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季民在北京某收藏品交易市場“淘”到《紅軍長征記》上冊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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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謎《紅軍長征記》

■何季民　發布時間： 2005-11-29 06:00　來源：中華讀書報

何季民藏《紅軍長征記》“出版的話”

　　偉大的“二萬五千裏長征”，為之讚美為之出版的書籍多多。追溯長征“紅色文獻”的源頭，許多專家學者都知道有一部長征親曆者最早的回 憶錄——抗戰時期在延安，黨中央曾部署編輯過一部“二萬五千裏長征記”或“長征記”，但是60多年來，至少在筆者的視野範圍內，卻似乎一直少有人說清它的內容說準它的書名。這樣一部偉大的紅色史籍，不知道怎麽就像是被淹沒了——直到了兩年多以前。

　　2002年，一則“《紅軍長征記》顯露哈佛大學”的消息震動了出版界和收藏界，署名“沈津”的作者撰文，自稱在哈佛燕京圖書館裏發現了朱德簽名贈送給《西行漫記》的作者埃德加·斯諾的《紅軍長征記》，60多年來第一次證實了這部“最早的長征回憶錄”實物的存在。

　　今年是中國工農紅軍勝利長征70周年，一些出版社自然想起了重印這套遐邇珍貴的《紅軍長征記》。可是，一家權威出版社的一位資深編輯告訴我：他們準備出版，但是在燕京圖書館卻根本沒有找到它。

　　充滿戲劇性的是，說話間這位編輯正在捧讀著一本筆者“淘”到的舊書——雖然黃紙發黑鉛字浮缺，雖然裝訂粗糙缺少封麵，雖然隻是上冊沒有下冊，但是從前麵“出版的話”、“關於編輯的經過”直到最後一篇文章，全部內容完完整整，裏麵說得明明白白，這正是在1937年開始編輯1942年由八路軍總政治部刊行的《紅軍長征記》！

　　隻不過，這不在海外而是在北京。今年4月份的一天，時間已到9點，京城某收藏品交易市場的一處地攤已被“抓貨的”像拿梳子篦過了幾遍，我也是第二回來到它跟前，看到那本用粗紙包裹著的無皮舊書，順手撿起來，赫然正是這塵封60餘載的《紅軍長征記》……大概是上天選擇了我，大概是我與“長征”有緣，讓我有幸為大家揭謎這部偉大的史書。

《文摘·盧溝橋浴血抗戰特輯》、丁玲與“二萬五千裏長征記”

　　記得在9年前，筆者曾得到過一本上海複旦大學黎明社出版的著名的《文摘·蘆溝橋浴血抗戰特輯》（《文摘》第二卷第二期，1937年8月），我曾經作文介紹過上麵連載的最早的《毛澤東自傳》中譯文和一篇《毛澤東的夫人何其女士》。其實，上麵的精彩文章還有很多，其中一篇任天馬的采訪記《集體創作與丁玲》，就讓我第一次知道了這部長征親曆者最早的回憶錄：

　　延安（膚施縣），在很高很深的山中踞著，城池是十分小巧美麗的……丁玲在談到她近來生活時說得好：“在這裏可以比在外麵更自由些，更有趣些，沒有什麽拘束。”也許正是因為這裏一切都不受拘束，集體創作的“二萬五千裏長征記”乃得寫就了它的初稿。這初稿的內容是從許許多多身經二萬五千裏路程的征人們日記中采取來的。

　　原來，丁玲在1936年秋天由西安過三原到陝北，1937年2月到延安，在延安師範教中國文學史，同時還與成仿吾一起編輯“二萬五千裏長征記”，她生命的一段寶貴時光注定與“二萬五千裏長征記”英雄史詩聯係在了一起。

　　這位記者任天馬繼續記述：“起初由參加長征的人自由用片段的文字敘述長征中的史實，在幾千篇短文中選出幾百篇較佳的作品。由這幾百篇作品加以淘汰隻剩下百餘篇佳作，再按曆史的次序排列起來乃集合成了一部長篇巨著。這長篇巨著，經過丁玲、成仿吾等人加以剪裁後，始成為現在正式的初稿。”

　　而關於丁玲編輯“二萬五千裏長征記”時的工作狀態，任天馬寫道：

　　在丁玲的桌上也放著那樣寬約一尺，長約一尺半，厚約二寸的一份……這稿子外麵包著綠紙的封麵，裏麵是用毛筆橫行抄寫的。在每行文字之間和上下空餘的白紙上，已讓丁玲細細地寫上無數極小極小的字。據說，在另外的二十三本上，也同樣的改的糊塗滿紙了。

　　“什麽時候可以完成呢？”我在到延安的第二天問丁玲。

　　“今年秋天可以完成，現在大家都在加倍率的努力。”

　　“將來怎樣發行呢？”

　　“能在外麵發行更好，有困難呢，我們自己來印。這部東西自然的有它的曆史的價值。無論如何，它一定會流傳到全世界去的……”

　　可惜後來，盡管這“二萬五千裏長征記”的一些素材為埃得加·斯諾的《西行漫記》采用，而早在1938年出版的由新聞人采寫的《25000裏長征記》也收入了其中許多文章，但是，這部由黨中央部署編輯的《紅軍長征記》，卻似乎在出版後60多年的時間裏，被曆史遺忘了……即便是許多“長征”史專家和專著，也隻是模糊地提到有這麽一回事情，比如解放後最早出版的“長征記”——1955年初版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麵軍長征記》，在“出版者說明”裏雖然清楚地說過延安時期確曾組稿編輯過“二萬五千裏長征”一書，但也沒有說清它的出版情況。

比對“哈佛燕京說”《紅軍長征記》

　　前文所述“《紅軍長征記》顯露哈佛大學”之說有如下要點：一、延安時期確實出版過《紅軍長征記》，由八路軍政治部宣傳部編印在1942年出版，是記載長征史實的最早書籍。二、這部《紅軍長征記》32開共412頁，上冊42篇下冊58篇文章，還有歌曲10首。

　　筆者查對手中的《紅軍長征記》上冊，不但可以證明以上說法基本無誤，而且還可以證實“哈佛之說”的出版緣由和編輯情況，除了個別字詞有誤外，內容完全符合實物上的“出版的話”和“關於編輯的經過”，特此摘錄：

　　……《紅軍長征記》一書（原名《二萬五千裏》），從1937年2月22日編好直到現在，已經五年半以上了，其間因編輯的同誌離開延安，而偉大的抗日戰爭又使我們忙於其他的工作，無暇校正，以致久未付印，這是始終使我們放不下心的一件憾事。現在趁印刷廠工作較空的機會，把它印出來，為的是供給一些同誌作研究我軍曆史的參考，以及保存這珍貴的曆史資料（近來借閱的同誌很多，原稿隻有一本，深恐損毀或遺失）。本書的寫作，係在一九三六年，編成於一九三七年二月，當許多作者在回憶這些曆史事實時，仍處於國內戰爭的前線，因此，在寫作時所用的語句，在今天看來自然有些不安。這次付印，目的在供作參考及保存史料，故仍依本來麵目，一字未改。希接到本書的同誌，須妥為保存，不得轉讓他人，不準再行翻印。

　　總政治部宣傳部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的話”）

　　此外，編者寫於1937年2月22日的“關於編輯的經過”稱：

　　一九三六年春上海字林西報曾有以下的話：“紅軍經過了半個中國的遠征，這是一部偉大詩史，然而隻有這部書被寫出後，它才有價值。”……現在這部破世界紀錄的偉大詩史，終於在數十個十年來玩著槍杆子的人們寫出來了，這是要使帝國主義的代言人失驚的，同時也是給了他一個刻苦的嘲弄。

　　編輯這一本書的動機，是在去年的春天，當時的計劃是預備集中一切文件和一些個人的日記，由幾個人負責寫，但被指定寫的人偏忙著無時間，一直延宕到8月，事實告訴我們不得不改變原定計劃，而采取更大範圍的集體創作，於是發出征文啟事，又從組織上和個人關係上去發展計劃中必需的稿件。

　　征文啟事發出後，我們仍放不下極大的擔心，拿筆杆比拿槍杆還重的，成天在林野，星月下鉛花裏的人們，是否能不使我們失望呢？沒有人敢說有把握的確信。然而到了月中旬，有望的氛圍傳來了，開始接到來稿，這之後稿子便是從各方麵湧來，這使我們驕傲，我們有無數的文藝戰線上的“無名英雄”！

　　到了10月底收到的稿子有200篇以上，以字數計，約50餘萬言，寫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來從事文化工作的，其餘是“桓桓武夫”和從紅角星牆報上學會寫字作文的戰士。

　　我們怎樣來采錄整理和編次這些稿子呢？我們決定以下幾個方針：

一、同一內容的稿子，則依其簡單或豐富以及文字技術的工拙，來決定取舍。

二、雖是同樣的內容，散在兩篇以上稿子裏，但因其還有不同的內容，也不因其有些雷同而割愛。

三、有些來稿，隻是獨有的內容，不管文字通與不通也不得不采用。

四、有些來稿雖然是獨有的內容，但了了百數十字，而內容又過於簡單平常，那也隻好割愛了。

五、來稿中除一些筆誤和特別不妥的句子給以改正外，其餘絕不濫加修改，以存其真。

六、編次的方法，是按著時間和空間。

此外關於統計等等，是依著命令報告各種日記和報紙匯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