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暴的壽陽事件 ZT
(2007-03-12 01: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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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暴的壽陽事件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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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毛澤東發動了大躍進,喊出了“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趕美”的吹牛口號,不顧客觀經濟規律,製定了根本達不到的高指標,強迫全國人民完成。
中共山西省委緊跟中共中央,於1958年1月提出“鼓足幹勁,猛烈躍進”,要“徹底掃除一切消極、保守情緒”.
二月,省委召開了地、市、縣委書記會議,要求提前五年實現農業發展綱要,爭取十年“過長江”。生產指標層層加碼,浮誇風、瞎指揮滿天飛,興辦起奴隸製的“人民公社”,把農民的自留地、家庭副業、農村小商販、集市貿易,都當作“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取締了。
農業、輕工業下滑,糧食極度缺乏,市場供應緊張,財政赤字嚴重。誰對所謂的“三麵紅旗”有半點懷疑,誰就會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者。壽陽事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
事件始末
1959年10月,中共晉中地委委員王之一調任壽陽縣委第一書記。他上任伊始,就召開縣、公社、管理區、生產隊四級幹部擴大會議。
10月29日和11月16日又連續舉辦基層幹部和縣級黨員幹部整風訓練班,在“反右傾、鼓幹勁”的口號下,對當年糧食生產計劃再次加碼。
本來,由於深翻土地攪亂了熟土層,加上旱災,當年的計劃15840萬斤就難以完成。他反而向上級謊報:當年實產為22000萬斤。
其實,產量隻有11900萬斤,僅為上報數的一半。按原計劃,全縣當年應交征購任務9800萬斤,實際完成9363萬斤。
上交以後,全縣實際僅留2537萬斤。16萬壽陽居民,人均口糧僅有158斤,還不包括籽種、飼料。
王之一居然懷疑農民瞞產私分,認為農民家裏至少隱藏著1200-1500萬斤糧食;隻要挖出這部分糧食,就可以彌補因謊報產量而出現的虧空。
王不顧人民的承受能力,以興修水利、大辦工業和城市建設為由,決定在全縣集資100萬元。結果,各級官員又層層加碼,最後總計集資指標竟高達418.3萬元。
羊頭崖公社這年人均收入僅46元,而集資任務每人50元。上湖公社收入總計80萬元,給各村分配的集資任務卻高達百萬元。
於是集資有了新內容:糧油草菜蛋、金銀銅鐵錫、磚瓦石頭木也在可集之列了。
當然,“現金更得力”。一些生活日用品,如自行車、手表、縫紉機、座鍾、衣物、毛巾、肥皂,都列入集資的範圍。
宗艾村有一戶什麽也拿不出來,隻好把祖墳“獻出”。當時社會上流傳著“無產階級就是一鋪一蓋、一碗一筷,還有身上的穿戴;除此而外,其餘都是禍害”的民諺。
宗艾公社是王之一的“點”,是全縣八個公社中搞得最凶的一個公社。他們挖糧集資的花招最多,逼供的刑罰也最殘忍。群眾拿不出物資,幹部就派搜索隊強行搜家,翻箱倒櫃,挖地刨牆,私設公堂,拷打逼要。
公社辦公室主任王維,把學校一座二層樓上的教室,辟為鬥人場所,組織了一支130 人的專業打人隊。刑罰有二十多種,最常用的是推擁和升級。
所謂推擁,就是一群打手圍成一個圈,將“幫助”對象擁在圈內,推過來,推過去,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所謂升級,就是在桌子上放張凳子,然後放磚,讓“幫助”對象站上去,交不出東西就把凳子推倒,將人摔下,有的當場摔死。
據統計:該公社在運動期間摔死4人,鬥後死亡24人,鬥後自殺19人,畏鬥自殺16人,活活餓死24人,因缺糧造成浮腫便秘死亡69人,共計156人。
太安是宗艾公社的重點村,在王維的直接插手下,殺氣騰騰,烏煙瘴氣。全村952 人中,有121人被鬥,致死者達36人。
該村當年實產糧食66.7萬斤,征購任務竟達74.9萬斤,王維還要再加40萬斤。為了完成任務,王維等人以“抵抗統購統銷”,“對黨欺騙隱瞞”為借口,對農民嚴刑拷打,逼要糧食。
原任支書被打傷撤職後,指定了打人凶手梁某為新的支部書記,和學校教師蘇景雲等人狼狽為奸,操縱全村運動,同時還組織起40多人的打人隊。
社員趙義元夫婦,被他們捆起來摔打,打壞胳膊,打掉牙齒,口鼻流血,最後被逼上吊自殺。
在摔打副隊長張信時,將張幾次高高抬起,摔在地上,用拳頭猛擊胸部,抓住頭發在地上猛磕腦袋。張已奄奄一息,還大罵他“打死你,哪裏還在乎一個人半個人”,接著又是一陣腳踢,直至氣絕身亡。
蘇景雲將一個生完孩子剛滿月的婦女脫掉衣服,拉到院裏挨凍。一個幹部乞求,他竟慘無人道地吼叫:“不怕,凍死我負責。”僅他就親自打過86人,推打後死亡6人,畏鬥投井服毒死亡8人,新任支書梁某打過82人。
這年,宗艾公社在凹兒修建一座小型水庫,800 多民工都是離家在外,沒有什麽糧食可挖,但揪鬥打人之風還是十分猖獗。被鬥者達121人,致死10人。
這個工地上有一個專設的執法隊。一次,一個叫張四姐的婦女被摔打後,子宮出血不止。她央求說:“我還有一個吃奶的孩子”。但人稱“母老虎”的執法隊長任某某卻大喊大叫:“死一個算什麽,死十個也沒關係。”
還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勞動標兵王狗小,因勞累過度,休息時被“母老虎”發現後,活活摔死。二十多歲的民工任文厚被摔死後,水庫派人直接將屍體拉到該家墳地埋葬,父母想看一眼都不允許。
在“挖糧集資”運動中,死人事件接連不斷,縣委書記王之一卻說:“不要大驚小怪”,“死人不可避免”,模仿毛澤東的話說什麽這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聲稱“不能給群眾運動潑冷水”。他們經常在電話中三令五申:必須限期完成任務。因此,下邊蠻幹的人氣焰更加囂張,叫嚷什麽:“死人算什麽,死是他不願意過社會主義的關,把資產階級思想帶到棺材裏去啦”!
壽陽縣的“挖糧集資”運動,從1959 年10月底發動,到1960年1月結束,經曆三個月。全縣有11159戶被抄家搜查,24063戶被掠奪財產,3116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餓死349人,人民生活極度困難,民不聊生,疫病蔓延,牲畜死亡,人口外流,人心惶惶,全縣城鄉籠罩在一片紅色恐怖氣氛中。
中國大陸在1959-1962年間餓死4000多萬人。河南省信陽地區就達20萬人。壽陽事件中的死亡人數,雖趕不上這些“死亡大縣”多,卻活生生地反映出當時的中國老百姓是生活在怎樣的黑暗社會中。在中國五千年曆史上,這段曆史的殘酷程度是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