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革命人》自序

《革命人》自序

作者:單世聯
　
　　50年代末，對毛澤東的認識逐漸加深的田家英和李銳在私下裏希望毛澤東退居二線，從事有關中國革命的理論著述，原因之一也許是他們覺得這一場革命太有研究的必要。確實，以共產黨起家和奪權之難、代價和犧牲之大，以中國幅員之遼闊、革命成功之徹底而言，毛澤東等革命領袖們太有理由為自己如願以償而衷心喜悅、頻頻回首了。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崗山，詩情如潮 ：“彈指三十八年，人間變了，似天淵翻覆。猶記當時烽火裏，九死一生如昨。”這實在說到了正在享受著勝利成果的革命者的心坎上。

　　“九死一生”！對於那些已經闖過了這生死大關的幸存者來說，緬懷過去感到的是自豪與驚喜，革命使曆史生動起來，也使生命豐富起來。毛澤東素來愛讀曆史，也善於利用曆史。49年後他的報告和談話也都充滿著曆史的敘述，尤其是在開展黨內鬥爭的時候，他如何談論某事、評價某人，如何記憶一些細節等等，都可能是一些領導人地位和政治生命的信號。毛澤東隻有一個，在其舉世敬畏的權威之下，位高權重的革命者並沒有行動和言論的自由，陳雲的座車有人跟蹤，元帥之間的交談有人上報，他們除了表白自己緊跟毛澤東或檢討自己在曆史上的“錯誤”之外，一般不能談論自己的革命史，更談不上寫自傳。曆史屬於黨，屬於毛澤東。49年後出版的許多革命回憶錄，如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開始編輯出版的《星火燎原》、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開始編輯出版的《紅旗飄飄》等等，都是按照毛澤東製定的標準和劃定的範圍，環繞突出毛澤東的正確領導、強調革命成功的不易來寫的。直到“文革”結束之前，革命史的寫作通常是大規模的覆蓋或改寫真實，突出的例證之一是以林彪取代朱德，說他是率領南昌起義餘部走上井岡山的光輝代表。

　　但革命畢竟是集體性行動，幸存的革命者不會容許自己的貢獻永遠被塵封。80代以後，革命的豐富性逐步呈現，在人民出版社1979年開始編輯出版《革命回憶錄》以及湖南的《崢嶸歲月》、貴州的《征途》、福建的《風展紅旗》、河南的《燎原》等地方性的回憶錄叢刊中，禁區已逐步被打破。在解放思想、反左防左的政治路線之下，革命者可以理直氣壯地在“組織”和“集體”中尋找自己的位置，把曾經是無名的曆史恢複為無數個體生命的創造和犧牲。世紀末中國的一大文類是老一輩革命的回憶錄，其中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的回憶錄通常在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中央黨校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軍隊將領的回憶錄多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一些地方革命者也在本地出版社出版了回憶錄。這些著述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主要回憶自己的經曆，包括聶榮臻、徐向前以及眾多將軍們的回憶錄基本上屬於此類，其價值一般與作者的功名業績有直接聯係；第二類是以自己的經曆為線索對革命史、黨史的研究性回憶，他們查核報刊、博考檔案、谘詢同事，在提供史實、分析史料方麵具有權威性，李維漢、薄一波、胡喬木、李銳可為代表。第三類是革命者的“獄中書簡”，它們在同類著述中具有最大的真實性。典型的如瞿秋白、彭德懷等人的“自述”，雖然早就寫好，但公開問世卻是80年代以後。

　　革命回憶錄是黨史革命史的一部分，寫什麽、怎麽寫、什麽時候寫等都不是當事人自己可以確定的，重要領導人的回憶錄和重大曆史事件的回憶還必須得到權威部門的審查認可，像薄一波的《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的寫作是得到政治局常委批準的。所以無論在主觀上還是在客觀上，革命家的回憶錄都沒有也不可能重構革命場景，隻是因為它們畢竟要比較完整地再現革命者的主要經曆，有一定的個人視角和主觀評論，當然也就包含了比任何通史性、文獻性著述更具體、更個人化的材料和內容，不但可以補充革命史的細節，也擴展甚至修正了一些既定的革命圖景。比如師哲的《我的一生》對40年代初的延安政治生活的介紹就就遠遠突破了長期宣傳所固定的格式；徐向前的《曆史的回顧》就改正了毛澤東過去對四方麵軍的一些重大事件的評價；李銳的回憶錄最為忠實地再現廬山會議的過程。在史學中，個人回憶一般要有旁證之後才能使用，但革命回憶錄既有如上特質，所以可以肯定，任何沒有充分利用這些回憶錄的革命史研究，其價值和意義都會有明顯缺陷。

　　生於世紀初的革命者到80年代已屆暮年，在寬鬆的政治氣氛中，他們享有應有尊榮而又不再負有具體責任，朝花夕拾，回首平生，成了一部分人晚年的主要工作。雖然這些回憶錄多由秘書、研究人員之類參與撰寫，但既由當局者署名，畢竟具有個人著述的性質，《聶榮臻回憶錄》就與一些研究者寫的《聶榮臻傳》不同。個人如何寫自己的曆史，往往取決於當時的政治地位及寫作時的曆史意識，特別與對自己所負的曆史責任的認識有關。一般來說，感覺良好者居多。鄧小平在1989年9月4日的談話中說：“我多次拒絕外國要我寫自傳。如果自傳隻講功不講過，本身就變成了歌功頌德，吹噓自己，那有什麽必要？至於一些同誌回憶自己的曆史，寫一些東西，即很有益處。聶榮臻同誌寫的那一段親自經曆的事，很真實。有人也寫了自己的錯誤，比如李維漢同誌，但有些自傳還是宣揚自己的多，這種事情值不得讚揚。”革命終生的革命者尚且如此，那些中途離開革命的前革命者如張國燾、王凡西等更不會例外。在這個意義上，回憶錄的主觀性又消解著曆史的客觀性。

　　本來，革命回憶錄的寫作有很大的便利。共產黨是看重自己曆史與個人曆史的革命黨，至少從延安時代起，黨就建立了一套最嚴格的幹部審查製度，入黨、提幹要例行審查，每次運動要向組織坦白曆史。這類審查之嚴密、交代之頻繁、記錄之細致，可謂登峰造極。以延安整風審幹為例，從國統區來的人，連來時是乘火車、坐汽車還是步行都要交代，審查者從一些細節中發現你的階級出身和政治立場。這些投身革命即為家、把一生獻給黨的革命者，絕大多數對黨是絕對忠誠的，對自己的曆史毫無隱匿和回避。49年以後，“革命吃掉的女兒”的事更為頻仍，黨內鬥爭日趨嚴酷，被打倒的人在監中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坦白自己的曆史，而越來越多的“專案組”的主要任務就是內查外調清理曆史。所有這些，是真實的革命史，也是寫作革命回憶錄的第一手材料，有些革命者如李一氓的回憶錄就是以其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為基礎擴充而成的。不過，在檔案解密之前，這些材料還不可能直接進入回憶錄，他們隻能公布那些已經公開和可以公布的，史實的全麵重建還有待於未來。

　　所以毫不奇怪，迄今為止沒有一個革命者把自己的回憶錄叫做“自傳”，較多的叫“回憶錄”或“自述”，少部分另立書名，如黃火青的叫“一個平凡共產黨員的經曆”、曾誌的叫“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武衡的叫“無悔”等等。“回憶錄”的好處是無需記錄全部生涯，一方麵，逝者如斯，人們隻能記憶他願意記憶的，陳述他願意陳述的，回憶所提供的隻是李一氓所說的“模糊的熒屏”而不是清晰的畫麵，往事不可能通過追憶而完整地重建；另一方麵，革命曆史有高度的連續性，革命黨仍是今天的執政黨，革命生涯也絕不隻屬於他人，個人回憶錄必須維護黨的形象，它必然要按一定的標準和原則有選擇、有省略。一個很明顯的現象是，作者們基本不寫自己的家庭生活、夫妻之事，而一個人無論多麽革命，總免不了許多“後院之事”。而且，很多回憶錄隻寫到49年，如粟裕、楊得誌等，徐向前、許世友的回憶錄也主要寫戰爭年代。原四方麵軍軍長王宏坤上將的《我的紅軍生涯》隻寫他紅軍時代的經曆；賴傳珠上將的日記，從1934年記到1959年的廬山會議，但1989年公開出版的隻到1950年打下海南島。原因也許是，49年以前的曆史相對好寫：參加革命、入黨、打仗、奪權等等，即使是失誤和教訓，那也屬於總結性的，一般不涉及個人責任。49年以後情況不一樣了，頻仍的政治運動，你整我我整你，有些事既說不清楚，也說不出口，隻好讓後來人研究了。比如按肖勁光大將的回憶，王宏坤在“文革”前就與李作鵬合謀奪取海軍領導權，王自己可以另有說法，但畢竟複雜難辯，還是不寫為佳。認真考慮這種複雜性的結果，是有的人，比如在“文革”前後地位很高的陳錫聯，幹脆把自己的一生留給後人評說而不寫回憶錄。

　　從而，閱讀革命回憶錄不能“偏看偏信”，而需要相互校證。這裏有幾個方麵：

　　第一、每個革命黨都有不便公開的策略和手段，革命修辭與革命行動從來是兩回事。革命者因其當時的位置和事後的認識的不同，對革命進程中各種“曲折”和“錯誤”的敘述就不同。比如黃火青對40年代初中央黨校的回憶就要通過薄一波、曾誌等人的回憶來補充；

　　第二、革命內部關係複雜，路線之分，山頭之別等錯綜複雜、難得要領。比如何長工在長征中一度接受了張國燾的安排，他的某些回避就要借助黃火青的回憶錄來充分實；關於1958年軍隊的“反教條主義”，也隻能通過蕭克和張宗遜雙方的回憶才能得到完整一些的認識；

　　第三、革命史“左”禍綿綿，並非隻有毛澤東一人在犯。如李銳所說：“從政治上看，毛澤東是極力維持自己至尊無上的地位和權力。他唯我獨尊，個人專斷，聽不得不同意見，聽不進逆耳之言。他喜歡阿諛奉承，好大喜功等，對吹捧自己的人十分推崇，千方百計把這批人扶植起來，加以重用。”鄧小平早就講過不能把錯誤全推到毛澤東一個人身上，但這些逢迎邀寵之人或有逢迎邀寵之行的革命者一般不願意直書下來，而受害者通常會有客觀一些的敘述。而更多的人既是迫害者也是受害者，比如黃克誠勇敢地承擔自己在第一次“反AB團”中的責任，卻對自己同樣負有一定責任的1958年軍隊反教條主義鬥爭點到為止，落墨極少。當然，本書隻是讀書筆記，無力承擔矯正誤說、重建史實的重任，對諸如此類的問題隻能提出而已。

　　共產革命徹底改變了現代中國的命運，它的影響迄今年內仍難評估，可以肯定的是，未來中國的一切發展都隻能建立在這場革命的後果之上，我們不可能離開這場革命來談論現代中國。然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者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我們能夠哪怕是部分地理解這場革命嗎？時空變遷，材料缺乏，我們其實不能真正走進革命者的世界，包括現在的一些權威著作，有時也難免嚴重失真。相對而言，革命者的回憶還是提供了大量親曆材料，複原了當時的曆史情境和革命氣氛，可以幫助我們稍微真實一些地認識革命。如果從革命者的回憶錄中讀到的革命與教科書及宣傳冊上的形象有所差異，那麽顯然，隻有革命者才是革命的見證者和發言人。恩格斯說過：“對於起來反抗的民族在人民戰爭中所采用的手段，不應當根據公認的正規作戰規則或任何別的抽象標準來衡量，而應當根據這個反抗者民族所剛剛達到的文明程度來衡量。”這就是閱讀革命的革命原則和曆史主義。

　　革命曆史，凝為書冊；烽火生涯，轉成文字。今我來讀，如熱風吹麵，如冷水澆背，幡然而悟，憬然而歎，情動於中，下筆難禁，一年之餘，得二十篇，題名《革命人》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