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餓神州遍野哀鴻的歲月ＺＴ

回首餓神州遍野哀鴻的歲月
作者：未詳

　　　　由於囿於吳家花園一隅，彭德懷並不了解全國的形勢究竟嚴重到了什麽程度。實際情形不是他設想的千萬人挨餓、餓死一些人，而是幾億人挨餓，餓死了大約兩千萬人。 　　一九六八年秋天，筆者被派到安徽省南部的一個部隊農場「接受再教育」，在最初的幾個月裏和幾位安徽籍的士兵同居一室。在談天中，他們分別將自己家中在那場饑饉中遭的災難告訴了筆者。每次談話當夜，筆者都根據回憶作了記錄，連續記了數日。為使後人對中國曆史上這慘絕人寰的一章有貼切的認識，現摘錄如下。

　　士兵甲：「五九年十一月左右，公社食堂開始沒糧了。幹部挨家挨戶搜查，翻出的糧食統統集中到食堂。不勞動的不得去食堂打飯。我父親是幹部（一九六八年時任大隊黨支部書記，當時職務不明）。我有四個妹妹，父親不太重視，七歲和四歲的兩個妹妹餓死了。死前幾天還能走動，隻說沒勁，後來突然口吐白沫，嘴緊閉，死了。我哥哥曾經餓得口吐白沫昏過去，抬到食堂，用筷子撬開嘴，灌米湯，才得救。」

　　「一個冬天隻吃菜葉和樹根。我當時十一歲，常常出去偷點東西吃，才沒有餓死。」

　　「偷東西的，抓到就打。村裏有一個小姑娘偷東西吃，被幹部把手指尖打爛了。當時，勞動的每天補助二兩米稀飯。有一個連長——生產隊長叫連長，大隊長叫營長——的弟弟，一天沒幹活，去食堂打飯，被哥哥看見，揍了一頓。當時的人都野了，還有打母親的。」

　　「生產隊裏死的人數目屬於中等，村子裏原來有七十多人，過了大半年，隻剩四十幾了。但現在又有八十多了，比困難前還多。」（中國大陸通常將一九六○至六二年稱為「困難時期」或「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作者注）

　　「我們小學是五九年十一月散夥的，第二年收上麥子後又複學，同學死了三分之一。這可不是說假的！」

　　「六○年的春天前、麥收前大量餓死人。麥收以後，幹部把糧食集中到食堂，社員不幹，偷，拚命吃，因為萬一被幹部發覺，吃不成。吃完了，餓了兩個月，趕上收稻子，社員炒稻子吃，還不敢弄出香味，否則幹部要發現．．．．」

　　「我們父母沒餓死，我才能當兵。有的父親或母親餓死的，即使是貧下中農孩子也不能當兵，怕有仇。」

　　士兵乙：「困難時，我家裏餓死兩個——妹妹、伯父。家裏原來有四個人，還有母親。隻有我一個人吃商品糧（非農業人口由國家配給口糧，稱為「商品糧」——作者注），一個月二十五斤半，其他人一天不足一兩。」

　　「妹妹餓死後，我本來從來沒有偷過東西，鼓起勇氣去偷，可是沒有經驗，被抓住了，還丟了一隻帽子。」

　　「有的人開始挖螺螄吃，丟殼。後來沒有吃的，又把殼找來，磨成粉未吃掉。」

　　「有的人餓得無力，擔水擔不動，喝下雨屋簷漏下的水，有毒的。」

　　「我們當時寧肯餓死也不討飯。有的地方就出去討飯。」

　　（筆者問他：「當時怎麽想的呢？」）「恨幹部，但不敢講，幹部要吊人的。」

　　（「有沒有人認為是共產黨不好？」）「也有一些。他們不知道這是壞幹部搞的，這次搞文化革命才清楚了。」

　　丙：「我們家鄉是旱地，可以種青菜、蘿卜。沒有糧食，拿蘿卜當飯，所以餓死的人比較少。」

　　「那時錢多得很，蘿卜賣五毛錢一斤。那時我們還隻有十幾歲，袋袋裏也總有幾十塊錢（相當於工人一個月的工資——作者注）。挑一擔蘿卜出去賣，幾十塊就到手了。」

　　（「怎麽花呢？」）「也買不到什麽，隨便就花了。那時大米三塊錢一斤（官價一毛左右），大人有錢就買米，我們就亂花。」

　　「其實那兩年打的糧食比現在還多，雙季稻，每季都有四、五百斤（指畝產）。幹部上報幾千斤，都交給國家了。老百姓家裏是空的。國家糧倉裏有的是。」

　　（「怎麽不去偷？」）「那怎麽敢？那時候老實。幹部要打的。」

　　筆者沒有向他提出當官的為何不開倉放糧這個他無法回答的問題，但卻知道離他家鄉不遠處有個和縣，一個小有名氣的地方。西楚霸王項羽在那裏自殺，遺下一處霸王廟。該縣還有一處「陋室」，唐朝名詩人劉禹錫曾在那裏寫下「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名篇。當時劉任和州剌史，相當於今天一個地委書記。他上任第一年，便遇上旱災，於是即向朝延奏明災情，請求開倉放糧，賑濟饑民，同時又組織百姓疏通水道，補苗追種。由於忙於公務致使自己的居處雜草叢生，他感觸萬端，遂寫下了那篇流傳千載的《陋室銘》。

　　自古以來，向朝廷及時報告災情，籲請賑糧是地方官的一大職責，中共不少幹部也是這樣做的。如作家趙樹理當時兼任山西陽城縣委書記，他請求上級撥來一批糧食，救活了不少農民。文革中趙被整死之前，有人到陽城搜集趙的「罪行」，很多人說「要不是趙樹理，我們早餓死了」，拒不與來人合作。但是，在饑饉來臨之前，毛澤東的「反右傾」運動早已將體察民情、敢講真話的幹部清洗了一大批，剩下的趙樹理們不過是漏網之魚，在兩千名縣委書記中是少數，這樣國庫有糧而農民餓死的慘事便不可避免了。

　　地方上餓死人本與軍隊無關，但由於「反右傾」搞得高級將領們人人自危，也不敢說實話。有一個省的軍區司令員一九六○年八月到省內一個縣裏去檢查工作，了解到該縣餓死了三萬多人，但他回到省裏卻不說。有人問隨該司令去那裏的一位處長為何不反映情況，那位處長答道：「首長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注１：見《羅榮桓元帥》第九三九頁。）

　　連不必對地方上死人負責的高級軍官尚且怕說了實話而蒙上「攻擊三麵紅旗」的罪名，地方官們哪裏還敢奏報實情！一個縣裏餓死三萬多人而不報告，中國曆史上也是罕見的。

　　一九七○年，一位安徽籍的知識份子、共產黨員，對他家鄉巢縣的情形作了如下的回憶：

　　「五九年秋天開始挨餓時，我祖父就拒絕吃東西了，讓他吃他就發脾氣。可他還要打豬草，喂一口豬。慢慢地不行了，躺在床上死了。七十三歲，本來身體好好的。有一口棺材，埋了。祖母要帶兩歲的小弟弟，吃一點，但也不怎麽吃。不行了，忽然想吃東西了。家裏隻剩一隻老母雞，她一下子全吃光，到夜裏靜靜地死去了。死了，放在門板上，隊長抬出去，扔在山溝裏了事。」

　　「我們有個親戚是縣委書記。他把我母親弄到縣裏工作，但她也隻能偶然給家裏捎一點豬糠、豆腐渣。父親渾身腫得不像樣子，進了大隊的『浮腫療養院』，才得以活命。」

　　「我十四歲的妹妹自己勞動，顧不了別人。九歲、七歲的弟弟顧自己還顧不過來，兩歲的小弟弟就無人管了。餓了，自己到鹹菜缸裏掏一根鹹菜吃。不久雙目失明，就更沒有辦法了，終於死了。」

　　「當時我在縣城中學讀高中，學校裏有吃的：有的家長餓得不行，想找在校的子女討點吃的，學校一既拒之門外。會客必須在校門外，嚴禁帶吃食外出。那時我天天夜裏失眠，擔心家裏再死人。奇怪，弟弟死時，我反而感情麻木了。」

　　「一次我從縣城回家，一路上就看到路邊上倒著好幾個死人，不少人是外出找活路的時候死在路上的。」

　　「到處都是破牆坍壁，有的人家死絕了。一般人家，出門不幾步，草就長到一人高，野兔子也跑到村裏來。」

　　「不少人是打死的。人吃不飽，冬天還要修水利。偷懶的要打，小隊長就拿杆子打，有的打倒了就再也起不來了。」 　　「偷東西的更是狠打。有一天，一個社員到食堂裏偷了四五斤連糠帶米的糧食，第二天早上查出來了，要吊起來打。他母親攬下罪名說是自己偷的，結果把她吊起來打死了。這個社員一家九口人，那一年餓死隻剩下他一個了。他現在結了婚，有三個孩子，每到過年過節都要痛哭一場。文化革命開始，社員把那個打死人的隊長捆起來遊行，嘴裏銜塊死人骨頭——當時餓死的人或者打死的人的骨頭。因為當時都沒有埋，骨頭都丟在那裏。倒也沒有打他，但遊到各處，有的農民用糞勺舀尿潑在他臉上。」 　　「當時幹部寧可讓你餓死在家中，也不準外出逃荒。公共汽車站、火車站都要公社證明，才能買到票。有個村子有戶三兄弟，其中一個拿著一張白紙在公社辦公室外麵轉，等管章子的人出去時，溜進去在紙上蓋個印就跑。然後寫上幾個字，算是搞到了證明。他流落到江西一處山溝裏，給人打短工謀生。幾年後帶著老婆孩子回來，發現兩位兄弟早已餓死了。」 　　「我們村裏食堂的灶頭常有外村步行逃荒路過的人歇宿、取暖。第二天早上往往發現人倒在那裏再也不動了。」 　　　讀到這裏，人們都會問：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 　　沒有準確的數字，都說「安徽人死多了」。一九六二年初李葆華接替下台的曾希聖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據說李向中央報告「非正常死亡人數為二百萬人（當時一律將餓死稱為「非正常死亡」）。筆者在安徽生活了一年半，深信這個數字不是捏造的。現以安徽東南部的滁縣地區為例予以說明。 　　　「一九六○年，雖然風調雨順，一派好年景，由於生產力受到嚴重摧殘，田園荒蕪，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據定（遠）、鳳（陽）、嘉（山）三縣一九六一年的統計，共少了四十多萬人。」鳳陽縣小崗村、「全村三十四戶，一百七十五口人，逃的逃，亡的亡，剩下十戶，三十九人。」（注２：安徽作家張萬舒著《故鄉人民的笑聲》第二十九、五十七頁。）滁縣地區北靠淮河，南近長江，東臨南京，津浦、淮南兩條鐵路貫穿，交通方便，外逃人數比較高，但由於當局不準外出逃荒，所以能設法外逃的不應超過人口減少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再考慮到外逃者有的在六一年已經回家，所以那三個縣在六○年減少的人數大約是五十多萬人。即使隻有百分之二十死亡，也應在十萬以上，平均每縣三萬餘人。

　　據一位進過安徽省勞改營的人說：一九六二年初，鳳陽縣還要修水庫。沒有勞力，便把他所在的一支二百餘人的犯人隊伍派到該縣的大小徐村。當時，那原有一百多戶的村子隻剩下了兩戶人家，共三個成人。那二百多犯人便分住在一百多所空房裏。後來，村子裏的一位中年婦女說出了前年（即六○年）村裏發生的事。全村四、五百口、餓死了一半，逃走了一半。村長夫婦藏了一些糧食，沒死也沒走。她是村長的親戚，受其照顧，也就活了下來。

　　那位幸存的婦人所說的餓死一半隻能算是大概，平均而言，定、鳳、嘉三縣一九六一年統計時所減少的那四十幾萬人中，很可能有三分之一即十五萬人餓死了。

　　滁縣地區的自然條件屬中等偏上，餓死人的情形與全省其他地區差不多。該地區另有滁縣、來安、天長、全椒等縣，而整個滁縣地區的農村人口不到全省農業人口十分之一。這樣，若按人口比例計算，全省餓死的人數當在二百五十萬以上。所以說李葆華向中央報告「非正常死亡」二百萬的數字應是可信的。

　　安徽死人問題如此嚴重，同該省當時出口了二十萬噸糧食也許很有關係。據文革中「原省委辦公廳無產階級革命派」即省委辦公廳人員編寫的《打倒黑霸王曾希聖》一書中說：「一九五九年冬，他（曾希聖）還背著中央，擅自出口糧食四億斤，以換取外匯。」該夥人編寫的另一本《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黃岩》（黃為安徽省長）也說，曾、黃兩人「背著中央擅自出口糧食四億斤，千方百計套取外匯」。

　　是否真的背著中央且擱一邊，隻說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表示為多餘的糧食犯愁時，曾希聖跟腔說過「我們擔心農作物的出路問題」。很可能他自以為糧食多得成災，自告奮勇出口，糧食部、外貿部批準了計劃。五九年全國共淨出口八十三億斤（四百一十六萬噸）糧食，安徽出口四億斤不算多。但也有可能曾、黃兩人「背著中央」另外又出了四億斤。

　　假如留著這四億斤糧，全省三千多萬人雖然一人隻能攤到十幾斤，但如果用於接濟缺糧最嚴重的三分之一的人口，那樣每人便有四十幾斤。再加上原來多少還有一點，那就可以挺幾個月到麥收，二百萬「非正常死亡」也許可以獲救。但也可能省國家糧庫的糧如士兵丙所說「有的是」，並不在乎賣了這四億斤糧，但問題就是沒有及時開倉放糧。

　　當年年底，中央召開工作會議，省長黃岩作檢討，把責任全都攬在自己身上：「安徽農村發生嚴重問題，主要在五九年冬和六○年春，但曾希聖五九年十月下旬就離職到外地養病不在家，發生問題的責任完全由我來負。」但文革中省委辦公廳揭發說，曾十二月十三日才去養病，那時問題已經發生，因此曾不能逃避責任。但是不管該誰負責，也不管問題如何嚴重，當時曾和黃都沒有丟官。闖下如此大禍而仍能護住烏紗帽，在中國兩千年曆史上不能不算是個異數。

　　再拿一九六○年的安徽和五六年的廣西作一比較。廣西的平樂、荔浦、橫縣等地，「向來是廣西省糧食產量高的地區，這些地區在一九五五年基本上又是豐收，隻有少數地方發生了插花式的災情」。但是從省委到平樂地委、各縣縣委，「不僅過高地估計了一九五五年廣西省的糧食產量，看不見或低估了一九五六年春荒成災的嚴重性，而且在下級幹部向他們報告了產量和災情之後，許多人還不相信」，於是「雖然有糧食、有救濟款而沒有及時地發放，以致輕災變作了重災，發生了災民大批逃荒和死亡的現象」。從五六年一月至四月，全省共有一萬四千七百人外逃，五百五十多人餓死。（注３：見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新強日報》。）

　　沒有資料足以說明一九五六年廣西餓死人的數字被縮小了。由於那時沒有公共食堂及五八年那種瘋狂行為，因此死人數字大大低於六○年應是事實。因為餓死了五百多人，從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省委書記、副省長（代理省長）郝中士，省委書記、副省長蕭一舟，到地委書記、地區專員、縣委書記，一批人受到撤職處分。可是到了六○年，也是頭年豐收，也是糧食，有救濟款而沒有及時發放，而安徽一省死的人即以百萬計，但省委、地委、縣委書記竟然一個個安然無恙，帽帶兒係得牢牢的，可見中共在這「三年大躍進」蛻變、異化到了何種程度。當時中央所以未拿曾希聖、黃岩二人是問，是因為中國有「法不治眾」的傳統。哪個省不在餓死人？整誰去？除非中央來個「總辭職」，整個把省長實在也不公平。一九五八年，毛澤東曾擔心死人的問題。他在武昌會議上說：「廣西死了人，陳漫遠不是撤了嗎？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注４：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武昌）如今真的死人了，他自然不再提撤自己的職的事。由於需要一支忠於自己的隊伍，他當然也不願處理那些應對死人事件承擔責任的幹部。

　　這大約也就是一九五九年彭德懷及一批受其牽連的「反對大躍進」的幹部被罷了官，而禍國殃民的躍進積極份子卻穩坐釣魚船的原因。

　　安徽問題雖然嚴重，但未必全國第一。至少可以說，甘肅、河南、山東諸省的情形與安徽都不相上下。

　　彭德懷在廬山被打倒後，不得不就毛給他栽的「軍事俱樂部的贓作澄清。他說，廬山會議之前他自國外訪問回國，總參謀長黃克誠向他「談了國內情況，提到有些地區嚴重，特別是甘肅情況嚴重」。嚴重到何等程度，沒有詳細的資料，但既然通渭縣一處就已餓死了六千多人，所以黃克誠說的「情況嚴重」肯定言之不虛。

　　這是廬山會議之前的情形。會後的反右傾、共產風一下子就把甘蕭推進了曆史上空前的大災難之中。這個災難大到什麽程度？一言以蔽之，到處都有餓死倒斃在路邊的人。當時晚間省會蘭州火車站外黑漆漆的，走路得小心，弄不好會踩著倒在那兒起不來的人。

　　一九八七年，《中國潮》報告文學徵文，麥天樞的《西部在移民》獲得一等獎。該文披露，一九六○年前後僅定西地區（隴中一帶）便「餓死近百萬居民」。對這件事，麥文一語帶過，未談細節。

　　另一作家沙青在其一九八入年發表的報告文學《依稀大地灣》中也寫了當時定西地區的饑饉。他未談死人總數，卻對細節作了實錄，正好可以用來對麥文作補充。

　　據沙青調查所得，同安微一樣，甘肅也是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之後的十一月，即「全國躍進浪潮日高夜漲」的時候開始大量餓死人的。榆樹皮、楊樹皮剝光了，連比黃連還苦的柳樹皮也都剝了吃光了（河北太行山區還隻是吃柳葉而已），被子裏的棉絮也扒出來吃了。人死了便被尚餘一口氣的人割了、煮了、吃掉。有的人甚至將外麵逃到村子裏的人殺了吃掉。更有人將自己尚活著的孩子殺了吃掉了。有一戶農家，吃得隻剩了父親和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一天，父親將女兒趕出門去，等女孩回家時，弟弟不見了，鍋裏浮著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灶邊扔著一具骨頭。幾天之後，父親又往鍋裏添水，然後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在門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這是沙青親聞的許多真實故事中的一個。

　　中共甘肅省委的機關報《甘肅日報》的記者張尚質是通渭縣人。那時，他回了一次家。「他看到了什麽？路邊、田裏，到處都是死人、屍首，遍地白骨無人收。他跑進自己的村子，村子慘不忍睹。他跑進家門，家中已氣絕三人。」通渭縣餓死加外跑的在十萬以上。一九七二年新任省委書記宋平視察通渭時曾痛心地說：「那麽多人餓死了。有的人跑到新疆去。老百姓吃的苦太多啊！」（注５：《海南紀實》一九八九年第八期第二十二頁。）所以，說通渭餓死四、五萬人大約不會過頭。

　　也許人們會問，當政的共產黨此刻在做什麽？難道官員們也餓死了？不，他們正忙於搞階級鬥爭，召開「千人鬥爭大會」、「萬人鬥爭大會」，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櫃、掘地挖牆搜刮糧食。「他們完全變成了一群野獸，把拿不出糧食的婦女，剝光衣服，用繩子紮起陰毛拉出去遊街示眾！」類似這樣的滅絕人性的惡行，據事後省委派去放糧、調查的工作組統計，竟有一百二十八種。

　　「要麽整死，要麽餓死．．．．有的人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糧不敢吃，有野菜不敢剜，有路不敢逃，隻能老老實實地餓死。」（注６：以上均引自《依稀大地灣》，《十月》一九八八年第五期。）

　　二十年的作家柔石寫過一篇小說《為奴隸的母親》，講的是窮人將妻子典當給財主當生育工具的事。現在是新社會，法律已不允許典當婦女，但這並不能禁止甘肅的婦女為救瀕於餓死的丈夫和孩子，跑到鄰省陝西再嫁，得到糧食送回甘肅家中。結果製造的悲劇同四、五十年前一樣；幾年後婦女在「後夫」家留下親生骨肉，返回老家，而那為「後夫」生下的孩子從此便失去了親娘。也有一些甘肅婦女，譬如有鐵路穿越其境的甘穀縣的婦女，很方便地到了較為富庶的關中鹹陽的平原地帶，便再也不肯離開了。饑饉後，老家男人找到了她們，可是她們沒有回甘肅。在「前夫」家生的孩子盼不回親娘，結果也還是悲劇。

　　一九三○年底，共產黨員柔石被國民黨抓去處死，沒能眼見自己為之獻身的新社會的誕生。他若能多活三十年，看到共產黨執了政，竟然也有「為奴隸的母親」，真不知會作何感想。

　　據說，當時中央開會，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曾做過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對甘肅第一書記張仲良說，若甘肅缺糧，陝西願支援一些，但張仲良卻硬充胖子，反說若陝西缺糧，甘肅可支援他們。甘肅省省長鄧寶珊是一九四八年底代表傅作義與中共談判和平解放北平的前國民黨將領，有職無權的花瓶。他去農村視察後，唯一能做的隻是「如實地向省委反映了情況」而已。他的權力還頂不上省委一名書記處書記。當周恩來聽說甘肅有饑荒，打電話給甘肅省委詢問是否需要中央調撥糧食去的時候，省委書記處書記何承華竟然在電話中欺騙周說甘肅農民連大餅油條都吃不完。但畢竟紙包不住火，甘肅餓死人的事傳到了北京。於是中央監委副書記錢瑛帶了一個工作組到甘肅調查災情，「發現實際情況同省領導同誌介紹的完全相反。那裏的困難．．．．是由於某些領導人肆意弄虛作假，騙取榮譽，不關心群眾疾苦，徵收過頭糧所造成的。同時，還發現某些領導幹部對敢於講真話、提意見的好同誌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製造了一批冤案、錯案。」（注７：引自《憶錢瑛》一書。）錢立即向中央告急，請求撥糧救災。賑濟災民的糧食是運到了，但是已有一百三十萬人餓死，約占當時甘肅人口的十份之一，比安徽死亡的比例還高。這個數字是在文化革命初期披露的。大躍進時代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因其製造的災過於嚴重，一九六二年被撤職。六五年夏天，他又獲任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一年後，文革爆發，由於他新來乍到，尚未來得及做什麽事，江蘇對立的兩派組織都認為他在江蘇沒有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因此省委書記個個要打倒，唯獨不打倒他，並擬定他為「革命幹部」的代表。甘肅造反派聞訊，立即派人到江蘇，一定要將他揪回甘肅，因為「張仲良欠了我們甘肅人民一百三十萬血債」。結果醞釀中的江蘇新生的革命委員會裏，「革命幹部」的代表便由張仲良換成了正在勞改掃地的彭衝。

　　一百三十萬這個數字應是可靠的，因為文革初期「揭發」出來的當權派的「罪行」，材料往往是由省委、省政府內的幹部提供的，而且當時未見有與造反派對立的組織出來否定這一數字。估計這是當年批判張仲良時官方估定的甘肅省死亡人數。

　　甘肅第一書記張仲良曾經是一個長期為中共出生入死、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革命者，但他在甘肅留下的卻是千千萬萬家破人亡的饑民和無數淒慘的人間悲劇。作孽至此，即使過去功勞再大，也該如諸葛亮斬馬謖一般，揮淚斬之。但中共卻不按此邏輯辦事。當時的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接替張任甘肅第一書記汪鋒聯名寫過一篇文章，說「五十年代未，甘肅受『左』的錯誤的危害是非常嚴重的。」習還寫過一篇文章紀念張仲良，他這樣寫道：「五十年代未，他在甘肅擔任省委第一書記期間，由於受當時『左』的思想影響和主觀主義作怪，犯了浮誇冒進的錯誤。但他勇敢地擔責任，多次進行檢討．．．．」（注８：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

　　從這些文字我們可以知道，大躍進的積極份子怎麽幹都行，錯了作過檢討，換個地方，省委書記還可以照當。而「右傾份子」如湖南省第一書記周小舟則徹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這是毛澤東時代的一大特徵。（當時也抓了一些低級幹部，如通渭縣十七名縣級幹部、三十九名公社幹部，因製造「非正常死亡」的罪惡過於嚴重而被捕入獄，但兩年後又都獲釋，恢複了名譽和職務，好像他們什麽惡事都沒有做過，抓他們是冤枉了。）

　　與甘肅為鄰的青海也是「主要負責人」（應指第一書記高峰）「左傾蠻幹」（劉瀾濤語）而問題格外嚴重的地方。一九六○年中共成立各大地方局，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向總書記鄧小平要求派年僅四十三歲的公安部副部長王昭去任第二書記兼省長。「王昭同誌到達青海時，正是春耕大忙季節。但是從湟水之濱走到黃河兩岸，地裏看不到人跡，村裏看不見炊煙，一片荒涼肅疏景象。」王即向中央報告，「要求中央火速調撥糧食，先把人畜死亡的問題煞住。」（注９：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

　　青海死了多少？連大概數字也無從知曉。我們隻知道王昭反左道而行之，將牲畜分到戶，擴大社員自留地，將前任在牧區開墾的草原還牧，又大力查處幹部貪汙索賄的案子，終於在較短時期內煞住了人畜死亡的問題。

　　錢瑛有功於甘肅，王昭有功於青海，可是文革中兩人均被投入監獄並死在那裏，成了毛澤東極左路線的犧牲品。

　　河南，這個一九五八年創造了人民公社的地方，當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莊稼爛在地裏未收到手，五九年又減產四十多億斤。以後因農民饑餓無力種田，第二年又大幅減產，農業產值下降三分之一。（注１０：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人民日報》。）聯想到楊獻珍所說的五八年底就已經有人餓死的情況，四千萬農村人口中餓死的不會少於安徽。

　　當時河南有幾個所謂「事件」，其中「信陽事件」指的是信陽一個地區就餓死了近百萬人。為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工作了十年的張文才說，那時「有的地方甚至餓殍遍野，總理為此憂心如焚」。信陽必定是那些「地方」之一。由於河南省上報的一九五九年糧食產量超出實產的一倍，於是省裏拚命搜刮農民的糧食。過去農民跟著幹部鬥地主，將地主吊起來逼他們交出埋在地下的財物，如今農民也被吊起來，被逼著交出「私藏」的糧食。從五九年十一月（全國大饑饉的起始時間）到六○年七月之間，信陽地區在追逼糧食的過程中拘留、逮捕了一萬餘人，其中七百人死在拘留所和監獄。（注１２：蘇曉康著《烏托邦祭》第三九○頁。）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牲口飼料糧被悉數劫掠而去，地委第一書記又「限期消滅外流」，農民無處可逃，隻剩下了餓死一途。

　　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就出在河南信陽地區，餓死人信陽也是第一。事後中共信陽地委向中央報告說，截至一九六○年春，正陽縣餓死八萬多人，新蔡縣餓死近十萬。而遂平縣那個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山查〕岈山人民公社餓死了四千人，占此公社總人口百分之十，其中最嚴重的生產隊死了近三分之一。（注１３：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信陽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轉引自謝春濤《大躍進狂瀾》第二○三頁。）

　　作家白樺是信陽人，他說當時「一個村落一個村落的人被餓死」，正是事實，因為僅與正陽、新蔡兩縣相鄰的息縣就死絕了「包括少數外逃）六百三十九個村子，死亡十萬人。（注１４：見蘇曉康著《烏拜邦祭》。）

　　那時，白樺作為右派份子，在上海郊區一家工廠勞動改造，同居一室的一位工人恰是他的同鄉。那工人自信陽探親回來後，對他講了如下一段話：「我剛從咱們家鄉回來．．．．俺家裏的人都餓死光了．．．隻剩下俺姑，她的兒子也死了．．．．她咋活下來的呢？．．．．有一天夜裏，一隻餓得隻剩兩張皮的豬衝進她的院子，她連忙關上門，一棒就把餓昏了的豬敲死了，連夜剝了那頭豬，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來挖出一塊燒燒吃。她不敢給她那個五歲的孩子吃，怕他說出去。一說出來，村子裏還活著的人就會衝進來和她拚命，會打死她，要她把豬肉拿出來。她眼睜睜地看著兒子叫著『餓呀！媽媽！餓呀！媽媽！』一直到死．．．人變得那麽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隻能這樣。」由此推斷，在這「信陽事件」中，信陽地區十多個縣中有百萬人餓死的說法絕不誇張。

　　信陽地區餓死那麽多人，省民政廳辦公室主任從信陽調查後回到省會鄭州，向廳長及省監委書記呼救，可是上司毫無反應。他決定赴京向中央麵陳災情，可是剛到火車站就被上司派去的人截住，終於沒能去北京。

　　那些官僚們為了護住烏紗帽，一是堵，封鎖消息；二是賴，堵不住就賴，將罪惡賴掉。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信陽地區委員會向中央報告，「把該地區發生的糧食嚴重減產和大量餓、病、死人的現象，一概歸之於壞人當權和地主封建勢力的破壞，因而提出．．．．打倒反革命複辟勢力的做法」。（注１５：《中共黨史大事年代》第三一○頁。）信陽地委用「階級鬥爭」掩蓋他們嚴重失實，諉過於「壞人」、「反革命」，這倒不奇怪；令人驚訝的是中共中央竟肯定了這份報告，並轉發各地，指示「全國三類社隊都應照此執行」，足見直到無數農民餓死之後，中共仍未清醒過來。

　　河南二百多萬人餓死（事後河南省委向中央報告的數字）（注１６：見《烏托邦祭》第一五三頁。），信陽地委及下屬幾個縣的幹部統統撤職，還槍斃了其中幾個罪惡最大的，人是抓了不少，從地委書記一直抓到生產隊長，但作為罪魁的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卻得以從輕發落。他自己倒明白：「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大得很．．．．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辱（辱應為戮為誤——作者注）」。（注１７：引自蘇曉康著《烏托邦祭》。）可是，廬山會議反右傾，他是堅定的毛派，所以不僅砍不了頭，連烏紗帽也丟不掉。他隻被降了半級，調任中共中南局書記處書記。同坐牢，被槍斃的地委、縣委書記比，真是便宜了他。

　　一九六一年初，毛澤東的秘書、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田家英的一位朋友陸石自信陽去看望他，告訴他說：「群眾寧可自己餓著，也沒有去動一粒國家倉庫的糧食。他們對我們黨和國家的忠誠真稱得上是『動天地而泣鬼神』，可那裏的領導幹部在幹些什麽喲，簡直是作孽！」田家英表示讚同，說：「中國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

　　中國老百姓可惜過於好了，要是他們「壞」一些，在餓得走不動之前就聚眾去搶糧庫，不是可以免於餓死了嗎？國家所以要建糧庫，不就是為了備荒，不就是為了在饑饉發生時賑濟人民嗎？千百年來，每逢災年，官府就要設「粥廠」救人，雖說四處有貪官，那些粥廠活人無數卻是事實。可是如今數以百萬的百姓瀕於餓死，「領導幹部」就是拒不開倉放糧，擅自放糧的則撤職查辦。在這種情形下，人民自然有理由去搶。寧可餓死而不去搶被那些「領導幹部」把持的糧庫，實在是過於老實了。

　　當然，說中國老百好或許並不過份，這裏有個雖不「動天地而泣鬼神」但十分動人的故事；

　　一九六○年某日，國防科學委員會主任聶榮臻元帥讓全國各大軍區司令員同時接聽他的電話：「我以革命的名義向大家募捐。我們的科學家，我們的火箭部隊正挨餓，有的已經斷糧．．．．」隨後不久，他飛到新疆，到達羅布泊沙漠的核試基地時。這時，兩火車車皮募集來的食物也運到了。

　　當時沙漠深處一個核試物理實驗室已經斷糧，正靠獵捕黃羊度日。第二天，運糧車即開往沙漠中的實驗室。當車子駛進沙漠邊緣的一個村子時，骨瘦如柴的小孩們圍上來乞討食物。車子一停，大群衣衫破爛的饑民蜂擁而至。戰士見來人要搶糧，立即將子彈推上槍膛。押車的軍需處長大喝一聲「不許開槍」，他們幾乎搶光了他的糧食和乾菜。

　　饑民散後，處長正在哭泣，突然人們又從巷子裏擁出來，低著頭默地把方才搶去的一袋袋糧食、一捆捆乾菜全數送回，堆在車前。其中一人手托一隻包裹，跪在地上說：「這是解放軍的救命糧，是沙漠裏幾十條人命．．．．大軍，我有罪．．．．」原來那包裹上有著一位物理學家寫的幾行字：「老鄧，獲悉你們已斷糧。捎去．．．．」（注１８：見河北省《長城文藝》一九八九年第十一期。）

　　中共的官方輿論至今仍讚頌當年寧可餓死也不搶糧的農民。譬如一九八七年安徽出版了一本《法官軼事》，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兼法製委員主任題書名，省高級法院院長審稿並撰寫序言。該書中提到一九六○年餓死的農民時這樣說：「群眾在饑餓和死亡線上拚命掙紮，任憑饑餓奪去了生命，仍然安份守己，不做違法的事，確實堪稱為偉大的公民啊！」

　　無數農民「安份守己」地餓死了，這是毛澤東製造的最為可歎的人間悲劇。在家老老實實餓到死，就是「偉大的公民」；不甘餓死而去搶糧的，就是「壞人」、「暴徒」。這就是當局執政者的邏輯。

　　為安份守己地默默餓死的農民唱讚詞的，不止是田家英和那位高級法院院長，連彭德懷都是這麽看的。一九五九年六月，彭曾在中南海說：「如果不是黨中央、毛澤東同誌的威信高，就會發生匈牙利事件，要請蘇聯紅軍來。」（指協助鎮壓民眾——作者注）不久，他乘火車赴廬山，途中又對人感歎道：「如果不是中國工人好，農民好，可能要請紅軍來。」他顯然認為農民被政府折騰得流離失所、瀕臨餓死而不造反就是「好」。要是造反，那就不好了，他是要鎮壓的。隻是他擔心他統率的「工農子弟兵」對付不了造反的工人、農民，遂產生了請蘇軍來鎮壓的念頭。可見即使明擺著是官逼民反，他也是站在官那一邊的。他愛護關心人民是真，但一旦人民與他效忠的黨發生衝突，他還是要站在黨那一邊的。他為人民「鼓了嚨胡」，但當黨不容他為人民說話時，他立即認錯，寫檢討，將嘴閉上。人民沒有得救，他自己也沒能逃脫厄運。「彭大將軍」的悲劇正根源於此。

　　不安份守己的人也有。譬如安徽有一位小學教師，一九五八年因「右派言論」被開除，押送原籍鄉村監督勞動。他於一九六○年十二月以「江南農人代表石山」的化名給毛澤東寄了一封信。信中說：「山上，河裏的草根都吃盡了。」「我們同是中國人，我們決不是有意與你為敵，隻要你把我們農人當人待，把糧食標準放寬點，大家一天兩粥一飯能吃飽，不論農活怎樣重，我們都願跟你過下去。如果你不及時扭轉這一傾向，到時休想我們不聽話。」「我們主張的是：耕者有田，農家有權，誰種誰收，留售自由。誰敢剝削農人的血汙，我們堅決不答應。」可惜，這樣的信照例被公安部門扣住，沒能送達毛的辦公室。

　　當時，搶糧的事生過一些。譬如一九六一年二月中旬，賀龍、羅榮桓兩元帥到福州軍區檢查工作，軍區一位領導人向兩位元帥報告過某地一位農村黨支部書記帶領一百多人去國家糧庫搶糧的事件。作家張一弓寫過一篇《犯人李銅鍾的故事》，講的是一件真實的事：河南省某村四百九十多人斷糧七天，黨支部書記李銅鍾與其任糧站主任的戰友（兩人均因在朝鮮戰場受傷殘廢而回鄉）合夥，先斬後奏，「借」走糧站五萬斤糧給鄉親救命，而後自首投案。但就全國而言，這種事情極為罕見。

　　當時，對整個共產黨政府絕望了的人已經出現。如海軍航空兵某部飛行員楊德才，他在一九六○年一月初對其他飛行員說：「現在都餓死人了．．．．不信到台灣沒有出路。」三天後即駕駛一架米格十七逃往台灣，開了中共建國十年首次駕機叛逃的先例（但因超低空飛行墜海而未遂）。

　　就總體而言，那時人民還隻是痛恨下層的中共幹部，總相信共產黨不會任人餓死不管。如湖南省郴縣一位青年女工劉桂陽，回農村時見到父母沒有吃的，憤而跑到北京，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北門張貼了十幾條「消滅人民公社」一類的標語。而後走到警衛跟前，請他們轉告中央，派人下去了解農村情況。寄希望於「中央」，這是多數人「安份守己」而不造反的一大原因。實際情況是，「中央」在毛澤東控製下，還在發躍進燒，「不知道或不相信」無數農民正在瀕臨餓死，饑饉自然就無法遏止了。

　　安徽、甘肅、河南是三大災難省，其他地區如何呢？

　　山東的情形比河南好不了多少。羅榮桓元帥一九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在政治學院的講話提到，「在山東，農村勞動力減少了百分之二十，牲口由六百萬降到二百萬。許多土地荒掉了。（注１９：《羅榮桓元帥》第九三八頁。）

　　山東的實際死亡人數，因材料不足無法估計，僅有兩個小小的例子以資參考：

　　在彭德懷蝸居的吳家花園，有一天，從山東來了一老一少母女倆——他們是步行乞討了一個多月才來到京城的。那母親一見到彭的一位警衛戰士就哭喊道：「兒呀，你爹和你兄弟都餓死了。全村人把樹葉都吃光了，都逃出來了．．．．」

　　甘肅省委工業交通部部長張北華是山東人，一九六○年他的侄兒自山東去甘蕭告訴他，他的父親是餓死的。張因為五八年曾向省委寫信，批評大煉鋼中的問題，廬山會議後一度成為省委內的批判對象，可能因此而顧不上在老家的父親。連這位高級幹部的父親都餓死了，山東的普通農民餓死了多少就可想而知了。

　　山東當時的農村人口近四千萬，若羅榮桓所指的勞動力的減少完全是由於餓死，而且勞動力死亡數與農村人口的死亡數成正比，那麽山東餓死的人數應為七、八百萬。但考慮到有些勞力被調往工業界，有些逃荒去了東北、內蒙古，可以將山東農村勞力的滅少低估為其中隻有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餓死，其餘外逃存活。這樣算來，山東農村餓死了百分之四、五，即一百五十至二百萬人左右。這也是下限，實際死亡的人數應超出此數字。

　　山東的第一書記舒同是個一流的書法家，搞政治卻是未流。他很快就不得不為山東的「非正常死亡」問題承擔責任下了台。而安徽的曾希聖卻官運亨通，兼了山東的第一書記，盡管曾造的孽並不比舒少。

　　貴州山區俗稱「地無三裏平，人無三分銀」，經濟落後，人民貧窮，可是縣委書記們一樣要「放衛星」。為向上交賬，便對農民橫徵暴斂，奪走他們最後一點口糧，其中以思南、餘慶、印江三縣為最甚。農民們麵對動不動就捆人、捕人的政權，隻能任其擺布。一九六○年初，三縣農民相繼斷糧。活下來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夏收，不料當年天旱，夏收無著，更多的饑民成萬成萬死去了。一九七○年春，清華大學一個畢業生從北京來到貴州山區的一家小工廠工作。他的頂頭上司、車間的黨支部書記告訴他：他兄弟一家、叔伯兄弟數家，都是全家死於那場饑饉，無人幸存。

　　一九六○年冬天，中央有人去貴州，劫後餘生的農民攔路呼救，這才驚動上麵。中央監委派了工作組到了那相鄰的三個縣份。第一個縣的縣委書記被槍斃後，另兩個縣的書記隨即畏罪自殺，自行了斷此一大案。

　　貴州死人，也是全省性，並不止於東北部那三個縣。一九六八年，上海複旦大學一個畢業生到貴州西北部的金沙縣工作，那裏的人們告訴他：在「困難時期」，該縣幾乎家家死人，全縣大約餓死了四分之一。在中共的「革命聖地」遵義，筆者知道有戶人家，全家八、九口人，隻有一個活過了那場饑饉。所以估計全省餓死了大約百萬人以上。

　　甘肅、河南、山東、貴州等省自然環境較差，經濟脆弱，經不起大躍進的折騰，那麽「魚米之鄉」如何呢？

　　一九六○年底，湖北省長張體學打電話到北京，對他的紅安縣老鄉、副總理李先念說：「李副總理，你就是砍我腦殼，也要給我兩億斤糧食！百姓們沒法活了。」李先念沉默了半晌才開口：「你就是砍了我腦殼，我也拿不出兩億斤糧食．．．．」（注２０：見所國心、董濱著《兩百個將軍同一個故鄉》。）李拿不出糧給故鄉，湖北的百姓怎樣熬過這場饑荒？既然五九年春天廬山會議前湖北就已經餓死了人，六○年餓死的自然就更多了。

　　同年，陳毅元帥路過南京，將江蘇省長惠浴宇找去問：「人民公社究竟好不好？你們江蘇究竟死了多少人？」惠雖為陳的老部下，但省委早已在內部對此統一了口徑，惠也就沒有對陳毅說實話。陳回到北京後，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感歎：「在下麵跑了幾個省，也不敢說老實話。」「江蘇的惠浴宇含糊糊，還是廣東陶鑄說了點老實話。」

　　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批評過江西省委吹牛：「江西現在還講去年增產百分之六十七，這是脫了外褲，留了襯褲。」彭德懷下台了，江西的牛皮也很快吹破了。一九六○年冬，朱德到了江西，來到他和毛澤東當初打江山時呆過的永新縣，也即他三十年前與紅軍戰士一起挑糧上山的地方，見一戶農民吃的隻是紅薯葉子，便對陪行的永新縣委書記說：「今天人民在吃紅薯葉，我對不起永新縣的鄉親們。」說罷拿起一隻碗，也盛了一碗紅薯葉。

　　國務院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於一九六○年春天回到福建長汀老家，發現幹部到處在說假話，公社食堂無米下鍋，社員吃的多是煮青菜。六一年初，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帶工作組到閩西，發現「大片土地荒蕪，大量牲畜死亡．．．．非正常死亡相當嚴重」。可是當地黨的負責人非但不負責，反說是「階級敵人混入內部進行破壞」造成的。張複查了一九六○年逮捕、判刑的全部案件，結果發現那些「階級敵人」絕大多數是因缺糧而偷竊或私宰豬牛、對社會不滿發了牢騷的老百姓。（注２１：《人物》一九八二年第三期第十四、十五頁。）

　　四川是「天府之國」，也大批餓死人，主要原因是徵收過頭糧。譬如仁壽縣，縣委書記為了向上級多繳糧食邀功，把全縣的公社幹部召到縣裏開大會。會上將公社幹部一個個輪流叫上台，讓民兵抽打，逼問「把糧食放到哪裏去了？招！」幹部們吃不了皮肉苦，隻得胡亂報過地方，說藏了多少糧食。於是電話即打回去搜查。搜不出來也得繳糧，農民隻有將僅剩的一點口糧繳出去，結果便是餓死。

　　四川雅安地區「非正常死人」人數太多，省委下令將榮縣縣委書記姚清逮捕，判刑八年。縣裏科局長全部撤換，並將一百七十名公社社長、書記一級的幹部捉去坐牢，頗有點像當年齊威王捉阿大夫去下油鍋。隻是「死者長已矣，存者且偷生」，即使榮縣書記下了油鍋也無法使數萬餓死的農民回生了。

　　湖南省死的人比不上安徽、河南，但有些地方情形也相當嚴重。淑浦縣向家堖村，附近山上光禿，無野果可采，人們隻有乾等著餓死。一百多人的村子死去了一大半，青年、壯年幾乎死光。一位青年一九四九年從該村參軍，六○年回家探親，發現父母已經餓死，村裏沒剩下幾個活人，當即憤而自殺。

　　劉少奇在一九六一年四月回湖南寧鄉老家做調查時，盡管幹部做了手腳，例如通往他家鄉人民公社機關的路旁的梧桐樹的樹皮已被饑民剝了吃掉，幹部便在樹杆上塗上黃泥，再用稻草裹住，還是有農民告訴他，枯木衝（村名，劉的老家叫炭子衝——入者注）餓死了「一、二十個」，「跑了」十幾個。聯想到劉少奇姐姐的兒子都餓死了，我們便可以估計，湖南全省餓死的人不會少於幾十萬。

　　劉少奇回鄉之前，他的老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謝覺哉一九六○年也回過一次寧鄉縣老家，除發現全縣大樹隻剩了三棵外，便是看到了公社社員沒吃的。可是縣裏幹部卻興衝衝地向他報告：要大辦養豬事業，準備養二百萬頭豬。謝當即不客氣地打斷他：「這聽來有點荒唐，人都沒得吃，哪兒來這麽多飼料喂豬？」可以設想的是，要是各縣的大人們把人民的死活放在心上的話，湖南死的人本不會那麽多的。

　　毛澤東可能不知道他的家鄉餓死了那麽多人。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一九六○年代是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第一書記。六○年他曾一度下放到毛的老家湘潭兼職任中共湘潭地委書記。那年冬，他回北京向毛匯報情況，在見毛的前一天晚上，為了是否將餓死人的真實情況告訴毛這一點，他在自己的書房裏抽煙、踱步，思想鬥爭了一夜，到最後他也沒有把真相完全告訴毛。

　　廣西環江縣，一九五八年放的高產衛星全國第一：水稻畝產十三萬斤。縣委書記洪華出身於一個農民家庭，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驗收時他被安排招待北京去的客人，那邊則有人挑著著子繞著地頭轉，轉一個圈過一次秤，計的數也是亂寫的。《人民日報》打電話去申明拒發此消息後，洪便說不要搞了。但在場指揮的地委書記賀易然則說，《人民日報》不登，《廣西日報》登，於是隆重地拍了電影，上了《廣西日報》。結果《人民日報》還是在九月十八日登了這一則畝產十三萬斤的消息。過了不到兩年，饑荒席卷大地，環江縣一下餓死數萬人，省裏要抓人頂罪，將此時已升任地委書記處書記的洪華揪到環江，鬥了一通後判處五年徒刑，投入了監獄。那位賀書記則照樣做他的官。六六年春，洪刑滿釋放在勞改農場原地就業，不久文革爆發，賀、洪均挨了鬥。洪沒有捱到頭死了，賀卻因文革中受了「迫害」反於文革後升官當上了省委書記。

　　廣西各縣餓死人的數字，在文革初期各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鬥爭時曾被機關幹部揭發出來，大致都以「萬」計，可惜當時沒有人記載保存下來。

　　廣東德慶縣，自然條件不壞，一九六○年竟也餓死近兩萬人，縣委書記尚屬幸運，僅被撤職而未蹲班房。

　　以上所提餓死的全是農民，還有一批人是不該不提的，那就是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的犧牲品，特別是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以及五九年因「攻擊三麵紅旗」而獲罪的那一大批人。

　　西北民族學院畢業的回族青年沙雲青，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以後他與幾位朋友「議論」「大躍進」，又成了反革命，六○年被判處十五年徒刑。在那座青海某地的監獄裏，「和他關在一起的『政治犯』們，大多是專家、學者、教授，憂國憂民而因言獲罪。他在那裏拜了許多老師，跟著學文學、學科學、學馬克思主義。後來，他的老師一個又一個悲慘地死去。二十五個人的大牢裏，隻剩下兩個人，餓得皮包骨．．．．．」（注２２：翟禹鍾、梁勝明著《絲路潮》。）同牢中僅兩個人有幸活過那場饑饉，沙雲青是其中一個。他一直在那監獄中呆了十八年，最終獲得平反，活著出了牢房。

　　在青海某勞改農場裏：「缺糧，嚴重的缺糧。勞動，依然是繁重的勞動。許多犯人先後死去了。」「新來了一個大學講師，也是右派。斯文、白析．．．．沒過幾天，人不見了。怎麽找，也找不到．．．．（另一位右派、工程師）黃治中找到了他．．．．在戈壁灘上。他餓死了。瘦瘦的身驅緊貼在沙灘上。」（注２３：蕭複興者《柴達木傳說》。）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青海省各處的勞改勞及監獄裏究竟死了多少我們民族可貴的人才已難以統計。但有一位萬幸在那裏活下來的女性多少知道一些。

　　「胡風份子」任敏，一九五五年與其丈夫、複旦大學教授賈植芳一同入獄。她於一年後被釋放，旋被發送青海工作。但又被告發說攻擊過偉大領袖毛主席而再度入獄。大饑饉時，她在牢房裏的任務是往外搬死屍，每天都有餓死的囚犯要往外抬。

　　「北大荒來真荒涼，又有兔子又有狼。」一九五八年之後又添了成千上萬的右派。幾年前有部電影《智取華山》，曾經風靡全國。其導演之一巴鴻便是北大荒的勞改右派之一。因有文藝演出特長，用得著也就餓不死。他與另外幾名演員的勞動任務是挖墳坑，定額每人每天挖三個。不過，說每天都有一、二十人餓死，那也有點誇張，因為有些坑是為天寒地凍的冬天準備的。

　　離北京不遠的清河勞改農場似乎並不比北大荒強。據在那兒幸存的右派作家從維熙回憶，農場的墓地裏，「墳連墳地連成一片，裏邊埋的淨是餓死鬼。」那裏的死者比北大荒的死者稍為幸運一點：在運往墳場的路上有口無底的棺材罩住屍身，盡管入坑時同北大荒的死者一樣是光身的。從維熙未提及清河勞改農場共餓死多少人。另一位也是從北京去的「右派份子」吳弘達則大致數過犯人墳丘的數目：「大概有五、六千，或者是三、四千？一個土丘，一個生命。」

　　死者當然都有名有姓，但可以追尋出姓名的卻不多。以下是因為稍有名聲，當年死於勞改農場，平反後被人提及的幾位右派份子：自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歸來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副教授費明君，死於青海；從海外歸來的中央歌劇院合唱指揮莫桂新，死於黑龍江興凱湖；自台灣赴大陸的美學家呂熒，死於河北清河；自香港歸來的作家、上海民樂團團長陳歌辛，死於安徽。

　　人們就這樣死了。專家、學者，他們是「右派」、「反革命」，本來就是待消滅的對象。他們死得沒一點動靜，社會無一點反應。「黨的喉舌」控製著全部新聞媒介，在那監獄和勞改場之外，誰也不知道中華民族的精英在無聲無息地倒下，「輿論一律」的妙處正在於此。

　　誰都要問，當時究竟餓死了多少人？

　　這個問題恐怕永遠無法弄清。據劉少奇夫人王光美說，一九六一年四月和五月上半月，她隨劉在湖南農村搞農村調查，發現「基層黨組織什麽事情都管、都幹涉，連人口死亡數字統計出來了，還要『壓縮平衡』，不許如實上報」。（注２４：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可以想見，不僅湖南，別省的各級黨組織也會這麽幹，所以真實死亡人數是不可能查清的。

　　但是，大致的數字還是可以得到的。以山西為例，當時山西九百三十九個公社，一九六○至六一年度有百分之四十二的人每天隻能分配到五兩至六兩糧食（注２５：山西《黨史文匯》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三十五頁。），折成米麵等商品糧，隻合四至五兩，而這些糧食全在公共食堂大鍋裏。按山西老鄉的說法，「幹部特殊撈稠稠，社員吃的稀流流」，因此每個社員實際進肚的必定低於四兩。這點糧食維持不了一個人的正常生命活動，原先體壯的人可能挺得過去，而體弱老幼便逐漸衰竭而死。假定那百分之四十二的農村人口中有百分之十死亡，也就超過了一百萬。即使僅隻百分之五的人熬不到頭，也有五十萬。所以可以說，山西大約餓死了五十萬人。這是下限，不可能低於這個數字，實際很可能接近一百萬。

　　山西的情況在全國屬於中等，再看情況較好的東北三省，也一樣死人。以遼寧錦西縣為例，縣政府統計，一九六一年人口增長率為負百分之一點二，六三年為正百分之四點六，六五年為三點五。（注２６：作者一九七一年抄自錦西縣政府文件。）據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鑒》透露，一九六一年全國人口出生率為百分之一點八。如正常死亡率為百分之一點六（按人均壽命六十二歲計），則如無「非正常死亡」，人口增長率應為百分之零點二。但實際上是負百分之一點二，故當年錦西縣的「非正常死亡」率應為百分之一點四，即四、五千人。錦西的自然條件在該省屬中等，因此遼寧全省四十五個縣份（城市不計）一九六一年內餓死人的數字大約為二十萬。如果加上六○年的死亡人數，應當不下三、四十萬。

　　如欲對全國死亡總數有個粗糙的概念，可將錦西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兩年共七、八千）與全國兩千一百餘縣相乘，得一千六、七百萬左右。但此數字偏低，因為錦西有數萬大型國營廠礦的工人，這些工人連同其家屬一般不會餓死。

　　但是錦西縣一九六一年人口淨增長為負百分之一點二，這個數字有參考價值。因為當時全國人口約百分之十八為城鎮人口，均不會餓死。若城市人口因食物不足，自然增長率由「大躍進」前的百分之二降至百分之一，則六○年全國農村人口的淨增長為負百分之二。（注２７：一九五九年人口為六七二（百萬），六○年為六六二（百萬）６７２ｘ〔１８％ｘ（１＋１％）＋８２％ｘ（１－２％）〕＝６６２）

　　要對全國一九六○至六一年間餓死的人的總數作個較為精確的計算，還得從中國大陸官方發表的人口統計數字出發。以下的計算中所使用的數字均采自中國國家統計局一九八三年發行的《中國統計年鑒》。（注２８：見該年鑒第一○三、一○五頁。）

　　一九五五至五八年，四年人口平均淨增長率為百分之二點二九（根據每年人口數計算，該年鑒第一○五頁的「自然增長率」數字不正確）。按照這個增長率，以五八年底的人口數字為基準，則六一年底時應有七億零六百三十二萬人。而實際僅六億五千九百九十四萬，少了四千六百三十八萬，原因就是「非正常死亡」。

　　但考慮到饑饉導致的出生率下降，此數字應加以修正。以一九五五至五八年這四年的平均出生率為百分之三點一九（這大致可靠）。若年鑒中五九至六一年的出生率亦可信，則同前四年的平均出生率相比，這三年分別少生了四百六十九萬、七百三十九萬和九百二十萬，共二千一百二十八萬。

　　將以上兩數相滅，得二千五百一十萬。但第一個數字是以出生率不變為前提計算的，因此那些應在一九五九、六○年出生而未出生的人在六一年底前的增殖也應當扣除。這樣算下來，得二千四百七十二萬。

　　不過，即使在正常的年份裏，作為農村人口統計主要依據的公安部的戶藉記錄和商業部發放布票（每人每年一份，無例外）的記錄都要相差千萬以上，而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開始各地農村已大批餓死人，年鑒中五九年底和六○年底時中國人口總數應予置疑。這就是為何本書作者采用了較為保守的「兩千萬」這個大概數的原因。這也是為何海內外學者對這場人類曆史上最大的餓饉的死亡人數的估計從一千七百萬到四千萬不等，差異如此大的原因。（注２９：刊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的《Ｆａｍｉｎ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５８－６１》，該文作者為Ｂａｓｉｌ　Ａｓｈｔｏｎ等，文中提及二千三百萬、二千七百萬、三千萬等數字。）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即中共三十七周年「生日」那天，全國各報刊登載毛澤東六月十四日接見河南封丘縣應舉合作社社長時向在座的人描繪的一幅美景：「不要很久，全國每人每年可以平均有糧食一千斤（其中人吃六百斤，其他留作儲備糧、種子和喂豬），一百斤豬肉，二十斤油，二十斤棉花。」這個「不要很久」是多久，他沒有說；而事實是，不到兩年，死人千萬的災難便籠罩全國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