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是否已在中國完全複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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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是否已在中國完全複辟？
兆立譯

〔譯者按：以下兩文，一篇是譯自第四國際的國際執行委員會提交給世界大會討論、表決的決議草案“世界新局勢”中的一部份；另一篇則是第四國際的法國支部革命共產主義同盟對它的修正提議。前者認為中國仍處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階段，但正向資本主義倒退；後者則認為資本主義已在中國複辟。總題目為譯者所加。〕



中國的動力



──第四國際執委會的草案一部分



從列強的立場來看，中國繼續代表一個不確定的因素。這在地緣政治（已知的有台灣、西藏、新疆等問題）的平麵上，和社會經濟的平麵上都是一樣。美國、歐洲聯盟、特別是日本的統治集團都意識到，在任何局麵下（除了分裂以外，不過很難設想這會發生，雖然有潛在的離心力量），中國將會努力地試圖在未來幾十年內扮演強國的角色，維護它在亞洲的支配權力。還有，它似乎也從科索沃戰爭得到教訓，盡量要將其軍事力量現代化。盡管中國仍保持官僚化過渡政權，它現在似乎對外國投資者提供了比俄國更多的保證。這就是為甚麽所有帝國主義大國都要利用中國的開放所帶來的投資機會。事實上，就它內部的動力而言，中國的社會已經經曆了大量的變化，尤其是在最近十年內。經濟已繼續以相當高的速度增長，隻受到〔１９９７－９８年〕亞洲危機很小的影響。與國家經濟以及／或者外國投資有關聯的資產階級層份已經成形。這個層份大部份是來自官僚層的各部份。





然而，經濟的增長率在二十世紀最後兩年有了明顯的放慢。官方消息的提供者已毫不躊躇地提到放慢的趨向，在這同時，占了高百分比率的國有大企業，不顧過去及計劃中的重組，仍然停留在虧損狀態。除了比較多變的經濟情況以外，正變得愈加清楚的是，中國經濟漸增地與世界經濟的融合，正在產生資本主義經濟的周期現象（例如部門的生產過剩和設備過剩、過度的競爭、消費價格的降低、建築物空置等等），多於產生具有官僚化過渡經濟特征的現象。因此，對經濟情況的負麵影響，正在變壞：大城市中漸增的失業和農村中仍然極高比率的所謂剩餘人口。





在統治圈子中，例如，當作出參加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決定的時候，對是否需要堅決向前推進新路線、或者放慢、或者甚至采取一些後退措施的問題，曾經有點遲疑不決（有一段時候，所謂保守的措施被宣布了）。但是前一個選擇似乎是無可避免的。因此，最重要的決定和藍圖意味著對國有部門的持續限製，在這同時愈來愈多的私有公司正在所稱的集體企業中擴展業務。此外，還有更大量地引進合股公司的計劃，包括為了解決那些連年虧損的大公司問題的計劃。





考慮到這種行動計劃也以吸引工業、財政和商業方麵的外國公司為目的，私人資本積累的機會要比上段時期大很多了。這樣一個前景，在更起勁地應用市場利潤的標準，和因參加世貿而逐漸降低關稅的準則下，就充滿了各種社會後果。各資產階級層份可能會更擴大、更強，而且中等階層的重要性日漸增加的時候，與後者一起增加財富。與之對照起來，各工人階級層份、農民的廣大部份以及人口中的貧苦部份就會因新路線的繼續發展而受到重大打擊。此外，在最近幾年中，社會矛盾已在農村及城市中變得日益常見。最後分析起來，這個政權的政治均衡可能會嚴重地受到動搖。





　　

資本主義正在中國、越南複辟中



──法國革命共產主義同盟提案



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文件承認資本主義在前蘇聯複辟的現實，但是不認為已在中國複辟。它認為中國正“在變化中”。可是相反地，分析中國官僚層及帝國主義的各種政策，每件事情都說明，我們正麵對著由官僚層自覺地組織的資本主義複辟過程。





自從１９８０年以來，中國官僚層已經建立了多個廣大經濟發展區，稱為經濟特區，以吸引外國投資，或在那裏成立公私合營企業。在華南及上海附近，較大的國家投資公司正在供應外國投資人們的公司所需的商品。許多新的工人階級正在集中地壯大起來，其居民大部份是從內地移居到那裏的工人，例如在廣州附近的經濟特區，在２３００萬的居民中，７００萬人是從內地來的移居者。與前蘇聯比較起來，中國的原材料資源沒有後者多，但是有用之不盡的廉價勞動力供應。農民人口在中國占大多數，在蘇聯卻已變成極少數。還有，中國農村的“市場經濟”改革已把數以百萬計的農民趕出土地，以致他們不計較工資多少也找工作做。





在１９９５年〔這個年份應為１９８５──譯者注〕，資本主義在中國投資的總額是２０億美元，現在已達到４５０億美元！在過去１０年中，前蘇聯與中國之間投資額的比率每年都是一樣：中國比前蘇聯多２０倍──這就顯示資本家們在作何種選擇。在西方的經濟報刊上，一篇又一篇的專欄文章談到中國模式的向資本主義的管理過渡（managed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即在管製下向資本主義的過渡──譯者〕時，它決不是亂講的。中國事實上是世界上第二個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僅次於美國。





香港的平靜融入〔回歸──譯者注〕，它的股票市場在中國經濟中所扮演的較重要的角色，都證實複辟主義方案所走的方向。新成立的上海和廣州〔其實是深圳──譯者注〕股票交易所日益壯大，而且吸引到很多外國資本。大量的台灣資本也投資在大陸。中國剛剛加入世貿，而且從開始就接受對進口農產品征收較低關稅的規定──以致印度變得非常神經緊張，因為多年來它一直為此事向世貿爭取。





官僚政權曾經保證人民得到最低限度的社會福利，但是在過去十年中，人民的這些收獲已被破壞了。（例如在教育方麵，從小學到大學都已私營化，學生要繳交學費；在健康服務方麵，其質量依收入的不同而有差別）。中共政權一向是很嚴厲地剝削它的勞動大軍的。曾經能夠去中國看到工人生活現狀的外國工會積極份子曾經報告，中國工人在礦場中或在國有工廠中的工作情況很像１９世紀的資本主義。在２０００年，中國有３萬５千名礦工在國有礦場中喪生，這是全世界開采每公噸礦物所造成的最高死亡率國家之一。對廉價的中國勞動大軍的剝削，是中共政權的“金礦”。它現在與在中國投資的外國資本聯合起來進行剝削，引進利潤標準，而且漠視安全條件。中國的安全條件變得更壞，是因為中國工人不能保衛他們自己。在向外國資本開放的深圳“經濟特區”，１２２００名工人在２０００年受到嚴重的工傷。以前曾在泰國或南韓投資、要從它們的低工資中獲利的資本家們，現在卻在這些國家麵對著強大工會運動的興起，因為在推翻了那些阻礙民主運動的軍事獨裁製以後，這些工會運動能夠通過罷工來獲得增加工資。所以這些資本家正把他們的工廠搬到中國或越南去，因為在這些地方工資比較低、工人階級被迫使保持靜默。根據現有數字，在１９９８年，中國的國有部門占國民生產總值（GNP）的３７％，私有部門占３３％，集體部門（其中包括私有財產）占其餘部份。在過去四年中，私有部門一直在增長。官方宣布的失業率是３％，但是事實卻非如此；在這個國家的北部較大城市中，失業率是２０到３０％。政府正在從國有巨型工業聯合公司的軀體上“減肥”，為了能夠將最賺錢的部份私有化。





中國官僚層的政策方向是沒有疑問的。我們必須把這方向清楚地定性為已走得很遠的資本主義複辟，盡管這些假裝維護市場社會主義〔中共稱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譯者注〕的斯大林主義權貴人物使用著虛假的措辭。越南的過程也一樣。





我們承認，中國政權正在抵抗帝國主義的某些要求。它要從技術轉移上得到利益，控製它的幣製，維護關稅壁壘（這在目前不會維持很長，因為它已經加入世貿），隻準許外國資本投資在像高科技、石油、核動力等等，不與現有中國工業競爭的項目。把這個抵抗解釋為來自“工人國家”或“非資本主義的邏輯”，就大錯特錯了。那是中國官僚層這樣的意誌的表現：要依據它自己的利益來恢複資本主義，要準備它自己能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它要轉變它自己為新的資產階級，但是對隻會對國外資本家有利的複辟不感興趣，因為那最後會威脅它的權力。





在俄國和中國的情況中，我們都可以說，它們是正在為實現複辟而努力的親資本主義政府。我們在它們的經濟規律中，或在它們的行政機構的行動中，根本看不到任何使這個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邏輯。還有，我們可以從中國這十年公開的資本主義複辟的例子中得出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教訓：當這個複辟由一個強大國家和集中化政權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階段去實施的時候，這種複辟要比當它通過新自由主義、國際貨幣基金會的“震蕩治療”來實施的時候，有效力得多。





資本家們已經得出結論：投資在一黨專政的國家中，要比向俄國經濟的無底洞放債安全得多。





對中國正像對俄國一樣，我們必須停止說它是一個工人國家，甚至一個極之墮落或變態的工人國家，一個“非資本主義剝削的社會”，或者一個過渡社會。如果正在進行中的是一個過渡，那末它便是朝向資本主義的過渡，而在這個過渡中，官僚層是如此地在帶頭，以致要將它們自己轉變為新資產階級。





除非我們認為，中國不能夠改變它的“國家性質”，隻因為中國共產黨仍在執政。現在看起來，對許多同誌而言，這正是問題所在之處。他們顯然難以想象，資本主義的複辟居然正由一個在中國（或越南）稱它自己為“共產主義”的政黨來進行，雖然對俄國的情況他們比較可以想得通，因為在那裏官僚層的不同派係已經分裂為不同政黨，而它們之中的最大政黨已經拋棄“共產主義”這個標簽。





最後，我們的運動必須調整它對前蘇維埃各國、東歐、中國和印度支那的反資本主義的團結工作。在未來的年月中，這些國家將會是重大階級鬥爭的場所。我們的重點應該是由在帝國主義國家的工會積極份子與新獨立工會的新興份子進行團結工作。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運動向我們提供一個機會，把最先進的活動份子，把在這些國家中、在被經驗的交換所豐富起來的國際活動中形成的各個團體、各個運動團結在一起。為了要把最先進份子、那些提出要創立新的、反資本主義政黨的問題的人們團結在一起為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而戰鬥，我們就需要清楚地得出這十年資本主義複辟的教訓。它不再單純地是實行政治革命的問題，而是實行社會的民主的革命，與具有許多不同麵孔的全球化資本主義決裂的問題。



（感謝十月評論雜誌社同意轉載譯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