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1。1956年,許廣平與兒子、兒媳、兩個孫子合影。
2。陶自強,陶鑄以“不孝男自強、鑄”的名譽為其母立了大碑
回首文革:
1.毛周陳江戚姚許廣平評陶鑄
2.陶鑄在家鄉罪行錄
一。毛周陳江評陶鑄
毛澤東:對《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的幾段批語
毛澤東
1967.08.20,28
文元同誌:
看了一遍,很好。題目似可改為《評陶鑄的兩本書》,小題目不要。此外,有些地方似太簡略,宜於加以發揮。但文章已不短,再加或顯得太長。究應如何,可與你的寫作班子同誌們一商,他們可能提出些好的意見。
看過,極好。我隻改了幾個字,加了一段話,是否妥當,請酌定。建議在北京發表,前一天廣播,以便同北京在同一天在全國各報發表。還要先送北京,在中央文革,中央碰頭會,以三四天時間加以討論。如有好的意見,加以吸收。
還宜在二三個月寫幾篇批劉文章,你是否有時間擔負起來。明後日擬和你一談。
中央首長談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
周恩來 陳伯達 江青
1967.09.07
周總理:
在這個期間,首先應該好好學習江青同誌的講話(指九月五日講話)。現在大好形勢中有些問題值得注意。這個問題應該很好的學習。第二個就是姚文元同誌發表《評陶鑄的兩本書》,這是一個中心問題,大批判當中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黨中央出現了一個兩麵派陶鑄,他實際上是劉鄧的一夥。第三個,值得大家學習的,是《人民日報》轉載《文匯報》的社論《無產階級的黨性和小資產階級的派性》。各革命派,各革命群眾組織都值得學習。這三篇東西推薦給大家學習,就是說對時事的認識,怎麽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鬥爭大方向,進行大批判。要進行這個大批判,就需要很好的學習這三篇。
陳伯達同誌:
談一下姚文元同誌的文章,這是活學活用毛主席思想和觀點,對陶鑄係統批判的一篇。當然以後還有二、三篇。主席號召大批判。現在係統批判的文章還比較少。我們要打倒劉鄧陶,就要從政治、思想、理論上進行係統的批判。姚文元同誌的文章就是進行係統批判的樣板。今後要圍繞一些文章進行報道,要學習姚文元同誌的文章,文章寫得很好。寫文章就是要抓住中心,要踏踏實實,質量要高,我們要用主席思想來報道批判文章,以姚文元同誌的文章為榜樣。
戚本禹同誌:
姚文元同誌的文章的發表是中央重要的戰鬥步驟。重要的會議你們參加了,中央首長的講話是當前中央對文化大革命的方針和政策,姚文元同誌的文章就是根據中央的方針政策寫出來的,特別是根據江青、康生、伯達、總理、春橋同誌的講話寫出來的,特別是江青同誌接見安徽的形勢講話很重要。文化革命的主要問題是什麽,主要是大方向,矛頭指的誰,指對了就不斷勝利。現在根據中央講的,對大方向的幹擾有兩方麵,就是從“左”和右的方麵來動搖毛主席的司令部。這篇文章指出了“左”和右兩方麵幹擾的典型。陶鑄是從極右到極“左”,是一個典型的代表人物,所以要抓住這個代表人物狠狠地批判,通過批判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覺悟,把人們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姚文元同誌的文章很好,很紮實,這是大批判中的代表作。(姚文元同誌插話:文章寫了半年了,是中央文革小組集體智慧的結晶。)這篇文章是從批陶到批“五·一六”兵團這個反革命小集團。“五·一六”是陶鑄極“左”的發展。
江青同誌:
這篇文章是個重型炮彈,發出去以後,要有各種型號的炮彈,報館電台要組織各種炮彈。文章出來後,要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在大批判中推進大聯合,在批判走資派的基礎上聯合起來,在批“五·一六”的基礎上聯合起來,引導大家端正方向,引導到主席革命路線軌道上來,要批判極“左”,要批判極右。
姚文元同誌:
這篇文章能在全國文化革命中起點作用,應歸功於主席和主席思想、主席路線,尤其是中央文革小組同誌們的集體勞動,特別是江青同誌的幫助。我是一個小學生,作了些事情完全應該,應宣傳主席,不應宣傳我,決定廣播是中央決定的。
報紙要有革命的戰鬥的風格,要敢於用主席思想批判錯誤的東西,即是向主席學習,而且要見於宣傳。我們都是主席的小學生。
——————
二。
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
作者: brecht 發布日期: 2007-1-03 查看數: 12 出自: http://www.wengewang.org
姚文元
1967.09.08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如陣陣疾風驟雨,震蕩著全中國,震撼著全世界。
形勢大好。從文化領域中的大批判開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經過了一年激動人心的戰鬥,現在正勝利地進入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群眾性的大批判。這個大批判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它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的深入發展,是清除修正主義毒素的重大步驟,是動員千百萬群眾投入鬥、批、改的思想動力,是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各個方麵深入貫徹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一場聲勢浩大的群眾性的鬥爭。
放在我們麵前的這兩本書:一九六二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簡稱《理想》),和一九六四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思想·感情·文采》(簡稱《思想》),就是我們展開大批判極好的反麵教材。它們是黑《修養》的“姊妹篇”,活龍活現地刻劃出陶鑄這個修正主義者的反動而醜惡的靈魂。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前,陶鑄是以中國赫魯曉夫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忠實的執行者。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當兩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動麵目被全黨揭穿之後,他就成為繼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夥同他的心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任重之流,繼續瘋狂地反對和歪曲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和抵製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招降納叛,勾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到處發指示壓製革命群眾,支持、包庇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牛鬼蛇神,妄圖用卑劣的手段,掩蓋和推翻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對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批判。
曆史的前進,總是使那些過高估計反動派力量、過低估計人民力量、昏頭昏腦地想把自己裝成“英雄”的倒行逆施的人物,很快成為令人嗤笑的小醜。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當這位自吹為“基本上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人物,在萬人大會上,飛揚跋扈地向群眾揮拳吼叫“你們如果不相信我,也可以把我搞垮嘛”的時候,他是多麽自傲啊!簡直要吃人!他是想以此來恐嚇群眾:誰敢反對他這個“老革命”,誰就要倒黴,而他這個“英雄”是絕對“垮”不了的。但是,曆史的邏輯就是這樣:誰跳出來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廣大革命人民,誰就一定要垮台。越是表演得充分的反動派,垮得就越徹底。回頭去看,他的自我標榜、威嚇群眾的醜態,隻不過在兩麵派的臉譜上增加了一道令人發笑的油彩而已。
“我是一貫革命的。”好,我們就用這兩本書為主要材料,看一看這個“一貫革命”的人物到底“一貫”跟誰走,是在“革”什麽“命”,到底在堅持什麽“理想”,在鼓吹什麽“情操”,在宣揚哪一個階級的“思想感情”,在過著一種什麽樣的“精神生活”。
資產階級反革命派的“理想”
陶鑄是那一“派”?書中鼓吹的“理想”是那一派的“理想”?隻要看看他的自畫招供就足夠了:
一九五五年八月,正當對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入高潮,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進行你死我活鬥爭的時候,陶鑄跳出來拍著胸膛宣布:“我們大家都是一派,這一派叫做中國人民派,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大家都要很親切地團結起來”①。“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的“大家”是一分為二的:無產階級為一方,資產階級為一方。陶鑄惡毒地誣蔑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侮辱人格”,胡說什麽胡適的反動思想僅僅是屬於“思想方法問題”,“等三十年、四十年”以後“才看得清楚”②,很明顯,他說的“我們大家”,指的是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胡適之流的人物。陶鑄所吹噓的要“很親切地”擁抱在一起的什麽“中國人民派”,實際上就是反人民的資產階級反動派。
在同一個報告中,陶鑄還無限同情地說:“目前大陸上潛伏的反革命分子的處境是可憐的,心情是痛苦的”,言為心聲,一個“可憐”,一個“痛苦”,一筆勾銷了反革命分子的可恨和殘暴,把他同反革命分子心心相印的“精神生活”,活活地刻劃了出來。這樣精彩的“表態”,在收入本書時作為“摘要”以外的部分被刪去了。
過了兩年,一九五七年五月,正當右派猖狂進攻的時候,陶鑄立刻在報上寫文章大叫大喊,“現在階級已經基本消滅”,“國內敵我矛盾已經解決”,無產階級專政的“專政職能要減弱”,要“轉”到“領導生產”“組織人民的經濟生活”方麵去③。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統統成了一個“大家庭”中的人,無產階級專政可以取消,隻管“領導生產”的“全民國家”即可實現。這種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腔調,完全是一付資產階級右派頭目的嘴臉。
再過兩年,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正當社會主義革命進一步深入的時候,陶鑄在《鬆樹的風格》中,鼓吹“永不屈服於惡劣環境”④;在《革命的堅定性》中鼓吹什麽要“麵對大海”,經得起“狂風暴雨的侵襲”⑤。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英雄壯誌,被他叫做“惡劣的環境”;社會主義革命的風暴打擊了資產階級和地富反壞右以及他們的代理人彭德懷反黨集團,他卻狂叫“要經得起狂風暴雨的打擊”。不須多加一字,反革命立場昭然若揭。
再過六年,到了一九六五年。在偉大的八屆十中全會之後,毛主席多次提出了國內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並且在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二十三條”中提出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國的赫魯曉夫及陶鑄之流,則發狂地反對和抵抗毛主席的這些重要指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正當批判《海瑞罷官》剛開始,一場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中國的赫魯曉夫的生死搏鬥迫在眉睫的時刻,陶鑄在反革命文藝黑線的喉舌《文藝報》上又一次“亮相”。他說:“我認為,在現階段,應當把反映人民內部矛盾的任務,擺到最重要的位置上來。”⑥說什麽“現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這是公然抹殺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叛徒、右派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都當做“人民內部”的問題,掩蓋他們篡黨、篡政、篡軍的罪惡,好把鑽進黨內的一批窮凶極惡的資產階級反革命派統統包庇下來。
什麽“一貫革命”?一貫的反革命!可以說,每個曆史關鍵時刻,他都公開地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社會主義。吹得五花八門的什麽“理想”,就是資產階級反革命派的理想,是保護和發展資本主義的反動理想,是在中國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實現資本主義複辟的癡心妄想。
請看:
其一曰:“社會主義思想,就是要用一切辦法去保證國家迅速工業化”⑦。照這種反動透頂的“社會主義”理論,豈不是工業化了的美國早就實現了“社會主義”了嗎?搞“工業化”,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兩種“辦法”。走社會主義道路,就要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革命群眾,依靠突出政治,依靠毛澤東思想所喚起的億萬人民的革命覺悟和革命積極性,使企業的領導權真正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派手裏;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是書中反複鼓吹的依靠少數資產階級“專家”,依靠“物質刺激”,依靠保守派,使企業的領導權為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特權階層所篡奪。所謂用“一切辦法”,就是要用依靠資產階級的辦法來發展資本主義的剝削製度,抗拒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中國過去一百多年的曆史,盡是挨打的曆史,原因就是自己沒有工業”⑧。陶鑄儼然以一個蹩腳的曆史教師的口吻向我們講一篇中國近代史,當然是顛倒了的曆史。從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這一百零九年,中國人所以“挨打”,主要並不是因為沒有工業,而是因為政權掌握在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從清朝政府、北洋軍閥到蔣介石這些賣國賊手裏。自從中國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在偉大領袖毛澤東同誌領導下奪取了全國政權,帝國主義再想打我們,就得先想想自己的豬爪子有多硬。文化大革命越搞得徹底,毛澤東思想越是深入人心,無產階級專政越鞏固,打起仗來就越無敵於天下。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理想”。把過去“挨打”統統歸諸“沒有工業”,這就把那些罪大惡極的賣國賊的罪行統統掩蓋了,這就美化了那些在“發展工業”幌子下複辟資本主義的國際資產階級在中國的走狗,這是同中國的赫魯曉夫一模一樣的賣國主義腔調!
其二曰:“共產主義理想”就是“舒適的房子”,就是“使所有的房間在晚上都亮起電燈,使所有的人都穿上整齊漂亮的衣裳,出門都能坐汽車……”⑨一句話,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就是享樂主義。什麽人給他“吃得好,住得好”,他就可以出賣自己靈魂,而且還可以廉價奉送一頂“共產主義”的帽子。真是最卑鄙的叛徒哲學!“共產主義”的外衣,極端個人主義即資本主義的本質,這就是陶鑄所謂“共產主義理想”的定義。照這個定義,美國資產階級生活豈不是最符合“共產主義理想”了嗎?
其三曰:“崇高的理想”就是念念不忘地“想著自己將來成為航海家、飛行家、科學家、文學家、工程師、教師……”⑩家、家、家,就是沒有工、農、兵。在這個無產階級的叛徒眼中,革命的工人,農民,戰士,地位都應當擺得很“低”,豈但低,簡直應當打進地獄,壓在最低層,永世不得翻身。而擺得很高很高以至極其“崇高”的,是那些一大串資產階級的“家”。“資產階級參加過民主運動,他們搞工業有知識,不比地主那麽腐敗”①①。對了,這就招供出你這些“家”,並不是無產階級的專門家,而是資產階級及其在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你所謂的“知識”,就是資本家如何巧妙而殘酷地剝削工人之類的知識。陶鑄的“崇高理想”就是通過這一批爬得很“高”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實行反革命複辟。今天,一批很“高”的資產階級“權威”被革命小將拉下來了。
還有一種:偉大的理想,就是所謂要“真正做到大家心情舒暢”。一九六二年,正當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發動了猖狂進攻,妖魔亂舞,毒草叢生的時刻,為了資產階級能“心情舒暢”,陶鑄在《對繁榮創作的意見》一文中,就胡說什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不少人已經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了”、“一定要發揮勞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①②(按:查陶鑄的報告原文為:“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現在已經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應該給脫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好嗬!什麽“三家村”,什麽田漢、夏衍、吳晗、翦伯讚,什麽海瑞、魏征、李慧娘之流,統統“屬於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了,他們經過這一番脫帽加冕,不是就可以更“起勁”地為資本主義複辟準備輿論了嗎?樂陶陶地“大家很融洽、很舒暢”,不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搞資本主義複辟了嗎?
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總有一家不“舒暢”,這是階級鬥爭的必然。無產階級心情“舒暢”之日,就是資產階級倒黴之時。資產階級心情“舒暢”之時,就是無產階級痛苦之日。二者必居其一。為資產階級不“舒暢”而喊冤叫屈的人,隻能證明他自己是同資產階級共呼吸的。
陶鑄說:他這種“社會主義理想”是“對所有的人”包括資產階級“都是有好處的”。社會主義就是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來徹底消滅資產階級,怎麽會對資產階級“有好處”呢?所謂“對所有的人都是有好處”的“社會主義”,是假社會主義,是赫魯曉夫式的修正主義,是布哈林的資本主義可以“長入”社會主義的反革命理論,是取消階級鬥爭、取消無產階級專政的“全民黨”“全民國家”“全民社會主義”的反動理論,是社會主義在中國取得偉大勝利之後複辟資本主義的口號。
夠了!上述這些材料,已足夠使我們看清楚這位資產階級代理人的真麵目。他堅持的是一條反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道路。他愛的、想的、頌的是資本主義,他恨的、怕的、罵的是社會主義。這些文章中的“理想”,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資產階級的醜惡麵貌來改造國家,改造社會,改造黨。
這位人物有一句“名言”:“確立社會主義思想”或理想,就是“起碼也要使社會主義思想占整個思想的百分之五十幾以上”①③。人的世界觀怎麽可以用百分比來計算呢?真是荒謬絕倫。拆穿了,其實是一場十分拙劣的大騙局。這是在告訴資產階級以偽裝的形式出現,把“百分之五十”的語言披上“社會主義思想”的外衣,來掩蓋資本主義的醜惡本質。這是最典型的修正主義。這兩本書就是用此法寫出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說過這樣向資產階級“交心”的話:“資產階級”隻要“學會馬克思主義”詞句,就可以“眉笑眼開”地“和平進入社會主義”,名、利雙收。這就是所謂“百分之五十幾”的“社會主義思想”最好的注解。“理想”!“理想”!資產階級看見這樣忠實的代理人,真要感激涕零了。 (⑴⑵)
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
你要知道這兩本書中宣揚一種什麽“精神生活”嗎?不須多看,取其“精華”就夠了。這就是──國民黨的反動哲學加上奴才的“思想”。
陶鑄對於國民黨的那些極其腐朽反動的唯心論,以及劊子手蔣介石的黑話,是記得很牢,背得很熟的。這些反革命的貨色在他“精神生活”中占有頭等重要的位置。隻有叛徒的嘴巴裏才吐得出這樣反動的東西。
蔣介石在其反革命言論中說過:“講到政治的意義,總理已經明白告訴我們:‘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所以‘政治’的意義:就是要達到全國總動員之科學的方法,來管理眾人的事,而為整個國家和全體民眾謀最大的福利。”①④
陶鑄原封不動地搬過來說:“首先要了解什麽是政治。大家大概都知道孫中山先生吧,他說過:‘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就是政治。’……我們‘管理眾人的事’是為了使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就是為人民謀利益的事,講清道理,使大家懂得道理,心悅誠服地來參加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工作。”①⑤
陶鑄無恥地說過:他是蔣介石的“學生”。更準確一些,是奴才。你看他這種言論象不象奴才!?
把政治叫做“管理眾人之事”,這是資產階級剝削者的反動觀點。沒有抽象的“眾人”,“眾人”在階級社會裏,是劃分為階級的。也沒有什麽抽象的“管理”,“管理”在階級社會中,總是處理階級之間的關係,是哪一個階級掌握和運用政權的問題。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十分深刻地指出:“政治,不論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階級對階級的鬥爭”①⑥。用毛主席這個觀點去分析,政治,就是為鞏固或推翻這一階級或那一階級的政權而鬥爭;為保護或摧毀這一種所有製或那一種所有製而鬥爭;為奪取或維護這一階級(集團)的利益或那一階級(集團)的利益而鬥爭。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因此,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壓迫、建立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鬥爭,就不但代表了本階級的利益,而且代表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而資產階級為了掩蓋它政治活動的階級內容,掩飾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壓迫和剝削,就把反革命政治抽象地說成是“管理眾人之事”,這是從十八世紀的資產階級直到搞“全民國家”的蘇聯現代修正主義者共同的手法。蔣介石所謂“管理眾人”,就是血腥地使用反革命的國家機器去鎮壓和屠殺廣大的勞動人民,把地主、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統治,說成是“為整個國家和全體民眾謀幸福”,還要用什麽“總動員”去欺騙,卑鄙無恥到了極點。而奴才陶鑄搬出這一套,則是要實現反革命的資本主義複辟,取消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專政,把為資產階級及一切反動派利益效勞的奴才行為,說成是“為人民謀利益”,還要用什麽“講清道理”去欺騙,同樣是卑鄙到了極點。
蔣介石在其反革命言論中鼓吹什麽“親愛精誠的精神”,鼓吹什麽“先知先覺”。陶鑄原封不動地用上了:
“我們並不完全否認孫中山先生的所謂‘先知先覺’、‘後知後覺’的說法,社會上是有這種情況的:有些人進步快一些,有些人進步慢一些,隻要他有上進之心,終歸是可以進步的……”①⑦;
“馬克思主義者應要求人寬,要求己嚴……對黨外人士不是要求很高,應象孫中山講的‘精誠團結’……。”①⑧
“先知先覺”“後知後覺”的說法是抽去了階級內容、脫離社會實踐的曆史唯心論的反動觀點。毛主席指出:“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而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①⑨那些死不回頭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那些累教不改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死硬派,並不是因為他們什麽“後知後覺”,而是因為他們的社會存在即資產階級的階級地位決定了他們頑固地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美帝國主義殺人犯和蘇共叛徒集團也並不是因為他們缺少“上進之心”,而是因為他們是反動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們所執行的路線不管有多少花招,隻能是為美國壟斷資產階級和蘇聯資產階級特權階層服務的反革命路線。無產階級革命派所以能夠衝破重重障礙、突破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各種沉重的以至殘酷的壓迫而取得勝利,並不是因為他們“先知先覺”,而是因為他們掌握了毛澤東思想,掌握了這個集中了中國和世界無產階級最高智慧的理論武器,代表了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所以能越戰越強,萬難不屈,永遠保持旺盛的革命樂觀主義。今天陶鑄吹捧這種反動的唯心論,是要使人們相信資產階級“終歸可以進步”,麻痹人民的革命警惕,幫助資產階級混進無產階級內部進行破壞。
陶鑄所謂的“精誠團結”,純粹是國民黨反動派的語言!同一個詞匯,不同的階級賦予不同的解釋。我們偶而也用這個詞,那是指在一定革命目標下的團結,為實現無產階級的革命任務而鬥爭。我們從來是講:在社會主義方向下的團結,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原則基礎上的團結。然而陶鑄所謂的“精誠團結”,卻是拋棄原則、背叛社會主義方向、適合資產階級要求的“精誠團結”!團結和鬥爭是統一體的兩個相互矛盾著的側麵,沒有鬥爭,也就無所謂團結。團結是相對的、過渡的,鬥爭是絕對的。世界上的事物,總是在發展中一分為二,人們的認識,總是在鬥爭中發展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馬克思主義必須在鬥爭中才能發展,不但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還是這樣。”②⑩哪裏有陶鑄那種永恒不變的“精誠團結”。算命先生掛出一塊牌子說:“誠則靈”,那是騙人的把戲。蔣介石用什麽“精誠團結”掩蓋內部的狗咬狗,作為灌輸法西斯思想的工具,陶鑄則破天荒地掛上“馬克思主義”的招牌,用來瓦解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
書中還說:“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初期之所以能獲得勝利,是由於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實行三大政策,‘順應’了當時革命的客觀規律”②①。把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初期的勝利,不是歸於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和正確政策,不是歸於革命人民的鬥爭,而是統統歸於國民黨,這完全歪曲曆史,顛倒是非,站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立場上說話。把無數革命烈士的鮮血所換來的勝利果實送給國民黨作捧場,這不是叛徒的腔調是什麽?
夠了!夠了!這些肮髒的言論,難道不是暴露出陶鑄“精神生活”深處是一個國民黨反動哲學的世界嗎?
除了國民黨反動哲學外,剩下的“思想”完全是黑《修養》中的垃圾。
《理想》一書不是欺騙青年說,什麽“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是不可分的”,隻要裝做“把工作做好”,就會得到“重視”“器重”“讚揚”以至“聞名全中國、全世界”嗎?這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吃小虧占大便宜”的投機商的市儈哲學原封不動的翻版。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一九六○年二月接見民建會、工商聯常務委員時,對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獻策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個人利益就會來。”②②這句話相當精練地總結了這個資產階級野心家幾十年“做人”的經驗,概括了這個無產階級的叛徒人生哲學的“精髓”。什麽“為人民服務”,什麽“集體利益”,在他們這一小撮人統統是假的、騙人的,裝出來給別人看的,是手段;而撈取“個人利益”、個人權力、個人享受則是真的,是目的,是醜惡靈魂的本質。這是資產階級反革命兩麵派混進革命內部奪取權力的詭計。現在用來毒害青年一代,這種軟刀子殺人的罪惡我們難道能容忍嗎?
《理想》一書不是還欺騙青年說:“我們共同的世界觀和共同的思想方法”“就是從客觀實際出發的態度,是就是、非就非的態度”②③嗎?這也是從中國的赫魯曉夫那裏販來的貨色。在階級社會中,是、非都有鮮明的階級標準,所謂“實際”,首先就是階級鬥爭的“實際”:你站在無產階級一邊,還是站在資產階級一邊?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還是站在革命人民一邊?你站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一邊,還是站在修正主義一邊?你站在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一邊,還是站在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一邊?用抽象的“是非”來掩蓋人們看問題時的階級立場,是出賣靈魂的機會主義者的“共同的”特性。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國的赫魯曉夫在報告他在天津向資產階級屈膝跪拜的醜行時,恬不知恥地說:“資本家反映說我們的報紙不好,我說的確有點不大好,我也承認這個錯誤,……以後應該采取: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壞就壞,……資本家有好就說好,工人不好就說不好”②④。你看他多麽“從實際出發”啊!“資本家有好就說好”“工人不好就說不好”,這是多麽“公平”的法官啊!這個工賊的“是非”是多麽鮮明啊!這個資產階級的惡奴才對自己的主子的“好”處是多麽念念不忘啊!他訓斥工人“不好”的那種惡狠狠的神態又是多麽清晰啊!而《理想》一書作者對某氏的出賣靈魂的哲學,真是背得熟透了啊!
《理想》一書把“辯證唯物主義”歪曲成“存在第一、思維第二,客觀第一、主觀第二”②⑤。完全抹殺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完全抹殺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的飛躍,完全抹殺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人們認識發展的辯證過程。這決不是什麽“辯證唯物論”,而是反動的形而上學。無產階級認識客觀世界的唯一目的,就在於按照事物本身的發展規律去改造客觀世界。取消了改造客觀世界,取消了革命,取消了推動曆史前進的奮鬥,“客觀第一”豈不成了一紙空文!但僅僅這樣批判,還是不夠的,須知他之所以要宣傳這種機械唯物論或庸俗唯物論,就是要宣傳一種隨波逐流、隨時可以出賣無產階級利益的機會主義,為資產階級服務。不是嗎?資產階級也是一種“客觀存在”,也可以從資產階級出發,聽資產階級的話,以資產階級利益為標準,“是就是,非就非”,於是搞資本主義複辟也可以冒充“實事求是”“辯證唯物主義”出現了。拆穿西洋鏡,就是這麽一個把戲。
陶鑄不是還眉飛色舞地向青年說:“世界上有男的,有女的,就會有戀愛”②⑥嗎?這立刻使人想起中國的赫魯曉夫一句荒謬的“名言”,“一條牛加一條牛仍是牛……但是一條公牛加一條母牛就形成了新的關係,一個男人加一個女人便成了夫妻的關係。一切東西都必須是矛盾的統一體。”②⑦在他們這一夥人看來,人和人的關係就是公牛同母牛的關係。在階級社會裏,人們是按階級劃分的、按階級關係結合的。男女關係也不例外。魯迅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一文中就說過:“饑區的災民,總不會去種蘭花,象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這個基本事實,被他們抹殺了,踐踏了。他們這種庸俗透頂的語言,不能夠損害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一根毫毛,隻能反映出他們一夥心目中的相互關係及其“修養”,就是“公牛加母牛”“男人加女人”之類資產階級的醜惡不堪的東西。君不見大談“修養”的那一夥人,無一不是腐爛已極的偽君子嗎?
書中說,“一個人在幾十年的生活中”決定其“成功與失敗”,“就在於主觀與客觀的是否一致”②⑧,你在國民黨統治下究竟是怎樣奴顏婢膝地把“主觀”同“客觀”去“一致”的,這“幾十年”的“成功”中又是怎樣同美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反革命資產階級“一致”的,難道還不該拿到光天化日下來嗎?
對無產階級刻骨仇恨的“感情”
一九五九年五月,正當修正主義分子彭德懷拋出他瘋狂地複辟資本主義黑綱領的前夕,陶鑄在《太陽的光輝》一文中,擺出一付“海瑞”的架式,公開地、惡毒地咒罵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偉大的黨、偉大的領袖。他一麵說,人們以“東方紅,太陽升”“來形容我們偉大事業的朝氣勃勃”,“以太陽來歌頌我們的黨和領袖”;一麵公然借攻擊“太陽”的“過失”,指桑罵槐地說:“當大暑天驕陽似火,曬得人們流汗的時候,人們就會埋怨,說太陽的光和熱發射得過份了。而且大家都知道並且也都指出過,太陽本身上還有黑點。”②⑨
“太陽本身上還有黑點”。這不是赤裸裸地咒罵我們的黨和偉大的領袖嗎?在你眼睛裏,豈但是“黑點”,社會主義簡直就是漆黑一團。用資產階級的眼睛看問題的人,光明和黑暗是顛倒的。他們比瞎子還要瞎。在這位修正主義者看來,“太陽”的社會主義光輝曬得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受不了,現形了,“流汗了”,“過份了”,這就是“太陽”的“過失”所在。其實,這正是“太陽”偉大的地方。那些躲在陰暗角落裏的牛鬼蛇神、臭蟲虱子、細菌病毒,隻有讓它們見一見“太陽”的光和熱,才會死亡;真正的勞動人民,正是在太陽光輝下鍛煉得堅強起來的。不曬太陽,不流汗,身體怎麽會健壯起來?咒罵“太陽”的“光和熱”,其實就是咒罵無產階級“過火了”,咒罵社會主義、人民公社“過份了”,這是十足的資產階級的黑話,正好暴露自己是見不得陽光的鬼物。
陶鑄不是在《鬆樹的風格》中讚美“鬆樹”“在夏天它用自己的枝葉擋住炎炎烈日”③⑩嗎?毛澤東思想的陽光是抵擋不住的,硬要向光明宣戰,隻能使自己從黑暗中墮落進更黑暗的地方去。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六五年《理想》再版時,“以太陽來歌頌我們的黨和領袖”這句話,忽然改成了“以太陽來歌頌我們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這真是欲蓋彌彰,絕妙地自我暴露出作賊心虛的賊子心腸!你刪去“領袖”二字,豈不正說明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你寫這篇文章和出版這本書時,矛頭是針對偉大的領袖的嗎?如若不然,何必慌慌張張地刪去?你在“黨”前麵添上“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豈不正說明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你寫這篇文章和出版這本書時,認為中國共產黨不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了嗎?如若不然,何必急急忙忙地添上?心中有鬼,臉上變色,就這樣手忙腳亂了。一九五九年五月,陶鑄不是在汕頭一次報告中大喊“要學習海瑞的風格”以配合彭德懷的進攻嗎?看來這個“海瑞”的“風格”並不那麽“高”,本事也很拙劣。然而這一改,配合彭德懷一夥,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的罪行,卻是不打自招,鐵證如山,無可抵賴了。
一九五九年九月下旬,廬山會議開過了,彭德懷反黨集團被揭露了出來,修正主義分子的猖狂進攻被徹底粉碎了。這位修正主義者在《勝利得來不易》一文中,不得不裝模作樣地對“一小部分人”的“熱衷於我們工作中的缺點”③①表示了不滿。可是,這“一小部分人”是誰呢?不就有你嗎?不正是你在文章中命令報紙上必須“刊登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盡管這是一個指頭的問題,也應該刊登”③②嗎?不就是你熱衷於暴露社會主義的所謂“黑暗”“黑點”嗎?這是賴不掉的。正因為有他一份,這篇文章中,他對這“一小部分人”表示了無限的同情,說什麽“我們提起這些人,是希望他們轉變立場,首先把身心都參加到社會主義建設的行列裏來”③③。這是勸告破了產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偽裝成“轉變立場”,混進革命的“行列”中來繼續幹反社會主義的勾當。
對無產階級咬牙切齒的仇恨,對資產階級無微不至的愛護,這就是陶鑄的“感情”。剝去偽裝的畫皮,站著的就是這麽一個惡鬼。
腐朽不堪的“文采”
裝腔作勢的文風,歪七歪八念都念不通的文字,硬要自封有什麽“文采”,真是醜死了!活象那些附庸風雅的土地主,明明一竅不通,硬要搖頭晃腦哼哼幾句八股調一樣。
雖然沒有什麽“文采”,書中卻十分賣力地宣揚了整套整套的修正主義的文藝路線。陶鑄忠實地執行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動文藝綱領,同陸定一,周揚完全是一丘之貉。(⑵⑶)一九六○年春,舊文化部夏衍、陳荒煤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開所謂“全國新聞紀錄電影創作會議”時,就把《思想·感情·文采》這棵大毒草作為大會文件印發給大家“學習”。可見他們勾結之深。為了反毛主席的文藝路線,陶鑄幾乎把文藝界流傳的各種反動論點,什麽人性論、“寫真實”論、“創作自由”論、“中間人物”論、“有鬼無害”論……,統統收羅進他的黑店中。下麵略舉一二,稍加駁斥:
“共產黨員是講感情的……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對一切人都要有感情。”③④在階級社會裏,隻有階級的感情,沒有什麽超階級的感情。這裏的“感情”指的是“愛”。“對一切人都要有感情”,就是現代修正主義的“要愛一切人”,就是要愛剝削階級,愛叛徒,愛奴才,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向反動派屈膝跪拜的最無恥的行徑。
“要充分發揮作家創作上的自由。作家的筆是他自己的,作家的思想也是他自己的,我們應該讓作家獨立創作。”③⑤這是赤裸裸的裴多菲俱樂部的反革命口號。沒有抽象的自由,隻有具體的自由。在有階級的社會裏,隻有階級的自由,沒有超階級的自由。一切文藝創作,都是為一定的階級的政治服務的。沒有也不可能有脫離階級的政治而“自由”的文藝。任何一個人,包括作家,他的思想不管具有何種特殊的形式,都不是什麽孤立的“自己的思想”,而是一定階級思想的表現。是一定階級的利益、願望的表現,是一定社會階級關係的反映。七億中國人民有七億種“自己的”思想嗎?當然不是,基本上隻有兩種,一種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即毛澤東思想;一種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即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離開毛澤東思想的什麽“創作自由”,什麽“獨立創作”,就是鼓動牛鬼蛇神“自由”地去攻擊社會主義,宣傳資本主義,而剝奪無產階級革命派反擊他們的一切自由,為資本主義複辟的罪惡勾當服務。什麽“創作自由”,不過是死心塌地當資產階級奴才的一塊遮羞布罷了!
“生活是多方麵的,不拘一格,不要劃一個框框。”③⑥這就是那個“反題材決定論”,其目的是在反對“框框”的借口下,反對革命作家努力去反映社會主義時代的階級鬥爭,反對努力去歌頌工農兵,反對努力塑造無產階級的英雄人物。“生活是多方麵的”,其實主要是兩個方麵,一方麵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勞動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的推動曆史前進的革命鬥爭生活,一方麵是資產階級反動派抵抗曆史前進的腐朽反動生活。我們應當以真正意識到自己曆史責任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鬥爭生活為主體,為方向,為歌頌和描繪的中心,通過這樣的典型的英雄人物,來反映我們這個史無前例的英雄時代,來反映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力量和偉大勝利。那些資產階級的反動腐朽生活,隻能作為批判、鞭撻、揭露的對象,決不能作為創作的主要的“方麵”。“不拘一格”,總有一格,你心目中的“生活”,其實就是你讚不絕口的《三家巷》中那些資產階級的下流情緒和靡靡之音,是一些在曆史的垃圾堆中黴爛了的渣滓,這難道還不清楚嗎?
文藝作品隻要“真實地反映了現實,……我看,它的作用有時也不在社論與報告之下。”③⑦這又是胡風“寫真實”論原封不動的翻版。任何文藝作品所塑造的形象中,都表現著作者的政治的傾向性,表現著作者的階級的愛和憎,沒有什麽抽象的、旁觀的“真實地反映了現實”。無產階級革命派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隻有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才能夠從本質上真實地反映出曆史的進程。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反動文藝歪曲工農兵、歪曲現實,則是它們反動的曆史唯心主義世界觀的必然結果。提倡抽象的“寫真實”,就是要反對文藝宣傳毛澤東思想,反對文藝用共產主義精神教育人民,抹殺和掩蓋文藝的階級性,替那些美化剝削階級、醜化無產階級的大毒草找一個“理論”根據。這已經是資產階級文藝武庫中最破爛最陳腐的貨色了。
“可以看好的方麵,也可以看壞的方麵,……要允許作品中寫缺點……不要給人家一個印象,似乎要歌頌人民公社,就要把人民公社說得一下子好得很了。”③⑧這就是“暴露黑暗”論,這是毛主席早就痛斥過的“光明與黑暗並重,一半對一半”的反動理論的翻版。我們應當區別生活中的主流和支流。隻有抓住主流方麵,才能典型地反映出社會前進的本質。支流隻能作為主流的一種陪襯,作為表現本質的一種手段,作為全局的次要的側麵,作為前進過程中局部的、暫時的曲折,不能當作生活的主要內容。我們應當以寫光明為主,以歌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勝利即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為主,以反映無產階級革命戰士震天撼地的英雄氣概和鬥爭智慧為主,以塑造我們時代的工農兵英雄形象為主,而不是什麽“好的方麵”“壞的方麵”一半對一半。寫人民公社,當然要充分歌頌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難道還需要把各種發展過程中的缺點錯誤統統羅列出來嗎?有一支歌,叫“人民公社就是好”,難道還需要同時再加上一句“人民公社有缺點”嗎?誇大、渲染和惡毒地捏造那些局部的、個別的現象,這是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進行造謠誹謗的老譜,這位老右派不過依樣畫葫蘆罷了。以歌頌光明為主需要回避矛盾嗎?需要回避敵人的掙紮和反撲嗎?需要降低衝突尖銳性嗎?不需要。社會是在階級鬥爭中前進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總是在同資產階級反革命力量劇烈鬥爭中開辟前進的道路的,隻有通過對階級矛盾、階級鬥爭典型的曆史概括,才能夠深刻地而不是表麵地、雄偉地而不是貧弱地把光明、勝利、英雄人物寫出來。陶鑄的“暴露黑暗”論,將同他黑暗的靈魂一起,被革命人民掃進曆史的垃圾堆裏去。
要識別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
從以上的幾個方麵,人們不難看出,陶鑄完全是一個漏網的大右派,是一個修正主義者,是以中國的赫魯曉夫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忠實的執行者和宣傳者,是一個混進來的反革命兩麵派。對於書中販賣的那一套國民黨的反動哲學和其他毒素,要進行徹底的消毒。
陶鑄是一個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他頑固地堅持資本主義的政治方向。他極端仇恨社會主義,他日夜向往資本主義。從政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國搞資本主義複辟。他頭腦中裝滿了從叛徒哲學到“士為知己者死”之類剝削階級反動的世界觀。但是為了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不被揭露,他不得不包上一點革命的外衣來偽裝自己。此人極不老實。兩麵三刀,誇誇其談,忽而慷慨激昂,忽而轉彎抹角,是他的慣常的表演。但是,隻要在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個根本問題上,用毛澤東思想的照妖鏡照一照,這種偽裝就立刻會拆穿,原形就會畢現。這兩本書,不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鐵證嗎?
凡是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都是篡黨的陰謀家。他們為了反對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派,千方百計用各種陰謀手法擴大一小撮修正主義分子手中的權力,無恥地自我吹噓。陶鑄拋出這兩本書,不但是為資本主義複辟作輿論準備,也是擴大他們一小撮修正主義分子權力的一種手段。書中有一篇文章,叫做《西行記談序言》,這《西行記談》原來叫做《隨行記談》,就是他帶著幾個黑秀才“隨”著他出去四處遊蕩,然後他信口開河議論一番,黑秀才們就當作聖旨一樣“記”下來,加以修飾,在報上發表。“記談”,就是“記”他的“談”話。這樣,居然“共得二十七篇”!居然都拿出去發表!居然由他本人定名、作序、題字!這不是明明自己想當“南霸天”嗎?《理想》及《思想》,在宣傳那些反動觀點時,充滿了這類炫耀權力的自我吹噓。他是要用這些“作品”,作為向無產階級司令部奪權的輿論準備。陶鑄從地方到中央之後,手伸得那樣長,向無產階級奪權的狂熱在幾個月中暴露得那樣突出,不擇手段地招降納叛,收買已被革命人民揭露的壞人,抗拒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打擊革命派,以致任何兩麵派的手法也掩蓋不住這種反革命野心。從這個反麵教員中,我們不是可以找到識別赫魯曉夫式人物的一個重要教訓嗎?
陶鑄是一個卑劣的實用主義者。他有一張投機商人的嘴巴。為了推銷修正主義,為了攻擊和反對所謂“教條主義”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忽而顯出極右,然而裝作極“左”,以腐蝕、迷惑和欺騙那些不堅定的中間群眾,以保護自己不被揭露。陶鑄在到中央宣傳部擔任領導工作以後,他是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鎮壓革命群眾的忠實執行者。他竭力反對毛主席《炮打司令部》這張偉大的大字報。他竭力保護那些牛鬼蛇神。可是當群眾起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他搖身一變,立刻以極“左”的無政府主義的麵貌出現,大叫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懷疑一切是正確的”,“每個司令部都不知是什麽司令部……我是主張普遍轟!”“任何人都可以反對”!他大大“創造性”地“發展”了“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看來“左”得出奇,其實是形“左”實右,其目的還是混淆無產階級司令部和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區別,把矛頭引向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使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能在混亂聲中蒙混過關。什麽“懷疑一切”,統統是用來對付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懷疑一切”,就不懷疑他自己;“打倒一切”,就不打倒他自己,你說怪也不怪!?請同誌們注意: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這個辦法,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刮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以徹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過來,反戈一擊,切勿上當。這個反革命組織的目的是兩個,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以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柱──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這個反革命組織,不敢公開見人,幾個月來在北京藏在地下,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分現在還不太清楚,他們隻在夜深人靜時派人出來貼傳單,寫標語。對這類人物,廣大群眾正在調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對這類人物,隻要用毛主席教導我們的階級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們對待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態度,看一看他們支持誰、反對誰的政治傾向性,看一看他們的曆史,便可以從變化不定的形象中發現一隻反革命的黑手。他們越是要掩蓋已經暴露的部分,貌似特別“過火”或“公平”,便越是更充分地暴露自己野心家的麵貌,如陶鑄這個修正主義者,明明是賊,偏要裝聖賢,明明是極右的公開宣布同資產階級“心連心”,偏要忽而跳到極“左”的“懷疑一切”。然而矛頭卻始終對著無產階級革命派,這就把他野心家的麵貌揭露得一清二楚了。
階級鬥爭的深入,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勝利,迫使敵人不斷改變自己的鬥爭策略。當一種反革命陰謀被識破後,敵人又會使出另一手,交替而用之。然而這些敗類是逃不過明察秋毫的毛澤東思想的。在當前勝利的形勢下,我們必須十分注意鬥爭的大方向,十分注意維護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十分注意執行毛主席和黨中央統一的作戰部署,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和策略,十分注意團結大多數,十分注意不讓陶鑄式的人物從右的方麵或“左”的方麵或同時從兩方麵攪亂了我們的陣線。左派犯錯誤,右派利用,曆來如此。在大批判中,通過總結階級鬥爭的曆史經驗,我們是應當更深刻地懂得這一點的。
《紅樓夢》第五回裏有一首曲子,叫做“聰明累”,頭兩句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一切反毛澤東思想的自以為“聰明”的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在暗底裏玩弄了許多“機關”,一直到陶鑄發明的“著名”的“換頭術”(即為了反對八屆十一中全會決議,在照片上突出第二號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就把他的頭像剪下來裝到另一個人的身上),可算登峰造極了,但到頭來不過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為自己垮台創造了條件。武漢地區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也是這樣一種頭腦簡單、思想反動的蠢人。玩弄陰謀的人是沒有好下場的,廣大群眾一起來,什麽壞事也隱藏不了。反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修正主義壞蛋們必然垮台,這就是曆史的判決。這一小撮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無論如何掙紮,如何詭辯,決計逃不過這個曆史的判決。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滾滾向前。毛澤東思想的閃閃金光照耀著全中國、全世界。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是勇敢的,中國的革命的人民是勇敢的。我們一定要把這場大革命進行到底。來自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撲、攻擊、造謠、挑撥,來自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者的種種誣蔑、歪曲、誹謗、叫喊,決不能阻止我們的前進,隻能夠證明他們自己無比的愚蠢和日暮途窮。同誌們,舉起雙手歡呼這滌蕩中國大地的大風雨吧!毛澤東思想是無敵的。人民的力量是無窮無盡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是不可抗拒的。人們將會看見:經過文化大革命這段偉大而曲折的道路後,一個空前強大、鞏固和統一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將如巨人般屹立在世界的東方,給予二十世紀的吃人魔鬼們以更沉重的打擊。
注:
①《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77頁。
②同上,第61—63頁。
③《關於人民內部矛盾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問題》,《如何正確地處理廣東人民內部矛盾》,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及五日《南方日報》。
④《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5頁。
⑤同上,第20頁。
⑥《文藝報》一九六五年11期,第3頁。
⑦《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51頁。
⑧同上,第45頁。
⑨同上,第112頁。
⑩同上,第95頁。
①①同上,第50頁。
①②《思想·感情·文采》,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37—38頁。
①③《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49頁。
①④蔣介石:《國父遺教概要》,第二講。
①⑤《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42—43頁。
①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68頁。
①⑦《思想·感情·文采》,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21頁。
①⑧陶鑄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對廣東“民主人士”的講話。
①⑨毛澤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裏來的?》,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1頁。
②⑩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27頁。
②①《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67頁。
②②中國赫魯曉夫:《同民建會中央、全國工商聯領導人的談話紀要》,(一九六○年二月十二日)。
②③《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68—69頁。
②④中國赫魯曉夫:《在北京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
②⑤《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69頁。
②⑥《文藝報》,一九六五年第11期,第6頁。
②⑦中國赫魯曉夫:《論黨員在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養》(一九四一年)
②⑧《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67頁。
②⑨同上,第9頁。
③⑩同上,第4頁。
③①同上,第26頁。
③②同上,第11頁。
③③同上,第27頁。
③④同上,第75頁。
③⑤《思想·感情·文采》,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33頁。
③⑥同上,第45—46頁。
③⑦同上,第3頁。
③⑧同上,第46—47頁。
(載《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
——————
三。許廣平:陶鑄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又一例證——去年魯迅逝世卅周年紀念大會為什麽延期?
作者: 春雷動 發布日期: 2007-1-10 查看數: 9 出自: http://www.wengewang.org
(圖:1956年,許廣平與兒子、兒媳、兩個孫子合影)
選自《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徹底埋葬劉家王朝》第二輯
上海機械學院革命造反委員會《紅色挺進軍》匯編
許廣平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去年十月十九日,是魯迅逝世卅周年紀念日,長期以來,魯迅遭到舊中宣部周揚之流誣蔑和攻擊,在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為了徹底砸爛閻王殿,為了痛打落水狗,發揚無產階級戰鬥精神,廣大革命師生和紅衛兵戰士,一直要求隆重紀念魯迅,但是在陶鑄擔任的部長的中宣部裏,卻泡製了這樣一個計劃,隻召開一百五十人的座談會(連這個紀念會的名稱也沒有),冷冷清清不象樣子,而且事前不向中央文革小組請求,企圖以此來縮小毛主席重新肯定魯迅的巨大政治意義,對抗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了使這個計劃得到實現,他們還從各方麵派人遊說,拉我參加這個會議,對這個會議,我當時就有保留,心想為什麽把魯迅的影響限製到這樣小的範圍,為什麽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樣格格不入?幸虧中央文革小組發現了這個情況,中止了一百五十人的座談會,於十月卅日在東郊體育場隆重舉行了七萬多人的紀念大會,這才糾正了這一次重大的政治錯誤。
後來我才聽說這個一百五十人的座談會計劃是由熊複、劉祖春奉陶鑄之命起草,經陶鑄點頭同意而發出的。請看,這不是陶鑄背著中央文革小組,獨斷專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又一例證嗎?
——————
四。陶鑄在家鄉罪行錄
作者: meanhacker 發布日期: 2006-12-29 查看數: 21 出自: http://www.wengewang.org
一、剝削階級的孝子賢孫
陶鑄出身於一個破落地主兼資本家的家庭。其祖父陶益齋是個落弟秀才,有二、三十畝地,每年收租穀百餘擔,三十二歲死去,田產由陶鑄之父——陶鐵錚繼承。陶鐵錚在南麓師範畢業後為了升官發財,又先後與人合夥開辦過煤礦、紡織廠、錢莊等。後來破產了,以教書為業。不久,因與當地地主爭權奪利,被殺喪命。
陶鑄在其父死後,曾當過“學徒”,後來又跟著本鄉資本家陶瑞卿學做生意,幾年後因陶瑞卿破產,才由軍閥蔣伏生(陶鑄父親的同學)介紹到廣東,進入黃埔軍校,於一九二六年混入黨內。
解放後,陶鑄不但沒有和他的地主、資本家家庭劃清界限,反而對其狗父母孝敬備至,並為他們樹碑立傳。
1950年陶的哥哥陶自強(大叛徒、反革命分子)在祁縣任中學校長,寫信給陶鑄提出要搞一個圖書館來紀念其父。陶鑄立即大力支持,親筆題字“鐵錚圖書館”。並陸續續郵回去很多亂七八糟的書刊、畫報,毒害腐蝕青年。1960年,他還特地郵回兩本精裝的大毒草《理想、情操、精神生活》。
陶鑄對他的地主婆母親十分孝敬,解放前很長一段時間和她一同生活。解放後,陶每月郵回三十元供養其母,並且還要公社、大隊給予特殊照顧。十幾年來,陶的母親還去廣州遊玩過幾次,每次都是派專門警衛員來回接送。1962年陶母死後,陶馬上匯款三百元,並且打來了電報,電文說:“母親去世,甚為悲痛,生前未能盡菽水之歡,死後當親至墳前一奠,但因工作,不能奔喪。”
隨後,陶自強又以“不孝男自強、鑄”的名譽為其母立了大碑,恬不知恥地把一個地主婆描繪成“革命母親”。碑文全文如下:
(見附圖)
陶鑄非常懷念他的地主階級祖宗,在言談中不時表露出嚴重的宗族觀念。1961年回潘家埠時,有人在一次座談會上說:“你是祁陽人,話好懂。”陶立即回答說:“我還沒有出賣祖宗。”一語道破他是剝削階級的孝子賢孫。更令人氣憤的是,他為了保護其祖留房子和狗父墳墓,竟不顧廣大貧下中農的利益,橫行霸道,濫用職權,千方百計阻撓和破壞家鄉的水庫建設。
二、牛鬼蛇神的大紅傘
陶鑄的哥哥陶自強,是一個雙手沾滿烈士鮮血的大叛徒,反革命分子。1934年叛黨投敵,出賣組織,投身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懷抱裏。並曆任偽法官、保安總團秘書、縣長、上海交警總處額外專員、台灣偽警處主任秘書等職,軍銜少將。他積極參與反共、反人民活動,殺害我地下黨員和無辜群眾,在台灣還鎮壓過學生運動,血債累累。解放後,對黨、對毛主席、對社會主義懷有刻骨仇恨,在1957年向黨發動了猖狂進攻,是湖南衡陽市有名的大右派。對於這樣一個反動透頂的家夥,本應堅決鎮壓。可是作為中南局書記的陶鑄卻想方設法包庇,使其長期逍遙法外,為非作歹,直至這次文化大革命,才被紅衛兵小將揪了出來。
陶鑄挖空心思保護陶自強,遠不隻是狗兄狗弟的關係,而完全是由他的反革命本性所決定。早在1934年陶鑄在南京監獄時,身任上海警務總處主任秘書的陶自強,就曾先後兩次帶著現金、財物,到南京監獄探望。這時,陶鑄早知其哥哥叛黨投敵,可是他不僅沒有拒絕接見,反而語重心長地說:“我吃了這許多年官司,誰也沒來看我,你從上海特意來看我,兄弟還是兄弟!”請看,陶鑄就是這樣懷恨組織和同誌,而麵對一個叛徒稱兄道弟。1937年10月,陶鑄出獄,立即給其狗兄寫信要錢,而這個叛徒也馬上匯去50元,並急忙趕到武漢看望陶鑄,二賊共進午餐,臭味相投,談得火熱。陶鑄還不顧黨紀國法,把我軍準備上山打遊擊等秘密也告訴了他,並說:“隻要你今後不再幹壞事,國家還會用你。”
1949年5月,反革命分子陶自強看到大勢已去,並得知陶鑄已擔任我第四野戰軍政治部付主任,想到陶鑄向他許下的“國家還會用你”的願,急忙從台灣潛回家鄉,組織所謂“湘南遊擊隊”第四縱隊,自封政委,假裝革命,投機上爬。但由於反革命本性難移,包庇當地惡霸地主而被我軍逮捕。陶鑄在武漢聽到這個消息後,慌了手腳,立即指使下級把他釋放了,並親自指使下級先後給他安排零陵專區文教科長、祁陽一中校長等職。在肅反審幹中,陶鑄為了保護其狗兄過關,又親自插手他的案件。本來衡陽市委已決定將陶自強逮捕法辦,而陶鑄卻說: “還是不判處死刑,他這麽大年紀了,活不了幾年了。”因而也隻好不了了之。
陶鑄包庇反革命狗兄,同樣玩弄了他一貫使用的兩麵派手法。1957年反右時,他口頭上也承認他狗兄是右派、反革命,可是當群眾要鬥爭陶自強時,陶自強逃到廣州,他就把他保護起來。直到公安局再三要求下,才不得不把這個反革命分子送回衡陽鬥爭了一次。後來不但沒有給他戴上右派帽子,反而給他安排了舒適的工作環境。
陶鑄不但在政治上包庇陶自強,在生活上也是無微不至的關懷。陶自強經常跑到廣州去,坐著陶鑄的小轎車遊山玩水。此外,陶鑄還送給他很多錢、手表、衣物等,讓其大肆揮霍,過著腐化的生活。而這個反革命分子也就在飽食終日之餘,大幹壞事,大寫反動詩集,毒害青少年,打擊排擠革命幹部,誰也不能說個“不”字,甚至狂妄地說:“陶鑄當了皇帝,我照樣是皇兄。”反革命分子陶自強之所以如此猖狂,就是因為有陶鑄這把大紅傘擋著。
三、封建迷信的衛道士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陶鑄,為了抵製毛澤東思想的傳播,不惜一切代價,大煽修正主義妖風,大搞複古活動,以此來腐蝕人民群眾。他的魔掌不僅伸向廣東各地,而且伸到整個中南地區,衡陽當然也不例外。衡陽有兩個古跡,一個是雁峰寺,一個是石鼓嘴。這些本是封建迷信之物,不值得再去複修,可是陶鑄看了之後,卻如獲至寶,曾三次責命衡陽地委複修這兩處古跡,並從廣州派一個付市長、兩個工程師去監工興修,花了許多錢,以致影響了其他基建工程。所謂石鼓嘴,園中刻一大石鼓,除此之外,就是一些十分庸俗的長廊小亭。而光那個石鼓就花了四千餘元。雁峰寺,原計劃也是按古典式樣修建。1963年陶回到祁陽縣,參觀了蕪溪名勝古跡之後,對地、縣委幹部說:“這是很寶貴的曆史財富,你是不曉得,今後要好好愛護。”在陶的授意下,祁陽縣委撥款八千元,修複蕪溪古跡,真是不惜一切代價。陶鑄對古式建築如此,而對紅色建築卻怕得要死,恨不得都給拆了。有一次陶看到衡陽建築大多都是紅牆紅瓦,就迫不及待地要市委改成蘭牆蘭瓦。並借題發揮說:“搞這麽厚的牆,還淨是紅的……你看,廣州現在淨是建花牆。”所有這些都是他修正主義麵目的大暴露。陶鑄不僅借修複古式建築來宣揚帝王將相,就是在平時的言談中,也忘不了販賣黑貨。有一次陶到衡陽祁陽縣,聽說縣委書記名叫李建唐時,就很有興趣地說:“李建唐這個名字很有意思,具有曆史意義,因為李世民建唐朝,所以建唐這個名字就特別有意義了。”完全是一幅封建迷信衛道士的奴才相。
(選自 「首都紅代會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革命造反團《文革風雲》編輯部」編印之《文革風雲》1967年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