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明前雨前茶
正文
吳旭君訪談錄：毛主席的心事
吳旭君
一、毛澤東思考著中美關係的五步高棋
毛主席決定恢複中國與美國的正常關係反應了一個政治家的遠見卓識。然而我要說的是從一個人的性格方麵看，中美關係的恢複則反應出毛主席在處理外交問題上獨特的個性。他是個辦事有信心有恒心的人，認準的事一定要辦成，不達目的決不罷休。他在考慮問題時，既從民族、國家利益、全球政治這些大的方麵著眼，又從不忽視任何可能改變大局的枝微末節。我覺得整個中美關係的恢複與建立充分體現了毛主席的上述個性。正是他，這位曆史的巨人親自導演了本世紀世界複雜、微妙的外交史上最精彩的一幕。
我認為，在打開中美關係的大局上，毛主席走了五步高棋。
第一著棋：毛主席放了個試探氣球。
毛主席要向世界表明他的新姿態。這個新姿態就是在1970年10月1號，主席把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夫婦請上天安門，並讓他們站在自己身邊。一同分享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所享有的無尚的榮耀與崇敬。
在當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與美帝國主義相互敵視、謾罵了二十幾年中，這個舉動的確非同尋常，也隻有毛主席能這麽幹，換任何一個人都是無法想象的。
1970年10月1號上午，去天安門之前，在中南海遊泳池主席的住處，我們幫他穿衣服的時候，他的心情顯得格外激動。他說：“今天要接待老朋友美國作家斯諾和他的妻子。”
上車之後，他便什麽也不說了，正襟危坐，兩眼注視著前方。他坐在後排坐的右側位，我和張玉鳳坐在他旁邊，徐業夫機要秘書和周福明同誌則坐在中排的副座上，前排還有司機張正吉同誌和貼身警衛。車從中南海東門出來，向東開去，在故宮的午門前向南一直開到天安門城樓下麵。幾位中央的常委都已經在那兒等主席。他一下車，大家便一同步入電梯。(全國解放初期，並沒有電梯，那時上天安門要步行拾級而上。)我們出了電梯，登上天安門城樓，就在主席臨近觀禮台的石階時，正是北京時間上午十點整。這時，廣場四麵八方的高音喇叭裏傳出“東方紅”那激動人心的樂曲聲，廣場上和東西兩側的觀禮台上立刻沸騰了，“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響徹雲宵。
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緩步向觀禮台正中央走，邊向兩邊的貴賓招手致意。我當時跟著他，心裏緊張極了，眼睛不停地環顧四周及地上，怕地上的電線絆著他，怕哪兒冒出個台階，還要注意兩邊的貴賓情況。也不知什麽時候，斯諾夫婦出現了，主席和他們夫婦並排站在觀禮台的正中央。
從觀禮台向下看去，那是一片紅旗的海洋，也是群眾的海洋，聲情沸騰的海洋。
觀禮結束，我們帶著天安門的熱鬧回到中南海主席的住處。這裏安靜極了，簡直判若兩個世界。
主席更完衣，臉上仍然泛著紅光，心裏的激情仿佛還在燃燒著。我趁他高興，就問：
“主席，斯諾是老朋友，但他不過隻是一個外國記者，為什麽你給他那樣好那麽高的待遇？”
要知道，在我印象中，這是破天荒頭一次呀。
主席笑了。他說：“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個試探氣球，觸動觸動美國的感覺神經。”
新中國成立後，美國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軍事包圍的政策，企圖置年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於死地。美國先後發動了朝鮮戰爭，武裝台灣並在台灣海峽進行挑釁，以及發動越南戰爭。在外交上美國也同樣實行孤立中國的政策。中國也針鋒相對，堅持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同時在任何外交場合對美國人也采取同樣的態度。但是，這一切是在中蘇友好的背景下，是蘇、美冷戰最激烈的年代。
然而，曆史發展到六十年代中期前後，發生了變化。特別是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之後，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兩國不斷交火。這一切都觸動了大洋彼岸的美國政治家的敏感神經，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鬆決心走向一個“新世界”。他認為國際風雲的變幻將存在著美、中、蘇三國均衡的新局麵產生的可能性。這樣一個世界是否正是毛主席的設想呢？這樣一個局勢的存在是不是對中國更有利呢？
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將向世界莊嚴地宣告，任人欺淩和宰割的時代將一去不複還了!新中國將會以巨人的實力出現於世界之林!於是，毛澤東自豪地著手開始了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係列建設，與此同時，他並努力開展和創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為中國的建設服務。可是，事與願違。他幽默地說：“你想一心一意地搞建設嗎？偏不讓你搞。世界上的事有時是不能按自己的主觀意誌去行事的。那好，要鬥就鬥，奉陪到底，邊鬥邊搞建設。”毛澤東受不了這種欺辱，不管是五十年代來自美帝國主義的，或是六十年代來自蘇聯老子黨的。毛澤東認為這兩個大國都沒有把他放在眼裏，更沒有把新中國存在的價值和深遠的意義予以重視，這些都深深地刺痛了他。作為中國人、中國人民的領袖，他對我說：“我咽不下這兩口氣。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不能讓別人牽著鼻子走，既要對付正麵的敵人，還要防止背後射來的冷箭，所以，看來我得像魯迅說的那樣，我也得橫過身來戰鬥，才能有效地進行兩麵出擊。一手對付美國，一手對付蘇聯。”顯然，毛澤東懂得，這樣橫著站久了是吃不消的，何況，這僅僅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能夠采取主動利用美蘇之間的矛盾，使我們自己從中獲得主動，豈不更好？主席雖然從沒有這樣明確地對我說過，但他決心改變中美關係的事實正是如此，使中國在不利於自己的世界環境中爭取主動，發展自己。
第二天，10月2號，各大報紙都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了主席和斯諾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照片。
第二著棋：火力偵察。
國慶節後的兩個多月，時間是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又與斯諾進行了一次長談。這是第五次談話，也是最後一次。
第二天下午，我照例去和他談“參政”。這是從1957年開始的，主席曾告訴我，你的知識麵要廣，不要隻限於搞醫療護理工作，要關心國內外大事，要認真看參考消息，要善於擺出自己的觀點等等。從這時候起，我便有意識地多注意參考消息中的一些事，和主席見麵時有時也談談。後來一直延續到了六十年代初，自從主席讓他的國際問題秘書林克同誌深入到基層去搞社會調查之時起，主席就要求我學著搞些國際問題，兼做部分國際問題秘書的工作，比如：他給我專門訂了一份中文版的《參考資料》和後來又增訂了一份英文版的《News》供我閱讀，每天必需去向他匯報；在他接見外賓時，主席有時認為需要，專門批準我可以留在現場聆聽他和外賓的會談內容；有時主席還給我看一些外交部和中聯部的有關文件；有時他讓我和他一起讀英文；有時他讓我騎著自行車去西花廳把文件直接交給周總理等等。我深知他老人家的苦心，是想讓我這個新手的功底打得厚實些，因此，我也很努力地在攻克這個新堡壘。
我們看的《參考》分兩種。一種是現在一般人都可以看到的小開張的我們叫一張紙《參考消息》；另外一種是《參考資料》其內容比前者多是供首長們看的，有上午版，下午版各一本，還有一本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每天定時送來新出版的當天資料，這三本加起來可能不止十幾萬字。從此，我便開始每天把《參考資料》當成教科書一樣認真閱讀，然後，每天找到適當的時間去向主席匯報，在交談中，我發現他對國際上每個國家以及每個地區的問題了如指掌，非常熟悉，來朧去脈講得頭頭是道，我問他：“主席，外交方麵的事已經分工有人管了，你還這麽操心幹嗎？”
主席說：“我一直沒有放鬆對國際問題的關注，當個主席那能隻顧國內不顧國外，要兼顧。以後，我要多抓抓國際外交上的大事，否則，時間就來不及了。你以後在這些方麵也要多看些東西和我多交談，我們就有共同語言了。”
從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在主席的言傳身教之下，我已經多少學會了一點從《參考資料》中看出點國際上的重要問題、微妙問題、苗頭問題，並且知道在哪一個時期、主席關注哪些問題。html
這天下午我進了遊泳池的大廳，主席正在看書，我說：“主席，你休息一會吧。”
一般他不想跟人講話，他就繼續看書，要是他想講話，就抬起頭來看你一眼，聽聽你講什麽，感不感興趣。我給他講了一段參考消息。然後我說：
“昨天你和斯諾談了那麽長時間，一定很累吧？”
主席放下手裏的書說：“我和斯諾談話不累。別看他是個高鼻子，我們早就有交往，比較熟悉，深談過多次。從1936年在陝北時，這個年輕的外國記者就闖進了中國紅色政權首府的所在地，他在那裏自由自在地轉了好幾個月，後來他還寫了本《西行漫記》呢。讓外國人對外國人進行宣傳，這種做法，有時說服力比我們自己在那裏吹作用還大呢。”
“1939年他又來見我時，他能針對當時國共合作中的問題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作宣傳，表明澄清當時的輿論混亂。這種做法我是欣賞的。所以我和他談了抗日戰爭中我們黨的內外政策，並且做好了打持久戰的準備，一直打到中國取得全麵勝利。當時我還對我們的鄰國日本向他作了深刻地分析。我告訴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啊。’”
如果主席把書放在茶幾上，不停地講話，連煙都忘了抽，這說明他談興正濃。我過去把他腦後那個落地燈關了，免得燈烤他。我說：“斯諾對中國革命是有所了解的了？”
“不隻是了解皮毛，而是有比較深入的接觸。”
“四、五十年代你們來往過嗎？”
“沒有，各忙各的。新中國剛成立就忙抗美援朝，搞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那時真正是百廢待興，要做的事堆成山。我們剛推翻三座大山，前麵又出現無數的山等著去推平，這就是曆史。”說到這兒，他咯咯地笑起來，好像曆史在跟他鬧著玩似的，告訴他過了這個山就下到平原，可好不容易翻過去，發現前麵還是山，主席看著這些山隻好笑了。
“主席，你們又相見是什麽時候，我怎麽想不起來啦？”
“就在我們的困難時期，1960年。那次我和他談了九個小時，談了我們分別二十年來中國發生的重大變化，也談到了中國的未來。他受到了新中國變化的震動，在我們分別的時候，他認為這次是滿載而歸的。我想大概差不多，否則他寫不出《大河彼岸》這本書的。”
我開玩笑地說：“知我者，斯諾也。”
主席說：“非也。”
我說：“是也。我記得64年國慶節後到65年初，在那段時間裏，你又見了斯諾，談的內容相當廣泛對嗎？”
“那是，談了舉世聞名的中蘇、中美關係，還和他提到‘第三世界’的問題。從60年到64年隻有一十七個國家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看來中國不被別人了解而受到冷淡。可是世界總不能永遠讓美蘇一直霸占下去，我們的革命道路與經驗對‘第三世界’是有用的，這個工作需要做。另外，還談了原子彈。我們一定會有的。聯合國也一定要進去的，但我們需要時間。”
“主席，我發現了你一個秘密。”我說：“你為什麽對斯諾那麽感興趣，並且把這種友誼保持了40年之久。我想試著猜猜主席的用心可以嗎？”
主席聽了我的話，眼睛一亮，顯得有些意外，他歪著頭看著我，然後笑著說：“請講。”
我說：“你是在放長線釣大魚呢。我發現你每次和斯諾的交談都是為著實現某個遠大的目標而展開的，並不是為了讓他單純地了解你，而是通過讓他對你的了解逐步深入地理解、消化中國為什麽要革命和中國如何搞革命，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重要性等等。再通過他去向世界介紹、宣傳新中國，而斯諾對中國的知曉，以及得到主席如此這般地信任與厚愛，在世界上又會產生非同一般的反響。在斯諾的身心裏接受到你身上放射出的吸引力，吸住他向往中國並樂於為中國辦事。”說到這兒，我有點兒不好意思地問：“我講的對不對？”
“請接著講。”
我說：“你在許多結識的青年人中選中斯諾這個思維敏捷，有頭腦，有抱負，能說會道的對手，你們談得廢寢忘食，談得投機，親如兄弟，使你們的友誼很自然地得以發展，結果把世界的注視從四麵八方引到中國來。”
“看來你是讀過斯諾的書嘍？”
“讀過，沒研究過。我是在說你對斯諾的研究呢。”
“接著講。”
“身為記者的斯諾有職業特權在各階層人士中穿梭，與持不同觀點的大大小小人物交談。選這樣一個人為中美關係公開牽線搭橋比任何人都合適。他熟悉中國，又了解美國，辦得成就辦，辦不成小事一樁，不犯太多的嫌疑，何況斯諾是在按您的意圖行事。這本身就具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功率。請問，您的秘密我破得怎麽樣？”
“不錯嘍，起碼你是個勇敢者，采取主動進攻嘍。”
主席跟我說那次他對斯諾講：“如果尼克鬆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總而言之都行。”最後他又風趣地加了一句：“我在和尼克鬆吊膀子，要找紅娘啊。”
我說：“你的這個紅娘找得不錯，他的交往還挺廣。”
主席說：“在我的試探氣球放過以後，我還要創造條件，我現在就是在搞火力偵察，這一排子彈放出去，對方會呆不住的。”
主席說的“火力偵察”是指如何突破中美關係的僵局。因為二十幾年來兩國的關係已經僵到極點。
毛主席有時喜歡把自己的用意通過同外國人在談笑中用他們的嘴傳出去。
1959年3月主席在武昌東湖賓館住著時就接見了老朋友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婦。交談後送走他們，主席的興致很好，當時天氣又晴，我就提議出去散散步。他欣然同意。
從住地走過一片梅林，順小徑轉向東湖邊，他突然問我：
“你敢到密西西比河裏遊泳嗎？”
我對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弄得莫名其妙。我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說：“那是條聞名的大河，在美國。你怎麽想去？”
主席興致勃勃地說：“我剛才告訴了外國朋友，我想去密西西比河遊泳，尤其是到寬大的河口附近遊泳會更有意思。”
“那好呀，我也跟你去。”
我當時傻乎乎的，想不到主席這句話有深刻的政治含意。實質上，他是在向大洋彼岸發出一個信號，我們應該改善彼此間的國家關係了，這對我們都有好處。
主席這種東方式的、隱晦而精於謀略的信息一直沒有受到美國人的重視，西方人在這方麵的粗疏真是到了極蠢的地步。從56年2月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關係惡化到70年代主席把美國記者斯諾請上天安門，美國人都不明白毛澤東要幹什麽。
基辛格曾在自己的回憶錄裏這樣寫道：“我們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這位高深莫測的主席是想傳達點什麽。”斯諾自己後來談論“這一事情過後我才終於明白毛是想以此作為象征；表示現在他親自掌握對美關係。”斯諾在作上述這個判斷的時候，他理解毛澤東本人親自掌握中美關係的真實時間，已晚了十幾年。
是啊，現在人們不妨細想想，毛主席那時為什麽不說去遊尼羅河，亞馬遜河，而非要遊密西西比河呢？
第三著棋：毛主席在捕捉戰機。
一年以後，也就是1971年3月21號，由毛主席決定派出的我國乒乓球代表團抵達日本名古屋，準備參加於28號開始的世界第三十一屆乒乓球錦標賽。
代表團一離開北京，主席就對我說：
“你每天要把各通訊社對於我們派出去的代表團的反應逐條地對我講。”
3月21號這一天，主席像著了魔似的躺在床上三四個小時睡不著。平時起床總有一套事要做，比如穿衣服，擦臉，漱口，吸煙，喝茶等等。這些天他覺得做這些事是多餘的浪費時間，馬馬虎虎地做完就看文件。這天，他因為幾個小時睡不著，決心不睡了。我來到他的臥室，剛打開台燈，他就說話了，隻一個字“講”。
“講”是“開講”的簡單說法。所謂“開講”就是讓我向他報告《參考資料》中一些國際上的大事。我把我看過的參考的內容一一說給他聽。他認真地聽著，兩眼看著我。我坐在他床旁對麵的椅子上。我講的這些隻是前一天下午版的情況，當天的參考還沒送來。因為當時還是早晨六點鍾，人們還沒上班呢。聽完我的匯報，他不耐煩地說：
“告訴徐秘書，催催新華社的參考清樣一出來立即就送來，我等著看。”這時，他才心事重重地起床，穿上睡袍，擦臉，漱口。我給他服當天上午該吃的藥，他用手掌握成勺狀，我把藥往“勺”裏一倒，他看了一眼，送到嘴裏，喝口水一仰頭全吞了下去。
這時我給他打開床頭的壁燈。屋內的光線立刻亮了一倍，然後把要急辦的傳閱件遞給他，給他點上一支雪茄煙，緊接著我就去給徐秘書打電話，催“清樣”。
機要秘書徐業夫同誌是位長征幹部，我們都稱他為徐老。他是位憨厚、老實、兢兢業業、言語不多的老同誌，有時講幾句話也都是大實話。
我打電話把他叫來。一進值班室的門他就衝著我說道：
“好家夥，護士長，主席怎麽還不睡覺？你們怎麽了，打了差不多一夜的電話，一個勁催文件，催清樣，主席怎麽這麽急？”說著，他摘下眼鏡揉揉紅腫的眼睛，顯然這幾天他也沒睡好。
我跟他開玩笑說：“你去問問主席急什麽。我想，昨晚主席準是想你了，所以才讓我給你打了差不多一夜的電話。”我說：“你就別走了，就在這兒等著，主席有事不就不用打電話了。”
“不行。”老實的徐秘書連連搖頭說：“我這幾天都沒睡好，我得趕快回去睡一會兒，要不然送文件的一來我又睡不成了。嗯……這樣吧，他想了一下說，“我交待新華社，清樣一出來就立即送西門收發室，你讓值班的警衛他們去取，比送到我辦公室，我再騎車送來要快些，行不行？幫個忙吧。”
我感到此時徐老正在跟他的瞌睡蟲奮力拚搏。看著他那雙因缺覺而昏昏的眼睛我說：
“聽你的，你說的還有不行的？就這麽辦，祝你做個好夢。我盡量不打攪你。我是不是該告訴主席，你缺覺缺的厲害？”
“你真頑皮。你這個護士長，可不能這麽講。”
徐老走了，我回到主席臥室見他正靠在床頭抽煙。我禁不住好奇地問：
“主席，你怎麽這麽關心乒乓球代表團的反應？”
主席說：“這件事事關重大，非同一般呀!這是在火力偵察以後，我要爭取主動，選擇有利時機。讓人們看看中國人不是鐵板一塊。”
這次派出的球隊是六年來第一次在世界上露麵。
果然，中國隊重返世界乒壇，立即引起了世界輿論的關注。
第四著棋：毛主席下了決心——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
世乒賽期間，主席說了，要我認真看參考，把全部情況及時向他匯報。那陣子我每天跟他談參考和有關的情況反映材料，直談得口幹舌燥，嗓子疼。
有一次參考裏有這麽一段，我覺得挺有意思，就跟主席說了。這條消息的大意是說4月4號，美國隊3號選手格倫·科恩去場館練球，出來之後找不到車，結果上了中國隊的汽車。科恩吃驚地看著一車中國人有些尷尬地說：“我知道我的帽子、頭發、衣服讓人看了好笑。”科恩是個嬉皮士，留著長發。當時中國的乒乓球隊隊員莊則棟站起來說：“我們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來我們車上，我們大家都很高興。我代表同行的中國運動員歡迎你。為表達感情，我送給你一件禮物。”於是莊則棟把一尺多長的杭州織錦送給了科恩。科恩也非常高興，想回贈什麽，可發現什麽也沒帶。
那時候中美關係十分僵，雙方都處於敵對狀態，莊則棟的舉動可以說是相當勇敢的。
就這麽一條花絮，主席聽後眼睛一亮，立刻讓我原原本本地把這條消息念了兩遍。聽完了，他臉上帶著滿意的笑容說：“這個莊則棟不但球打的好，還會辦外交。此人有點政治頭腦。”
聽了主席的話，我心裏也挺高興，心想，這條消息我算選對了。國際上的事很微妙，但這件事看來辦到了主席的心坎上。
4月6號這一天，世乒賽就要結束了。毛主席遞給我一份文件讓我看。這是一份由外交部和國家體委聯合起草的“關於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報告”。文件上周總理已經圈閱，並批了：“擬同意”三個字和一些批語。毛主席在自己的名字上也親自劃了圈。這說明大局已定，意見一致，不邀請美國隊訪華。主席要我立即把文件退給外交部辦理。
那些天，我的直覺告訴我主席總是有些心事。文件退走後的當天晚上，主席提前吃了安眠藥要睡覺。晚上十一點多，我和張玉鳳陪主席吃飯。吃完飯時，由於安眠藥的作用他已經睏極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睡去。但他突然說話了，嘟嘟噥噥的，我聽了半天才聽清他要我給王海容打電話(王海容同誌當時是外交部副部長)，聲音低沉、含糊地說：“邀請美國隊訪華。”如果是平時跟他不熟悉的人是根本聽不懂的。
我一下子愣了。我想，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再說，還有十幾分鍾就到4月7日淩晨，世乒賽已經結束了。說不定外交部早已把意思傳給美國人，人家已經回國了。假如我按主席現在說的辦，顯然與已批的文件精神不符合，完全有可能會辦錯。主席平時曾交待過，即：他“吃過安眠藥以後講的話不算數。”現在他說的算不算數？我當時很為難，去也不是，不去也不行。你想，假如我把主席的意思傳錯了，人家美國隊真來了，怎麽辦？更糟糕的是第二天主席醒過來說我沒說要這麽辦，那還了得？我豈不是“假傳聖旨”？可一想到這些天他苦苦思索中美關係，關注世界對我們派團的反應，又覺得很有可能他在最後一刻作出了新決定。我如果不辦，誤了時機那還了得？怎麽區別？怎麽辦？我又無人再請示，又不能說“主席，你給我寫個字據，免得你不承認”。當時，也沒錄音機，再說，即使有錄音機，誰敢錄音呀!請與不請，隻有一字之差，辦對了是應該的，辦錯了，後果不堪設想。我當時隻有一個念頭：我必須證實主席現在是不是清醒，怎麽證實呢？我得想辦法讓他再主動講話。
當時，主席坐在床邊上，兩手重疊趴在胸前的飯桌上，頭枕在胳膊上，我坐在主席的對麵。張玉鳳坐在他的左邊。
我決心冒一次險。我故意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繼續吃飯，同時觀察他到底清醒不清醒。過了一小會兒，主席抬起頭來使勁睜開眼睛對我說：“小吳，你還坐在那裏吃呀，我讓你辦的事你怎麽不去辦？”
主席平時一般都叫我“護士長”，隻有談正經事或十分嚴肅時才叫我“小吳”。
我故意大聲地問：“主席，你剛才和我說什麽呀？我盡顧吃飯了沒聽清楚，你再說一遍。”
於是，他又一字一句，斷斷續續、慢吞吞地把剛才講的話又重複了一遍。我還是不太放心，反問他：“主席，白天退給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經辦完了嗎？你親自圈閱的，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了，怎麽現在又提出邀請呢？你都吃過安眠藥了，你說的話算數嗎？”我急著追問。
主席向我一揮手說：“算!趕快辦，要來不及了。”
聽了這話我可真急了，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給王海容打電話。電話通了，我把主席的決定告訴了她。她聽完之後也急了，在電話裏大聲喊道：“護士長，白天你們退給外交部的批件我們都看了，主席是劃了圈的，怎麽到晚上又變了呢？”
“就是變了!”
“他吃過安眠藥，這話算不算數？”
“算。”我肯定地說。
“你怎麽證明真算數？”
“我又反複問過了，趕快辦，要不然來不及了。”我也衝著電話大聲嚷。時間馬上就到午夜十二點了。
“唉呀!現在都快十二點了，說不定有些國家已經提前走了，美國隊走沒走我還不知道呢，得趕快想辦法抓住他們。我馬上辦!”
天知道!可憐的王海容那一夜會忙成什麽樣子。
通完電話，我趕緊跑回去，隻見主席仍坐在飯桌前，硬撐著身體。張玉鳳扶著他。見我進來，主席抬起頭看著我在等待。
我把剛才的情況向主席作了匯報，聽完以後他點頭表示：“好，就這樣。”
然後，他才上床躺下。這消息好像比安眠藥還靈。
第二天主席醒後剛一按電鈴，我迫不及待的大跨步第一個跑進他臥室去，要和他核對這件事。我真怕他說：“我不知道，我什麽也沒說。”
“主席，昨晚你叫我辦的事你還記得嗎？”我問。
“記得清清楚楚。”
“你說清清楚楚指的是什麽？”
“你瞧你緊張的樣子!”主席並不著急。
“你快說呀!”
“當然是邀請美國隊訪華嘍。”
聽到這句話我才長長地出了一口氣，膨脹了一夜的腦子都快炸了，這時才鬆了下來。我對主席笑著說：
“唉，主席，你可真行。你的決定突然轉了個180度。你睡了一個好覺，嚇得我一夜都沒睡。”
主席咯咯地笑出了聲。他說：“你這個人呀，已經為中國辦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還不知道呢。”
毛主席確實為中國人民、為中美兩國人民辦了一件特別重要的大事。
毛主席事後曾說：“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我是從大局考慮的。這是中美兩國人民的心願。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是勢不可擋的。你看莊則棟與科恩的接觸極其自然。他們之間沒有往事的糾葛，不存在什麽恩恩怨怨的問題。即使有某種顧慮和猜疑也是長期以來人為的。中國人，中國共產黨人到底是不是象人們所宣傳的三頭六臂、青麵獠牙那樣凶神凶殺，可以請他們來看看嘛。不請，別人怎麽好意思來啊!又沒有外交關係。眼見為實嘛。年青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到底在這個世界上已經存在了二十多年，還是有吸引力的。”
曆史的經曆常是微妙的，有時偶然的事件，又引出必然的重要結果。非常有意思，如果美國乒乓球隊隊員科恩不上錯中國的汽車，會有“乒乓外交”嗎？看來，在五彩繽紛的國際舞台上，隻有巨人的慧眼才能捕捉到這看似平庸而實際上是十分精彩的瞬間。
第五著棋：毛主席選擇了反共總統尼克鬆。
1968年，美國頭號反共人物著稱的共和黨尼克鬆登上了總統的“寶座”。
在談參考時，主席曾多次問過我：“美國新換總統了，你有什麽想法？”有一次我給他讀了一段尼克鬆在就職演說中有關中國的話。尼克鬆說，“讓一切國家都知道在本政府當政時期，我們的通話線路是敞開的。我們尋求一個開放的世界——對思想開放，對貨物和人員的交流開放——一個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憤怒的孤獨狀態中。”
“你把這段話好好記住。”主席說，“從49年起到現在，他們嚐到了我們這個憤怒的孤獨者給他們的真正滋味。”
一年之後，1969年，中蘇在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主席看完當時的一份有關報告，意味深長地自言自語道：“中蘇發生交戰了，給美國人出了個題目，好作文章了。”
“你是指中蘇分裂了，美國人高興吧？”我問。我很想知道根據主席的分析，美國人如何作文章。
主席說：“美國的全球戰略理論不是已經提出了信號嗎，他要打‘兩個半戰爭’，如果他縮減到了一個半戰爭，你聯係起來想想他們會怎麽樣？”
“是的，美國原來打算打‘兩個半戰爭’。第一戰場在歐洲，對付蘇聯的進攻。第二戰場在亞洲，對付東南亞或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防止社會主義國家的進攻，主要是防中國的進攻。最後的半個戰爭是那些不測的局部戰爭，諸如中東衝突。中蘇分裂，大大減少了歐亞兩個大國對美國的壓力及聯合向美國進攻的可能性。這就會改變美國現有的戰略理論，從而最終會影響其外交政策及對中國的態度。對嗎？中、美、蘇三國看來不可能搞等距離外交，對嗎？”
“又等，又不等。”主席說，“隨機應變。這是需要由雙方的利益來決定的，不能脫離現實。”
這次談話使我明確了一個想法：美國人會利用中蘇分裂，以使國際局勢對美國更有利；而毛主席也沒放棄利用美蘇的矛盾為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爭奪更多的生存空間，突破美國對中國的長期封鎖。這三國之間中國和誰“親近”就意味著那方較量的實力增強。毛主席巧妙地利用了美蘇之間的矛盾，他從沒想過要先發製人，但他總是處處爭取主動，把不利因素變成有利因素。
72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主席特別關注競選情況。有一次他問我，“你選誰？”
我說，“民主黨比較溫和些。”
主席說：“我的看法正好跟你相反。共和黨是靠反共起家的，我還要選共和黨的尼克鬆。而且我已經投了尼克鬆一票。”
“為什麽？”
主席說：“民主黨在台上的時間比較長了，從三十年代算起，羅斯福、杜魯門、肯尼迪、約翰遜一直到六十年代後期。民主黨在台上長達30多年。為了順應美國民意，共和黨在大選中贏了，尼克鬆政府在國內搞些平衡，哪怕暫時作出親共姿態也是可以利用的。看來，尼克鬆意識到中國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威脅性。這一點，他比民主黨的各屆領袖們略高一籌。”
“你估計誰當選的可能性大呢？”主席問我。
我考慮了一下說：“這個問題很難說。我了解的背景資料不多。你說呢？”
主席沒直接回答，而是說：“你天天跟我吹參考，你怎麽就估計不到呢？”
“有的材料從參考裏是看不到的，很難說誰當選。”
主席讓我到他桌上拿幾份外交部的文件，在我拿來遞給他的時候，他沒接，而是望著我說：“這是給你看的，你現在就看。”
我把這些文件看完，然後放在沙發邊的茶幾上。
“心裏有數了嗎？說說看。”主席鼓勵我說。
“我估計可能尼克鬆會再次當選。”我謹慎地說。因為這些文件中也沒明確提出尼克鬆當選的可能，隻是又提供了些背景材料。
主席用斬釘截鐵的話說：“肯定是尼克鬆。我要請他到北京來，你看怎麽樣？”
我考慮了一下，反問道：“跟一個反共老手會談？你不考慮輿論界對你施加的壓力？你不考慮自己的形象是否會受到影響？這些畢竟是個新事物。”
“你又不懂了，先啃那些啃不動的骨頭，好啃的放在一邊留著，那是不用費力的。”
說著，主席笑了，我不明白他笑什麽，對他說的也似懂非懂。他說：
“你給我背杜甫的《前出塞》。”顯然，主席看出了我的迷惑。
“哪一首？”我問。我當時覺得背詩詞比搞外交容易多了。
他先背了一句：“挽弓當挽強。”
我接著往下背道：
“挽弓當挽強，
用箭當用長。
射人先射馬，
擒賊先擒王。
殺人亦有限，
列國自有疆。
苟能製侵陵，
豈在多殺傷？”我流暢地背完了。
聽完了我背的詩，主席說：“在保衛邊疆，防止入侵之敵時，要挽強弓，用長箭。這是指武器在戰爭中的重要性，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是民間流傳的一句極為普通的話。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來寫在詩中。這兩句表達了一種辯證法的戰術思想。我們要打開中美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頭頭，不找能解決問題的人去談行嗎？選擇決策人中誰是對手這點很重要。當然，天時、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諸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級會談，馬拉鬆，談了15年，136次，隻是擺擺樣子。現在是到了亮牌的時候啦!”說到這兒，主席顯得精神抖擻，眼睛閃著光，連煙都忘了抽。這些不加思索，出口成章的話看來在他心中已經捉摸得非常透徹。我連連點頭，表示同意他的說法。
我說：“那麽說，非尼克鬆不行？”
主席說：“把共和黨這個最大的反共阻力挖掉事情就好辦了，非找尼克鬆不可。”
果不出主席所料，美國競選總統的結果表明：尼克鬆以絕對多數票當選連任。
主席教我懂得：在國際風雲變幻的舞台上，誰能掌握主動權，誰就是強者。中國從來不讓別人牽著鼻子走，在處理大國之間的關係上，毛主席不僅在戰略上爭取了主動，在戰術上他也一次次贏得主動。
他在美國這兩個字上橫向劃了一道，一邊是大多數美國人民，另一邊是美國統治集團。他看清前者是可信的，並寄希望於他們。然後，他又在統治集團這邊又劃了一道，一分為二，分析民主、共和兩黨的矛盾。他十分懂得，隻要不同利益集團能弄到一起，都是相互需要。主席的策略從某種意義上講並非鐵板一塊，有時很富有彈性。
尼克鬆訪華，也受到國內反對派，特別是反共派的強大壓力。同時，有的外電評論，說尼克鬆是打著白旗到北京來的。
主席聽了我對他說的這條消息笑了，他說，“我來給尼克鬆解解圍。”
我當時也還沒弄清他用什麽妙法解圍。我在靜靜地等待觀察。
主席對尼克鬆作了兩點出人意料的決定。
第一，在主席見尼克鬆的時間上，外交部一直沒作具體安排，看來有可能不好肯定毛主席何時接見。就在總統座機將在北京機場著陸時，主席對我說：“你給周總理打個電話，告訴他，請總統從機場直接到遊泳池，我立刻見他。”外國首腦一到達北京機場時就立即受到接見，這種情況，在以往的外交禮遇上還是較少見的。
主席想用自己的行動表明他對尼克鬆的誠意和對他的重視。
第二，在會談的時間上，原來隻訂15分鍾，可主席和尼克鬆卻聊了65分鍾。
主席是想給美國的反對派看看，中國人辦事是有理有情的。
這兩個時間問題，不僅僅是“時間”，而是體現外交上的微妙與策略。
在中美建交的全過程中，包括從法國、羅馬尼亞、巴基斯坦三條渠道建立之日起，和緊接著的基辛格博士秘密來華的談判，到尼克鬆總統公開訪華，以及後來的中美雙方公開談判的整個期間，周總理經常帶著王海容、唐聞生兩位小姐一起反反複複、來來往往，頻繁地到毛主席中南海遊泳池的住地。每次，他們除了向主席匯報之外，還要同時磋商下次談判的對策。那一時期，周總理和主席一樣睡得非常少，可是總理仍然那樣精神抖擻。我經常看到總理在前麵大步流星地走，王海容和唐聞生緊跟在總理的身後一路小跑。使人感到精神振奮。
人們哪裏想得到，在接見尼克鬆之前，主席患了一場大病，接見當時是大病初愈，就在最近的十幾天，他還躺在床上，很少下地活動。我們在與接見大廳隻有一門之隔的地方準備了一切急救用品，處於“一級戰備”狀態。連強心劑都抽到了針管裏，以防萬一。而毛主席與衰老，與疾病作鬥爭的驚人毅力是無法用語言形容的。他那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頑強精神令人敬佩與感動。
接見尼克鬆的事過去以後，主席曾高興地對我說：“中美建交是一把鑰匙，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的確，那一陣子，中國一下子就成為世界注視的中心。中國加入聯合國，中美建交，中日建交等等。這一時期發生的事都是在毛主席的長久以來的預想計劃中逐步實現的。
遺憾的是1976年9月9日毛主席未了卻完成他畢生的宿願，便已乘風歸去!
他沒能親眼見到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這一天。
這些悲壯的往事是頗堪回首的。我仿佛又看到主席在案頭用平靜、安祥的重重的湖南鄉音朗朗讀著他剛剛書寫的詞篇——
《詠梅》
風雨送春歸，
飛雪迎春到。
已是懸崖百丈冰，
猶有花枝俏。
俏也不爭春，
隻把春來報。
待到山花爛漫時，
她在叢中笑。
二、毛主席的黃河戀
在中華古老的大地上，深深地鑲嵌著兩條絢麗奪目的項鏈——長江和黃河。它們都從邊遠的西部青海省發源，浩浩蕩蕩流經中州，進入東部平原。最後，黃河跨過山東瀉入渤海，而長江則在繁花似錦的上海市奔流入海，真是“黃河之水天上來”，“一江春水向東流”，“逝者如斯夫”!
它們的支流從河道的主幹向四方奔騰，哺育著整個中華大地，滋潤著生活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土地上的五十多個民族。五千年來它們就是這樣奔流到海不複回。
黃河和長江多年來一直在毛主席寬闊的胸間和心裏流淌，早已留刻下厚厚的深情。
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帶領全國人民投入社會主義建設，老人家利用搞社會調查和開會的機會，途經兩河流域，去視察江南、江北，有時總想忙裏偷閑順便到武漢，躍入長江去暢遊一番。
在武漢盆地大火爐裏，主席幾乎每年都冒著近四十度的高溫，麵對這條逐漸由清變黃的滔滔江水，開心得像孩子般地笑呀，說呀。他汗流夾背，迫不急待地換上遊泳褲，抓著小輪船邊的懸梯扶手一步步走下水，便立刻揮臂遊動起來，乘著江水強大的衝力，他像坐滑梯般地一瀉而下，順著江流前進。這種愉快，他隻有在長江中才能得到，也隻有長江才能帶給他一種獨特的喜悅和精神上真正的休息。他喜歡這滔滔江水，這遼闊蒼天，他也喜歡它水深流激，他更讚美這種隻爭朝夕的速度……。這一切竟使他朝思暮想地依戀著長江。
而主席對黃河的情感，卻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很少像對長江那般在眾目所視之下發出響亮的讚美。往往隻有在主席忙完公務之餘，他才沉重的，但又一直沒有忘懷的想起了黃河。想起了黃河的憂患和經曆的災難，當然也有那些英勇、美好、多彩的動人故事。他急著翻看地圖、查閱資料、審批計劃……，總想再次到黃河身旁，親自實地考察。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去思念黃河。毛主席生前曾多次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你們可以藐視一切，但是不能藐視黃河。”我覺得在他眼裏，或者在他心中，黃河不僅僅是一條河，而是與他同種同宗的患難兄弟。他們在一起吃苦，抗日，打蔣介石。千百年來黃河養育了中華兒女，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災難。這一切在毛主席心中都歸結為一句話：我們要馴服黃河，讓它為人民造福。
主席從五十年代後期就跟我常講黃河的事，直到七十年代初，這十幾年間正式談起黃河至少有九次之多。七十年代初他已經體弱多病，他用手捶打著沉重無力的雙腿，閉上眼睛，讓我給他唱有關黃河的歌。我給他唱《黃水謠》。
我看見主席仍閉著眼說，“唱!”於是，我又接著唱了一首《保衛黃河》。
唱完了，我說：
“主席，看來你是不到黃河不死心的人啊。”
“嗯？不對，”他睜開眼睛幽默地說，“我是個到了黃河也不死心的人。你信不信？你可不要小看黃河。我告訴你，我曾經講過，你們可以蔑視一切，但不能蔑視黃河。”
他的話讓我想起1959年12月26日他生日那天第一次跟我談起黃河的情景。
那天下午我到值班室，正碰上衛士封耀鬆值班。
“主席睡了嗎？”我問。
“還沒睡，你上去看看主席吧。”
我正想去給主席祝壽，那年是他六十六歲生日，按民間的說法，是六六大順。可事實上並非如此。全國的形勢從58年大躍進開始，到59年仍是人心鼓舞，幹勁衝天，又趕上“十年大慶”，表麵上熱熱鬧鬧，但主席的心情很沉重，他常問身邊的工作人員，聽到什麽反應沒有，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怎麽樣，有沒有餓死人的事情……我記得那時已經有餓死人的絕密報告送到主席案頭。
我來到主席臥室，見他靠在床上心事重重地抽煙，便沒講話。平常，他會笑著問：“又有什麽好消息？”
我默默地往他床頭桌上的茶杯裏續了半杯熱開水，隻聽他說：“你坐下。”
我搬了把椅子坐在他床旁腳側的地方。每當主席睡不著的時候，我常自然而然地按照護理原則的要求來考慮我該做些什麽工作。這時應該少談興奮的事，不要主動去談一些新問題，尤其不能問他“為什麽睡不著”，“又在想什麽心事”之類的話，這會使他煩躁焦急，心緒不定。我總是一聲不響地順手從他床上拿起本書看，或是說：“主席，我給你念點東西吧。”我想，一種平淡、單調的聲音可以對他起到催眠的作用。
“現在不忙念書嘍，你先看看這個。”主席往桌子那邊指。
他床頭的桌子上放滿了書，還有茶杯、鉛筆和剛寫過的手稿。“是這個嗎？”我拿起手稿問。
他“嗯”了一聲，語調平淡地說：“你看吧。”並不停地抽煙。
我一看這是主席寫給身邊工作人員林克、高智、子龍、李銀橋、王敬先、封耀鬆、汪東興七同誌，要他們下去搞調查的一封信。
看完信我把它放回到原處。主席問我：“怎麽樣，有什麽想法？”我毫無顧慮地說：“主席，如果可能我也想爭取和他們一起下去搞點調查研究。”主席說：“你不用下去，你還另有任務。”我說：“那好。我就按照你的指示，為他們每人準備一份藥。我想，其中包括內服藥，就是治常見病和地區多發病的幾種常用的藥。另外，還準備一些一般外科常用的藥品，再開一個藥單，寫清每種藥的用法。當然，還應該召集他們開一次會，在會上除了我講以外，看他們還有什麽問題可以提出來討論。你看這樣行不行？”主席點頭說：“好，就按你說的辦。”我起身就要走，主席說：“你不忙現在去辦嘍。”
我又坐下，想著怎樣讓他別抽煙，慢慢入睡。我說：“主席，你閉上眼睛休息一會兒，用用耳朵，我給你讀‘蘭亭序’。”
主席能熟練地背誦“蘭亭序”，所以我想我在讀的時候他不用費腦子，感覺會輕鬆些。他輕輕點著頭，我盡量的用輕柔的聲音，平靜的語調往下念：“永和九年，歲在癸醜，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鹹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
我看了他一下，他已閉上了眼睛，於是我再繼續往下讀。“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我又看了他一下，隻見他仍閉著眼睛，我便繼續讀完。
第一遍全文讀完再看看他仍是安靜的閉目，一動不動，但又不像完全睡著了，於是我又開始讀第二遍。等第二遍讀了一部分，我聽到他開始打鼾了，我沒停，繼續往下念，直到他的鼾聲越來越響。我坐著沒動，怕吵醒他。過了二十分鍾，他突然睜開眼。他覺得很奇怪地問：“嗯？你怎麽還在這兒？我睡著了？”
“睡了。”
“睡了多久？”
“二十分鍾。”
“不對，我好象睡了好久。”
“你打了個盹，不過，你真的睡著了。”
我見他精神好些了，便問：“主席，你這幾天為什麽睡不著覺？”
“我心裏有事，我在想事。”
“你又發愁了吧？”
“光發愁也沒用，得想辦法。我給你看的東西你看了嗎？”
“看了，你打盹前讓我看的。”
主席語調平靜地說：“國家有困難了。這種困難跟我們在延安搞大生產時的困難不一樣。在延安，那是人口不很多的解放區，現在是全國性的。”
“你老記著延安那點子事呀。”
“是呀，我忘不了。在轉戰陝北時我打了那麽多仗。”
“轉戰陝北時苦嗎？”
“苦。可是我們不怕。那是戰爭年代，有仗打高興哩!人家說我是一隻好鬥的公雞，其實我比公雞的能耐大多了。那時，我們那麽窮，可是我的名字還挺響亮的哩，尤其是對蔣委員長來說，他特別關心我。他的情報機構很靈，我到哪兒他都知道。你信不信？”
我笑了，點點頭。他接著說：“我可以吸住胡宗南的20萬人馬，隻要我不離開延安。你知道胡宗南可是張王牌呀。這張牌可以由我來調遣。當時我們的兵力有限，這樣我拖住胡宗南20萬大軍，就可以減輕其他解放區的壓力。蔣委員長對延安狂轟亂炸，無非想把延安炸平，把我炸死。一顆炸彈果真在我住的窯洞前開了花。胡宗南以為我準死了。可我沒死。”
“後來呢？”
“後來呀，都能聽到敵人的槍聲和喊聲，我最後一批撤離延安。我就是想讓他們進來嘛。既然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還不走。這就是兵書上講的‘誘敵深入’。但是我當時就說過，延安我是一定要回來的，也一定要打敗胡宗南，不打敗胡宗南決不過黃河。”
“看來黃河幫了你的忙。”
“你見過黃河嗎？”
“沒有，隻見過照片。”
“當時劉戡的部隊一直追我們追到了黃河邊，可惜呀，我隻老遠看了一眼黃河。這條河與我共過患難，拯救過中華民族的危急。我們是結下了美滿姻緣的。”
“47年10月，我在黃河邊搞農村調查，住在佳縣的神泉堡，這個縣城在高高的山頂上。我有時上山從那裏看黃河。黃河真是我們民族的驕傲。它壯觀的很哩，洶湧澎湃，從我腳下流過。”主席坐在沙發上對我說，右手在腳麵上一掃。“有時我沿山間小路走，一直下到河邊。每次看黃河回來心裏就不好受。”
“看黃河應該高興，怎麽反而不好受？”我天真地問。
“因為我沒治好它身上的千瘡百孔啊。我還沒馴服黃河，讓它造福人民。我欠了黃河的情嘍。”
“你每次去看，每次都不好受，為什麽還去看？”
“你看，我這個人就是這麽矛盾哩。”
1961年主席的心情更不好。這時一些餓死人的報告已經頻頻送到他的桌前。為了讓他休息好，分散一下精力，在他臨睡前我總是設法主動跟他聊天，想讓他講講他過去的事情。這時，他便常提起黃河。黃河在他心中占有了不得的位置，他對他的兒女也沒有像這樣常掛在嘴邊。
“48年3月宜川大捷，我們打敗了胡宗南。我們行軍到川口，要從這裏過黃河。水流急得很，還有冰塊哩。我這次沒能到激流中去試一試水。麵對咆哮的黃河，我是坐渡船過去的，不是遊過去的，可惜呀!”
時間到了1962年，國家的情況有了好轉，主席的心情也輕快些。62年夏天的一個傍晚，主席在菊香書屋的辦公桌上寫字，一邊寫一邊念：“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複回。”他反複寫，反複念，仿佛要從中讀出點什麽似的。我在一邊給他調墨。我說：
“主席，你還是忘不了黃河呀？”
“我怎麽能忘了黃河呢？”他放下筆，抬起頭凝視著看不見的遠方道：“52年我去視察了黃河，可是工作忙，隻走馬觀花地看了看，沒幹成什麽事。一晃十年過去了。”他仿佛自言自語地說：“高智去西安工作時，我讓他先打個前站，沿途做些調查研究，我隨後就到。我告訴他我要騎馬去，沿黃河走一趟。嗐，事情一忙就顧不上它了。”
64年的夏天在北戴河的時候，主席的情緒特別好。有時他辦公躺著的時間久了，我便提醒他去一次廁所，這種時候我就想讓他多走些路，所以每當他起床後，給他穿好睡袍時，我便輕鬆的笑著，嘴裏給他打著鑼鼓點：鏘、鏘、鏘……，他一聽便邁著台步在屋子中央轉圈，小跑起來。有時我又故意變調，打起青衣花旦上台的鑼鼓點：台、台、台、一台、一台、一一台……他就會學著小姐的步態扭著走，常常逗得我們哈哈大笑，開心極了。他很喜歡唱京劇，高興時還不時地做出甩袖子亮個相的動作。每當我在旁邊大聲笑他時，他便一本正經地用濃重的湖南腔說：“嚴肅點。”說完他自己也哈哈大笑起來。“唱京劇講究的是板眼要準。”這時，他會自己打著拍子搖頭晃腦地唱起來。主席的音樂節奏感的確非常好。
一天下午遊泳回來，吃完了晚飯，主席對我說：“我想去黃河，你做點兒準備。”
我心想，怎麽在北戴河呆得好好的突然又想起了去黃河。我連忙問：“主席，你去黃河幹什麽？”
他高興地笑了，紅光滿麵，揮著手說：“這次可好了，可以如願了。我不當國家主席了，事情不那麽忙了。我想搞點兒科學研究，再不搞就來不及了。”
我好奇地問：“你想怎麽個搞法？”
主席說：“我要帶一個智囊團去。這裏麵包括有天文、地理、曆史、氣象、土壤、地質、化學、肥料、水利、電力等等一批專家，要像李四光這一級的專家。他們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們大家都騎馬去。你給我準備一些應付艱苦生活的東西。我們要沿著黃河走，逆流而上，去尋找黃河的源頭。把這條河從頭了解起，讓它能更好地為我們的民族造福。我們還可以到黃河裏去遊泳啊。”說著，他讓我把汪東興同誌請來，向他交代了一番。
幾天以後，汪東興同誌從北京調來騎兵隊和一些經過選擇和訓練的軍馬。我感到又興奮，又緊張因為我除去日常工作外，還要準備去視察黃河時沿途可能需要的特殊醫療用品器材。緊跟著便開始了對我們這些工作人員的艱苦的騎馬訓練。
主席根本用不著練，前半生的戎馬生涯使他對騎馬有種特殊的感情。當時他已經七十一歲了，上馬時需要警衛幫他一把，一旦上了馬，老人家昂首挺胸，抓住韁繩，兩腿一夾馬肚子，駿馬便闊步前行。那神氣，那動作好讓我們這些不會騎馬的人讚美、羨慕。從此，主席又多了一項活動——騎馬。
我從來沒騎過馬，所以對騎馬沒什麽興趣。有一回，我在住地與浴場之間必經的一條公路上練騎馬，突然過來一輛汽車，馬驚了，它順著公路向通往海邊的大路奔跑去，嚇得我不知所措，緊緊地抱著馬脖子，胡亂地拉馬韁繩，平時訓練時學的那幾手不知忘到那兒去了。就在我欲走不能，欲跳不敢的緊要關頭，馬居然停下來。從此，我對懂事的軍馬產生了特殊的感情。我認為它救了我一命。練騎馬不是件輕鬆的事，幾天下來我渾身酸疼。特別是大腿內側幾乎都磨破了，一沾海水殺得鑽心的疼。有一天我本應陪主席去遊泳，我謊稱肚子疼，不下水了。
“我看你不是肚子疼，是大腿的肚子疼罷？”
“你怎麽知道。”
主席笑了。
“你要想嚐嚐拚命是什麽味道，就應該下去。”
我不甘示弱，咬著牙下了水。海水殺著我的大腿像火燒一樣疼。
從海邊回到住地，下了汽車主席興致勃勃地對我說：“我告訴你一個好辦法，你不用練騎馬了。”主席一邊走一邊對我說。
“你又有什麽好辦法了？”我期待他教我點訣竅。
“我們每天出發時，你比大家早動身，讓汪東興給你找四條豬，在豬身上搭個平板，你坐上，把藥箱也一齊放到上麵，到了目的地我們還能吃到豬肉哩。”說完他笑了。
可是我當時賭氣地說：“我不幹。為什麽我不如你們。我才不坐那個豬車呢，好像就是我顯得那麽不行。我還要騎馬去。”說完這句話我一想，這不就是主席的“激將法”嗎。他總有辦法說服身邊的人，讓大家一心一意跟他幹。
“這麽說你還是想練的，那好，就繼續練吧。你不會騎馬就去不成黃河，長了這麽大，連黃河都沒有親眼看過，你會後悔的。你要知道黃河在戰爭年代是有功之臣，現在搞建設，不讓它做貢獻，它會不高興哩。我了解黃河，我們的心是相通的。”
我們工作人員接著練騎馬。我還真下了苦功夫。一切都準備好了，甚至連出發日期都定了，結果由於“北部灣事件”，黃河行的計劃又不得不取消。這次我才真正地體會並理解了主席對去不成黃河的遺憾心情。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了遺憾。
後來主席總是說：“以後我還是要去的。”
65年高智到北京看主席，匯報了他沿途了解的一切情況。主席聽後又是興奮得好幾天睡不好覺。他還是要去。他對我說：“那次沒去成，太可惜了，一切都準備好。看來，一個人要辦成一件事並不容易。”
72年主席大病初愈。也就是71年底他得了重症肺炎，心髒也不好。為了在短時間內盡快地讓主席身體恢複健康，而準備在72年2月如期接見美國總統尼克鬆，我們醫療組進行了大力的搶救治療工作。最後病情終於好轉，順利地接見了尼克鬆總統。主席在患病期間，為恢複中美關係及開展一係列的外交往來，做出了大量重要的決策，從而使兩國敵對狀態得以緩解。就在他病愈以後，他風趣地對我說：“前些時候我到馬克思、列寧那兒走了一趟，他倆說：你那個國家的鋼、糧食還太少，再說你還要去黃河，你就不用這麽早來啦，你先回去吧。所以我又回來了。看來，我的一片真誠感動了馬克思和列寧，去黃河還是有希望的。”
聽了他的話，我心裏真難過，一個快八十歲的老人還是那樣無所畏懼，不顧自己的身體，執著地追求一個他日夜思念的要為中國人民造福的美好目標，我頓時控製不住地流出了熱淚。
他說：“你這個人呀，馬克思和列寧都叫我回來了，我不是挺好嗎？”
“是呀，你的真誠感動了他們，也感動了我。去，隻要有機會，有可能，我們一定要跟你一起再去黃河，怎麽樣？”
“去就去。”他一拍大腿，毫不服輸地說。
74年底我病倒了。大概是多年來精神高度緊張和連續的超量工作，疲勞成疾，我病得實在難以再支撐了。主席親切地叮囑我，“先回去好好看病，養養身體。”從那時起，我就離開了主席，離開了我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日夜守候的地方。住在醫院裏，雖然人是在接受檢查治療，但我的心也像主席一樣仍然想著去黃河的事，好像覺得這件事沒能做到，沒能滿足老人家的心願，在我心中總是塊心病。
76年7月28日唐山發生強烈地震之後，我隨305醫院的工作人員和病人一起住進了醫院大樓旁邊臨時搭起的地震棚裏。工作人員住的地震棚隻有頂棚和鋪板，四麵通風，就搭在唯一的一條通道旁。醫院的人出出進進都必須從這裏通過。我每天除了服用大劑量的心髒病藥物外，就是坐在棚子裏，麵朝著這條通道的方向，等待我盼望看到的東西。每天下午三、四點鍾準有一輛中型吉普車滿載著沉甸甸的東西，上麵蓋了一層草綠色的軍用雨布，從這條路上開過。看到這輛車從我眼前開過，我的心才稍覺平靜下來。車上盡管偽裝得看不出裏麵裝的是什麽東西，但我對它們太熟悉啦。雨布下麵放的是一個個藍色的氧氣鋼瓶，每天都必須以空瓶來醫院換走充滿氧氣的新瓶。我每天隻有在這時才能看到來自毛主席身邊的東西，心裏熱乎乎的。雖然吉普車隻是來去急速地駛過，我也能從中了解到主席的病情變化。曾使我最最痛苦的是眼看著取走的氧氣瓶逐漸地增多，而在主席身邊工作的同誌回醫院的次數越來越少，我知道這不是好兆頭。我默默地看著戰士們搬動氧氣瓶，每次我都想去打聽主席的情況，話到嘴邊又咽了下去，因為我們互相都懂得要遵守保密規定。沒有主席的消息，我心裏很是惦念他老人家。他以往跟我說的許多的話時時撞擊著我的心頭。主席苦戀了大半輩子的黃河，難道他真的再也不能親身實地的去看看了嗎。我的淚水禁不住奪眶而出。……於是，我寫下了這樣四句，雖算不得七絕的詩句，但確實心有所思，情有所感，借以表達積聚我心中的深深的情思。我且叫它
《黃河之戀》
“遠離非易近易難，
十年頻夢九交談。
狂濤飛虹神遊遍，
縱到黃河心不甘。”
三、毛澤東的生死觀
毛主席生前多次談到自己的死，不僅跟我談，在不同年代，不同場合也跟其他人談。比如，1961年他老人家暢遊長江之後就曾跟英國的蒙哥馬利元帥談到自己的死，談到接班人問題。64年他在軍隊幹部會議上也談到死，他說“原子彈下來，就一條路見馬克思。人年紀大了也會死。人如果負擔太重，死是很好的解脫辦法。”73年他會見澳大利亞總理時說：“我活不到革命結束了，我已經跟上帝打過招呼了。”76年他病重，尼克鬆的女兒來看他，他又一次說：“一個人負擔太重，死是解脫。”
毛主席從什麽時候開始關注到自己的死，為什麽？這個問題應由曆史學家、傳記作家去回答。我想要說的是1963年羅榮桓同誌逝世後，主席跟我長談了一次他的生死觀。
1963年12月16日羅榮桓同誌逝世。毛主席到北京醫院向羅榮桓的遺體告別。從那以後，他一直很少講話，幾天睡不好也吃不香，顯得心事重重的樣子。就在這時他寫了一首詩“吊羅榮桓同誌”。
有一天，他睡不著覺跟我聊天。回想往事，談起他母親。
“我喜歡母親。她是個善良的農村婦女，待人誠懇。”他靠在床上對我說，不停地吸煙。我坐在他床腳下聽著。“盡管她不懂搞群眾關係，可她為人很好，受人尊敬。她死的時候，來了好多人為她送殯，排著長長的隊，跟我父親死的時候不一樣。父親對人苛刻。我總忘不了這件事。”
“你母親去世的時候，你不是不在嗎？”
“我不在就不能聽別人說？”
“你對你母親怎麽個好法？”我好奇地問。
主席搖了搖頭說：“我作為兒子不夠格呀。生不能盡忠，死不能盡孝。我就是這樣的人。”
“這也怪不得你。你那麽早就投身革命，尋找真理，為解放全中國做出了這麽大的貢獻，也算是孝敬母親的。”我寬慰他說。
“你對你母親好嗎？”他問我。
“好。”我說，“我母親死得早，她是病死的。那時我還不太懂事，大概隻有八歲吧。不過，我記得她死時人們把她從床上搬到地上，地上有一張席子。人們用白被單把她從頭到腳蓋起來。我當時特地把母親給我做的紅小褂穿上了，跪下，大把大把地給她燒紙錢。我想讓她看見我漂亮，我在給她送錢。大人是這麽說的，我也就這麽信了。燒完紙，我都起不來了。其他的我都不記得了。我當時小，長大以後我有了自己的看法，不知對不對，我想告訴你。我認為我們的政策應該改。”
“要改什麽？”
“我是主張要對一個人真好，就在他活著時好好對待他。他死後一旦懷念他時，也沒有遺憾。如果生前對人不夠好，等他死了又辦酒席又戴孝，這一套對死者並沒好處，那隻是為了給活著的人看。你覺得對不對!”
“在革命隊伍裏必要的追悼會還是要開的。這也是為了寄托哀思。這不像老百姓那樣辦紅白喜事，那麽熱鬧。不過你的問題我可以考慮一下。”
“主席，你是不是覺得這個想法不對？”
“我還要想想。作為政策，還要考慮。”主席繼續抽煙，沉思了一會兒，他突然說：“我死的時候你不要在我跟前。”
“你別開玩笑了，假如真有那麽一天，我怎麽會不在你身邊呢？我要做好防病工作，你得了小病我會及時給你治療護理，不讓你得大病。”
“不，我死的時候一定不要你在我跟前。”主席堅定地說，“我母親死前我對她說，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樣子，我想讓她給我留下一個美好的印象。我要離開一下。母親是個通情達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現在，我腦子裏的母親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著時一樣。現在你明白我為什麽不讓你在我跟前了吧。我要給你一個完美的印象，不讓你看見我的痛苦。”
“咱們別老說死的事吧。”我說。
主席固執地說：“我這個人就這麽怪，別人越要回避的事，我越要挑起來說。在戰爭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我還是沒死。人們都說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辯證法。辯證法告訴我們，有生就有死，有勝利也有失敗，有正確也有錯誤，有前進也有後退。冬天過去就是春天，夏天熱完了就到了秋天等等。你都不研究這些呀？”
我說：“我們研究的範圍比較窄，不像主席說的這麽廣泛。確切地說，我們更多的研究人的生、老、病、死。在醫學方麵有的還落後於其他學科。雖然生、老、病、死隻有四個字，可是在這個範疇內還有許許多多微妙複雜、無窮無盡的問題。比如，如何提高優生率。怎樣防老，減緩衰老過程。對疑難、不治之症怎樣找出一個預防治療措施。如何降低死亡率。這些問題都需要繼續研究，有待解決。”
聽完我的話，主席笑了。他掐滅煙頭說：
“講的不錯嘛。你承認生、老、病、死是生命在不同時期的表現。那好，按這個科學規律，我和羅榮桓同誌一樣也會死的，而且死了要火化，你信不信？”
對這麽突然的提問我一點兒思想準備也沒有，我嚇呆了，好久沒說話。
“你怎麽了？”主席問。
“主席，咱們不要談這個問題，換個話題吧。”
主席認真起來，用肯定的語氣說：“你不要回避問題嘍。話題不能換，而且我還要對你把這個問題講透。給你一點兒思想準備的時間。我書架上有本《形式邏輯學》，你拿去讀，明天我們再接著談。”
談話就這樣結束了。我從他的書架上找到《形式邏輯學》回到休息室就看起來，以應付“考試”。主席說話從來是算數的，你休想打馬虎眼。
第二天，我陪主席吃過第一頓飯以後已是下午，我們離開飯桌，坐在沙發上，他就問我：
“你的書看得怎麽樣，我們接著昨天的談。”
我說，“這本書的頁數不算多，我都看完了，我覺得自己得了消化不良症，有的問題似懂非懂。”世
“形式邏輯講的是什麽？”他像個嚴格的老師似的問。
我把準備好的幾段有關形式邏輯的定義背給他聽。他聽完以後說：“那你就根據概念、判斷、推理舉個例子，考考你學過的東西會不會用。”
我沒想到他會提這樣的問題，想了一下說：“所有的金屬都是導電體，銅是金屬，所以銅是能導電的。”
主席點點頭。“講得不錯，你再聯係我們昨天談的問題舉個例子。”
我想，我從來沒把毛主席與死聯係起來想過，我的工作是保證他健康、長壽。另外，從感情上講，我根本不願他死，中國太需要他了。我無法在這個問題上運用殘酷的“形式邏輯”，所以我直率地說：
“昨天談的事我舉不出例子。”
主席看著我為難的樣子說：“那好，讓我替你舉個例子吧。”他有些得意地掰著手指說，“人都是要死的，這是個概念。根據概念，然後你作出判斷：毛澤東是人，看來這個判斷是正確的。那麽，根據判斷你再去推理。所以，毛澤東是會死的。”
主席接著說：“我設想過，我的死法不外乎有五種。兩年前在武漢見蒙哥馬利時我也對他講過。第一，有人開槍把我打死。第二，外出乘火車翻車、撞車難免。第三，我每年都遊泳，可能會被水淹死。第四，就是讓小小的細菌把我鑽死。可不能輕視這些眼睛看不見的小東西。第五，飛機掉下來摔死。”他笑著說：“中央給我立了一條規矩，不許我坐飛機。我想，我以後還會坐。總之，七十三、八十四，閆王不請自己去囉。”說完，他開心地大笑起來。
我聽了這些話，覺得心裏很沉重，一點兒也笑不起來。我說：“咱們能不能不說這些不吉利的話？”
“你這個人呀，還有點兒迷信呢。”他指著我的鼻子說，“你是個搞自然科學的，應該懂得自然規律的嚴肅性。”他說，“我死了，可以開個慶祝會。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顏色鮮豔的紅衣服或花衣服，要興高采烈、滿麵春風地參加慶祝會，然後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講話。”
“講什麽？”我茫然地問。
“你就講：同誌們，今天我們這個大會是個勝利的大會。毛澤東死了。我們大家來慶祝辯證法的勝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從孔夫子到現在地球就裝不下了。新陳代謝嘛。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這是事物發展的規律。”停了一會兒，他認真地對我說：“我在世時吃魚比較多，我死後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長江裏喂魚。你就對魚說：魚兒呀，毛澤東給你們賠不是來了。他生前吃了你們，現在你們吃他吧，吃肥了你們好去為人民服務。這就叫物質不滅定律。”
“不能，萬萬不能。”我連連搖頭說，“平時我一切都聽你的，這件事不能聽，我也不幹!”
主席不再笑了，臉上顯出不高興的神情。他說：“你在我身邊工作了這麽久，離我又這麽近，都不能理解我呀。我主張實行火葬，我自己當然不能例外。我在協議上簽了名的。”
“你還訂了什麽協議，跟誰訂的？”我驚奇地問。
“和中央的同誌們，在懷仁堂簽的名，不信你去查。照此辦理大有好處，留下我的遺體會增加人民的負擔啊。”
事後我才知道的確有這麽一份倡議書。全文是這樣的。
“倡議實行火葬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人們由生到死，這是自然規律。人死以後，應當給以妥善安置，並且采取適當的形式進行悼念，寄托哀思，這是人之常情。我國曆史上世界各民族中有各種安葬死者的辦法。其中主要的辦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廣。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費木材；加以我國曆代封建統治階級把厚葬久喪定作禮法，常使許多家庭因為安葬死者而陷於破產的境地。實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節省裝殮和埋葬的費用，也無礙於死者的紀念，這種辦法雖然在中國古代和現代還隻有一些人采用，但是，應當承認，這是安置死者的一種最合理的辦法，而且在有些國家已經普遍實行。因此，我們倡議，在少數人中，首先是在國家機關的領導工作人員中，根據自己的意願，在自己死了以後實行火葬。為著火葬的方便，除了北京、上海、漢口、長沙等地方已有火葬場外，我們建議，國家還可以在某些大中城市和其他適當地方，增建一些近代化的火葬場。
我們認為安葬死者的辦法，應當尊重人們的自願。在人民中推行火葬的方法，必須是逐步的；必須完全按照自願的原則，不要有任何的勉強。中國的絕大多數人有土葬的長期習慣，在人們還願意繼續實行土葬的時候，國家是不能加以幹涉的；對於現存的墳墓，也是不能粗暴處理的。對於先烈的墳墓以及已經成為曆史紀念的古墓都應當注意保護。對於有主的普通墳墓，在需要遷移的時候，應當得到家屬的同意。
凡是讚成火葬辦法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請在後麵簽名。凡是簽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後一定要實行火葬。後死者必須保證先死者實現其火葬的誌願。”
第一個簽名的是毛澤東。日期是1956年4月27日。簽名的還有其他中央領導及黨內外同誌136人。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當時出於種種需要，在第二年建成了毛主席紀念堂。按說這種做法是不符合他本人意願的，對這件事到底應該怎樣看呢？我認為鄧小平同誌在1980年8月21日和23日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提問時，說得非常好。
鄧小平同誌說：粉粹“四人幫”後，建毛主席紀念堂，應該說，那是違反毛主席自己的意願的。五十年代，毛主席提議所有的人身後都火化，隻留骨灰，不留遺體，並且不建墳墓。毛主席是第一個簽名的。我們都簽了名。中央的高級幹部、全國的高級幹部差不多都簽了名。現在簽名冊還在。粉粹“四人幫”以後做的這些事，都是從為了求得比較穩定這麽一個思想考慮的。
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那麽毛主席紀念堂不久是否將要拆掉？
鄧小平同誌說：“我不讚成把它改掉。已經有了的把它改變，就不見得妥當。建是不妥當的，如果改變，人們就要議論紛紛。現在世界上都在猜測我們要毀掉紀念堂。我們沒有這個想法。”
如今，毛主席已經離我們而去了。他的“生死觀”作為他思想的一部分也應成為他留給我們的一份寶貴的遺產。在這份遺產中，我們感受到了一個偉大的唯物主義者的博大胸懷和無所畏懼的精神。
他曾經說過，他不要我看見他死時的痛苦樣子。76年他逝世時，我已經離開他一年多了，雖然在他逝世前一年我還常去看他，並跟他共同度過了他最後一個春節，但他的確沒讓我看見他與世辭別時的樣子。正像他所說的，他要留給我一個完美的印象。的確，毛主席在我心中永遠是一位傑出的偉人，慈祥的老人，讓人敬愛的師長，父輩。他超人的智慧，忘我的工作熱情，幽默的話語，和藹可親的待人，美好善良的形象永遠留在我心中。
他生前和死後都實現了自己的諾言。他晚年時同衰老、重病進行了頑強的鬥爭。1976年9月9日他終於得到了解脫。他和我談過的“生死觀”的觀點我早已接受。每逢他生日，也包括他的祭日，我都穿著鮮豔的花衣服或紅衣服，懷念他，讓他看到，我是在履行諾言。如今人們更多的接受了辯證法的思想，他一定會含笑九泉。吳旭君
毛澤東同誌，你在廣大人們心中一直深深留著美好的印象。
吳旭君
一、毛澤東思考著中美關係的五步高棋
毛主席決定恢複中國與美國的正常關係反應了一個政治家的遠見卓識。然而我要說的是從一個人的性格方麵看，中美關係的恢複則反應出毛主席在處理外交問題上獨特的個性。他是個辦事有信心有恒心的人，認準的事一定要辦成，不達目的決不罷休。他在考慮問題時，既從民族、國家利益、全球政治這些大的方麵著眼，又從不忽視任何可能改變大局的枝微末節。我覺得整個中美關係的恢複與建立充分體現了毛主席的上述個性。正是他，這位曆史的巨人親自導演了本世紀世界複雜、微妙的外交史上最精彩的一幕。
我認為，在打開中美關係的大局上，毛主席走了五步高棋。
第一著棋：毛主席放了個試探氣球。
毛主席要向世界表明他的新姿態。這個新姿態就是在1970年10月1號，主席把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夫婦請上天安門，並讓他們站在自己身邊。一同分享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所享有的無尚的榮耀與崇敬。
在當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與美帝國主義相互敵視、謾罵了二十幾年中，這個舉動的確非同尋常，也隻有毛主席能這麽幹，換任何一個人都是無法想象的。
1970年10月1號上午，去天安門之前，在中南海遊泳池主席的住處，我們幫他穿衣服的時候，他的心情顯得格外激動。他說：“今天要接待老朋友美國作家斯諾和他的妻子。”
上車之後，他便什麽也不說了，正襟危坐，兩眼注視著前方。他坐在後排坐的右側位，我和張玉鳳坐在他旁邊，徐業夫機要秘書和周福明同誌則坐在中排的副座上，前排還有司機張正吉同誌和貼身警衛。車從中南海東門出來，向東開去，在故宮的午門前向南一直開到天安門城樓下麵。幾位中央的常委都已經在那兒等主席。他一下車，大家便一同步入電梯。(全國解放初期，並沒有電梯，那時上天安門要步行拾級而上。)我們出了電梯，登上天安門城樓，就在主席臨近觀禮台的石階時，正是北京時間上午十點整。這時，廣場四麵八方的高音喇叭裏傳出“東方紅”那激動人心的樂曲聲，廣場上和東西兩側的觀禮台上立刻沸騰了，“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響徹雲宵。
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緩步向觀禮台正中央走，邊向兩邊的貴賓招手致意。我當時跟著他，心裏緊張極了，眼睛不停地環顧四周及地上，怕地上的電線絆著他，怕哪兒冒出個台階，還要注意兩邊的貴賓情況。也不知什麽時候，斯諾夫婦出現了，主席和他們夫婦並排站在觀禮台的正中央。
從觀禮台向下看去，那是一片紅旗的海洋，也是群眾的海洋，聲情沸騰的海洋。
觀禮結束，我們帶著天安門的熱鬧回到中南海主席的住處。這裏安靜極了，簡直判若兩個世界。
主席更完衣，臉上仍然泛著紅光，心裏的激情仿佛還在燃燒著。我趁他高興，就問：
“主席，斯諾是老朋友，但他不過隻是一個外國記者，為什麽你給他那樣好那麽高的待遇？”
要知道，在我印象中，這是破天荒頭一次呀。
主席笑了。他說：“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個試探氣球，觸動觸動美國的感覺神經。”
新中國成立後，美國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軍事包圍的政策，企圖置年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於死地。美國先後發動了朝鮮戰爭，武裝台灣並在台灣海峽進行挑釁，以及發動越南戰爭。在外交上美國也同樣實行孤立中國的政策。中國也針鋒相對，堅持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同時在任何外交場合對美國人也采取同樣的態度。但是，這一切是在中蘇友好的背景下，是蘇、美冷戰最激烈的年代。
然而，曆史發展到六十年代中期前後，發生了變化。特別是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之後，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兩國不斷交火。這一切都觸動了大洋彼岸的美國政治家的敏感神經，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鬆決心走向一個“新世界”。他認為國際風雲的變幻將存在著美、中、蘇三國均衡的新局麵產生的可能性。這樣一個世界是否正是毛主席的設想呢？這樣一個局勢的存在是不是對中國更有利呢？
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將向世界莊嚴地宣告，任人欺淩和宰割的時代將一去不複還了!新中國將會以巨人的實力出現於世界之林!於是，毛澤東自豪地著手開始了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係列建設，與此同時，他並努力開展和創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為中國的建設服務。可是，事與願違。他幽默地說：“你想一心一意地搞建設嗎？偏不讓你搞。世界上的事有時是不能按自己的主觀意誌去行事的。那好，要鬥就鬥，奉陪到底，邊鬥邊搞建設。”毛澤東受不了這種欺辱，不管是五十年代來自美帝國主義的，或是六十年代來自蘇聯老子黨的。毛澤東認為這兩個大國都沒有把他放在眼裏，更沒有把新中國存在的價值和深遠的意義予以重視，這些都深深地刺痛了他。作為中國人、中國人民的領袖，他對我說：“我咽不下這兩口氣。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不能讓別人牽著鼻子走，既要對付正麵的敵人，還要防止背後射來的冷箭，所以，看來我得像魯迅說的那樣，我也得橫過身來戰鬥，才能有效地進行兩麵出擊。一手對付美國，一手對付蘇聯。”顯然，毛澤東懂得，這樣橫著站久了是吃不消的，何況，這僅僅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能夠采取主動利用美蘇之間的矛盾，使我們自己從中獲得主動，豈不更好？主席雖然從沒有這樣明確地對我說過，但他決心改變中美關係的事實正是如此，使中國在不利於自己的世界環境中爭取主動，發展自己。
第二天，10月2號，各大報紙都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了主席和斯諾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照片。
第二著棋：火力偵察。
國慶節後的兩個多月，時間是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又與斯諾進行了一次長談。這是第五次談話，也是最後一次。
第二天下午，我照例去和他談“參政”。這是從1957年開始的，主席曾告訴我，你的知識麵要廣，不要隻限於搞醫療護理工作，要關心國內外大事，要認真看參考消息，要善於擺出自己的觀點等等。從這時候起，我便有意識地多注意參考消息中的一些事，和主席見麵時有時也談談。後來一直延續到了六十年代初，自從主席讓他的國際問題秘書林克同誌深入到基層去搞社會調查之時起，主席就要求我學著搞些國際問題，兼做部分國際問題秘書的工作，比如：他給我專門訂了一份中文版的《參考資料》和後來又增訂了一份英文版的《News》供我閱讀，每天必需去向他匯報；在他接見外賓時，主席有時認為需要，專門批準我可以留在現場聆聽他和外賓的會談內容；有時主席還給我看一些外交部和中聯部的有關文件；有時他讓我和他一起讀英文；有時他讓我騎著自行車去西花廳把文件直接交給周總理等等。我深知他老人家的苦心，是想讓我這個新手的功底打得厚實些，因此，我也很努力地在攻克這個新堡壘。
我們看的《參考》分兩種。一種是現在一般人都可以看到的小開張的我們叫一張紙《參考消息》；另外一種是《參考資料》其內容比前者多是供首長們看的，有上午版，下午版各一本，還有一本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每天定時送來新出版的當天資料，這三本加起來可能不止十幾萬字。從此，我便開始每天把《參考資料》當成教科書一樣認真閱讀，然後，每天找到適當的時間去向主席匯報，在交談中，我發現他對國際上每個國家以及每個地區的問題了如指掌，非常熟悉，來朧去脈講得頭頭是道，我問他：“主席，外交方麵的事已經分工有人管了，你還這麽操心幹嗎？”
主席說：“我一直沒有放鬆對國際問題的關注，當個主席那能隻顧國內不顧國外，要兼顧。以後，我要多抓抓國際外交上的大事，否則，時間就來不及了。你以後在這些方麵也要多看些東西和我多交談，我們就有共同語言了。”
從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在主席的言傳身教之下，我已經多少學會了一點從《參考資料》中看出點國際上的重要問題、微妙問題、苗頭問題，並且知道在哪一個時期、主席關注哪些問題。html
這天下午我進了遊泳池的大廳，主席正在看書，我說：“主席，你休息一會吧。”
一般他不想跟人講話，他就繼續看書，要是他想講話，就抬起頭來看你一眼，聽聽你講什麽，感不感興趣。我給他講了一段參考消息。然後我說：
“昨天你和斯諾談了那麽長時間，一定很累吧？”
主席放下手裏的書說：“我和斯諾談話不累。別看他是個高鼻子，我們早就有交往，比較熟悉，深談過多次。從1936年在陝北時，這個年輕的外國記者就闖進了中國紅色政權首府的所在地，他在那裏自由自在地轉了好幾個月，後來他還寫了本《西行漫記》呢。讓外國人對外國人進行宣傳，這種做法，有時說服力比我們自己在那裏吹作用還大呢。”
“1939年他又來見我時，他能針對當時國共合作中的問題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作宣傳，表明澄清當時的輿論混亂。這種做法我是欣賞的。所以我和他談了抗日戰爭中我們黨的內外政策，並且做好了打持久戰的準備，一直打到中國取得全麵勝利。當時我還對我們的鄰國日本向他作了深刻地分析。我告訴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啊。’”
如果主席把書放在茶幾上，不停地講話，連煙都忘了抽，這說明他談興正濃。我過去把他腦後那個落地燈關了，免得燈烤他。我說：“斯諾對中國革命是有所了解的了？”
“不隻是了解皮毛，而是有比較深入的接觸。”
“四、五十年代你們來往過嗎？”
“沒有，各忙各的。新中國剛成立就忙抗美援朝，搞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那時真正是百廢待興，要做的事堆成山。我們剛推翻三座大山，前麵又出現無數的山等著去推平，這就是曆史。”說到這兒，他咯咯地笑起來，好像曆史在跟他鬧著玩似的，告訴他過了這個山就下到平原，可好不容易翻過去，發現前麵還是山，主席看著這些山隻好笑了。
“主席，你們又相見是什麽時候，我怎麽想不起來啦？”
“就在我們的困難時期，1960年。那次我和他談了九個小時，談了我們分別二十年來中國發生的重大變化，也談到了中國的未來。他受到了新中國變化的震動，在我們分別的時候，他認為這次是滿載而歸的。我想大概差不多，否則他寫不出《大河彼岸》這本書的。”
我開玩笑地說：“知我者，斯諾也。”
主席說：“非也。”
我說：“是也。我記得64年國慶節後到65年初，在那段時間裏，你又見了斯諾，談的內容相當廣泛對嗎？”
“那是，談了舉世聞名的中蘇、中美關係，還和他提到‘第三世界’的問題。從60年到64年隻有一十七個國家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看來中國不被別人了解而受到冷淡。可是世界總不能永遠讓美蘇一直霸占下去，我們的革命道路與經驗對‘第三世界’是有用的，這個工作需要做。另外，還談了原子彈。我們一定會有的。聯合國也一定要進去的，但我們需要時間。”
“主席，我發現了你一個秘密。”我說：“你為什麽對斯諾那麽感興趣，並且把這種友誼保持了40年之久。我想試著猜猜主席的用心可以嗎？”
主席聽了我的話，眼睛一亮，顯得有些意外，他歪著頭看著我，然後笑著說：“請講。”
我說：“你是在放長線釣大魚呢。我發現你每次和斯諾的交談都是為著實現某個遠大的目標而展開的，並不是為了讓他單純地了解你，而是通過讓他對你的了解逐步深入地理解、消化中國為什麽要革命和中國如何搞革命，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重要性等等。再通過他去向世界介紹、宣傳新中國，而斯諾對中國的知曉，以及得到主席如此這般地信任與厚愛，在世界上又會產生非同一般的反響。在斯諾的身心裏接受到你身上放射出的吸引力，吸住他向往中國並樂於為中國辦事。”說到這兒，我有點兒不好意思地問：“我講的對不對？”
“請接著講。”
我說：“你在許多結識的青年人中選中斯諾這個思維敏捷，有頭腦，有抱負，能說會道的對手，你們談得廢寢忘食，談得投機，親如兄弟，使你們的友誼很自然地得以發展，結果把世界的注視從四麵八方引到中國來。”
“看來你是讀過斯諾的書嘍？”
“讀過，沒研究過。我是在說你對斯諾的研究呢。”
“接著講。”
“身為記者的斯諾有職業特權在各階層人士中穿梭，與持不同觀點的大大小小人物交談。選這樣一個人為中美關係公開牽線搭橋比任何人都合適。他熟悉中國，又了解美國，辦得成就辦，辦不成小事一樁，不犯太多的嫌疑，何況斯諾是在按您的意圖行事。這本身就具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功率。請問，您的秘密我破得怎麽樣？”
“不錯嘍，起碼你是個勇敢者，采取主動進攻嘍。”
主席跟我說那次他對斯諾講：“如果尼克鬆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總而言之都行。”最後他又風趣地加了一句：“我在和尼克鬆吊膀子，要找紅娘啊。”
我說：“你的這個紅娘找得不錯，他的交往還挺廣。”
主席說：“在我的試探氣球放過以後，我還要創造條件，我現在就是在搞火力偵察，這一排子彈放出去，對方會呆不住的。”
主席說的“火力偵察”是指如何突破中美關係的僵局。因為二十幾年來兩國的關係已經僵到極點。
毛主席有時喜歡把自己的用意通過同外國人在談笑中用他們的嘴傳出去。
1959年3月主席在武昌東湖賓館住著時就接見了老朋友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婦。交談後送走他們，主席的興致很好，當時天氣又晴，我就提議出去散散步。他欣然同意。
從住地走過一片梅林，順小徑轉向東湖邊，他突然問我：
“你敢到密西西比河裏遊泳嗎？”
我對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弄得莫名其妙。我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說：“那是條聞名的大河，在美國。你怎麽想去？”
主席興致勃勃地說：“我剛才告訴了外國朋友，我想去密西西比河遊泳，尤其是到寬大的河口附近遊泳會更有意思。”
“那好呀，我也跟你去。”
我當時傻乎乎的，想不到主席這句話有深刻的政治含意。實質上，他是在向大洋彼岸發出一個信號，我們應該改善彼此間的國家關係了，這對我們都有好處。
主席這種東方式的、隱晦而精於謀略的信息一直沒有受到美國人的重視，西方人在這方麵的粗疏真是到了極蠢的地步。從56年2月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關係惡化到70年代主席把美國記者斯諾請上天安門，美國人都不明白毛澤東要幹什麽。
基辛格曾在自己的回憶錄裏這樣寫道：“我們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這位高深莫測的主席是想傳達點什麽。”斯諾自己後來談論“這一事情過後我才終於明白毛是想以此作為象征；表示現在他親自掌握對美關係。”斯諾在作上述這個判斷的時候，他理解毛澤東本人親自掌握中美關係的真實時間，已晚了十幾年。
是啊，現在人們不妨細想想，毛主席那時為什麽不說去遊尼羅河，亞馬遜河，而非要遊密西西比河呢？
第三著棋：毛主席在捕捉戰機。
一年以後，也就是1971年3月21號，由毛主席決定派出的我國乒乓球代表團抵達日本名古屋，準備參加於28號開始的世界第三十一屆乒乓球錦標賽。
代表團一離開北京，主席就對我說：
“你每天要把各通訊社對於我們派出去的代表團的反應逐條地對我講。”
3月21號這一天，主席像著了魔似的躺在床上三四個小時睡不著。平時起床總有一套事要做，比如穿衣服，擦臉，漱口，吸煙，喝茶等等。這些天他覺得做這些事是多餘的浪費時間，馬馬虎虎地做完就看文件。這天，他因為幾個小時睡不著，決心不睡了。我來到他的臥室，剛打開台燈，他就說話了，隻一個字“講”。
“講”是“開講”的簡單說法。所謂“開講”就是讓我向他報告《參考資料》中一些國際上的大事。我把我看過的參考的內容一一說給他聽。他認真地聽著，兩眼看著我。我坐在他床旁對麵的椅子上。我講的這些隻是前一天下午版的情況，當天的參考還沒送來。因為當時還是早晨六點鍾，人們還沒上班呢。聽完我的匯報，他不耐煩地說：
“告訴徐秘書，催催新華社的參考清樣一出來立即就送來，我等著看。”這時，他才心事重重地起床，穿上睡袍，擦臉，漱口。我給他服當天上午該吃的藥，他用手掌握成勺狀，我把藥往“勺”裏一倒，他看了一眼，送到嘴裏，喝口水一仰頭全吞了下去。
這時我給他打開床頭的壁燈。屋內的光線立刻亮了一倍，然後把要急辦的傳閱件遞給他，給他點上一支雪茄煙，緊接著我就去給徐秘書打電話，催“清樣”。
機要秘書徐業夫同誌是位長征幹部，我們都稱他為徐老。他是位憨厚、老實、兢兢業業、言語不多的老同誌，有時講幾句話也都是大實話。
我打電話把他叫來。一進值班室的門他就衝著我說道：
“好家夥，護士長，主席怎麽還不睡覺？你們怎麽了，打了差不多一夜的電話，一個勁催文件，催清樣，主席怎麽這麽急？”說著，他摘下眼鏡揉揉紅腫的眼睛，顯然這幾天他也沒睡好。
我跟他開玩笑說：“你去問問主席急什麽。我想，昨晚主席準是想你了，所以才讓我給你打了差不多一夜的電話。”我說：“你就別走了，就在這兒等著，主席有事不就不用打電話了。”
“不行。”老實的徐秘書連連搖頭說：“我這幾天都沒睡好，我得趕快回去睡一會兒，要不然送文件的一來我又睡不成了。嗯……這樣吧，他想了一下說，“我交待新華社，清樣一出來就立即送西門收發室，你讓值班的警衛他們去取，比送到我辦公室，我再騎車送來要快些，行不行？幫個忙吧。”
我感到此時徐老正在跟他的瞌睡蟲奮力拚搏。看著他那雙因缺覺而昏昏的眼睛我說：
“聽你的，你說的還有不行的？就這麽辦，祝你做個好夢。我盡量不打攪你。我是不是該告訴主席，你缺覺缺的厲害？”
“你真頑皮。你這個護士長，可不能這麽講。”
徐老走了，我回到主席臥室見他正靠在床頭抽煙。我禁不住好奇地問：
“主席，你怎麽這麽關心乒乓球代表團的反應？”
主席說：“這件事事關重大，非同一般呀!這是在火力偵察以後，我要爭取主動，選擇有利時機。讓人們看看中國人不是鐵板一塊。”
這次派出的球隊是六年來第一次在世界上露麵。
果然，中國隊重返世界乒壇，立即引起了世界輿論的關注。
第四著棋：毛主席下了決心——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
世乒賽期間，主席說了，要我認真看參考，把全部情況及時向他匯報。那陣子我每天跟他談參考和有關的情況反映材料，直談得口幹舌燥，嗓子疼。
有一次參考裏有這麽一段，我覺得挺有意思，就跟主席說了。這條消息的大意是說4月4號，美國隊3號選手格倫·科恩去場館練球，出來之後找不到車，結果上了中國隊的汽車。科恩吃驚地看著一車中國人有些尷尬地說：“我知道我的帽子、頭發、衣服讓人看了好笑。”科恩是個嬉皮士，留著長發。當時中國的乒乓球隊隊員莊則棟站起來說：“我們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來我們車上，我們大家都很高興。我代表同行的中國運動員歡迎你。為表達感情，我送給你一件禮物。”於是莊則棟把一尺多長的杭州織錦送給了科恩。科恩也非常高興，想回贈什麽，可發現什麽也沒帶。
那時候中美關係十分僵，雙方都處於敵對狀態，莊則棟的舉動可以說是相當勇敢的。
就這麽一條花絮，主席聽後眼睛一亮，立刻讓我原原本本地把這條消息念了兩遍。聽完了，他臉上帶著滿意的笑容說：“這個莊則棟不但球打的好，還會辦外交。此人有點政治頭腦。”
聽了主席的話，我心裏也挺高興，心想，這條消息我算選對了。國際上的事很微妙，但這件事看來辦到了主席的心坎上。
4月6號這一天，世乒賽就要結束了。毛主席遞給我一份文件讓我看。這是一份由外交部和國家體委聯合起草的“關於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報告”。文件上周總理已經圈閱，並批了：“擬同意”三個字和一些批語。毛主席在自己的名字上也親自劃了圈。這說明大局已定，意見一致，不邀請美國隊訪華。主席要我立即把文件退給外交部辦理。
那些天，我的直覺告訴我主席總是有些心事。文件退走後的當天晚上，主席提前吃了安眠藥要睡覺。晚上十一點多，我和張玉鳳陪主席吃飯。吃完飯時，由於安眠藥的作用他已經睏極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睡去。但他突然說話了，嘟嘟噥噥的，我聽了半天才聽清他要我給王海容打電話(王海容同誌當時是外交部副部長)，聲音低沉、含糊地說：“邀請美國隊訪華。”如果是平時跟他不熟悉的人是根本聽不懂的。
我一下子愣了。我想，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再說，還有十幾分鍾就到4月7日淩晨，世乒賽已經結束了。說不定外交部早已把意思傳給美國人，人家已經回國了。假如我按主席現在說的辦，顯然與已批的文件精神不符合，完全有可能會辦錯。主席平時曾交待過，即：他“吃過安眠藥以後講的話不算數。”現在他說的算不算數？我當時很為難，去也不是，不去也不行。你想，假如我把主席的意思傳錯了，人家美國隊真來了，怎麽辦？更糟糕的是第二天主席醒過來說我沒說要這麽辦，那還了得？我豈不是“假傳聖旨”？可一想到這些天他苦苦思索中美關係，關注世界對我們派團的反應，又覺得很有可能他在最後一刻作出了新決定。我如果不辦，誤了時機那還了得？怎麽區別？怎麽辦？我又無人再請示，又不能說“主席，你給我寫個字據，免得你不承認”。當時，也沒錄音機，再說，即使有錄音機，誰敢錄音呀!請與不請，隻有一字之差，辦對了是應該的，辦錯了，後果不堪設想。我當時隻有一個念頭：我必須證實主席現在是不是清醒，怎麽證實呢？我得想辦法讓他再主動講話。
當時，主席坐在床邊上，兩手重疊趴在胸前的飯桌上，頭枕在胳膊上，我坐在主席的對麵。張玉鳳坐在他的左邊。
我決心冒一次險。我故意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繼續吃飯，同時觀察他到底清醒不清醒。過了一小會兒，主席抬起頭來使勁睜開眼睛對我說：“小吳，你還坐在那裏吃呀，我讓你辦的事你怎麽不去辦？”
主席平時一般都叫我“護士長”，隻有談正經事或十分嚴肅時才叫我“小吳”。
我故意大聲地問：“主席，你剛才和我說什麽呀？我盡顧吃飯了沒聽清楚，你再說一遍。”
於是，他又一字一句，斷斷續續、慢吞吞地把剛才講的話又重複了一遍。我還是不太放心，反問他：“主席，白天退給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經辦完了嗎？你親自圈閱的，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了，怎麽現在又提出邀請呢？你都吃過安眠藥了，你說的話算數嗎？”我急著追問。
主席向我一揮手說：“算!趕快辦，要來不及了。”
聽了這話我可真急了，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給王海容打電話。電話通了，我把主席的決定告訴了她。她聽完之後也急了，在電話裏大聲喊道：“護士長，白天你們退給外交部的批件我們都看了，主席是劃了圈的，怎麽到晚上又變了呢？”
“就是變了!”
“他吃過安眠藥，這話算不算數？”
“算。”我肯定地說。
“你怎麽證明真算數？”
“我又反複問過了，趕快辦，要不然來不及了。”我也衝著電話大聲嚷。時間馬上就到午夜十二點了。
“唉呀!現在都快十二點了，說不定有些國家已經提前走了，美國隊走沒走我還不知道呢，得趕快想辦法抓住他們。我馬上辦!”
天知道!可憐的王海容那一夜會忙成什麽樣子。
通完電話，我趕緊跑回去，隻見主席仍坐在飯桌前，硬撐著身體。張玉鳳扶著他。見我進來，主席抬起頭看著我在等待。
我把剛才的情況向主席作了匯報，聽完以後他點頭表示：“好，就這樣。”
然後，他才上床躺下。這消息好像比安眠藥還靈。
第二天主席醒後剛一按電鈴，我迫不及待的大跨步第一個跑進他臥室去，要和他核對這件事。我真怕他說：“我不知道，我什麽也沒說。”
“主席，昨晚你叫我辦的事你還記得嗎？”我問。
“記得清清楚楚。”
“你說清清楚楚指的是什麽？”
“你瞧你緊張的樣子!”主席並不著急。
“你快說呀!”
“當然是邀請美國隊訪華嘍。”
聽到這句話我才長長地出了一口氣，膨脹了一夜的腦子都快炸了，這時才鬆了下來。我對主席笑著說：
“唉，主席，你可真行。你的決定突然轉了個180度。你睡了一個好覺，嚇得我一夜都沒睡。”
主席咯咯地笑出了聲。他說：“你這個人呀，已經為中國辦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還不知道呢。”
毛主席確實為中國人民、為中美兩國人民辦了一件特別重要的大事。
毛主席事後曾說：“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我是從大局考慮的。這是中美兩國人民的心願。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是勢不可擋的。你看莊則棟與科恩的接觸極其自然。他們之間沒有往事的糾葛，不存在什麽恩恩怨怨的問題。即使有某種顧慮和猜疑也是長期以來人為的。中國人，中國共產黨人到底是不是象人們所宣傳的三頭六臂、青麵獠牙那樣凶神凶殺，可以請他們來看看嘛。不請，別人怎麽好意思來啊!又沒有外交關係。眼見為實嘛。年青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到底在這個世界上已經存在了二十多年，還是有吸引力的。”
曆史的經曆常是微妙的，有時偶然的事件，又引出必然的重要結果。非常有意思，如果美國乒乓球隊隊員科恩不上錯中國的汽車，會有“乒乓外交”嗎？看來，在五彩繽紛的國際舞台上，隻有巨人的慧眼才能捕捉到這看似平庸而實際上是十分精彩的瞬間。
第五著棋：毛主席選擇了反共總統尼克鬆。
1968年，美國頭號反共人物著稱的共和黨尼克鬆登上了總統的“寶座”。
在談參考時，主席曾多次問過我：“美國新換總統了，你有什麽想法？”有一次我給他讀了一段尼克鬆在就職演說中有關中國的話。尼克鬆說，“讓一切國家都知道在本政府當政時期，我們的通話線路是敞開的。我們尋求一個開放的世界——對思想開放，對貨物和人員的交流開放——一個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憤怒的孤獨狀態中。”
“你把這段話好好記住。”主席說，“從49年起到現在，他們嚐到了我們這個憤怒的孤獨者給他們的真正滋味。”
一年之後，1969年，中蘇在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主席看完當時的一份有關報告，意味深長地自言自語道：“中蘇發生交戰了，給美國人出了個題目，好作文章了。”
“你是指中蘇分裂了，美國人高興吧？”我問。我很想知道根據主席的分析，美國人如何作文章。
主席說：“美國的全球戰略理論不是已經提出了信號嗎，他要打‘兩個半戰爭’，如果他縮減到了一個半戰爭，你聯係起來想想他們會怎麽樣？”
“是的，美國原來打算打‘兩個半戰爭’。第一戰場在歐洲，對付蘇聯的進攻。第二戰場在亞洲，對付東南亞或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防止社會主義國家的進攻，主要是防中國的進攻。最後的半個戰爭是那些不測的局部戰爭，諸如中東衝突。中蘇分裂，大大減少了歐亞兩個大國對美國的壓力及聯合向美國進攻的可能性。這就會改變美國現有的戰略理論，從而最終會影響其外交政策及對中國的態度。對嗎？中、美、蘇三國看來不可能搞等距離外交，對嗎？”
“又等，又不等。”主席說，“隨機應變。這是需要由雙方的利益來決定的，不能脫離現實。”
這次談話使我明確了一個想法：美國人會利用中蘇分裂，以使國際局勢對美國更有利；而毛主席也沒放棄利用美蘇的矛盾為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爭奪更多的生存空間，突破美國對中國的長期封鎖。這三國之間中國和誰“親近”就意味著那方較量的實力增強。毛主席巧妙地利用了美蘇之間的矛盾，他從沒想過要先發製人，但他總是處處爭取主動，把不利因素變成有利因素。
72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主席特別關注競選情況。有一次他問我，“你選誰？”
我說，“民主黨比較溫和些。”
主席說：“我的看法正好跟你相反。共和黨是靠反共起家的，我還要選共和黨的尼克鬆。而且我已經投了尼克鬆一票。”
“為什麽？”
主席說：“民主黨在台上的時間比較長了，從三十年代算起，羅斯福、杜魯門、肯尼迪、約翰遜一直到六十年代後期。民主黨在台上長達30多年。為了順應美國民意，共和黨在大選中贏了，尼克鬆政府在國內搞些平衡，哪怕暫時作出親共姿態也是可以利用的。看來，尼克鬆意識到中國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威脅性。這一點，他比民主黨的各屆領袖們略高一籌。”
“你估計誰當選的可能性大呢？”主席問我。
我考慮了一下說：“這個問題很難說。我了解的背景資料不多。你說呢？”
主席沒直接回答，而是說：“你天天跟我吹參考，你怎麽就估計不到呢？”
“有的材料從參考裏是看不到的，很難說誰當選。”
主席讓我到他桌上拿幾份外交部的文件，在我拿來遞給他的時候，他沒接，而是望著我說：“這是給你看的，你現在就看。”
我把這些文件看完，然後放在沙發邊的茶幾上。
“心裏有數了嗎？說說看。”主席鼓勵我說。
“我估計可能尼克鬆會再次當選。”我謹慎地說。因為這些文件中也沒明確提出尼克鬆當選的可能，隻是又提供了些背景材料。
主席用斬釘截鐵的話說：“肯定是尼克鬆。我要請他到北京來，你看怎麽樣？”
我考慮了一下，反問道：“跟一個反共老手會談？你不考慮輿論界對你施加的壓力？你不考慮自己的形象是否會受到影響？這些畢竟是個新事物。”
“你又不懂了，先啃那些啃不動的骨頭，好啃的放在一邊留著，那是不用費力的。”
說著，主席笑了，我不明白他笑什麽，對他說的也似懂非懂。他說：
“你給我背杜甫的《前出塞》。”顯然，主席看出了我的迷惑。
“哪一首？”我問。我當時覺得背詩詞比搞外交容易多了。
他先背了一句：“挽弓當挽強。”
我接著往下背道：
“挽弓當挽強，
用箭當用長。
射人先射馬，
擒賊先擒王。
殺人亦有限，
列國自有疆。
苟能製侵陵，
豈在多殺傷？”我流暢地背完了。
聽完了我背的詩，主席說：“在保衛邊疆，防止入侵之敵時，要挽強弓，用長箭。這是指武器在戰爭中的重要性，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是民間流傳的一句極為普通的話。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來寫在詩中。這兩句表達了一種辯證法的戰術思想。我們要打開中美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頭頭，不找能解決問題的人去談行嗎？選擇決策人中誰是對手這點很重要。當然，天時、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諸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級會談，馬拉鬆，談了15年，136次，隻是擺擺樣子。現在是到了亮牌的時候啦!”說到這兒，主席顯得精神抖擻，眼睛閃著光，連煙都忘了抽。這些不加思索，出口成章的話看來在他心中已經捉摸得非常透徹。我連連點頭，表示同意他的說法。
我說：“那麽說，非尼克鬆不行？”
主席說：“把共和黨這個最大的反共阻力挖掉事情就好辦了，非找尼克鬆不可。”
果不出主席所料，美國競選總統的結果表明：尼克鬆以絕對多數票當選連任。
主席教我懂得：在國際風雲變幻的舞台上，誰能掌握主動權，誰就是強者。中國從來不讓別人牽著鼻子走，在處理大國之間的關係上，毛主席不僅在戰略上爭取了主動，在戰術上他也一次次贏得主動。
他在美國這兩個字上橫向劃了一道，一邊是大多數美國人民，另一邊是美國統治集團。他看清前者是可信的，並寄希望於他們。然後，他又在統治集團這邊又劃了一道，一分為二，分析民主、共和兩黨的矛盾。他十分懂得，隻要不同利益集團能弄到一起，都是相互需要。主席的策略從某種意義上講並非鐵板一塊，有時很富有彈性。
尼克鬆訪華，也受到國內反對派，特別是反共派的強大壓力。同時，有的外電評論，說尼克鬆是打著白旗到北京來的。
主席聽了我對他說的這條消息笑了，他說，“我來給尼克鬆解解圍。”
我當時也還沒弄清他用什麽妙法解圍。我在靜靜地等待觀察。
主席對尼克鬆作了兩點出人意料的決定。
第一，在主席見尼克鬆的時間上，外交部一直沒作具體安排，看來有可能不好肯定毛主席何時接見。就在總統座機將在北京機場著陸時，主席對我說：“你給周總理打個電話，告訴他，請總統從機場直接到遊泳池，我立刻見他。”外國首腦一到達北京機場時就立即受到接見，這種情況，在以往的外交禮遇上還是較少見的。
主席想用自己的行動表明他對尼克鬆的誠意和對他的重視。
第二，在會談的時間上，原來隻訂15分鍾，可主席和尼克鬆卻聊了65分鍾。
主席是想給美國的反對派看看，中國人辦事是有理有情的。
這兩個時間問題，不僅僅是“時間”，而是體現外交上的微妙與策略。
在中美建交的全過程中，包括從法國、羅馬尼亞、巴基斯坦三條渠道建立之日起，和緊接著的基辛格博士秘密來華的談判，到尼克鬆總統公開訪華，以及後來的中美雙方公開談判的整個期間，周總理經常帶著王海容、唐聞生兩位小姐一起反反複複、來來往往，頻繁地到毛主席中南海遊泳池的住地。每次，他們除了向主席匯報之外，還要同時磋商下次談判的對策。那一時期，周總理和主席一樣睡得非常少，可是總理仍然那樣精神抖擻。我經常看到總理在前麵大步流星地走，王海容和唐聞生緊跟在總理的身後一路小跑。使人感到精神振奮。
人們哪裏想得到，在接見尼克鬆之前，主席患了一場大病，接見當時是大病初愈，就在最近的十幾天，他還躺在床上，很少下地活動。我們在與接見大廳隻有一門之隔的地方準備了一切急救用品，處於“一級戰備”狀態。連強心劑都抽到了針管裏，以防萬一。而毛主席與衰老，與疾病作鬥爭的驚人毅力是無法用語言形容的。他那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頑強精神令人敬佩與感動。
接見尼克鬆的事過去以後，主席曾高興地對我說：“中美建交是一把鑰匙，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的確，那一陣子，中國一下子就成為世界注視的中心。中國加入聯合國，中美建交，中日建交等等。這一時期發生的事都是在毛主席的長久以來的預想計劃中逐步實現的。
遺憾的是1976年9月9日毛主席未了卻完成他畢生的宿願，便已乘風歸去!
他沒能親眼見到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這一天。
這些悲壯的往事是頗堪回首的。我仿佛又看到主席在案頭用平靜、安祥的重重的湖南鄉音朗朗讀著他剛剛書寫的詞篇——
《詠梅》
風雨送春歸，
飛雪迎春到。
已是懸崖百丈冰，
猶有花枝俏。
俏也不爭春，
隻把春來報。
待到山花爛漫時，
她在叢中笑。
二、毛主席的黃河戀
在中華古老的大地上，深深地鑲嵌著兩條絢麗奪目的項鏈——長江和黃河。它們都從邊遠的西部青海省發源，浩浩蕩蕩流經中州，進入東部平原。最後，黃河跨過山東瀉入渤海，而長江則在繁花似錦的上海市奔流入海，真是“黃河之水天上來”，“一江春水向東流”，“逝者如斯夫”!
它們的支流從河道的主幹向四方奔騰，哺育著整個中華大地，滋潤著生活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土地上的五十多個民族。五千年來它們就是這樣奔流到海不複回。
黃河和長江多年來一直在毛主席寬闊的胸間和心裏流淌，早已留刻下厚厚的深情。
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帶領全國人民投入社會主義建設，老人家利用搞社會調查和開會的機會，途經兩河流域，去視察江南、江北，有時總想忙裏偷閑順便到武漢，躍入長江去暢遊一番。
在武漢盆地大火爐裏，主席幾乎每年都冒著近四十度的高溫，麵對這條逐漸由清變黃的滔滔江水，開心得像孩子般地笑呀，說呀。他汗流夾背，迫不急待地換上遊泳褲，抓著小輪船邊的懸梯扶手一步步走下水，便立刻揮臂遊動起來，乘著江水強大的衝力，他像坐滑梯般地一瀉而下，順著江流前進。這種愉快，他隻有在長江中才能得到，也隻有長江才能帶給他一種獨特的喜悅和精神上真正的休息。他喜歡這滔滔江水，這遼闊蒼天，他也喜歡它水深流激，他更讚美這種隻爭朝夕的速度……。這一切竟使他朝思暮想地依戀著長江。
而主席對黃河的情感，卻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很少像對長江那般在眾目所視之下發出響亮的讚美。往往隻有在主席忙完公務之餘，他才沉重的，但又一直沒有忘懷的想起了黃河。想起了黃河的憂患和經曆的災難，當然也有那些英勇、美好、多彩的動人故事。他急著翻看地圖、查閱資料、審批計劃……，總想再次到黃河身旁，親自實地考察。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去思念黃河。毛主席生前曾多次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你們可以藐視一切，但是不能藐視黃河。”我覺得在他眼裏，或者在他心中，黃河不僅僅是一條河，而是與他同種同宗的患難兄弟。他們在一起吃苦，抗日，打蔣介石。千百年來黃河養育了中華兒女，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災難。這一切在毛主席心中都歸結為一句話：我們要馴服黃河，讓它為人民造福。
主席從五十年代後期就跟我常講黃河的事，直到七十年代初，這十幾年間正式談起黃河至少有九次之多。七十年代初他已經體弱多病，他用手捶打著沉重無力的雙腿，閉上眼睛，讓我給他唱有關黃河的歌。我給他唱《黃水謠》。
我看見主席仍閉著眼說，“唱!”於是，我又接著唱了一首《保衛黃河》。
唱完了，我說：
“主席，看來你是不到黃河不死心的人啊。”
“嗯？不對，”他睜開眼睛幽默地說，“我是個到了黃河也不死心的人。你信不信？你可不要小看黃河。我告訴你，我曾經講過，你們可以蔑視一切，但不能蔑視黃河。”
他的話讓我想起1959年12月26日他生日那天第一次跟我談起黃河的情景。
那天下午我到值班室，正碰上衛士封耀鬆值班。
“主席睡了嗎？”我問。
“還沒睡，你上去看看主席吧。”
我正想去給主席祝壽，那年是他六十六歲生日，按民間的說法，是六六大順。可事實上並非如此。全國的形勢從58年大躍進開始，到59年仍是人心鼓舞，幹勁衝天，又趕上“十年大慶”，表麵上熱熱鬧鬧，但主席的心情很沉重，他常問身邊的工作人員，聽到什麽反應沒有，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怎麽樣，有沒有餓死人的事情……我記得那時已經有餓死人的絕密報告送到主席案頭。
我來到主席臥室，見他靠在床上心事重重地抽煙，便沒講話。平常，他會笑著問：“又有什麽好消息？”
我默默地往他床頭桌上的茶杯裏續了半杯熱開水，隻聽他說：“你坐下。”
我搬了把椅子坐在他床旁腳側的地方。每當主席睡不著的時候，我常自然而然地按照護理原則的要求來考慮我該做些什麽工作。這時應該少談興奮的事，不要主動去談一些新問題，尤其不能問他“為什麽睡不著”，“又在想什麽心事”之類的話，這會使他煩躁焦急，心緒不定。我總是一聲不響地順手從他床上拿起本書看，或是說：“主席，我給你念點東西吧。”我想，一種平淡、單調的聲音可以對他起到催眠的作用。
“現在不忙念書嘍，你先看看這個。”主席往桌子那邊指。
他床頭的桌子上放滿了書，還有茶杯、鉛筆和剛寫過的手稿。“是這個嗎？”我拿起手稿問。
他“嗯”了一聲，語調平淡地說：“你看吧。”並不停地抽煙。
我一看這是主席寫給身邊工作人員林克、高智、子龍、李銀橋、王敬先、封耀鬆、汪東興七同誌，要他們下去搞調查的一封信。
看完信我把它放回到原處。主席問我：“怎麽樣，有什麽想法？”我毫無顧慮地說：“主席，如果可能我也想爭取和他們一起下去搞點調查研究。”主席說：“你不用下去，你還另有任務。”我說：“那好。我就按照你的指示，為他們每人準備一份藥。我想，其中包括內服藥，就是治常見病和地區多發病的幾種常用的藥。另外，還準備一些一般外科常用的藥品，再開一個藥單，寫清每種藥的用法。當然，還應該召集他們開一次會，在會上除了我講以外，看他們還有什麽問題可以提出來討論。你看這樣行不行？”主席點頭說：“好，就按你說的辦。”我起身就要走，主席說：“你不忙現在去辦嘍。”
我又坐下，想著怎樣讓他別抽煙，慢慢入睡。我說：“主席，你閉上眼睛休息一會兒，用用耳朵，我給你讀‘蘭亭序’。”
主席能熟練地背誦“蘭亭序”，所以我想我在讀的時候他不用費腦子，感覺會輕鬆些。他輕輕點著頭，我盡量的用輕柔的聲音，平靜的語調往下念：“永和九年，歲在癸醜，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鹹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
我看了他一下，他已閉上了眼睛，於是我再繼續往下讀。“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我又看了他一下，隻見他仍閉著眼睛，我便繼續讀完。
第一遍全文讀完再看看他仍是安靜的閉目，一動不動，但又不像完全睡著了，於是我又開始讀第二遍。等第二遍讀了一部分，我聽到他開始打鼾了，我沒停，繼續往下念，直到他的鼾聲越來越響。我坐著沒動，怕吵醒他。過了二十分鍾，他突然睜開眼。他覺得很奇怪地問：“嗯？你怎麽還在這兒？我睡著了？”
“睡了。”
“睡了多久？”
“二十分鍾。”
“不對，我好象睡了好久。”
“你打了個盹，不過，你真的睡著了。”
我見他精神好些了，便問：“主席，你這幾天為什麽睡不著覺？”
“我心裏有事，我在想事。”
“你又發愁了吧？”
“光發愁也沒用，得想辦法。我給你看的東西你看了嗎？”
“看了，你打盹前讓我看的。”
主席語調平靜地說：“國家有困難了。這種困難跟我們在延安搞大生產時的困難不一樣。在延安，那是人口不很多的解放區，現在是全國性的。”
“你老記著延安那點子事呀。”
“是呀，我忘不了。在轉戰陝北時我打了那麽多仗。”
“轉戰陝北時苦嗎？”
“苦。可是我們不怕。那是戰爭年代，有仗打高興哩!人家說我是一隻好鬥的公雞，其實我比公雞的能耐大多了。那時，我們那麽窮，可是我的名字還挺響亮的哩，尤其是對蔣委員長來說，他特別關心我。他的情報機構很靈，我到哪兒他都知道。你信不信？”
我笑了，點點頭。他接著說：“我可以吸住胡宗南的20萬人馬，隻要我不離開延安。你知道胡宗南可是張王牌呀。這張牌可以由我來調遣。當時我們的兵力有限，這樣我拖住胡宗南20萬大軍，就可以減輕其他解放區的壓力。蔣委員長對延安狂轟亂炸，無非想把延安炸平，把我炸死。一顆炸彈果真在我住的窯洞前開了花。胡宗南以為我準死了。可我沒死。”
“後來呢？”
“後來呀，都能聽到敵人的槍聲和喊聲，我最後一批撤離延安。我就是想讓他們進來嘛。既然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還不走。這就是兵書上講的‘誘敵深入’。但是我當時就說過，延安我是一定要回來的，也一定要打敗胡宗南，不打敗胡宗南決不過黃河。”
“看來黃河幫了你的忙。”
“你見過黃河嗎？”
“沒有，隻見過照片。”
“當時劉戡的部隊一直追我們追到了黃河邊，可惜呀，我隻老遠看了一眼黃河。這條河與我共過患難，拯救過中華民族的危急。我們是結下了美滿姻緣的。”
“47年10月，我在黃河邊搞農村調查，住在佳縣的神泉堡，這個縣城在高高的山頂上。我有時上山從那裏看黃河。黃河真是我們民族的驕傲。它壯觀的很哩，洶湧澎湃，從我腳下流過。”主席坐在沙發上對我說，右手在腳麵上一掃。“有時我沿山間小路走，一直下到河邊。每次看黃河回來心裏就不好受。”
“看黃河應該高興，怎麽反而不好受？”我天真地問。
“因為我沒治好它身上的千瘡百孔啊。我還沒馴服黃河，讓它造福人民。我欠了黃河的情嘍。”
“你每次去看，每次都不好受，為什麽還去看？”
“你看，我這個人就是這麽矛盾哩。”
1961年主席的心情更不好。這時一些餓死人的報告已經頻頻送到他的桌前。為了讓他休息好，分散一下精力，在他臨睡前我總是設法主動跟他聊天，想讓他講講他過去的事情。這時，他便常提起黃河。黃河在他心中占有了不得的位置，他對他的兒女也沒有像這樣常掛在嘴邊。
“48年3月宜川大捷，我們打敗了胡宗南。我們行軍到川口，要從這裏過黃河。水流急得很，還有冰塊哩。我這次沒能到激流中去試一試水。麵對咆哮的黃河，我是坐渡船過去的，不是遊過去的，可惜呀!”
時間到了1962年，國家的情況有了好轉，主席的心情也輕快些。62年夏天的一個傍晚，主席在菊香書屋的辦公桌上寫字，一邊寫一邊念：“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複回。”他反複寫，反複念，仿佛要從中讀出點什麽似的。我在一邊給他調墨。我說：
“主席，你還是忘不了黃河呀？”
“我怎麽能忘了黃河呢？”他放下筆，抬起頭凝視著看不見的遠方道：“52年我去視察了黃河，可是工作忙，隻走馬觀花地看了看，沒幹成什麽事。一晃十年過去了。”他仿佛自言自語地說：“高智去西安工作時，我讓他先打個前站，沿途做些調查研究，我隨後就到。我告訴他我要騎馬去，沿黃河走一趟。嗐，事情一忙就顧不上它了。”
64年的夏天在北戴河的時候，主席的情緒特別好。有時他辦公躺著的時間久了，我便提醒他去一次廁所，這種時候我就想讓他多走些路，所以每當他起床後，給他穿好睡袍時，我便輕鬆的笑著，嘴裏給他打著鑼鼓點：鏘、鏘、鏘……，他一聽便邁著台步在屋子中央轉圈，小跑起來。有時我又故意變調，打起青衣花旦上台的鑼鼓點：台、台、台、一台、一台、一一台……他就會學著小姐的步態扭著走，常常逗得我們哈哈大笑，開心極了。他很喜歡唱京劇，高興時還不時地做出甩袖子亮個相的動作。每當我在旁邊大聲笑他時，他便一本正經地用濃重的湖南腔說：“嚴肅點。”說完他自己也哈哈大笑起來。“唱京劇講究的是板眼要準。”這時，他會自己打著拍子搖頭晃腦地唱起來。主席的音樂節奏感的確非常好。
一天下午遊泳回來，吃完了晚飯，主席對我說：“我想去黃河，你做點兒準備。”
我心想，怎麽在北戴河呆得好好的突然又想起了去黃河。我連忙問：“主席，你去黃河幹什麽？”
他高興地笑了，紅光滿麵，揮著手說：“這次可好了，可以如願了。我不當國家主席了，事情不那麽忙了。我想搞點兒科學研究，再不搞就來不及了。”
我好奇地問：“你想怎麽個搞法？”
主席說：“我要帶一個智囊團去。這裏麵包括有天文、地理、曆史、氣象、土壤、地質、化學、肥料、水利、電力等等一批專家，要像李四光這一級的專家。他們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們大家都騎馬去。你給我準備一些應付艱苦生活的東西。我們要沿著黃河走，逆流而上，去尋找黃河的源頭。把這條河從頭了解起，讓它能更好地為我們的民族造福。我們還可以到黃河裏去遊泳啊。”說著，他讓我把汪東興同誌請來，向他交代了一番。
幾天以後，汪東興同誌從北京調來騎兵隊和一些經過選擇和訓練的軍馬。我感到又興奮，又緊張因為我除去日常工作外，還要準備去視察黃河時沿途可能需要的特殊醫療用品器材。緊跟著便開始了對我們這些工作人員的艱苦的騎馬訓練。
主席根本用不著練，前半生的戎馬生涯使他對騎馬有種特殊的感情。當時他已經七十一歲了，上馬時需要警衛幫他一把，一旦上了馬，老人家昂首挺胸，抓住韁繩，兩腿一夾馬肚子，駿馬便闊步前行。那神氣，那動作好讓我們這些不會騎馬的人讚美、羨慕。從此，主席又多了一項活動——騎馬。
我從來沒騎過馬，所以對騎馬沒什麽興趣。有一回，我在住地與浴場之間必經的一條公路上練騎馬，突然過來一輛汽車，馬驚了，它順著公路向通往海邊的大路奔跑去，嚇得我不知所措，緊緊地抱著馬脖子，胡亂地拉馬韁繩，平時訓練時學的那幾手不知忘到那兒去了。就在我欲走不能，欲跳不敢的緊要關頭，馬居然停下來。從此，我對懂事的軍馬產生了特殊的感情。我認為它救了我一命。練騎馬不是件輕鬆的事，幾天下來我渾身酸疼。特別是大腿內側幾乎都磨破了，一沾海水殺得鑽心的疼。有一天我本應陪主席去遊泳，我謊稱肚子疼，不下水了。
“我看你不是肚子疼，是大腿的肚子疼罷？”
“你怎麽知道。”
主席笑了。
“你要想嚐嚐拚命是什麽味道，就應該下去。”
我不甘示弱，咬著牙下了水。海水殺著我的大腿像火燒一樣疼。
從海邊回到住地，下了汽車主席興致勃勃地對我說：“我告訴你一個好辦法，你不用練騎馬了。”主席一邊走一邊對我說。
“你又有什麽好辦法了？”我期待他教我點訣竅。
“我們每天出發時，你比大家早動身，讓汪東興給你找四條豬，在豬身上搭個平板，你坐上，把藥箱也一齊放到上麵，到了目的地我們還能吃到豬肉哩。”說完他笑了。
可是我當時賭氣地說：“我不幹。為什麽我不如你們。我才不坐那個豬車呢，好像就是我顯得那麽不行。我還要騎馬去。”說完這句話我一想，這不就是主席的“激將法”嗎。他總有辦法說服身邊的人，讓大家一心一意跟他幹。
“這麽說你還是想練的，那好，就繼續練吧。你不會騎馬就去不成黃河，長了這麽大，連黃河都沒有親眼看過，你會後悔的。你要知道黃河在戰爭年代是有功之臣，現在搞建設，不讓它做貢獻，它會不高興哩。我了解黃河，我們的心是相通的。”
我們工作人員接著練騎馬。我還真下了苦功夫。一切都準備好了，甚至連出發日期都定了，結果由於“北部灣事件”，黃河行的計劃又不得不取消。這次我才真正地體會並理解了主席對去不成黃河的遺憾心情。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了遺憾。
後來主席總是說：“以後我還是要去的。”
65年高智到北京看主席，匯報了他沿途了解的一切情況。主席聽後又是興奮得好幾天睡不好覺。他還是要去。他對我說：“那次沒去成，太可惜了，一切都準備好。看來，一個人要辦成一件事並不容易。”
72年主席大病初愈。也就是71年底他得了重症肺炎，心髒也不好。為了在短時間內盡快地讓主席身體恢複健康，而準備在72年2月如期接見美國總統尼克鬆，我們醫療組進行了大力的搶救治療工作。最後病情終於好轉，順利地接見了尼克鬆總統。主席在患病期間，為恢複中美關係及開展一係列的外交往來，做出了大量重要的決策，從而使兩國敵對狀態得以緩解。就在他病愈以後，他風趣地對我說：“前些時候我到馬克思、列寧那兒走了一趟，他倆說：你那個國家的鋼、糧食還太少，再說你還要去黃河，你就不用這麽早來啦，你先回去吧。所以我又回來了。看來，我的一片真誠感動了馬克思和列寧，去黃河還是有希望的。”
聽了他的話，我心裏真難過，一個快八十歲的老人還是那樣無所畏懼，不顧自己的身體，執著地追求一個他日夜思念的要為中國人民造福的美好目標，我頓時控製不住地流出了熱淚。
他說：“你這個人呀，馬克思和列寧都叫我回來了，我不是挺好嗎？”
“是呀，你的真誠感動了他們，也感動了我。去，隻要有機會，有可能，我們一定要跟你一起再去黃河，怎麽樣？”
“去就去。”他一拍大腿，毫不服輸地說。
74年底我病倒了。大概是多年來精神高度緊張和連續的超量工作，疲勞成疾，我病得實在難以再支撐了。主席親切地叮囑我，“先回去好好看病，養養身體。”從那時起，我就離開了主席，離開了我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日夜守候的地方。住在醫院裏，雖然人是在接受檢查治療，但我的心也像主席一樣仍然想著去黃河的事，好像覺得這件事沒能做到，沒能滿足老人家的心願，在我心中總是塊心病。
76年7月28日唐山發生強烈地震之後，我隨305醫院的工作人員和病人一起住進了醫院大樓旁邊臨時搭起的地震棚裏。工作人員住的地震棚隻有頂棚和鋪板，四麵通風，就搭在唯一的一條通道旁。醫院的人出出進進都必須從這裏通過。我每天除了服用大劑量的心髒病藥物外，就是坐在棚子裏，麵朝著這條通道的方向，等待我盼望看到的東西。每天下午三、四點鍾準有一輛中型吉普車滿載著沉甸甸的東西，上麵蓋了一層草綠色的軍用雨布，從這條路上開過。看到這輛車從我眼前開過，我的心才稍覺平靜下來。車上盡管偽裝得看不出裏麵裝的是什麽東西，但我對它們太熟悉啦。雨布下麵放的是一個個藍色的氧氣鋼瓶，每天都必須以空瓶來醫院換走充滿氧氣的新瓶。我每天隻有在這時才能看到來自毛主席身邊的東西，心裏熱乎乎的。雖然吉普車隻是來去急速地駛過，我也能從中了解到主席的病情變化。曾使我最最痛苦的是眼看著取走的氧氣瓶逐漸地增多，而在主席身邊工作的同誌回醫院的次數越來越少，我知道這不是好兆頭。我默默地看著戰士們搬動氧氣瓶，每次我都想去打聽主席的情況，話到嘴邊又咽了下去，因為我們互相都懂得要遵守保密規定。沒有主席的消息，我心裏很是惦念他老人家。他以往跟我說的許多的話時時撞擊著我的心頭。主席苦戀了大半輩子的黃河，難道他真的再也不能親身實地的去看看了嗎。我的淚水禁不住奪眶而出。……於是，我寫下了這樣四句，雖算不得七絕的詩句，但確實心有所思，情有所感，借以表達積聚我心中的深深的情思。我且叫它
《黃河之戀》
“遠離非易近易難，
十年頻夢九交談。
狂濤飛虹神遊遍，
縱到黃河心不甘。”
三、毛澤東的生死觀
毛主席生前多次談到自己的死，不僅跟我談，在不同年代，不同場合也跟其他人談。比如，1961年他老人家暢遊長江之後就曾跟英國的蒙哥馬利元帥談到自己的死，談到接班人問題。64年他在軍隊幹部會議上也談到死，他說“原子彈下來，就一條路見馬克思。人年紀大了也會死。人如果負擔太重，死是很好的解脫辦法。”73年他會見澳大利亞總理時說：“我活不到革命結束了，我已經跟上帝打過招呼了。”76年他病重，尼克鬆的女兒來看他，他又一次說：“一個人負擔太重，死是解脫。”
毛主席從什麽時候開始關注到自己的死，為什麽？這個問題應由曆史學家、傳記作家去回答。我想要說的是1963年羅榮桓同誌逝世後，主席跟我長談了一次他的生死觀。
1963年12月16日羅榮桓同誌逝世。毛主席到北京醫院向羅榮桓的遺體告別。從那以後，他一直很少講話，幾天睡不好也吃不香，顯得心事重重的樣子。就在這時他寫了一首詩“吊羅榮桓同誌”。
有一天，他睡不著覺跟我聊天。回想往事，談起他母親。
“我喜歡母親。她是個善良的農村婦女，待人誠懇。”他靠在床上對我說，不停地吸煙。我坐在他床腳下聽著。“盡管她不懂搞群眾關係，可她為人很好，受人尊敬。她死的時候，來了好多人為她送殯，排著長長的隊，跟我父親死的時候不一樣。父親對人苛刻。我總忘不了這件事。”
“你母親去世的時候，你不是不在嗎？”
“我不在就不能聽別人說？”
“你對你母親怎麽個好法？”我好奇地問。
主席搖了搖頭說：“我作為兒子不夠格呀。生不能盡忠，死不能盡孝。我就是這樣的人。”
“這也怪不得你。你那麽早就投身革命，尋找真理，為解放全中國做出了這麽大的貢獻，也算是孝敬母親的。”我寬慰他說。
“你對你母親好嗎？”他問我。
“好。”我說，“我母親死得早，她是病死的。那時我還不太懂事，大概隻有八歲吧。不過，我記得她死時人們把她從床上搬到地上，地上有一張席子。人們用白被單把她從頭到腳蓋起來。我當時特地把母親給我做的紅小褂穿上了，跪下，大把大把地給她燒紙錢。我想讓她看見我漂亮，我在給她送錢。大人是這麽說的，我也就這麽信了。燒完紙，我都起不來了。其他的我都不記得了。我當時小，長大以後我有了自己的看法，不知對不對，我想告訴你。我認為我們的政策應該改。”
“要改什麽？”
“我是主張要對一個人真好，就在他活著時好好對待他。他死後一旦懷念他時，也沒有遺憾。如果生前對人不夠好，等他死了又辦酒席又戴孝，這一套對死者並沒好處，那隻是為了給活著的人看。你覺得對不對!”
“在革命隊伍裏必要的追悼會還是要開的。這也是為了寄托哀思。這不像老百姓那樣辦紅白喜事，那麽熱鬧。不過你的問題我可以考慮一下。”
“主席，你是不是覺得這個想法不對？”
“我還要想想。作為政策，還要考慮。”主席繼續抽煙，沉思了一會兒，他突然說：“我死的時候你不要在我跟前。”
“你別開玩笑了，假如真有那麽一天，我怎麽會不在你身邊呢？我要做好防病工作，你得了小病我會及時給你治療護理，不讓你得大病。”
“不，我死的時候一定不要你在我跟前。”主席堅定地說，“我母親死前我對她說，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樣子，我想讓她給我留下一個美好的印象。我要離開一下。母親是個通情達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現在，我腦子裏的母親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著時一樣。現在你明白我為什麽不讓你在我跟前了吧。我要給你一個完美的印象，不讓你看見我的痛苦。”
“咱們別老說死的事吧。”我說。
主席固執地說：“我這個人就這麽怪，別人越要回避的事，我越要挑起來說。在戰爭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我還是沒死。人們都說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辯證法。辯證法告訴我們，有生就有死，有勝利也有失敗，有正確也有錯誤，有前進也有後退。冬天過去就是春天，夏天熱完了就到了秋天等等。你都不研究這些呀？”
我說：“我們研究的範圍比較窄，不像主席說的這麽廣泛。確切地說，我們更多的研究人的生、老、病、死。在醫學方麵有的還落後於其他學科。雖然生、老、病、死隻有四個字，可是在這個範疇內還有許許多多微妙複雜、無窮無盡的問題。比如，如何提高優生率。怎樣防老，減緩衰老過程。對疑難、不治之症怎樣找出一個預防治療措施。如何降低死亡率。這些問題都需要繼續研究，有待解決。”
聽完我的話，主席笑了。他掐滅煙頭說：
“講的不錯嘛。你承認生、老、病、死是生命在不同時期的表現。那好，按這個科學規律，我和羅榮桓同誌一樣也會死的，而且死了要火化，你信不信？”
對這麽突然的提問我一點兒思想準備也沒有，我嚇呆了，好久沒說話。
“你怎麽了？”主席問。
“主席，咱們不要談這個問題，換個話題吧。”
主席認真起來，用肯定的語氣說：“你不要回避問題嘍。話題不能換，而且我還要對你把這個問題講透。給你一點兒思想準備的時間。我書架上有本《形式邏輯學》，你拿去讀，明天我們再接著談。”
談話就這樣結束了。我從他的書架上找到《形式邏輯學》回到休息室就看起來，以應付“考試”。主席說話從來是算數的，你休想打馬虎眼。
第二天，我陪主席吃過第一頓飯以後已是下午，我們離開飯桌，坐在沙發上，他就問我：
“你的書看得怎麽樣，我們接著昨天的談。”
我說，“這本書的頁數不算多，我都看完了，我覺得自己得了消化不良症，有的問題似懂非懂。”世
“形式邏輯講的是什麽？”他像個嚴格的老師似的問。
我把準備好的幾段有關形式邏輯的定義背給他聽。他聽完以後說：“那你就根據概念、判斷、推理舉個例子，考考你學過的東西會不會用。”
我沒想到他會提這樣的問題，想了一下說：“所有的金屬都是導電體，銅是金屬，所以銅是能導電的。”
主席點點頭。“講得不錯，你再聯係我們昨天談的問題舉個例子。”
我想，我從來沒把毛主席與死聯係起來想過，我的工作是保證他健康、長壽。另外，從感情上講，我根本不願他死，中國太需要他了。我無法在這個問題上運用殘酷的“形式邏輯”，所以我直率地說：
“昨天談的事我舉不出例子。”
主席看著我為難的樣子說：“那好，讓我替你舉個例子吧。”他有些得意地掰著手指說，“人都是要死的，這是個概念。根據概念，然後你作出判斷：毛澤東是人，看來這個判斷是正確的。那麽，根據判斷你再去推理。所以，毛澤東是會死的。”
主席接著說：“我設想過，我的死法不外乎有五種。兩年前在武漢見蒙哥馬利時我也對他講過。第一，有人開槍把我打死。第二，外出乘火車翻車、撞車難免。第三，我每年都遊泳，可能會被水淹死。第四，就是讓小小的細菌把我鑽死。可不能輕視這些眼睛看不見的小東西。第五，飛機掉下來摔死。”他笑著說：“中央給我立了一條規矩，不許我坐飛機。我想，我以後還會坐。總之，七十三、八十四，閆王不請自己去囉。”說完，他開心地大笑起來。
我聽了這些話，覺得心裏很沉重，一點兒也笑不起來。我說：“咱們能不能不說這些不吉利的話？”
“你這個人呀，還有點兒迷信呢。”他指著我的鼻子說，“你是個搞自然科學的，應該懂得自然規律的嚴肅性。”他說，“我死了，可以開個慶祝會。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顏色鮮豔的紅衣服或花衣服，要興高采烈、滿麵春風地參加慶祝會，然後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講話。”
“講什麽？”我茫然地問。
“你就講：同誌們，今天我們這個大會是個勝利的大會。毛澤東死了。我們大家來慶祝辯證法的勝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從孔夫子到現在地球就裝不下了。新陳代謝嘛。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這是事物發展的規律。”停了一會兒，他認真地對我說：“我在世時吃魚比較多，我死後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長江裏喂魚。你就對魚說：魚兒呀，毛澤東給你們賠不是來了。他生前吃了你們，現在你們吃他吧，吃肥了你們好去為人民服務。這就叫物質不滅定律。”
“不能，萬萬不能。”我連連搖頭說，“平時我一切都聽你的，這件事不能聽，我也不幹!”
主席不再笑了，臉上顯出不高興的神情。他說：“你在我身邊工作了這麽久，離我又這麽近，都不能理解我呀。我主張實行火葬，我自己當然不能例外。我在協議上簽了名的。”
“你還訂了什麽協議，跟誰訂的？”我驚奇地問。
“和中央的同誌們，在懷仁堂簽的名，不信你去查。照此辦理大有好處，留下我的遺體會增加人民的負擔啊。”
事後我才知道的確有這麽一份倡議書。全文是這樣的。
“倡議實行火葬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人們由生到死，這是自然規律。人死以後，應當給以妥善安置，並且采取適當的形式進行悼念，寄托哀思，這是人之常情。我國曆史上世界各民族中有各種安葬死者的辦法。其中主要的辦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廣。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費木材；加以我國曆代封建統治階級把厚葬久喪定作禮法，常使許多家庭因為安葬死者而陷於破產的境地。實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節省裝殮和埋葬的費用，也無礙於死者的紀念，這種辦法雖然在中國古代和現代還隻有一些人采用，但是，應當承認，這是安置死者的一種最合理的辦法，而且在有些國家已經普遍實行。因此，我們倡議，在少數人中，首先是在國家機關的領導工作人員中，根據自己的意願，在自己死了以後實行火葬。為著火葬的方便，除了北京、上海、漢口、長沙等地方已有火葬場外，我們建議，國家還可以在某些大中城市和其他適當地方，增建一些近代化的火葬場。
我們認為安葬死者的辦法，應當尊重人們的自願。在人民中推行火葬的方法，必須是逐步的；必須完全按照自願的原則，不要有任何的勉強。中國的絕大多數人有土葬的長期習慣，在人們還願意繼續實行土葬的時候，國家是不能加以幹涉的；對於現存的墳墓，也是不能粗暴處理的。對於先烈的墳墓以及已經成為曆史紀念的古墓都應當注意保護。對於有主的普通墳墓，在需要遷移的時候，應當得到家屬的同意。
凡是讚成火葬辦法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請在後麵簽名。凡是簽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後一定要實行火葬。後死者必須保證先死者實現其火葬的誌願。”
第一個簽名的是毛澤東。日期是1956年4月27日。簽名的還有其他中央領導及黨內外同誌136人。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當時出於種種需要，在第二年建成了毛主席紀念堂。按說這種做法是不符合他本人意願的，對這件事到底應該怎樣看呢？我認為鄧小平同誌在1980年8月21日和23日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提問時，說得非常好。
鄧小平同誌說：粉粹“四人幫”後，建毛主席紀念堂，應該說，那是違反毛主席自己的意願的。五十年代，毛主席提議所有的人身後都火化，隻留骨灰，不留遺體，並且不建墳墓。毛主席是第一個簽名的。我們都簽了名。中央的高級幹部、全國的高級幹部差不多都簽了名。現在簽名冊還在。粉粹“四人幫”以後做的這些事，都是從為了求得比較穩定這麽一個思想考慮的。
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那麽毛主席紀念堂不久是否將要拆掉？
鄧小平同誌說：“我不讚成把它改掉。已經有了的把它改變，就不見得妥當。建是不妥當的，如果改變，人們就要議論紛紛。現在世界上都在猜測我們要毀掉紀念堂。我們沒有這個想法。”
如今，毛主席已經離我們而去了。他的“生死觀”作為他思想的一部分也應成為他留給我們的一份寶貴的遺產。在這份遺產中，我們感受到了一個偉大的唯物主義者的博大胸懷和無所畏懼的精神。
他曾經說過，他不要我看見他死時的痛苦樣子。76年他逝世時，我已經離開他一年多了，雖然在他逝世前一年我還常去看他，並跟他共同度過了他最後一個春節，但他的確沒讓我看見他與世辭別時的樣子。正像他所說的，他要留給我一個完美的印象。的確，毛主席在我心中永遠是一位傑出的偉人，慈祥的老人，讓人敬愛的師長，父輩。他超人的智慧，忘我的工作熱情，幽默的話語，和藹可親的待人，美好善良的形象永遠留在我心中。
他生前和死後都實現了自己的諾言。他晚年時同衰老、重病進行了頑強的鬥爭。1976年9月9日他終於得到了解脫。他和我談過的“生死觀”的觀點我早已接受。每逢他生日，也包括他的祭日，我都穿著鮮豔的花衣服或紅衣服，懷念他，讓他看到，我是在履行諾言。如今人們更多的接受了辯證法的思想，他一定會含笑九泉。吳旭君
毛澤東同誌，你在廣大人們心中一直深深留著美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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