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慢慢讀!別在這裏裝孫子冒充"左派"!

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慢慢讀!別在這裏裝孫子冒充“左派”！

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

　　婦女是中國社會的最低層，在極受政治經濟壓迫的同時，還得承受夫權的橫行。從"五四"時代的反對小腳、走出家庭到革命時代舞槍弄棒、參與政治，現代婦女一改傳統造型，"不愛紅裝愛武裝"。雖然革命的男性特征及其嚴格的組織紀律使女革命者較少展露女兒本色，但女革命者回憶錄還是提供了更豐富的革命場景。

　　在女革命者的回憶錄很少的情況下，曾誌的《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廣東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一書值得細讀。

１ 性解放？

　　中國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但由於社會革命的對象之一是包括"三從四德"在內的傳統倫理，由於共產黨在革命動員中以"解放"、"自由"為口號，因此對於參加革命的青年男女來說，革命也包含著婚姻自由、一定程度上還有性自由的意義。曾誌記得：

　　當時郴州有一批熱血青年投身革命，……這些男女學生白天走上街頭巷尾或深入農村，開展宣傳發動工作，晚上回來卻又是又唱又鬧，瘋瘋癲癲的。夜間男女也不分，幾個人擠在一張床上，深更半夜還吵吵鬧鬧的。……他們以為現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上頁５１─５２）

　　革命意欲顛覆原有的社會控製體係，革命青年尤其感到原有的道德係統對人性欲望的約束力，他們理所當然地把性自由當作革命的題中應有之義。豈止是知識青年，在閩西，少年先鋒隊在反封建、反舊禮教，主張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方麵作了大量宣傳工作，"一些深受主人欺辱、受公婆虐待的丫頭、童養媳，經過少年先鋒隊的宣傳教育，紛紛起來反抗，投身革命。"（上頁９５）後來成為黨的領袖人物之一的王稼祥，１９２５年由父母包辦與一個沒有文化的女子結了婚後，革命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不想戀愛的幸福，不去組織家庭，隻把我的全力，置之社會革命。唉！革命是我的央寄托了。"（１）

　　一些青年最初是衝著婚姻自由而參加革命的的。胡也頻在小說《同居》中這樣描寫婚姻自由（包括性自由）的吸引力："婦女們更快樂更活潑得利害。她們從前都沒有出息地關在貧苦的家庭裏弄飯，洗衣，養小孩，喂豬，像犯人關在監獄裏一樣，看不見她們自己的光明，現在她們好象是在天上飛的鳥兒了。她們的生活自由了，沒有壓迫沒有負擔。並且不害怕丈夫了。她們可以隨自己的意思和男子們結識。她們還可以自由地和一個'同誌'跑到縣蘇維埃去簽字，便合適地同居起來。"（２）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受斯諾《西行漫記》和範長江《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的影響，大批青年知識分子懷著對中共和新生活的憧憬奔向延安，理想主義、浪漫主義一度在延安盛行，男女交往相當隨意，十月革命後蘇俄柯倫泰夫人的"杯水主義"很有市場，一些曆盡艱辛的老幹部率先"與傳統作徹底決裂"，"打遊擊"和"革命的戀愛"成為新生活的標誌。

　　但中國革命許諾的隻是婚姻自由而不是性自由、性解放，嚴酷而艱苦的革命最需要的是禁欲主義。最典型的是潘漢年，為了一心從事革命，他在蘇聯做了絕育手術。革命行為是超道德、反道德的，但革命隊伍也需要由外向內灌輸的"道德"，它要求改造人性，滅絕人性，要求無條件的犧牲、奉獻。從國民革命時期章太炎的"道德無我"論到共產革命時劉少奇的"馴服工具論"，在取消個人權利以服從整體目標的意義上，革命道德與傳統道德有相合之處。所以無論中國革命怎樣提倡道德革命、文化思想革命，但本質上仍然隻是政治革命、奪權鬥爭，革命者在文化觀念、人生觀念上仍受傳統的隱形控製。即使在政權到手、毛澤東仍要繼續革命、不斷革命時，他也隻是在１９５８年設想過廢除家庭，直到天翻地覆的文革，他也從未提出過性解放的理想。

　　所以，一旦進入革命的體製化階段，性自由就被堅決地否定。在得知郴州青年的行為後，湘南特委特派員何舍鵝大發脾氣：

　　"這還了得，晚上男男女女都摟在一塊睡，男女都不分了，……這些人也是反革命，破壞我們的革命道德。如果發現誰再這樣，就槍斃，就殺頭！"（上頁５２）

　　同樣，"杯水主義"在延安也隻是流行了一小段時期。１９３９年後，革命的差序等級製度開始建立並嚴格執行，此後流行的是以幹部級別為基礎的由領導介紹批準的婚姻製度。

　

２ 革命生涯常分手

　　中國革命沒有性解放的承諾，但革命者的婚姻確實是比較自由的，這不隻是因為革命的目標包含了婚姻自由，也因為革命使革命者處於一種非常規的生存狀態中：隻有革命同誌，沒有世俗牽扯；隻要上級批準，無需法律約束。以革命需要為原則，男女關係相對單純。

　　曾誌的革命生涯有過三次婚姻：

　　１９２７年４月，與夏明震結婚，１９２８年３月夏明震犧牲；
　　１９２８年４月，與蔡協民結婚，１９３２年１０月，蔡協民和曾誌挨批，蔡到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曾誌到陶鑄任中心市委書記的福州去，"臨分別前，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們的夫妻關係實際上到此結束了。"（上頁１４５）
　　１９３３年初，曾誌與陶鑄由"假夫妻"而真夫妻。

　　第一次婚姻是不自覺的。"我覺得這人太豪情奔放，鋒芒畢露，所以印象不是很好。"（上頁２９）一天夜裏，夏明震工作後沒有走，和衣躺在曾誌床邊，第二天早上有人拿她開玩笑，人言可畏之際，夏一句"我是真心愛你的"，曾誌"心一軟"。工作關係促成了第一次婚姻。

　　第二次已有戀愛的成分。"當時，蔡協民調到郴州任第七師黨代表，我調到師黨委辦公室工作後，我們朝夕相處，產生了感情。"（上頁６５）但後來發現，蔡的感情非常脆弱，"有時甚至像個小男孩，難過得流淚。"（上頁１０３）所以"雖說蔡協民對我確實很不錯，可我對他的感情並不是很深。"（上頁１５１）女革命者要的是性格鋼強的男子漢。

　　這就是陶鑄對曾誌的吸引力。"自從與陶鑄相處後，他對我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情，同樣我也樂於同他相處，心裏總是掛念著他。……而過去蔡協民外出時，我就沒有這種揪心的掛念。"（上頁１５１）但陶在與蔡協民相反的方向上也是極端，"從延安出來後，我正式向組織上打了離婚報告，我忍受不了他的大男子主義。陶鑄表示尊重我的選擇。因日本投降後，時局突然發生變化，也就顧不上再扯這些個人的事了。"（下頁３９８）革命形勢穩定了曾與陶的婚姻。

　　無論與誰結婚，無論有沒有感情，曾誌都沒有把自己和誰終生綁在一起。這首先是基於革命者的使命。與蔡協民結婚時，"雖說夏明震剛犧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當時認為，革命者隨時都有犧牲的可能，夫妻關係也就不是什麽重要的事了。哪還講什麽"三從四德"。對於一個共產黨員，頭腦中不該有什麽舊的觀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上頁６５）１９３２年，蔡協民受到批判，政治生命實際上已經結束，婚姻當然也就不可能再維持，何況曾誌對他本來已有不滿。黨內很多高級幹部的政治生涯出現逆轉時，組織上都會勸說他的妻子與之離婚。在黨的鐵籠中，一個得不到組織信任的人，嚴格地說是不配有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的。

　　另外一個原因是，伴隨革命而來的犧牲、分離使兩個人不能長相守。在閩東時曾誌並未想和陶鑄分手，但陶鑄被判了無期徒刑。"而那時我才２３歲，我是共產黨員、職業革命者，為革命隨時都要作出犧牲；同時也早將'三從四德'、貞節牌坊那種封建的東西，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對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權利作出選擇。"（上頁２０８）為此而和任鐵鋒、葉飛交往密切。但她過於充分地使用了自由的權利，以至於閩東特委認為："曾誌作為黨特委的一位負責同誌，在戀愛問題上，以一種極不負嚴肅的態度。同時與黨內兩個負責同誌要好，影響黨內幾個負責同誌之間的團結，影響了工作。"（上頁２０９）革命者的婚姻隻是口頭承諾、組織批準和事實存在，既沒有法律約束更不保證天長地久。閩東特委不是批評曾誌沒有為陶鑄"守節"，她有權利在陶鑄尚存的情況下另行戀愛，隻是不能同時與兩人戀愛。因此決定撤銷曾誌福霞縣委書記的職務、留黨察看四個月的處分。曾誌本人也"承認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有小資產階級浪漫情調"。（上頁２０７）如果不是閩東特委的處分，曾誌和陶的婚姻早就結束了。不過，曾誌認為，特委批評的實際原因是由於曾與任、葉密切的關係使特委其他領導感到有被架空的危險。可以設想，如果曾誌同時戀愛的不是黨內兩個負責同誌，特委也是可以允許的。

　　"三從四德"是革命要破除的觀念之一，當然不能進入曾誌的婚姻觀念，沒有這種舊的約束，維係革命者婚姻的紐帶就是政治需要、組織安排。這對傳統的婚姻觀念確是一次革命，但由於這一外在約束一般也不考慮雙方的感情基礎，除非有一方的政治生命發生問題，否則離婚也是很困難的，這種新的婚姻約束機製與傳統的倫理約束又有相同之處。

　

３ 農民的"革命性"

　　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為農民革命唱了一曲嘹亮的讚歌，對農民的頌揚成為中國革命史的主旋律。但很少有人知道，在１９２８年的湘南，農民曾以暴力反對共產革命。

　　湘南暴動後，國民黨軍隊向郴州的紅色政權進攻，湖南省委特派員席克斯、湘南特委特派員何舍鵝提出了一個堅壁清野的"焦土政策"，即把從宜章到耒陽一線四百多裏長的公路兩側各五裏內的城鎮及農村的人和財物一律撤至偏遠的農村，然後把搬空的房子燒掉，片瓦不留，使來犯之敵難以生存。支持革命的農民原想從革命中得到好處的，現在革命要掉他們的房子，於是農民拿著此前用來和反革命鬥爭的槍、梭鏢和大刀來和共產黨鬥爭了。他們的理由很簡單："共產黨一定要燒我們的房子，我們就反對共產黨，打倒共產黨！"（上頁５５）２８年３月中旬，本來是要動員群眾掉房子的大會上，農民們用梭標紮死、用泥土活埋了共產黨人，手段是殘忍的：

　　夏明震麵朝蒼天，躺在那裏，臉是青紫的，眼睛閉著，兩隻手還緊握著，衣服被撕開，胸前被刺了三、四刀，肩上、肚子上、腳上都有傷，大概被砍了幾十刀，兩腿伸直，一隻腳光著。

　　特別是那個婦聯主任，赤身裸體躺在那裏。兩個乳房被割掉了，肚子上被挖了個碗口大的洞，腸子暴露著，外陰也被挖掉了。

　　最慘的是兩三百名少先隊員，都是些十二歲至十六歲的孩子們。反叛的農民來了他們就往山上跑，反叛的農民哄騙說：

　　"你們下來，就不殺你們。"

　　天真的孩子們相信了他們的鬼話，一下山就被包圍了。毫無人性的叛亂分子競對手無寸鐵的孩子們大開殺戒，好幾十個少先隊員最後慘死在血泊之中，屍體被丟在山溝裏。（上頁６０─６２）

　　中國農民眾多，曆來有狂亂屠殺的一麵，且手段野蠻，從大革命到文革都有充分的表現。它本身無所謂"革命"還是"反革命"，關鍵看為誰所用。自古以來，中國政治家的本領即在於釋放並利用這一股巨大力量，這個本領是逐步學會的，開始時共產黨也沒有經驗。湘南事件後，陳毅代理郴州縣委書記，公開承認燒房子是不對的，對參與叛亂的農民既往不咎，由此緩和了與農民的關係。共產黨成功的奧秘，就是最終成功地把這一難以駕馭的力量"組織起來"。"組織"不隻是激活、集中，也是改造、約束，即使之符合共產黨的指向，以其全部瘋狂殺向共產黨的敵人。

　

４ 革命熱情與左

　　湘南民變是由左的政策激起的。這個看起來荒唐的舉措不但有禦敵的策略考慮，也是革命的本能。曾誌不是一個極左派，但她也有過一次衝動：

　　那時在我的身上有著一種紅的狂熱、革命的狂熱。最為可笑的是，有一回，我路過城門樓，突然覺得這個龐然大物太可恨。工農革命軍攻城時，國民黨部隊就是仗著這城門樓阻擋革命軍進城，這樣的地方應該毀掉它。

　　於是，一陣熱血衝動，我一個人抱來一堆幹草跑上城樓，把二樓給點著了。

　　當我狼狽地從著火的門樓裏跑出來時，一頭撞見朱德和一大群圍觀的群眾，朱師長不解地問我怎麽回事。我說：

　　"這個城門樓太可惡！妨礙革命，我把它給燒了。"

　　奇怪的是，朱師長竟沒有說什麽，隻是很慈詳地笑了笑走了。（上頁５１）

　　革命的狂熱當然是指行為的極端；行為的極端基於認識的偏執。中國共產革命從"星星之火"起步，如果不極端、不狂熱，是不可能呈燎原之勢的。推翻舊世界決不隻是打碎其政治結構，也包括破壞一切與之相關的物質存在和象征符號，門樓是必要的城市建築，甚至是值得保護的文物，但它也是政府軍憑依的障礙，當然要燒毀。這就是毛澤東說的"矯枉必過正"的道理。當革命被宣傳為一切行動的標準、被奉為神聖之時，任何人和事物都不沒有自身的獨立價值，一切都必須為革命犧牲、為革命讓步。

　　朱德年長，不會以為門樓必須燒掉，他沒有讚揚曾誌，也許他認識到革命所需要的狂熱並不定要表現為燒掉城門樓。但他沒有糾正曾誌，也許正是因為革命必須有狂熱，哪怕這一行為沒有積極意義。

　

５ 玩 笑

　　毛澤東以語言幽默著稱，其喜笑怒罵、旁征博引、海闊天空的語言方式令無數革命的"老粗們"頓首折服。但也有不得體的時候。曾誌記得井岡山上一個玩笑：

　　毛委員最愛跟賀子珍開玩笑，……有一天我經過毛委員的房門口，見他們又在那兒哈哈大笑。見到我，毛委員揮手召我過去："曾誌，曾誌！你過來！"我走到他倆麵前，毛委員指著子珍，笑嘻嘻地說："賀子珍正在說我喜歡你，愛你！"我頓時感到羞辱，氣得轉身就走。說實在的，我當時覺得毛委員開的這個玩笑很不得體。（上頁９１─９２）

　　上下級之間有這樣親昵的玩笑說明殘酷的鬥爭沒有泯滅人的天性。在當時的革命同誌中，曾誌以美貌知名，據說陶鑄在廈門第一次見到她時，吃驚得半天說不出話來。毛不是一個禁欲主義者，革命者也不拒絕美的魅力，隻是當著自己的妻子這樣說，確實不很得體。無法無天的革命者可以不顧任何禮俗慣例，但革命家庭仍得維護。

　　毛澤東天性浪漫，這種玩笑在延安時期也一再發生。整風之前，延安的政治空氣還有相當的民主性，當時丁玲常到毛的窯洞聊天，"有一次，丁玲開玩笑說，我看延安就像個小朝廷，毛澤東接著話茬說，那你得給我封官啊。丁玲接著就說到幾個人，其中說到林伯渠可以做財政大臣，彭德懷可以做國防大臣什麽的。毛澤東又笑著說，你還沒有給我封個東宮、西宮呢！丁玲說，這我可不敢封，要是封了，賀子珍還不跟我打架啊！"（３）

　　事實上，按毛後來對曾誌的說法，他與賀子珍的分手就真的源自這種好開玩笑的習慣：

　　有次一位外國女記者采訪我，美國女人開放無拘無束，我也愛開玩笑，我們說又笑，這就激怒了賀子珍，她不僅罵了人家，兩人還動手打了起來。我批評她不懂事，不顧影響，她不服，為此我們兩人吵得很厲害，一氣之下賀子珍說要去西安，然後到蘇聯治病。（下頁３２９）

　　嫉妒的妻子和另一個女人打架，這對於正處於困難之中的革命領袖來說，是頗為難堪的。如果不是毛愛開玩笑的習性，這一幕鬧劇是不會出現的。不過，如果把毛、賀分手的原因僅僅歸結為毛愛開玩笑的習慣，又是皮相之見了。毛告訴曾誌，"在中央蘇區受到錯誤路線打擊，從領導崗位上撤下來後，名義上是蘇維埃主席，但無實職工作，又患了病，連賀子珍也不怎麽理他，不去顧照他，卻強調自己有事情要幹。"（下頁３２９）毛不是要妻子在生活上照顧自己傳統小丈夫，但前提是妻子要有"政治上的敏感"，能成為政治上的助手。賀子珍不是沒有政治頭腦的人，她在毛失意時的表現說明她是按照政治形勢來確定自己對毛的態度的。黨內生活的慣例，當一個人不能得到組織的信任時，他是不可能從身邊的任何人、包括他的親人（隻要這個親人也是革命者）得到理解和同情的。所以賀子珍"不怎麽理他"是符合黨的原則的，但毛從來不認為自己是錯的，從而賀子珍的態度在他看來就是不忠：不忠不是在生活上"不怎麽理他"，而是因為這事發生毛受到打擊時。生活上不理，政治上無助，兩人分手自是必然。

　

６ 朱德劃線

　　１９２９年紅四軍內部就軍事與政治的關係發生爭論，"朱毛"分為兩派，朱派認為前委書記（毛澤東）不應過多幹涉軍事（朱是軍長），毛派則堅持黨（即毛）的領導。毛派一度敗北，相關人員都離開紅四軍做地方工作。

　　記得在爭論期間朱軍長曾找過我，問我的觀點如何。我當時隻憑著自己入黨後學到的一些理論知識和實踐體會，回答說："黨在軍隊中應起核心領導作用，大革命時，黨在人民群眾中，在國民黨軍隊中都是如此。"這樣，在紅四軍的"七大"後，我被劃到了毛澤東那一邊去了。我看已無法再呆在紅四軍，也就跟著毛委員去了福建。（上頁９４）

　　任何方針、路線都是有人來代表的，觀點之爭與權力之爭息息相關。黨領導軍隊的爭論，說到底是朱德軍長領導紅四軍還是毛澤東前委書記領導紅四軍的較量。朱毛以下各級幹部都要表明自己站在哪一邊，站隊要旗幟鮮明，不能含糊妥協。曾誌表達了與毛相同的的觀點，朱德理所當然判斷她屬於毛派。但在掌握劃線標準比朱德更嚴的毛澤東看來，如果不明確地表明自己支持毛，那就還不是堅定的毛派，所以盡管朱德認為曾誌是毛派，但毛卻認為曾誌當時的丈夫蔡協民（當然也包括曾誌）是中間派，不予信任。（上頁１３１）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誰是我的支持者，誰是我的反對者，是黨內鬥爭的首要問題。毛澤東對此有最為清醒的認識，毛要的是鐵杆中堅，是死心塌地的擁護者。正因為他聚集了這麽一批人，後來才能重掌紅四軍的最高權柄。

　

７ 同誌

　　閩東根據地主要領導人是福安中心縣委書記（後任閩東特委代理書記）詹如柏，當地稱為"北詹"。詹如柏"與國民黨不共戴天，對黨的方針路線堅決執行，信仰堅定，革命堅決。"（上頁１６６）但對同誌經常抱有猜疑防範的必理：

　　合他意的便想方設法抬舉起來，反對過他或他認不不滿意的，則采取陰謀手段，置人於死地。如在壽寧，他對範浚有意見，便推舉範鐵民，而把範浚夫婦給暗殺了。陳亮也是被他當作反革命殺掉的。施霖與他有矛盾，他也曾揚言要幹掉施霖。

　　我曾聽葉飛說過，他在福安獅子頭客棧險些被縣便衣隊槍殺。……他始終存疑，詹如柏與他在獅子頭被行刺有關係。（上頁１６６─１６７）
　　革命同誌之間的對抗，黨內有一個專門名詞，叫"山頭之爭"。成功的革命者不但是對敵鬥爭的勝利者，也是山頭之爭的勝利者，曾誌把她的回憶錄命名為"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是極為準確的：在閩東，在延安，她都在生死關頭徘徊過。

　　山頭之爭主要是領導人之爭。當領導人之間發生分歧時，對於下級幹部來說，就有一個與哪一個上級搞好關係的問題，這是真正的政治敏感、政治覺悟，事關一個人的政治生命、肉體生命。因為曾誌得罪了"北詹"，就受到"嚴厲的懲罰"，被調到形勢極為嚴峻的福霞縣工作。甘棠暴動中，葉飛與莊毓麟兩人負了傷，同時在一個村子裏養傷，曾誌去看他們。葉飛那裏有人照顧、有中西藥品、雞鴨天天不斷，葉飛"還請我吃了一頓鴨肉，說也讓我增加點營養。"（上頁１８８）而莊毓麟卻無人問津，吃飯都成問題。同為閩東特委委員，待遇何以如此不同？

　　後來我了解到，葉飛的醫療和生活照顧是"北詹"親自安排的，而莊毓麟的醫療、生活他卻沒有過問。（上頁１８８）

　　"北詹"原要幹掉葉飛，現在卻關懷備至。葉飛進步很快，懂得如何站穩政治立場。當特委（其實就是"北詹"）批評曾誌與任鐵峰、葉飛關係密切、要加以處理後，"葉飛則從此不再與我個別交談了。"（上頁２０７）他是一個機靈人，閩東時接觸戰鬥場麵還不多，甚至辨別不出子彈的方向和高低，但２０年後成了解放軍的上將。殘酷的內外鬥爭是磨煉人才的最好熔爐。

　　但葉飛之所以生存下來，不隻是因為他機靈，也因為他此時還不是一個獨立和山頭。１９３５年５月成立閩東特委，葉為書記，他的部隊是獨立師。同年１０月，方誌敏的殘部"中國工農紅軍挺進師"由師長粟裕、政委劉英率領進入閩浙交界處與獨立師會合。兩個山頭衝突的高峰是１９３６年初的"南陽事件"：粟裕約葉飛到慶元南陽會麵，葉要匯報工作，粟裕說："好啊，晚上吃過飯再說吧。""當天晚飯的時候，我、陳挺和閩東的幹部都入席了。如同舊小說中所描寫的那種場景，酒過三巡，擲杯為號。預先布置好坐在我兩邊的人把我抓了起來。……在押解我的途中，我幾次提出要同粟裕同誌見麵說話，都未予理睬。後來在路上遇到國民黨軍隊的襲擊，部隊被打散，押解的人忙亂中向我打了一槍，打傷左腿，就把我扔下，自己逃走了。……後來粟裕同誌告訴我，當時是劉英命令他扣押我的，也不說明是什麽原因。"（４）粟裕與劉英矛盾很大，劉英甚至要想加害於他，但粟、劉屬於同一山頭，因此盡管粟認為"雙方的矛盾應當在黨的會議上來解決，不應采取對敵鬥爭的手段"，但他還是"未能堅決抵製，將葉飛同誌扣押了起來。"（５）

　

８ 另一種紅色

　　革命者是一個大家族，其中不乏友愛和溫情，但友愛和溫情隻施及同誌和戰友，所以革命首先要分清敵我，以便能區別對待：對同誌像春天般的溫暖，對敵人像秋風掃落葉一樣無情。曾誌就在革命隊伍中有過"冰窟窿"似的（上頁２１１）感受。

　　如何分清敵我？階級出生、戰場考驗之外，還有持續不斷的內部審查和整肅，從江西蘇區的肅反到文革，每次運動無論是什麽目的，"清理階級隊伍"都必不可少。革命者不留情麵，在白區、敵占區和國統區從事過地下工作的人順理成章在受到嚴厲審查。延安時期，包括極受毛澤東信用的林彪的妻子葉群，也被整得往曾誌的臉盆裏撒尿。

　　整風期間中央黨校一部的動員會上，有一個"河南從省委到基層都有紅旗黨問題"的判斷，河南省委組織部長危拱之感到十分絕望，"就在動員會後的一個夜裏，在床上用褲帶勒住脖子自殺"，獲救後精神有些失常，"亂罵領導，亂談戀愛，並嚷嚷著要脫黨。她常跑到男宿舍去和她的男朋友睡一起"。４９年後真的瘋了，"她沒有兒女，沒有丈夫，得不到親情的關心。組織上為了照顧她的生活而調去一個女工作人員也不大盡心。危拱之上廁所跌斷了大腿，她既不護理也不報告，聽之任之，真是淒慘得很。'文化大革命'初期，危拱之就糊裏糊糊塗、無聲無息地死去了。"（上頁３３３─３３４）
危拱之是葉劍英的前妻。宋任窮回憶長征時：

　　幹部團裏隻有一位女同誌，就是負責司令部總務工作的危拱之同誌。長征途中的總務工作是很繁重、很辛苦的。部隊一到宿營地，拱之同誌忙著安排大家的吃、住，安頓病號，招呼大家燒熱水洗腳等。部隊出發前，她督促同誌們打掃駐地，上好門板，歸還借來的東西，做好各種善後工作。記得在過草地時，我的馬丟了，馱在馬背上的糧食和全部生活用品也隨著丟失了，拱之同誌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從其他同誌那裏為我勻了一份，幫助我渡過了難關。她還在百忙中為我織了一條毛線圍巾。拱之同誌對幹部團其他同誌的照顧也是滿腔熱情、無微不至的。拱之同誌纏過足，但是由於馬匹少，在整個長征途中，她從來沒有騎過馬，完全是靠一雙"解放腳"一步一步地走完了兩萬五千裏。（６）

　　危拱之在革命最艱苦的歲月把愛奉獻給了革命同誌，但在革命相對順利的時期，她卻被自己的同誌逼瘋。

　　拒不承認特務指控的危拱之以自殺來抗議組織，當然不會有好下場。但黨有辦法讓你承認組織對你的指控。車輪式的攻心戰術，各種手段的逼供、誘供，使許多革命者都無法不承認自己是特務。如果有人比如曾誌仍不承認，中央黨校一部為這些人專門編了一個臨時支部繼續加壓。照曾誌的看法，"臨時支部"實在是個監獄。在這裏，

　　打、罵、踢，刑罰多種多樣，特別是那些"坦白分子"，為了洗刷自己，也為了邀功，鬥起別人來更是心狠手辣。還有個別老紅軍，對黨十分忠誠，但因為與社會接觸少，知識麵窄，不善於分析，隻一味抱著"對敵人要狠"的態度，所以整起人來也毫不留情。（下頁３４０）

　　在"臨時支部"中，不但有人用皮鞭抽，還有人用嘴咬，"另一位女同誌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滿臉盡是血汙。月經來了，也照鬥照打，結果褲子都咽透了，還把窯洞的地麵染紅了一大塊。"（下頁３４１）──這是延安的另一種紅色。

　　每到夜晚，臨時支部這排窯洞的一個個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燈螢火般閃爍的昏黃燈光，四處靜靜悄悄地，隻有一陣陣喝罵聲、踢打聲和慘叫聲越過土牆，越過山梁飄向漆黑的山野，時斷時續，此起彼伏，讓人心驚肉跳，不寒而栗。（下頁３４１）

　　恐怖的目的表麵上是要每個挨整的人接受他人的揭發和組織的指控，如果你真是什麽反革命或特務，那麽你是不可能在如此高壓下漏網的；反之，如果你不是反革命或特務，那麽也可以鍛煉一下你對黨的忠心。所以，在當時的情境中，似乎一旦承認加給你的罪名，你就成了光榮的"解放戰士"，從此不再受折磨。但對於這種經不起折磨而屈服的人，黨是不會信任的：很簡單，你也會屈服於敵人的壓力而真的成為黨的叛徒。整風過後，組織上再度對曾誌的曆史和原審查結論進行考察和甄別：

　　他們考察了我在審幹中的表現，認為我態度誠懇，實事求事，在高壓下沒有講一句假話，而在臨時支部七十多位受審查的同誌中沒有講過假話的隻有四人，這種政治上的堅定性是難能可貴的。（下頁３４５）

　　黨內的高壓恐怖並不是要你說假話，黨對革命者的要求是，無論如何委屈你，甚至要你死，你也不能講假話欺騙黨，黨從每個黨員的無條件信仰中獲得自己的力量，而經曆了這場血雨腥風、意誌變得極為剛強、沒有任何溫情和資產階級人性人情的"老革命"，４９年後就用這些在延安見識過的方式去改造全國人民。

　

９ 延安的麵條

　　河南地委一級的幹部小苗開始不承認自己是特務，但同誌們夜以繼日地輪番攻心，不讓他睡覺，逼他坦白交代：

　　隻要他"坦白"一些，就給他煮麵條，加以鼓勵。這種"恩威並施"的車輪戰術整得小苗暈頭轉向了，他開始胡說，卻又不能自圓其說，一追問便矛盾百出。這樣搞了一個多月，直到他承認在河南某地曾加入國民黨ＣＣ特務組織，才認為差不多了，對他的審查方告一段落。（頁３３４）

　　承認自己是"特務"後，小苗成了"解放戰士"，十分積極地參加對他人的審查，加倍發狠地整別人，希望立功贖罪。（下頁３３４）被整者用整自己的手段整別人，組織上想挖多少特務就可以挖多少特務。

　　此時此地，"麵條"是有相當誘惑力的獎品。康生領導的中央社會部治安科科長陳龍，整風前收留了一個延安本地孤兒在治安科打雜，大家把這個一天到晚臉都洗不清的孩子叫作"黑娃"。審幹時黑娃也成了特務。問其原因，黑娃說："我饞麵條，人家說誰坦白說是特務，就給誰一碗麵條吃。"（７）

　

１０ 慧眼識江

　　１９７６年１０後，江青作為毛澤東批評的對象、作為毛澤東的對立麵的形象逐步刻劃出來。但誰都不會否認，沒有毛澤東的信任提撥，就沒有江青的飛揚。這就形成了一個補充說明，即江青原本是好的，後來、特別是文革中變壞了。這一說法不但不符合常情，也是對毛的貶低：江青豈能瞞過毛澤東的火眼金睛？因此，曾誌披露的毛在五十年代對江青的評價是相當準確的：

　　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來，但是在政治上還是對我有幫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銳。（下頁３２０）

　　在生活上合不來，這是當然的。毛澤東生於農家，長期在山溝裏苦鬥，好吃辣椒、紅燒肉，留長頭發，不會跳舞，衛生搞得也不大好，這與十裏洋場出來的明星江青自然難協調。但對於"政治第一"的毛澤東來說，找妻子不是找保姆，他要的是政治上的助手，"所以江青雖然隻是秘書職務，但無論到那裏，看文件都必須按政治局委員待遇。"（下頁３２０）她實際上早就參與政治生活了，並確實表現出毛所期待的敏感，４９年後文藝上無休無止的"階級鬥爭"大都是江青首先警覺到的。當毛對幾乎所有的"朝臣"都不再信任時，修煉二十多年的江青一馬當先，充任"文革"大將，辟關斬隘，沒有辜負毛對她的期望。

　　毛澤東握有萬裏江山，生活上不怕沒人關心，曾誌就為他在廣州針織廠訂做了兩套線衣線褲。所以毛非但不需要江青關心自己的生活，而且可以反過來在生活上關心江青。曾誌在延安第一次與毛、江吃晚飯，"江青沒吃幾口就跑出去嘔吐，主席趕快舉著燈去給她照明，又端水給她嗽口，還輕輕地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下頁３２０）"江青患子宮癌，在蘇聯做了放射治療，主席念她有病，處處照顧她讓著她。在廣州，主席總是將自己的一號樓讓給江青住，而自己到較小較差的三號樓去住，將自己身邊最喜愛的四個警衛人員派去照顧江青的。……有一年，主席要我替江青買塊表，他說："江青跟我這麽多年沒有一塊好表，她向我要塊表，你在外麵給她買一個，我給錢。"（下頁３２０─３２１）

　　毛對江青的關心，不是丈夫對妻子的關心，而是政治家對自己助手的關心。

　

１１ 交易

　　１９５４年，廣州市委推薦曾誌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但名單到了陶鑄那裏，他一筆勾掉曾誌，換上另一個女同誌。陶鑄的解釋是：中央認為方方同誌不適合在華南局工作，把他調到北京，為了照顧方方的情緒，緩和一下矛盾，就讓方方的愛人擔任人大代表。

　　我聽了非常生氣，認為陶鑄的理由完全說不通，他是為了個人關係，拿我來做交易。我斥道："你這是毫無原則，我是組織上推薦的，你為了你自己與方方同誌的關係就否定了我的代表資格。我想不通，我有意見。"（下頁４３４）

　　陶鑄或許會用"大義滅親"來自我欣賞，但人大代表的資格被他用來做交易，這也太不尊重廣州市幾百萬人民的"意願"了。

　　陶鑄是精通鬥爭邏輯善於進行黨內的人。１９５０年，毛澤東認為廣西剿匪不力，派陶前往督導，他"對廣西的剿匪鬥爭卻一口否定，扣下幾頂大帽子，如說不收民槍，不殺土匪頭，七擒七縱，寬大無邊，右傾等等。他不經省委、軍區，亦不找省委同誌說，也不經中南局、中南軍區，把自己的片麵的看法直接電告毛主席。他不是善意地幫助省委工作，而是動員別人'揭發'省委主要領導人。不久，省委主要領導即被'靠邊'了。"（８）１９５２年，毛澤東認為廣東土改有右的傾向，又派陶前往廣東，陶迅速發起"反右傾"和"反地方主義"的鬥爭，擠走華南分局和廣東省的主要領導人。後來葉劍英說："有人告了我的禦狀，陶鑄這個人，在廣西一腳踢開了張雲逸，到廣東，又一腳踢開了我葉劍英。"（９）張雲逸、葉劍英都是軍內元勳，陶卻能取而代之，除了毛的信任、支持外，陶本人的鬥爭能力也由此充分表現。

　　調走方方是"反右傾"、"反地方主義"的必要環節，陶拿曾誌的代表資格來做交易，可能說明他與方方沒有什麽曆史過節，以至於在趕走方方之後還得有點安慰。１９５７年廣東第二次反地主主義，主要人物之一時任副省長的古大存。延安整風中，古深得毛澤東、劉少奇、彭真的信任，大刀闊斧地將黨校一部的許多老幹部打成"特務"、"特嫌"、"叛徒"。曾誌也被認定是"有特務嫌疑"，曾不服，"去找了黨校一部主任，向他解釋，但他不表態。"（下頁３４３）陶當時就對他說："古老，你主觀主義，不肯為曾誌作結論，拖了兩年，你有什麽根據？你有沒有作過自我批評？"（１０）當年的怨氣肯定是陶打倒古大存的動機之一。因為陶的愛憎異常分明，高饒事件後，中紀委曾派人到廣東了解陶鑄傳達七屆四中全會的情況。了解陶鑄是否對"劉少奇、高崗各打五十大板"一事，區夢覺證明並無此事。所以區夢覺此後，一直受到陶鑄的重用。"

　

１２ 劉少奇的威信

　　劉少奇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提起來當作接班人來培養的，但二十多年後，當毛要打倒他時，卻不得不發動一場全國性的運動，劉有什麽能耐在黨內形成了這麽大的氣候？而且照當時的說法，全國每個省、國家每個部，直至基層單位，都一無例外地有劉少奇的代理人。陶鑄被打倒後，向曾誌說到他與劉少奇的關係：

　　１９４２年，我在軍委工作期間，劉少奇從華中回到延安，彼此才認識，我對他的印象不錯。後來，在對待柯老的問題上，我覺得劉少奇比較偏，評論不太公正。因此一直到１９５３年，我對劉少奇都是敬而遠之的。在中央財經會議上，我向劉少奇開了一炮，差點被高崗利用。（下頁４５２）

　　此說需要補充。延安整風"審幹"中，陶受過劉少奇、康生、彭真的打擊，曾與劉少奇當眾爭吵。而高崗則是對審幹時的恐怖提過意見的極少數人之一，在反劉這一點上，他們有共同語言。４０年代末，陶在東北工作時，與高崗配合得很好。１９５３年的中央財經會議，主調是高崗"批薄（一波）射劉（少奇）"，陶也參與其中向劉"開了一炮"。會後高到各地遊說，在廣東見過陶。高崗事發後，陶曾中央寫過書麵材料。

　　陶此處說的柯老即柯慶施。１９３６年在北方局時，柯就與劉少奇、彭真有隙，延安整風時當然跑不掉：３０年代執行了王明的左傾關門主義；抗戰後執行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進入延安後又是王明任部長的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柯與王明私交確實不錯，在王明挨整後曾上門探望。１９６５年身在莫斯科的王明聞柯去世後曾賦詩悼念）。為此，中直機關召開群眾大會批鬥柯慶施夫婦，其妻不堪迫害自殺身亡，柯則被隔離。陶在落難之前還前往探望，兩人從此結下深交。柯去世時，陶極為悲傷。

　　４９年以後，高、柯、陶都是封疆大吏，且都越來越左，陶自己就說過"我這個人從來都是隻左不右的"，也是毛平衡劉的重要力量，１９５８年兩人都以中央委員而直入政治局。

　　但政治生活中人際關係在不斷重新組合。以陶鑄的地位及其和毛澤東的關係，劉也不會輕易得罪陶鑄。高饒事件後，劉"非但沒有批評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釋，並且承認他看人可能有些偏。"（下頁４５２）６０年代初，劉主持經濟調整，局部背離毛的荒唐路線，以收束大躍進的激進政策、收拾困難局麵，這是劉一生的輝煌時期，眾望所歸，一些此前"毛派"幹將也與劉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係，各省各部確實有他的"代理人"。陶也在此時認同劉：
　　尤其１９５９年三年困難時期，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方針政策上，我都是讚成劉少奇的觀點的。（下頁４５２）

　　１９６２年周恩來、陳毅主持的給知識分子鬆綁的會議，就是在陶鑄治下的廣州召開的，而"柯老"在上海卻拒絕傳達周恩來在會上的講話，由此說明陶與"毛主席的好學生"、文革的實際策劃者之一的"柯老"又有一定差別。１９６４年的工作會議期間，"少奇同誌讓陶鑄去跟李雪峰同誌講一下，由李雪峰出麵召開一個會議，聽王光美介紹'四清'運動的'桃園經驗'。"（下頁４３１─４３２）"桃園經驗"是"文革"前夕是劉少奇既迎合毛、也對抗毛的材料。毛不會對陶的"倒戈"跡象毫無覺察，但也許沒有想到劉、陶之間的信任已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至文革初期仍矚意於陶鑄，希望這位與劉沒有曆史淵源、延安挨過劉的整且長期有分歧的幹將擔任揪劉先鋒，孰料陶已認同劉的路線，不能承擔毛指派的角色，理所當然地成為最大的保皇派。

　

１３ "天下大亂"好得很

　　文革時天下大亂，百姓深感浩劫之苦，毛澤東卻反複說天下大亂是好事。不排除其中有文過飾非的成分，但確也是真情流露：無論如何亂，毛的威信在大亂中達到空前絕後的程度；他對全國的控製，由於各級組織係統的癱瘓而更加無所限製。

　　一片混亂中，毛的權力登峰造極。陶鑄岌岌可危時，曾誌向陳毅說起自己的擔心，陳毅卻說："大姐，你放心，他們這樣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幾天主席還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變了主意。"（下頁４４７）黨內第四把手的命運就取決於毛有沒有改變主意。如果不是文革，毛哪能如此瀟灑。他可以在１９５９年罷了彭德懷的官，把彭監禁起來，但要整死彭，還得到文革。

　　一片混亂中，毛的監控無微不至：

　　在批鬥場上，造反派揪住我，要我低頭彎腰，這時有人示意他們不要動我，讓這批莽漢退了下去，我知道這都是由於毛主席的緣故，如果沒有他的保護，在那麽恐怖的批鬥大會上，我是必死無疑了。（下頁４７０）

　　有保護當然就有不保護。劉少奇、彭德懷等人之所以在會場上被無情揪鬥直至整死，顯然也是出自毛的意願。

　　一片混亂中，專政係統高效運轉。曾誌在粵北被監管期間，到集上買一元錢的菜、勞動時戴手套、穿雨鞋等等都有人向上匯報。１９７４年，曾誌的３歲的孫女在中組部幼兒園，向一個５歲的小男孩說了一句她的姥爺（即陶鑄）不是病死而是被害死的話，男孩的母親報告老師、老師報告中組部政工處、政工處報告組織部、組織部報告中央，位於權力中樞的紀登奎、汪東興親自批示處理。層層上報，井然有序，何曾有半點"亂"的跡象？

　

１４ "陶鑄是陶鑄"

　　在眾多的革命妻子中，有的是隨夫參加革命的，有的自身就是革命者。曾誌的革命資曆並不低於陶鑄，所以盡管她的政治生命實際上離不開陶鑄的命運，但相對而言，她比許多下台領導的妻子要好過得多。陶鑄被打倒後，毛澤東保護了曾誌，沒有要她回廣州挨批；後來在一次會議上又說："曾誌有什麽問題，陶鑄是陶鑄。"（下頁５０２）１９７４年，陶鑄尚未平反，曾誌已經參加四屆人大。

　　共產黨理論上不講連座法，陶鑄自是陶鑄，曾誌自是曾誌，即使丈夫是保皇派，妻子也仍然是革命者，這沒有什麽講不通。毛澤東把曾誌與陶鑄分開，應當是考慮到曾誌的特殊性，正像毛澤東１９６４年向陳永貴等人介紹曾誌時說："曾誌同誌，井岡山的，現在井岡山沒有幾個人了。"（下頁４３３）曾誌有獨立於丈夫之外的政治資本。

　　但革命沒有革掉"夫貴妻榮"的觀念，在黨內高層，妻子的命運一般都依附於丈夫。劉英也是老革命，但張聞天下台，劉英即難逃劫運。彭德懷被罷官後，組織上動員浦安修和他離婚。毛澤東沒有針對劉英或浦安修說過張聞天是張聞天、彭德懷是彭德懷之類的話。因此，當他說"陶鑄是陶鑄"時，除曾誌的特殊性之外，另一方麵也是基於陶鑄與張聞天、彭德懷等人不一樣，曾長期追隨毛，而張、彭則在曆史上反對過毛，因而下起手來輕重不一樣。

　

１５ 病人？

　　老幹部們在被打倒、被專政期間如何看待毛澤東，後人不得而知。７０年代末他們複出後，對毛一度意見較大。但８０年代他們退下之後，對毛的評價一般都比較好。

　　我的女兒總問我一個問題：爸爸死得那麽慘，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麽大的罪，你怨不怨毛主席？這是個很膚淺的問題。我跟隨毛主席半個世紀，並不是靠個人的感情和恩怨，而是出於信仰我對我選擇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對我走過的路無怨無悔，那麽我對我的指路人當然會永存敬意！我歎口氣，對我的女兒說："不怨，主席晚年是個老人，是個病人嘛！"（下頁５３４─５３５）

　　曾可能是出於信仰跟隨毛，但陶鑄卻像女人嫁人一樣跟著毛。廬山會議上，陶鑄曾以女人嫁丈夫的比喻勸說黃克誠："你我都讀過一點所謂古聖賢之書，一個人過身於世，不講究操守是可悲的。尤其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決不可'移情別戀'，否則使不能稱為'貞節'之婦。"（１１）其實，嚴格說來，陶鑄也沒有"從一而終"，毛長期信用他，最後卻置之於死地，主要原因，可能就是他"移情別戀"於劉少奇了。

　　如果毛在文革中沒有保護曾誌，如果曾誌還是處在監禁中，也許曾誌還是這樣說。革命者生命的全部意義就是革命，他們必須無條件地肯定革命，無怨無悔地承受據革命邏輯而推出的一切。他們對毛澤東所為的一切都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批評。曾誌不明白的隻是："毛主席英明了一世，為什麽在他的晚年，要搞這麽一場天怨人怒的'文化大革命'？"事後她想用"老人"、"病人"來寬容毛澤東。這真是一出諷刺劇，一代風流的毛澤東，死後居然要這些聽他擺布的人來寬宥他。其實，並不是老人、病人做的一切都可以原諒，而且，發動文革，既非老人的昏憒，亦非病人的狂亂，而是毛澤東社會思想的邏輯延伸，是他深思熟慮、周密安排的產物，無論是１９６６年他寫給江青的信還是１９７０年他在天安門城樓上與斯諾的談話，都表明了這一點。１９７６年毛發起"批鄧"運動時確實是老人、病人，但他的腦袋是清醒的：他看準了鄧小平與他在政治路線上的分歧。對於像文革這樣的空前事崐件，是絕不能用"老人"、"病人"來解釋的。

　　有兩個工作需要進行，第一，站在革命的立場，究竟應對毛澤東作如何評價？第二，超越黨派立場，如何評價毛澤東以及以他為旗幟的中國革命留給中國社會的遺產？有反省精神的革命者也許可以進行第一項工作，至於第二項工作，革命者卻必須完成一次思想革命才能進行。

　

曾誌簡曆

１９１１年生於湖南宜章縣一個官僚地主的家庭。
１９２４年在衡陽第三女子師範學校受到革命思潮的影響，１９２６年秋進湖南農民運動講習所，參加共產黨。
１９２８年參加湘暴動，隨後是井崗山，任後方醫院總支部書記。
１９２９年到福建工作，先後任閩西團特委書記、廈門省委秘書長、福州中心市委秘書長、福霞縣委書記等職，１９３２年與陶鑄結婚。
１９３７年任湖北省委婦女委員會書記，１９３９年到延安進馬列學院學習，整風時受到嚴厲審查。
１９４５年到東北，任沈陽市委委員兼鐵西區委書記員、地委組織部長、沈陽市委職工部長。
１９４９年後，任中南局重工業部副部長、廣州市電業局黨委書記、局長、工業書記等職。
１９６７年陶鑄被打倒後，在中南海被禁錮，１９６９年１０到粵北翁源縣勞動。
１９７３年回北京。
１９７９年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１９８３年離職，任中顧委委員。
１９９８年逝世。

　

注釋：
（１）引自徐則浩：《王稼祥傳》頁２４，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胡也頻選集》上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３）引自丁言昭：《在男人的世界裏──丁玲傳》頁２５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８。
（４）《葉飛回憶錄》頁７５─７７，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１９８８。
（５）《粟裕戰爭回憶錄》頁１６８，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１９８８。
（６）《宋任窮回憶錄》頁８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１９９４。
（７）參見修來榮：《陳龍傳》頁１４５─１４６，北京：群眾出版社，１９９６。
（８）《莫文驊回憶錄》頁６３０，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１９９６。
（９）（１０）楊立編著：《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頁１２３、３１，廣州：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１９９７。
（１１）引自李銳：《廬山會議真麵目》頁３０９，海口：南方出版社，１９９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