賓館由北京衛戍區警衛，造反派衝不進去，吳法憲的處境才略有好轉。軍內其他一些人則沒有吳法憲這麽幸運，不少人被殘酷批鬥，甚至死於非命，軍內的東海艦隊司令陶勇，國防工辦副主任趙爾陸等人就是如此。林彪對江青一夥的行為極為不滿，由此林彪與江青發生激烈衝突。
１９６７年２月，由於中央文革小組鼓動造反派揪鬥總政主任蕭華，引發了林彪與江青的首次衝突。吳法憲在回憶錄中有專門一節談及此事。林彪把江青找到自己的住處毛家灣，痛斥江青等人的行為。原林辦秘書張雲生在他的回憶《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一書裏也印證了這場林彪與江青的衝突。吳法憲回憶說“這次林彪與江青大鬧，撕開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說是種下了分裂的種子。林彪對江青是不滿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過分譴責。就這樣，雙方的矛盾和鬥爭一直延續到‘九大’，延續到廬山會議，延續到‘九一三’林彪的終結。”吳法憲還說：“據我所知，在當時的中央常委以至整個的中央領導層裏，敢於這樣當麵斥責江青的，除了毛澤東之外，就隻有林彪了。”林彪與江青大吵之後的第二天，林彪通知葉劍英和徐向前主持召集軍委會議，傳達毛澤東對蕭華問題的處理意見，並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但是中央文革小組隻有關鋒一人與會。會上不少軍隊幹部爭著發言，以發泄心中的憤懣。黃永勝就直言文革小組不聽毛澤東的話，不執行毛澤東的指示，胡亂批評解放軍，亂鬥解放軍幹部，要奪解放軍的權，希望中央文革作出認真、深刻的檢討。關鋒回去後向江青匯報了會上的情況，江青大怒說這個會議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江青的會議，並將矛頭對準主持會議的徐向前，徐向前隻好推到會上發言的黃永勝身上，讓黃永勝作檢討。為此，黃永勝去問林彪要不要寫這個檢討。林彪則說“絕對不能寫這個檢討，要堅決頂住。我去直接報告毛主席。”江青對林彪一點辦法都沒有，隻好把這筆賬算到徐向前的身上，並建議林彪撤換徐向前的軍委文革小組組長之職。吳法憲回憶說：“林彪事後對我說：‘誰當全軍文革的小組長，過不了多久，就會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換徐帥，全軍文革那就讓他名存實亡吧。’”吳法憲最後說，“後來果然如此，徐向前下來以後，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由楊成武代理了一個短時間，不久，楊成武隨毛主席東巡以後，全軍文革也就銷聲匿跡了。”
從林彪對江青和全軍文革小組的態度，即可看出，林彪是多麽反感全軍文革小組這一機構，這個機構的存在名義上是領導全軍的文革運動，實際上則是成了江青在軍內的代言人，成了搞亂軍隊的罪魁禍首之一，林彪當然不能容忍這種機構的存在，雖然林彪在表麵上不得不應付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但骨子裏卻十分警惕他們，多方予以防範和抵製，乃至最後讓其“壽終正寢”。如果林彪與江青的關係是密切合作，那麽林彪就應該大力支持江青和全軍文革小組的工作，支持他們打倒軍內的老幹部的種種倒行逆施。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看看吳法憲的回憶，人們還能相信大陸官方的那一麵之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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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八）
丁凱文
[編輯]八、誰應該對劉少奇等人的被打倒負責？
翻開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查廳起訴書》，我們看到了如下的指控內容：“以林彪、江青為首的反革命集團主犯林彪、江青、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結，狼狽為奸，憑借其地位和權力，施展陰謀詭計，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開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種手段，有預謀地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篡黨篡國、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該起訴書列舉了受誣陷的黨和國家名單：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賀龍等三十餘人的名單。似乎這些人的被打倒和被誣陷都僅僅是林彪、江青等人所為。然而曆史真的是如此之簡單嗎？
奪權鬥爭首先是從上海開始的。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赫市長曹荻秋被造反派打倒。吳回憶說“上海的奪權，實際上是毛澤東親自支持和決策的。一月八日，毛澤東在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談話中，對上海的全麵奪權活動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在毛的號召下全國範圍內開始了風起雲湧的奪權活動。吳說“這些情況都是在我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以後，江青透露給我的。”
與軍隊幹部相比較，從中央到地方的幹部幾乎無一幸免地受到衝擊，而這千千萬萬被打倒的幹部中，最為著名的就是劉少奇等人。吳法憲回憶說“從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開始，劉少奇便處於了一種”等待被徹底打倒“的狀態。但是在一段時間裏，他還是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參加一些公開的活動。這種不尷不尬的狀態，一直持續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從十二月十八日開始，江青、康生、張春橋、謝富治等人，開始相繼公開煽動打倒劉少奇，而且口徑完全一致，可以斷言，這絕不是他們個人的意見。”
關於陶鑄的被打倒，吳法憲回憶說“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就在接見湖北省‘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時宣布，‘陶鑄同誌到中央來賓沒有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際上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還說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幾天之後的一月八日，毛澤東就在中央會議上認可了江青他們關於陶鑄的講話，並說‘陶鑄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不老實。’……毛澤東的這番話實際上是啊批準了打倒陶鑄。”
關於彭德懷文革中的被迫害一事，吳法憲回憶說“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召開的中央匯報會上，對彭德懷的問題作了如下的講話：‘高崗、饒漱石、彭德懷都是搞兩麵手法，彭德懷與他們是勾結在一起的。彭德懷發動的百團大戰，是搞了獨立王國，那些事情都不和我打招呼。’有了毛澤東的指示，戚本禹就親自布置，要北京地質學院和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去四川把彭德懷就會北京。周恩來聞訊後，派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趕去，將彭德懷接到衛戍區監護起來。”彭德懷被關押在北京衛戍區期間還給毛澤東寫信。吳認為“從這封信的內容看來，彭德懷當時對毛澤東害寄托一線希望，但毛澤東根本沒有去解救他的意思。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懷在北京獄中含冤逝世。”
賀龍元帥是文革中軍內被迫害致死最高級領導人之一。吳法憲回憶說“關於賀龍的問題是毛澤東親自決定的。據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個人在中南海專門研究賀龍的問題。後來周恩來告訴我，那天，毛主席決定對賀龍采取隔離措施，並要他親自去落實。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區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衛戍區預先作了安排。然後，他把賀龍找到中南海，先是問賀龍：‘聽說你身上帶了手槍？’賀龍說：‘有一支。’於是，他要賀龍立即交出身上攜帶的手槍。待賀龍交出手槍後，他便要警衛部隊把賀龍夫婦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區。從此，賀龍夫婦便失去了自由。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飽受折磨的賀龍在北京三Ｏ一醫院逝世。”
關於賀龍之死，過去官方的喉舌無不歸結為林彪的迫害，可是為什麽林彪要迫害賀龍官方卻一直說不出個所以然，最後隻好說賀龍是林彪篡黨奪權的障礙。但是林彪在文革初期就是中共唯一的副主席兼軍委第一副主席，賀龍無論如何也構不成對林彪的威脅，林彪有什麽理由與賀龍過不去呢？再說，涉及賀龍這一級別的幹部隻有毛澤東才能決定他們的命運。顯然，賀龍的倒台與林彪沒有直接的必然的聯係。吳法憲回憶說“至於毛澤東等人為什麽要打倒賀龍，我不得而知，但當時我曾聽說國幾件與賀龍有關的事情。第一件事是總參王尚榮、雷英夫反對楊成武代總長的事情；第二件事是解放軍政治學院蔡順禮反對莫文驊的事情；第三件事是海軍蘇振華反對李作鵬的事情。再有，就是我前麵提到過的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的事情。這幾件事情上，前三件我不敢妄加評論，但關於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的事情，那完全都是屬實的。”顯然，那些所謂的揭發材料也並非全是空穴來風。隻是這些“揭發”被專案組上綱上線，擴大成了賀龍反毛的罪證。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３１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發表了一番講話，也提及了賀龍的問題，毛澤東說：“過去說對賀龍是一批二保，因為他是二方麵軍的代表。現在看來不能保了，因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從成鈞、許光達、廖漢生等的揭發材料看來，他是破壞我們這個軍隊的。他背地搞篡軍反黨企圖是有的，但是沒有來得及。”毛澤東特別提及的揭發人不是林彪嫡係四野的人，成鈞、許光達、廖漢生都是賀龍自己親信。毛澤東的態度最終決定了賀龍的命運，這些又豈是林彪能作的了主的？
中共後來將劉少奇等領導人被打倒被迫害的責任歸罪到林彪頭上，實乃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為毛澤東作開脫。林彪文革中並非沒有錯誤和責任，但是將原本不該林彪負的責任加諸在林彪身上當然是極不公正的，這是我們必須予以指出的，而吳法憲的回憶給我們提供了新的可靠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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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九）
丁凱文
[編輯]九、軍內造反派勢力是如何被遏製的？
１９６６年８月起由於毛澤東的檢閱支持，紅衛兵運動開始席卷全國。吳法憲回憶說“在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以後，中央文革和江青就把軍隊院校師生的意見，端到了軍委，端到了林彪那裏，說：‘地方的學生能串聯，軍隊的學生為什麽不能串聯？應當讓他們進北京來接受毛主席的檢閱。’鑒於江青與中央文革的特殊身份，林彪不能不對此加以認真對待。”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軍委和總政下發了《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指示發出後，大批軍隊院校學員湧入北京，很多人來了就不肯回去。吳法憲回憶說“這些滯留在北京的軍隊院校學員，很快就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與地方院校的學生串聯在一起，開始在北京 ‘鬧革命’。”
這些軍隊院校的學員事如何“鬧革命”的呢？吳回憶說“從１９６６年冬開始，軍隊院校的師生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在北京橫衝直撞，到處串聯，無法無天，不但衝擊國防部，衝擊總參、總政、總後，還衝擊空軍、海軍、工程兵、鐵道兵、炮兵、裝甲兵、通訊兵和北京軍區，幾乎所有的軍事機關都被他們衝遍了。他們每衝一個軍事領導機關，都是先進駐領導機關的辦公大樓，然後再白天黑夜地揪鬥這個部門的領導幹部。另外，在這些軍事機關裏貼大字報、炮轟、火燒、並且搶劫檔案，肆無忌憚隨意折騰，幾乎把所有的軍事指揮機關都搞癱瘓了。當時。全軍文革組長劉誌堅以及全軍文革的全體成員，全都忙於處理各種問題，日夜應接不暇，忙得不可開交。現在想起來，對我們這些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負責人來說，一九六六年冬到一九六七年處這一段時間是我們最難過的日子。”事實上，被中央文革操縱的軍隊院校造反派已經成了搞亂軍隊的主要力量，是林彪和軍委領導人的心頭大患。如何有效地製止這股來自軍隊內部的造反勢力則成了林彪等人必須考慮並應對好的一件棘手之事。而實現這個目標竟然是一個不起眼的“演出事件”。筆者認為研究者有必要對此予以充分的肯定。
１９６７年５月，解放軍在京的幾個文工團體－－北京軍區文工團、海政文工團、空政文工團和二炮文工團共同發起一次文藝會演，以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當時的文藝團體內部已分為兩派，一派被稱為“老三軍”，他們是支持軍隊的現任領導的，另一派則是“新三軍”，實際上是由北京的“三司”造反派所支持的軍隊造反派。這次演出則是“老三軍”聯合起來支持所屬文工團舉辦的活動，因此他們又被成為“演出派”，而“新三軍” 則要衝擊這次演出，故稱為“衝派”。吳法憲回憶說“當時，‘新三軍’把這次演出看成是與軍隊‘老保’之間的大決戰。為了這場大決戰，他們早與中央文革所支持的北京‘三司’等造反派密謀策劃，調集大批力量準備武鬥。他們認為，隻要製造出事端，中央文革就會站出來支持他們，這樣軍隊裏的‘老保’就完了。”果然在５月１３日“演出派”在北京展覽館舉行的演出遭到“衝派”的強烈衝擊，兩派發生嚴重的武鬥，各種樂器被毀壞，設施被砸爛，演員被打傷，以致海軍司令肖勁光和政委李作鵬趕去支援，吳法憲在空軍也嚴陣以待，隨時準備前往支援。武鬥持續好幾個小時，直到陳伯達和蕭華感到現場，才製止了武鬥的進行。在此情況下，連周恩來出麵說話都不起作用了。
林彪此時則毅然出麵。吳法憲說“從不輕易出麵幹涉具體事務情的林彪親自出麵了。他冒著對抗中央文革的危險，公開支持‘老三軍’對抗‘新三軍 ’、‘三司’等造反派。五月十五日上午，林彪要葉群帶領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領導人，到醫院去慰問‘老三軍’被打傷得人員，並發給他們《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像章’。對另一派的人員則置之不理。林彪以這樣的方式，明確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林彪明確表態後，中央文革也不得不跟著轉了過來。”５月２３日 “演出派”再次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紀念演出，林彪不僅派葉群前來觀看，還派了北京衛戍區的部隊進行保護。造反派未敢再來滋事。６月９日“演出派”再次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演出，林彪親自出席，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康生等一大群中央領導幹部前來觀看，林彪以實際行動給“演出派”撐了腰。吳法憲回憶說“這一下子，軍內的造反派垮了，‘老三軍’一下子翻過身來，成為林彪和軍委直接控製的一支政治力量。憑借著這支力量，林彪和軍委可以直接與北京‘三司’等學生造反派對抗，從而開始穩定北京的局勢。中央文革依靠北京‘五大領袖’一手遮天的時代成為了過去，我們的日子也好多了。”
事實證明，林彪成功地利用了一場紀念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演出擊垮了軍內的造反勢力，穩定了軍隊和北京的局麵，而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卻束手無策，他們支持的學生造反派雖然沒有土崩瓦解，但是卻已是強弩之末，很難在軍隊內部再製造什麽事端了。林彪此舉值得稱道。
這裏順便一提的是總政主任蕭華的倒台。以往官方的喉舌都將蕭華的被打倒歸罪於林彪，事實上，林彪一直是保護蕭華的，為此還與江青翻臉，怒斥過江青。蕭華本人在“５１３演出事件”上搖擺不定，先是反對“演出派”演出，出現事端後又單方麵指責“演出派”。本來“演出派”是保護蕭華的，如此一來引起 “演出派”對蕭華的強烈不滿，結果無論是“老三軍”還是“新三軍”都反對蕭華。吳法憲回憶說“‘五一三事件’後，林彪仍然準備保蕭華。他告訴蕭華，暫時住在西山不要出來，等過一段時間，‘演出派’的氣消了，再出來工作。誰知道，蕭華自己在西山犯了錯誤，被海軍的造反派組織‘紅聯總’直接向毛澤東遞了一份材料。毛澤東一看就說：‘蕭華是個扶不起的天子，我不保了。’這句話一傳出來，蕭華立刻就被打倒了。”吳總結說“這些年裏，我看到有不少文章說蕭華是被林彪有意打倒的，我認為這不符合事實。蕭華長期以來在林彪領導下工作，林彪對蕭華是很信任的，而且在‘文革’開始後屢屢保他。要說林彪有意搞掉蕭華，我認為這是不真實的。” 事實證明，蕭華的倒台其實就是毛澤東的一句話而已。至於蕭華在軍委所在地西山犯了什麽錯誤，吳法憲含混未提。據筆者所了解，蕭華雖然躲在西山，但個人生活卻極不檢點，以中共常用的一句話說，就是犯了生活作風問題上的錯誤。對於蕭華的倒台，要怪也隻好怪蕭華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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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十）
丁凱文
[編輯]十、中央專案組內幕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中共中央成立了兩個專門的組織，一個就是盡人皆知的中央文革小組，另一個則是中央專案組。前者已有大量的資料和文章問世，人們對其知之較詳，但是後者則資料卻非常少，世人對此機構雖有印象，但是往往一知半解，隻有後來在鄧小平時代一批被打成冤假錯案的老幹部們平反時，才稍有披露，但是當局對其中之詳情仍然諱莫如深。個中之緣由不難猜測，其內情實在見不得陽光，如照實情披露出來太過有損毛澤東、周恩來和共產黨自己的“光輝形象”。然而曆史畢竟就是曆史，各種史實還是會不斷透露出來。吳法憲將軍由於參與了中央文革碰頭會，對此有相當的了解，亦頗有披露。筆者擇其要點敘述如下：
（１）文革期間專案組多如牛毛。吳法憲回憶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包括劉少奇在內地許多中央領導人被打倒了，為處理他們的問題，中央陸續成立了一些專案組。除了這些中央專案組以外，下麵各省、市、自治區，國務院、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以及各地、縣直至基層單位，都分別設立了自己的專案組。有的雖然沒有專案組之名，卻有專案組之實。總之，‘文革’期間的專案組究竟有多少，誰也說不清。”
（２）吳法憲被打倒前，中央共有十四各專案組，由周恩來總負責。吳法憲回憶說“當時，決定成立什麽專案組、由誰來分管、選派專案組工作人員等，這些問題都是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由周恩來親自提出，經大家討論同意，再由周恩來簽名報毛澤東、林彪批準。”
（３）中央專案組的組成：中央專案組共有三個辦公室。第一辦公室主任汪東興，下屬七個專案組：劉少奇專案組、王光美專案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專案組、陶鑄專案組、陸定一專案組、張聞天專案組、彭真專案組。第二辦公室，主任先是楊成武，後是黃永勝，下設彭德懷專案組、賀龍專案組、羅瑞卿專案組。第三辦公室，主任謝富治，下屬四個專案組：“五一六專案組”、抓叛徒專案組、葉向真專案組、其他一些人的專案組。
（４）中央專案組的組織形式：掌握中央專案組工作的是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比如：“一辦”裏主管劉少奇專案的是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主管王光美案的是陳伯達，主管陸定一案的是陳伯達，主管薄一波案的是康生，主管彭真案的是康生，主管陶鑄案的是江青。中央“二辦”主管彭德懷案的先是楊成武，後是黃永勝，主管賀龍案的是康生，主管羅瑞卿案的是江青。而中央“三辦”的各個專案皆由謝富治主管。
（５）中央專案組的辦案形式：專案組具體工作人員和負責人，由軍委辦事組根據中央碰頭會的決定從軍隊選派，前後大約三次，一共約五百多人，由周恩來帶領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召集他們開會，講話，說明任務的重要性，布置工作。周恩來每半個月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主持專案組全體工作人員會議，由每個專案組匯報工作，會議常常是從晚上八、九點鍾一直到第二天拂曉，每次會議都是如此。
（６）專案組辦案的最關鍵的要害在於，受專案審查者的“罪名”基本上都是根據當權者的政治需要來製造的，而不是根據事實來判定的。吳法憲回憶說“由於弄來的材料究竟那些是真，那些是假，無法判定，時間一長，辦專案的人就越來越不積極。而這時上麵就來壓，就批評工作人員‘右傾’，要求他們嚴格審查呀！認真調查呀！趕快作結論哪！然而不管上麵如何壓、如何批，進展還是不大。本來嘛，都是些冤、假、錯案，又從哪裏搞得到過硬的材料呢？！”
中共粉碎“四人幫”後給幾乎所有文革期間被打倒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平反昭雪，並指出他們的受迫害都是林彪和“四人幫”所為，但卻絕口不提毛澤東和周恩來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吳法憲在回憶錄中舉出了彭德懷遭受迫害一事。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３日最高法院特別審判庭在求判決書中說“一九七Ｏ年十一月三日，黃永勝同意彭德懷專案組提出要對彭德懷‘判處無期徒刑，終身剝奪公民權利’的意見，對彭德懷進行迫害。”然而原報告是這樣寫的“永勝同誌，遵照您對彭德懷結案材料可以上報的批示，現整理好，呈上，請審視。”時間是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７日。黃永勝則在１１月３日批示“同意”。黃這個“同意”是指“同意上報”，而非同意該審查的結論。吳法憲說“在當時的情況下，彭德懷的問題不是黃永勝能說了算的。彭德懷的問題，中央早已經定了調子，除了毛澤東本人以外，任何人對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變。黃永勝個人同彭德懷沒有什麽恩怨，他在這個位置上隻能是替中央或毛澤東辦事而已。其實，當時的各個專案組的工作，事無巨細都由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周恩來負責。大一點的事情，要由毛澤東來決定。這是當時黨內一般的組織原則，也是一個常識。對彭德懷這一類人物的處理，別說黃永勝對此事沒有任何決定權力，就是林彪、周恩來，也是作不了半點主的。”吳法憲直言“彭德懷的問題應該由毛澤東來負全部或主要責任，算到黃永勝的頭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黃永勝對彭德懷的問題是沒有決定權的。當時中央專案組上報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絕大多數都有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簽字。我想這些文件應該都還在。為什麽隻算沒有決定權的黃永勝的帳，而不算有決定權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帳呢？”
吳將軍最後這句話質問得好！為什麽鄧小平不敢追究毛澤東和周恩來大搞政治迫害的責任？為什麽要嫁禍黃永勝等人？彭德懷是在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９日含冤去世的，那時林彪早已橫死蒙古沙漠多年，黃永勝也被毛澤東關押審查，如果彭德懷真是林黃等人搞的冤案，為何毛澤東周恩來不給彭德懷平反昭雪？我們再進一步追問，彭德懷去世時，正是鄧小平的第二次複出之際，鄧不僅擔任政治局委員，還是解放軍的總參謀長和國務院副總理，按照這一邏輯，鄧小平也是黨政軍內的當權派，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說鄧小平也參與了迫害彭德懷的活動，鄧小平難道就不須為彭德懷之死一事負責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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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我記錄，讓曆史不再隻是王侯將相
艱難歲月的再回首 －－讀《吳法憲回憶錄》（之六）
丁凱文
[編輯]六、林彪與軍隊文革之關係
長期以來林彪的形象一直被官方所醜化，似乎林彪利用了毛澤東的錯誤蓄意搞亂全國全軍，以達到其篡黨奪權的目的。這種觀點也是國內史學界最為流行的說辭。然而曆史真是這樣嗎？吳法憲在其回憶中給我們提供了一些可信的資料，有助人們進一步厘清這段曆史，還原曆史的本來麵目。
吳法憲回憶說“在軍隊怎樣搞‘文化革命’的這個問題上，林彪與中央文革以至毛澤東之間，曾經有過不少矛盾和衝突。”“作為主管軍隊工作的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至少在兩個問題上，林彪的態度是比較明朗的：一個是希望軍隊能相對地穩定下來，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樣搞得一團糟，否則如果敵人乘機入侵，就無法履行保衛祖國的職責，也無法向黨中央和全國人民交代；另一個就是不希望軍隊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認為地方的事，應該讓地方自己去搞。”麵對風起雲湧的文革風潮，林彪作為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席采取了一係列的措施。
（１） 林彪對軍隊院校師生進京接受毛澤東接見作了三條規定：第一、軍隊院校師生可以分期分批來京接受毛澤東檢閱，但檢閱後不許立即返回原單位；第二、來京後要一切行動聽指揮，要有組織地來並由領導帶隊；第三，來京後由軍隊負責接待，不準到外麵去串聯。林彪還與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上旬授意全軍文革起草了《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這個緊急指示實際上也是被毛澤東和整個形勢逼出來的，該指示雖然也說軍隊院校的文革運動要與地方一樣，按照十六條規定辦，但該指示還說“為了搞好軍隊院校的鬥批改，應當允許進行革命串聯和調查，但軍隊院校不要幹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盡量對軍隊院校師生的文革活動予以限製。
（２） 林彪對文革的學生運動群眾運動采取了最大程度的克製態度。由於軍隊院校的不少學員在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動下衝擊國防部，總參、總政、國防科委等機構，號稱要揪出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副總參謀長李天佑。總政主任蕭華等請示葉劍英後，打算嚴肅處理，對於鬧事的頭頭還要抓捕。但是林彪沒有接受這些建議，而是提出“四不政策”，即對這些學員們“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抓人，不開槍”，做好這些人的思想工作。因為稍有不慎，就會釀成事故甚至悲劇，林彪寧可采取克製政策。
（３） 利用開軍委擴大會議之機保護軍隊的幹部。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旬，中央軍委在北京的京西賓館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林彪的本意是借開會的名義把軍隊的主要領導人接來北京予以保護。林彪還規定，不經過林彪、葉劍英和徐向前三人的批準，任何人不得返回原單位，另外林彪也想讓與會者集思廣益商討對策，以穩定軍隊，盡量減少運動給軍隊帶來的損失。林彪委托葉劍英主持會議，葉劍英每天都向林彪作匯報，周恩來也常來與會。會議首先製定的就是《中共中央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通知說“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第二個文件就是著名的“軍委八條命令”，這是林彪口授，並爭得其他幾位老帥得同意後，報毛澤東批準執行。對穩定軍隊起了重要作用。第三個文件就是《中央軍委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得幾項規定》，軍以上機關的運動必須在黨委領導下進行，軍隊領導機關不宜成立各種“文化革命戰鬥組織”，一律不許自下而上奪權。軍以下機關則堅持正麵教育，一律不得進行“四大”。此外，會議還製定了其他文件，如《關於軍以上機關進行文化革命的補充規定》、《關於軍隊奪權範圍的規定》、《關於外出人員串聯限期返回本單位的通知》、《關於重申切實執行軍委二月八日決定的通知》等等，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這些文件都是葉劍英向林彪匯報，並由林彪與周恩來共同領導製定，很好地體現了林彪力求穩定軍隊、盡量減少“文革”對軍隊的衝擊的指導思想。
正是由於林彪和軍委其他老帥們的共同努力，軍隊的局勢得到控製，穩定的軍隊後來通過“三支兩軍”穩定了全國的局勢。總的說來，軍隊在如此複雜的環境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既保護了一批老幹部。也使社會秩序趨於穩定，同時也減少了人民生命和財產的損失。穩定的局麵使原本中斷的工農業生產得以逐步恢複，使全國的交通、金融、建設等各項工作得以正常運行。事實上軍隊係統正是日後粉碎“四人幫”的堅強柱石。
吳法憲總結說：“林彪倒台後，有些文章說：林彪是個反軍、亂軍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手中竊取的權力，煽動在軍隊搞全麵‘四大’，拚命想把軍隊搞亂，等等。這個說法顯然極不客觀，也是極不負責任的。林彪是軍委的主要領導人，他為什麽要一心把自己搞亂？這個說法於理不通，也絕不符合事實。大量事實已經證明，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自始至終都在注意保持軍隊的穩定，甚至不惜與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發生激烈的衝突。”
僅就穩定軍隊這一點而言，林彪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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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歲月的再回首 －－讀《吳法憲回憶錄》（之七）
丁凱文
[編輯]七、林彪與江青的矛盾
林彪與江青之間是什麽樣的關係，長期以來都是大陸官方的一家之言，也就是說，林江是一夥的，乃狼狽為奸，他們共同利用了毛澤東的錯誤，大搞“反革命”活動，妄圖推翻人民民主專政，林江二人都屬反革命集團。１９８０年的“兩案”審判更是將林彪與江青畫上了等號。但是，林彪與江青是一回事嗎？隻有認真分析文革當中林彪與江青的實際關係，才能真正解釋為何林彪會在１９７０年８月的廬山會議上出麵打擊以江青為首的“上海幫”。對於揭示林江之關係問題，吳法憲的回憶無疑給人們提供了新的資料和視野。
吳法憲回憶說：“對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擁護，但同周恩來一樣，他都全力去執行毛澤東的部署和計劃，這是毫無疑問的。至於對江青，最初因愛屋及烏，林彪對江青也是很尊敬，對江青提出的問題，也很重視。”然而，隨著全麵奪權運動的展開，不僅各省市地方領導受衝擊，軍隊係統也大受影響。總參、總政、總後以及各軍兵種等都受到造反派的衝擊，工作停頓，不少軍隊領導人被揪鬥被迫害。以吳法憲本人為例，吳被造反派搞得焦頭爛額，為了躲避軍內造反派，吳先是住到總參管理局的第五招待所，後又住進葉劍英的家，沒多久又搬出來，時而住在空軍指揮所，時而住西郊機場，時而住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最後奉葉劍英之令住進中央軍委直接管轄的京西賓館，該賓館由北京衛戍區警衛，造反派衝不進去，吳法憲的處境才略有好轉。軍內其他一些人則沒有吳法憲這麽幸運，不少人被殘酷批鬥，甚至死於非命，軍內的東海艦隊司令陶勇，國防工辦副主任趙爾陸等人就是如此。林彪對江青一夥的行為極為不滿，由此林彪與江青發生激烈衝突。
１９６７年２月，由於中央文革小組鼓動造反派揪鬥總政主任蕭華，引發了林彪與江青的首次衝突。吳法憲在回憶錄中有專門一節談及此事。林彪把江青找到自己的住處毛家灣，痛斥江青等人的行為。原林辦秘書張雲生在他的回憶《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一書裏也印證了這場林彪與江青的衝突。吳法憲回憶說“這次林彪與江青大鬧，撕開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說是種下了分裂的種子。林彪對江青是不滿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過分譴責。就這樣，雙方的矛盾和鬥爭一直延續到‘九大’，延續到廬山會議，延續到‘九一三’林彪的終結。”吳法憲還說：“據我所知，在當時的中央常委以至整個的中央領導層裏，敢於這樣當麵斥責江青的，除了毛澤東之外，就隻有林彪了。”林彪與江青大吵之後的第二天，林彪通知葉劍英和徐向前主持召集軍委會議，傳達毛澤東對蕭華問題的處理意見，並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但是中央文革小組隻有關鋒一人與會。會上不少軍隊幹部爭著發言，以發泄心中的憤懣。黃永勝就直言文革小組不聽毛澤東的話，不執行毛澤東的指示，胡亂批評解放軍，亂鬥解放軍幹部，要奪解放軍的權，希望中央文革作出認真、深刻的檢討。關鋒回去後向江青匯報了會上的情況，江青大怒說這個會議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江青的會議，並將矛頭對準主持會議的徐向前，徐向前隻好推到會上發言的黃永勝身上，讓黃永勝作檢討。為此，黃永勝去問林彪要不要寫這個檢討。林彪則說“絕對不能寫這個檢討，要堅決頂住。我去直接報告毛主席。”江青對林彪一點辦法都沒有，隻好把這筆賬算到徐向前的身上，並建議林彪撤換徐向前的軍委文革小組組長之職。吳法憲回憶說：“林彪事後對我說：‘誰當全軍文革的小組長，過不了多久，就會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換徐帥，全軍文革那就讓他名存實亡吧。’”吳法憲最後說，“後來果然如此，徐向前下來以後，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由楊成武代理了一個短時間，不久，楊成武隨毛主席東巡以後，全軍文革也就銷聲匿跡了。”
從林彪對江青和全軍文革小組的態度，即可看出，林彪是多麽反感全軍文革小組這一機構，這個機構的存在名義上是領導全軍的文革運動，實際上則是成了江青在軍內的代言人，成了搞亂軍隊的罪魁禍首之一，林彪當然不能容忍這種機構的存在，雖然林彪在表麵上不得不應付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但骨子裏卻十分警惕他們，多方予以防範和抵製，乃至最後讓其“壽終正寢”。如果林彪與江青的關係是密切合作，那麽林彪就應該大力支持江青和全軍文革小組的工作，支持他們打倒軍內的老幹部的種種倒行逆施。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看看吳法憲的回憶，人們還能相信大陸官方的那一麵之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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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八）
丁凱文
[編輯]八、誰應該對劉少奇等人的被打倒負責？
翻開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查廳起訴書》，我們看到了如下的指控內容：“以林彪、江青為首的反革命集團主犯林彪、江青、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結，狼狽為奸，憑借其地位和權力，施展陰謀詭計，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開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種手段，有預謀地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篡黨篡國、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該起訴書列舉了受誣陷的黨和國家名單：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賀龍等三十餘人的名單。似乎這些人的被打倒和被誣陷都僅僅是林彪、江青等人所為。然而曆史真的是如此之簡單嗎？
奪權鬥爭首先是從上海開始的。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赫市長曹荻秋被造反派打倒。吳回憶說“上海的奪權，實際上是毛澤東親自支持和決策的。一月八日，毛澤東在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談話中，對上海的全麵奪權活動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在毛的號召下全國範圍內開始了風起雲湧的奪權活動。吳說“這些情況都是在我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以後，江青透露給我的。”
與軍隊幹部相比較，從中央到地方的幹部幾乎無一幸免地受到衝擊，而這千千萬萬被打倒的幹部中，最為著名的就是劉少奇等人。吳法憲回憶說“從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開始，劉少奇便處於了一種”等待被徹底打倒“的狀態。但是在一段時間裏，他還是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參加一些公開的活動。這種不尷不尬的狀態，一直持續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從十二月十八日開始，江青、康生、張春橋、謝富治等人，開始相繼公開煽動打倒劉少奇，而且口徑完全一致，可以斷言，這絕不是他們個人的意見。”
關於陶鑄的被打倒，吳法憲回憶說“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就在接見湖北省‘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時宣布，‘陶鑄同誌到中央來賓沒有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際上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還說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幾天之後的一月八日，毛澤東就在中央會議上認可了江青他們關於陶鑄的講話，並說‘陶鑄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不老實。’……毛澤東的這番話實際上是啊批準了打倒陶鑄。”
關於彭德懷文革中的被迫害一事，吳法憲回憶說“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召開的中央匯報會上，對彭德懷的問題作了如下的講話：‘高崗、饒漱石、彭德懷都是搞兩麵手法，彭德懷與他們是勾結在一起的。彭德懷發動的百團大戰，是搞了獨立王國，那些事情都不和我打招呼。’有了毛澤東的指示，戚本禹就親自布置，要北京地質學院和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去四川把彭德懷就會北京。周恩來聞訊後，派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趕去，將彭德懷接到衛戍區監護起來。”彭德懷被關押在北京衛戍區期間還給毛澤東寫信。吳認為“從這封信的內容看來，彭德懷當時對毛澤東害寄托一線希望，但毛澤東根本沒有去解救他的意思。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懷在北京獄中含冤逝世。”
賀龍元帥是文革中軍內被迫害致死最高級領導人之一。吳法憲回憶說“關於賀龍的問題是毛澤東親自決定的。據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個人在中南海專門研究賀龍的問題。後來周恩來告訴我，那天，毛主席決定對賀龍采取隔離措施，並要他親自去落實。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區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衛戍區預先作了安排。然後，他把賀龍找到中南海，先是問賀龍：‘聽說你身上帶了手槍？’賀龍說：‘有一支。’於是，他要賀龍立即交出身上攜帶的手槍。待賀龍交出手槍後，他便要警衛部隊把賀龍夫婦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區。從此，賀龍夫婦便失去了自由。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飽受折磨的賀龍在北京三Ｏ一醫院逝世。”
關於賀龍之死，過去官方的喉舌無不歸結為林彪的迫害，可是為什麽林彪要迫害賀龍官方卻一直說不出個所以然，最後隻好說賀龍是林彪篡黨奪權的障礙。但是林彪在文革初期就是中共唯一的副主席兼軍委第一副主席，賀龍無論如何也構不成對林彪的威脅，林彪有什麽理由與賀龍過不去呢？再說，涉及賀龍這一級別的幹部隻有毛澤東才能決定他們的命運。顯然，賀龍的倒台與林彪沒有直接的必然的聯係。吳法憲回憶說“至於毛澤東等人為什麽要打倒賀龍，我不得而知，但當時我曾聽說國幾件與賀龍有關的事情。第一件事是總參王尚榮、雷英夫反對楊成武代總長的事情；第二件事是解放軍政治學院蔡順禮反對莫文驊的事情；第三件事是海軍蘇振華反對李作鵬的事情。再有，就是我前麵提到過的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的事情。這幾件事情上，前三件我不敢妄加評論，但關於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的事情，那完全都是屬實的。”顯然，那些所謂的揭發材料也並非全是空穴來風。隻是這些“揭發”被專案組上綱上線，擴大成了賀龍反毛的罪證。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３１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發表了一番講話，也提及了賀龍的問題，毛澤東說：“過去說對賀龍是一批二保，因為他是二方麵軍的代表。現在看來不能保了，因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從成鈞、許光達、廖漢生等的揭發材料看來，他是破壞我們這個軍隊的。他背地搞篡軍反黨企圖是有的，但是沒有來得及。”毛澤東特別提及的揭發人不是林彪嫡係四野的人，成鈞、許光達、廖漢生都是賀龍自己親信。毛澤東的態度最終決定了賀龍的命運，這些又豈是林彪能作的了主的？
中共後來將劉少奇等領導人被打倒被迫害的責任歸罪到林彪頭上，實乃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為毛澤東作開脫。林彪文革中並非沒有錯誤和責任，但是將原本不該林彪負的責任加諸在林彪身上當然是極不公正的，這是我們必須予以指出的，而吳法憲的回憶給我們提供了新的可靠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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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九）
丁凱文
[編輯]九、軍內造反派勢力是如何被遏製的？
１９６６年８月起由於毛澤東的檢閱支持，紅衛兵運動開始席卷全國。吳法憲回憶說“在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以後，中央文革和江青就把軍隊院校師生的意見，端到了軍委，端到了林彪那裏，說：‘地方的學生能串聯，軍隊的學生為什麽不能串聯？應當讓他們進北京來接受毛主席的檢閱。’鑒於江青與中央文革的特殊身份，林彪不能不對此加以認真對待。”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軍委和總政下發了《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指示發出後，大批軍隊院校學員湧入北京，很多人來了就不肯回去。吳法憲回憶說“這些滯留在北京的軍隊院校學員，很快就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與地方院校的學生串聯在一起，開始在北京 ‘鬧革命’。”
這些軍隊院校的學員事如何“鬧革命”的呢？吳回憶說“從１９６６年冬開始，軍隊院校的師生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在北京橫衝直撞，到處串聯，無法無天，不但衝擊國防部，衝擊總參、總政、總後，還衝擊空軍、海軍、工程兵、鐵道兵、炮兵、裝甲兵、通訊兵和北京軍區，幾乎所有的軍事機關都被他們衝遍了。他們每衝一個軍事領導機關，都是先進駐領導機關的辦公大樓，然後再白天黑夜地揪鬥這個部門的領導幹部。另外，在這些軍事機關裏貼大字報、炮轟、火燒、並且搶劫檔案，肆無忌憚隨意折騰，幾乎把所有的軍事指揮機關都搞癱瘓了。當時。全軍文革組長劉誌堅以及全軍文革的全體成員，全都忙於處理各種問題，日夜應接不暇，忙得不可開交。現在想起來，對我們這些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負責人來說，一九六六年冬到一九六七年處這一段時間是我們最難過的日子。”事實上，被中央文革操縱的軍隊院校造反派已經成了搞亂軍隊的主要力量，是林彪和軍委領導人的心頭大患。如何有效地製止這股來自軍隊內部的造反勢力則成了林彪等人必須考慮並應對好的一件棘手之事。而實現這個目標竟然是一個不起眼的“演出事件”。筆者認為研究者有必要對此予以充分的肯定。
１９６７年５月，解放軍在京的幾個文工團體－－北京軍區文工團、海政文工團、空政文工團和二炮文工團共同發起一次文藝會演，以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當時的文藝團體內部已分為兩派，一派被稱為“老三軍”，他們是支持軍隊的現任領導的，另一派則是“新三軍”，實際上是由北京的“三司”造反派所支持的軍隊造反派。這次演出則是“老三軍”聯合起來支持所屬文工團舉辦的活動，因此他們又被成為“演出派”，而“新三軍” 則要衝擊這次演出，故稱為“衝派”。吳法憲回憶說“當時，‘新三軍’把這次演出看成是與軍隊‘老保’之間的大決戰。為了這場大決戰，他們早與中央文革所支持的北京‘三司’等造反派密謀策劃，調集大批力量準備武鬥。他們認為，隻要製造出事端，中央文革就會站出來支持他們，這樣軍隊裏的‘老保’就完了。”果然在５月１３日“演出派”在北京展覽館舉行的演出遭到“衝派”的強烈衝擊，兩派發生嚴重的武鬥，各種樂器被毀壞，設施被砸爛，演員被打傷，以致海軍司令肖勁光和政委李作鵬趕去支援，吳法憲在空軍也嚴陣以待，隨時準備前往支援。武鬥持續好幾個小時，直到陳伯達和蕭華感到現場，才製止了武鬥的進行。在此情況下，連周恩來出麵說話都不起作用了。
林彪此時則毅然出麵。吳法憲說“從不輕易出麵幹涉具體事務情的林彪親自出麵了。他冒著對抗中央文革的危險，公開支持‘老三軍’對抗‘新三軍 ’、‘三司’等造反派。五月十五日上午，林彪要葉群帶領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領導人，到醫院去慰問‘老三軍’被打傷得人員，並發給他們《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像章’。對另一派的人員則置之不理。林彪以這樣的方式，明確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林彪明確表態後，中央文革也不得不跟著轉了過來。”５月２３日 “演出派”再次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紀念演出，林彪不僅派葉群前來觀看，還派了北京衛戍區的部隊進行保護。造反派未敢再來滋事。６月９日“演出派”再次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演出，林彪親自出席，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康生等一大群中央領導幹部前來觀看，林彪以實際行動給“演出派”撐了腰。吳法憲回憶說“這一下子，軍內的造反派垮了，‘老三軍’一下子翻過身來，成為林彪和軍委直接控製的一支政治力量。憑借著這支力量，林彪和軍委可以直接與北京‘三司’等學生造反派對抗，從而開始穩定北京的局勢。中央文革依靠北京‘五大領袖’一手遮天的時代成為了過去，我們的日子也好多了。”
事實證明，林彪成功地利用了一場紀念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演出擊垮了軍內的造反勢力，穩定了軍隊和北京的局麵，而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卻束手無策，他們支持的學生造反派雖然沒有土崩瓦解，但是卻已是強弩之末，很難在軍隊內部再製造什麽事端了。林彪此舉值得稱道。
這裏順便一提的是總政主任蕭華的倒台。以往官方的喉舌都將蕭華的被打倒歸罪於林彪，事實上，林彪一直是保護蕭華的，為此還與江青翻臉，怒斥過江青。蕭華本人在“５１３演出事件”上搖擺不定，先是反對“演出派”演出，出現事端後又單方麵指責“演出派”。本來“演出派”是保護蕭華的，如此一來引起 “演出派”對蕭華的強烈不滿，結果無論是“老三軍”還是“新三軍”都反對蕭華。吳法憲回憶說“‘五一三事件’後，林彪仍然準備保蕭華。他告訴蕭華，暫時住在西山不要出來，等過一段時間，‘演出派’的氣消了，再出來工作。誰知道，蕭華自己在西山犯了錯誤，被海軍的造反派組織‘紅聯總’直接向毛澤東遞了一份材料。毛澤東一看就說：‘蕭華是個扶不起的天子，我不保了。’這句話一傳出來，蕭華立刻就被打倒了。”吳總結說“這些年裏，我看到有不少文章說蕭華是被林彪有意打倒的，我認為這不符合事實。蕭華長期以來在林彪領導下工作，林彪對蕭華是很信任的，而且在‘文革’開始後屢屢保他。要說林彪有意搞掉蕭華，我認為這是不真實的。” 事實證明，蕭華的倒台其實就是毛澤東的一句話而已。至於蕭華在軍委所在地西山犯了什麽錯誤，吳法憲含混未提。據筆者所了解，蕭華雖然躲在西山，但個人生活卻極不檢點，以中共常用的一句話說，就是犯了生活作風問題上的錯誤。對於蕭華的倒台，要怪也隻好怪蕭華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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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歲月的再回首－－讀《吳法憲回憶錄》（之十）
丁凱文
[編輯]十、中央專案組內幕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中共中央成立了兩個專門的組織，一個就是盡人皆知的中央文革小組，另一個則是中央專案組。前者已有大量的資料和文章問世，人們對其知之較詳，但是後者則資料卻非常少，世人對此機構雖有印象，但是往往一知半解，隻有後來在鄧小平時代一批被打成冤假錯案的老幹部們平反時，才稍有披露，但是當局對其中之詳情仍然諱莫如深。個中之緣由不難猜測，其內情實在見不得陽光，如照實情披露出來太過有損毛澤東、周恩來和共產黨自己的“光輝形象”。然而曆史畢竟就是曆史，各種史實還是會不斷透露出來。吳法憲將軍由於參與了中央文革碰頭會，對此有相當的了解，亦頗有披露。筆者擇其要點敘述如下：
（１）文革期間專案組多如牛毛。吳法憲回憶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包括劉少奇在內地許多中央領導人被打倒了，為處理他們的問題，中央陸續成立了一些專案組。除了這些中央專案組以外，下麵各省、市、自治區，國務院、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以及各地、縣直至基層單位，都分別設立了自己的專案組。有的雖然沒有專案組之名，卻有專案組之實。總之，‘文革’期間的專案組究竟有多少，誰也說不清。”
（２）吳法憲被打倒前，中央共有十四各專案組，由周恩來總負責。吳法憲回憶說“當時，決定成立什麽專案組、由誰來分管、選派專案組工作人員等，這些問題都是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由周恩來親自提出，經大家討論同意，再由周恩來簽名報毛澤東、林彪批準。”
（３）中央專案組的組成：中央專案組共有三個辦公室。第一辦公室主任汪東興，下屬七個專案組：劉少奇專案組、王光美專案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專案組、陶鑄專案組、陸定一專案組、張聞天專案組、彭真專案組。第二辦公室，主任先是楊成武，後是黃永勝，下設彭德懷專案組、賀龍專案組、羅瑞卿專案組。第三辦公室，主任謝富治，下屬四個專案組：“五一六專案組”、抓叛徒專案組、葉向真專案組、其他一些人的專案組。
（４）中央專案組的組織形式：掌握中央專案組工作的是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比如：“一辦”裏主管劉少奇專案的是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主管王光美案的是陳伯達，主管陸定一案的是陳伯達，主管薄一波案的是康生，主管彭真案的是康生，主管陶鑄案的是江青。中央“二辦”主管彭德懷案的先是楊成武，後是黃永勝，主管賀龍案的是康生，主管羅瑞卿案的是江青。而中央“三辦”的各個專案皆由謝富治主管。
（５）中央專案組的辦案形式：專案組具體工作人員和負責人，由軍委辦事組根據中央碰頭會的決定從軍隊選派，前後大約三次，一共約五百多人，由周恩來帶領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召集他們開會，講話，說明任務的重要性，布置工作。周恩來每半個月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主持專案組全體工作人員會議，由每個專案組匯報工作，會議常常是從晚上八、九點鍾一直到第二天拂曉，每次會議都是如此。
（６）專案組辦案的最關鍵的要害在於，受專案審查者的“罪名”基本上都是根據當權者的政治需要來製造的，而不是根據事實來判定的。吳法憲回憶說“由於弄來的材料究竟那些是真，那些是假，無法判定，時間一長，辦專案的人就越來越不積極。而這時上麵就來壓，就批評工作人員‘右傾’，要求他們嚴格審查呀！認真調查呀！趕快作結論哪！然而不管上麵如何壓、如何批，進展還是不大。本來嘛，都是些冤、假、錯案，又從哪裏搞得到過硬的材料呢？！”
中共粉碎“四人幫”後給幾乎所有文革期間被打倒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平反昭雪，並指出他們的受迫害都是林彪和“四人幫”所為，但卻絕口不提毛澤東和周恩來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吳法憲在回憶錄中舉出了彭德懷遭受迫害一事。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３日最高法院特別審判庭在求判決書中說“一九七Ｏ年十一月三日，黃永勝同意彭德懷專案組提出要對彭德懷‘判處無期徒刑，終身剝奪公民權利’的意見，對彭德懷進行迫害。”然而原報告是這樣寫的“永勝同誌，遵照您對彭德懷結案材料可以上報的批示，現整理好，呈上，請審視。”時間是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７日。黃永勝則在１１月３日批示“同意”。黃這個“同意”是指“同意上報”，而非同意該審查的結論。吳法憲說“在當時的情況下，彭德懷的問題不是黃永勝能說了算的。彭德懷的問題，中央早已經定了調子，除了毛澤東本人以外，任何人對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變。黃永勝個人同彭德懷沒有什麽恩怨，他在這個位置上隻能是替中央或毛澤東辦事而已。其實，當時的各個專案組的工作，事無巨細都由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周恩來負責。大一點的事情，要由毛澤東來決定。這是當時黨內一般的組織原則，也是一個常識。對彭德懷這一類人物的處理，別說黃永勝對此事沒有任何決定權力，就是林彪、周恩來，也是作不了半點主的。”吳法憲直言“彭德懷的問題應該由毛澤東來負全部或主要責任，算到黃永勝的頭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黃永勝對彭德懷的問題是沒有決定權的。當時中央專案組上報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絕大多數都有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簽字。我想這些文件應該都還在。為什麽隻算沒有決定權的黃永勝的帳，而不算有決定權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帳呢？”
吳將軍最後這句話質問得好！為什麽鄧小平不敢追究毛澤東和周恩來大搞政治迫害的責任？為什麽要嫁禍黃永勝等人？彭德懷是在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９日含冤去世的，那時林彪早已橫死蒙古沙漠多年，黃永勝也被毛澤東關押審查，如果彭德懷真是林黃等人搞的冤案，為何毛澤東周恩來不給彭德懷平反昭雪？我們再進一步追問，彭德懷去世時，正是鄧小平的第二次複出之際，鄧不僅擔任政治局委員，還是解放軍的總參謀長和國務院副總理，按照這一邏輯，鄧小平也是黨政軍內的當權派，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說鄧小平也參與了迫害彭德懷的活動，鄧小平難道就不須為彭德懷之死一事負責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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