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幫毛澤東“圓謊”——毛澤東《給江青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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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文發表時間，早於張玉鳳的揭露（2004年5月）。


周恩來幫毛澤東“圓謊”——毛澤東《給江青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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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二○○三年十一月十八出版）

【曆史詰問】　毛周“交易”及其政治後果　　　　　　　　　　　　　　　陳小雅


　　　　　　　　　　　　毛周“交易”及其政治後果

　　　　　　　　　　　　　　　　·陳小雅·

　　依照政治權力被限製的程度，人們習慣分出兩種政體：凡政治權力按照最高統治者意願進行分配的，稱為“專製政治”；若按照“民意”進行分配的，稱為“民主政治”。然而，上述兩種“純粹的形態”常常隻存在於發展比較成熟、比較穩定的社會中，在一些動蕩頻仍、政變迭起的國家與社會，那裏的政體不論簡單地劃入哪一類，都給人“足不適履”的感覺，以此套用中共黨內鬥爭、臧否人物，也不得要領。

　　是否存在政治權力像股市一樣，按照“入夥分紅”的原則，根據加入者的“資本”進行分配的一種“股份政治”呢？一百多年前，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Ｍｉｌｌ（１８０８－１８７３）和Ｓｐｅｎｃｅｒ　Ｈｅｒｂｅｒ（１８２０－１９０３）就提出“國家是一種股份公司”的思想，不過，根據英國政治曆史發展的特點，它可能更傾向於其“經濟對政治的決定權力”，而在“東方”和其它更廣大地區，這“資本”的含義更廣泛罷了，它的具體內容，依特定社會的生長特點和成熟階段而各不相同。在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亞誌》描述的日耳曼部落裏，男人的“價值”在於他身上的箭瘡和刀傷，那時，躺在充滿野性的日耳曼姑娘懷裏，被數著傷痕的戰士，就是今日“傍小秘”、“娶二奶”、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大款”。

　　我們現在看到的許多文革回憶錄中，常常記敘人們當時的心態：大家在表麵上都說“毛主席熱愛我熱愛，毛主席支持我支持……”，但真正麵對打倒老幹部的事實的時候，他們的內心就會自問：難道他們不是對革命有“重要貢獻”和立下過“汗馬功勞”的人嗎？張誌新就是為這種信念付出了生命。可見，這個人們心目中的“重要貢獻”和“汗馬功勞”，是有“價值”的、有“權威”的，是不依“最高統帥”的命令而轉移的。而一旦這些“價值準則”發生動搖，“原則的革命”就開始了。所以，林彪說“這次文化革命，就是要革過去革過的命的命”——這並非一種胡說。

　　又如，１９８９年“六四”後在海外形成的“民運”，也是按照一定的價值準則進行權力分配的。這種“資本”，就是人們從事民運的“資曆”。如此，才有圍繞著天安門英雄、民主牆鬥士、六四黑手、民運之父、之兄、之嫂和ＸＸ喇嘛的“人力資源”配備、“經濟資源”聚集，進而至於媒體關注的“等級分布”……。這種政治具有兩種前途：向前進入民主政治，向後墮入專製政治。

　　同樣，當專製者威信急速流失，專製統治無法維持、走向解體時，政治權力和社會資源再次流轉，並重新分配，這也預示著一種“革命”的到來。目前的中國和７０年代的中國，大致均處在這樣一個發展階段。

　　筆者發現，當我們使用“股份政治”的概念看中國現代曆史時，不僅所謂“高崗事件”、“林彪事件”、“四人幫”的評價問題迎刃而解，就是那看來撲溯迷離、諱莫如深的“毛周關係”，也不是“不可言傳”的了。

◇　“股份政治”

　　曆史的起點，往往就是邏輯的起點。

　　１９４９年以後，中國政治的權力，是按照中國共產黨人在奪取政權的鬥爭中所作的貢獻進行分配的。社會的資源和利益，也是依照與這些鬥爭和這個集團的密切程度，像波紋一樣，按等級分布的。由於這個“引力場”的客觀存在，為要生存和發展，人們必須像股市中的“小股民”追逐“強勢股”一樣地附驥於政治上的“強勢集團”，努力地越過自己所在的圈層，向中心靠攏。在這裏，人們“追求自由、幸福的權利”，自然而然地表現為自我“背叛”的權利，在“必要”的時候，踐踏他人權利的“權利”。又由於這是一種社會公認的“價值”，人們對那些在民主社會看來等同於“犯罪”的行為必然見怪不怪！

　　——這種“向心運動”的結果，就是核心權力的日益強化，而外圍最終全部喪失自我。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後的十年，專製政治自我“炒作”動能耗盡，直至自我否定。１９７１年的“林彪事件”，使最高統治者威信急劇流失，毛澤東既不可能再按照原來的路數統治下去，高層政治生活也無法照舊繼續下去，於是中國的政治出現了轉機。

　　然而，這次政治轉機，並未成為民主政治的起點。

　　隨著“解放老幹部”的開始，社會政治與經濟資源開始背離“文革權貴”的意願，按照舊有的“價值觀”重新聚合。毛澤東的“大樹”雖然未倒，但“東風”與“西風”的爭奪，已然勢均力敵……

　　而這種“股份政治”的回潮，確是由一筆“巨額”政治交易的成立為背景的。

◇　周恩來幫毛澤東“圓謊”

　　在《再談毛澤東與“水滸”》一文中，我們已經談到，為要挽回“林彪事件”的影響，掩蓋毛澤東親自發動、並寄予最高理想的“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毛澤東不得不與江青“串謀”，製造了一份“三年早知道”的文件——即毛澤東《給江青的一封信》。由於這封信的披露，人們才得以把林彪的“出走”——這一“文革”的最大失敗，無恥地宣布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偉大勝利！”

　　但是，這出戲得以成功上演，除了需要有江青的配合外，還要有另一位“幫襯”。而在中共黨內高層，有資格、有能力、有願望扮演這個角色的人隻有一個，那就是被稱為“紅朝宰相”的周恩來。

　　那麽，周恩來是如何幫助毛澤東“圓謊”的呢？對於這一幕，王年一在其《大動亂的年代》中，留下了難得的記述：

　　（１９７２年５月，批林整風匯報會）會議最主要的文件是毛澤東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給江青的信。關於這一文件，周恩來５月２１日說明如下：“現在確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給江青同誌的信。這個信隻有政治局一部份同誌看過。”“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政治局擴大會議林彪在河北廳講話以後，林彪講話經過多次改動，送到主席那裏，主席總是有點不安，裏頭有些話過頭；敘述政變那種寫法也不當。……主席覺得不批，這篇東西不能發表，不是等於給群眾潑了冷水嗎？因為大家希望看到這篇東西嘛，實際上這裏頭有毛病，有些極‘左’的話，有些不恰當的。”“毛主席這封信一針見血。主席寫這封信是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在武漢寫的。我是７月１１日到的武漢。……第二天上午見主席，主席就把給江青同誌的那封信的抄件給我看。……非常深刻的一封信。”（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版４４３頁。）

　　——在這裏，周恩來主動承擔起六年前“在場”的角色，這無疑對毛澤東導演的這場戲，起到了“鼎力”證明的作用。也許事實正如周恩來所說，他的確在事發當時看到過那封信的副本，並且有其他“政治局委員”（據說是王任重）也讀過，為什麽我們不可以相信周恩來，而一定要說周恩來是幫助毛澤東“作弊”呢？除了筆者在《再談毛澤東與“水滸”》一文中，對毛信本文內容所作的辨析外，我們還有其它證據嗎？

　　僅僅根據王年一的以上記敘，就可以提出四條質疑：

　　其一，關於這封信的麵世，毛澤東為什麽沒有留下一句話？

　　其二，“政治局一部份同誌看過”這封信是有可能的。但他未指明在何時、何地，也未指明是原件，還是其它版本。

　　其三，周恩來自稱讀到過毛澤東信的抄件。這也有可能。但他沒有說，他當時看到的那封信與發表的信是否內容相同。

　　其四，接觸過這些會議講話的王年一，作為第一手資料的掌握者，亦不相信“毛澤東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的判斷，在整個事件的估價中，享有高於局外其他人判斷的地位。因為，在下麵，他繼續寫道：

　　“到會同誌學習了這一封信，政治局九人分到各組解釋這一封信。江青的解釋刊登在會議簡報上，她說毛澤東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顯然沒有根據，不合事實。……在批林整風匯報會上公布這一信件，可能是想說明毛澤東對林彪早有認識。其實他回答不了過去何以重用林彪這一嚴肅而尖銳的問題。”（同上，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版４４３頁）

　　那麽，“政治局一部份同誌看過”的這封信，到底是那種版本呢？根據當年“四人幫”在上海的代理人徐景賢回憶，是林彪事件（即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以後，毛澤東從他的檔案中找出的原件的“抄件”——和周恩來自稱在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１日在武漢看到的版本一樣，至於那封信的原件到哪裏去了？徐景賢說，早就被周恩來燒掉了！

　　請看徐景賢在《一封原件已燒毀的毛澤東信件》一文中，是如何寫的：

　　“這封信公開發表的過程。在一九七二年五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恩來告訴我們，一九六六年七月江青收到毛澤東這封信後，感到十分重要，給周恩來看了，江周商量，覺得應把這封信給林彪看，於是請示毛澤東。毛澤東同意，但指示給林彪看後當麵燒掉。當時林彪在大連，周恩來特地把信送往大連，給林彪看後當麵燒毀。但等到一九七一年林彪命喪大漠後，毛澤東卻從他的檔案裏找出了這封信的抄件，並決定在一九七二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公布。原來，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寫完了這封信後，當即要隨身秘書照抄一份，原件發出，抄件存檔。為了使與會者相信信的真實性，周恩來特地把抄件複印後發給與會者過目，並帶回去各自存檔。我也看到了此信的抄件，抄信的人字跡很稚拙，抄在直條紙上，上麵留有一兩處改動，是毛澤東的筆跡，改動不大。周恩來並把抄件印成鉛印本，發給與會者人手一份，形成了中央文件。”（香港《明報月刊》２００２年月１０月號）（見本刊ｚｋ０３１０ａ——編者）

　　——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關於周恩來的敘述，已經有了兩個不同的“版本”：在“王本”中，周是在武漢毛澤東那裏看到這個抄件的；而在“徐本”中，周是在江青那裏看到的（當時江在上海）。不僅如此，周看到的是毛澤東給江青信的原件。他不僅看到過這封信，並且握有這封信的“處置權”！

　　——這就給周恩來在這個遊戲中所扮演的角色，賦予了前所未有的“份量”。

　　那麽，周恩來是否當著林彪的麵，銷毀了原件呢？林彪已死，沒有第二個人知曉。

　　但無論如何，周恩來事後還是選擇了幫毛澤東“過關”的立場。不僅他個人如此，連素來“低調”的鄧穎超也加入了這一“交易”的行列。徐景賢寫道：

　　“在這次會議上公布這封信後，每個人都要表態，發言都要上簡報。我也在小組討論時作了發言：讀了毛主席的信，受到深刻的教育，林彪是反革命兩麵派，‘當麵喊萬歲，背後下毒手’，毛主席高瞻遠矚，對林彪的問題早有察覺，等等。其他人的發言，也都是這個基調。另外，也有人稱頌江青的，例如鄧穎超的發言，說她從三十年代起就知道江青，讀了當時報紙上發表的江青致唐納的公開信，認為江青是傑出的女性，林彪一夥要搜集江青的黑材料，不是‘黑材料’而是‘紅材料’，等等。”（同上）

◇　毛澤東為何沉默？

　　在這場“政治秀”中，毛澤東的“現場”態度，當然是人們評分的最重要依據之一，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他雖然上場，但沒有留下一句“台詞”。

　　而事情的蹊蹺也許正在這裏：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留下毛澤東的話，並不等於他沒有說話。他如果沒有說話，是不會有人“鬥膽”去發表他的私人信件的。而根據以往的慣例，毛澤東字字如金，即使“放屁”一類的措辭，也會記錄在案；每臨會議，“最高指示”的傳達也總是要記敘在先，傳達在先，重點強調和專門學習的。但是，在如此重大的一件事上，卻沒有。這說明，毛澤東的話，是被刻意“隱”去了。那麽，誰能作出這樣的決定，隱去毛澤東的講話呢？誰敢作出這樣的決定呢？隻有毛澤東自己。如果這封信真如公開的信息所說，沒有什麽“來曆”的問題的話，毛澤東應該不回避為它作一些說明。並且在說明時，也可以是理直氣壯的。但是毛澤東卻沒有。

　　——這是否說明，毛澤東是在刻意回避一個今後將發生的“曆史的詰問”呢？

　　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一書中，記載了此前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一段耐人尋味的談話：

　　“毛在林彪事件後不久會見越南總統範文同時，在談話中言不由衷地承認他在林彪的問題上犯了錯誤，然後又指著陪見的周恩來等人，語帶調侃地表示：‘現在他們還原諒我，允許我改正錯誤。’周氏見狀，趕緊表示：‘我們也犯了錯誤。’”（毛澤東、周恩來會見越南總統範文同時的講話，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２２日，載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７月版，第３６１－３６２頁）

　　——這裏就發生了一個問題，如果按照毛澤東《給江青的信》中所示，毛澤東不僅早就看穿了林彪，而且洞穿了曆史，他何錯之有？他又有什麽需要周恩來們“原諒”的呢？這段講話，對於他們精心製造出來的說辭，難道不是一個有力的“反證”嗎？

　　所以，筆者認為，這與其說是毛澤東“言不由衷”的“調侃”，不如說這是毛澤東“痛定思痛”的“肺腑之言”。

　　是毛澤東自己，幾乎泄露了“天機”！

◇　毛澤東給周恩來的“回贈”

　　以上的這段話，不僅說明了毛澤東的心態，是一種“犯錯誤”的心態，同時也說明了有關“政治局委員”和周恩來選擇了“原諒”毛澤東的態度。而人們如何才能“原諒”毛澤東，而又能被這個自尊的“帝王”接受呢？一個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接受毛澤東為自己編造的說辭。

　　當然，我們不要忘記，此時的毛澤東，作為“帝王”的威權，已經風光不再了。正因為如此，在這場“政治現代秀”中，他不能單方麵地接受臣僚們對他的“饋贈（原諒）”，他也必須按照“股份政治”——禮尚往來的原則，給“贈與者”——即入股者以“回報”了。這一轉變，在數年之後——“主人公”的彌留之際，已被毛澤東確認為“既定方針”。盡管絕大多數人對“它”的內容不甚了了，甚至懷疑它是否存在，但是，其實在“林彪事件”之後不久，人們已經在這個“新規則”中生活了。

　　不過，這種“新規則”的“不規則性”的的確確是由毛澤東態度的曖昧和曆史的詭秘造成的。

　　這裏，我們就要說到，在那次“批林批孔匯報會”上毛澤東給予周恩來的“回贈”。

　　王年一繼續寫道：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６月１０日、１１日、１２日在會上作了民主革命時期黨內六次路線鬥爭的報告。在講到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時候，周恩來光明磊落地作了自我解剖，感人至深。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６月２３日在會上作了題為《關於國民黨造謠汙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的真相》的報告，中共中央又發了文件加以說明，並附若幹原始材料，傳達至黨內高級幹部。毛澤東當時說過，這樣做的用意是：讓黨內高級幹部了解事件真相，不允許任何人今後在這個問題上誣陷周恩來。”（《大動亂的年代》，４４４頁）

　　——據稱，在會議的原計劃中，並沒有這些安排。那麽，毛澤東為什麽要作出這樣一些古怪的提議呢？《晚年周恩來》的作者認為，毛澤東這樣作，並不是在“挽救”周恩來，而是在“整”周恩來。為什麽要“整”周恩來呢？是因為他在病重時，曾許諾過要“交權”給周恩來，此時，他後悔了！他要把承諾收回來。（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３７３頁）然而事實是，這次會議以後，毛澤東並不是“收回”權力，而是更進一步地交出了權力。在黨的“十大”問題上如此，在四屆人大的“組閣”問題上也如此，在內政外交問題上也是如此。況且，周恩來的曆史問題“早有定論”，僅毛澤東自己，曆史上就有三次為周恩來“作證”，甚至留下了文字記錄；幾十年來，周恩來的“總理”地位從未因那些問題而動搖過。

　　那麽，如何解釋此後的毛澤東，並沒有停止過對周恩來的批評呢？筆者認為，這並不說明毛周之間沒有“交易”，而是因為這場“交易”存在極為複雜的內幕。何況，參與這個“交易”的還有“第三方”，即江青代表的“文革上台派”。在毛澤東一方，他也並不甘心退出“曆史舞台”，對於任何專製統治者來說，“交易”是被迫的。“交易”總是在力有不逮、勢所不及的情況下才締結的。正因為毛澤東是被迫的，他對“握有把柄”的人才更加防範，並對可能存在的“要挾”更加憎恨。這，也是曆史的規律，人之常情。

◇　毛、周、江——新“三國演義”

　　在世界曆史上，凡帝王與臣屬締結和約時，帝王就不再是帝王，專製政治也就無法再維持下去。

　　由於“四人幫”對文革的“貢獻”，他們在客觀上已成潛在的“強勢集團”，再加上江青對毛澤東這個“遊戲”的入股，她在客觀上手裏就多了一張向毛澤東“討價還價”的“王牌”，並因此而是成了毛澤東的“債主”。她不甘心“參與遊戲”的周恩來獨得“文革”後組閣的權力，更不甘於“文革”的最終果實，又回到“走資派”手裏。所以，她必然要“鬧事”。

　　在新形成的“江周對峙”中，“四人幫”已經掌管著“輿論王國”的大權，並伺機插手軍隊；周恩來一直掌管著“經濟王國”的大權，在軍內有著深厚的根基。毛澤東此時雖然仍象征著“漢家道統”，具有“仲裁”的地位，但除了“軍事王國”以外，已無真正的“地盤”。在越來越多的問題上，他都必須“聯合”一方去製服另一方。而在江周雙方的戰鬥中，“反毛”這種指責，已僅僅是一根打擊敵人的“棍子”，它絲毫也不意味著自己是忠誠的。在這場“新三國演義”中，三方“交火”的地段，一在人事、二在外交、三在教育。每一次“摩擦”都是以毛澤東的“合縱”或“連橫”了結，而又不能根本解決爭端。例如：

　　就在“批林整風匯報會”結束後，毛澤東關於“伍豪事件”的指示並未落實。王洪文甚至暗地交待他在上海的心腹，將有關“伍豪啟事”的敵偽報紙找出來，另處存放，以備將來再用。（見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等《“伍豪事件”的前前後後》、鐵驥《最後的鬥爭》，均載於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２月版，６６、３５３頁。）

　　就在周恩來一口氣解放１７５位將軍（謝國民《１７５位將軍的解放》，同上書，３０７－３２０頁）的同時，毛澤東發動了指向“興滅國，繼絕世”、“克己複禮”的“批林批孔”運動。但當“四人幫”聯係實際批“走後門”時，毛澤東又說“走後門來的也有好人”，不要“形而上學猖獗”。

　　基辛格訪華期間，周恩來因私自會見基辛格，洽談軍事合作的問題，毛澤東親自掀起了一場大批“右傾投降主義”的風浪。在之後的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到要“準備打仗”時，甚至含沙射影地暗喻周恩來“一打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但當江青、姚文元把問題上升到“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指控周恩來“迫不及待”地搶班奪權時，毛澤東又指責江青，“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４７１頁）

　　當“四人幫”仿照延安整風的調子，借批“經驗主義”責難周恩來、鄧小平的工作時，毛澤東又說“教條主義仍是主要危險”。並說江青，“我看她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

　　不僅如此，在１９７４至１９７５年間，毛澤東還多次批評江青“有野心”，批評他們“搞分裂”、“搞四人幫”小宗派；說“總理還是總理”，讚賞鄧小平的“鋼鐵公司”（意指鄧小平有原則，不向江青的“鋼鐵公司”和“帽子公司”屈服）；甚至明示王洪文不要翻來覆去，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但是，這並沒能製止“四人幫”的聚集，和政治上的一意孤行。

　　１９７５年５月，毛主席甚至幾次提出“解決”四人幫的問題：

　　他們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以上毛的談話，均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１３冊，３９５頁）

　　——毛澤東此番的講話，並沒有收到上一次“逼”走林彪的效果。究其原因，大概不是“四人幫”乃一幹“無用文人”，沒有“天馬行空”的資本和逃路，實因毛、林當日的“君臣關係”到這個時代已不複存在。對此，毛澤東是心知肚明的。１９７３年７月４日，毛澤東同王洪文、張春橋談到了《紅樓夢》的“賈母之死”，他說，賈母一死，大家都哭，其實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目的。……哭是共性，但傷心之處不同。我勸人們去看看柳嫂子同秦顯家的爭奪廚房那段描寫。（徐中遠《毛澤東評五部古典小說》，華文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月版，１３頁）

　　毛澤東還說江青：“她看得起的人沒有幾個，隻有一個，她自己。……（我）不在她眼裏。”（《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１３冊，３９５頁）

　　關於毛澤東與江青和四人幫的“新關係”，徐景賢還有一個生動的細節記載：

　　“在鉛印（毛澤東給江青的信——引者注）印發時，江青要求把原信開頭的稱呼‘江青’改成‘江青同誌’，經請示毛澤東，沒有同意，隻是在作為中央文件印發時加了個標題：‘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一封原件已燒毀的毛澤東信件》）

　　——此時，在江青眼裏，毛澤東已不僅是一個“土包子”，而且是一個集頑固、老邁、衰朽和說謊於一身的“可厭”的人了。就連一個小小的王洪文，也把毛澤東的勸誡當成耳旁風。對於他的這幫“好學生”來說，他存在的唯一意義，隻剩下幫助他們在未來政治權力的格局中多掙得一些“份額”了。

　　毛澤東的晚景，怎一個“悲涼”了得？！

◇　得不償失的周恩來

　　“新三國演義”的格局已成，但毛周交易仍然留下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那就是，周恩來“甘願入夥”，究竟得到了什麽？所謂“投降問題”到底能否立案？它到底是毛澤東的“鬆綁”，還是出於疑慮、報複而為周恩來套上了一個牽製的“籠頭”？其疑問，因下麵幾個問題的存在，而凸顯出來：

　　其一，周恩來的問題早有“曆史定論”。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曆來以善打政治“太極拳”著稱的周恩來，這一次卻顯得不那麽瀟灑，也不那麽“超脫”。他有什麽必要真的按照毛澤東的安排，去作一次說明？這看上去猶如有人說他“有尾巴”，他就急忙“脫褲子”一樣，先在尊嚴上就輸了一籌。

　　其二，如果“伍豪啟事”本是“空穴來風”的話，在這場重大交易中，毛澤東不是太“占便宜”了嗎？

　　其三，最令人不解的是，周恩來自己，居然為這件本來“不存在”的問題十分“掛心”。鐵驥在《最後的鬥爭》一文中，記述了周恩來罹患癌症晚期，不得不再次動手術時，在手術室門前發生的既令人心酸、又令人難以理解的一幕：

　　（１９７５年）９月間，正當江青等人帶頭“聯係實際”，批“宋江”、批“投降派”的喧鬧甚囂塵上之際，重病中的周恩來終於忍無可忍，憤起向“四人幫”一夥進行抗爭！

　　一天，他在醫院同有關人員的談話中憤然提到：……最近評《水滸》、批“投派”，矛頭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當然應該批，可事實並不是這樣。我曆史上雖然犯過錯誤，但幾十年來還是努力為黨、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９月２０日下午２時，在即將進人手術室前，周恩來突然提出要看他在幾年前所作關於“伍豪啟事”的講話記錄稿，在場的人一時都不解其意。待工作人員將講話記錄稿取來後，躺在擔架車上的周恩來強撐病體，用他顫抖著的右手鄭重地簽上“周恩來”三個字，並注明“於進入手術室（前）”的字樣。……當擔架車進入手術室時，躺在車上的周恩來又突然掙開雙眼，拚盡全身力氣大聲說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載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第３５２－３５３頁。）

　　——連骨灰都不打算保留的周恩來，有什麽東西如此“放不下”？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８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