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明前雨前茶
正文
大量餓死人的“信陽事件”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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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張宏誌：《還清白於毛澤東》
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河南省信陽地區、首先是遂平縣，最早刮起浮誇風、“共產風”，越刮越大，迅速刮遍全信陽地區。由於“左”傾錯誤肆虐，終於導致了震驚全國的“信陽事件”。
河南省“左”傾錯誤的根子，是時任河南省省長的吳芝圃。早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吳芝圃就吹牛皮，說今年河南要增產幾百億斤糧食，並實現水利化……
毛澤東批評吳芝圃說大話，搞高指標。吳芝圃置若罔聞，越搞越離譜，甚至提出取消商品，取消貨幣，實行直接地物質分配，搞供給製。越走越遠，終於和劉少奇走到了一起。
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劉少奇到河南視察，9月24日，《人民日報》以“少奇同誌在河南視察時，具體闡述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幾個條件”為題，報導了這一重大新聞。報導還說，劉少奇在河南視察時，還“聽取了新鄉七裏營公社、修武公社（全縣一社）和遂平公社（全縣一社）黨委的匯報”（詳見本書第三章）。
如是，遍及河南全省的“左”傾錯誤，獲得了劉少奇支持。
吳芝圃利令智昏，乘勢將河南省委書記潘複生、副書記楊鈺、副秘書長王庭揀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一躍而為一把手，當上了省委書記。
其後，吳芝圃便昏昏然起來。鄭州會議上拒斥毛澤東的批評。
武昌會議上毛澤東給吳芝圃寫了親筆信，信中說：“你不要這樣搞了，還是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好”。而吳芝圃卻始終固執己見，堅持以大隊為核算單位，繼續刮他的“共產風”。
吳芝圃的“左”傾錯誤，直到1959年11月發生餓死人事件後，適才一步一步地暴露出來，1960年2月徹底敗露。
“信陽事件”發生後，吳芝圃仍沒有絲毫悔改之意，繼續搞他的“左傾，將責任全部推到下麵，把大批基層幹部打成反革命。
吳芝圃如此橫行霸道，毛澤東的指示他不聽，那麽他聽誰的呢?這裏我們想起毛澤東一句話：黨外有黨，黨內有派；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人們不禁在問，吳芝圃是什麽派呢?
“信陽事件”進一步告訴人民、告訴曆史，當年毛澤東在糾正以劉少奇代表的“左”傾錯誤的鬥爭中，處境是多麽孤立，工作是多麽難?!
當時在信陽行政公署任專員的張樹潘，臨終前寫了一個回憶材料，千秋功罪，留給後人評說。
茲將全文附錄於後：
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曆史事件
路石按：對於共產黨前進中的失誤，應該正視它，分析它，弄清事實真相，總結教訓，這不僅對那些誇大事實借以攻擊共產黨的別有用心者是一個有力的回擊，同時也是對一貫形“左”實右的……（人們）所犯罪行的批判。
1958—1959年前後，以吳芝圃為首的河南省委置毛主席的多次批評於不顧，實行“左”傾（即形“左”實右——讀者）蠻幹、高估產、高征購，大刮浮誇風、“共產風”，造成了舉國震驚的“信陽事件”。
對於當時中央對吳芝圃“破壞民主、堵塞言路，‘左’傾蠻幹，死不回頭”的批評，至今河南的許多過來人仍記憶猶新。雖然吳芝圃也承認“對河南五千萬人民犯了罪”，然而“文革”中，飽受其害的人民對“信陽事件”又舊事重提，此時吳芝圃已調離河南，而追隨吳搞浮誇風的省委副書記楊蔚屏、趙文甫首當其衝被群眾批鬥。
1967年7月，楊、趙被中央定為“走資派”。……揭批“四人幫”中……鄧小平還親目為早已年老病死的吳芝圃召開“平反”大會。…… 本文作者張樹藩在發生“信陽事件”時任中共信陽地委書記、行政公署專員，經曆了事件的全過程。
1993年，張樹藩同誌出於共產黨人的曆史責任感抱病寫出了這篇信陽事件的回憶。世紀末的一天，筆者在北京看望了張樹藩的妻子李瑞英同誌（信陽事件的見證人之一）。此時張樹藩同誌已過世。李瑞英同誌把這篇遺作送給了我們。
同時我們還拜訪了當年被吳芝圃打成右傾機會主義的“潘楊王”中的楊鈺同誌，他語重心長地說：“說假話是要死人的啊!”還給我們講了這樣一件事：
1958年毛主席在專列上聽吳芝圃匯報後，指著窗外光禿禿的山頭說：“你一年能搞成綠化?我不信”（關於毛主席對吳芝圃的批評見附件）。聯係當今不也是在說假話、大話、空話、套話嗎?
鑒於毛澤東論壇《三年自然災害真相館》開館之際，獻上此文，供同誌們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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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陽地區位於河南省東南，與湖北的孝感、黃岡和安徽的安慶、六安、阜陽五個地區接壤。該區有大約一半的麵積曾經是大別山、桐伯山老革命根據地。這裏是河南省的重要糧棉地區，還盛產茶葉、木材、毛竹、桐油、藥材和豬雞魚鴨等，素有青山綠水、魚米之鄉的美稱。
就是這樣一個美麗富饒的地區，在50年代末的“大躍進”期間，由於浮誇風、“共產風”的肆虐，竟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為舉國震驚的“信陽事件”。
事件發生時，我任中共信陽地委副書記、行政公署專員，經曆了事件的全過程。雖然時間過去了三十多年，但這一時期的血的教訓，無時不在我的腦海中翻騰激蕩。
全國第—個人民公社和大煉鋼鐵現場會
1958年春，信陽地區的遂平縣喳岈山群眾為了興修水利，要求把幾個高級社聯合成—體，我們地委同意了群眾的這個要求。當時取名叫集體農莊，學蘇聯的，實行領導、計劃、分配、財務四統一。不久，毛主席提名叫人民公社，喳岈山就成了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區實行公社化。
1958年夏收中，當時在喳蚜山人民公社坐陣的遂平縣委副書記趙光，將一塊畝產四五百斤的小麥浮誇成3200多斤。隨之，西平縣城關公社出現了畝產小麥7320斤的更大浮誇典型。他們是把多畝產量集中起來謊報的，當時我就不相信。地委書記路憲文跟我說出現如此的高產典型時，我說那是胡說八道，根本不可能。我想一畝曬場能曬多少，怎麽會一畝產幾千斤小麥呢。於是地委就派副秘書長王秉林到西平縣實地調查，回來說是真的。然後我親自到現場察看，證明並不真實。就在這時，繼《河南日報》之後，《人民日報》也大登特登畝產幾千斤的消息，還發了號外。從此以後，誰要說是假的就挨批鬥，全區為此挨批鬥的人大約有1．2萬多人次。於是浮誇風越刮越大，信陽縣有名的雞公山公社浮誇到畝產萬斤水稻，有個別的地方浮誇說畝產幾萬斤，還出現畝產幾十萬斤的大典型。不過，1958年畢竟是大豐收，雖然由於大辦鋼鐵等誤了農時，沒能及時收割，損失了10%左右的糧食，但群眾生活沒有出大問題，這年全區完成征購任務16億斤。
在當年的大辦鋼鐵和工業運動中，同樣是浮誇成風。且不說煉鋼的質量根本不行，數量也都是假的。許多地方把日產幾百斤說成幾千斤，商城縣更絕，竟浮誇成日產6000噸。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開了一次全國大煉鋼鐵的現場會。事先我也去商城看了一次，認為是假的，有的小土爐一天費很大勁才能煉出幾十斤，好的也僅是二三百斤。回到地委，我就和路憲文談了我的看法，並說這樣下去我們會犯大錯誤的。路當時對我的看法不同意，並說群眾運動，氣可鼓而不可泄，你看消極麵太多了。所謂“看消極麵太多”，就是我看有些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隨便打人，將山林鬆木亂砍濫伐，砸群眾的鍋來煉鋼等做法，深感不安，認為得不償失，並預感到要犯錯誤。
到1959年，信陽地區出現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災。一百天不下雨，秋糧眼看著大麵積欠收或無收。當時地委幾個書記分工，我主管農業、政法、財貿三條線。為了讓全區各縣市領導認識問題的嚴重性，我在8月初召開了一個各縣市有關負責人的會議，讓大家實事求是地估計秋收形勢，認識災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種蔬菜等，將災荒消滅在春節之前。但這個會議事先未經地委討論，有些人就有了看法。不久，省委要召開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反彭德懷）的會議，地委讓各縣報秋收預產。地委辦公室匯總後，召開黨委會討論。當時地委9個常委中，8個認為1959年農業生產比1958年豐收，是特大豐收年，因為根據各縣市預報的糧食產量是72億斤，而1958年不過56億斤。我在會上談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認為今秋是個大欠收年，全區總產大概就30多億斤，最多超不過40億斤（後來證實隻有20多億斤，我說的也多了）。
“反右傾”使“左”傾錯誤變本加厲
8月底9月初，省委召開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擴大會議。在會議開始時，省委讓各地、市委書記預報秋收產量。路憲文不去，讓我去參加。我先將地委集體討論定的72億斤總產說了，接著談了我在地委常委會議上談的意見。
這便引起省委對我也有了看法，第二天就問路憲文說你們信陽是怎麽搞的。路憲文向我問明情況後很不高興，馬上召集在省裏開會的各縣、市委書記，讓重新報產量，各個縣、市委書記開始都低頭不談，在路憲文一再逼迫下，才說：不是在家裏都報過了嘛，還報什麽?路說，有人可不是這麽認識的。這很明顯就是要發動大家把矛頭對準我了。
當時我不管怎麽樣，又在會上談了我的看法，並提出我們共產黨人在什麽情況下都要實事求是，雖然這次省委擴大會議是反右的，但不能因為怕反右就不實事求是。我說完後，縣、市委書記沒有一個說話的，可見大家是了解情況的，隻是不敢說實話而己。
隨之擴大會議按省委意圖要各地、市找右傾典型，展開批鬥。盡管省委已把我定成嚴重右傾分子，可批鬥就是發動不起來，沒有一個對我批評的。路憲文無奈，抓住一個說點實話的平輿縣長曹明展開了批鬥，這也算信陽地區在擴大會議上找到了一個所謂右傾分子。隨即撤銷了曹明的縣長職務。
擴大會議後，我回到地區抓秋季糧食征購任務。省委仍按1958年大豐收的標準征購，我們地區又完成了16億斤，將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都交了征購。
秋收剛完，很多地方群眾就沒飯吃了，開始出現了逃荒要飯的現象。很多食堂開不了夥，群眾無奈，就在家裏煮紅薯葉、野菜充饑。幹部發現後把他們的鍋給砸了，群眾就外出逃荒。地委認為這是破壞“大躍進”，就讓各縣、市在各路口設崗攔堵群眾，不準外逃。當時地委不僅沒有認識問題的嚴重性，反而認為是有人將糧食瞞藏起來了，於是決定在全區開展反瞞產運動。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兩縣開展反瞞產工作，先到西平縣安排了一下，即到遂平縣。縣委正在召開全縣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會議，進行反瞞產動員，然後討論報瞞產多少。我參加了會議，看到很多人都低著頭一言不發，即感受到其中大有問題。
於是我就下到兩個公社看了一些生產隊的群眾生活，確實已經沒有糧食，僅吃點紅薯、野菜等，不少群眾臉上已出現浮腫。我看到問題很嚴重，當天晚上就回到縣委召開常委會議，提出了征購已透底，人民生活無著落，已出現浮腫和外逃現象，不要再逼大家報瞞產了。我說，瞞產可能有，但當前急需安排好群眾生活問題，然後有什麽問題再解決什麽問題。
我知道他們縣超征購了700萬斤糧食，就讓他們先拿出這些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有人提出動用國庫糧食請示省裏批準，我說來不及了，等請示批準後再拿出來會餓死人的，你們不要怕，一切問題由我負責。我跟縣委商定後，—方麵讓我的秘書餘德鴻給路憲文寫報告，一方麵開倉放糧安排群眾生活，使這個縣基本上沒有餓死人。後來戴帽批鬥時，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狀，餘德鴻同誌也受牽連挨了整。
其他縣的情況就不同了，都說反出了瞞產幾千萬、幾億斤不等的糧食，還召開了一些現場會。如雞公山公社現場會，在場裏圈著很多所謂瞞產糧食，其實就上邊是一層稻子，下邊全是稻殼子，完全是弄虛作假。類似這種情況在很多地方出現，這就不可能不把群眾置於死地。
群眾寫信到省委，被轉回地委讓嚴肅處理，結果有的被逮捕法辦了，有的黨員被開除了黨籍。光山縣某地有個農民找醫生看病，醫生說這個病好治有兩碗粥就好了，因此將這個醫生逮捕法辦了。信陽縣委有一個紀委幹部看到餓死人的嚴重問題，給省委寫信反映情況，受到留黨察看處分。
當時路憲文在省委支持下，為了不讓幹部群眾向中央寫信反映情況，還專門開會讓各郵局把關，凡是反映的信一律扣壓，後來統計被扣壓的信件達1．2萬多封。即使如此嚴格限製，還有人跑到許昌地區向上寄信。有一個黨支部（哪個縣哪個村記不清了），23個黨員餓死了20個，剩下的三個黨員，給省委寫了一封血書，請求省委救救他們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書長扣壓並要查處。
在群眾已處於死亡線上的情況下，不少地方開始殺牛吃，當時我雖然已被列入地委常委的批鬥對象，但還未停止工作。在批閱公檢法送來的案件時，看到群眾殺牛的案子我就深感問題的嚴重，開始批了幾件都是從輕處理的。到1959年10月，殺牛吃的越來越多了，盡管報告上寫的殺牛人都是如何壞，還給加了“破壞社會主義”、“反對大躍進”等罪名，可是我清楚地知道這都是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不得不幹的。從此我就不再批處這類案件了。
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省委擴大會議後，原來進行的包工包產試點也被批為右傾。這本來是地委農村工作部長延炳玉布置各縣搞的，現在不認賬了，把責任都推到下邊。為此將息縣、淮濱等數縣農工部長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曾讓副書記張福鴻到一個生產隊搞包產到戶試點，到反右時，馬不敢承擔責任，說是張自己搞的。張不服，堅持說是馬書記派他去搞的。就這樣，馬龍山為了殺人滅口，就在縣委擴大會議上發動批鬥，將張福鴻打死了。然後說張畏罪自殺，立即埋掉了。
大量餓死人的情況震驚了中央領導
由於我在地委常委批鬥會上—直拒不認錯，常委們就給我總結出了四條“嚴重右傾錯誤”：
（1）把1959年的特大豐收說成大災荒年。不僅在地委會議上說，到省委擴大會議上還堅持己見，並在縣、市委書記會上反右傾機會主義、批判彭德懷時，還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
（2）在8月份召開生產救災會議時，把災情講得那麽嚴重，否定了“大躍進”的大好形勢。
（3）到遂平縣進行反蹣產工作時，不但沒反出—斤糧食，反而不請示報告省委，私自動用國庫糧700多萬斤。
（4）對幹部的幹勁不是鼓勵，反倒誣蔑說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的作風。
路憲文帶結論性地說：你老張每次下鄉，回來都向我說消極方麵的問題，對1958年的小麥畝產3200斤和7320斤你不相信，對大辦鋼鐵也不相信下邊報的數字等等，這不是右傾又是什麽?我勸你要老實檢查，從此你也不要工作了。
此後，我除參加地委和專署組織的大小批鬥會外，就是在辦公室看書報。地委、專署召開的一切會議不僅不讓我參加，會議的文件也不讓我看，什麽情況也不知道了。我的秘書餘德鴻也因同情我的觀點而被撤職批鬥，從此再沒有一個人敢接近我了。但在專署黨組織擴大會議上可以看出，沒有一個人是在真的對我進行激烈的批鬥，大都是輕描淡寫地提些雞毛蒜皮的小問題，沒話找話，應付了事。實際上，絕大多數人是同情我的，事後證明也確實如此。
有—天，餘德鴻從我辦公室門口路過，我看到了叫他進來，他很害怕不敢來。我說小餘你怕什麽，不是也和我—樣嗎?進來談談話也好嘛。餘進屋了，我問了他一些情況。他說他已被撤職，也沒工作可做，半個月就回淮濱縣老家兩次。我問他兩次回家幹了什麽，他說，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爺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問怎麽半個月內四個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麽病死的。餘說是瘟疫傳染的（當時餓死的人統統說成是瘟疫，不能說是餓死的）。這使我感到問題更嚴重了，因為我知道餘秘書的家還算是比較富裕的。於是我又對餘說：事到如今，你對我還不敢說句實話，他們到底是怎麽死的?這時餘的眼淚流下來了，哭得說不出話來，停了一會才說出都是沒有吃的餓死的。聽後我也難過得掉了眼淚。接著我又追問：你們村餓死多少人?餘說他沒有多出家門，光知道他們村西頭就餓死—半多，有不少戶餓死都沒有人埋。聽到這些情況後，我的腦子像炸了一樣。
餘離開後，我當即跑到地委找路憲文。路不在，主管黨群的副書記王達夫在辦公室，我就把餘德鴻談的嚴重問題向王講了，並請地委立即采取緊急措施挽救。事後了解，地委仍未采取緊急措施，始終不敢承認是餓死的，全區統—口徑都說是瘟疫傳染而死的。
直到1959年ll、12月間，在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下，以路憲文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報告，要了糧食。當時省委並不是不知道信陽地區的問題，省委主管財貿的副書記宋致和就曾在信陽到潢川縣的公路兩側看到過幾個餓死的人，省紀委書記劉名榜是信陽地區新縣人，他回老家時，也在路上看到過死的人沒埋和鄉親的饑餓情況。但那時人人自危，誰也不敢堅持原則，不敢出來為人民說句實話。
地委召開大、小會議批鬥我的過程中，也正是信陽地區餓死人最嚴重的時期。由於我堅持不按省、地委要求作檢查，不承認錯誤，批鬥了兩個月也就停下來了。到1960年2月，大量餓死人的問題總算製止了。路憲文有—天找我談話，說你從今天起就開始工作吧，未再談及檢討錯誤的事，並說中央內務部來了一個處長要到淮濱檢查災情，你可以陪這位處長下去看看情況。就這樣，我的所謂嚴重右傾錯誤也不了了之，並從此開始了工作。
我跟內務部郭處長到了息縣、淮濱兩個縣，郭處長看到災荒十分嚴重就問我到底餓死了人沒有。我說有，而且還不少。郭處長問餓死了多少人，我說自己從去年9月底就開始挨批鬥，你來了我才開始跟你第二次出門，對全區情況也不了解，隻能估計一下，餓死的人可能在20萬到30萬之間。郭處長一聽就感受到問題的嚴重了，隻待了兩天，就回內務部了。
事後得知，郭處長回去後向部領導談了我說的話，部領導馬上就讓他向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匯報。習仲勳同樣感受到問題嚴重，又向中央紀委書記董必武作了匯報，董老馬上派李堅、李正海兩個處長到信陽地區進行調查。他們經過三個月的調查了解，越查問題越嚴重，最後結論是餓死的人數字比我估計的要多好幾倍。
他們將調查結果向省委匯報後，省委不是正視錯誤，承擔責任而是千方百計地設法掩蓋。不僅未對信陽地委嚴厲批評處理，省委書記吳芝圃還對路憲文說，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
1960年7月中旬，省委還派副書記楊尉屏、李立和紀委書記劉名榜等在雞公山上召開縣委書記以上的地委擴大會議，統一認識，縮小問題的嚴重性，繼續肯定“大好形勢”，也就是貫徹省委捂蓋子的精神。在這個會議上也說要發揚民主，讓大家提意見。路憲文在總結性發言中，也做了一些輕描談寫的檢討，但根本沒有涉及到問題的實質。我當時認為，路的講話實際是表達了省委的意圖。
我在這次雞公山會議上作了三次發言，以承擔責任、嚴格自我批評的態度，指出了一部分問題的嚴重性，因此又觸怒了省、地委領導。地委路憲文、延炳玉、王達夫、武建華等常委背著我連夜召開秘密會議，作出決定，下一次會議要以批鬥我為中心。他們說張樹藩要翻案。必須批判。
我知道他們又要把矛頭對準我後，找到新到省委當副書記的李產，談了我的看法，並揭露了他們的陰謀。李書記對我的處境表示同情並安慰我說，不要怕，你談的情況我都明白了。我估計李書記隨即與楊尉屏、劉名榜等省委來的負責人，研究了我說的話，決定會議不能再轉到批判我的問題上了。於是當路憲文等向楊尉屏匯報地委常委已決定將會議轉向批我時，楊說不能再批人家了，現在得讓人說話。
這時候，副省長王國華上山來了。他是信陽確山人，老紅軍，對信陽地區餓死這麽多人非常痛心，非常氣憤。他在會上指名道姓地嚴厲批評了路憲文，說張樹藩、李瑞英兩口子為群眾說了實話，你們卻整了人家。（我的老伴李瑞英1959年6月1日至7月1日曾帶調查組在當時稱萬斤紅旗鄉的雞公山搞經濟調查，不但沒有調查出畝產萬斤水稻的高產量，反而給路憲文寫報告要21萬斤糧食安排群眾生活。為此，路說她是否定大豐收，為富裕中農叫囂。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後，李瑞英被調到省委黨校，在全校學員和省、市直理論輔導員一千多人的大會上接受揭發批判，全省出名。省委秘書長戴蘇理聽說李瑞英不服，十分惱火，說因李態度不好，要加重處分，撤銷專區婦聯黨組書記和主任職務，僅保留地委委員。）王國華的發言對會議震動很大。他是第一個點名批評路憲文的，也是第一個為我們
說話的。
這次雞公山會議決定逮捕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並要求將其判處死刑，主要因馬主持打死了書記張福鴻。其中的文章事後才看清楚：省委是想用殺馬—人表示對信陽地區發生的嚴重問題進行了嚴肅處理，還是為了捂蓋子（對馬定死刑報中央後，毛主席說，我還沒有殺過一個縣委書記，判死緩吧）。
在中紀委兩位處長把問題查清報告黨中央後，毛主席批示說，信陽出的事件是反革命複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需組織力量進行民主革命補課。於是，中央從各部委抽調數百人來到信陽地區。這時省委書記慌了手腳，也倉促組織了六七百人到信陽，全麵改組各級領導班子。先派省農工部長趙定遠任信陽地委書記，省統戰部副部長趙子平任副書記，高祥輝、劉策分任地委組織、宣傳部長；中央派的幹部分別到各縣、社任縣委書記、縣長、公社書記、主任等。原地委書記路憲文被停職檢查，其他副書記、部長靠邊站檢查，原有9個地委常委僅留下我和紀委書記邱進敏沒有動。
就在地縣委徹底改組之時，中央李先念、王從吾、徐子榮和中南局陶鑄、王任重兩書記，在省委書記吳芝圃陪同下來到信陽地委。地委決定讓我負責在第五步兵學校招待所招待他們。就在招待所會議室裏坐下喝茶時，吳芝圃說話了。
他的原話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楚。吳指著我說：“樹藩伺誌，信陽地區發生的問題，省委事先一點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裏了。聽說你和路憲文認識不一致，你怎麽不找我談談呢?如果早找我談談，不就避免了發生這樣大問題嗎?”本來我事先沒想對中央領導說什麽，但在吳說了這樣一翻謊言的情況下，我不得不說話了
。
我的原話是：“芝圃同誌，你真的一點情況不知道嗎?那麽地委給我戴上右傾帽子，對我進行幾個月的批判鬥爭，這不是省委批準的嗎?否則路憲文他敢批鬥我嗎?既然是省委批準的，又是根據什麽批的，還不就是根據我在生產救災會議上的講話，在地、省委估產時地委定的高我說的少，反瞞產時我在遂平縣不僅沒反出瞞產，又拿出700多萬斤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以及說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打死人是國民黨作風等，才給扣上嚴重右傾帽子進行批鬥的?省委批準鬥我的根據，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見嗎?芝圃同誌，怎能說省委一點情況都不了解呢?對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嗎?我還找你談什麽?”這時，我看到吳芝圃的臉紅得成了紅布，確實相當難堪。我還想再具體談談時，陶鑄同誌阻止我說，不要再往下說了，我們都清楚了，過去批判錯你了，我們給你平反，不要再說啦。
這樣，我也就不說了。
第二天，吳芝圃和戴蘇理到固始縣召開了萬人大會，宣布原縣委書記楊守績是反革命，並將其逮捕。為什麽省委書記和秘書長沒經過地委親自到縣裏逮捕楊守績呢?就因為楊在1959年群眾開始發生浮腫病並有人餓死時，未經地委同意就給省委寫了一個報告，反映了真實情況要求撥給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這顯然又是為了捂蓋子、掩蓋省委錯誤而采取的行動。
這一時期，全地區縣、市委第一書記被開除黨籍、逮捕法辦的就有8人，其餘縣市委書記統統被撤換。農村20多萬基層幹部則被集中起來進行“特殊訓練”，還調用了部隊，用繩子將他們一串串拴起來，武裝押送。這成了一次全麵徹底的大奪權。
這麽多幹部怎麽會都變成了反革命，怎麽能如此殘酷地鎮壓呢?我想不通。本來地委決定讓我負責抓民主革命補課運動的，由於我感到這樣做不對頭，就拒絕擔任此職，並在地委常委會議上忍不住大哭起來。我邊哭邊說：我在信陽地區工作十幾年，和廣大黨員、幹部有著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麽多人怎麽變成了反革命。我和他們有千絲萬縷的聯係，要我領導去整他們，我確實下不了手，還是讓我主管生產救災工作為好。
事後，就因為我沒有服從省委、地委決定，還提出不要這樣整幹部，在運動初期劃“三種人”（明白人、犯有嚴重錯誤的人、糊塗人）時，把我劃為“糊塗人”，那些自己應對信陽事件負責、事後卻大整基層幹部的人倒成了“明白人”。我雖不服氣，但心想隨你們劃吧，曆史最終總會是公正的。
某些領導幹部實在是愧對人民啊
信陽事件的發生，與此前河南省開展的一些錯誤的政治運動有很大關係。1958年，河南曾發生過震動全省的“反潘楊王事件”，在省委第二書記、省長吳芝圃等人的主持下，把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副書記楊鈺、副秘書長王庭棟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在全省到處抓“小潘複生”，“插紅旗，拔白旗”，批鬥了一大批說實話辦實事的黨員、幹部。這些極“左”的做法使人人自危，黨內生活極不正常。
從此，很多人都瞪著眼說瞎話，浮誇風、“共產風”、一平二調風，特別是幹部的強迫命令、瞎指揮風，就大刮起來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
我記得在1958年秋省委擴大會議上，吳芝圃在報告中講到一個故事，說曆史上有一個人手執寶劍，指石為金。同時又說，過去人們說巧媳婦做不出無米粥是錯誤的，現在巧媳婦就能做出無米粥。就是這樣一些異想天開的宣傳鼓動，把本來已經完全脫離實際的“大躍進”又推向了高潮。
這就是造成信陽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實不止信陽，全省各地都有餓死的人，隻是信陽更多—些。因此，信陽事件，實際上也是河南省事件，以吳芝圃為首的河南省委應負主要責任。
吳芝圃是大革命時期入黨的老同誌，長期當中學教員，抗日開始就參加部隊工作，在新四軍四師當政治部主任。他對地方工作是外行加個人主義，再加上用人不當，把品質惡劣的人用作高參，終於造成大錯。
本來吳芝圃在河南威信是高的，經過反潘複生之後，威信就大大降低了。群眾說：“跟著潘複生一天吃一斤，跟著吳芝圃吃了不少苦。”這種民謠不少，說明誰是誰非人民看得最清楚。
從信陽事件中可以看出，我們的廣大人民群眾真是太好了。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麽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群眾寧可餓死，也沒有搶過一個糧庫。這證明與共產黨血肉相聯的人民是多麽聽話，遵紀守法，多麽相信黨。而我們某些領導幹部，實在是愧對人民啊!
一九九三年 於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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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張宏誌：《還清白於毛澤東》
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河南省信陽地區、首先是遂平縣，最早刮起浮誇風、“共產風”，越刮越大，迅速刮遍全信陽地區。由於“左”傾錯誤肆虐，終於導致了震驚全國的“信陽事件”。
河南省“左”傾錯誤的根子，是時任河南省省長的吳芝圃。早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吳芝圃就吹牛皮，說今年河南要增產幾百億斤糧食，並實現水利化……
毛澤東批評吳芝圃說大話，搞高指標。吳芝圃置若罔聞，越搞越離譜，甚至提出取消商品，取消貨幣，實行直接地物質分配，搞供給製。越走越遠，終於和劉少奇走到了一起。
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劉少奇到河南視察，9月24日，《人民日報》以“少奇同誌在河南視察時，具體闡述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幾個條件”為題，報導了這一重大新聞。報導還說，劉少奇在河南視察時，還“聽取了新鄉七裏營公社、修武公社（全縣一社）和遂平公社（全縣一社）黨委的匯報”（詳見本書第三章）。
如是，遍及河南全省的“左”傾錯誤，獲得了劉少奇支持。
吳芝圃利令智昏，乘勢將河南省委書記潘複生、副書記楊鈺、副秘書長王庭揀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一躍而為一把手，當上了省委書記。
其後，吳芝圃便昏昏然起來。鄭州會議上拒斥毛澤東的批評。
武昌會議上毛澤東給吳芝圃寫了親筆信，信中說：“你不要這樣搞了，還是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好”。而吳芝圃卻始終固執己見，堅持以大隊為核算單位，繼續刮他的“共產風”。
吳芝圃的“左”傾錯誤，直到1959年11月發生餓死人事件後，適才一步一步地暴露出來，1960年2月徹底敗露。
“信陽事件”發生後，吳芝圃仍沒有絲毫悔改之意，繼續搞他的“左傾，將責任全部推到下麵，把大批基層幹部打成反革命。
吳芝圃如此橫行霸道，毛澤東的指示他不聽，那麽他聽誰的呢?這裏我們想起毛澤東一句話：黨外有黨，黨內有派；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人們不禁在問，吳芝圃是什麽派呢?
“信陽事件”進一步告訴人民、告訴曆史，當年毛澤東在糾正以劉少奇代表的“左”傾錯誤的鬥爭中，處境是多麽孤立，工作是多麽難?!
當時在信陽行政公署任專員的張樹潘，臨終前寫了一個回憶材料，千秋功罪，留給後人評說。
茲將全文附錄於後：
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曆史事件
路石按：對於共產黨前進中的失誤，應該正視它，分析它，弄清事實真相，總結教訓，這不僅對那些誇大事實借以攻擊共產黨的別有用心者是一個有力的回擊，同時也是對一貫形“左”實右的……（人們）所犯罪行的批判。
1958—1959年前後，以吳芝圃為首的河南省委置毛主席的多次批評於不顧，實行“左”傾（即形“左”實右——讀者）蠻幹、高估產、高征購，大刮浮誇風、“共產風”，造成了舉國震驚的“信陽事件”。
對於當時中央對吳芝圃“破壞民主、堵塞言路，‘左’傾蠻幹，死不回頭”的批評，至今河南的許多過來人仍記憶猶新。雖然吳芝圃也承認“對河南五千萬人民犯了罪”，然而“文革”中，飽受其害的人民對“信陽事件”又舊事重提，此時吳芝圃已調離河南，而追隨吳搞浮誇風的省委副書記楊蔚屏、趙文甫首當其衝被群眾批鬥。
1967年7月，楊、趙被中央定為“走資派”。……揭批“四人幫”中……鄧小平還親目為早已年老病死的吳芝圃召開“平反”大會。…… 本文作者張樹藩在發生“信陽事件”時任中共信陽地委書記、行政公署專員，經曆了事件的全過程。
1993年，張樹藩同誌出於共產黨人的曆史責任感抱病寫出了這篇信陽事件的回憶。世紀末的一天，筆者在北京看望了張樹藩的妻子李瑞英同誌（信陽事件的見證人之一）。此時張樹藩同誌已過世。李瑞英同誌把這篇遺作送給了我們。
同時我們還拜訪了當年被吳芝圃打成右傾機會主義的“潘楊王”中的楊鈺同誌，他語重心長地說：“說假話是要死人的啊!”還給我們講了這樣一件事：
1958年毛主席在專列上聽吳芝圃匯報後，指著窗外光禿禿的山頭說：“你一年能搞成綠化?我不信”（關於毛主席對吳芝圃的批評見附件）。聯係當今不也是在說假話、大話、空話、套話嗎?
鑒於毛澤東論壇《三年自然災害真相館》開館之際，獻上此文，供同誌們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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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陽地區位於河南省東南，與湖北的孝感、黃岡和安徽的安慶、六安、阜陽五個地區接壤。該區有大約一半的麵積曾經是大別山、桐伯山老革命根據地。這裏是河南省的重要糧棉地區，還盛產茶葉、木材、毛竹、桐油、藥材和豬雞魚鴨等，素有青山綠水、魚米之鄉的美稱。
就是這樣一個美麗富饒的地區，在50年代末的“大躍進”期間，由於浮誇風、“共產風”的肆虐，竟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為舉國震驚的“信陽事件”。
事件發生時，我任中共信陽地委副書記、行政公署專員，經曆了事件的全過程。雖然時間過去了三十多年，但這一時期的血的教訓，無時不在我的腦海中翻騰激蕩。
全國第—個人民公社和大煉鋼鐵現場會
1958年春，信陽地區的遂平縣喳岈山群眾為了興修水利，要求把幾個高級社聯合成—體，我們地委同意了群眾的這個要求。當時取名叫集體農莊，學蘇聯的，實行領導、計劃、分配、財務四統一。不久，毛主席提名叫人民公社，喳岈山就成了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區實行公社化。
1958年夏收中，當時在喳蚜山人民公社坐陣的遂平縣委副書記趙光，將一塊畝產四五百斤的小麥浮誇成3200多斤。隨之，西平縣城關公社出現了畝產小麥7320斤的更大浮誇典型。他們是把多畝產量集中起來謊報的，當時我就不相信。地委書記路憲文跟我說出現如此的高產典型時，我說那是胡說八道，根本不可能。我想一畝曬場能曬多少，怎麽會一畝產幾千斤小麥呢。於是地委就派副秘書長王秉林到西平縣實地調查，回來說是真的。然後我親自到現場察看，證明並不真實。就在這時，繼《河南日報》之後，《人民日報》也大登特登畝產幾千斤的消息，還發了號外。從此以後，誰要說是假的就挨批鬥，全區為此挨批鬥的人大約有1．2萬多人次。於是浮誇風越刮越大，信陽縣有名的雞公山公社浮誇到畝產萬斤水稻，有個別的地方浮誇說畝產幾萬斤，還出現畝產幾十萬斤的大典型。不過，1958年畢竟是大豐收，雖然由於大辦鋼鐵等誤了農時，沒能及時收割，損失了10%左右的糧食，但群眾生活沒有出大問題，這年全區完成征購任務16億斤。
在當年的大辦鋼鐵和工業運動中，同樣是浮誇成風。且不說煉鋼的質量根本不行，數量也都是假的。許多地方把日產幾百斤說成幾千斤，商城縣更絕，竟浮誇成日產6000噸。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開了一次全國大煉鋼鐵的現場會。事先我也去商城看了一次，認為是假的，有的小土爐一天費很大勁才能煉出幾十斤，好的也僅是二三百斤。回到地委，我就和路憲文談了我的看法，並說這樣下去我們會犯大錯誤的。路當時對我的看法不同意，並說群眾運動，氣可鼓而不可泄，你看消極麵太多了。所謂“看消極麵太多”，就是我看有些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隨便打人，將山林鬆木亂砍濫伐，砸群眾的鍋來煉鋼等做法，深感不安，認為得不償失，並預感到要犯錯誤。
到1959年，信陽地區出現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災。一百天不下雨，秋糧眼看著大麵積欠收或無收。當時地委幾個書記分工，我主管農業、政法、財貿三條線。為了讓全區各縣市領導認識問題的嚴重性，我在8月初召開了一個各縣市有關負責人的會議，讓大家實事求是地估計秋收形勢，認識災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種蔬菜等，將災荒消滅在春節之前。但這個會議事先未經地委討論，有些人就有了看法。不久，省委要召開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反彭德懷）的會議，地委讓各縣報秋收預產。地委辦公室匯總後，召開黨委會討論。當時地委9個常委中，8個認為1959年農業生產比1958年豐收，是特大豐收年，因為根據各縣市預報的糧食產量是72億斤，而1958年不過56億斤。我在會上談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認為今秋是個大欠收年，全區總產大概就30多億斤，最多超不過40億斤（後來證實隻有20多億斤，我說的也多了）。
“反右傾”使“左”傾錯誤變本加厲
8月底9月初，省委召開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擴大會議。在會議開始時，省委讓各地、市委書記預報秋收產量。路憲文不去，讓我去參加。我先將地委集體討論定的72億斤總產說了，接著談了我在地委常委會議上談的意見。
這便引起省委對我也有了看法，第二天就問路憲文說你們信陽是怎麽搞的。路憲文向我問明情況後很不高興，馬上召集在省裏開會的各縣、市委書記，讓重新報產量，各個縣、市委書記開始都低頭不談，在路憲文一再逼迫下，才說：不是在家裏都報過了嘛，還報什麽?路說，有人可不是這麽認識的。這很明顯就是要發動大家把矛頭對準我了。
當時我不管怎麽樣，又在會上談了我的看法，並提出我們共產黨人在什麽情況下都要實事求是，雖然這次省委擴大會議是反右的，但不能因為怕反右就不實事求是。我說完後，縣、市委書記沒有一個說話的，可見大家是了解情況的，隻是不敢說實話而己。
隨之擴大會議按省委意圖要各地、市找右傾典型，展開批鬥。盡管省委已把我定成嚴重右傾分子，可批鬥就是發動不起來，沒有一個對我批評的。路憲文無奈，抓住一個說點實話的平輿縣長曹明展開了批鬥，這也算信陽地區在擴大會議上找到了一個所謂右傾分子。隨即撤銷了曹明的縣長職務。
擴大會議後，我回到地區抓秋季糧食征購任務。省委仍按1958年大豐收的標準征購，我們地區又完成了16億斤，將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都交了征購。
秋收剛完，很多地方群眾就沒飯吃了，開始出現了逃荒要飯的現象。很多食堂開不了夥，群眾無奈，就在家裏煮紅薯葉、野菜充饑。幹部發現後把他們的鍋給砸了，群眾就外出逃荒。地委認為這是破壞“大躍進”，就讓各縣、市在各路口設崗攔堵群眾，不準外逃。當時地委不僅沒有認識問題的嚴重性，反而認為是有人將糧食瞞藏起來了，於是決定在全區開展反瞞產運動。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兩縣開展反瞞產工作，先到西平縣安排了一下，即到遂平縣。縣委正在召開全縣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會議，進行反瞞產動員，然後討論報瞞產多少。我參加了會議，看到很多人都低著頭一言不發，即感受到其中大有問題。
於是我就下到兩個公社看了一些生產隊的群眾生活，確實已經沒有糧食，僅吃點紅薯、野菜等，不少群眾臉上已出現浮腫。我看到問題很嚴重，當天晚上就回到縣委召開常委會議，提出了征購已透底，人民生活無著落，已出現浮腫和外逃現象，不要再逼大家報瞞產了。我說，瞞產可能有，但當前急需安排好群眾生活問題，然後有什麽問題再解決什麽問題。
我知道他們縣超征購了700萬斤糧食，就讓他們先拿出這些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有人提出動用國庫糧食請示省裏批準，我說來不及了，等請示批準後再拿出來會餓死人的，你們不要怕，一切問題由我負責。我跟縣委商定後，—方麵讓我的秘書餘德鴻給路憲文寫報告，一方麵開倉放糧安排群眾生活，使這個縣基本上沒有餓死人。後來戴帽批鬥時，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狀，餘德鴻同誌也受牽連挨了整。
其他縣的情況就不同了，都說反出了瞞產幾千萬、幾億斤不等的糧食，還召開了一些現場會。如雞公山公社現場會，在場裏圈著很多所謂瞞產糧食，其實就上邊是一層稻子，下邊全是稻殼子，完全是弄虛作假。類似這種情況在很多地方出現，這就不可能不把群眾置於死地。
群眾寫信到省委，被轉回地委讓嚴肅處理，結果有的被逮捕法辦了，有的黨員被開除了黨籍。光山縣某地有個農民找醫生看病，醫生說這個病好治有兩碗粥就好了，因此將這個醫生逮捕法辦了。信陽縣委有一個紀委幹部看到餓死人的嚴重問題，給省委寫信反映情況，受到留黨察看處分。
當時路憲文在省委支持下，為了不讓幹部群眾向中央寫信反映情況，還專門開會讓各郵局把關，凡是反映的信一律扣壓，後來統計被扣壓的信件達1．2萬多封。即使如此嚴格限製，還有人跑到許昌地區向上寄信。有一個黨支部（哪個縣哪個村記不清了），23個黨員餓死了20個，剩下的三個黨員，給省委寫了一封血書，請求省委救救他們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書長扣壓並要查處。
在群眾已處於死亡線上的情況下，不少地方開始殺牛吃，當時我雖然已被列入地委常委的批鬥對象，但還未停止工作。在批閱公檢法送來的案件時，看到群眾殺牛的案子我就深感問題的嚴重，開始批了幾件都是從輕處理的。到1959年10月，殺牛吃的越來越多了，盡管報告上寫的殺牛人都是如何壞，還給加了“破壞社會主義”、“反對大躍進”等罪名，可是我清楚地知道這都是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不得不幹的。從此我就不再批處這類案件了。
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省委擴大會議後，原來進行的包工包產試點也被批為右傾。這本來是地委農村工作部長延炳玉布置各縣搞的，現在不認賬了，把責任都推到下邊。為此將息縣、淮濱等數縣農工部長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曾讓副書記張福鴻到一個生產隊搞包產到戶試點，到反右時，馬不敢承擔責任，說是張自己搞的。張不服，堅持說是馬書記派他去搞的。就這樣，馬龍山為了殺人滅口，就在縣委擴大會議上發動批鬥，將張福鴻打死了。然後說張畏罪自殺，立即埋掉了。
大量餓死人的情況震驚了中央領導
由於我在地委常委批鬥會上—直拒不認錯，常委們就給我總結出了四條“嚴重右傾錯誤”：
（1）把1959年的特大豐收說成大災荒年。不僅在地委會議上說，到省委擴大會議上還堅持己見，並在縣、市委書記會上反右傾機會主義、批判彭德懷時，還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
（2）在8月份召開生產救災會議時，把災情講得那麽嚴重，否定了“大躍進”的大好形勢。
（3）到遂平縣進行反蹣產工作時，不但沒反出—斤糧食，反而不請示報告省委，私自動用國庫糧700多萬斤。
（4）對幹部的幹勁不是鼓勵，反倒誣蔑說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的作風。
路憲文帶結論性地說：你老張每次下鄉，回來都向我說消極方麵的問題，對1958年的小麥畝產3200斤和7320斤你不相信，對大辦鋼鐵也不相信下邊報的數字等等，這不是右傾又是什麽?我勸你要老實檢查，從此你也不要工作了。
此後，我除參加地委和專署組織的大小批鬥會外，就是在辦公室看書報。地委、專署召開的一切會議不僅不讓我參加，會議的文件也不讓我看，什麽情況也不知道了。我的秘書餘德鴻也因同情我的觀點而被撤職批鬥，從此再沒有一個人敢接近我了。但在專署黨組織擴大會議上可以看出，沒有一個人是在真的對我進行激烈的批鬥，大都是輕描淡寫地提些雞毛蒜皮的小問題，沒話找話，應付了事。實際上，絕大多數人是同情我的，事後證明也確實如此。
有—天，餘德鴻從我辦公室門口路過，我看到了叫他進來，他很害怕不敢來。我說小餘你怕什麽，不是也和我—樣嗎?進來談談話也好嘛。餘進屋了，我問了他一些情況。他說他已被撤職，也沒工作可做，半個月就回淮濱縣老家兩次。我問他兩次回家幹了什麽，他說，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爺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問怎麽半個月內四個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麽病死的。餘說是瘟疫傳染的（當時餓死的人統統說成是瘟疫，不能說是餓死的）。這使我感到問題更嚴重了，因為我知道餘秘書的家還算是比較富裕的。於是我又對餘說：事到如今，你對我還不敢說句實話，他們到底是怎麽死的?這時餘的眼淚流下來了，哭得說不出話來，停了一會才說出都是沒有吃的餓死的。聽後我也難過得掉了眼淚。接著我又追問：你們村餓死多少人?餘說他沒有多出家門，光知道他們村西頭就餓死—半多，有不少戶餓死都沒有人埋。聽到這些情況後，我的腦子像炸了一樣。
餘離開後，我當即跑到地委找路憲文。路不在，主管黨群的副書記王達夫在辦公室，我就把餘德鴻談的嚴重問題向王講了，並請地委立即采取緊急措施挽救。事後了解，地委仍未采取緊急措施，始終不敢承認是餓死的，全區統—口徑都說是瘟疫傳染而死的。
直到1959年ll、12月間，在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下，以路憲文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報告，要了糧食。當時省委並不是不知道信陽地區的問題，省委主管財貿的副書記宋致和就曾在信陽到潢川縣的公路兩側看到過幾個餓死的人，省紀委書記劉名榜是信陽地區新縣人，他回老家時，也在路上看到過死的人沒埋和鄉親的饑餓情況。但那時人人自危，誰也不敢堅持原則，不敢出來為人民說句實話。
地委召開大、小會議批鬥我的過程中，也正是信陽地區餓死人最嚴重的時期。由於我堅持不按省、地委要求作檢查，不承認錯誤，批鬥了兩個月也就停下來了。到1960年2月，大量餓死人的問題總算製止了。路憲文有—天找我談話，說你從今天起就開始工作吧，未再談及檢討錯誤的事，並說中央內務部來了一個處長要到淮濱檢查災情，你可以陪這位處長下去看看情況。就這樣，我的所謂嚴重右傾錯誤也不了了之，並從此開始了工作。
我跟內務部郭處長到了息縣、淮濱兩個縣，郭處長看到災荒十分嚴重就問我到底餓死了人沒有。我說有，而且還不少。郭處長問餓死了多少人，我說自己從去年9月底就開始挨批鬥，你來了我才開始跟你第二次出門，對全區情況也不了解，隻能估計一下，餓死的人可能在20萬到30萬之間。郭處長一聽就感受到問題的嚴重了，隻待了兩天，就回內務部了。
事後得知，郭處長回去後向部領導談了我說的話，部領導馬上就讓他向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匯報。習仲勳同樣感受到問題嚴重，又向中央紀委書記董必武作了匯報，董老馬上派李堅、李正海兩個處長到信陽地區進行調查。他們經過三個月的調查了解，越查問題越嚴重，最後結論是餓死的人數字比我估計的要多好幾倍。
他們將調查結果向省委匯報後，省委不是正視錯誤，承擔責任而是千方百計地設法掩蓋。不僅未對信陽地委嚴厲批評處理，省委書記吳芝圃還對路憲文說，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
1960年7月中旬，省委還派副書記楊尉屏、李立和紀委書記劉名榜等在雞公山上召開縣委書記以上的地委擴大會議，統一認識，縮小問題的嚴重性，繼續肯定“大好形勢”，也就是貫徹省委捂蓋子的精神。在這個會議上也說要發揚民主，讓大家提意見。路憲文在總結性發言中，也做了一些輕描談寫的檢討，但根本沒有涉及到問題的實質。我當時認為，路的講話實際是表達了省委的意圖。
我在這次雞公山會議上作了三次發言，以承擔責任、嚴格自我批評的態度，指出了一部分問題的嚴重性，因此又觸怒了省、地委領導。地委路憲文、延炳玉、王達夫、武建華等常委背著我連夜召開秘密會議，作出決定，下一次會議要以批鬥我為中心。他們說張樹藩要翻案。必須批判。
我知道他們又要把矛頭對準我後，找到新到省委當副書記的李產，談了我的看法，並揭露了他們的陰謀。李書記對我的處境表示同情並安慰我說，不要怕，你談的情況我都明白了。我估計李書記隨即與楊尉屏、劉名榜等省委來的負責人，研究了我說的話，決定會議不能再轉到批判我的問題上了。於是當路憲文等向楊尉屏匯報地委常委已決定將會議轉向批我時，楊說不能再批人家了，現在得讓人說話。
這時候，副省長王國華上山來了。他是信陽確山人，老紅軍，對信陽地區餓死這麽多人非常痛心，非常氣憤。他在會上指名道姓地嚴厲批評了路憲文，說張樹藩、李瑞英兩口子為群眾說了實話，你們卻整了人家。（我的老伴李瑞英1959年6月1日至7月1日曾帶調查組在當時稱萬斤紅旗鄉的雞公山搞經濟調查，不但沒有調查出畝產萬斤水稻的高產量，反而給路憲文寫報告要21萬斤糧食安排群眾生活。為此，路說她是否定大豐收，為富裕中農叫囂。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後，李瑞英被調到省委黨校，在全校學員和省、市直理論輔導員一千多人的大會上接受揭發批判，全省出名。省委秘書長戴蘇理聽說李瑞英不服，十分惱火，說因李態度不好，要加重處分，撤銷專區婦聯黨組書記和主任職務，僅保留地委委員。）王國華的發言對會議震動很大。他是第一個點名批評路憲文的，也是第一個為我們
說話的。
這次雞公山會議決定逮捕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並要求將其判處死刑，主要因馬主持打死了書記張福鴻。其中的文章事後才看清楚：省委是想用殺馬—人表示對信陽地區發生的嚴重問題進行了嚴肅處理，還是為了捂蓋子（對馬定死刑報中央後，毛主席說，我還沒有殺過一個縣委書記，判死緩吧）。
在中紀委兩位處長把問題查清報告黨中央後，毛主席批示說，信陽出的事件是反革命複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需組織力量進行民主革命補課。於是，中央從各部委抽調數百人來到信陽地區。這時省委書記慌了手腳，也倉促組織了六七百人到信陽，全麵改組各級領導班子。先派省農工部長趙定遠任信陽地委書記，省統戰部副部長趙子平任副書記，高祥輝、劉策分任地委組織、宣傳部長；中央派的幹部分別到各縣、社任縣委書記、縣長、公社書記、主任等。原地委書記路憲文被停職檢查，其他副書記、部長靠邊站檢查，原有9個地委常委僅留下我和紀委書記邱進敏沒有動。
就在地縣委徹底改組之時，中央李先念、王從吾、徐子榮和中南局陶鑄、王任重兩書記，在省委書記吳芝圃陪同下來到信陽地委。地委決定讓我負責在第五步兵學校招待所招待他們。就在招待所會議室裏坐下喝茶時，吳芝圃說話了。
他的原話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楚。吳指著我說：“樹藩伺誌，信陽地區發生的問題，省委事先一點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裏了。聽說你和路憲文認識不一致，你怎麽不找我談談呢?如果早找我談談，不就避免了發生這樣大問題嗎?”本來我事先沒想對中央領導說什麽，但在吳說了這樣一翻謊言的情況下，我不得不說話了
。
我的原話是：“芝圃同誌，你真的一點情況不知道嗎?那麽地委給我戴上右傾帽子，對我進行幾個月的批判鬥爭，這不是省委批準的嗎?否則路憲文他敢批鬥我嗎?既然是省委批準的，又是根據什麽批的，還不就是根據我在生產救災會議上的講話，在地、省委估產時地委定的高我說的少，反瞞產時我在遂平縣不僅沒反出瞞產，又拿出700多萬斤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以及說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打死人是國民黨作風等，才給扣上嚴重右傾帽子進行批鬥的?省委批準鬥我的根據，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見嗎?芝圃同誌，怎能說省委一點情況都不了解呢?對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嗎?我還找你談什麽?”這時，我看到吳芝圃的臉紅得成了紅布，確實相當難堪。我還想再具體談談時，陶鑄同誌阻止我說，不要再往下說了，我們都清楚了，過去批判錯你了，我們給你平反，不要再說啦。
這樣，我也就不說了。
第二天，吳芝圃和戴蘇理到固始縣召開了萬人大會，宣布原縣委書記楊守績是反革命，並將其逮捕。為什麽省委書記和秘書長沒經過地委親自到縣裏逮捕楊守績呢?就因為楊在1959年群眾開始發生浮腫病並有人餓死時，未經地委同意就給省委寫了一個報告，反映了真實情況要求撥給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這顯然又是為了捂蓋子、掩蓋省委錯誤而采取的行動。
這一時期，全地區縣、市委第一書記被開除黨籍、逮捕法辦的就有8人，其餘縣市委書記統統被撤換。農村20多萬基層幹部則被集中起來進行“特殊訓練”，還調用了部隊，用繩子將他們一串串拴起來，武裝押送。這成了一次全麵徹底的大奪權。
這麽多幹部怎麽會都變成了反革命，怎麽能如此殘酷地鎮壓呢?我想不通。本來地委決定讓我負責抓民主革命補課運動的，由於我感到這樣做不對頭，就拒絕擔任此職，並在地委常委會議上忍不住大哭起來。我邊哭邊說：我在信陽地區工作十幾年，和廣大黨員、幹部有著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麽多人怎麽變成了反革命。我和他們有千絲萬縷的聯係，要我領導去整他們，我確實下不了手，還是讓我主管生產救災工作為好。
事後，就因為我沒有服從省委、地委決定，還提出不要這樣整幹部，在運動初期劃“三種人”（明白人、犯有嚴重錯誤的人、糊塗人）時，把我劃為“糊塗人”，那些自己應對信陽事件負責、事後卻大整基層幹部的人倒成了“明白人”。我雖不服氣，但心想隨你們劃吧，曆史最終總會是公正的。
某些領導幹部實在是愧對人民啊
信陽事件的發生，與此前河南省開展的一些錯誤的政治運動有很大關係。1958年，河南曾發生過震動全省的“反潘楊王事件”，在省委第二書記、省長吳芝圃等人的主持下，把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副書記楊鈺、副秘書長王庭棟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在全省到處抓“小潘複生”，“插紅旗，拔白旗”，批鬥了一大批說實話辦實事的黨員、幹部。這些極“左”的做法使人人自危，黨內生活極不正常。
從此，很多人都瞪著眼說瞎話，浮誇風、“共產風”、一平二調風，特別是幹部的強迫命令、瞎指揮風，就大刮起來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
我記得在1958年秋省委擴大會議上，吳芝圃在報告中講到一個故事，說曆史上有一個人手執寶劍，指石為金。同時又說，過去人們說巧媳婦做不出無米粥是錯誤的，現在巧媳婦就能做出無米粥。就是這樣一些異想天開的宣傳鼓動，把本來已經完全脫離實際的“大躍進”又推向了高潮。
這就是造成信陽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實不止信陽，全省各地都有餓死的人，隻是信陽更多—些。因此，信陽事件，實際上也是河南省事件，以吳芝圃為首的河南省委應負主要責任。
吳芝圃是大革命時期入黨的老同誌，長期當中學教員，抗日開始就參加部隊工作，在新四軍四師當政治部主任。他對地方工作是外行加個人主義，再加上用人不當，把品質惡劣的人用作高參，終於造成大錯。
本來吳芝圃在河南威信是高的，經過反潘複生之後，威信就大大降低了。群眾說：“跟著潘複生一天吃一斤，跟著吳芝圃吃了不少苦。”這種民謠不少，說明誰是誰非人民看得最清楚。
從信陽事件中可以看出，我們的廣大人民群眾真是太好了。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麽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群眾寧可餓死，也沒有搶過一個糧庫。這證明與共產黨血肉相聯的人民是多麽聽話，遵紀守法，多麽相信黨。而我們某些領導幹部，實在是愧對人民啊!
一九九三年 於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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