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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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毛澤東致江青信件的真偽——隨便轉貼一個，不代表本人立場。
有關研究多啦！有興趣的自己找吧！
作者：501212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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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曆史再探秘——眾說紛紜的“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一）
大約是1972年的年末或是1973年的年初，為了開展“批林”運動，當時作為抽調在政法委工作的我們，按照每年的習慣，總是利用春節前後的時間，集中起來學習、聽報告等等。那一年傳達的中央文件，是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反黨罪行，其中還聽了徐景賢一個講話（具體內容已忘，網上試著搜索了多次，無果），同時還傳達了1966年7月8日的“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
按照當年的說法，毛在信中明確表示了對林彪的五一八講話一些提法的不安。這成了毛洞察一切，早就懷疑林彪野心的理論根據。以及林彪後來不聽毛的打招乎，最後走向曆史的反麵，咎由自取。
當時我在會上作了詳細的記錄，會後專門把這封信整理後，又工工整整地抄寫在了我的一個日記本裏，工作之餘，經常閱讀。
但時間長了以後，漸漸的開始對毛在信中“我的朋友”的先見之明，從由衷佩服轉向懷疑，不由得常常問自己，這封信象是毛寫的嗎？
這是不宜產生任何疑問的的一件事情，但心裏的陰影偏偏的總又揮之不去。我知道這個疑問不一定會有明確的答案，至少，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
再來讀一讀“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吧：
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①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還是照魏、陳二同誌②的意見在那裏住一會兒為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見後行止再告訴你。自從六月十五日離開武林以後，在西方的一個山洞③裏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二十八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④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象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覺得不安。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吧。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歎到：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也曾對於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後，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誌們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裏。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山堯〕〔山堯〕者易折，皎皎者易汙。陽春白雪，和者蓋寡。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麽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的很凶，簡直吹的神乎其神。這樣，我就隻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麵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什麽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
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的粉碎了，何況我們呢？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衝昏了頭腦，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個問題我同你將過不知多少次，你還記得吧，四月在上海還講過。以上寫的，頗有點近乎黑話，有些反黨分子，不正是這樣說的嗎？但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我則隻說對於我所起的作用，覺得一些提法不妥當，這是我跟黑幫們的區別。此事現在不能公開，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這樣說的，公開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今後還要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麽時候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在我死後的一個什麽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來公開吧。他們會利用我的這種講法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但是這樣一做，他們就倒黴了。
中國自從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滅。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
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毛澤東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注：①毛澤東在武漢致江青的信，寫成後在武漢給周恩來、王任重看過。原件為毛澤東銷毀，以上為毛澤東校閱過的抄件。
②魏：魏文伯，前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華東局書記。陳：陳丕顯，前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華東局書記、兼上海警備區第一政委。
③指韶山滴水洞。
④朋友指林彪。講話，指林彪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其中提出“防止反革命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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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曆史再探秘——眾說紛紜的“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二）
近年來拜讀網上有關這封信內容的文章，發現對這一問題爭鳴性的文章頗多。
特別是研究文革史的學者金春明《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毛澤東致江青的信〉試析》對此信的分析則讓人側目！他這是這樣寫的：
毛澤東致江青的信並非揭露林彪
毛澤東給江青的這封信的主題是什麽？是像江青一夥說的為了揭露林彪的反動本質嗎？回答隻能是否定的。
江青本人在批林整風時以權威的姿態對這封信作過講解。按照她的調子，黨羽們整理了宣講資料，廣為宣傳。一份宣講材料中說：“這封信‘是針對林彪《‘五一八’講話》寫的’。林彪《‘五一八’講話》剛一出籠時……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望遠鏡和顯微鏡，已經看出林彪的《‘五一八’講話》不講馬克思主義，不講黨的領導，專講個人，講宮廷政變，不講階級鬥爭，不講人民群眾，鼓吹唯心史觀，抹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動本質。”當然為了能夠自圓其說，這份材料中也說：“毛主席雖然在寫信時，已經看出林彪《‘五一八’講話》是違背馬列主義觀點的，但這僅是思想上、理論上的錯誤，還沒有發現他當時在政治上組織上搞陰謀”等等。這樣的說法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不錯，信中談到了林彪《‘五一八’講話》。如何說的呢？第一，“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這裏毛澤東是講敵友關係，非常明確地把林彪稱為“我的朋友”。毛澤東向來是敵友分明的，這封信中尤其如此。聯係到下邊，“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這就是說，毛澤東本人是要打鬼的。這個鬼，也就是同一封信中講的牛鬼蛇神、右派，是要打倒和橫掃的對象。這個鬼是誰？當時還沒有點明。但不到一個月，《炮打司令部》大字報一發表，大家就都明白了，是指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及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裏的人。而打鬼不能自己一人單槍匹馬，要靠“朋友”的幫助，這個“朋友”當然也不隻是林彪一個人，信中有時用“朋友們”就是明證，但首先就是林彪。一個是鬼，是敵人，一個是幫助打鬼的朋友，在這界限分明的營壘中，林彪是自己方麵的頭號朋友。因此，毛澤東為了打鬼的需要，是自覺自願地當鍾馗，為朋友們打鬼充當神靈和護身符。
第二，“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曆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這是信中最集中地講對林彪《‘五一八’講話》看法的一段話，其中確實表達了不滿意和不安的心情，但用詞的分量是很輕的。“這樣講法過去沒有過”，大概是革命導師沒有講過或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中沒有講過的意思吧。沒有講過，當然可以包含背離了、違背了的意思，但也可以是創造性發展了的意思。從這句話裏是得不出“不講馬克思主義”，“鼓吹唯心史觀，抹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動本質”這樣的政治結論的。
第三，對待林彪講話的態度，毛澤東雖然承認“違心”，但還是同意發給全黨。“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吧。”下邊，又有一句：“這樣，我就隻好上梁山了。”
“迫上梁山”，在毛澤東看來，上梁山是一條革命的路，即使是迫，有點不那麽自願，但路總是對的。而林彪的講話和提法雖然引起他的不安，但動機是好的，又是符合這個大方向的。因此，他“違心”的同意，絕不會認為是反毛澤東思想的。
如果說，從信的內容中無論如何得不出江青等人宣揚的那種論斷，那麽，在信發出後一段時間裏毛澤東本人的實踐，則應該是更有力的證明。下麵略舉數事：
（1）經過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於1966年9月22日把林彪的《‘五一八’講話》作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發到全黨，並在批語中說，林彪的講話，“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林彪的講話“根據毛澤東同誌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根據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嚴重事實，根據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教訓，特別是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篡黨、篡政、篡軍的教訓，對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反革命政變、反革命顛覆的問題作了係統的精辟的闡述。”這個批語又進一步指出，這篇講話，“對毛澤東思想做了全麵的、正確的、科學的評價”，“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範，是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文件。”當時所能用於肯定和讚揚的詞句，幾乎全部都送給了林彪。如果當時毛澤東已經洞察了林彪的反動本質，他是絕不會同意上述批示的。
（2）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後，確曾於7月25日指示當時負責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陶鑄：今後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語言。這同信中說的“我曆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等觀點是一致的。
陶鑄召集首都各主要報刊負責人討論毛澤東上述指示後，7月29日向毛澤東作了報告。報告說，“使用最高最活等語言，是完全合乎實際的，是全國全世界革命人民心坎裏的要求”，“不宜突然全部停止使用”。毛澤東又同意了這個報告。而在半個月後公開發表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中，幾乎全部接受了林彪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提法，這個公報也是經過毛澤東審閱同意的。
毛澤東為什麽會有這樣前後矛盾的態度，這涉及毛澤東對個人崇拜問題的基本態度，需要專門研究，不是本文所能承擔的。
（3）在八月上旬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實際上成為毛澤東的第一助手，在全會臨時增加的改選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過程中，是毛澤東親自起草的候選人名單，他把林彪排列在緊靠自己的第二位。在八屆十一全會公報中寫入了這樣的話：“全會認為，林彪同誌號召人民解放軍在全軍展開學習毛澤東同誌著作的群眾運動，為全黨全國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在黨中央的正式文件上，公開讚揚毛澤東以外的另一個人，這還是第一次，而這個人就是林彪。
綜上可見，無論從信的內容本身還是當時的實際活動看，都不能說明毛澤東當時已洞察了林彪的“反動本質”。而隻能說，毛澤東對林彪的過分讚譽之詞，有些“不安”；對林彪講話的有些內容也不完全讚成，但從總體上看，對林彪是信賴和依靠的，是作為幫助自己打鬼的朋友，即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依靠力量。所以，毛澤東給江青寫信的目的，也絕不可能是為了揭露林彪。
注：此文摘自春秋中文社區（節選自金春明《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毛澤東致江青的信〉試析》，載《金春明自選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原發表於《黨校論壇》1989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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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曆史再探秘——眾說紛紜的“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三）
而對毛澤東致江青的信的真偽，以及網絡上多人的懷疑“四人邦”從中做了“手腳”問題，我找到了發表在“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上，何雲峰 (河南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河南開封)的一篇文章，據說是花了不少功夫研究此信的真偽問題權威之作。今也附上，供參考：
眾說紛紜解玄奧
———毛澤東致江青的信研究評析
摘 要:毛澤東1966 年7 月8 日在武漢寫給江青的信,語言隱晦,內容深奧,內涵豐富,意味深長,曆來是史家們研究“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晚年思想活動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獻。20 多年來國內學術界對此信作了大量的研究,尤其是圍繞此信的寫作背景和有關情況、信的動機和主旨以及信中若幹論斷,發表了許多研究成果。檢視這些研究成果,有助於進一步把研究推向深入。
關鍵詞:毛澤東;江青;林彪;“文革”
中圖分類號:A8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 - 7835(2004) 05 - 0014 - 08
毛澤東1966 年7 月8 日在武漢寫給江青的信,語言隱晦,內容深奧,內涵豐富,意味深長,曆來是史家們研究“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晚年思想活動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獻。自從它公布以來,人們對它的理解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作者就20 多年來國內學術界對此信的研究成果,作一簡要綜述。不當之處,還望學界同仁批評指正。
一 研究概況
在20 世紀80 年代中期之前,對毛澤東1966年7 月8 日致江青的信的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之後,對毛澤東這封信的研究逐漸起步。20 世紀90 年代,研究開始出現深入的趨勢。但總的來看,還是遠遠不夠,突出表現在研究毛澤東致江青信的專題論文太少,隻有幾篇,主要包括金春明的《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胡為雄的《自我解剖的奇特還是自我信心的顯溢》,許全興的《毛澤東在接班人問題上的躊躇》,辛鳴的《過分清醒的現實主義》,劉林元的《決戰前的憂慮和不安心態的坦露》等。其它的研究成果散見於一些研究論著或者相關論文中,其中,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李君如的《毛澤東與當代中國》、陳東林的《毛澤東詩史》、陳明顯的《晚年毛澤東》、逄先知和金衝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 - 1976) 》等論著都對毛澤東的這封信進行了比較具體的分析和研究。對於毛澤東信中的某些論斷、提法進行研究的就更多了,在此不一一贅述。盡管研究成果不是很集中,但學者們對毛澤東這封信的重視卻是共同的。王年一在他的大作《大動亂的年代》中,極為看重毛澤東致江青的信。他聲稱:如果說《五七指示》代表了毛澤東“立”的主張,那麽可以說致江青的信代表了毛澤東“破”的意見;如果說《五七指示》回答了建設一個什麽樣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毛澤東致江青的信則回答了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這兩個綱領性的文獻是姊妹篇,是打開“文化大革命”之鎖的兩把鑰匙[1 ] 。胡哲峰、孫彥編著的《毛澤東談毛澤東》也認為,毛澤東的這封信,縱論20 世紀中國的過去,評述眼下中國左、中、右各派,又預言他去世後中國的未來,是一篇道出了“毛澤東戰略”的不同尋常的信。這封信連同《五七指示》和《五一六通知》,是研究毛澤東晚年心境和性格的三個重要材料[2 ] 。許全興教授認為,毛澤東的這封信,內容豐富,文辭優美,生動幽默,詼諧含蓄,富有哲理,耐人品味,是理 解和把握毛澤東最後十年的思想與實踐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文件之一[3 ] 。同時,學者們也都認為:毛澤東的這封信,研究起來有很大的難度。正如金春明教授所說:在毛澤東的全部著作中,內容深奧離奇,表述曲折晦澀,評價眾說紛紜的,恐怕沒有超過“文化大革命”之初他給江青的那封信的了[4 ] 。盡管如此,學者們還是知難而上,在這一研究領域不斷地開拓著,取得了若幹重要研究成果。
二 關於信的寫作背景和有關情況
關於信的寫作背景,學者們的敘述大同小異。學者們一般都認為:此信是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滴水洞沉思後的結果。在毛澤東身邊長期負責警衛工作的張耀祠在1996 年出版的回憶錄中記述:“毛主席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見,除了看書、批閱文件外,就是思考問題。他有時拿著書躺在床上看,有時又像煩躁不安。按照主席的習慣,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來散步,或者散步時間很短。我們一般沒有什麽事,是不會去打擾主席的。”張耀祠還提到,信中的一些話,如“為了打鬼,借助鍾馗”、“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等,毛澤東在滴水洞時都說過。對於林彪吹捧他的一些話,毛澤東看了非常不自在,說:我的話真有那麽管用嗎?[5 ] 這些材料,都印證了學者們的上述看法。但有學者進一步提出,這封信的基本內容是毛澤東在滴水洞時草擬的,後在武漢稍加修改,加上頭尾,重抄一遍,於7月8 日發出的[6 ] 。張耀祠的回憶錄否定了這一說法。張耀祠說:“在滴水洞裏,我沒有看見他寫下什麽東西。其他工作人員也都沒有見到。”[5 ]在這一問題上,絕大多數學者的共識是:毛澤東給江青的信構思於滴水洞,寫於武漢。
關於這封信寫出以後的一些情況,各方就說法不一了。黨史專家譚宗級在《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崛起及其覆滅》中披露:林彪得知毛澤東致江青信的內容後很緊張,叫葉群在各種場合一再表白,說什麽林彪是“好心”呀,主席這一批語,別人要“利用”呀, “主席喜歡的人才這樣批評”呀,等等。毛澤東為了安定林彪,說隻要今後改正這種作法,可以把他的信燒掉,信的內容不再下達。燒信時專門找葉群到場。當時戚本禹認為,毛主席寫的東西都是寶貝,燒了真可惜。他向周總理表露了這種心情。總理說,不要緊,我那裏有一個抄件,我叫陶鑄抄了一份。以後,批林整風中印發出來的信就是照抄件翻印的[7] 。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在寫到毛澤東這封信的時候曾在注釋中引用了譚宗級的這段記述。
中央黨校的張誌明博士認為,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所引的這段描述與史實有些出入。他具體記述了事情的經過:“毛澤東寫信後,他的機要秘書徐業夫謄清了一份,毛澤東看後改了幾個字,交徐業夫存檔,而把原信寄給了江青。當時,周恩來正好陪外賓來武漢見毛澤東。其間,毛澤東讓周恩來和當時的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看了這封信。周恩來看到毛澤東對林彪‘五一八講話’的不安後,表示自己願意主動找林彪談談這件事。周恩來找林彪談了這封信及毛澤東的不安後,林彪確實感到焦慮和緊張,並表示以後不再那樣講了。江青後來讓林彪看了毛澤東寄給她的那封信,為解除林彪的疑慮,江青當著林彪的麵燒毀了該信。原件雖然已不存在,但徐業夫謄清並經毛澤東修改的信還在。因此,林彪摔死以後,在1972 年的批林整風匯報會上,中央政治局作為會議的重要文件印發這封信,當然就很方便了。這裏不存在文件的曆史真實性的問題。”[8 ]
逄先知、金衝及主編的《毛澤東傳( 1949 -1976) 》則作了如下記述:“信寫好後,給正在武漢的周恩來、王任重看過。以後,由周恩來把信帶到上海交給江青。毛澤東還委托周到大連去,向林彪講了信中的內容。”[9 ]這裏糾正了張誌明對毛澤東把原信寄給江青的說法。另據金春明的說法,為了讓林彪放心,江青在北京當著葉群而非林彪的麵燒毀了毛澤東給她的這封親筆信[4 ] 。這與譚宗級的說法一致,而與張誌明的說法不同。此外,金春明還提供了當事人周恩來在1972 年5 月21 日批林整風匯報會上的權威說法:“主席寫這封信是在1966年7 月8 日,在武漢寫的。我是7 月11 日到的武漢。那時見了外賓,我跟主席報告我到國外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以後,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見主席,主席就把給江青的那封信的抄件給我看。是一個底子,那個字是徐業夫同誌抄的,有些字還抄錯,主席還改了的。”[ 4 ]
綜合各方說法,有幾點似乎是可以肯定的:第一,當時看到過毛澤東這封信的人有徐業夫、王任重、周恩來和江青,林彪即使沒看到信,至少也知道信的內容;第二,信的原件已經銷毀,抄件還在,保存在中央檔案中,上麵還有毛澤東修改的筆跡;第三,這封信正式公布是在林彪垮台以後。1972 年批林整風時,這封信作為黨內文件印發,信的內容才廣為人知。1998 年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全文收錄了毛澤東的這封信,並在文末注明“根據修改件刊印”。近年來,有學者據此對毛澤東的這封信的真實性提出質疑,認為毛澤東的這封信有可能是事後之偽作,即使信真的存在,這封信在林彪垮台後公布時也已經被作了大量修改,搞得麵目全非了。這種質疑是沒有充分根據的。
根據上麵眾多的權威記述,所謂“修改件”,當是指“徐業夫謄清並經毛澤東改過的信”,毛澤東僅僅是改了一些抄錯的字而已,並非是隨著形勢的變化所作的內容上的大變動。應當肯定地說,這封信的真實性是毋庸置疑的,不存在偽造的問題。
三 關於信的動機和主旨
毛澤東致江青信的動機和主旨,是研究者關注的焦點,也是人們爭論最多的熱點話題。江青及其黨羽在批林整風時宣稱毛澤東寫這封信旨在揭露林彪的反動本質,認為毛澤東在林彪的“五一八”講話剛出籠時就已看出其“不講馬克思主義,不講黨的領導,專講個人,講宮廷政變,不講階級鬥爭,不講人民群眾,鼓吹唯心史觀,抹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動本質”[4 ] 。絕大多數研究者都不同意這種說法。金春明教授指出,毛澤東雖然對林彪的過分讚譽之詞有些“不安”,對林彪講話的某些內容也不完全讚成,但從總體上看,對林彪是信賴和依靠的,他把林彪視為幫助自己打鬼的朋友,即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依靠力量。所以,毛澤東給江青寫信的目的,絕不可能是為了揭露林彪。劉林元教授指出,毛澤東也是凡人,他不可能洞察一切。他當時隻是提出了對林彪講話中“一些提法”的不安,如此而已。隻是在林彪垮台以後,林彪的陰謀公開敗露,毛澤東才認識到“林彪是反對我的”。同任何人一樣,毛澤東也隻能是在實踐中獲得新的認識的。
在否定了“揭露林彪說”之後,學者們對信的主旨展開了爭鳴。在討論中主要出現了以下幾種觀點:第一種觀點可稱為“自我解剖說”,提出者是金春明教授。他在一篇論文中提出,信的側重點似在於毛澤東的自我解剖。毛澤東通過“虎氣”為主“猴氣”為次的自喻,中心似為了說明,自己雖然不是天生的英雄,有時也不那麽自信,常感到“盛名難副”,但既然中國革命的曆史發展和鬥爭形勢的需要,已經使自己坐在“大王”的位置上,自己反複解剖自己,認為還是有虎氣的,而且“是為主”,作為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條件是具備的。因此,對於發動和領導這場“文化大革命”,自認還是能夠勝任的[4 ] 。
第二種觀點可稱為“備忘錄說”。提出者是許全興教授。他認為,這封信的中心點是林彪,整個 信是圍繞著毛澤東對林彪講話感到不安而鋪陳下去的,毛澤東的自我解剖也是為了說明林彪的那些提法不妥。這封信是毛澤東為選林彪做接班人而寫的一個“備忘錄”,表明他對林彪不完全放心;事實上,這封信在“九•一三”事件後,也確實起了“備忘錄”的作用[3 ] 。
第三種觀點可稱為“階級鬥爭說”。辛鳴在《過分清醒的現實主義》一文中認為,毛澤東這封信的著眼點是而且隻能是四個字:“階級鬥爭”。“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或許正是這封信最好的注解。毛澤東居安思危,從歌舞升平的氣氛中嗅出了火藥味,這便是“牛鬼蛇神”和“右派”們對無產階級革命成果的反對與破壞。在毛澤東看來,這些“牛鬼蛇神”和“右派”正是新時期資產階級的代表。為了保證無產階級革命成果的長治久安,毛澤東開始著手實施他的宏圖大略。這封信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它可以說是一顆蘊涵著超高能量的思想原子彈。它被賦予了“階級鬥爭”的主旨,並成為進行“一次全國性演習”的導火索[10 ] 。
第四種觀點可稱為“不安心態說”。劉林元教授在《決戰前的憂慮和不安心態的坦露》一文中認為,自我解剖和評論林彪講話都不是信的主旨。信的主旨是毛澤東對“文革”中與劉少奇公開攤牌的結局的不安,擔心“文革”失敗,並由對“文革”前途的憂慮,繼而引申到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前途的憂慮。總之,這封信表露了毛澤東在“決戰”前的不安心緒。這方麵雖然著墨不是很多,但卻很濃很重,是最有感染力的部分。信的後半部分,作者強調前途的光明和本人的信心。但正是這種強調,襯托了作者對前進道路曲折反複的憂慮和不安。閱完全信,人們會感受到作者當時被一種憂慮和不安的心情籠罩著[6 ] 。
對於毛澤東為什麽選擇給江青寫信這種特殊方式來闡述如此重大的政治問題,研究者也各有推測。胡為雄認為,毛澤東這樣做是為了“向江青論述自己發明的社會一亂一治的政治哲學,遙控著江青這個被自己扶起來的‘文革’旗手如何進行下一步動作,去全麵點燃‘文革’烈火,完成‘在全黨全國基本上打倒右派’的任務”[11 ] 。許全興則反駁說,倘若果真如此的話,那麽此信應當秘而不宣,不能示人,不但不能公之於世,也不能給周恩來、王任重看,顯然,這與事實相悖。許全興認為,毛澤東此舉有著複雜的隱衷:他一方麵決心讓林彪取代劉少奇做他的接班人;另一方麵又對林彪存有疑慮,有點不放心,心情有些矛盾。這種微妙心理,毛澤東在當時無法向人明言,但又感到需要讓後人知道,所以他在正式公開選定林彪做接班人之前,通過給江青寫信的方式,曲折、隱晦、含蓄地表達他的複雜心態。毛澤東這樣做的動機也是複雜的:一是為了萬一以後林彪真的成了修正主義者,出了事,可以取得後人的某種諒解(毛澤東1972 年公開此信就含有此目的,表明他還是有一點先見之明的) ;二是為了讓江青了解他在林彪問題上的全麵看法,希望江 青對林彪要留心一點[3 ] 。劉林元也認為,毛澤東給江青寫此信確有告誡江青之意,但他與許全興的理解又有不同。劉認為,毛澤東在信中做自我解剖,用意在於告誡江青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被勝利衝昏了頭腦。江青當時已開始顯露崢嶸了,她作為“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代表毛澤東控製這個組織,即將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重任在肩,毛澤東自然要囑托。毛澤東對自己的親屬向來要求嚴格,不準驕躁,他深知江青的弱點,因此在信中講了戒驕戒躁的話,既合情理,也屬必要[6 ] 。
張耀祠的看法綜合了以上意見。他認為,毛澤東信中涉及的問題當時都不便於公開講,江青那時是“中央文革小組”領導成員,給她寫信是讓她對政治問題敏感一些,做到心中有數,同時也提醒江青注意自身的缺陷[5 ] 。 王年一指出,毛澤東與遠非中央領導人的江青談論黨內如此重大的問題,極不正常[1 ] 。金春明也認為,毛澤東本來應當和黨的其他領導人、那些曾經同生死、共患難的老戰友們商談這些重大政治問題的決策和設想,他卻選擇了向江青這個特殊人物傾吐心聲,這種方式是不可取的。毛澤東之所以會采取這種方式,是因為在當時毛澤東已經同他的老戰友們有了隔閡。當然同時也包含著要江青去擔負某些特殊使命之意[4 ] 。
有人認為,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信中談論如此重大的政治問題,隻把自己的內心隱秘講給江青聽,表明毛澤東對江青是非常信任的,對於林彪則存有疑慮。而陳東林則認為,毛澤東寫信給江青,並不是因為他把江青視為真正的知音,也不是如後人解釋的那樣,看出了林彪的反骨。他實在是心中有話,不吐不快[12 ] 。
綜上所述,搞清楚毛澤東對林彪的真實態度,是正確理解此信的動機和主旨的關鍵。學者們圍 繞信的動機和主旨發生爭論,主要是因為對於當時毛澤東對林彪的真實態度如何, 在認識上存在分歧。
四 對信中若幹論斷的不同理解
(一)“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對於毛澤東信中“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論斷,最為重視的當屬王年一。他認為“天下大亂”是毛澤東為發動“文革”所采取的基本方針,是毛澤東致江青信的核心和要害[1 ]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回答了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是打開“文化大革命”之鎖的鑰匙。1957 年以後,在全黨對社會主義社會中許多問題的認識都不成熟的情況下,由於種種原因,毛澤東逐漸產生了在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麽樣的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 這個重大問題上的“左”傾主張(還沒有定型,實際上是空想) ,因而愈來愈對總的說來實際上不同意他的“左”傾主張的中央第一線不滿,甚至認為中央第一線搞了“修正主義”,是“資產階級司令部”。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既是要搞掉中央第一線,也是要徹底改變社會麵貌,建設他所憧憬的社會主義。要達此目的,毛澤東覺得惟有訴諸群眾,惟有大亂一場,“天下大亂”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基本方針。因此,王年一強調,如果對毛澤東所說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缺乏應有的注意, 就說不清楚“文化大革命”錯誤發展的脈絡[13 ] 。
在逄先知、金衝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 —1976) 》中,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也被視為毛澤東這封信中所包含的“最重要的結論”。該書指出,毛澤東經過反複思考後認為,中國現在正處在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的重要關頭,這是涉及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頭等大事,其他任何事都不能同它相比。隻有下最大決心,花極大力量,甚至不惜以打亂黨和國家的正常秩序為代價,才能摧毀中國出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建立起一種新的社會秩序,不如此,不足以解決問題。因而,在毛澤東看來, “亂”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即便在“大亂”中會造成種種損失,但從全局來看,付出這樣的代價也是值得的。總之,在毛澤東心目中,“天下大亂”是“達到天下大治”的必經之路[9 ] 。
金春明、席宣在《“文化大革命”簡史》中指出: 在毛澤東看來,為了在全黨全國基本上打倒右派,打倒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的黨和國家的大多數領導幹部,已經不能采取通常的做法,也不能依靠黨的各級組織,而隻能直接依靠廣大群眾,造成天下大亂的形勢,使大大小小的修正主義分子無所逃遁,方能達到天下大治的目標,所以他讚美亂,鼓吹亂,支持亂。如何評價毛澤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思想? 不少研究者對這一思想持否定態度,認為這是導致“文革”中出現“打倒一切”“全麵內戰”局麵的淵藪;但也有人認為,毛澤東這一思想本身沒有問題,毛澤東向來以辯證的態度來看待社會的治與亂。他青年時代就注重研究曆史,認為“治亂迭乘”乃“自然之例也”,亂“亦有實際生活之價值”。同時,不怕亂恰恰反映了毛澤東獨特的性格和氣質。許全興從哲學的角度肯定了毛澤東的這一思想。他指出,在曆史上所謂亂,正是社會矛盾激化的表現,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契機[14 ] 。
張宇燕博士也肯定了“由大亂達到大治”的曆史合理性,但其觀點比較獨特。他是受到美國著名學者奧爾森(Mancur Olson) 的啟發,從打碎壟斷性既得利益集團的角度認識這一問題的。他舉法國為例:法國今天是世界第四大經濟強國,並且長期處於世界最發達國家的行列。然而也恰恰是這個國家,幾乎是連續不斷地經曆種種“動蕩”:從1789 年的大革命開始,接著便是十幾年的拿破侖戰爭,再就是1848 年的歐洲革命,隨後是普法戰爭,20 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哪一次也沒少了法國,1968 年全球性的學生運動法國也屬於鬧得最歡的國家之一。社會動蕩頻繁居然同經濟成長健康並駕齊驅,何故?在動蕩環境之中既得利益集團難以“有效發揮”其不良功能便是答案[15 ] 。
有學者還分析了毛澤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設想落空的原因有二:一是“文化大革命” 混淆了敵我關係,本來是亂敵人,結果卻亂了自己;二是林彪、江青等野心家、陰謀家對“文化大革命”的利用,當他們的奪權陰謀沒有實現的時候,是決不會結束這個大亂的[16 ] 。在毛澤東致江青的信中,與“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相關的還有“過七、八年又來一次”運動的思想。對此,學術界總體上持否定意見。黨史專家廖蓋隆指出,這純粹是一種武斷、臆斷,是階級鬥爭 的循環論和宿命論,是一種曆史的唯心論[17 ] 。
胡為雄則認為,毛澤東的這種看法不是空穴來風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與“過七、八年又來一次”是毛澤東總結建國後的政治經驗而提煉出來的中國社會政治發展的“規律”。20 世紀50 年代的高崗和彭德懷“自己跳出來”,時間間隔約為七八年;而1959 年至1966 年,恰又間隔了七年,這次“為自己階級本性所決定”的“牛鬼蛇神”劉少奇等人又要“跳出來”了。毛澤東正是由此為發動“文革”找到了曆史的和現實的依據[11 ] 。
張宇燕博士提出了一種另類的觀點,他將毛澤東的這一論斷視為“對業已出現、或正露端倪的某種分利聯盟所采取的醫治與預防措施”。“毫無疑問, ‘文化大革命’帶來了眾多有害於社會的後遺症。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它還同時為本世紀七十年代後期的中國獻上了一份頗為貴重、但又常被人忽視的‘禮物’:盡管國家對經濟的控製依舊很強,但原有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團’則或是土崩瓦解,或是受到嚴重損害。毋庸置疑,本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的、且具有深遠曆史意義的經濟改革是有眾多根源的,而其中相當重要的原因之一,應當就是當時的中國幾乎不存在具有極強壟斷性的既得利益集團。至於‘七、八年’這個時間單位,據我猜測,或許是毛澤東老人家在深悟了中國曆史及現狀後總結出來的分利聯盟之建立通常需要的時間。”[15 ]
(二)“虎氣”與“猴氣”
對於毛澤東信中“虎氣”與“猴氣”的自喻,人們的理解各不相同。有人認為這一比喻充滿了辯證法,反映了毛澤東多元化的個性:“他既是一個通曉古今的學者,又像農民一樣平易近人;十分幽默風趣,可又非常嚴肅認真;既坦率,又精明;既單純,又複雜;既猛烈,又溫和;既進取,又靦腆;極為敏感而又遲鈍,謙恭而又高傲;細致周到,明察秋毫,可又衣著隨便,不修邊幅;具有成就大業的耐性,而一旦需要當機立斷,又決不坐失分秒⋯⋯”[18 ]許紀霖則從毛澤東文化性格的角度指出:“這虎氣似乎大半來自法家,類似秦始皇那樣的雄壯、渾重、豪放,一股凜然的帝王之氣。那猴氣則多少源於道家,有著老莊一般的超凡脫俗、即興隨意、浪漫灑脫。”[19 ]陳晉讚同許紀霖的理解,同時又作了重要的補充,認為猴氣主要是立足於在野者身份說的,包括靈活性,策略性,進退自如,不搬教條,不信權威,好懷疑,好挑戰,好反抗等等;而虎氣似乎是立足於自上而下的角度,立足於建設一種新秩序的角度,從一個側麵反映毛澤東剛健有為、努力進取的人格精神[20 ] 。陳晉還聯係毛澤東愛讀《西遊記》、鍾愛美猴王孫悟空這一盡人皆知的事實,作出大膽推斷:當毛澤東說自己的性格中有些猴氣的時候,很有可能從孫悟空的性格中受到了某種啟發。因此,不妨把猴氣理解為“不滿現狀,崇尚創造;不拘成規,追求變動;不搬教條,注重靈活;不求刻板莊重,習慣灑脫機趣”[ 20 ] 。
金春明認為,要準確把握毛澤東自我解剖的真正涵義,必須結合“文革”發動之初的具體形勢。他指出,虎氣可以解釋為“大無畏的造反者的勇氣,敢於獨樹一幟的反潮流精神,藐視一切敵人的革命家膽略,機斷專行的領導者魄力”;猴氣則與上述精神相反[4 ] 。不難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金春明所理解的“虎氣”內涵中的大部分內容,在陳晉那裏都屬於“猴氣”的範疇。兩人的分歧是顯而易見的。之所以會有如此分歧,原因在於陳晉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屬於借題發揮的性質,是借用毛澤東“虎氣”與“猴氣”的自喻來描述毛澤東的複雜個性;而金春明則充分注意到“虎氣”與“猴氣”在信中的語境,即毛澤東強調自己不是折中主義,虎氣為主猴氣為次,這種語境決定了毛澤東的側重點在於虎氣。在“文革”風暴來臨之際強調虎氣,可見虎氣是指造反精神和大無畏氣概。盡管孫悟空是猴,但孫悟空大鬧天宮的精神在當時的毛澤東看來卻是虎氣而非猴氣。
胡為雄對虎氣與猴氣的解釋可謂別具一格。 他認為應當把虎氣理解為馬列主義思想,把猴氣理解為非馬列主義思想,即遺存的封建思想和資本主義思想因素。對毛澤東所說的“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胡為雄作了獨特的文化闡釋,認為其深層涵義是指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後的文化環境中無法產生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之虎,而隻有毛澤東這樣的東方“猴子”通過學習馬列,逐步鍛煉成長為領導中共革命的“大王”。毛澤東說自己身上“虎氣”為主,是指馬列主義在自己的思想中占據主導地位;而“猴氣”為次,是指自己還有未曾盡脫的非馬列主義思想,所以還要繼續不斷的學習和改造。毛澤東此說意圖在於表明他並非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更談不上超過馬克思,林彪的一些提法顯然是過頭了,使他有“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感覺[11 ] 。
當然,更多的人還是認為毛澤東“虎氣”與“猴氣”的自喻是承接上文“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而來,虎氣是指自信的一麵,猴氣是指不自信的一麵。許全興教授在遵從這一理解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其細化為三層涵義:從直接的字麵上看是為了表明自謙,說明不同意林彪的那些提法,同時也告誡江青多想自己的弱點和不足,不要被勝利衝昏頭腦;深層涵義是為了剖析自己的氣質與個性,坦露自己性格中不為人知的另一麵;更深一層的涵義則在於簡潔含蓄地表達他對政治形勢和接班人的看法:既對搞“文革”、打倒右派有信心,又對黨和國家的前途不很自信,擔心死後右派當權;既決心選定林彪做接班人,又對自己的抉擇不很自信,對林彪存有疑慮,以1.9(彪致準備將來被人打得粉碎們卻既要倒劉,也要倒鄧。毛澤東懷疑他們是打著維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幌子而另有所圖,企圖給鄧小平加上“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罪名從而徹底打倒鄧,也就是說,是想把毛澤東當鍾馗借以打倒他們想要打倒的“鬼”———鄧小平。總之,毛澤東的一個“猜”字,道出了對林彪等人為了打“他們”的“鬼”的做法的疑惑[22 ] 。
許全興、張聿溫和劉誌男的觀點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都認為毛澤東懷疑林彪搞個人崇拜的動機 不純,有可能隻是把自己當作政治上排斥異己的工具。與此形成對照的是, 《毛澤東傳(1949 - 1976) 》的作者對“打鬼”作了正麵的解釋,指出:“為了打鬼”,是指為了“橫掃牛鬼蛇神”,防止中國出修正主義、不使中國“改變顏色”[9 ] 。據此推斷,書作者顯然是認為,毛澤東肯定林彪搞個人崇拜的本意、動機是好的,是“為了打鬼”,隻是覺得林彪搞個人崇拜搞得有些過頭了,有些提法提得太高了, “簡直吹得神乎其神”,令他“總感覺不安”。雖然毛澤東從心底裏不同意林彪的那些“提法”,但為了“打鬼”,他不能公開給左派朋友們潑冷水,因此不惜一生中第一次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盡管他也意識到這樣做的後果可能會是“吹得越高,跌得越
重”,但毛澤東下了決心:為了“打鬼”,即使“跌得粉碎”也在所不惜。可見, 在《毛澤東傳( 1949 -1976) 》的作者看來,毛澤東並不懷疑林彪搞個人崇拜的動機,他隻是對林彪鼓吹個人崇拜的一些過頭提法有些不滿意罷了。
(四)“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
毛澤東在信中表示,他對林彪“五一八”講話中的“一些提法”“總感覺不安”。那麽,他究竟是對林彪的哪些提法感覺不安? 為什麽感覺不安? 學者們對此也是見仁見智。王年一認為,毛澤東的不安既是針對林彪的“吹”,也是針對林彪關於政變的提法[1] 。李君如認為,毛澤東既對林彪專講“政變”經不甚滿意,也對林彪鼓吹個人崇拜的提法甚感不安[23] 。
劉林元對此提出了異議。他認為,毛澤東對於林彪講政變問題並沒有不安。就信本身看,看不出毛澤東有批評林彪關於政變的講法的意思。9 月22日的中央“指示”對林彪講話中關於政變的主要觀點、講法全都作了肯定,並作了很高的評價。由此可見毛澤東是讚同林彪的講法的,沒有根據說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對林彪有批評之意,沒有根據說林彪關於政變的“提法”令毛澤東不安。有的同誌認為林彪講政變講得毛骨悚然,令毛澤東“不安”,因而就發揮開了:毛澤東看了林彪的政變經,會不會懷疑這個專講政變經的人以後也會對他搞政變呢? 劉林元指出,這種理解是錯誤的,可以肯定地講,毛澤東當時決不會懷疑林彪會對他搞政變,否則,後麵毛澤東、林彪親密合作的曆史就無法解釋了[6] 。
劉林元指出,真正令毛澤東“不安”的是林彪講話中關於他個人和他的著作的一些過分的提法。毛澤東在信中說到:“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曆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毛澤東當時是需要搞個人崇拜的,但他對林彪的過分渲染又感到不安,特別是要把這個講話發到全黨,毛當然要深深地思慮一番。思考的結果,盡管他“不安”,為了“打鬼”的需要,“不同意他們不行了”,隻好違心地接受。參照9 月22 日的“指示”,根據後來毛澤東的態度,我們有理由肯定,為毛澤東所“不安”的是:關於毛澤東是“天才”的提法(不僅是跟馬、列並列的天才,而且是超過馬、列的天才) ;“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的誇張說法;還有“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提法。這些違背科學的過分誇張的提法, 在
1966 年9 月22 日中央指示中並沒有提出來加以肯定(這跟評價林彪講話中關於“政變”的提法不一樣) ,毛澤東後來幾次明確表示了他對這些“提法”的反對意見[6 ] 。
劉誌男則認為,毛澤東的“不安”還包含著他本人沒有明言的內容,即懷疑林彪的講話話中有話,別有所指,不僅將攻擊的矛頭指向劉少奇,而且進一步指向他仍打算重用的鄧小平。毛澤東擔心批發“我的朋友的講話”可能會使鄧小平處於被動的地位。但為了除去“正睡在我們的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毛澤東需要林彪的支持,所以雖然他對林彪的“一些提法”“總感覺不安”,但又說“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吧。”這裏的“重大問題”,在劉誌男看來,不僅包括鼓吹個人崇拜,似乎還應當包括批判鄧小平[22] 。
當然,對於大多數學者來說,毛澤東在信中所說的“不安”還是對林彪講話中一些過譽之詞的不 安。劉林元的分析或許代表了多數研究者的看法。對於毛澤東致江青信的研究和解讀,是學者們公認的高難度課題。研究時既要注意認真研讀文本,又要注意結合當時的曆史背景。拋開文本語境作斷章取義的解釋,脫離曆史背景作牽強附會的理解,都是不足取的。到目前為止,圍繞此信的研究雖說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為研究的深化奠定了基礎,但真正有深度和說服力的研究成果還是寥寥無幾,人們期待著這樣的成果早日問世。
參考文獻:
[1 ] 王年一. 大動亂的年代[M] . 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2 ] 胡哲峰,孫彥. 毛澤東談毛澤東[M] .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
[3 ] 許全興. 毛澤東在接班人問題上的躊躇[J ] . 毛澤東思想研究,1990 , (3) :85 - 90.
[4 ] 金春明. 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J ] . 黨校論壇,1989 , (5) : 54 - 58.
[5 ] 張耀祠. 張耀祠回憶毛澤東[M] .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
[6 ] 劉林元. 決戰前的憂慮和不安心態的坦露[J ] . 南京社會科學,1995 , (11) :24 - 31.
[7 ] 譚宗級. 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崛起及其覆滅[C] . 教學參考:全國黨校係統中共黨史學術討論會專題報告和發言匯編》(下輯) ,中共安徽省委黨校圖書資料室,1980.
[8 ] 張誌明.《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 - 1982) 》若幹史實辨證[J ] . 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 , (4) :112 - 124.
[9 ] 逄先知,金衝及. 毛澤東傳(1949 - 1976) (下) [M] .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10 ] 辛 鳴. 過分清醒的現實主義[J ] . 毛澤東思想論壇, 1994 , (2) :79 - 81.
[11 ] 胡為雄. 自我解剖的奇特還是自我信心的顯溢[J ] . 黨校論壇,1989 , ( :45 - 49.
[12 ] 陳東林. 毛澤東詩史[M] .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7.
[13 ] 王年一. 評〈文化大革命十年史〉[J ] . 黨史通訊,1987 , (4) :18 - 29.
[14 ] 許全興. 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M] .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
[15 ] 張宇燕. 奧爾森和他的集體行動理論[J ] . 市場邏輯與國家觀念:公共論叢,1995 , (1) :175 - 179.
[16 ] 陳明顯. 晚年毛澤東[M] .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8.
[17 ] 廖蓋隆. 曆史的經驗和我們的發展道路[ C] . 教學參考:全國黨校係統中共黨史學術討論會專題報告和發言匯編(上輯) ,中共安徽省委黨校圖書資料室,1980.
[18 ] 陳登才. 毛澤東的領導藝術[M] . 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
[19 ] 許紀霖. 毛澤東:一個成功者和失敗者[J ] . 書林,1988 , (9) :2 - 6.
[20 ] 陳 晉. 毛澤東之魂[M] . 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
[21 ] 張聿溫.“文革”中毛澤東和林彪的分歧與裂痕[J ] . 黨史博覽,2004 , (4) :4 - 8.
[22 ] 劉誌男. 關於建國後至中共九大期間“接班人”問題的曆史考察[J ] . 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 , (6) : 22 - 38.
[23 ] 李君如. 毛澤東與當代中國[M] .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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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曆史再探秘——眾說紛紜的“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四）
而幾乎在何雲峰在湖南大學學術刊物《眾說紛紜解玄奧 ———毛澤東致江青的信研究評析》一文發表的同時，原毛澤東同誌的機要秘書張玉鳳的回憶文章在香港發表，而且是“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個人關於毛澤東晚年的回憶資料以及部分檔案資料，暴露了若幹重要曆史事件的真象。”
一下子，讓本來由於公開解密的檔案資料不足，爭鳴逐步趨向平和的學術界又沸騰起來，爭論的重點則開始轉向“張提供的材料是真是假”？
下麵是張提供的材料全文：
據2004-5月刊動向雜誌透露，近日，張玉鳳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個人關於毛澤東晚年的回憶資料以及部分檔案資料，暴露了若幹重要曆史事件的真象。
據張玉鳳稱：這些談話記錄資料，在毛澤東逝世後，是交給警衛組長保存的，直至二OO二年十月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才要回來自己保存的。張聲稱：當初將這些資料轉移，是怕江青、汪東興要拿走。
以下便是張玉鳳親身經曆的一些重要情況片段。
林彪事件後的毛澤東
林彪事件後，毛主席患有高血壓症、狂躁症，常常摔東西、撕文件、罵人。他經常失眠，睡夢中驚叫「親密戰友」、「接班人」、「副統帥」、「永遠健康」等。
這時，毛主席對其他老帥和老將軍的疑心加深。他點了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等的名，還定下了老帥、將軍可以出來掛個職，但不準帶兵的決定。
毛主席多次把周總理請來，重覆地問：「我周圍還有沒有親密戰友式的人物？」總理總是照例地說：「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熱愛毛主席、保衛毛主席，捍衛主席思想，緊跟主席幹革命！」毛主席也總是會重覆反問：「是真心嗎？我看不是。（對）親密戰友，我，你，都沒有發覺嘛！我整了不少人，他們會保衛我，你信嗎？」
然後，毛主席會仰頭哈哈大笑，發著呆。
七二年國慶節前夕，毛主席在中南海宴請近三十名老帥、老將軍。主席要我做些記錄，要汪東興也參加。主席開場白說：「我們之間是戰友加同誌，有誤會，有爭議，也有傷害過，那請多多包涵！我的親密戰友不告而別，今天還是百思不解」。
關於六六年毛致江青信的真偽
席間，有老帥、將軍讚主席英明、洞察一切，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給江青的信，已對林彪有防備，看出了林彪有野心，是陰謀家等。
主席聽後，搖搖手，插話：「我不是神，不是神。能洞察一切，那就交不上最親密的戰友了！我勸（你們）不要信這封信！」
宴請結束後，汪東興下令，在記錄上把這段話全部取消，說：「這是主席的偉大胸懷和品質。如果擴散出去，會給階級敵人，帝、修、反作反麵宣傳。」
張玉鳳回憶說：主席曾多次談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給江青信中內容，問過總理、汪東興、江青、張春橋關於黨內外的反應和議論。這些人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地說：「主席英明、偉大，洞察一切，顧全大局，讓林彪有個（暴露的）過程」等。主席聽後，總是哈哈大笑，還問過總理：「你也信嗎？」總理聽後也不知如何回答。主席接著說一句：「你不了解，但是你明白。」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生日，親自點將，邀請了康生、江青、張春橋、汪東興、張玉鳳。在晚餐前，主席又提及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給江青信中的內容。
主席說：「康老，還有春橋，在信中做了文章。動機、目的，我理解。不打招呼，作為文件下達，世人皆知，是主動還是被動，難下結論，總而言之，會成個謎。我不信，總理，還有一些老帥，會被『謎』迷倒。」主席又說：「這件事，我是很違心接受的。」
當進晚餐時，主席臨時又通知：請總理、葉帥、陳錫聯將軍、吳德也參加。
張玉鳳說：後來，主席、汪東興告知，我才清楚：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主席給江青的信，是康生出的主意，張春橋和江青研究後寫成的。
關於鄧小平複出和周恩來逝世
張玉鳳回憶：鄧小平當年複出，毛主席是遲疑不決的，問了葉劍英、李先念，他們很讚成；問了汪東興、江青、張春橋，他們很反對；問了華國鋒、紀登奎、陳錫聯，他們都表示：「主席定論」。
主席就召見江青、張春橋、華國鋒、陳錫聯、汪東興，說：「總理病不輕，我很著急，他催得我好緊。我不至立即去見馬克思，諒他（指鄧小平）不敢翻案。今天就定論：請第二號走資派出來，不要太固執。春橋出來主持工作，老帥、將軍不會服，今天在座的也不會服，你（指江青）也不會真服。」
七六年一月，周總理逝世。當時有四十名老帥、將軍給主席寫信，要求和盼望主席能出席追悼會，哪怕到場一下。主席看了信後，說：「老帥、老將軍對總理愛得很深，是為總理委屈、抱不平，是在借題促我反思搞文化大革命。」
宋慶齡也給主席來信，也要求主席能出席周總理的追悼會，體現國家、人民、黨的團結，主席健在。主席請汪東興代覆宋慶齡，內容稱：文化大革命已經十年，問題還是叢生，並說：「自己也快走了！」
七六年「天門事件」後的毛澤東
張玉鳳回憶：七六年清明節天門事件後，主席病情惡化，但頭腦、思維還是很清晰的。他多次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汪東興和我（張玉鳳），商議身後的黨政軍領導班子。
主席曾當著汪東興的麵說：「我對你隻能信任一半。我死後，你會有野心！」汪東興聽後，即跪著向主席發誓，主席才又說：「是我錯責你了。」
主席對天安門事件是作了多次評價的，他說：「是炮打我，是對總理的緬懷，是對江、張的聲討，是對翻案主帥下台抱不平，總之要推倒文化大革命。」
主席常在沉思回憶戰爭年代的生活和已逝、犧牲的戰友時，感到淒涼。主席常把毛遠新、我（張玉鳳）叫到身邊，說：「小毛（遠新）、小張（玉鳳），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後，可能不出一年，長了不出三、四年，會有翻天覆地。民心、軍心，我看不在（我們）這邊。你們要信！」對此，毛遠新也有記錄資料。
張玉鳳回憶：主席從（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維還正常時，多次就身後黨政軍領導班子圈劃，但未有定論，憂慮政局會有劇變。主席是圈了、提了五個人名：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對此，毛遠新和張玉鳳，都有記錄資料。
張玉鳳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她本人（張玉鳳），提出毛後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單，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作記錄。名單順序為：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
江青聽後，要主席再重覆一次，並問：洪文、春橋呢？主席當即指著江青說：「你好幼稚！」舉手往左右方各斬一刀，說：「老帥，王（洪文）、張（春橋）都不進！」
張玉鳳還交代：打倒四人幫後，汪東興曾以黨中央的名義，命令張玉鳳將此記錄交出，並不準對外透露主席對中央領導的評價。張玉鳳聲稱：該記錄已毀掉了。
毛對華國鋒接班人批條的真相
張玉鳳還澄清了盛傳毛澤東對華國鋒為接班人批條的真相。張回憶說：七六年五月初，華國鋒向主席匯報工作時，表示：力不從心，政治局會議都吵得沒法取得共識，連進口五萬噸糖，都要拖上一個月的爭議。主席就勸導說：「慢慢來，不要著急！」 這句話是汪東興記錄的。
有關「你辦事，我放心」的批條，張玉鳳說：我沒聽到，也沒有記憶，那是汪東興在打倒四人幫後，來向我「核實」的。汪要我認真回憶，說：這是政治大問題，對我是一次政治立場的考驗，他還拿出據說是主席親筆寫的條子，要我確認。
然而張玉鳳此次在回憶材料中證實：從七六年四月十日後，主席就沒有用筆寫過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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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曆史再探秘——眾說紛紜的“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五）
張玉鳳拋出她的回憶錄，首次向世人披露：那封所謂著名的“毛澤東在滴水洞寫給江青的信”，完全是當時的中央為了應對林彪出逃所造成的被動局麵，由康生提議，張春橋執筆，毛澤東首肯的徹頭徹尾的造假產物。
這如一發重磅炸彈，進一步引發了對“毛澤東在滴水洞寫給江青的信”真偽討論的囂然大波！
雖然不少人對張的回憶錄的真實性質疑，或對香港刊物《動向》的有無再加工持異議，但由於此信原件已銷毀，目前存檔的僅僅是抄件，盡管有毛的修改字跡，但出現的隻是片言隻語，所以始終難以服眾。
而網上最近又爆出“姚文元回憶錄”，姚文同樣證實：當時中央為了應對被動局麵，為了維護毛澤東的“崇高威望”，不僅造了很多假，而且，還對此作出過“正式決定”！
請看 海上浪子所寫的文章《“四人幫”在林彪案中造假》一文中的片斷：
關於張玉鳳、姚文元的兩段回憶文章，讀來令人毛骨悚然。如此“驚天的造假醜聞”，怎能不使世界輿論嘩然？！怎能不使天下世人瞠目結舌？！
張玉鳳、姚文元都是極其重要的直接當事人！他們的回憶，其份量之重，不言而喻！他們兩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對同一事件，發表了內容相同的說法，其可信度，不言而喻！因此，“四人幫”在林案中造假，已是“鐵案”！
他們倆人，對造假的動機，提供了相同的證詞：維護毛的“光輝形象”和權威。結合當時的曆史背景，合乎邏輯，可信。據姚文元說，中央還為此，做了“決定”，曆史還企盼著，這個“中央決定”公布於世！
他們對造假的內容，在範圍上，有區別。姚文元提出了比張玉鳳更為寬泛的造假領域：“［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資料中，摻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據當時政治形勢需要而編匯的。”
據此，當時的“中央文件”，絕不可信，已成不爭的事實！
當年舉世矚目的那場“正義的公審”，基本上，延用了當時的“中央文件”的指控，其可信度，還有多少？不言而喻！當然，曆史還企盼著圖們等人，這些“正義的審判”的重要當事人，對專案和起訴過程的“實事求是”的回憶！據我們了解，已有幾位專案當事人，在寫這段曆史。屆時，又要爆出“驚天醜聞”。
根據姚文元的說法：“［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資料中，摻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據當時政治形勢需要而編匯的。”
我們注意到，“參了很多假”和“根據當時政治形勢需要而編匯的。”的說法，我們有理由提出：那個至今找不到一個直接目擊證人的、被法庭確認為武裝政變的“綱領”的“571工程紀要”，完全是張春橋、康生，“根據當時政治形勢需要而編匯的”！
不要忘記，當時，老奸巨猾的康生，在解讀那“571工程紀要”時，故弄玄虛地說，紀要中，有些話很幼稚；有些話，就不是20幾歲的人，能講出來的了。這正是他們造假時的陰險用心所在！
凡是經曆過“文革”的人都知道，曆史和人民是多偉大！不管你多會造假，相關的知情人們一造反，一揭發，醜聞全暴露，擋也擋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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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曆史再探秘——眾說紛紜的“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六）
在引用了上述相關文章後，最後還要談談本人對“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的真偽的判斷。
為什麽隻能講是判斷？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是沒有出現真正令人信服、確切過硬的材料能證明這封信的真偽！
一、盡管在毛澤東最後生命中一直陪伴的機要秘書張玉鳳在香港出版的《動向》雜誌2004年5月刊中，登載了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個人關於毛澤東晚年的回憶資料以及部分檔案資料，暴露了若幹重要曆史事件的真象。而其中談到了“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的問題，張在文章中信誓旦旦的肯定：這封信是假的！
而且“後來，主席、汪東興告知，我才清楚：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主席給江青的信，是康生出的主意，張春橋和江青研究後寫成的。”
讓人感覺可疑其文章的真實性問題是在後麵的一節，《七六年「天門事件」後的毛澤東》中的說法，同樣也使我開始對張玉鳳文章的真實性問題失去信心！
張在文章中回憶說：“主席從（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維還正常時，多次就身後黨政軍領導班子圈劃，但未有定論，憂慮政局會有劇變。主席是圈了、提了五個人名：毛遠新、、江青、陳錫聯、紀登奎。對此，毛遠新和張玉鳳，都有記錄資料。
張玉鳳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見毛遠新、、江青、汪東興和她本人（張玉鳳），提出毛後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單，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作記錄。名單順序為：毛遠新、、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
江青聽後，要主席再重覆一次，並問：洪文、春橋呢？主席當即指著江青說：「你好幼稚！」舉手往左右方各斬一刀，說：「老帥，王（洪文）、張（春橋）都不進！」
張玉鳳還交代：打倒四人幫後，汪東興曾以黨中央的名義，命令張玉鳳將此記錄交出，並不準對外透露主席對中央領導的評價。張玉鳳聲稱：該記錄已毀掉了。”
請注意張敘述的二次毛對身後的接班人的名字圈定——
第一次是五人，分別為：毛遠新、、江青、陳錫聯、紀登奎。這五個人基本符合當年毛心中的理想。國內外相關學者也基本認定。
第二次變成了七人，分別為：毛遠新、、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比第一次的名單多了二人，分別為汪東興及張玉鳳。根據當年的政治形勢，和毛為人處世的風格，增加汪東興，不是沒有可能，要是增加此文的作者張玉鳳為政治局常委簡直是聞所匪聞，斷斷不可能的事！毛最年老頭昏，也不至於做出這種決定！林彪作為接班人寫進黨章的事，已經讓毛丟盡了臉，類似此種十分嚴肅的事，毛不可能不考慮百年以後再次出現怡笑他人的情況。
除非是“逗你玩”！
如若張不可能的話，那麽汪東興也成了不可能的事！
道理很簡單，政治局常委不可能定成雙數！
那麽，假如張的這段文字成了真偽莫測的東西後，文中的其它事情呢？又有幾分是真？幾分是假？
二、真正較有學術意義的資料是發表在“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上，何雲峰 (河南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河南開封)的一篇文章，據說是花了不少功夫研究此信的真偽問題權威之作，起碼在當年度，張玉鳳發表在香港出版的《動向》雜誌的文章和姚文元的回憶錄之前，應該說是扛鼎之作。
何的文章匯集了當時國內外相關文章後作出了綜述，同時也結合著談了自己的研究和推斷。（見本文的續三）
但是我與“何文”有不同看法，分岐主要在論證信是誰寫的問題上。
為什麽不可以假設：1、毛有此信的想法，實則“是康生出的主意，張春橋和江青研究後寫成的。”後再給毛看，毛作修改的呢？
請注意張玉鳳的文章中說的： 主席說：「康老，還有春橋，在信中做了文章。動機、目的，我理解。不打招呼，作為文件下達，世人皆知，是主動還是被動，難下結論，總而言之，會成個謎。我不信，總理，還有一些老帥，會被『謎』迷倒。」主席又說：「這件事，我是很違心接受的。」
是否可以作此假設的參考呢？
同時姚文元的說法與張的說法完全相同。
2、毛當時僅僅是寫了一封很短的信，起碼沒有作為“批林”文件中1500多字那麽洋洋大言，後來為了維護毛的形象的需要，為了批林的需要，為了擺脫用錯林彪的察人之責需要，“是康生出的主意，張春橋和江青研究後寫成的。”然後，把增加了內容後的信再給毛看，毛作修改的呢？
這個假設同樣符合張和姚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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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曆史再探秘——眾說紛紜的“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七）
作上述二個假設，不是沒有依據。
因為肯定此信是毛寫的人認為：此信的引典用語符合毛的一慣風格和特色，即“古今中外，離題萬裏”。但我們恰恰要注意的是：毛的行文風格是可以模仿的，而且中間不泛能者高手！尤其在文革中，這種模仿甚至成為了一種時尚。
江青便是其中的一個，這是文壇政壇上人所共知的事實。至於康生、張春橋之流，要成心模仿毛的文章，對他們而言，也不是難事。
另外，還有毛的幾個有名的秘書，長期受毛的影響，寫出的文章，都帶有毛的風格，也是非常正常的事。但是在一般的人眼中，幾可亂真。如胡喬木，就為毛和中央寫了不少文章。1971年夏，毛澤東南巡中在回答丁盛“胡喬木是什麽樣的人”時說道：“胡喬木曾為中央起草了許多重要文件。《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別人搞了幾個月，沒有搞出頭緒，他一寫，就寫出來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也是他寫的，寫得不錯。”
才氣橫溢的秘書田家英，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 毛澤東要致開幕詞。陳伯達給毛澤東準備了一個講稿,毛澤東沒有采用,嫌其文字太長離題太遠。開會日期很近了,毛澤東要田家英起草一個講話稿,田家英用了一個通宵寫出來,毛澤東首肯以後,又經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人修改審定。毛澤東的開幕詞有一句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後來流傳很廣,影響很好,就是出自田家英的手筆。會議休息的時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澤東麵前,稱讚這個開幕詞簡短有力,鼓舞人心,寫得好。毛澤東也很讚賞地說：“這不是我寫的,是一個少壯派, 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書。”
毛不作此說明,誰能懷疑開幕詞不是出自毛之手?
還有張玉鳳的回憶錄用字用語,更象毛的一慣風格.
當年陪同毛住進神秘的西方山洞的警衛負責人張耀祠，在他的回憶裏說：“主席在滴水洞思考什麽？ 在滴水洞裏，我沒有看見他寫下什麽東西，其他工作人員也都沒有見到。
毛主席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見，除了看書、批閱文件外，就是思考問題。他有時拿著書躺在床上看，有時又像煩躁不安。按照主席的習慣，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來散步，或者散步時間很短。我們一般沒有什麽事，是不會去打擾主席的。”
但張耀祠的回憶錄裏又說：在武漢期間，主席給江青寫了一封信，信的思想顯然是主席在滴水洞思考的結果。
說是給江青寫的，但主席還是給王任重同誌看了。當時周恩來不在武漢，沒有先給周恩來看。為什麽主席把政治問題，采用家書的形式寫給江青，我認為裏麵主要闡明左、中、右的現實和這種政治現象的未來歸宿，而這時的林彪正在成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同時林彪大吹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這兩個問題毛主席都不便於公開講。江青那時是文革小組領導成員之一，給她寫信是讓她對政治問題敏感一些，做到心中有數，也提醒江青注意自身的缺陷。毛主席的信寫畢，叫秘書徐業夫抄了一份備存，原信寄給了江青。然而，江青不但沒有幫上毛主席的忙，反而所作所為與毛主席背道而馳。她接到毛主席的信後，感覺自己不得了啦，變得猖狂起來了，成了一位複仇女神，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很大的災難。
請注意上述原話的分析：
一、張耀祠說，“主席給江青寫了一封信”，但可以肯定的是：張本人卻沒有看到信，則是：“說是給江青寫的，但主席還是給王任重同誌看了。”說明了什麽？沒有看到信、或沒有看到是長信還是短信的人，寫的回憶錄有多大的真實性？
二、張耀祠說：“當時周恩來不在武漢，沒有先給周恩來看”，那麽，周是什麽時候看到信的？遺憾的是王任重和周恩來都沒有關於此信的任何片言隻語遺存！真是令人奇怪？
中央黨校的張誌明博士, 他具體記述了事情的經過:“毛澤東寫信後,他的機要秘書徐業夫謄清了一份,毛澤東看後改了幾個字,交徐業夫存檔,而把原信寄給了江青。當時,周恩來正好陪外賓來武漢見毛澤東。其間,毛澤東讓周恩來和當時的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看了這封信。
而逄先知、金衝及主編的《毛澤東傳( 1949 -1976) 》則作了如下記述:“信寫好後,給正在武漢的周恩來、王任重看過。以後,由周恩來把信帶到上海交給江青。毛澤東還委托周到大連去,向林彪講了信中的內容。”這裏糾正了張誌明對毛澤東把原信寄給江青的說法。另據金春明的說法,為了讓林彪放心,江青在北京當著葉群而非林彪的麵燒毀了毛澤東給她的這封親筆信 。這與譚宗級的說法一致,而與張誌明的說法不同。此外,金春明還提供了當事人周恩來在1972 年5 月21 日批林整風匯報會上的權威說法:“主席寫這封信是在1966年7 月8 日,在武漢寫的。我是7 月11 日到的武漢。那時見了外賓,我跟主席報告我到國外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以後,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見主席,主席就把給江青的那封信的抄件給我看。是一個底子,那個字是徐業夫同誌抄的,有些字還抄錯,主席還改了的。”
從以上各自的說法中，前後矛盾頗多：1、真正的當事人出來作權威證實不多；2、“當事人周恩來在1972 年5 月21 日批林整風匯報會上”講話找不到出處；
三、張耀祠說：“毛主席的信寫畢，叫秘書徐業夫抄了一份備存，原信寄給了江青。”
中央黨校的張誌明博士說：“機要秘書徐業夫謄清了一份,毛澤東看後改了幾個字,交徐業夫存檔”。現在保存在中央檔案館的即是此份徐業夫抄寫的，毛澤東看後改了幾個字的那個原件。
問題在於徐業夫抄的倒底是誰寫的原文？徐業夫不說，隻有“天知地知自己知”，別人永遠不會知道。
還有，倒底是毛改了幾個是徐抄錯的字（就一般而言，絕不可能！金春明的說法不能服眾）還是毛另有發揮，改動原意而去改了的？
四、逄先知、金衝及主編的《毛澤東傳( 1949 -1976) 》說：以後,由周恩來把信帶到上海交給江青。毛澤東還委托周到大連去,向林彪講了信中的內容。”這裏糾正了張誌明對毛澤東把原信寄給江青的說法。
另據金春明的說法,為了讓林彪放心,江青在北京當著葉群而非林彪的麵燒毀了毛澤東給她的這封親筆信 。
林彪和葉群都沒有這封信的片言隻語，而愛好記日記的林彪的日記裏記錄了此事沒有？隻能等檔案公開的那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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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曆史再探秘——眾說紛紜的“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八）
與國內研究學者肯定此信為毛所寫的論證中，透顯出來的諸多矛盾和缺乏直接的證明相比，張玉鳳的回憶錄中對此信為毛所寫的否定之言，既明了又有力，尤其對那些喜歡研究毛行文特點的人來說，更是跌破眼鏡，因為張的回憶錄裏的“毛味”更重！
正在不少人對張的回憶錄真實性持懷疑時，又一個重量級的人物——即姚文元的回憶錄《回顧與反思》在網絡上暴料登場。
姚文元四十二萬字的回憶錄被當局封殺之後，又寫了一部五萬多字的《回顧與反思》，爆出了中共毛澤東王朝在最後日子裏的一些曆史真相。
姚文元出獄後的兩個願望
姚文元是中共六、七十年代紅得發紫的筆杆子，「無產階級理論家」。在文革浩劫高潮時期，毛澤東更封姚文元為「南姚（文元）北戚（本禹）」。文革期間，他一直主管中共的「宣傳口」。
一九九六年，姚文元獲釋後，先後在上海市的川沙、青浦隱居，研究中國曆史、中共黨史，還畫畫寫生。一九九八年六月，姚文元提出，在有生之年有兩個願望：能出回憶錄，能重新入黨。二○○一年九月，中央有關部門曾準許姚文元出版回憶錄，但要送中宣部審核，不準由海外出版。
姚文元撰寫回憶錄，經過四稿，已擱筆，共四十二萬字，從一九五六年寫到一九七六年他被捕的一刻為止。
五百萬買斷姚文元回憶錄版權
姚文元撰寫回憶錄的消息傳出去後，國內有二十多家出版社盯著，香港也有幾家左派出版社開出高價。最後，內地有三家半官方出版社要以五百萬元買斷版權。
他的回憶錄完稿後，交有關方麵審核，但一直拖著無下文。據知，對此有過指示：不宜出版。生活有困難，可提高補助。從此，姚文元每月有四千元人民幣的養老費，還配備了一名警衛兼職工「照顧」他。
當局對姚文元回憶錄的「五不準」
到了二○○二年初，有關部門就姚文元回憶錄的出版提出了「五不準」：不準公開沒有解密的黨、政、國家機密；不準公開黨和國家已故領導人的私人問題；不準公開會引起社會爭議，被國際反華勢力利用，危害國家聲譽的資料；不準公開無法核實真偽的敏感政治問題；不準公開發行。（摘自二ＯＯ三年十二月《爭鳴》雜誌 ）
姚文元在回憶錄被禁後，去年冬天又向有關部門提出要求，就本人親身經曆，所參與、所見的曆史事實，能以回顧、敘事的形式寫下來。他的這一要求獲準，還為他配備了一名資料助理員。
姚文元用了近八個月的時間，寫了五萬多字的《回顧與反思》，並澄清了若幹重要曆史事件的真偽。其中爆出了若幹曆史真相，實際上這是他回憶錄的簡本。
以下是該《回顧與反思》的部分內容。
毛澤東對林彪外逃事件的反應
毛澤東在獲知林彪乘飛機外逃蘇聯時，還不全信，他叫總理（周恩來）再了解進一步情況。等到林彪乘飛機外逃已四個多小時，警衛部隊找不到林彪後，總理作第三次報告時，毛澤東還半信半疑，對在場的政治局委員說：「他（林彪）會害怕我不能容留他，要走人。」毛仰望著天花板長歎一口氣，說：「高，高超！我被他騙了，騙了二十二年。你們都被騙了！不要做事後諸葛亮！」毛澤東還指著周恩來、江青責罵道：「一個總理，一個我老婆，都把副主席抬得天一樣高，我也受你們的騙了。」
姚文元寫道：林彪事件後，毛澤東一度精神恍惚，摔東西，罵人，驅趕身邊的工作人員。有時，唯有周恩來安排李敏、李訥由張玉鳳陪著，去安慰父親（毛澤東），才能使毛澤東的情緒平靜些。
毛澤東對周恩來追悼會的意見
姚文元寫道：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逝世，要開追悼會。毛澤東批示，由政治局擬一個意見。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朱德等表態，請毛澤東出席；、陳錫聯、吳德、紀登奎、王洪文、我（姚文元）表態：請主席酌情；江青、張春橋、江東興表態：反對主席出席。
毛澤東在政治局討論的意見上，圈了、陳錫聯等人表態的意見，批上「好」字。在決定誰主持追悼會時，又爭持不下，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說：「爭什麽？還是由總理的親密戰友加同誌主持好。」親密戰友加同誌，指的是鄧小平。
毛澤東對「四五」的反應
七六年清明的，毛澤東看了簡報，派了秘書到天安門了解情況後，說：「悼念總理，歌頌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現代秦始皇了」；「不要瞞我，矛頭是對著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債！誰說沒有政治後台？這個政治後台，你們都怕他嘛！他有社會基礎，有軍方保護。」
姚文元證實，對七六年清明的定性、鎮壓，都是由毛澤東決定的。
關於對鄧小平的處理決定
中央政治局在討論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時，葉劍英不表態，朱德離開了會場。在討論開除鄧小平黨籍時，葉劍英起身說：開除？把我也一起開除吧！說罷就離開了會場。李先念不表態。、陳錫聯、吳德、紀登奎提出：要請示毛主席。
毛澤東在政治局討論紀要上，圈了葉劍英，批上：是在指責我。圈了李先念，批上：還是給我麵子。圈了華、陳、吳、紀，批上：意見相同，我還活著，留在黨內。
關於總理人選
姚文元寫道：中央政治局在討論總理人選時，提出了三個人：、李先念、張春橋，還提出增補江青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是汪東興提名，報送主席的。毛澤東圈了為總理，並加上「第一副主席」，圈掉李、張、江青，同時打「□」。毛澤東還召見汪東興、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我，說：「誰提江青為黨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誠，是汪還是張提的？誰提是誰在害她，逼我早死，你們要擁江，也得等我死後。」
關於對黃、吳、邱、李的處理
姚文元還爆出史實內幕：林彪「九．一三」事件後，中央政治局曾討論如何處理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四人及其他隨從的問題，都無主意，請示主席。毛澤東說：走資派、叛徒、內奸、工賊、現行反革命，都能處理、解決，對軍事政變集團、投向北麵敵人的一夥，還處理、解決不了？軍事法庭被砸了，為什麽不送軍事法庭審判？毛又指示：判黃、吳、邱、李死刑，也不過份。毛澤東還問了多名老帥，老帥對林彪無好感，但也不讚同判他們死刑。後來，四十多名將軍的意見也基本一致，認為這四個人「罪不致死」，要求「養起來」，甚至也有的將軍提出：指控他們政變、謀害，都缺乏證據，要求調查、核實。
毛給寫「你辦事我放心」子虛烏有
姚文元還爆出：「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資料中，摻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據當時政治形勢需要而編匯的。因為當時有過決議：一切要從維護毛主席形象、絕對權威，維護毛澤東思想、維護文化大革命、維護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幾大原則出發。
姚文元爆出：關於毛澤東給寫的「你辦事，我放心」，事實上並不存在，是虛構出來的。
毛為身後事憂慮
姚文元爆出：毛自從林彪事件後至臨終，常憂慮他死後老帥們會造反，出現中國軍中的赫魯曉夫，怎麽辦？
姚文元又寫道：毛澤東曾多次提及身後班子的名單：黨主席，江青；總理，；人大委員長，王洪文或毛遠新；軍委主席，陳錫聯。毛還將這一名單，詢問了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 （摘自二ＯＯ三年十二月《爭鳴》雜誌）
假若姚文元的回憶錄確實的話，那麽除了毛圈定的政治局常委人選與張玉鳳的回憶錄相左以外，（參見本文第六節）可以說其它方麵是驚人的基本一致！
尤其姚文元證實的—— “「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資料中，摻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據當時政治形勢需要而編匯的。因為當時有過決議：一切要從維護毛主席形象、絕對權威，維護毛澤東思想、維護文化大革命、維護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幾大原則出發。”更是給了我們想象的無限空間。
寫到這裏，我們完全有理由作這樣的想象：
——1966年的6月底，毛在“在西方的一個山洞裏住了十幾天”。這個“西方的山洞”，即相對武漢而言的西方，湖南韶山的滴水洞。
毛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見，除了看書、批閱文件外，就是思考問題。他有時拿著書躺在床上看，有時又像煩躁不安。按照主席的習慣，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來散步，或者散步時間很短。
在武漢期間，主席給江青寫了一封信，信的思想顯然是主席在滴水洞思考的結果。這封信與平常毛的寫信習慣基本相同：
《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還是照魏、陳二同的意見在那裏住一會兒為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見後行止再告訴你。自從六月十五日離開武林以後，在西方的一個山洞裏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二十八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
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裏。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山堯〕〔山堯〕者易折，皎皎者易汙。陽春白雪，和者蓋寡。
中國自從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滅。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
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毛澤東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林彪事件發生後，此信經過“潤色”後，變成了洋洋1500多字的一封長信。而且信的內容煥然一新，變成了——可以基本符合當時的決議：“一切要從維護毛主席形象、絕對權威，維護毛澤東思想、維護文化大革命、維護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幾大原則出發。”形成“毛主席這封信便顯得‘高瞻遠矚’了，人們說，毛主席對林彪看得太透了”。
這封長信還同時還作為批林整風的文件之一，發到全國全黨全軍學習，從此，此信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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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曆史再探秘——眾說紛紜的“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九）
在中國，由一封信而自此揚名的地方，非滴水洞莫屬。
2006年6月25日，本人有幸到韶山，差不多是與四十年前毛在滴水洞的同一個時間段的日子裏，也對這個神秘的“一個西方的山洞”，作了一次親身體驗和親密接觸。
滴水洞位於韶山衝西南約5公裏，是一個三麵環山的幽深狹穀，它的南麵是龍頭山，西為書堂山，北為虎歇坪，東麵豁口建有韶山水庫。龍頭山山腳有一股山泉流出，蜿蜒成溪。溪上曾建有小橋，橋頭邊有一石洞，洞內滴水，四時不竭，回聲悠揚，其韻如琴。滴水洞由此得名。
毛住的二號樓為回字形建築，一個口字裏再建一個口字，為一圈圍廊形式、中間才是真正的住宅兼生活辦公用房。
讓人影響深刻的是二個人的衛生間，毛的衛生間是用的是柔和的淺鵝黃色進口牆磚鋪成，而專為江青準備的衛生間則反差極大，用的是嫩藍帶青的進口牆磚一式鋪成，是不是與曾經的藍萍有什麽聯係，誰也不會回答。
兩個衛生間都異常寬大，可惜的是江青一次也沒用過，因為江青從未到過韶山。
走在封閉的內廊，透過外牆玻璃，看見隔幾步便是一個電話亭式的哨位亭，讓人馬上想起了四十年前的今天，那一個個的亭子裏肯定站差的是全副武裝的二十四小時值班的武警戰士......
而事過境遷，今天，除了陸續不絕的遊客，就剩下往昔歲月的記憶了。
突然想起一個問題問導遊：為毛造沒造防空洞？
同行的人笑我，“何必造那個東西？”
他們至少忘記了當年的“深挖洞......”教導。但是能忘記掉不愉快的過去，仍有積極意義！
導遊卻認真的告訴我們：“造了，甚至可以防原子彈襲擊！”
很想再問一句：有沒有戰時指揮所，或核按鈕之類的？話到嘴邊又縮回去了，感到已經是多餘，超出了今天的氣氛。
導遊領了我們看了開放的一小段防空洞，門很多，又大又笨，又領了我們鑽這兒，穿那兒，轉來轉去，幾轉後便迷失了方向感。防空洞內很潮濕，據說有吸濕的設備，隻是目前已沒有開機的必要。
還聽介紹說，山已掏空，足夠防空防原子彈襲擊之需。
從防空洞出來，我努力的想從當年的環境、形勢去探索一下毛當年的想法。可惜沒辦法，當今市場經濟的大潮除了沿海地區受到侵襲，地處中部的韶山一點不比沿海地區差，滴水洞已經從改革開放後形成的紅太陽瞻仰大潮的影響，從遊客身上賺取合法的利潤來改變自己的生活的觀念一點不比其它地方差。
而滴水洞是毛澤東心中永遠的“聖地”。
毛澤東的曾祖父母、祖父等先人便安葬於此。滴水洞豁口以下，有毛澤東的祖居地東茅塘和家廟毛震公祠。少年時代，毛澤東經常路過滴水洞前往湘鄉的外婆家。滴水洞西邊山上的石觀音曾被他拜為“幹娘”。這裏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給毛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同時，由神秘的西方的一個山洞——滴水洞而引發的“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成為了人們探索文革奧秘的一個好地方！
“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倒底是誰寫成的謎團真相，總一天會有大白於天下的時候，隻是，我們盼望這一天能早日的到來！
（本文完）
有關研究多啦！有興趣的自己找吧！
作者：501212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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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曆史再探秘——眾說紛紜的“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一）
大約是1972年的年末或是1973年的年初，為了開展“批林”運動，當時作為抽調在政法委工作的我們，按照每年的習慣，總是利用春節前後的時間，集中起來學習、聽報告等等。那一年傳達的中央文件，是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反黨罪行，其中還聽了徐景賢一個講話（具體內容已忘，網上試著搜索了多次，無果），同時還傳達了1966年7月8日的“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
按照當年的說法，毛在信中明確表示了對林彪的五一八講話一些提法的不安。這成了毛洞察一切，早就懷疑林彪野心的理論根據。以及林彪後來不聽毛的打招乎，最後走向曆史的反麵，咎由自取。
當時我在會上作了詳細的記錄，會後專門把這封信整理後，又工工整整地抄寫在了我的一個日記本裏，工作之餘，經常閱讀。
但時間長了以後，漸漸的開始對毛在信中“我的朋友”的先見之明，從由衷佩服轉向懷疑，不由得常常問自己，這封信象是毛寫的嗎？
這是不宜產生任何疑問的的一件事情，但心裏的陰影偏偏的總又揮之不去。我知道這個疑問不一定會有明確的答案，至少，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
再來讀一讀“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吧：
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①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還是照魏、陳二同誌②的意見在那裏住一會兒為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見後行止再告訴你。自從六月十五日離開武林以後，在西方的一個山洞③裏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二十八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④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象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覺得不安。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吧。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歎到：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也曾對於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後，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誌們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裏。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山堯〕〔山堯〕者易折，皎皎者易汙。陽春白雪，和者蓋寡。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麽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的很凶，簡直吹的神乎其神。這樣，我就隻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麵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什麽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
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的粉碎了，何況我們呢？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衝昏了頭腦，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個問題我同你將過不知多少次，你還記得吧，四月在上海還講過。以上寫的，頗有點近乎黑話，有些反黨分子，不正是這樣說的嗎？但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我則隻說對於我所起的作用，覺得一些提法不妥當，這是我跟黑幫們的區別。此事現在不能公開，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這樣說的，公開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今後還要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麽時候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在我死後的一個什麽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來公開吧。他們會利用我的這種講法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但是這樣一做，他們就倒黴了。
中國自從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滅。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
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毛澤東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注：①毛澤東在武漢致江青的信，寫成後在武漢給周恩來、王任重看過。原件為毛澤東銷毀，以上為毛澤東校閱過的抄件。
②魏：魏文伯，前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華東局書記。陳：陳丕顯，前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華東局書記、兼上海警備區第一政委。
③指韶山滴水洞。
④朋友指林彪。講話，指林彪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其中提出“防止反革命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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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曆史再探秘——眾說紛紜的“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二）
近年來拜讀網上有關這封信內容的文章，發現對這一問題爭鳴性的文章頗多。
特別是研究文革史的學者金春明《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毛澤東致江青的信〉試析》對此信的分析則讓人側目！他這是這樣寫的：
毛澤東致江青的信並非揭露林彪
毛澤東給江青的這封信的主題是什麽？是像江青一夥說的為了揭露林彪的反動本質嗎？回答隻能是否定的。
江青本人在批林整風時以權威的姿態對這封信作過講解。按照她的調子，黨羽們整理了宣講資料，廣為宣傳。一份宣講材料中說：“這封信‘是針對林彪《‘五一八’講話》寫的’。林彪《‘五一八’講話》剛一出籠時……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望遠鏡和顯微鏡，已經看出林彪的《‘五一八’講話》不講馬克思主義，不講黨的領導，專講個人，講宮廷政變，不講階級鬥爭，不講人民群眾，鼓吹唯心史觀，抹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動本質。”當然為了能夠自圓其說，這份材料中也說：“毛主席雖然在寫信時，已經看出林彪《‘五一八’講話》是違背馬列主義觀點的，但這僅是思想上、理論上的錯誤，還沒有發現他當時在政治上組織上搞陰謀”等等。這樣的說法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不錯，信中談到了林彪《‘五一八’講話》。如何說的呢？第一，“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這裏毛澤東是講敵友關係，非常明確地把林彪稱為“我的朋友”。毛澤東向來是敵友分明的，這封信中尤其如此。聯係到下邊，“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這就是說，毛澤東本人是要打鬼的。這個鬼，也就是同一封信中講的牛鬼蛇神、右派，是要打倒和橫掃的對象。這個鬼是誰？當時還沒有點明。但不到一個月，《炮打司令部》大字報一發表，大家就都明白了，是指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及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裏的人。而打鬼不能自己一人單槍匹馬，要靠“朋友”的幫助，這個“朋友”當然也不隻是林彪一個人，信中有時用“朋友們”就是明證，但首先就是林彪。一個是鬼，是敵人，一個是幫助打鬼的朋友，在這界限分明的營壘中，林彪是自己方麵的頭號朋友。因此，毛澤東為了打鬼的需要，是自覺自願地當鍾馗，為朋友們打鬼充當神靈和護身符。
第二，“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曆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這是信中最集中地講對林彪《‘五一八’講話》看法的一段話，其中確實表達了不滿意和不安的心情，但用詞的分量是很輕的。“這樣講法過去沒有過”，大概是革命導師沒有講過或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中沒有講過的意思吧。沒有講過，當然可以包含背離了、違背了的意思，但也可以是創造性發展了的意思。從這句話裏是得不出“不講馬克思主義”，“鼓吹唯心史觀，抹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動本質”這樣的政治結論的。
第三，對待林彪講話的態度，毛澤東雖然承認“違心”，但還是同意發給全黨。“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吧。”下邊，又有一句：“這樣，我就隻好上梁山了。”
“迫上梁山”，在毛澤東看來，上梁山是一條革命的路，即使是迫，有點不那麽自願，但路總是對的。而林彪的講話和提法雖然引起他的不安，但動機是好的，又是符合這個大方向的。因此，他“違心”的同意，絕不會認為是反毛澤東思想的。
如果說，從信的內容中無論如何得不出江青等人宣揚的那種論斷，那麽，在信發出後一段時間裏毛澤東本人的實踐，則應該是更有力的證明。下麵略舉數事：
（1）經過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於1966年9月22日把林彪的《‘五一八’講話》作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發到全黨，並在批語中說，林彪的講話，“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林彪的講話“根據毛澤東同誌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根據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嚴重事實，根據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教訓，特別是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篡黨、篡政、篡軍的教訓，對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反革命政變、反革命顛覆的問題作了係統的精辟的闡述。”這個批語又進一步指出，這篇講話，“對毛澤東思想做了全麵的、正確的、科學的評價”，“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範，是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文件。”當時所能用於肯定和讚揚的詞句，幾乎全部都送給了林彪。如果當時毛澤東已經洞察了林彪的反動本質，他是絕不會同意上述批示的。
（2）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後，確曾於7月25日指示當時負責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陶鑄：今後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語言。這同信中說的“我曆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等觀點是一致的。
陶鑄召集首都各主要報刊負責人討論毛澤東上述指示後，7月29日向毛澤東作了報告。報告說，“使用最高最活等語言，是完全合乎實際的，是全國全世界革命人民心坎裏的要求”，“不宜突然全部停止使用”。毛澤東又同意了這個報告。而在半個月後公開發表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中，幾乎全部接受了林彪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提法，這個公報也是經過毛澤東審閱同意的。
毛澤東為什麽會有這樣前後矛盾的態度，這涉及毛澤東對個人崇拜問題的基本態度，需要專門研究，不是本文所能承擔的。
（3）在八月上旬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實際上成為毛澤東的第一助手，在全會臨時增加的改選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過程中，是毛澤東親自起草的候選人名單，他把林彪排列在緊靠自己的第二位。在八屆十一全會公報中寫入了這樣的話：“全會認為，林彪同誌號召人民解放軍在全軍展開學習毛澤東同誌著作的群眾運動，為全黨全國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在黨中央的正式文件上，公開讚揚毛澤東以外的另一個人，這還是第一次，而這個人就是林彪。
綜上可見，無論從信的內容本身還是當時的實際活動看，都不能說明毛澤東當時已洞察了林彪的“反動本質”。而隻能說，毛澤東對林彪的過分讚譽之詞，有些“不安”；對林彪講話的有些內容也不完全讚成，但從總體上看，對林彪是信賴和依靠的，是作為幫助自己打鬼的朋友，即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依靠力量。所以，毛澤東給江青寫信的目的，也絕不可能是為了揭露林彪。
注：此文摘自春秋中文社區（節選自金春明《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毛澤東致江青的信〉試析》，載《金春明自選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原發表於《黨校論壇》1989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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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曆史再探秘——眾說紛紜的“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三）
而對毛澤東致江青的信的真偽，以及網絡上多人的懷疑“四人邦”從中做了“手腳”問題，我找到了發表在“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上，何雲峰 (河南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河南開封)的一篇文章，據說是花了不少功夫研究此信的真偽問題權威之作。今也附上，供參考：
眾說紛紜解玄奧
———毛澤東致江青的信研究評析
摘 要:毛澤東1966 年7 月8 日在武漢寫給江青的信,語言隱晦,內容深奧,內涵豐富,意味深長,曆來是史家們研究“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晚年思想活動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獻。20 多年來國內學術界對此信作了大量的研究,尤其是圍繞此信的寫作背景和有關情況、信的動機和主旨以及信中若幹論斷,發表了許多研究成果。檢視這些研究成果,有助於進一步把研究推向深入。
關鍵詞:毛澤東;江青;林彪;“文革”
中圖分類號:A8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 - 7835(2004) 05 - 0014 - 08
毛澤東1966 年7 月8 日在武漢寫給江青的信,語言隱晦,內容深奧,內涵豐富,意味深長,曆來是史家們研究“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晚年思想活動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獻。自從它公布以來,人們對它的理解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作者就20 多年來國內學術界對此信的研究成果,作一簡要綜述。不當之處,還望學界同仁批評指正。
一 研究概況
在20 世紀80 年代中期之前,對毛澤東1966年7 月8 日致江青的信的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之後,對毛澤東這封信的研究逐漸起步。20 世紀90 年代,研究開始出現深入的趨勢。但總的來看,還是遠遠不夠,突出表現在研究毛澤東致江青信的專題論文太少,隻有幾篇,主要包括金春明的《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胡為雄的《自我解剖的奇特還是自我信心的顯溢》,許全興的《毛澤東在接班人問題上的躊躇》,辛鳴的《過分清醒的現實主義》,劉林元的《決戰前的憂慮和不安心態的坦露》等。其它的研究成果散見於一些研究論著或者相關論文中,其中,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李君如的《毛澤東與當代中國》、陳東林的《毛澤東詩史》、陳明顯的《晚年毛澤東》、逄先知和金衝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 - 1976) 》等論著都對毛澤東的這封信進行了比較具體的分析和研究。對於毛澤東信中的某些論斷、提法進行研究的就更多了,在此不一一贅述。盡管研究成果不是很集中,但學者們對毛澤東這封信的重視卻是共同的。王年一在他的大作《大動亂的年代》中,極為看重毛澤東致江青的信。他聲稱:如果說《五七指示》代表了毛澤東“立”的主張,那麽可以說致江青的信代表了毛澤東“破”的意見;如果說《五七指示》回答了建設一個什麽樣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毛澤東致江青的信則回答了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這兩個綱領性的文獻是姊妹篇,是打開“文化大革命”之鎖的兩把鑰匙[1 ] 。胡哲峰、孫彥編著的《毛澤東談毛澤東》也認為,毛澤東的這封信,縱論20 世紀中國的過去,評述眼下中國左、中、右各派,又預言他去世後中國的未來,是一篇道出了“毛澤東戰略”的不同尋常的信。這封信連同《五七指示》和《五一六通知》,是研究毛澤東晚年心境和性格的三個重要材料[2 ] 。許全興教授認為,毛澤東的這封信,內容豐富,文辭優美,生動幽默,詼諧含蓄,富有哲理,耐人品味,是理 解和把握毛澤東最後十年的思想與實踐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文件之一[3 ] 。同時,學者們也都認為:毛澤東的這封信,研究起來有很大的難度。正如金春明教授所說:在毛澤東的全部著作中,內容深奧離奇,表述曲折晦澀,評價眾說紛紜的,恐怕沒有超過“文化大革命”之初他給江青的那封信的了[4 ] 。盡管如此,學者們還是知難而上,在這一研究領域不斷地開拓著,取得了若幹重要研究成果。
二 關於信的寫作背景和有關情況
關於信的寫作背景,學者們的敘述大同小異。學者們一般都認為:此信是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滴水洞沉思後的結果。在毛澤東身邊長期負責警衛工作的張耀祠在1996 年出版的回憶錄中記述:“毛主席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見,除了看書、批閱文件外,就是思考問題。他有時拿著書躺在床上看,有時又像煩躁不安。按照主席的習慣,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來散步,或者散步時間很短。我們一般沒有什麽事,是不會去打擾主席的。”張耀祠還提到,信中的一些話,如“為了打鬼,借助鍾馗”、“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等,毛澤東在滴水洞時都說過。對於林彪吹捧他的一些話,毛澤東看了非常不自在,說:我的話真有那麽管用嗎?[5 ] 這些材料,都印證了學者們的上述看法。但有學者進一步提出,這封信的基本內容是毛澤東在滴水洞時草擬的,後在武漢稍加修改,加上頭尾,重抄一遍,於7月8 日發出的[6 ] 。張耀祠的回憶錄否定了這一說法。張耀祠說:“在滴水洞裏,我沒有看見他寫下什麽東西。其他工作人員也都沒有見到。”[5 ]在這一問題上,絕大多數學者的共識是:毛澤東給江青的信構思於滴水洞,寫於武漢。
關於這封信寫出以後的一些情況,各方就說法不一了。黨史專家譚宗級在《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崛起及其覆滅》中披露:林彪得知毛澤東致江青信的內容後很緊張,叫葉群在各種場合一再表白,說什麽林彪是“好心”呀,主席這一批語,別人要“利用”呀, “主席喜歡的人才這樣批評”呀,等等。毛澤東為了安定林彪,說隻要今後改正這種作法,可以把他的信燒掉,信的內容不再下達。燒信時專門找葉群到場。當時戚本禹認為,毛主席寫的東西都是寶貝,燒了真可惜。他向周總理表露了這種心情。總理說,不要緊,我那裏有一個抄件,我叫陶鑄抄了一份。以後,批林整風中印發出來的信就是照抄件翻印的[7] 。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在寫到毛澤東這封信的時候曾在注釋中引用了譚宗級的這段記述。
中央黨校的張誌明博士認為,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所引的這段描述與史實有些出入。他具體記述了事情的經過:“毛澤東寫信後,他的機要秘書徐業夫謄清了一份,毛澤東看後改了幾個字,交徐業夫存檔,而把原信寄給了江青。當時,周恩來正好陪外賓來武漢見毛澤東。其間,毛澤東讓周恩來和當時的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看了這封信。周恩來看到毛澤東對林彪‘五一八講話’的不安後,表示自己願意主動找林彪談談這件事。周恩來找林彪談了這封信及毛澤東的不安後,林彪確實感到焦慮和緊張,並表示以後不再那樣講了。江青後來讓林彪看了毛澤東寄給她的那封信,為解除林彪的疑慮,江青當著林彪的麵燒毀了該信。原件雖然已不存在,但徐業夫謄清並經毛澤東修改的信還在。因此,林彪摔死以後,在1972 年的批林整風匯報會上,中央政治局作為會議的重要文件印發這封信,當然就很方便了。這裏不存在文件的曆史真實性的問題。”[8 ]
逄先知、金衝及主編的《毛澤東傳( 1949 -1976) 》則作了如下記述:“信寫好後,給正在武漢的周恩來、王任重看過。以後,由周恩來把信帶到上海交給江青。毛澤東還委托周到大連去,向林彪講了信中的內容。”[9 ]這裏糾正了張誌明對毛澤東把原信寄給江青的說法。另據金春明的說法,為了讓林彪放心,江青在北京當著葉群而非林彪的麵燒毀了毛澤東給她的這封親筆信[4 ] 。這與譚宗級的說法一致,而與張誌明的說法不同。此外,金春明還提供了當事人周恩來在1972 年5 月21 日批林整風匯報會上的權威說法:“主席寫這封信是在1966年7 月8 日,在武漢寫的。我是7 月11 日到的武漢。那時見了外賓,我跟主席報告我到國外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以後,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見主席,主席就把給江青的那封信的抄件給我看。是一個底子,那個字是徐業夫同誌抄的,有些字還抄錯,主席還改了的。”[ 4 ]
綜合各方說法,有幾點似乎是可以肯定的:第一,當時看到過毛澤東這封信的人有徐業夫、王任重、周恩來和江青,林彪即使沒看到信,至少也知道信的內容;第二,信的原件已經銷毀,抄件還在,保存在中央檔案中,上麵還有毛澤東修改的筆跡;第三,這封信正式公布是在林彪垮台以後。1972 年批林整風時,這封信作為黨內文件印發,信的內容才廣為人知。1998 年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全文收錄了毛澤東的這封信,並在文末注明“根據修改件刊印”。近年來,有學者據此對毛澤東的這封信的真實性提出質疑,認為毛澤東的這封信有可能是事後之偽作,即使信真的存在,這封信在林彪垮台後公布時也已經被作了大量修改,搞得麵目全非了。這種質疑是沒有充分根據的。
根據上麵眾多的權威記述,所謂“修改件”,當是指“徐業夫謄清並經毛澤東改過的信”,毛澤東僅僅是改了一些抄錯的字而已,並非是隨著形勢的變化所作的內容上的大變動。應當肯定地說,這封信的真實性是毋庸置疑的,不存在偽造的問題。
三 關於信的動機和主旨
毛澤東致江青信的動機和主旨,是研究者關注的焦點,也是人們爭論最多的熱點話題。江青及其黨羽在批林整風時宣稱毛澤東寫這封信旨在揭露林彪的反動本質,認為毛澤東在林彪的“五一八”講話剛出籠時就已看出其“不講馬克思主義,不講黨的領導,專講個人,講宮廷政變,不講階級鬥爭,不講人民群眾,鼓吹唯心史觀,抹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動本質”[4 ] 。絕大多數研究者都不同意這種說法。金春明教授指出,毛澤東雖然對林彪的過分讚譽之詞有些“不安”,對林彪講話的某些內容也不完全讚成,但從總體上看,對林彪是信賴和依靠的,他把林彪視為幫助自己打鬼的朋友,即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依靠力量。所以,毛澤東給江青寫信的目的,絕不可能是為了揭露林彪。劉林元教授指出,毛澤東也是凡人,他不可能洞察一切。他當時隻是提出了對林彪講話中“一些提法”的不安,如此而已。隻是在林彪垮台以後,林彪的陰謀公開敗露,毛澤東才認識到“林彪是反對我的”。同任何人一樣,毛澤東也隻能是在實踐中獲得新的認識的。
在否定了“揭露林彪說”之後,學者們對信的主旨展開了爭鳴。在討論中主要出現了以下幾種觀點:第一種觀點可稱為“自我解剖說”,提出者是金春明教授。他在一篇論文中提出,信的側重點似在於毛澤東的自我解剖。毛澤東通過“虎氣”為主“猴氣”為次的自喻,中心似為了說明,自己雖然不是天生的英雄,有時也不那麽自信,常感到“盛名難副”,但既然中國革命的曆史發展和鬥爭形勢的需要,已經使自己坐在“大王”的位置上,自己反複解剖自己,認為還是有虎氣的,而且“是為主”,作為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條件是具備的。因此,對於發動和領導這場“文化大革命”,自認還是能夠勝任的[4 ] 。
第二種觀點可稱為“備忘錄說”。提出者是許全興教授。他認為,這封信的中心點是林彪,整個 信是圍繞著毛澤東對林彪講話感到不安而鋪陳下去的,毛澤東的自我解剖也是為了說明林彪的那些提法不妥。這封信是毛澤東為選林彪做接班人而寫的一個“備忘錄”,表明他對林彪不完全放心;事實上,這封信在“九•一三”事件後,也確實起了“備忘錄”的作用[3 ] 。
第三種觀點可稱為“階級鬥爭說”。辛鳴在《過分清醒的現實主義》一文中認為,毛澤東這封信的著眼點是而且隻能是四個字:“階級鬥爭”。“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或許正是這封信最好的注解。毛澤東居安思危,從歌舞升平的氣氛中嗅出了火藥味,這便是“牛鬼蛇神”和“右派”們對無產階級革命成果的反對與破壞。在毛澤東看來,這些“牛鬼蛇神”和“右派”正是新時期資產階級的代表。為了保證無產階級革命成果的長治久安,毛澤東開始著手實施他的宏圖大略。這封信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它可以說是一顆蘊涵著超高能量的思想原子彈。它被賦予了“階級鬥爭”的主旨,並成為進行“一次全國性演習”的導火索[10 ] 。
第四種觀點可稱為“不安心態說”。劉林元教授在《決戰前的憂慮和不安心態的坦露》一文中認為,自我解剖和評論林彪講話都不是信的主旨。信的主旨是毛澤東對“文革”中與劉少奇公開攤牌的結局的不安,擔心“文革”失敗,並由對“文革”前途的憂慮,繼而引申到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前途的憂慮。總之,這封信表露了毛澤東在“決戰”前的不安心緒。這方麵雖然著墨不是很多,但卻很濃很重,是最有感染力的部分。信的後半部分,作者強調前途的光明和本人的信心。但正是這種強調,襯托了作者對前進道路曲折反複的憂慮和不安。閱完全信,人們會感受到作者當時被一種憂慮和不安的心情籠罩著[6 ] 。
對於毛澤東為什麽選擇給江青寫信這種特殊方式來闡述如此重大的政治問題,研究者也各有推測。胡為雄認為,毛澤東這樣做是為了“向江青論述自己發明的社會一亂一治的政治哲學,遙控著江青這個被自己扶起來的‘文革’旗手如何進行下一步動作,去全麵點燃‘文革’烈火,完成‘在全黨全國基本上打倒右派’的任務”[11 ] 。許全興則反駁說,倘若果真如此的話,那麽此信應當秘而不宣,不能示人,不但不能公之於世,也不能給周恩來、王任重看,顯然,這與事實相悖。許全興認為,毛澤東此舉有著複雜的隱衷:他一方麵決心讓林彪取代劉少奇做他的接班人;另一方麵又對林彪存有疑慮,有點不放心,心情有些矛盾。這種微妙心理,毛澤東在當時無法向人明言,但又感到需要讓後人知道,所以他在正式公開選定林彪做接班人之前,通過給江青寫信的方式,曲折、隱晦、含蓄地表達他的複雜心態。毛澤東這樣做的動機也是複雜的:一是為了萬一以後林彪真的成了修正主義者,出了事,可以取得後人的某種諒解(毛澤東1972 年公開此信就含有此目的,表明他還是有一點先見之明的) ;二是為了讓江青了解他在林彪問題上的全麵看法,希望江 青對林彪要留心一點[3 ] 。劉林元也認為,毛澤東給江青寫此信確有告誡江青之意,但他與許全興的理解又有不同。劉認為,毛澤東在信中做自我解剖,用意在於告誡江青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被勝利衝昏了頭腦。江青當時已開始顯露崢嶸了,她作為“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代表毛澤東控製這個組織,即將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重任在肩,毛澤東自然要囑托。毛澤東對自己的親屬向來要求嚴格,不準驕躁,他深知江青的弱點,因此在信中講了戒驕戒躁的話,既合情理,也屬必要[6 ] 。
張耀祠的看法綜合了以上意見。他認為,毛澤東信中涉及的問題當時都不便於公開講,江青那時是“中央文革小組”領導成員,給她寫信是讓她對政治問題敏感一些,做到心中有數,同時也提醒江青注意自身的缺陷[5 ] 。 王年一指出,毛澤東與遠非中央領導人的江青談論黨內如此重大的問題,極不正常[1 ] 。金春明也認為,毛澤東本來應當和黨的其他領導人、那些曾經同生死、共患難的老戰友們商談這些重大政治問題的決策和設想,他卻選擇了向江青這個特殊人物傾吐心聲,這種方式是不可取的。毛澤東之所以會采取這種方式,是因為在當時毛澤東已經同他的老戰友們有了隔閡。當然同時也包含著要江青去擔負某些特殊使命之意[4 ] 。
有人認為,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信中談論如此重大的政治問題,隻把自己的內心隱秘講給江青聽,表明毛澤東對江青是非常信任的,對於林彪則存有疑慮。而陳東林則認為,毛澤東寫信給江青,並不是因為他把江青視為真正的知音,也不是如後人解釋的那樣,看出了林彪的反骨。他實在是心中有話,不吐不快[12 ] 。
綜上所述,搞清楚毛澤東對林彪的真實態度,是正確理解此信的動機和主旨的關鍵。學者們圍 繞信的動機和主旨發生爭論,主要是因為對於當時毛澤東對林彪的真實態度如何, 在認識上存在分歧。
四 對信中若幹論斷的不同理解
(一)“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對於毛澤東信中“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論斷,最為重視的當屬王年一。他認為“天下大亂”是毛澤東為發動“文革”所采取的基本方針,是毛澤東致江青信的核心和要害[1 ]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回答了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是打開“文化大革命”之鎖的鑰匙。1957 年以後,在全黨對社會主義社會中許多問題的認識都不成熟的情況下,由於種種原因,毛澤東逐漸產生了在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麽樣的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 這個重大問題上的“左”傾主張(還沒有定型,實際上是空想) ,因而愈來愈對總的說來實際上不同意他的“左”傾主張的中央第一線不滿,甚至認為中央第一線搞了“修正主義”,是“資產階級司令部”。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既是要搞掉中央第一線,也是要徹底改變社會麵貌,建設他所憧憬的社會主義。要達此目的,毛澤東覺得惟有訴諸群眾,惟有大亂一場,“天下大亂”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基本方針。因此,王年一強調,如果對毛澤東所說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缺乏應有的注意, 就說不清楚“文化大革命”錯誤發展的脈絡[13 ] 。
在逄先知、金衝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 —1976) 》中,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也被視為毛澤東這封信中所包含的“最重要的結論”。該書指出,毛澤東經過反複思考後認為,中國現在正處在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的重要關頭,這是涉及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頭等大事,其他任何事都不能同它相比。隻有下最大決心,花極大力量,甚至不惜以打亂黨和國家的正常秩序為代價,才能摧毀中國出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建立起一種新的社會秩序,不如此,不足以解決問題。因而,在毛澤東看來, “亂”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即便在“大亂”中會造成種種損失,但從全局來看,付出這樣的代價也是值得的。總之,在毛澤東心目中,“天下大亂”是“達到天下大治”的必經之路[9 ] 。
金春明、席宣在《“文化大革命”簡史》中指出: 在毛澤東看來,為了在全黨全國基本上打倒右派,打倒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的黨和國家的大多數領導幹部,已經不能采取通常的做法,也不能依靠黨的各級組織,而隻能直接依靠廣大群眾,造成天下大亂的形勢,使大大小小的修正主義分子無所逃遁,方能達到天下大治的目標,所以他讚美亂,鼓吹亂,支持亂。如何評價毛澤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思想? 不少研究者對這一思想持否定態度,認為這是導致“文革”中出現“打倒一切”“全麵內戰”局麵的淵藪;但也有人認為,毛澤東這一思想本身沒有問題,毛澤東向來以辯證的態度來看待社會的治與亂。他青年時代就注重研究曆史,認為“治亂迭乘”乃“自然之例也”,亂“亦有實際生活之價值”。同時,不怕亂恰恰反映了毛澤東獨特的性格和氣質。許全興從哲學的角度肯定了毛澤東的這一思想。他指出,在曆史上所謂亂,正是社會矛盾激化的表現,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契機[14 ] 。
張宇燕博士也肯定了“由大亂達到大治”的曆史合理性,但其觀點比較獨特。他是受到美國著名學者奧爾森(Mancur Olson) 的啟發,從打碎壟斷性既得利益集團的角度認識這一問題的。他舉法國為例:法國今天是世界第四大經濟強國,並且長期處於世界最發達國家的行列。然而也恰恰是這個國家,幾乎是連續不斷地經曆種種“動蕩”:從1789 年的大革命開始,接著便是十幾年的拿破侖戰爭,再就是1848 年的歐洲革命,隨後是普法戰爭,20 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哪一次也沒少了法國,1968 年全球性的學生運動法國也屬於鬧得最歡的國家之一。社會動蕩頻繁居然同經濟成長健康並駕齊驅,何故?在動蕩環境之中既得利益集團難以“有效發揮”其不良功能便是答案[15 ] 。
有學者還分析了毛澤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設想落空的原因有二:一是“文化大革命” 混淆了敵我關係,本來是亂敵人,結果卻亂了自己;二是林彪、江青等野心家、陰謀家對“文化大革命”的利用,當他們的奪權陰謀沒有實現的時候,是決不會結束這個大亂的[16 ] 。在毛澤東致江青的信中,與“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相關的還有“過七、八年又來一次”運動的思想。對此,學術界總體上持否定意見。黨史專家廖蓋隆指出,這純粹是一種武斷、臆斷,是階級鬥爭 的循環論和宿命論,是一種曆史的唯心論[17 ] 。
胡為雄則認為,毛澤東的這種看法不是空穴來風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與“過七、八年又來一次”是毛澤東總結建國後的政治經驗而提煉出來的中國社會政治發展的“規律”。20 世紀50 年代的高崗和彭德懷“自己跳出來”,時間間隔約為七八年;而1959 年至1966 年,恰又間隔了七年,這次“為自己階級本性所決定”的“牛鬼蛇神”劉少奇等人又要“跳出來”了。毛澤東正是由此為發動“文革”找到了曆史的和現實的依據[11 ] 。
張宇燕博士提出了一種另類的觀點,他將毛澤東的這一論斷視為“對業已出現、或正露端倪的某種分利聯盟所采取的醫治與預防措施”。“毫無疑問, ‘文化大革命’帶來了眾多有害於社會的後遺症。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它還同時為本世紀七十年代後期的中國獻上了一份頗為貴重、但又常被人忽視的‘禮物’:盡管國家對經濟的控製依舊很強,但原有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團’則或是土崩瓦解,或是受到嚴重損害。毋庸置疑,本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的、且具有深遠曆史意義的經濟改革是有眾多根源的,而其中相當重要的原因之一,應當就是當時的中國幾乎不存在具有極強壟斷性的既得利益集團。至於‘七、八年’這個時間單位,據我猜測,或許是毛澤東老人家在深悟了中國曆史及現狀後總結出來的分利聯盟之建立通常需要的時間。”[15 ]
(二)“虎氣”與“猴氣”
對於毛澤東信中“虎氣”與“猴氣”的自喻,人們的理解各不相同。有人認為這一比喻充滿了辯證法,反映了毛澤東多元化的個性:“他既是一個通曉古今的學者,又像農民一樣平易近人;十分幽默風趣,可又非常嚴肅認真;既坦率,又精明;既單純,又複雜;既猛烈,又溫和;既進取,又靦腆;極為敏感而又遲鈍,謙恭而又高傲;細致周到,明察秋毫,可又衣著隨便,不修邊幅;具有成就大業的耐性,而一旦需要當機立斷,又決不坐失分秒⋯⋯”[18 ]許紀霖則從毛澤東文化性格的角度指出:“這虎氣似乎大半來自法家,類似秦始皇那樣的雄壯、渾重、豪放,一股凜然的帝王之氣。那猴氣則多少源於道家,有著老莊一般的超凡脫俗、即興隨意、浪漫灑脫。”[19 ]陳晉讚同許紀霖的理解,同時又作了重要的補充,認為猴氣主要是立足於在野者身份說的,包括靈活性,策略性,進退自如,不搬教條,不信權威,好懷疑,好挑戰,好反抗等等;而虎氣似乎是立足於自上而下的角度,立足於建設一種新秩序的角度,從一個側麵反映毛澤東剛健有為、努力進取的人格精神[20 ] 。陳晉還聯係毛澤東愛讀《西遊記》、鍾愛美猴王孫悟空這一盡人皆知的事實,作出大膽推斷:當毛澤東說自己的性格中有些猴氣的時候,很有可能從孫悟空的性格中受到了某種啟發。因此,不妨把猴氣理解為“不滿現狀,崇尚創造;不拘成規,追求變動;不搬教條,注重靈活;不求刻板莊重,習慣灑脫機趣”[ 20 ] 。
金春明認為,要準確把握毛澤東自我解剖的真正涵義,必須結合“文革”發動之初的具體形勢。他指出,虎氣可以解釋為“大無畏的造反者的勇氣,敢於獨樹一幟的反潮流精神,藐視一切敵人的革命家膽略,機斷專行的領導者魄力”;猴氣則與上述精神相反[4 ] 。不難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金春明所理解的“虎氣”內涵中的大部分內容,在陳晉那裏都屬於“猴氣”的範疇。兩人的分歧是顯而易見的。之所以會有如此分歧,原因在於陳晉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屬於借題發揮的性質,是借用毛澤東“虎氣”與“猴氣”的自喻來描述毛澤東的複雜個性;而金春明則充分注意到“虎氣”與“猴氣”在信中的語境,即毛澤東強調自己不是折中主義,虎氣為主猴氣為次,這種語境決定了毛澤東的側重點在於虎氣。在“文革”風暴來臨之際強調虎氣,可見虎氣是指造反精神和大無畏氣概。盡管孫悟空是猴,但孫悟空大鬧天宮的精神在當時的毛澤東看來卻是虎氣而非猴氣。
胡為雄對虎氣與猴氣的解釋可謂別具一格。 他認為應當把虎氣理解為馬列主義思想,把猴氣理解為非馬列主義思想,即遺存的封建思想和資本主義思想因素。對毛澤東所說的“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胡為雄作了獨特的文化闡釋,認為其深層涵義是指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後的文化環境中無法產生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之虎,而隻有毛澤東這樣的東方“猴子”通過學習馬列,逐步鍛煉成長為領導中共革命的“大王”。毛澤東說自己身上“虎氣”為主,是指馬列主義在自己的思想中占據主導地位;而“猴氣”為次,是指自己還有未曾盡脫的非馬列主義思想,所以還要繼續不斷的學習和改造。毛澤東此說意圖在於表明他並非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更談不上超過馬克思,林彪的一些提法顯然是過頭了,使他有“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感覺[11 ] 。
當然,更多的人還是認為毛澤東“虎氣”與“猴氣”的自喻是承接上文“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而來,虎氣是指自信的一麵,猴氣是指不自信的一麵。許全興教授在遵從這一理解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其細化為三層涵義:從直接的字麵上看是為了表明自謙,說明不同意林彪的那些提法,同時也告誡江青多想自己的弱點和不足,不要被勝利衝昏頭腦;深層涵義是為了剖析自己的氣質與個性,坦露自己性格中不為人知的另一麵;更深一層的涵義則在於簡潔含蓄地表達他對政治形勢和接班人的看法:既對搞“文革”、打倒右派有信心,又對黨和國家的前途不很自信,擔心死後右派當權;既決心選定林彪做接班人,又對自己的抉擇不很自信,對林彪存有疑慮,以1.9(彪致準備將來被人打得粉碎們卻既要倒劉,也要倒鄧。毛澤東懷疑他們是打著維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幌子而另有所圖,企圖給鄧小平加上“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罪名從而徹底打倒鄧,也就是說,是想把毛澤東當鍾馗借以打倒他們想要打倒的“鬼”———鄧小平。總之,毛澤東的一個“猜”字,道出了對林彪等人為了打“他們”的“鬼”的做法的疑惑[22 ] 。
許全興、張聿溫和劉誌男的觀點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都認為毛澤東懷疑林彪搞個人崇拜的動機 不純,有可能隻是把自己當作政治上排斥異己的工具。與此形成對照的是, 《毛澤東傳(1949 - 1976) 》的作者對“打鬼”作了正麵的解釋,指出:“為了打鬼”,是指為了“橫掃牛鬼蛇神”,防止中國出修正主義、不使中國“改變顏色”[9 ] 。據此推斷,書作者顯然是認為,毛澤東肯定林彪搞個人崇拜的本意、動機是好的,是“為了打鬼”,隻是覺得林彪搞個人崇拜搞得有些過頭了,有些提法提得太高了, “簡直吹得神乎其神”,令他“總感覺不安”。雖然毛澤東從心底裏不同意林彪的那些“提法”,但為了“打鬼”,他不能公開給左派朋友們潑冷水,因此不惜一生中第一次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盡管他也意識到這樣做的後果可能會是“吹得越高,跌得越
重”,但毛澤東下了決心:為了“打鬼”,即使“跌得粉碎”也在所不惜。可見, 在《毛澤東傳( 1949 -1976) 》的作者看來,毛澤東並不懷疑林彪搞個人崇拜的動機,他隻是對林彪鼓吹個人崇拜的一些過頭提法有些不滿意罷了。
(四)“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
毛澤東在信中表示,他對林彪“五一八”講話中的“一些提法”“總感覺不安”。那麽,他究竟是對林彪的哪些提法感覺不安? 為什麽感覺不安? 學者們對此也是見仁見智。王年一認為,毛澤東的不安既是針對林彪的“吹”,也是針對林彪關於政變的提法[1] 。李君如認為,毛澤東既對林彪專講“政變”經不甚滿意,也對林彪鼓吹個人崇拜的提法甚感不安[23] 。
劉林元對此提出了異議。他認為,毛澤東對於林彪講政變問題並沒有不安。就信本身看,看不出毛澤東有批評林彪關於政變的講法的意思。9 月22日的中央“指示”對林彪講話中關於政變的主要觀點、講法全都作了肯定,並作了很高的評價。由此可見毛澤東是讚同林彪的講法的,沒有根據說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對林彪有批評之意,沒有根據說林彪關於政變的“提法”令毛澤東不安。有的同誌認為林彪講政變講得毛骨悚然,令毛澤東“不安”,因而就發揮開了:毛澤東看了林彪的政變經,會不會懷疑這個專講政變經的人以後也會對他搞政變呢? 劉林元指出,這種理解是錯誤的,可以肯定地講,毛澤東當時決不會懷疑林彪會對他搞政變,否則,後麵毛澤東、林彪親密合作的曆史就無法解釋了[6] 。
劉林元指出,真正令毛澤東“不安”的是林彪講話中關於他個人和他的著作的一些過分的提法。毛澤東在信中說到:“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曆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毛澤東當時是需要搞個人崇拜的,但他對林彪的過分渲染又感到不安,特別是要把這個講話發到全黨,毛當然要深深地思慮一番。思考的結果,盡管他“不安”,為了“打鬼”的需要,“不同意他們不行了”,隻好違心地接受。參照9 月22 日的“指示”,根據後來毛澤東的態度,我們有理由肯定,為毛澤東所“不安”的是:關於毛澤東是“天才”的提法(不僅是跟馬、列並列的天才,而且是超過馬、列的天才) ;“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的誇張說法;還有“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提法。這些違背科學的過分誇張的提法, 在
1966 年9 月22 日中央指示中並沒有提出來加以肯定(這跟評價林彪講話中關於“政變”的提法不一樣) ,毛澤東後來幾次明確表示了他對這些“提法”的反對意見[6 ] 。
劉誌男則認為,毛澤東的“不安”還包含著他本人沒有明言的內容,即懷疑林彪的講話話中有話,別有所指,不僅將攻擊的矛頭指向劉少奇,而且進一步指向他仍打算重用的鄧小平。毛澤東擔心批發“我的朋友的講話”可能會使鄧小平處於被動的地位。但為了除去“正睡在我們的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毛澤東需要林彪的支持,所以雖然他對林彪的“一些提法”“總感覺不安”,但又說“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吧。”這裏的“重大問題”,在劉誌男看來,不僅包括鼓吹個人崇拜,似乎還應當包括批判鄧小平[22] 。
當然,對於大多數學者來說,毛澤東在信中所說的“不安”還是對林彪講話中一些過譽之詞的不 安。劉林元的分析或許代表了多數研究者的看法。對於毛澤東致江青信的研究和解讀,是學者們公認的高難度課題。研究時既要注意認真研讀文本,又要注意結合當時的曆史背景。拋開文本語境作斷章取義的解釋,脫離曆史背景作牽強附會的理解,都是不足取的。到目前為止,圍繞此信的研究雖說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為研究的深化奠定了基礎,但真正有深度和說服力的研究成果還是寥寥無幾,人們期待著這樣的成果早日問世。
參考文獻:
[1 ] 王年一. 大動亂的年代[M] . 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2 ] 胡哲峰,孫彥. 毛澤東談毛澤東[M] .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
[3 ] 許全興. 毛澤東在接班人問題上的躊躇[J ] . 毛澤東思想研究,1990 , (3) :85 - 90.
[4 ] 金春明. 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J ] . 黨校論壇,1989 , (5) : 54 - 58.
[5 ] 張耀祠. 張耀祠回憶毛澤東[M] .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
[6 ] 劉林元. 決戰前的憂慮和不安心態的坦露[J ] . 南京社會科學,1995 , (11) :24 - 31.
[7 ] 譚宗級. 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崛起及其覆滅[C] . 教學參考:全國黨校係統中共黨史學術討論會專題報告和發言匯編》(下輯) ,中共安徽省委黨校圖書資料室,1980.
[8 ] 張誌明.《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 - 1982) 》若幹史實辨證[J ] . 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 , (4) :112 - 124.
[9 ] 逄先知,金衝及. 毛澤東傳(1949 - 1976) (下) [M] .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10 ] 辛 鳴. 過分清醒的現實主義[J ] . 毛澤東思想論壇, 1994 , (2) :79 - 81.
[11 ] 胡為雄. 自我解剖的奇特還是自我信心的顯溢[J ] . 黨校論壇,1989 , ( :45 - 49.
[12 ] 陳東林. 毛澤東詩史[M] .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7.
[13 ] 王年一. 評〈文化大革命十年史〉[J ] . 黨史通訊,1987 , (4) :18 - 29.
[14 ] 許全興. 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M] .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
[15 ] 張宇燕. 奧爾森和他的集體行動理論[J ] . 市場邏輯與國家觀念:公共論叢,1995 , (1) :175 - 179.
[16 ] 陳明顯. 晚年毛澤東[M] .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8.
[17 ] 廖蓋隆. 曆史的經驗和我們的發展道路[ C] . 教學參考:全國黨校係統中共黨史學術討論會專題報告和發言匯編(上輯) ,中共安徽省委黨校圖書資料室,1980.
[18 ] 陳登才. 毛澤東的領導藝術[M] . 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
[19 ] 許紀霖. 毛澤東:一個成功者和失敗者[J ] . 書林,1988 , (9) :2 - 6.
[20 ] 陳 晉. 毛澤東之魂[M] . 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
[21 ] 張聿溫.“文革”中毛澤東和林彪的分歧與裂痕[J ] . 黨史博覽,2004 , (4) :4 - 8.
[22 ] 劉誌男. 關於建國後至中共九大期間“接班人”問題的曆史考察[J ] . 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 , (6) : 22 - 38.
[23 ] 李君如. 毛澤東與當代中國[M] .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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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曆史再探秘——眾說紛紜的“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四）
而幾乎在何雲峰在湖南大學學術刊物《眾說紛紜解玄奧 ———毛澤東致江青的信研究評析》一文發表的同時，原毛澤東同誌的機要秘書張玉鳳的回憶文章在香港發表，而且是“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個人關於毛澤東晚年的回憶資料以及部分檔案資料，暴露了若幹重要曆史事件的真象。”
一下子，讓本來由於公開解密的檔案資料不足，爭鳴逐步趨向平和的學術界又沸騰起來，爭論的重點則開始轉向“張提供的材料是真是假”？
下麵是張提供的材料全文：
據2004-5月刊動向雜誌透露，近日，張玉鳳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個人關於毛澤東晚年的回憶資料以及部分檔案資料，暴露了若幹重要曆史事件的真象。
據張玉鳳稱：這些談話記錄資料，在毛澤東逝世後，是交給警衛組長保存的，直至二OO二年十月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才要回來自己保存的。張聲稱：當初將這些資料轉移，是怕江青、汪東興要拿走。
以下便是張玉鳳親身經曆的一些重要情況片段。
林彪事件後的毛澤東
林彪事件後，毛主席患有高血壓症、狂躁症，常常摔東西、撕文件、罵人。他經常失眠，睡夢中驚叫「親密戰友」、「接班人」、「副統帥」、「永遠健康」等。
這時，毛主席對其他老帥和老將軍的疑心加深。他點了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等的名，還定下了老帥、將軍可以出來掛個職，但不準帶兵的決定。
毛主席多次把周總理請來，重覆地問：「我周圍還有沒有親密戰友式的人物？」總理總是照例地說：「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熱愛毛主席、保衛毛主席，捍衛主席思想，緊跟主席幹革命！」毛主席也總是會重覆反問：「是真心嗎？我看不是。（對）親密戰友，我，你，都沒有發覺嘛！我整了不少人，他們會保衛我，你信嗎？」
然後，毛主席會仰頭哈哈大笑，發著呆。
七二年國慶節前夕，毛主席在中南海宴請近三十名老帥、老將軍。主席要我做些記錄，要汪東興也參加。主席開場白說：「我們之間是戰友加同誌，有誤會，有爭議，也有傷害過，那請多多包涵！我的親密戰友不告而別，今天還是百思不解」。
關於六六年毛致江青信的真偽
席間，有老帥、將軍讚主席英明、洞察一切，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給江青的信，已對林彪有防備，看出了林彪有野心，是陰謀家等。
主席聽後，搖搖手，插話：「我不是神，不是神。能洞察一切，那就交不上最親密的戰友了！我勸（你們）不要信這封信！」
宴請結束後，汪東興下令，在記錄上把這段話全部取消，說：「這是主席的偉大胸懷和品質。如果擴散出去，會給階級敵人，帝、修、反作反麵宣傳。」
張玉鳳回憶說：主席曾多次談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給江青信中內容，問過總理、汪東興、江青、張春橋關於黨內外的反應和議論。這些人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地說：「主席英明、偉大，洞察一切，顧全大局，讓林彪有個（暴露的）過程」等。主席聽後，總是哈哈大笑，還問過總理：「你也信嗎？」總理聽後也不知如何回答。主席接著說一句：「你不了解，但是你明白。」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生日，親自點將，邀請了康生、江青、張春橋、汪東興、張玉鳳。在晚餐前，主席又提及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給江青信中的內容。
主席說：「康老，還有春橋，在信中做了文章。動機、目的，我理解。不打招呼，作為文件下達，世人皆知，是主動還是被動，難下結論，總而言之，會成個謎。我不信，總理，還有一些老帥，會被『謎』迷倒。」主席又說：「這件事，我是很違心接受的。」
當進晚餐時，主席臨時又通知：請總理、葉帥、陳錫聯將軍、吳德也參加。
張玉鳳說：後來，主席、汪東興告知，我才清楚：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主席給江青的信，是康生出的主意，張春橋和江青研究後寫成的。
關於鄧小平複出和周恩來逝世
張玉鳳回憶：鄧小平當年複出，毛主席是遲疑不決的，問了葉劍英、李先念，他們很讚成；問了汪東興、江青、張春橋，他們很反對；問了華國鋒、紀登奎、陳錫聯，他們都表示：「主席定論」。
主席就召見江青、張春橋、華國鋒、陳錫聯、汪東興，說：「總理病不輕，我很著急，他催得我好緊。我不至立即去見馬克思，諒他（指鄧小平）不敢翻案。今天就定論：請第二號走資派出來，不要太固執。春橋出來主持工作，老帥、將軍不會服，今天在座的也不會服，你（指江青）也不會真服。」
七六年一月，周總理逝世。當時有四十名老帥、將軍給主席寫信，要求和盼望主席能出席追悼會，哪怕到場一下。主席看了信後，說：「老帥、老將軍對總理愛得很深，是為總理委屈、抱不平，是在借題促我反思搞文化大革命。」
宋慶齡也給主席來信，也要求主席能出席周總理的追悼會，體現國家、人民、黨的團結，主席健在。主席請汪東興代覆宋慶齡，內容稱：文化大革命已經十年，問題還是叢生，並說：「自己也快走了！」
七六年「天門事件」後的毛澤東
張玉鳳回憶：七六年清明節天門事件後，主席病情惡化，但頭腦、思維還是很清晰的。他多次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汪東興和我（張玉鳳），商議身後的黨政軍領導班子。
主席曾當著汪東興的麵說：「我對你隻能信任一半。我死後，你會有野心！」汪東興聽後，即跪著向主席發誓，主席才又說：「是我錯責你了。」
主席對天安門事件是作了多次評價的，他說：「是炮打我，是對總理的緬懷，是對江、張的聲討，是對翻案主帥下台抱不平，總之要推倒文化大革命。」
主席常在沉思回憶戰爭年代的生活和已逝、犧牲的戰友時，感到淒涼。主席常把毛遠新、我（張玉鳳）叫到身邊，說：「小毛（遠新）、小張（玉鳳），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後，可能不出一年，長了不出三、四年，會有翻天覆地。民心、軍心，我看不在（我們）這邊。你們要信！」對此，毛遠新也有記錄資料。
張玉鳳回憶：主席從（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維還正常時，多次就身後黨政軍領導班子圈劃，但未有定論，憂慮政局會有劇變。主席是圈了、提了五個人名：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對此，毛遠新和張玉鳳，都有記錄資料。
張玉鳳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她本人（張玉鳳），提出毛後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單，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作記錄。名單順序為：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
江青聽後，要主席再重覆一次，並問：洪文、春橋呢？主席當即指著江青說：「你好幼稚！」舉手往左右方各斬一刀，說：「老帥，王（洪文）、張（春橋）都不進！」
張玉鳳還交代：打倒四人幫後，汪東興曾以黨中央的名義，命令張玉鳳將此記錄交出，並不準對外透露主席對中央領導的評價。張玉鳳聲稱：該記錄已毀掉了。
毛對華國鋒接班人批條的真相
張玉鳳還澄清了盛傳毛澤東對華國鋒為接班人批條的真相。張回憶說：七六年五月初，華國鋒向主席匯報工作時，表示：力不從心，政治局會議都吵得沒法取得共識，連進口五萬噸糖，都要拖上一個月的爭議。主席就勸導說：「慢慢來，不要著急！」 這句話是汪東興記錄的。
有關「你辦事，我放心」的批條，張玉鳳說：我沒聽到，也沒有記憶，那是汪東興在打倒四人幫後，來向我「核實」的。汪要我認真回憶，說：這是政治大問題，對我是一次政治立場的考驗，他還拿出據說是主席親筆寫的條子，要我確認。
然而張玉鳳此次在回憶材料中證實：從七六年四月十日後，主席就沒有用筆寫過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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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曆史再探秘——眾說紛紜的“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五）
張玉鳳拋出她的回憶錄，首次向世人披露：那封所謂著名的“毛澤東在滴水洞寫給江青的信”，完全是當時的中央為了應對林彪出逃所造成的被動局麵，由康生提議，張春橋執筆，毛澤東首肯的徹頭徹尾的造假產物。
這如一發重磅炸彈，進一步引發了對“毛澤東在滴水洞寫給江青的信”真偽討論的囂然大波！
雖然不少人對張的回憶錄的真實性質疑，或對香港刊物《動向》的有無再加工持異議，但由於此信原件已銷毀，目前存檔的僅僅是抄件，盡管有毛的修改字跡，但出現的隻是片言隻語，所以始終難以服眾。
而網上最近又爆出“姚文元回憶錄”，姚文同樣證實：當時中央為了應對被動局麵，為了維護毛澤東的“崇高威望”，不僅造了很多假，而且，還對此作出過“正式決定”！
請看 海上浪子所寫的文章《“四人幫”在林彪案中造假》一文中的片斷：
關於張玉鳳、姚文元的兩段回憶文章，讀來令人毛骨悚然。如此“驚天的造假醜聞”，怎能不使世界輿論嘩然？！怎能不使天下世人瞠目結舌？！
張玉鳳、姚文元都是極其重要的直接當事人！他們的回憶，其份量之重，不言而喻！他們兩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對同一事件，發表了內容相同的說法，其可信度，不言而喻！因此，“四人幫”在林案中造假，已是“鐵案”！
他們倆人，對造假的動機，提供了相同的證詞：維護毛的“光輝形象”和權威。結合當時的曆史背景，合乎邏輯，可信。據姚文元說，中央還為此，做了“決定”，曆史還企盼著，這個“中央決定”公布於世！
他們對造假的內容，在範圍上，有區別。姚文元提出了比張玉鳳更為寬泛的造假領域：“［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資料中，摻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據當時政治形勢需要而編匯的。”
據此，當時的“中央文件”，絕不可信，已成不爭的事實！
當年舉世矚目的那場“正義的公審”，基本上，延用了當時的“中央文件”的指控，其可信度，還有多少？不言而喻！當然，曆史還企盼著圖們等人，這些“正義的審判”的重要當事人，對專案和起訴過程的“實事求是”的回憶！據我們了解，已有幾位專案當事人，在寫這段曆史。屆時，又要爆出“驚天醜聞”。
根據姚文元的說法：“［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資料中，摻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據當時政治形勢需要而編匯的。”
我們注意到，“參了很多假”和“根據當時政治形勢需要而編匯的。”的說法，我們有理由提出：那個至今找不到一個直接目擊證人的、被法庭確認為武裝政變的“綱領”的“571工程紀要”，完全是張春橋、康生，“根據當時政治形勢需要而編匯的”！
不要忘記，當時，老奸巨猾的康生，在解讀那“571工程紀要”時，故弄玄虛地說，紀要中，有些話很幼稚；有些話，就不是20幾歲的人，能講出來的了。這正是他們造假時的陰險用心所在！
凡是經曆過“文革”的人都知道，曆史和人民是多偉大！不管你多會造假，相關的知情人們一造反，一揭發，醜聞全暴露，擋也擋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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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曆史再探秘——眾說紛紜的“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六）
在引用了上述相關文章後，最後還要談談本人對“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的真偽的判斷。
為什麽隻能講是判斷？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是沒有出現真正令人信服、確切過硬的材料能證明這封信的真偽！
一、盡管在毛澤東最後生命中一直陪伴的機要秘書張玉鳳在香港出版的《動向》雜誌2004年5月刊中，登載了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個人關於毛澤東晚年的回憶資料以及部分檔案資料，暴露了若幹重要曆史事件的真象。而其中談到了“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的問題，張在文章中信誓旦旦的肯定：這封信是假的！
而且“後來，主席、汪東興告知，我才清楚：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主席給江青的信，是康生出的主意，張春橋和江青研究後寫成的。”
讓人感覺可疑其文章的真實性問題是在後麵的一節，《七六年「天門事件」後的毛澤東》中的說法，同樣也使我開始對張玉鳳文章的真實性問題失去信心！
張在文章中回憶說：“主席從（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維還正常時，多次就身後黨政軍領導班子圈劃，但未有定論，憂慮政局會有劇變。主席是圈了、提了五個人名：毛遠新、、江青、陳錫聯、紀登奎。對此，毛遠新和張玉鳳，都有記錄資料。
張玉鳳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見毛遠新、、江青、汪東興和她本人（張玉鳳），提出毛後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單，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作記錄。名單順序為：毛遠新、、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
江青聽後，要主席再重覆一次，並問：洪文、春橋呢？主席當即指著江青說：「你好幼稚！」舉手往左右方各斬一刀，說：「老帥，王（洪文）、張（春橋）都不進！」
張玉鳳還交代：打倒四人幫後，汪東興曾以黨中央的名義，命令張玉鳳將此記錄交出，並不準對外透露主席對中央領導的評價。張玉鳳聲稱：該記錄已毀掉了。”
請注意張敘述的二次毛對身後的接班人的名字圈定——
第一次是五人，分別為：毛遠新、、江青、陳錫聯、紀登奎。這五個人基本符合當年毛心中的理想。國內外相關學者也基本認定。
第二次變成了七人，分別為：毛遠新、、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比第一次的名單多了二人，分別為汪東興及張玉鳳。根據當年的政治形勢，和毛為人處世的風格，增加汪東興，不是沒有可能，要是增加此文的作者張玉鳳為政治局常委簡直是聞所匪聞，斷斷不可能的事！毛最年老頭昏，也不至於做出這種決定！林彪作為接班人寫進黨章的事，已經讓毛丟盡了臉，類似此種十分嚴肅的事，毛不可能不考慮百年以後再次出現怡笑他人的情況。
除非是“逗你玩”！
如若張不可能的話，那麽汪東興也成了不可能的事！
道理很簡單，政治局常委不可能定成雙數！
那麽，假如張的這段文字成了真偽莫測的東西後，文中的其它事情呢？又有幾分是真？幾分是假？
二、真正較有學術意義的資料是發表在“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上，何雲峰 (河南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河南開封)的一篇文章，據說是花了不少功夫研究此信的真偽問題權威之作，起碼在當年度，張玉鳳發表在香港出版的《動向》雜誌的文章和姚文元的回憶錄之前，應該說是扛鼎之作。
何的文章匯集了當時國內外相關文章後作出了綜述，同時也結合著談了自己的研究和推斷。（見本文的續三）
但是我與“何文”有不同看法，分岐主要在論證信是誰寫的問題上。
為什麽不可以假設：1、毛有此信的想法，實則“是康生出的主意，張春橋和江青研究後寫成的。”後再給毛看，毛作修改的呢？
請注意張玉鳳的文章中說的： 主席說：「康老，還有春橋，在信中做了文章。動機、目的，我理解。不打招呼，作為文件下達，世人皆知，是主動還是被動，難下結論，總而言之，會成個謎。我不信，總理，還有一些老帥，會被『謎』迷倒。」主席又說：「這件事，我是很違心接受的。」
是否可以作此假設的參考呢？
同時姚文元的說法與張的說法完全相同。
2、毛當時僅僅是寫了一封很短的信，起碼沒有作為“批林”文件中1500多字那麽洋洋大言，後來為了維護毛的形象的需要，為了批林的需要，為了擺脫用錯林彪的察人之責需要，“是康生出的主意，張春橋和江青研究後寫成的。”然後，把增加了內容後的信再給毛看，毛作修改的呢？
這個假設同樣符合張和姚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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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曆史再探秘——眾說紛紜的“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七）
作上述二個假設，不是沒有依據。
因為肯定此信是毛寫的人認為：此信的引典用語符合毛的一慣風格和特色，即“古今中外，離題萬裏”。但我們恰恰要注意的是：毛的行文風格是可以模仿的，而且中間不泛能者高手！尤其在文革中，這種模仿甚至成為了一種時尚。
江青便是其中的一個，這是文壇政壇上人所共知的事實。至於康生、張春橋之流，要成心模仿毛的文章，對他們而言，也不是難事。
另外，還有毛的幾個有名的秘書，長期受毛的影響，寫出的文章，都帶有毛的風格，也是非常正常的事。但是在一般的人眼中，幾可亂真。如胡喬木，就為毛和中央寫了不少文章。1971年夏，毛澤東南巡中在回答丁盛“胡喬木是什麽樣的人”時說道：“胡喬木曾為中央起草了許多重要文件。《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別人搞了幾個月，沒有搞出頭緒，他一寫，就寫出來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也是他寫的，寫得不錯。”
才氣橫溢的秘書田家英，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 毛澤東要致開幕詞。陳伯達給毛澤東準備了一個講稿,毛澤東沒有采用,嫌其文字太長離題太遠。開會日期很近了,毛澤東要田家英起草一個講話稿,田家英用了一個通宵寫出來,毛澤東首肯以後,又經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人修改審定。毛澤東的開幕詞有一句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後來流傳很廣,影響很好,就是出自田家英的手筆。會議休息的時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澤東麵前,稱讚這個開幕詞簡短有力,鼓舞人心,寫得好。毛澤東也很讚賞地說：“這不是我寫的,是一個少壯派, 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書。”
毛不作此說明,誰能懷疑開幕詞不是出自毛之手?
還有張玉鳳的回憶錄用字用語,更象毛的一慣風格.
當年陪同毛住進神秘的西方山洞的警衛負責人張耀祠，在他的回憶裏說：“主席在滴水洞思考什麽？ 在滴水洞裏，我沒有看見他寫下什麽東西，其他工作人員也都沒有見到。
毛主席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見，除了看書、批閱文件外，就是思考問題。他有時拿著書躺在床上看，有時又像煩躁不安。按照主席的習慣，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來散步，或者散步時間很短。我們一般沒有什麽事，是不會去打擾主席的。”
但張耀祠的回憶錄裏又說：在武漢期間，主席給江青寫了一封信，信的思想顯然是主席在滴水洞思考的結果。
說是給江青寫的，但主席還是給王任重同誌看了。當時周恩來不在武漢，沒有先給周恩來看。為什麽主席把政治問題，采用家書的形式寫給江青，我認為裏麵主要闡明左、中、右的現實和這種政治現象的未來歸宿，而這時的林彪正在成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同時林彪大吹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這兩個問題毛主席都不便於公開講。江青那時是文革小組領導成員之一，給她寫信是讓她對政治問題敏感一些，做到心中有數，也提醒江青注意自身的缺陷。毛主席的信寫畢，叫秘書徐業夫抄了一份備存，原信寄給了江青。然而，江青不但沒有幫上毛主席的忙，反而所作所為與毛主席背道而馳。她接到毛主席的信後，感覺自己不得了啦，變得猖狂起來了，成了一位複仇女神，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很大的災難。
請注意上述原話的分析：
一、張耀祠說，“主席給江青寫了一封信”，但可以肯定的是：張本人卻沒有看到信，則是：“說是給江青寫的，但主席還是給王任重同誌看了。”說明了什麽？沒有看到信、或沒有看到是長信還是短信的人，寫的回憶錄有多大的真實性？
二、張耀祠說：“當時周恩來不在武漢，沒有先給周恩來看”，那麽，周是什麽時候看到信的？遺憾的是王任重和周恩來都沒有關於此信的任何片言隻語遺存！真是令人奇怪？
中央黨校的張誌明博士, 他具體記述了事情的經過:“毛澤東寫信後,他的機要秘書徐業夫謄清了一份,毛澤東看後改了幾個字,交徐業夫存檔,而把原信寄給了江青。當時,周恩來正好陪外賓來武漢見毛澤東。其間,毛澤東讓周恩來和當時的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看了這封信。
而逄先知、金衝及主編的《毛澤東傳( 1949 -1976) 》則作了如下記述:“信寫好後,給正在武漢的周恩來、王任重看過。以後,由周恩來把信帶到上海交給江青。毛澤東還委托周到大連去,向林彪講了信中的內容。”這裏糾正了張誌明對毛澤東把原信寄給江青的說法。另據金春明的說法,為了讓林彪放心,江青在北京當著葉群而非林彪的麵燒毀了毛澤東給她的這封親筆信 。這與譚宗級的說法一致,而與張誌明的說法不同。此外,金春明還提供了當事人周恩來在1972 年5 月21 日批林整風匯報會上的權威說法:“主席寫這封信是在1966年7 月8 日,在武漢寫的。我是7 月11 日到的武漢。那時見了外賓,我跟主席報告我到國外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以後,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見主席,主席就把給江青的那封信的抄件給我看。是一個底子,那個字是徐業夫同誌抄的,有些字還抄錯,主席還改了的。”
從以上各自的說法中，前後矛盾頗多：1、真正的當事人出來作權威證實不多；2、“當事人周恩來在1972 年5 月21 日批林整風匯報會上”講話找不到出處；
三、張耀祠說：“毛主席的信寫畢，叫秘書徐業夫抄了一份備存，原信寄給了江青。”
中央黨校的張誌明博士說：“機要秘書徐業夫謄清了一份,毛澤東看後改了幾個字,交徐業夫存檔”。現在保存在中央檔案館的即是此份徐業夫抄寫的，毛澤東看後改了幾個字的那個原件。
問題在於徐業夫抄的倒底是誰寫的原文？徐業夫不說，隻有“天知地知自己知”，別人永遠不會知道。
還有，倒底是毛改了幾個是徐抄錯的字（就一般而言，絕不可能！金春明的說法不能服眾）還是毛另有發揮，改動原意而去改了的？
四、逄先知、金衝及主編的《毛澤東傳( 1949 -1976) 》說：以後,由周恩來把信帶到上海交給江青。毛澤東還委托周到大連去,向林彪講了信中的內容。”這裏糾正了張誌明對毛澤東把原信寄給江青的說法。
另據金春明的說法,為了讓林彪放心,江青在北京當著葉群而非林彪的麵燒毀了毛澤東給她的這封親筆信 。
林彪和葉群都沒有這封信的片言隻語，而愛好記日記的林彪的日記裏記錄了此事沒有？隻能等檔案公開的那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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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曆史再探秘——眾說紛紜的“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八）
與國內研究學者肯定此信為毛所寫的論證中，透顯出來的諸多矛盾和缺乏直接的證明相比，張玉鳳的回憶錄中對此信為毛所寫的否定之言，既明了又有力，尤其對那些喜歡研究毛行文特點的人來說，更是跌破眼鏡，因為張的回憶錄裏的“毛味”更重！
正在不少人對張的回憶錄真實性持懷疑時，又一個重量級的人物——即姚文元的回憶錄《回顧與反思》在網絡上暴料登場。
姚文元四十二萬字的回憶錄被當局封殺之後，又寫了一部五萬多字的《回顧與反思》，爆出了中共毛澤東王朝在最後日子裏的一些曆史真相。
姚文元出獄後的兩個願望
姚文元是中共六、七十年代紅得發紫的筆杆子，「無產階級理論家」。在文革浩劫高潮時期，毛澤東更封姚文元為「南姚（文元）北戚（本禹）」。文革期間，他一直主管中共的「宣傳口」。
一九九六年，姚文元獲釋後，先後在上海市的川沙、青浦隱居，研究中國曆史、中共黨史，還畫畫寫生。一九九八年六月，姚文元提出，在有生之年有兩個願望：能出回憶錄，能重新入黨。二○○一年九月，中央有關部門曾準許姚文元出版回憶錄，但要送中宣部審核，不準由海外出版。
姚文元撰寫回憶錄，經過四稿，已擱筆，共四十二萬字，從一九五六年寫到一九七六年他被捕的一刻為止。
五百萬買斷姚文元回憶錄版權
姚文元撰寫回憶錄的消息傳出去後，國內有二十多家出版社盯著，香港也有幾家左派出版社開出高價。最後，內地有三家半官方出版社要以五百萬元買斷版權。
他的回憶錄完稿後，交有關方麵審核，但一直拖著無下文。據知，對此有過指示：不宜出版。生活有困難，可提高補助。從此，姚文元每月有四千元人民幣的養老費，還配備了一名警衛兼職工「照顧」他。
當局對姚文元回憶錄的「五不準」
到了二○○二年初，有關部門就姚文元回憶錄的出版提出了「五不準」：不準公開沒有解密的黨、政、國家機密；不準公開黨和國家已故領導人的私人問題；不準公開會引起社會爭議，被國際反華勢力利用，危害國家聲譽的資料；不準公開無法核實真偽的敏感政治問題；不準公開發行。（摘自二ＯＯ三年十二月《爭鳴》雜誌 ）
姚文元在回憶錄被禁後，去年冬天又向有關部門提出要求，就本人親身經曆，所參與、所見的曆史事實，能以回顧、敘事的形式寫下來。他的這一要求獲準，還為他配備了一名資料助理員。
姚文元用了近八個月的時間，寫了五萬多字的《回顧與反思》，並澄清了若幹重要曆史事件的真偽。其中爆出了若幹曆史真相，實際上這是他回憶錄的簡本。
以下是該《回顧與反思》的部分內容。
毛澤東對林彪外逃事件的反應
毛澤東在獲知林彪乘飛機外逃蘇聯時，還不全信，他叫總理（周恩來）再了解進一步情況。等到林彪乘飛機外逃已四個多小時，警衛部隊找不到林彪後，總理作第三次報告時，毛澤東還半信半疑，對在場的政治局委員說：「他（林彪）會害怕我不能容留他，要走人。」毛仰望著天花板長歎一口氣，說：「高，高超！我被他騙了，騙了二十二年。你們都被騙了！不要做事後諸葛亮！」毛澤東還指著周恩來、江青責罵道：「一個總理，一個我老婆，都把副主席抬得天一樣高，我也受你們的騙了。」
姚文元寫道：林彪事件後，毛澤東一度精神恍惚，摔東西，罵人，驅趕身邊的工作人員。有時，唯有周恩來安排李敏、李訥由張玉鳳陪著，去安慰父親（毛澤東），才能使毛澤東的情緒平靜些。
毛澤東對周恩來追悼會的意見
姚文元寫道：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逝世，要開追悼會。毛澤東批示，由政治局擬一個意見。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朱德等表態，請毛澤東出席；、陳錫聯、吳德、紀登奎、王洪文、我（姚文元）表態：請主席酌情；江青、張春橋、江東興表態：反對主席出席。
毛澤東在政治局討論的意見上，圈了、陳錫聯等人表態的意見，批上「好」字。在決定誰主持追悼會時，又爭持不下，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說：「爭什麽？還是由總理的親密戰友加同誌主持好。」親密戰友加同誌，指的是鄧小平。
毛澤東對「四五」的反應
七六年清明的，毛澤東看了簡報，派了秘書到天安門了解情況後，說：「悼念總理，歌頌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現代秦始皇了」；「不要瞞我，矛頭是對著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債！誰說沒有政治後台？這個政治後台，你們都怕他嘛！他有社會基礎，有軍方保護。」
姚文元證實，對七六年清明的定性、鎮壓，都是由毛澤東決定的。
關於對鄧小平的處理決定
中央政治局在討論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時，葉劍英不表態，朱德離開了會場。在討論開除鄧小平黨籍時，葉劍英起身說：開除？把我也一起開除吧！說罷就離開了會場。李先念不表態。、陳錫聯、吳德、紀登奎提出：要請示毛主席。
毛澤東在政治局討論紀要上，圈了葉劍英，批上：是在指責我。圈了李先念，批上：還是給我麵子。圈了華、陳、吳、紀，批上：意見相同，我還活著，留在黨內。
關於總理人選
姚文元寫道：中央政治局在討論總理人選時，提出了三個人：、李先念、張春橋，還提出增補江青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是汪東興提名，報送主席的。毛澤東圈了為總理，並加上「第一副主席」，圈掉李、張、江青，同時打「□」。毛澤東還召見汪東興、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我，說：「誰提江青為黨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誠，是汪還是張提的？誰提是誰在害她，逼我早死，你們要擁江，也得等我死後。」
關於對黃、吳、邱、李的處理
姚文元還爆出史實內幕：林彪「九．一三」事件後，中央政治局曾討論如何處理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四人及其他隨從的問題，都無主意，請示主席。毛澤東說：走資派、叛徒、內奸、工賊、現行反革命，都能處理、解決，對軍事政變集團、投向北麵敵人的一夥，還處理、解決不了？軍事法庭被砸了，為什麽不送軍事法庭審判？毛又指示：判黃、吳、邱、李死刑，也不過份。毛澤東還問了多名老帥，老帥對林彪無好感，但也不讚同判他們死刑。後來，四十多名將軍的意見也基本一致，認為這四個人「罪不致死」，要求「養起來」，甚至也有的將軍提出：指控他們政變、謀害，都缺乏證據，要求調查、核實。
毛給寫「你辦事我放心」子虛烏有
姚文元還爆出：「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資料中，摻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據當時政治形勢需要而編匯的。因為當時有過決議：一切要從維護毛主席形象、絕對權威，維護毛澤東思想、維護文化大革命、維護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幾大原則出發。
姚文元爆出：關於毛澤東給寫的「你辦事，我放心」，事實上並不存在，是虛構出來的。
毛為身後事憂慮
姚文元爆出：毛自從林彪事件後至臨終，常憂慮他死後老帥們會造反，出現中國軍中的赫魯曉夫，怎麽辦？
姚文元又寫道：毛澤東曾多次提及身後班子的名單：黨主席，江青；總理，；人大委員長，王洪文或毛遠新；軍委主席，陳錫聯。毛還將這一名單，詢問了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 （摘自二ＯＯ三年十二月《爭鳴》雜誌）
假若姚文元的回憶錄確實的話，那麽除了毛圈定的政治局常委人選與張玉鳳的回憶錄相左以外，（參見本文第六節）可以說其它方麵是驚人的基本一致！
尤其姚文元證實的—— “「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資料中，摻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據當時政治形勢需要而編匯的。因為當時有過決議：一切要從維護毛主席形象、絕對權威，維護毛澤東思想、維護文化大革命、維護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幾大原則出發。”更是給了我們想象的無限空間。
寫到這裏，我們完全有理由作這樣的想象：
——1966年的6月底，毛在“在西方的一個山洞裏住了十幾天”。這個“西方的山洞”，即相對武漢而言的西方，湖南韶山的滴水洞。
毛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見，除了看書、批閱文件外，就是思考問題。他有時拿著書躺在床上看，有時又像煩躁不安。按照主席的習慣，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來散步，或者散步時間很短。
在武漢期間，主席給江青寫了一封信，信的思想顯然是主席在滴水洞思考的結果。這封信與平常毛的寫信習慣基本相同：
《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還是照魏、陳二同的意見在那裏住一會兒為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見後行止再告訴你。自從六月十五日離開武林以後，在西方的一個山洞裏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二十八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
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裏。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山堯〕〔山堯〕者易折，皎皎者易汙。陽春白雪，和者蓋寡。
中國自從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滅。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
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毛澤東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林彪事件發生後，此信經過“潤色”後，變成了洋洋1500多字的一封長信。而且信的內容煥然一新，變成了——可以基本符合當時的決議：“一切要從維護毛主席形象、絕對權威，維護毛澤東思想、維護文化大革命、維護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幾大原則出發。”形成“毛主席這封信便顯得‘高瞻遠矚’了，人們說，毛主席對林彪看得太透了”。
這封長信還同時還作為批林整風的文件之一，發到全國全黨全軍學習，從此，此信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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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曆史再探秘——眾說紛紜的“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九）
在中國，由一封信而自此揚名的地方，非滴水洞莫屬。
2006年6月25日，本人有幸到韶山，差不多是與四十年前毛在滴水洞的同一個時間段的日子裏，也對這個神秘的“一個西方的山洞”，作了一次親身體驗和親密接觸。
滴水洞位於韶山衝西南約5公裏，是一個三麵環山的幽深狹穀，它的南麵是龍頭山，西為書堂山，北為虎歇坪，東麵豁口建有韶山水庫。龍頭山山腳有一股山泉流出，蜿蜒成溪。溪上曾建有小橋，橋頭邊有一石洞，洞內滴水，四時不竭，回聲悠揚，其韻如琴。滴水洞由此得名。
毛住的二號樓為回字形建築，一個口字裏再建一個口字，為一圈圍廊形式、中間才是真正的住宅兼生活辦公用房。
讓人影響深刻的是二個人的衛生間，毛的衛生間是用的是柔和的淺鵝黃色進口牆磚鋪成，而專為江青準備的衛生間則反差極大，用的是嫩藍帶青的進口牆磚一式鋪成，是不是與曾經的藍萍有什麽聯係，誰也不會回答。
兩個衛生間都異常寬大，可惜的是江青一次也沒用過，因為江青從未到過韶山。
走在封閉的內廊，透過外牆玻璃，看見隔幾步便是一個電話亭式的哨位亭，讓人馬上想起了四十年前的今天，那一個個的亭子裏肯定站差的是全副武裝的二十四小時值班的武警戰士......
而事過境遷，今天，除了陸續不絕的遊客，就剩下往昔歲月的記憶了。
突然想起一個問題問導遊：為毛造沒造防空洞？
同行的人笑我，“何必造那個東西？”
他們至少忘記了當年的“深挖洞......”教導。但是能忘記掉不愉快的過去，仍有積極意義！
導遊卻認真的告訴我們：“造了，甚至可以防原子彈襲擊！”
很想再問一句：有沒有戰時指揮所，或核按鈕之類的？話到嘴邊又縮回去了，感到已經是多餘，超出了今天的氣氛。
導遊領了我們看了開放的一小段防空洞，門很多，又大又笨，又領了我們鑽這兒，穿那兒，轉來轉去，幾轉後便迷失了方向感。防空洞內很潮濕，據說有吸濕的設備，隻是目前已沒有開機的必要。
還聽介紹說，山已掏空，足夠防空防原子彈襲擊之需。
從防空洞出來，我努力的想從當年的環境、形勢去探索一下毛當年的想法。可惜沒辦法，當今市場經濟的大潮除了沿海地區受到侵襲，地處中部的韶山一點不比沿海地區差，滴水洞已經從改革開放後形成的紅太陽瞻仰大潮的影響，從遊客身上賺取合法的利潤來改變自己的生活的觀念一點不比其它地方差。
而滴水洞是毛澤東心中永遠的“聖地”。
毛澤東的曾祖父母、祖父等先人便安葬於此。滴水洞豁口以下，有毛澤東的祖居地東茅塘和家廟毛震公祠。少年時代，毛澤東經常路過滴水洞前往湘鄉的外婆家。滴水洞西邊山上的石觀音曾被他拜為“幹娘”。這裏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給毛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同時，由神秘的西方的一個山洞——滴水洞而引發的“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成為了人們探索文革奧秘的一個好地方！
“毛主席致江青同誌的信”倒底是誰寫成的謎團真相，總一天會有大白於天下的時候，隻是，我們盼望這一天能早日的到來！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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