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牧師”董健吾幫助毛岸英兄弟去蘇聯

“紅色牧師”董健吾幫助毛岸英兄弟去蘇聯

中國共產黨新聞>>黨史縱覽
毛岸英與毛岸青去蘇聯前後
作者：孟昭庚（江蘇）
2007年02月09日08:04 　　

【1】 毛岸英與毛岸青去蘇聯前後 【1】

一

　　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是毛澤東與楊開慧的3個兒子。

　　毛澤東於1927年8月7日，秘密參加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後，即以中共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從武漢動身，前往部署並領導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然後率領秋收起義部隊進軍井岡山，在那裏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和中國農村革命根據地。

　　在毛澤東堅持井岡山鬥爭的同時，楊開慧則帶著3個孩子留在長沙板倉堅持秘密鬥爭。

　　1930年10月中旬，楊開慧不幸被捕，同時被捕入獄的，有毛岸英、保姆陳玉英。楊開慧在獄中堅貞不屈，於同年11月14日，在長沙瀏陽門外識字嶺英勇就義，時年29歲。

　　國民黨反動派湖南當局殺害楊開慧後，在“斬草除根”和“放小魚、釣大魚”兩條毒計之間采用了後者，允許親友保釋毛岸英、陳玉英。毛岸英出獄後，被送到板倉的舅舅楊開智家，跟舅父母、外祖母還有弟弟毛岸青、毛岸龍一道生活。

　　二

　　自毛岸英來到舅舅家後，楊開智家門前屋後就有一些不速之客不時地探頭探腦。

　　1931年1月初，正是大家忙著過年的時候，那些不速之客似乎也不像以前那樣盯得緊了。一天傍晚，一個陌生人突然來到楊家。陌生人見屋裏沒有別的人，便低聲問毛岸英舅媽：“你是李崇德吧，這裏有給楊開智先生的一封信。”說著，便從懷中取出一個包得很嚴實的紙包遞給李崇德。李崇德問他是誰，從哪裏來的。對方隻說了一句：“你不用打聽了，這信已經轉了好幾道手了。”說完，便匆匆走了。

　　李崇德緊張地走到裏屋，叫來丈夫楊開智，在油燈下急忙拆開紙包，取出信來一看，原來是毛澤民的親筆信。當時在上海黨中央機關工作的毛澤東的大弟毛澤民，得知嫂子楊開慧遇難後，感到三個孩子留在白色恐怖下的長沙，安全受到嚴重威脅，隨時可能陷入魔掌，不是被殺害，就是被用以要挾毛澤東。於是，經請示黨組織同意，他親自寫信，要板倉的親屬將毛岸英三兄弟按信上規定的時間、地點和接頭方法盡快送到上海，並囑咐，如果過了約定的時間，就千萬不要去了。

　　讀罷毛澤民這封幾經周折才轉來的信，楊開智夫婦與楊老夫人向振熙，猶如在黑暗的深淵中見到了一線光明，為孩子終於跟黨組織和他們的叔叔取得聯係而感到萬分高興，但轉念又想，心情又十分沉重。按當時楊家的處境和能力，要怎樣才能萬無一失地完成這個艱巨而重大的任務呢？當晚，一家人商議了一個通宵，最後決定，由李崇德擔當護送的任務。

　　李崇德為籌措路費，並打聽去上海的路線及沿途有關情況，事先去了一趟長沙。在長沙，李崇德拜訪了幾位楊懷中（楊開慧之父）先生的生前好友及同情革命的進步人士，得到了他們的積極讚助。回到板倉，李崇德便同向振熙一起為孩子們準備了簡單的行李和物品。為了安全，他們將毛岸英改名為楊永福，毛岸青改為楊永壽，毛岸龍改為楊永泰。讓孩子改口叫李崇德媽媽，教孩子以後不能輕易暴露自己是毛澤東的孩子。動身的頭一天傍晚，李崇德把岸英、岸青、岸龍三兄弟帶到了楊開慧的墓前，叫孩子們向他們的母親行禮告別。她還詳細告訴他們，他們的母親是怎樣的一個人，是怎樣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的，要他們記住這血海深仇，長大了為媽媽報仇。

　　1931年春節前的一個清晨，李崇德領著岸英三兄弟，在微曦中離開了板倉的家。在約定的路口，找到了前來接應的板倉農民協會糾察隊員繆佩秋。繆佩秋用手推車推著毛岸英三兄弟，李崇德跟在車後，一個上午走了20公裏，來到粵漢線上的白水車站。在那裏，李崇德一行告別了繆佩秋，搭上了去漢口的火車。到了漢口，李崇德通過楊開慧在武漢從事革命活動時作過掩護的一家商號的關係，搭上了一艘開往上海的輪船。他們坐的是最底層的統艙，李崇德租來了臥具，在一個角落裏打開了鋪蓋，就算是床位了。時值隆冬，又遇上下雪，西北風卷著雪花在江麵上飛舞，孩子們凍得擠成一團，但是誰也沒有叫一聲冷。為了不引起反動軍警和特務的注意，岸英、岸青幾乎整天睡在被窩裏，連說話也不敢大聲。最小的岸龍則一直鑽在“媽媽”的懷裏，不哭不鬧。

　　船至湖口，上來幾個到江西販賣年貨的小商販，他們在李崇德旁邊的木條椅子上坐定後便交頭接耳地竊竊私語：“……老蔣這一回吃大虧了，進攻紅軍的中央軍總指揮被朱毛活捉了，聽說要剝皮抽筋呢！”“這朱毛是甚樣人，本事這麽大？”其中一個小販一聽大驚失色，抬頭望望四周，趕緊擺手道，“莫談這些，莫談這些，平安回家過年，莫要招惹麻煩。”

　　李崇德、毛岸英聽了心裏暗暗高興。這些人哪裏知道，正是睡在他們腳跟前的這3個孩子的父親毛澤東，在江西蘇區指揮英勇的紅軍，把進犯革命根據地的國民黨軍隊打得落花流水，取得了震驚全國的第一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

　　這一年的春節，岸英三兄弟和他們的舅媽是在漂泊的輪船上度過的。春節過後，輪船才抵達陌生的大上海碼頭。

　　上岸後，李崇德領著3個孩子，根據在長沙時探聽的路線，照著毛澤民信上所講的接頭地點，找到辣斐德路（現為複興中路）天生祥酒行。李崇德懸著一顆忐忑的心，按照規定的接頭暗號，在大門左邊的一個窗口上輕輕地敲了三下。一會兒，窗口打開了，李崇德迅速地把裝有毛澤民那封信的信封從窗口遞了進去。不一會兒，裏麵出來了一個學生模樣的女青年，打量一下李崇德和岸英三兄弟，就把他們一行四人領到裏麵去，安排在一個房間裏休息。

　　晚上，毛澤民和他的愛人錢希均來了。當孩子們哭喊著撲向叔叔、嬸嬸的時候，毛澤民等人的眼淚忍不住地流出來。當晚，毛澤民親自安排李崇德和3個孩子住進了附近的泰安旅館（現為延安路33號）。

　　毛澤民回去後，即向當時在上海負責黨中央機關工作的周恩來匯報了情況。周恩來指示，將3個孩子送到我黨在戈登路主辦的大同幼稚園撫養。幾天後，毛澤民和錢希均來旅館接3個孩子。當3個孩子聽說要把他們送去住幼稚園的時候，圍著李崇德哭著喊著：“媽媽，我不去呀！我要跟你回去呀！”李崇德的心，猶如刀絞一般地疼痛。孩子們被送進大同幼稚園後，李崇德也就回湖南了。此時時間約在1931年2月底3月初。當時毛岸英9歲，毛岸青8歲，毛岸龍不足5歲。

【2】毛岸英與毛岸青去蘇聯前後

孟昭庚（江蘇）
2007年02月09日08:06

　　三

　　大同幼稚園的創辦人是當時上海秘密黨中央機關特科工作人員董健吾。他1921年畢業於美國聖公會開辦的上海聖約翰大學，1927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公開身份是上海聖彼得教堂主持牧師。

　　1929年底，主持中共中央特科情報工作的陳賡，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與中國互濟會負責人之一的王弼（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被派赴蘇聯學習航空工程）一同去聖彼得教堂，交給董健吾一個任務，讓他利用自己的社會身份，辦一個幼稚園，專門收養失散流落在上海的革命烈士的遺孤和黨的領導人留在上海的子女。

　　經過兩三個月的籌備，幼稚園於1930年3月正式開始收養工作。先後被送進大同幼稚園的孩子，有彭湃之子、惲代英之女、蔡和森之子、楊殷之子及李立三的兩個女兒。董健吾直接負責管理大同幼稚園。

　　1931年夏天，負責經管大同幼稚園的秘密黨組織遭到了敵人的破壞，董健吾身份暴露，隻好住進還沒有暴露共產黨員身份的社會知名人士楊度家裏。幼稚園的工作人員或被逮捕，或隱蔽起來，孩子們因無人管理而流落到街頭。毛岸英背著小弟，攙著大弟，三兄弟從此過著流浪兒的生活。毛岸英後來回憶那段淒慘生活時說：我除了沒偷人東西，沒給有錢人當幹兒子，別的都跟《三毛流浪記》中的三毛一樣。睡馬路呀，給人拖地板呀，從垃圾箱裏找破爛呀，全幹了。上海有個外白渡橋，黃包車拉上去很費力，我跟弟弟岸青就在後麵幫著推，推上去人家給幾個小錢……

　　一天，毛岸龍突然生病，發燒腹瀉。毛岸英帶著毛岸青出去乞討，回來一看，毛岸龍不見了，以後也一直不知道他在哪裏。

　　有人撰文說，毛岸龍是在大同幼稚園因病夭折。對這種說法，筆者不敢苟同。毛岸英當時已是一個虛年10歲的少年了，他應該是記得清清楚楚的。1950年春夏之交，毛岸英重返故園韶山，跟他舅媽李崇德談起往事，說大同幼稚園遭敵破壞後，他們三兄弟在流離顛沛中，小弟岸龍失去下落（見李崇德文：《從板倉到上海》）。同年冬，在朝鮮戰場上，彭德懷跟毛岸英交談時，毛岸英也說過這件事。

　　董健吾在楊度家住了幾個月，後因楊度逝世，又搬到當時黨的一個聯絡點霞飛路鬆柏齋古玩店樓上居住。他聽說毛岸英、毛岸青流落街頭後，便讓妻子鄭蘭芳四處搜尋，最終將毛岸英、毛岸青找到帶回收養在家裏。當時與董健吾、鄭蘭芳夫婦一起生活的還有鄭蘭芳的母親。董健吾的這位嶽母不太願意照料毛岸英、毛岸青，常有怨言和微詞。半年後，董健吾又將岸英、岸青兩兄弟轉移到鳳陽路修德裏12號樓其前妻黃慧英（一說名黃慧光）處，隻說這是他朋友的兩個孩子，一個叫楊永福，一個叫楊永壽，暫住一陣子以後另有安排。不久，董健吾就告訴黃慧英，說毛岸英、毛岸青是毛澤東的兒子。黃慧英知道兩個孩子的身份後，盡管守口如瓶，但總免不了膽戰心驚，常為岸英、岸青和自己一家人的安全提心吊膽。而岸英、岸青正處在孩童貪玩的時期，又有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黃慧英怕他們出去和外人接觸，引起懷疑和走漏風聲，因此不僅沒有讓毛岸英、毛岸青出去上學，而且在以後三年多的時間裏，先後變換了幾個住處。

　　毛岸英、毛岸青初到黃慧英家，生活費由黨組織按月提供，另外，董健吾每月給黃慧英20元生活費，有時還給些補貼。這一時期，黃慧英家的生活基本穩定。1933年初，上海黨中央機關遷移到江西瑞金，留下的黨組織遭到敵人破壞，毛岸英、毛岸青生活費的供給被中斷。此時，董健吾早已辭去牧師職務，已無固定的經濟來源，而且又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對黃慧英家的生活補貼也漸漸無能為力了，甚至去看望毛岸英、毛岸青的次數也越來越少了。當時，黃慧英僅是一家庭婦女，身邊已有4個孩子，加上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一共7口人，僅靠她長子董載元的一點微薄工資維持生活，生活的困難程度就可想而知了。黃慧英為維持一家人的生活，隻好領著子女給人家洗衣服、紮紙花，掙點錢彌補生活。在生活窘迫的情況下，黃慧英也給毛岸英、毛岸青分派掙錢任務。她通過鄰居擔保，給發行報刊的老板繳納一定押金，每天取回各種報紙，讓岸英、岸青當報童在街上叫賣。

　　一天晚上對賬時，毛岸青發現所賣的報紙竟收了不少假幣，非但未賺錢，還貼了老本，毛岸青挨了黃慧英劈頭蓋臉一頓罵。已兩頓飯沒有吃的岸青，認定那假錢是幾個外國水手買報時給的，一怒之下，拿起一枝粉筆衝到馬路上，在電線杆上歪歪斜斜地寫下了“打倒洋人”四個字，以發泄心中的恨意。不料，被“紅頭阿三”（印度巡捕）撞見，巡捕使勁地摑了他一記耳光。岸青當即頭痛欲裂，在地上滾著慘叫，後被趕來的岸英背回去大病一場。因未能及時醫治，便落下了神誌不清的毛病。

　　毛岸英、毛岸青在黃慧英家生活的4年，雖十分辛酸、艱難，但總算在白色恐怖下熬了過來。

　　1936年初，董健吾以宋慶齡信使的身份到陝北送一封密信給中共中央。

　　此間，在日本軍國主義毫無止境的侵略欲望麵前，可供蔣介石選擇的餘地越來越窄了，他於1935年底開始試探，要求蘇聯的援助，並設法打通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著手中共問題的解決”。當然，蔣介石的本心還是要反共、滅共的。他所說的中共問題“以政治方法來解決”，是企圖通過談判，要共產黨向國民黨投誠，接受改編，解除武裝，這自然是辦不到的。

　　很快，國民黨最高當局要求與中共談判的信息經宋子文送到宋慶齡處。宋慶齡在上海自己的寓所親自召見了董健吾，拿出一封重要信函，叮囑董健吾一定要當麵呈毛澤東或周恩來。為了順利通過國民黨軍防區，在宋慶齡的安排下，董健吾拿到了宋子文親自簽發的財政部特派專員的委任狀。

　　1936年2月27日，在張學良的幫助下，董健吾抵達陝北瓦窯堡，受到林伯渠、張雲逸等人熱情接待。次日，董健吾由林伯渠陪同去見博古，說明來意，要見毛澤東、周恩來。博古說：“毛澤東等領導同誌已率紅軍過黃河東征，現駐紮在山西石樓，周恩來同誌現在也不在瓦窯堡。宋慶齡先生和張學良將軍的兩封信可由我負責電報轉達。”

　　在瓦窯堡逗留期間，董健吾告訴林伯渠，毛澤東的兩個兒子岸英、岸青由他收養，住在他上海家裏的情況。林伯渠一聽，驚喜萬分，當即代表毛澤東深表感謝。董健吾請林伯渠轉告毛澤東，是否可以將孩子送到陝北。林伯渠說，現在戎馬倥傯，陝北條件不好，孩子還是暫留上海，擱一擱再說。

　　3月4日，正在山西前線指揮紅軍作戰的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聯名致電博古轉董健吾（化名周繼吾）：

　　博古同誌轉周繼吾兄：（甲）弟等十分歡迎南京當局覺悟與明智表示，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弟等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乙）我兄複命南京時，望懇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見：㈠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㈡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㈢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寇邁進；㈣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㈤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和必要的改革；㈥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計。

　　第二天，董健吾帶著中共中央毛澤東等人的聯名電文離開瓦窯堡，踏上返回西安的路途。董健吾這次陝北之行，不僅為後來周恩來在膚施（延安）與張學良會談起到穿針引線的作用，而且使與黨中央中斷聯係的上海秘密黨組織得以跟黨中央接上了關係。中共中央當即派馮雪峰由陝北赴上海，任中共中央上海辦事處副主任，重新組織與中央失去聯係的上海黨組織。

　　馮雪峰到上海住在魯迅先生家裏。幾天後，在宋慶齡的寓所，馮雪峰見到了董健吾。馮雪峰告訴董健吾：我來上海之前，林伯渠告訴我，毛主席已知道孩子平安地在你家，他很感謝。毛主席、周副主席的意思，不必將孩子送來陝北。幾年前，蘇聯曾答應接收一批中國革命烈士的遺孤以及黨和紅軍領導人的子女，岸英、岸青符合這個條件，如果有機會就將他們由上海直接送到蘇聯。

　　1936年4月，宋慶齡征得中共中央同意，請董健吾再赴西安，通過張學良將已在西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和著名醫生馬海德護送到陝北蘇區。

　　董健吾到西安。翌日，便去東門裏金家巷張公館拜會張學良。此次，是他們第三次見麵，彼此已經有了深厚了解與感情。

　　幾個月前的那次陝北之行，董健吾回到西安受到少帥的熱情款待。張學良社會關係密切，耳目眾多，將董送往紅軍區域後，自然要對這位上海來的“周牧師”作些了解。很快便知，“周牧師”是中共的大特工，而且還了解到“周牧師”在古玩鑒賞學問上造詣頗深。

　　豐盛的家宴結束後，張學良與董健吾一邊品茗，一邊話古董。張學良讓趙一荻捧來曆年收藏的古瓷，董健吾一眼就辨出幾隻花大價錢買來的瓷瓶瓷碗是贗品。在董健吾悉心指點下，張學良掌握了一些鑒賞古玩的基本要領。他這才知道，在自己所收藏的古董中竟有不少是冒牌貨。

　　張學良非常懊惱地對董健吾說，他曾珍藏一套明代永樂年間景德鎮禦窯燒製的青花瓷器，杯盤壺瓶各一件，空運西安時，被搬箱的勤務兵失手摔壞。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董健吾回上海後，通過鬆柏齋老板的介紹，從一位古玩商手裏，買下了一套明代宣德年間景德鎮官窯燒製的24件鍍釉彩瓷，這一次便帶來西安，送給了張學良和趙一荻。張學良、趙一荻見到這套彩瓷後，愛不釋手。張學良欲以重金酬謝董健吾，董健吾堅辭不受。張學良無奈，就問：“董先生，你有什麽私人要求盡管說，隻要我張漢卿能夠辦到的一定幫助解決！”

　　董健吾的腦海裏一直縈繞著如何創造機會將毛澤東的兩個兒子送到蘇聯去這件事，見張學良很激動又很有誠意，心想，這倒是一個絕好的機會，便字斟句酌地說：“承蒙張將軍、趙四小姐看得起，那我就不揣冒昧了。我身邊有三個孩子，一個是我的兒子，另兩個是我收養的朋友家的孩子……”董健吾邊說邊觀察張學良，見他聽得非常認真，便繼續說道：“這三個孩子現在正是求學讀書的年紀，可在上海卻有諸多不便。如果張將軍有機會出國，那就請幫忙將這三個孩子帶到蘇聯去讀書。”

　　“行！”張學良一聽，當即爽快應允，“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四

　　1936年6月，張學良到南京出席軍事會議期間，秘密到滬，在滬西郊外哥倫比亞路（現今番禺路）一家幽靜的法國酒店裏，打電話約董健吾會麵。少帥此次專程找董健吾，是了卻在西安許下的諾言：送董健吾的兒子和另兩個孩子赴蘇讀書。一見麵，張學良就說，這次是我秘密來滬，所以不便在公寓見麵。現在我的部下李杜將軍要赴西歐，趁此機會讓他將三個孩子帶到國外，並說三個孩子出國費用他已交給李杜將軍了，要董健吾馬上與李杜聯係，把孩子們盡快地送過去。張學良說完就匆匆離滬返寧。

　　李杜是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老部下，曾任吉林抗日義勇軍司令（一說是中共秘密黨員），曾和著名的抗戰將領馬占山一道率領隊伍在東北、在中蘇邊境堅持抗日，失敗後經蘇聯輾轉回國，暫住上海，現在受國民政府派遣，即將動身去西歐考察實業。張學良托他將董健吾的兒子和另外兩個孩子一並帶到法國，然後再設法送到蘇聯。

　　馮雪峰知道毛岸英、毛岸青出國事已談妥，即通知當時在上海赤色工會工作的楊承芳準備出國，一切手續由他負責辦理。臨出發時，馮雪峰才告訴楊承芳，此行的任務是利用隨李杜將軍出國的機會，護送毛澤東的兩個孩子取道法國去蘇聯。

　　董健吾跟李杜取得聯係後，便將毛岸英、毛岸青及董健吾之子董壽琪送到寶慶路（現為淮海西路寶慶路）9弄3號李杜將軍在滬公館。

　　經過一番準備，毛岸英等三個孩子隨李杜於1936年6月底，乘法國郵船斯芬克司號從上海啟程，在海上航行了約一個月，途經香港、西貢、孟買、蘇伊士、地中海，於7月底8月初抵達法國馬賽港，改乘火車到達巴黎。到巴黎後，楊承芳去蘇聯駐法國領事館辦理簽證。蘇聯官員說，他們早已接到通知，但要等幾天才能拿到簽證。在等待簽證期間，3個孩子都在抓緊時間學習俄文。

　　李杜在西歐幾國轉了幾個月回到巴黎，見3個孩子還未拿到簽證，一打聽才知道，蘇聯政府此時對外國僑民入住控製得很嚴。李杜隻好找《救國時報》（當時中共在巴黎出版的一家報紙）編輯部幫助，請他們設法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聯係，說毛澤東的孩子早已到巴黎了，請蘇聯政府早發入境簽證。不久，蘇聯駐法國領事館發來通知：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入境蘇聯，進入共產國際所辦的國際兒童院，並發予簽證，但不準董壽琪入境。這是因為國際兒童院是共產國際專為各國共產黨負責人或著名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活動家的子女設立的一所保育學校，董壽琪的父親董健吾因為不是中共領導成員，在蘇聯人看來，他沒有資格進國際兒童院。

　　毛岸英、毛岸青被送到蘇聯領事館，在那裏，他們見到專程前來巴黎接他們去蘇聯的中共駐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康生。康生對楊承芳說，毛澤東的兩個孩子由他負責帶去莫斯科，董健吾的孩子仍由楊帶回上海。

　　這時，西安事變爆發，李杜也無心再在國外逗留，楊承芳便帶著董壽琪隨李杜一道回國。

　　1936年底（一說1937年初），康生將毛岸英、毛岸青送進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諾爾第二國際兒童院。是年毛岸英14歲，毛岸青13歲。

　　近年來，常見一些報刊載文，標題有《張學良資助毛澤東兒子出國》、《張學良送毛澤東兒子出國》等等。筆者以為，這太牽強附會了，沒有必要向張學良將軍臉上貼這樣的“金”。當年董健吾僅對張學良講，他身邊有3個孩子，一個是他的兒子，另兩個是他收養的朋友的孩子，並沒有告訴張學良那兩個孩子是毛澤東的兒子。盡管當時張學良已秘密與中共接觸，但他畢竟是跟蔣介石稱兄道弟的國民黨軍政大員。他深知自己的一舉一動均在蔣的控製、監視之下，萬一聯共的秘密泄露出去，後果將不堪設想。對此，他常常告誡自己，無論在什麽情況下都不能流露出“聯共”的情緒。他送3個孩子出國，隻是為了答謝董健吾的私人慷慨饋贈而實踐自己的諾言。

（《黨史縱覽》授權人民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黨史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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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毛澤東與毛岸英、毛岸青之間的“鴻雁傳書”
作者：趙誌超
來源：解放網-解放日報

　　本報訊 為了革命事業，父母四處奔波，毛岸英兄弟從小就過著“吃百家飯、走萬裏路”的生活。

　　毛岸英是毛澤東的長子，為楊開慧所生，曾用名楊永福。1922年10月生於長沙，1950年10月犧牲於朝鮮前線。

　　1922年10月，毛澤東和楊開慧住在湖南長沙小吳門外的清水塘。當時，楊開慧懷有身孕，已經足月，卻遲遲不見分娩。毛澤東正忙於領導長沙泥木工人舉行聲勢浩大的罷工運動，每天回家很晚。有一天，他見楊開慧愁眉苦臉，就建議她別成天坐在屋裏，出去到嶽麓山一帶轉轉，或許可以生得快一些。

　　第二天，楊開慧按照毛澤東的建議，出去走一走，果然，第三天即10月24日，孩子生了下來。毛澤東抱著這個又白又胖的頭生子，高興極了。正巧，那天是泥木工人大罷工勝利結束的日子，真是雙喜臨門。“就叫他岸英吧！”毛澤東給孩子起了個響亮的名字。

　　岸英從小就隨父母四處奔波，1924年到上海，1925年回韶山，1926年去廣州。之後，又赴長沙，奔武漢，直到大革命失敗，毛澤東開完“八七”緊急會議，才秘密把妻子楊開慧、保姆陳玉英（人稱孫嫂）和岸英三兄弟送到嶽父家——板倉楊宅。

　　毛澤東曾十分感慨地說：“為了革命事業，這些孩子從小就吃百家飯，走萬裏路啊！”為了組織秋收起義，毛澤東又遠離親人了。此後，整整三年，毛岸英在媽媽的身邊讀書、成長。

　　1930年10月24日淩晨，岸英在夢中被槍托撞門聲和雜亂的吆喝聲驚醒了。他睜開眼爬起來，看見媽媽正被提槍的大兵從隔壁一間小屋子裏推了出來，押著朝外走去。岸英站到媽媽麵前，口裏嚷嚷著：“不去不去，我媽媽是好人，哪也不去！”為首的敵人一把將他拖開，凶狠地說：“好，把你這小共產黨也一起帶走！”孫嫂趕緊出來阻擋，也被敵人一起抓走。

　　敵人把三人關進協操坪監獄。楊開慧在獄中受盡了敵人的種種酷刑，但她堅貞不屈。

　　在獄中關押20天後，即11月14日上午，楊開慧被反動派殺害，年幼的岸英哭喊著媽媽，心裏埋下了複仇的種子。

　　楊開慧英勇就義後，經熟人出麵說情、作保，毛岸英和孫嫂被釋放，但板倉楊宅受到了特務的嚴密監視。鑒於毛澤東的三個孩子所處的危險境況，黨組織決定將他們轉移到上海。在周密的安排下，60多歲的楊老太太和20多歲的李崇德舅媽扮著走親戚的樣子，領著岸英三兄弟坐火車前往武漢，而後改乘輪船到達上海。

　　當時，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和夫人錢希鈞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他們親自把三個孩子安排到上海大同幼稚園，這是我地下黨領導的中國互濟會辦的。1931年4月，因上海地下黨機關遭到嚴重破壞，大同幼稚園被解散，岸英兄弟暫時寄養在董健吾家。

　　後因白色恐怖嚴重，董健吾又去武漢工作，岸英兄弟生活無著落，開始流浪街頭幫助推人力車來維持生活。

　　1936年，上海地下黨找到了岸英和岸青，兩個流浪兒見到親人，傾訴著一肚子委屈，傷心地哭了。黨組織想盡辦法，通過在白區的統戰關係，由國民黨高級將領張學良介紹，乘東北義勇軍司令李杜將軍去西歐考察的機會，帶岸英、岸青和董健吾的兒子董壽琪一同出國。

　　1937年初，岸英、岸青來到莫斯科，開始了新的生活，先後在莫斯科郊區的莫尼諾國際第二兒童醫院和在伊萬諾夫城的國際第一兒童醫院等地學習。

　　這時，毛澤東已率領紅軍到達陝北，建立了以延安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在繁忙的工作之餘，他時常眺望西北方，惦念著自己的兒子。

　　1938年，有人從蘇聯帶來了岸英、岸青的照片。毛澤東喜出望外，一遍又一遍地看著，禁不住熱淚盈眶，不久，有人要去蘇聯，毛澤東趕緊書寫了一信，托人捎去。

　　親愛的岸英、岸青：

　　時常想念你們，知道你們情形尚好，有進步，並接到了你們的照片，十分的歡喜。現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們寫信給我，我是盼望你們來信啊！我的情形還好，以後有機會再寫信給你們。

　　祝你們健康、愉快與進步！

　　毛澤東三月四日

　　事隔一個月，毛澤東又托人捎信，並隨帶自己的照片。信的一開頭就詢問：

　　“早一月給你們的信收到沒有？收到了，寫點回信給我……”一種盼兒心切，急不可待之情躍然紙上。

　　從此之後，父子之間“鴻雁傳書”，頻頻往來。

　　1939年8月26日，毛澤東又有一信：

　　岸英、岸青二兒：

　　你們上次信收到了，十分歡喜！

　　你們近來好否！有進步否？

　　我還好，也看了一點書，但不多，心裏覺得很不滿足，不如你們是專門學習的時候。

　　為你們及所有小同誌，托林伯渠老同誌買了一批書，寄給你們，不知收到否？來信告我，下次再寫。

　　祝你們發展、向上、愉快！

　　毛澤東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為了讓這些革命的後代學到更多的知識，毛澤東幾次托人買書，在戎馬倥傯、炮火紛飛的境況下送往蘇聯。1939年他寄了一批書，遺憾的是中途遺失了。這次他又親自挑選了21種60本書，既有哲學、經濟、曆史書，又有古典文學和武俠小說，並注明：“這些書贈給岸英、岸青，並與各小同誌共之，由林彪同誌轉交你們。”

　　自1941年6月22日德國法西斯背信棄義，悍然向蘇聯發動閃電戰以來，毛岸英十分關心戰爭的發展。每天，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聽廣播，然後回到房間裏，在世界大地圖上作紅白標記。

　　這一時期，毛岸英擔任國際兒童院共青團支部書記和伊萬諾夫市列寧區團區委委員，為配合戰爭這個中心任務而開展工作。在戰爭最艱苦的時刻，1942年5月，他用流利的俄文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國青年，我在您領導下的蘇聯學習了五年。我愛蘇聯就像愛中國一樣，我不能眼看德國法西斯的鐵蹄蹂躪您的領土，我要替千千萬萬被殺害的蘇聯仇。我堅決要求上戰場，請你一定批準我的請求！”落款寫上“謝廖沙”和“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信發出後十天無音訊，他又寫了第二、第三封信，都石沉大海。

　　正當他萬般焦急之時，蘇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曼努意爾斯基將軍來了。毛岸英因同他有過一麵之交，就主動纏住他，最後將軍同意他進學校學軍事。於是，毛岸英先後來到蘇雅士官學校快速班，莫斯科列寧軍政學校和伏龍芝軍事學校學習，並於1943年1月加入聯共（布）黨（1946年回國後轉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軍校畢業後，毛岸英獲中尉軍銜，被任命為坦克連的黨代表，參加了蘇軍的大反攻。千裏長驅，英勇擊敵，穿越了波蘭等好幾個東歐國家，在毛岸英回國前夕，斯大林接見了他，送給他一支手槍，作為他參加蘇聯衛國戰爭的一次最高獎賞。

摘自《毛澤東一家人-從韶山到中南海》
作者：趙誌超
出版：中央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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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毛岸英、毛岸青之間的“鴻雁傳書”

時間：2006年09月02日10:52
來源：解放網-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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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董健吾嗬護毛家兩兄弟
作者：周英才
來源：光華時報

董健吾是一位出色的“紅色特工”。他受黨組織的委托，在報端困難的條件下，從生活到安全，關照監護毛澤東的兩個兒子，直至將他們送往蘇聯學習，圓滿完成了組織交付的任務。

董健吾是上海青浦縣人，1890個出生在一個書香世家。1914年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專攻神學，畢業後受聘於上海聖彼得教堂基督教牧師，做過馮玉祥將軍的英文秘書，擔任過隴海鐵路工人管理處處長。1928年經浦化人劉伯堅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因工作的特殊需要，經組織批準，他同時還加入了國民黨。他既是基督教信徒，又是上海灘“青幫”成員，利用這多重身份打掩護，一直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1929年2月，董健吾從馮玉祥部隊返回上海，正式成為中共中央特科的地下聯絡員。為了有利工作，組織上批準他在霞飛路的嵩山路口，開了一家“鬆柏齋古玩店”，這裏也成了地下黨和特科組織最安全，最便捷的情報點。董健吾利用這個“哨口”，成功地偵破了出賣彭湃、楊殷、邢士貞等烈士的大叛徒白鑫。

第二年，董健吾受中央委派，以基督教會和“互濟會”的名義，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寧路）441號開辦了一個幼稚園，取名為“大同幼稚園”，其任務是秘密收養失散流落在上海、湖南、江西、浙江等地的革命同誌子女和英烈遺孤。董健吾擔任幼稚園園長，他的夫人黃慧光，李立三夫人李一純、李求實夫人陳鳳仙等人為保育員。

　　為了提高幼稚園的名氣，同時也是給幼稚園塗上一層保護色，他還特請宋慶齡女士題寫了園名牌匾。

1930年11月14日，毛澤東妻子楊開慧被湖南軍閥何健殺害，遺下8歲的毛岸英，6歲的毛岸青和4歲的毛岸龍。3個孤苦伶仃的孩子，由舅媽李崇德（楊開慧哥哥楊開智的妻子）從長沙板倉幾經周折送到上海，交給他們的叔叔毛澤民。在黨組織的安排下，毛澤民將3個侄兒托付給了董健吾，從此進入“大同幼稚園”，與蔡和森的女兒蔡轉，惲代英的兒子惲希仲，李立三的女兒李力、彭湃的女兒小丕等小朋友生活在這個紅色樂園裏。1931年4月，不足5歲的毛岸龍，因患“禁口痢”在廣慈醫院搶救無效而夭。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叛變，恰在此時，幼稚園的保姆桂荷又突然“失蹤”。形勢惡變，黨組織斷然決定解散幼稚園，疏散園內所有革命子弟。毛岸英、毛岸青由董健吾接到自己家裏撫養。

此時的董健吾已有了第二位夫人，她叫鄭蘭芳，仍住在霞飛路古玩店房，毛岸英兄弟也住在這裏。由於這裏離法國巡捕房太近，安全受到威脅，董健吾便把家遷到了鳳陽路修德裏12號，不久又發現敵情，他不得不又遷到成都北路三多裏3號；在這裏沒住多久，因董健吾與地下黨聯絡時暴露了目標，引起了當局的注意，於是他又秘密遷到了牯嶺路斯盛裏10號。
毛岸英兄弟初進董家時，黨組織還能按月補助一點生活費。後來，由於形勢的惡化，組織上的接濟也被迫中斷了，董健吾的古玩店也早已關閉，牧師的職業也已辭掉，沒有任何固定收入，自己子女，加上毛岸英兄弟，他要維持10口人的生活，董健吾不得不動員兩個大女兒去給人家包月洗衣服，全家人給百貨公司紮紙花來應付眼前的困境。

董健吾的英語很好，1936年初，宋慶齡交給他一個特殊任務，請他從西安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送去延安。返回西安時，他特地去拜訪了老朋友張學良，並將趙四小姐不慎打破的一隻珍貴古玩瓷器給配上了對。張學良深受感動，遂以重金相謝，董健吾卻堅辭不收。席間，張學良反複問及董健吾有什麽要求時，董說，將軍如此真誠，恭敬不如從命。我身邊有3個小學生，一個是我的兒子，兩個是我的一位共產黨朋友的後代，如今上海政局變化，我怕孩子們不安全，冒昧地想了個主意，如果方便的話，我想請將軍幫忙，把他們送去蘇聯讀書，將來有了出息，也是將軍的一片恩德啊！

1936年6月，張學良來到上海，約董健吾到哥倫比亞路一家法國酒店晤麵，他表示願出10萬法郎資助幾位革命後代出國讀書。董健吾向黨組織作了匯報，組織表示同意，並派地下黨負責人劉子華與董健吾一起去會見張學良。張學良說，我此次來滬，也是秘密行動。過些時候，有原部屬李杜將軍去法國和蘇聯，借此機會，請他把你們的孩子帶去，他是個很負責任的人，請你們放心。說罷從衣袋裏取出一張10萬法郎的支票交給董健吾。

沒過幾天，董健吾按照組織的安排，把14歲的毛岸英、13歲的兒子董壽琪和12歲的毛岸青，帶到寶慶路口一幢花園式的洋房裏，把他們交給一位約莫40來歲的男人。孩子們在這裏生活了將近一個月。

1936年7月上旬，一個天穹如洗的早晨，毛岸英等3位少年，在劉營長的帶領下，登上一輛黑色汽車，從寶成路口向外灘方向駛去。李杜將軍早已在車上，此時的他已脫去了戎裝，穿上中式袍服，一副商人派頭，化名王元華，毛岸英、毛岸青和董壽琪也改姓王，當作他的兒子和侄子。同行的還有東北軍的趙師長，李杜將軍的副官、秘書、翻譯共9人。然後一行人登上法國“康脫羅梭號”郵輪，離開了上海，向著法國港口城市馬賽進發。

李杜將軍一行來到巴黎，便向蘇聯駐法國大使館遞交了申請入境的簽證，不料蘇聯大使館卻一拖再拖，未給辦證。李將軍向他們提出谘詢和要求，對方一會說是蘇聯正在搞肅清反革命運動，入境人員受到控製；一會又解釋說是日本國向蘇聯提出了抗議，對中國入境者要嚴格審查。隨後，蘇聯駐法國大使館拖了很久才批下來，結果是，毛岸英、毛岸青準予入境，而董壽琪則拒之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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