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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的良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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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的良心(2)2007-03-11 06:50:12

(二)

記得文革後期的時候,有一位農民副總理曾當麵質問即將當權的某人有沒有良心,反而被某人搶白道: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我是最有資格講這種話的人。

常言說得好,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最有資格的人,不是某人,而是曆史老人鄭超麟。

《鄭超麟對八七會議史實的幾點看法》(載炎黃春秋1997年第8期)開篇就說: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寫道,在法國哈金森工廠,父親“開始了他生命中的一個巨大的轉折點”。當年曾和鄧小平一起住在木棚的王若飛、尹寬等人,生前沒有留下有關這段生活的回憶,於是和鄧小平在同一工廠勞動,同在牛棚吃住的鄭超麟先生,就成為鄧小平哈金森工廠“巨大的轉折點”唯一的見證人。

共產黨中不僅王若飛尹寬不寫自傳,老人家總設計師彭大將軍不到萬不得已也不寫,因為一是日理萬機,沒有時間,即便自己不寫,也總有別人來寫,還打破了頭,來賺稿費的。二是自傳這東西,不是吹自己,就得吹別人。說白了,就是沒有良心。

而且毛毛在書中還單單挑明了,鄧小平一生最不喜歡宣傳他自己。

可是鄭超麟的自傳不一樣,因為他這個人,從他一生的為人和自傳看起來,還比較的有良心,行文詼諧,不事吹拍,且惜墨如金。

例如他說他自己:十歲以前,我同其他的小孩子沒有什麽兩樣。一般愛玩,頑皮,好零食,講究穿衣服。看戲,聽故事,決不會是我特別的嗜好。

再就是說他開始是罵陳獨秀的:有一天,我借了一本流行的雜誌來看。這本雜誌名《新青年》,翻開第一篇文章是一個名陳獨秀的人寫的,題目忘記了,內容是關於孔子的學說之類。。。。但激惱我的,是文章最後幾句話。作者說:孔子之道不塞,民主之道不行,孔子之道不止,民主之道不流。“不塞不行,不止不流”,本是韓愈《原道》篇內對於佛老說的話,如今被人引來反對韓文所擁護的孔道自身了!上船日起,我第一次學寫日記。這日我寫了一篇很長的日記,大罵陳獨秀。

另外他說當時法國有兩個比較著名的兩個學生運動,有很多著名的中國學生領袖參加,可是他都沒有參加:這兩個運動,我都沒有參加,因為我不是“無產階級”,我是“小資產階級”,如曾琦或他的朋友所說的。

這樣誠實而不自吹自擂也不自我辯護的回憶錄,在近代曆史上是僅見的。

鄭超麟在他的回憶錄中,描述他在法國和俄羅斯留學的時候,很形象地記錄了王若飛,也多處提到尹寬,還包括熊雄、周恩來、劉伯堅、李石曾等等,可是單單沒有提及鄧小平。

等提及鄧小平的時候,已經是到了上海了。也就是在李維漢多年後的回憶裏,鄧小平已經升任為“中共中央秘書長”的了:

“我回上海後,全國各地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更加凶惡,更加擴大和深入。廣州暴動失敗,死了無量數的人,這個血債,中國無產階級是要索取的。我認識的死者隻有張太雷,他是這個暴動的總指揮,他參加了廣州群眾大會之後坐汽車回公安局來,不知這個暴動者司令部幾分鍾前已為國民黨軍隊占據了。白軍向汽車開槍,一彈射中太雷胸膛,登時死於車內。與他同車的國際代表,德國人紐曼,居然逃脫。”

“但上海,很奇怪地,那時幾乎沒有什麽恐怖。中央交通處張寶全和宣傳部黃婉卿結婚時,在老半齋請了幾桌酒,除羅亦農外,中央各部人員都到了,好像當初在武漢一般。彭述之夫婦剛從北京來,也赴這喜筵。他們頗驚訝。他們說:“在北京是沒有這個自由的。”他處也沒有這個自由。中央秘書處鄧希賢和俄國新回來的張西沅結婚,席設聚豐園,也是這般鋪張。為了張寶全夫婦喜筵,我們被會計處扣去幾元生活費,說:那日原是大家集資給寶全夫婦賀喜的。但鄧希賢夫婦喜筵,則我們生活費未曾被扣,據說是小鄧家裏寄錢來請客的。我自己也是那個時候結婚,但未曾請客,即是說未曾請黨內工作同誌吃喜酒。”

在這裏,鄭超麟沒有說多年的老朋友“小鄧”是中共中央的秘書長,也沒有說他是中央秘書處的處長,而隻是說他是“中央秘書處”的。

看起來,毛毛寫書說她父親在去廣西前就“擔任了中央秘書長的職務”以及在上海中央機關工作時有多危險多危險,多少是有點誇大其詞的了。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

有沒有良心,真是一比就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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