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超麟回憶錄{下}——{下}篇與共運史黨史有關

鄭超麟回憶錄{下}

回 憶 錄

自 序

這十二章回憶錄中有十章回憶的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光榮的時代：十世紀二十年代。認識這時代的意義的人頗不多見。在我看來，它指示了中國的出路。在這時代，曆史負擔者無產階級從自在的狀態進於自為的狀態了；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共產黨誕生，發展，幾乎奪得了政權；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雖然失敗仍能以其教訓指示未來第三次革命的道路。總之，這是一個革命的時代，比辛亥革命更加有革命的意義。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期，巴黎出版幾本關於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的書，引起當時法國人對於業已遺忘了的四十年代的興趣。馬克思注意了這個現象，他寫信給德國友人，指出這是法國革命複興的征兆。不久果然有巴黎公社了。我希望多有幾本書出版，回憶或研究中國的二十年代，讓我們能夠同馬克思一般做出中國革命即將複興的結論。

中國現在還有共產黨，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對這時代，不知道有什麽認識?一般說來，它是害怕回憶這時代的，因為其中的一切，無論正的方麵或負的方麵，都足以證明它現在的錯誤。我早已不屬於這個共產黨了，但我很榮幸曾屬於二十年代的共產黨，在黨內與許多姓名寫進曆史的革命者共同工作，共同鬥爭，而且共同做出錯誤。中國共產黨也有它的“古典的”(classique)時期。這裏所說“古典的”，並非堪為模範之意。哦，不是的，它有許多錯誤為未來的革命黨所需要避免的。這裏所說“古典的”僅是對於後來的共產黨而言的。與後者相較，二十年代的共產黨，無論如何錯誤，總是無產階級的黨，那時無產階級躍上政治舞台，它的前鋒隊團結於共產黨周圍。可是，在這個時代末期，無產階級前鋒隊漸漸離開共產黨了；共產黨漸漸拋棄工人運動而專力於農民及一般小資產階級運動，以至現在成為代表一般愛國者的黨。

這十二章書畢竟是我個人對於那個時代政治生活的回憶，間有議論也是發揮我個人的見解。記憶或有錯誤。為客觀事實所限，我也不能征引當時文件或其他史料做我的議論的佐證。好在不會有人把我的回憶看做那個時代的革命史或共產黨史。

《戀愛與政治》一章，本擬刪去，因為其中頗似上海小報上的桃色新聞，難免被人斥為無聊的。可是我的本意是要寫那個時代革命者幾種戀愛形態，要從戀愛上顯出若幹革命者的性格，本無道德觀念摻雜其間。我認為在“不妨害政治”原則之下，革命黨內任何戀愛都是可容許的。這一章中所寫男女主角，大半已成白色恐怖下的犧牲者，存者之中也許有幾個現在做了gentleman或lady，他們也許以我寫出他們少年時期的戀愛為有意誹謗。這裏，我隻好向他們道歉。若是沒有連帶關係，可以避免不寫的，我都不寫了。讀者請勿忘記，我也是其中所寫戀愛者當中一個人。現在同當初一樣，在男女關係問題上，我是沒有一切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成見的。①

① 得到作者同意，本版刪去了(戀愛與政治)一章。——編者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日

第十章書②是在兒子弗來臨危時勉強寫成的。我一九三七年出獄後第二年生的弗來，自成胎至死亡都在戰爭期間；母親懷孕，生產，哺乳又是當我們逃難在鄉下的時候；以此營養不良，時常發熱，最後發現了肺病。他死於《自序》寫成之後三個星期。一個聰

② 標題為《左派反對派)。——編者

明可愛的孩子!我一生未曾受過如此重大的打擊。本書最後二章①，這半年來我都提不起興趣續寫。現在我又有比這更重要的工作，隻好讓它以未完成的形態留存下來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閱後記

① 標題為(第二次入獄》，(出獄以後)。——編者







一個意識的覺醒



中華民國八年，寫成世界公曆是最容易記憶的，即是，一九一九年。當代中國的集體意識，可以說，是在這一年覺醒的；我個人的小小意識則確實是在這一年覺醒的。

這個回憶，如果是在十多年以前寫的，我想，我無需要提醒讀者，說五四運動就是發生於這一年罷?可是現在，青年的人——我是為他們而寫的——有幾個知道五四運動發生於哪一年呢?有幾個知道這個運動在中國曆史發展上的意義呢?

一九一九年，我恰好十九歲。陽曆四月間，福建省立第九中學(在龍岩縣)“己班”修畢了第四學年的功課，學校特別放了假，讓學生回家去，等待六月間畢業考試。我從龍岩縣回到漳平縣來，很悠閑地過著生活。五月間，不記得那一天，一位老先生到我家裏來同我父親閑談，說起北京學生鬧事，打了人，燒了房子，罷課。說畢，搖搖頭，歎一口氣。這位老先生是我們縣城裏極少數常看報的人之一。父親不看報，我自己也沒有看報習慣，回家來固然沒有報看，在學校也難得進閱報室去的。閱報室有一二種福州出版的報紙，似乎沒有上海報或北京報，福州報也是陳舊而常脫期的。當時到閱報室看報的學生本也不多。

漳平縣城當時有三個小學，一個縣立的，一個族立的，一個福音堂辦的。有幾個中學畢業生，同我一樣待畢業的學生也有五六個，名義上有一個學生會，但久不開會。我們那時對於這次從北京出發的大風潮毫無反應。別地方轟轟烈烈，罷課，示威，杯葛①日貨。留在中學的同學寫信來，也說本校學生領導了諸小學學生示威，在城外通漳州的大路上檢查日貨，在縣城商會裏拍桌子，甩茶杯，大罵商會會長；但漳平縣學生沒有動作，——不錯，西門外福音堂辦的新民小學，學生曾列隊進城來遊行一次，聽說牧師發給學生每人一包糖果，叫學生從此以後不買日本貨了。但那是教會學校做的事情。

① “杯葛”，英語boycott音譯，“聯合抵製”的意思。——編者

六月間我到龍岩縣去考試時，那裏的運動已經冷下來了。同學們告訴我們這些回家的人以運動中的遺聞軼事，糾察日貨的學生每日還是派到城外去，學生會還在開會，但已沒有示威，沒有罷課，沒有鬧事。可是這二個月間風氣的變化是十分顯著的。例如平時不活動的學生都會活動起來，平時不說話的學生，都會高談闊論，閱報室擁擠了，對於時事的知識普遍了，重要的是有個學生自己主持的學生會。在學生會布告牌上，我看見了若幹在大城市讀書的學生寫來的信。

這就是我所經曆的五四運動。我不知道，除了抵製日貨，打賣國賊，拒簽和約，等等之外，還有其他意義的五四運動。漳平縣學生不會比我知道得更多些。龍岩縣學生當時也許有人知道五四運動的其他意義麽?有人讀過《新青年》，為新潮流所激動麽?我不敢說。但即使有，也是鳳毛麟角的。

中學畢業以後，我莫名其妙地感覺苦悶。我想飛，想脫離狹隘的環境，不僅要離開本縣，而且要離開本省。在學校時同幾個同學約定，到北京考高等師範去，並非因為喜歡“神聖的”教育，而是因為聽說高等師範不僅不收學費，膳費，且有津貼，每年費用比中學多得不多。可是父親籌不出錢來，活動地方公款也沒有結果。一個同學(龍岩人)已經先走了，他從上海寄給我一張明信片，說他遊玩“新世界”(遊戲場)的情景，我接著，魂夢中也是不安寧的。恰好在此時來了意外的機會。

縣視學陳華是祖父的朋友。北京去不成，父親和我都在懊惱時，他曾勸解我們。他說他本不讚成我到北京去，因為北京學風很囂張。有一天他告訴我們一個消息，說陳總司令有公文下來，要本縣熊知事派遣兩名半官費生到法國留學去。

陳總司令就是“援閩粵軍總司令陳炯明”。有一年蔣介石的南京政府頒布大赦政治犯命令，但聲明“共匪”和陳炯明不在赦免之列。不久之後，陳炯明也在香港死去了。陳炯明所以有十惡不赦大罪，隻因他指使部下葉舉在廣州圍攻大元帥府，把孫文迫到軍艦上去。但這是後來的事。在一九一九年，陳炯明不僅不是國民黨的叛徒，而且是國民黨惟一的武力(其實當時國民黨，就黨來說，是不存在的，有的隻是團結於孫文周圍的一派勢力)。當時廣東地盤被桂軍占據了，而有革命曆史的粵軍在本省不能容身，隻好掛“援閩”招牌向北洋軍閥防地的福建搶一角地盤。粵軍占據的是舊時汀漳龍道轄境，總司令部設在漳州。

陳炯明是新式軍人，他不僅主張民主主義，而且主張社會主義，甚至無政府主義。他一到漳州，立即造馬路，設公園，開運動會，出版日報。馬路上不許走人力車；公園裏豎了一個四方石碑，刻著“自由”，“平等”，“博愛”，“互助”。這裏，我們可以嗅得出吳稚暉，李石曾一流人的無政府主義氣味。為了響應吳李諸人的勤工儉學運動起見，陳炯明遂命令他管轄下縣知事每縣派遣二三名學生到法國留學去。這就是福建省半官費生的來源。

勤工儉學，是吳李諸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中及大戰剛結束後想出來的。大戰時，法國缺少勞動力，曾在中國招了“十萬”華工去；中國留學生斷了接濟的，有些人也在法國工廠找到工作。法國無產階級流過不少的血，畢竟爭到了比中國好多倍的勞動條件，能夠讓中國小資產階級學生也感滿意。這就造成了一種思想，認為中國學生來到法國後，隻消以一半時間到工廠做工，就可以取得充足的工資去維持另一半時間的生活和求學費用。李石曾留在法國組織這個運動，例如交涉入境，接洽工廠，學校等；吳稚暉已經回國了，他在上海某報發表《胐庵客座談話》，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宣傳勤工儉學思想的。《朏出庵客座談話》後來印成了單行本，銷行頗廣。據那些提倡的人估計，當時佛郎匯價低落，即使不做工，每年有中國銀元六百元也就足夠在法國讀書了。

陳炯明就是以這個估計為基礎來派遣半官費生的。他要每個學生每年自籌三百元，其他三百元則歸縣知事籌措。

己未年舊八月十八日，我同另一個半官費生在縣城中水門外上船，父親，三伯父，二弟送行，一別遂成永訣了。各縣學生在漳州會齊，陳炯明在舊道台衙門總司令部開歡送會，攝影，請吃大菜。開會時有許多人演說，後來聽人說演說人中有一個是朱執信，但未曾留下一點印象在我腦裏。

我同其他三十幾個福建學生到香港來候船。幾日後，陳炯明駐廣州的代表黃強邀我們到廣州去，住在增步工藝學校，他就是那裏的校長。他請了一位廣東女先生教我們法文。我們學了三個星期的法文。在廣州時候，福建籍國會議員曾開會歡送我們，議員之中有一個是林森。



直至十一月四日我們才得上法國大郵船。保羅·列嘉號從上海開來，已經裝載了一二百個學生，如今香港添加了福建，廣東兩省五六十個學生，四等艙幾乎容納不下了。

船上三十三天的生活決定了我的命運。我的“五四運動”是在這郵船上經曆的。

上船以前，我始終不知道五四運動有愛國以外的意義。香港和廣州一定有當時新出版的雜誌和書籍可買，但我沒有買，同行的人也沒有買，即使買了我也是不會去看的。我在香港買了翻世德堂本的《老子》，《莊子》和《列子》，買了商務鉛印本的《經史百家雜鈔》，買了商務小字本的《老殘遊記》，連同家裏帶來的國學扶輪社印的《龔定盒全集》和一本印得很壞的《白香詞譜》，一起攜到法國去。陳老莊列三書將來要說到外，其餘的書都於一九二七年唐生智部下軍隊占領漢口湖北省委機關時遺失了。

在大郵船上，我第一次與“外江”學生接觸。我看到了另一種類型的學生，不僅與福建學生不同，而且與我看了《留東外史》後所想像的外江學生也不同。他們是眼光遠大，思想活潑。從他們的談話裏，我知道了許多從未聽過的問題，知道了許多從未聽人提起過的古書和新書，知道了有另一種生活在法國等待他們，同我們的生活不一樣。在他們那裏，我看到了許多新出版的雜誌；有幾種雜誌竟如此普遍，而我熟知的禮拜六派雜誌竟如此之少，不覺驚訝起來。

有一天，我借了一本流行的雜誌來看。這本雜誌名《新青年》，翻開第一篇文章是一個名陳獨秀的人寫的，題目忘記了，內容是關於孔子的學說之類。

在中學，國文教員黃寶樞先生曾出過定孔教為國教論一類的題目，我自然是擁護康有為這個提議的。國文教員在我的文章上麵加了許多圈發下來，但在操場上遇到我時，同我說：“孔子是教育家，不是宗教家，他的學說是不可以定為國教的。”我才知道，原來老先生裏麵已有人反對定孔教為國教。這次看見陳獨秀文章，我想又是討論這個問題了。看到後麵，才知道是根本反對孔子。讀書人反對孔子，古已有之，《莊子》裏麵不是有許多反對孔子的話麽?但激惱我的，是文章最後幾句話。作者說：孔子之道不塞，民主之道不行，孔子之道不止，民主之道不流。“不塞不行，不止不流”，本是韓愈《原道》篇內對於佛老說的話，如今被人引來反對韓文所擁護的孔道自身了!上船日起，我第一次學寫日記。這日我寫了一篇很長的日記，大罵陳獨秀。

但這一切，我都未曾表現在外麵。同鄉學生對於這類問題不感興趣，有一類學生連《原道》也未曾讀過。外江學生方麵，我聽他們說的多，自己說的很少，很少，因為我本來不善於說話，當時的“官話”程度也不夠我發揮有係統的意見。但《新青年》雜誌，以及這一類雜誌，從此吸引了我，愈有反感，愈想借來看，漸漸地對於線裝書不感興趣了。十二月七日在馬賽登陸時，我的外表雖同香港上船時一樣，內心則完全改變了。潛伏的個人意識已經覺醒，從此我是自己的主人，我能支配自己的命運，而再不是父師及其他長輩給我安排的家族鏈條中一個環節了。

我想，我必須說一說這個意識覺醒過程中專屬於我個人的原因。這個覺醒自然是出於時代的原因，事實證據是：同行的三十幾個福建學生中，半年，一年之後，幾乎全體都會寫白話文，都會談新思潮，甚至也有人走到共產主義來了。但覺醒的激劇，嚴肅，以及決然不肯退回到家族鏈條一個環節的作用去，則必須拿我個人的原因去解釋的。

生在累世書香而趨於沒落的舊式地主家庭裏，又是長子，少時讀書並不太笨，祖父和父親自然寄托了很大希望在我身上。這是中國舊地主家庭的傳統希望，即希望子弟由正途功名出身，到外江去做一兩任官，回來買田，起屋。科舉停了，這希望受了打擊。祖父常說：“你出世可惜遲了幾年，否則……”但給我的教育仍是同科舉沒有停辦時候一樣。先生不僅教了四書正文，而且教了朱注，以及什麽人做的講疏。五經中讀了詩，書，易，春秋左氏傳，但沒有讀禮。古文，選教林雲銘的《古文析義》。幸而未曾學做八股和經義，隻做些論說。本縣已經有了官立小學堂(人民國後改名縣立小學校)；祖父是校董之一，父親是會計，是校產管理人，但很奇怪地沒有允許我們兄弟進學堂讀書。學堂已經畢業了甲、乙、丙三班，我們和若幹同地位人家的子弟還在私塾讀書。當然是因為學堂裏學不到我們所“需要的”學問。可是民國三年，學堂改組，我們的私塾先生劉岑仲被聘當國文教員，家長們也已覺悟除了學堂畢業之外別無正途功名了，於是送我們隨這位先生進學堂去。我一進去就是高小三年級，讀了半年就畢業。一九一五年第一次離家到一百裏外的龍岩縣去進中學，那裏的國文教員更進步些，因為教的是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和王先謙的《續古文辭類纂》。作文題，除了模仿古文的記，敘，論等以外，還有關於時事的題目。

新舊學堂有形的教育以外，家庭和社會的無形教育則是更重要的。人們有意無意直接間接從各方麵灌輸你以那個圈子所需要的人生觀和道德，使你成為造好的鏈條中一個環節。

我符合了人們的希望麽?一般說來，祖父和父親是滿意的。我恬靜，服從，上進，總之任隨他們擺布，他們叫我演什麽角色，我從來不拒絕。我覺得演這種角色是最自然的事情，猶如人必須穿衣吃飯才能生活一般自然，無所用其反抗，而且不能反抗。他們不滿意我的，是我過於緘默，不會酬應賓客，沒有辦事才幹。母親不滿意我一天到晚捧著書看。我想，我所以成為現在的我，是與“一天到晚捧著書看”大有關係的。

十歲以前，我同其他的小孩子沒有什麽兩樣。一般愛玩，頑皮，好零食，講究穿衣服。看戲，聽故事，決不會是我特別的嗜好。可是十一歲，我變了樣。夏天，有一日，生小病，躺在三伯父房間，不能跟著堂兄弟出去玩，正在無聊時候，看見枕頭底下有一本石印小說：《薛仁貴征東》。那是三伯父新借來看的，他看到第四回沒有合攏來，卷成一筒塞在枕頭底下。我拿起來居然看得懂，雖有許多字，例如“這”“那”“呢”“嗎”之類，在經書裏未曾見過，但這故事我聽人說過許多遍，戲台上也常演，不懂得的字是能夠猜出意思的。我一口氣看下去，當夜很晚才睡，第二日再看一日就把四本小書都看完了。從此以後就纏著三伯父去借小說，以後自己買小說來看，買了許許多多的小說，都是章回體的。從此以後對於小孩子遊戲我都不感興趣，因此一天比一天同堂兄弟和自己的弟弟疏遠了。

小孩看小說，現在是很平常的事情，當時別處也是平常的。但在我們那裏不平常。十一歲孩子看小說，而且看了許許多多小說，手不釋卷地看小說，外麵做熱鬧，演戲，不出去看，寧願躲在家裏看小說，——我們縣城內外沒有第二個，因為在小縣裏，讀書人家是互相認識的。不久之後，我就成了藏書(小說書)中心之一，大人們看小說的，也來向我借書。

小說給我開辟了另一個世界：非現實的，想像的世界。我如此沉迷在這個世界之中，以致忘記了現實的世界。這就造成了，而且發展了我的弱點：沉默，短於世故，孤僻，落落寡合。小說使我沒有朋友。兒時遊戲的伴侶已經離開了我，學校同學也不了解我，因為他們並不看小說，或沒有看那麽多的小說。他們大都隻看先生教過的或指定的書。但是他方麵，小說使我不滿意於現實，於我們那個圈子的生活和理想，於人們給我安排的前途，因之對於神聖的道統發生了懷疑。這不滿，這懷疑，不過藏在心裏罷了。我對於老莊哲學的偏好，以及中學畢業後想遠走高飛，以及主動主張遠赴法國(這是我第一次出主意支配自己的命運，以前一切都是父親替我安排好的，此次父親雖然不反對，但也不熱心促成)，——也許就是這個心境的外露罷?

應當說：我看的並不限於小說。起初自然是看小說，後來由小說到筆記，到文集，到諸子，到史部。總之，都不是先生或同學教看的書。反之，凡是先生或同學介紹的書，我都懷了成見不屑去看，或者當作應盡的義務勉強去看。所以我的一切知識大多是從自學得來的，我把學校看做供給食宿和閑暇的處所，甚至認為學校教育沒有用。現在想起來，這是偏見。看的書既然與人不同，性情，嗜好，思考方式也就顯得與人兩樣，雖然不願與人衝突，沒有一個仇人，但也不能與人融洽，沒有一個朋友。外表上，我是遲鈍，麻木，無所可否的一個人，但我過著內心的生活。如果不是處在這個時代，那麽在現實世界折磨之下，想像力就會漸漸衰退了，漸漸同那些沒有想像的人談得投機了，於是也懂得世故，善於酬應，同周圍一切融洽起來，書呆子習氣漸漸免除，曆練相當時候一樣也會學得辦事才幹，結果繼承了祖父和父親，在小縣城時當一名小紳士。

幸而五四運動救了我。我說的不是打章宗祥的，罷課遊行的，抵製日貨的，愛國的五四運動。我說的是請賽先生和德先生打倒孔家店的五四運動。同夢魔似地壓在我身上的孔子道統被我踢開了，連帶著做這道統補充品的老莊哲學也被我拋棄了。從此我隻過著一種生活，我所行的隻是我所思想的。而這是經過嚴肅思考和內心鬥爭而達到的，並非為了趨時和從眾。

這個鬥爭過程並非一日二日的事情。從寫日記罵陳獨秀起到完全接受陳獨秀的見解，中間經過了幾個月，直至讀過胡適的《哲學史大綱》後，一切懷疑才消失了。到了法國後雖然覺得人家樣樣比我們強，孔夫子究竟敵不過賽先生和德先生，但總覺得有一種“國粹”，一種東方文化，一種精神文明，一種神秘的東西，是西洋所沒有的。這種東西，我認為包含在周秦諸子學說裏麵。因為在中學曾讀過一本書，仿佛說佛教不如我們的老莊楊墨；至於哲學，即西洋理學，雖蘇格拉底，柏拉圖，亞理士多德，比起我們的先哲來，也不過是一知半解罷了。胡適告訴了我，諸子學說就是哲學，都可以用科學方法去整理，去研究，其中許多問題，西洋哲學不僅討論過，而且更有進步。這種“國粹”已經失去神秘性了。



在巴黎住了一個星期。十二月十五日，我們三十幾個福建學生就由華法教育會派人送到聖日耳曼中學來。聖日耳曼離巴黎四十五分鍾火車，坐電車一個鍾頭也可以到。那裏有個王宮，古時法國國王常在那裏居住，路易十四就是在這宮裏出世的；現在改做博物館。王宮和城市都在高崗上，俯視塞納河以及河彼岸的平原。巴黎來的火車開到對岸須卸下好多節，然後添加一個機車在後麵，幫助前麵的機車，把火車從隧道推向高崗去。上麵就是這條鐵路的終點。車站旁邊就是王宮，而隧道上麵則是連接於王宮的花園；花園並不很大，但沿著河濱山崗有一條很長的箭道，箭道盡處是個大森林，古時國王行獵的地方。整個聖日耳曼本處於森林旁邊，從車站穿過市街，經過我們的學校出城去，也有大路通人森林的。每年春天休假日，巴黎人常來此踏青。我們來前三個月，協約國才同奧國在這王宮裏簽訂了和平條約。

我們食宿都在學校裏。學校特開一個大寢室給我們住，一個膳堂給我們吃飯，一個教室給我們讀書。除了法文以外沒有其他的功課。法文先生當過兵，打過仗，據他說殺死過好多德國人。他是個十足的沙文主義者。法國同學年紀都比我們小，生活完全同我們分開。有三個塞爾維亞人，兩個阿爾班尼亞人，一個波斯人，也住在學校裏，但他們是同法國學生一起上課的。

福建學生有一種一時拆不開的關係，即是陳炯明派了一個人從漳州護送我們上船，我們第一年的官費由他領來直接匯給巴黎華法教育會，我們自己的錢也是交給他代匯，所以到巴黎後全憑教育會辦事人支配，我們沒有選擇自由。教育會把我們全體(除了一個女生)送到一個學校來。聖日耳曼中學是臨時交涉的，校裏以前沒有中國學生，此次一來三十幾個，除了一個外江人外，都是福建人。但一個多月以後又來了三十幾個人，那是各省都有的。

福建學生對於外江學生采取排斥態度。幾個同鄉在一處常常拿外江學生當作嘲笑對象，以此引起別人的反感，認為福建學生是“野蠻的”。野蠻不僅是粗暴之意，而且是不開化或文化程度低下。有一個湖南學生發表了這個意見，給福建人聽了去，群來質問，幾乎要動武。但福建人並不團結。三十幾個人分為汀州派和漳州派，漳州派中又分為東黨和南黨。黨派鬥爭在廣州香港時候就開始了。船上為了選舉學生會鬧了許多別扭。進了學校把戲更多。這種以鄉土為分界的黨派鬥爭，發生在學生裏麵，似乎是很不可解的。但這有客觀根據。首先，言語不同。舊汀州府屬各縣學生，都說客家話，隻有一個或兩個能說漳泉話。舊漳州府屬學生則沒有一個能說客家話。兩方麵隻好借“官話”交換意見了。其次，更重要的，是所受教育不同。汀州學生受的是內地中學教育，同我所受的差不多，注重國文，教國文的是些老先生，他們總有些線裝書知識；漳州學生受的是通商口岸中學教育，教會學校式的洋場教育，教國文的也是些西裝革履少年，他們恐怕不教《古文辭類纂》。汀州學生有理由視漳州學生為淺薄的，漳州學生也有理由視汀州學生為落後的。例如汀州學生大多讀過《原道》的，他們看見我的箱內有《莊子》和《老子》，曉得說裏麵有反對聖人的話，因為韓文公提起過。漳州學生則沒有這個聯想。他們看見我的《白香詞譜》，硬說是白樂天著的。但兩處學生都不知道龔定庵是誰。漳州學生稱我做“博士”，因為我帶了線裝書來。他們很看不起線裝書，汀州學生則沒有這個成見。在這鬥爭中，我是旁觀者。我不是汀州府人；也不是漳州府人，而是夾在兩府中間的龍岩直隸州人；論教育，我是同汀州學生一樣的，但我不會說客家話，我可以說漳州話。我的一個同鄉既會說客家話，又會說漳州話，有個時候同漳州人一起反對汀州人，有個時候同汀州人一起反對漳州人，兩派鬥爭，他也造了許多原因。有一次不記得為了什麽問題兩府學生在課堂裏演全武行，我則躲在角隅觀看。校長寫信到華法教育會去，現在的黨國元老張浦泉那時在巴黎，他親自到聖日耳曼來解決這個問題。

外江學生在另外一個課堂上課，他們帶來了許多新書，新雜誌，但也有線裝書。他們並不因為我們野蠻，拋棄我們。他們同中古基督教傳教士一般向野蠻人說教。福建學生漸漸地也鬧起“五四運動”來了。在福建本土似乎也是此時(一九二0年春)才有“五四運動”傳到的，因為國內的同學們紛紛有信來討論新潮流問題。有一封信寫了別字，把“新潮流”寫做“新條留”。

寫白話文，談新文化，雖成了時髦，但府際鬥爭仍繼續下去。到了暑假，華法教育會存款完了，一切歸我們自理了，聯係福建學生的線索才拆開，而各人自尋命運去。這些人後來怎樣，我知道得很少。其中有一個曾在我以後走到共產主義來，但經過打擊後又回到他的父親替他安排的命運去幹光耀門楣的事業了。

暑假以後我同兩個同鄉仍舊留在聖日耳曼，此處既無中國學生，我們就跟著法國學生上課。物理，化學，數學，我在中國都學過了；法國史地，學了沒有大用；法文讀些古典著作，也沒有興趣。到了寒假，我就離開聖日耳曼到巴黎東南二個多鍾頭火車的墨蘭去，那裏也有一個中學，也收中國學生，但我不進學校，而另外租一個房子住著，自炊，自學。墨蘭是個省城，風景沒有聖日耳曼好。

暑假沒有離開聖日耳曼，是為了存款不多；寒假終於離開聖日耳曼，則是為了存款將罄了。

大戰以前，中國使用的墨西哥銀元，每元可兌二個半佛郎。一九一九年，維爾塞和約簽訂之年，我們在香港時，每元可兌八九個佛郎。次年，佛郎大跌價，每元可兌至十五佛郎。我們到巴黎時，華法教育會派的招待員，四川人吳鐵生先生，同我們說：“現在生活昂貴，巴黎每個月生活需要三百佛郎了。”接著，他又說：“但是三百個佛郎不過中國三十塊錢，這點錢在上海也是不夠生活的。”但我們在聖日耳曼每月納費平均一百五十佛郎，膳費，宿費，學費，洗衣沐浴費都在內。這是華法教育會替我們一次繳納的。其他費用則自己掏腰包，但也是隔若幹時候向教育會支領一次。一九二0年年底，我的存款不夠繳納次學期學費，隻好離開學校了。我們，我和其他兩個同鄉，希望自炊時候每月開銷能更節省些。墨蘭離巴黎遠些，生活程度更低些。我們每人住一個房間，我住的是頂樓，有老虎窗對著運河，每月房租三十五佛郎；有一個同鄉住二樓房間，每月房租四十佛郎。房租是大宗支出，其餘是很省的。我們每月每人共總隻用一百佛郎，一切都在內，理發，沐浴，洗衣，郵票，也在內，惟有衣服，書籍，交通，醫藥等費用在外。但吃的是很苦的。真是“三月不知肉味”。我們廢除了早餐。其他二餐是麵包，洋山芋糊，有時炒卷心萊，那是特別的享受。不過用的是豬油，不是橄欖油。至今還記得麵包是一佛郎又三十生丁買一裏弗(半公斤)。三個月之後，實在熬不下去，才隔幾日吃一次肉，其他支出也增加了些，但每月決算也就增加百分之三十了。墨蘭城跨塞因河兩岸，我們有一次在河邊散步，遇見一個病容滿麵的中年中國人，通了名姓，方知他是“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曾琦。他來這裏養病，生活條件比我們好多了。他從此成了我們的朋友，互相拜訪，同作郊遊，借了好多期《少年中國》給我們看，又抄了好多首七絕詩請我們批評。我也抄了幾首詩詞請教他。他曾寫了通信發表在中國什麽報上，說法國儉學生每月生活一百佛郎就夠，即合中國六七元。勤工儉學生看了這個通信大罵曾琦混賬。他們不知道是我們幾個人作的孽。

當時李石曾吳稚暉等人辦的《新世紀報》早已不出版了，但都爾城的漢文印刷所還存在，每周出版一個刊物，同上海小報一般大。我記不起這報名，但記得編輯人是太玄周無。他也是“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是曾琦的朋友，曾琦常在那個鉛印報上寫文章。有一篇文章也許是曾琦寫的，曾把當時在法國的學生分成三個“階級”：官費生，半官費生和自費生，勤工儉學生。前者好比資產階級，後者好比無產階級，半官費生和自費生則好比小資產階級。我們和曾琦都是“小資產階級”。

當時有個統計，舉出各類學生的數目及其百分比。我現在不記得了，但記得勤工儉學生人數很多，遠超過前二“階級”學生，約有三千人，本部十八省，除甘肅以外，都有人，最多的是四川人和湖南人。這些學生大多數是各地五四運動中活動分子或領袖。他們一定是同我一樣，想飛，想走出本省，甚至本國；但也一定是同我一樣沒有“翅膀”去飛。“勤工儉學”的呼號，絕不是對著曠野叫喊的。他們大都集中在上海候船，也有集中在北京或保定的。在我以前已經有二批或三批人出國了；在我以後出國更多批數。這個潮流，一九二0年秋天似乎停止了或衰微了。

衰微的原因是事實打破了理想。法國各地中學固然開放大門讓中國學生進去，因為究竟是一筆有利的生意；但法國工廠並不開放他們的大門。戰爭停止尚未滿二年，法國已經鬧不景氣了，工廠正要裁人，那有位置來容納這些黃麵孔的勞2127勤工儉學生們把帶來的一點錢讀了幾個月書之後，便真成為“無產”階級，不得不到華法教育會來請求救濟了。間有極少數人能找得工廠位置，大多數人則每日領二三佛郎津貼，吃麵包和開水。有一部分人住在會所裏。會所本名“華僑協社”，教育會是協社的一個單位團體，聽說是一位有錢寡婦為了同情中國，捐這幢屋子給華僑團體，我到巴黎第二日，協會歡迎會中這位太太曾上台演說。華僑協社離巴黎二十分鍾火車，與有名的“豆腐公司”相距不遠，在(Lagarenne—Colombes)鎮盤特街(Rue de la Pointe)三十九號。我所以記得這般清楚，因為三年多通信都是在那裏轉的。這是一幢三層樓小洋房，立在一刊、花園當中。但此時地窖裏住滿了勤工儉學生；花園搭了布篷，篷裏也住滿了勤工儉學生；花園樹枝間拴著繩索，繩索上麵晾著衣，褲，襪子，被單。喧嘩吵鬧引起了隔壁鄰舍聯名請求警察局幹涉。某辦事人有一次訓話說：“鄰舍告我們中國人不愛幹淨。誰敢說我們不愛幹淨呢?抽水馬桶板上潮了，後來的人就不肯坐，隻肯蹲；板蹲破了，後來的人索性站在地下撒尿；馬桶間醃髒了，後來的人索性站在房門口向裏小便；房門口也潮了，現在的人索性在走廊裏小便了。”這是得之傳聞的。我常去華僑協社，那裏馬桶間雖不很幹淨，但不如所傳之甚，至於走廊，則無大小便痕跡。

勤工儉學生都是國內鬧學潮的健將，即所謂“丘九”。現在既然工不能勤，學無從儉，一股怨氣自然要找個地方發泄。李石曾已經回國到北大當教授去了。他的朋友劉厚首當其衝，遇了許許多多麻煩。當時剛到法國的蔡元培和吳稚暉曾出席會議解決這些麻煩問題。

這些名人到法國來，是同運動法國退還庚子賠款問題有關係的。他們計劃拿退還的庚款在中國另招一批學生去；勤工儉學生則很有理由控告他們，說他們當初提倡勤工儉學，目的就在運動退還庚款，現在目的達到，就把利用過的工具丟棄了。

有兩個鬥爭必須提起來說。

一是“二八運動”，發生於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仿“九一八”，“一二八”，“八一三”之例，應當說是“二二八運動”，可是當時通稱“二八運動”。這日各地勤工儉學生約齊到巴黎來向中國公使陳篆請願，提出幾個要求，結果被法國警察驅散了。

一是“裏大運動”。這年秋天，那個海外中國大學已經辦成功了，校址是裏昂城對河小山上聖伊涅倫炮台改造的；吳稚暉率領的一群學生已到法國，或者已經進學校裏去了。勤工儉學生被人拋棄定了。一日，裏昂城警察很驚訝地看見火車一批一批載來許多中國學生，他們都到河那邊山上裝修中的炮台去，進去之後就不肯出來。但不久，警察就曉得怎麽一回事了。他們把這炮台包圍起來，把裏麵的中國人作成了俘虜。幾日之後，法國政府下令把這些俘虜驅逐回中國去。

這兩個運動，我都沒有參加，因為我不是“無產階級”，我是“小資產階級”，如曾琦或他的朋友所說的。

裏大運動之後，一部分搗亂分子驅逐出境了，勤工儉學生氣焰低降下來，同時不景氣似乎好轉，工廠漸漸能容納黃麵孔的工人，全盛期的群眾運動已成過去了。

但在此時，我自己則從“小資產階級”降落為“無產階級”；同時——有內在的聯係麽?——不僅從民主的思想，走到社會主義的思想，而且從社會主義的思想走到社會主義的行動了。





十 二 人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八日，我們從巴黎北站出發，身上帶的中國領事館護照，說是經過西比利亞鐵路回國去，其實我們是去慕斯科進東方大學的。周恩來和我們同行，他是從法國回歸德國去。此次一起派遣十二個人，熊雄和王圭本在柏林，袁慶雲先到柏林接洽俄國入境護照，我們從巴黎車站出發隻有九個人，連周恩來在內十個人。

趙世炎，他是我們的領袖，他剛交卸下“少年共產黨總書記”職務，現在做我們這個旅行團團長，對外交涉大部分是他辦的，尤其當需要英語時候，因為其他的人都不能說英語。他是四川人，一個大家庭子弟，全家住在天津或青島，學北方人說話，但脫離不了四川口音。我在法國認識“川老鼠”很多。一個川老鼠，不僅可以從說話口音和字匯辨別出來，而且可以從性格辨別出來。這個性格是什麽?我想，凡外省人交過四川朋友的，都會知道，但要拿言語形容出來，則是很困難的。我第一次聽世炎說話，就知道他是四川人，可是相處一個時候以後，覺得他的性格與我過去認識的四川人全不像。他確具有領袖能力：能調和大原則下種種不同的傾向，能量才使用，機警，有急智，是個好演說家，主持會場和辦理外交，他是最適宜的了。關於他缺乏四川人特有性格那一點，我曾有一次向他提過。他說，他是四川某縣人，這個縣份在四川邊境，同外省生活比同四川腹地生活更接近些；此外，他又生長在外邊。

這一年，他約有二十三四歲。在火車上，他指著頭上戴的新呢帽告訴我們說：這是走遍巴黎好多帽子店才買來的。普通尺寸的帽子，他不能戴。但他的麵孔和他的身體，與那顆大頭不很配稱。比起頭來，麵孔是小的，而且漸漸收束成一個尖下巴，有點像後來葉淺予漫畫中的“王先生”。我未曾見他戴過眼鏡：眼睛，鼻子，雙頰，都很平板，不能說他漂亮，但演說時自有可愛之處。雖沒有病，身體也不強壯。他到法國以前的生活，我不知道；似乎是北京某中學學生，在五四運動中出過風頭，與當時北大學生領袖鄧仲懈，許德珩等人有交誼。

陳延年和陳喬年兩兄弟，外表毫不像兄弟。一九二七年，吳稚暉演說大罵陳獨秀兼及他的兩個兒子，其中有幾句話道：“他的兒子陳延年，還有一個陳什麽年，他父子三人，我相信，凡見過他們的都一定說，像他們這樣的尊容再醜也沒有了。他們就是穿一件漂亮的紡綢長衫，人家也要說他們是小偷。”(見文明書局出版的《吳稚暉白話文鈔》)這是胡說。陳獨秀並不醜，沒有見過他的人，可以看看《實庵自傳》單行本封麵上他的照片(亞東圖書館出版)。有一個女同誌曾說他的眼睛是特別可愛的。喬年是個美男子，不僅是我們十二個人中最美的，而且是我所見的莫斯科中國同學中最美的，連顧影自憐的李鶴齡也比他不上。他身體強壯，皮膚很白，兩頰同蘋果一般紅。他的哥哥則與他相反，不很健康，肚皮比常人大，兩條腿比常人細，皮膚黑而粗，濃眉毛，斜眼，近視，有時你以為他在看你，其實他看的是你旁邊的人，動作緩慢，表麵上有點萎靡不振的樣子。到莫斯科後袁慶雲給他一個綽號：“腐敗”。但他並沒有吳稚暉所形容的那種醜相。總之，我們十二個人中還有比他更醜的哩!這兩兄弟，除了相貌以外還有其他方麵不同。延年愛說話，愛講故事，關於辛亥革命前後的故事，以及他自己家庭的故事。幾個人會聚一起時，總能聽到他的低音。喬年則一聲不響。開會時不說話，多人閑談時也不說話，隻有同王若飛鬧著玩時才有說有笑的，後來漸漸練習也能克服靦腆而在會場中演說了，而且說得相當好，雖然不及他的哥哥。這兩兄弟感情很好。兩人一起脫離家庭，不僅脫離他們的舊官僚家庭，而且脫離他們的父親。他們的父親已經是有名的家庭叛徒了。那幾年全國正在宣傳他主張“萬惡孝為首”，宣傳他組織“討父團”。一九二一年陳炯明問陳獨秀關於傳說的組織“討父團”事情。陳獨秀回答道：“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個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都沒有。”(見《實庵自傳》)他的兒子雖未曾組織“討父團”，但未出國前對於父親的態度，正不減於父親對於嗣祖父的態度。這是政治思想的衝突。父親是民主主義者，兒子是無政府主義者。後來父親在中國前進到共產主義，兒子在法國也退回到共產主義來，於是父子間的隔閡就完全消失了。喬年完全跟著延年走。延年在法國的轉變，在無政府主義者中發生了很大的影響，甚至影響到南洋群島和美洲的無政府主義者。

這兩兄弟是清教徒。吃得壞，穿得壞，絕口不談女人。延年死時還是童男子。喬年後來在北京與史靜儀同居時，我第一次從延年口裏聽到他不滿意“弟弟”的話。在此以前我也未曾聽到別人說過不滿意“弟弟”的話。他是我們所有的人的“弟弟”，因為我們都跟著延年喊他做“frere”(法語——弟弟，第二個e上麵有二聲丿)。到莫斯科，他還有一個綽號叫做“яблоке(俄語——蘋果)，是為了他的雙頰顏色呢，還是為了其他的故事，則不記得。這一年，延年二十五歲，喬年二十二歲。

王若飛年齡是最難確定的，驟然看，他似乎同我們一般年紀，即二十五歲上下，但仔細看他臉上的皺紋，牙齒的顏色，尤其生活經驗和習氣，則顯然比我們老得多，這一年應有三十歲，至少也有二十八歲。他從舅舅黃齊生及其他貴州政客學會了許多鬥爭本領，但他能幹，而且忠實於共產主義，並不減於我們這些初出學校的青年。這是一個矮子，頭頸短，手指肥，鼻梁微歪而曲，皮膚白淨，滿口貴州官話。他愛喝酒，同我一樣。他愛說笑話，頑皮，好鬧。他是十二人中最有趣的。

次有趣的是袁慶雲。他也頑皮，好鬧，可惜同我一般，是口吃的。這是標準的川老鼠，具有一般四川人的優點和缺點。他是趙世炎的朋友，跟著趙世炎走到共產主義來，我想不是由於同鄉的關係，而是由於政治思想的關係。他是一個高個子，活動，廣交遊，尤愛接交外國朋友，雖口吃卻不怕說話，到莫斯科後他比我們更早會說俄國話。“少年共產黨”第二次大會會場就是他尋覓的：警察局裏一個大廳。但是旅莫支部小組會中他受人批評最多。

袁慶雲的同鄉王淩漢更是標準的川老鼠。他是一個跛子，跟隨世炎參加一切組織，最後加入“少年共產黨”。開會時愛發言，但令人有不著邊際之感。成立大會後，某次蒙達爾支部開會，尹寬說出他對於大會的感想，曾有一點說：代表中有些人並沒有明白我們現在這個組織同過去種種組織有什麽不同。尹寬就舉王淩漢做例。

趙世炎，袁慶雲，王若飛，陳家兄弟，出發前本在巴黎居住，我到巴黎去時會麵多次，大家廝熟了。王淩漢不住在巴黎，但成立大會時我已經見了他一麵。

以下三個人則是新會麵的，他們從外省來。不錯，出發以前，我已經在第二次大會上會見他們了。

佘立亞，一個湖南人，高而大，熱情而強悍，這方麵具有湖南人性格，但另一種湖南人性格，如蔡和森，李維漢，汪澤楷所代表的，則在他身上找不到蹤跡。他開會時很少說話，因為沒有什麽自己的係統的意見可說；他誠心實意接受他人領導，奉了使命時是很忠實執行的。

高風，也是湖南人，也是熱情而強悍的，但與佘立亞不同，即愛談理論問題，從宇宙起源起至人生哲學止都愛提出來同人討論，可是我們對於這類問題都沒有興趣，他於是感覺了某種失望。我未曾看到他以前，就記得他的名字，因為內部刊物曾發表他的一篇文章或一封信，主張我們現在就規定一個日子向統治階級宣戰，到了那一個日子大家都要起來暴動的。

與高風形影不離的，是陳九鼎。他是河南人，這是十二人當中惟一的北方人。這兩個人同在一個工廠做工，為了喜歡討論宇宙觀和人生觀問題，遂結合極堅固的友誼，不僅生活分不開，連名字也是分不開的。我們常說“高風陳九鼎”，仿佛這不是二個人的名字，而是一個人的名字。高風是個強壯的農民模樣，陳九鼎則是瘦。而矮，而且生了雞胸。

以上八個人(袁慶雲在柏林等我們)，連我九個人，連周恩來十個人，從巴黎北站坐車向德國去。我們買的是去柏林的車票，這個車票有三天效力，即是說我們路中可以下車遊玩，隻要不過三日，仍舊可以坐車去柏林的。比利時查理魯亞城勞工大學有我們一個支部，那裏的同誌預先有信來，要我們路過時下車去看他們。我們去了，那裏的同誌，劉伯堅，熊渭耕等開會歡迎我們，領我們參觀大學和城市，又到郊外去拍了一照。不記得是否在查理魯亞城過夜，但是次日早晨到科倫，下午換了車就走了，確是未曾在科倫過夜的。科倫離比利時邊境不遠，我們一下車仿佛到了另一個世界。首先言語不通。我們在法國旅行以及此次經過比利時，都說法語，並不覺得困難，到德國則沒有一個人懂得德語。周恩來雖是柏林寓公，但他說德語並沒有我們說法語好，他幾乎隻會交涉極簡單的事情，例如吃飯付賬之類。我們在科倫吃了一餐飯，共付五萬或六萬馬克，這也令人驚訝。此時是德國通貨膨脹初期，到了十月間更不得了。可是到了莫斯科，一隻小麵包也要賣七百萬盧布哩!我們參觀了有名的科倫大教堂。

到柏林，我們分開幾個地方居住。我住在熊雄寓所裏，在夏洛登堡，康德街。複洛登堡一名新柏林，到老柏林去時須經過一個森林，但有地道電車和架空火車可坐。我在法國未曾住過如此漂亮的房子；不僅我，勤工儉學生和半官費生或自費生，據我所知，都未曾在法國住過如此漂亮的房子。房東是個軍官寡婦，有個少女待嫁，天天在客廳彈鋼琴。她們為了貼補生活，把家裏最好的房間高價租給外國人，不記得房租每月幾個馬克，但折算為佛郎，在法國也隻能租一間恰配勤工儉學生住的房子罷了。熊雄自己燒飯，生活很儉樸，同他住的房子不很配稱。他原來住在法國，為了與李鶴齡同謀暗殺陳篆，供給李鶴齡手槍原故，事發出走德國，但李鶴齡口供裏並未牽連了他。這件事含有浪漫的，無政府主義的意味。我到柏林時，熊雄已經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了，他向我津津樂道這件事業。他並不知道馬克思主義是反對個人恐怖的，實在說他至死還不知道馬克思主義是什麽。這是一個天真的人，同小孩子一般天真，即是誠實，無邪，純潔，熱情，而又幼稚的。他追求一切新的革命的事物，結交一切激烈的勇敢的革命的朋友，但沒有判斷力，分不清楚什麽是馬克思，什麽是克魯泡特金。他永遠是一身獵裝，長靴，房間裏掛著馬鞭，每日臨帖練習大字和小楷，好書嶽武穆滿江紅詞，早起，下雪，天未亮，一個人到柏林郊外很遠地方踏雪去。可是，無論那一國文字和語言，他都學不好，說中國話也夾雜了很多江西土音。後來在莫斯科上課或開討論會時，問他問題，他常常站起來目瞪口呆，最後聲明：“忘記了”。

袁慶雲和王若飛住在王圭寓所裏。王圭是湖南人，德國話說得很流利，他是我們惟一的翻譯，沒有他，我們隻好做啞子。趙世炎聽了德國話，說他有一點聽得懂，因為許多地方同英國話一樣，他想學德文，別人則對於德文毫無興趣。我們是路過德國的，在柏林停下來，是為了辦理去俄國的護照。當時法國尚未承認蘇聯，巴黎沒有蘇聯外交官，柏林才有。王圭認識第三國際人員，那是張伯簡，蕭子暲，遺留下來的關係。護照辦了許多日，我們閑著無事，由王圭和周恩來帶著遊玩柏林博物館，動物園，名勝，古跡，有一次去遊博茨坦，那是仿照維爾塞造的離宮，但不及維爾塞多多了。

周恩來又帶我們去吃中國菜。菜館不是臨街的店，而是人家寓所，出來招待的是幾個德國姑娘，菜單上每樣菜都有中文和德文名字，又編了號碼，點菜時隻消告訴號碼就夠了。那裏，我們遇見幾個中國留學生，又看見中國寄來的報紙，我們緊張地讀著其中關於吳佩孚屠殺京漢路罷工工人的記載。

周恩來是帶我們來中國萊館開會的。他到柏林來，張崧年夫婦不理他，也不肯同我們見麵。周恩來召集青年團德國支部開會，解釋他在第二次大會開除張崧年案中的態度。德國支部沒有幾個人，也許有幾個在外省，但在柏林的，張崧年夫婦，周恩來，王圭，熊雄之外，隻有一個人，可惜我忘記了他的真名和假名。那日，他到會，很遲，一聲不響。周恩來竭力為自己辯護，熊雄和王圭自然諒解他，另一個同誌，提出幾個簡單問題，就不再說話，顯然是不諒解他。我們離開柏林以後，這個同誌也就退出“少年共產黨”了。

從柏林到莫斯科去有兩條道路：一條陸路，經過波蘭走廊，立陶宛，列多尼亞，從什麽地方入境，直到莫斯科；一條水路，到斯忒丁上船，彼得格拉登陸，從那裏坐車去莫斯科。我們選擇了陸路。到柏林住滿十天後，又繼續向東去。經過波蘭，立陶宛，沒有停，直至列多尼亞的裏加才停下來。我們是上午到的，須待下午或晚上才有車去俄國。這時已是春天，巴黎和柏林都是綠葉滿樹了，裏加還是冬天氣象。我們站在大河鐵橋上，看見大冰塊在河裏緩緩流著。這裏，法國話不通行，德國話也不通行，俄國話我們又沒有一人懂得，倒是英國話比較通行一點。因為我們在一個咖啡館吃中飯時，趙世炎能夠同仆歐說英語，旁邊兩個舞女也懂得英語，她們立刻同世炎親熱，要世炎和她們跳舞。世炎臉紅了，這件事後來好久成了我們嘲笑對象。如果換上王若飛是不會臉紅的，可是王若飛也不懂得跳舞。

到俄國邊境上，車停下來，行李都搬下來檢查。這是第一次遇著檢查，以前經過許多國境，雖看護照，卻未曾檢查行李。檢查員知道了我們是東方大學學生，似乎未曾檢查下去。我們第一次看見紅軍：粗麻布大衣，粗麻布尖帽子，帽子前麵有一個紅星。別的旅客又坐車去了，我們不能走，因為剩餘的錢不夠買車票。車站有人殷勤招待我們，允許減費或免費，但須請示什麽機關，當日不能動身。我們打了一個電報給東方大學中國同學。這一晚就在車站上空車廂內過夜。

中國同學，在莫斯科車站迎接我們。其中有蕭子暲，他是從法國去的，他是我們的親人。此外都是從中國去的，有好幾個，我隻記得一個是任弼時，用高音說話，一個是王一飛用低音說話。出車站，王一飛同我一路走，不僅挽著臂，而且挽著腰，這種走法是在法國，德國時未曾見的，在中國也未曾見，但在俄國則很常見。

旅行生活告終，新的生活開始了。我們不僅從資產階級國家初次到無產階級國家來，而且從工廠生活過渡到學校生活。從沒有係統的自己研究到有一定課程的讀書和求學。我們知道，前麵等待我們的並不是什麽博士，碩士學位，而是革命生涯。前麵等待我們的，是鬥爭，是暴動，是革命，是監獄，是流血，是犧牲。

十二人!但是哪裏去了呢，這十二人?

袁慶雲，一九二六年隨北伐軍出發，過湖南郴州時，傳染虎列拉死去了。

高風，同年在保定被捕，被北洋軍閥槍斃了。

熊雄，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後，從黃埔軍官學校出亡，途中被捕，被李濟琛槍斃了。

陳延年，同年四月底或五月初，在上海被楊虎捕去槍斃了。

趙世炎，於陳延年被殺之後不久，也被楊虎捕去槍斃了。

佘立亞，也是這個時候死於楊虎手裏。

陳喬年，一九二八年在上海被捕，被熊式輝槍斃了。

王淩漢，一九二八年在無錫工作失蹤，傳說被土豪劣紳暗殺了，後來才發現他拋棄工作逃回四川去。

陳九鼎沒有消息。

王圭，我曾於武漢時代見過一麵，做了什麽軍官，後來沒有消息。

王若飛，一九三七年尚在延安，不知還在人世否?

最後，我在這裏寫我對於十二人的回憶。

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中時，我以為王淩漢，陳九鼎，王圭都已死去，而傳說王若飛為了左派反對派嫌疑又被斯大林充軍於西比利亞，曾於回憶中發生比現在更多的感慨。那時，我想，我們仿佛是一班小兵，趙世炎是班長，我們並肩作戰，結果一個個中彈死去了，隻剩下一二個成了俘虜。現在做俘虜的恢複了自由，而有幾個人雖然失蹤，卻無確定死訊。確實戰死的隻有七個人，但也是超過半數以上了。





K．U．T．V．



“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又名“斯大林大學”，是一九二一年四月間創辦的，主要是為了教育舊俄帝國境內高加索，西比利亞一帶諸落後民族的勞動者之用，正如另有一個“西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是為了教育帝國西境立陶宛，列多尼亞諸民族的勞動者之用一般。舊俄帝國境外的東方學生，如中國，日本，朝鮮，蒙古，印度，波斯，土耳其等等學生，在裏麵究竟占據少數。這些外國學生中有許多是為了參加巴庫“東方民族會議”，彼得格拉“遠東民族會議”，而來俄國的，其中甚至有第三國際大會代表。

中國學生成分，同我們在法國那些勤工儉學生一樣，都是五四運動後紛紛往上海或北京走的大潮流中人物，不過他們稍微晚了一點，趕不上勤工儉學潮流，因之比我們多占得一點便宜，即當時國內社會主義思想比較成熟了。陳獨秀出獄後，辭去北大文科學長之職，從北京來到上海；這些學生，或其中最進步分子，此時就不去找李石曾，吳稚暉一流人物，而去找陳獨秀了。陳獨秀當時曾在上海進行一種半工半讀的組織，參加這種組織的人就是後來的S．Y．的基本隊伍。S．Y．自然是在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底下的，但當時不名C．Y．(共產主義青年團)，而名S．Y．(社會主義青年團)，不僅是為了適應環境，因為當時準備做公開的團體，——而且是為了其中有一部分無政府主義者，隻肯在社會主義旗幟之下，而不肯在共產主義旗幟之下，共同工作。從中國直接去俄國的學生，就是這些S．Y．分子。他們分做幾批出國，當時從中國到莫斯科還要經過俄國白軍防地，路上遭遇種種困難和危險。有一批人在某地被武裝隊伍扣留起來，他們不懂得俄國語，不知這個隊伍是紅軍還是白軍。但人們很詳細搜查他們，結果在一隻皮鞋後跟裏麵搜出了第三國際代表發給他們的證件，才知道是自家人，於是階下囚變為座上客了。他們在路上耽擱時間很久，有一批人在赤塔或伊爾庫次克住了幾個月才去莫斯科，有幾個甚至未曾到莫斯科，而留在遠東區做工作。

一九二三年春我們來到莫斯科時，“東大”有三十幾個中國學生，一部分是湖南人，大多是毛澤東等人在長沙辦的平民學校學生，一部分是浙江人，杭州第一師範學生，此外是些零星的分子，此外還有四個從西比利亞來的華工，其中兩個做過紅胡子。

這是經過幾次淘汰之後剩下的中國學生。最初，東大有幾個中國學生呢?我不知道，但一定很多，至少比那時多二倍。他們恐怕從中國出發起就在不間斷的內部鬥爭之中。共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自然是鬥爭的對象。但鬥爭並不以此為限。思想的異同夾雜著個人的恩怨，公開的鬥爭夾雜著陰謀和詭計。從混亂中生出秩序，從平等中分出領袖和群眾，出令者和受命者。我們來到時，這個鬥爭已經結束了，失敗者被排擠出去，他們回國後就退出了運動，勝利者也有回國的，但大部分留下來。我們隻能從勝利者方麵知道一點鬥爭情況，從他們談話語氣中又知道鬥爭的激烈程度。我不認識那些失敗者，但從勝利者方麵觀察，從鬥爭邏輯推論，以及根據其他鬥爭經驗，可以給我們未到莫斯科以前東大中國學生中間的鬥爭一個判斷。這個鬥爭，從整個方麵來看，並非全屬私人無聊的鬥爭，也不是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鬥爭，而是當時學生中兩種類型的鬥爭。一種類型是敏感的，活潑的，聰明的，多方麵的，好高騖遠的，愛自由的，反抗威權的，但不堅定，性格柔軟，傾向於空談。另一種類型則是頑強的，沉著的，果敢的，但遲鈍，狹窄，知識短淺，崇拜威權，容易屈服於威權。在那時俄國場地上，這種鬥爭中前一類型人物是注定要失敗的。但若以為這是一種階級鬥爭，也未免過於誇大了，因為兩種類型人物出身的社會階級大體是一樣的，雖然勝利者方麵確有人從牧童或校役出身。論文化程度，失敗者要比勝利者更高些。

我們來到時，大鬥爭已經結束了，但留下明顯的鬥爭痕跡在那三十幾個學生精神之中。首先，那裏麵分出了領袖和群眾，領袖出令，群眾受命，領袖不像是群眾的同學，倒像是群眾的師長，不論如何裝得和顏悅色，總有不可親近的神氣。我們在法國時候也有領袖，一路上也視趙世炎為我們的領袖，但他們的領袖地位是在群眾工作(勤工儉學生和華工)當中自然表現，自然建立的，我們誠心承認他們是我們的領袖，但也認為他們是我們當中的人，比我們有能力，但同我們一樣的人。我們視趙世炎為我們的班長，而且是我們自己選出的班長，並非上頭委派的班長，更不是旅長，師長，軍長，或總司令。莫斯科同學那種領袖觀念，我們根本沒有。張崧年當初正是要我們承認他是這樣的領袖，才被我們開除的。但引起我們驚奇的，還不是莫斯科那幾個領袖，而是莫斯科那些絕對服從的群眾，他們不僅開會時絕對服從，連私下說話中也不敢有不滿意的言語。但從行動和言語以外情感的表現看來，我知道他們並非心悅誠服這些領袖的；恰好相反，他們內心深處含有怨恨和鄙視。這是內部大鬥爭留下的印記。

大鬥爭造成了三個領袖：卜士奇，羅覺，彭述之。三個都是湖南人。我們到時，卜士奇才回國後不久。我始終未見過這個人。他回到北京，即與何孟雄的愛人繆伯英發生戀愛糾紛，在黨內鬧大風潮，後來在廣州脫離了共產黨，在國民黨政府中做一個什麽官。

坐第二把交椅的是羅覺。一個湘潭人，貧農子弟，但始終隱諱他的出身。我記得，第一次看見他時，他戴一頂厚帽子，身上衣服比別人多，高而瘦，皮色蒼白，嘴極大，尤其當說話時候，唇紅，牙齒很大，見人先來一陣哈哈大笑，然後沉起臉來同你說正經話。他愛對人說，他身體不好，常生病，常去什麽地方養病。事實上，我們不很常見他。他是中國共產黨“旅莫支部”書記，又是俄國共產黨東大支部主席團一分子，事實上是全體中國學生對外的代表。外國人喊他布哈洛夫，中國人仍喊他羅覺。

拉第二把提琴的是彭述之。羅覺高而白，他則矮而黑，穿一件皮質的衣服，戴一頂皮質的平頂帽子，說一口很難懂的寶慶話。凡有開會，他必說話，而且說的話很多。這是一個書香子弟，少時在家崇拜鄉賢魏默深，立誌做一個經師；五四運動後把線裝書丟掉，去讀雜誌上翻譯和介紹的杜威，羅素文章；後來不曉得怎樣走到馬克思主義來。這是勝利者當中文化最高的人物。在那個大鬥爭中，他不是一下就站在勝利者方麵來的。起初他也受他們所排斥，好久才同他們合為一起了。但羅覺給了他一個綽號：“孔夫子”。這個綽號一方麵表示他的“文化”，他方麵也表示勝利者看不起讀書較多的人。我們當他的麵不敢叫“孔夫子”，總是叫“述之同誌”，外國人則叫他做彼特洛夫。

羅覺是高高在上的，很少同我們見麵，談話。彭述之則相反，他雖然另外住一房間，但常常找我們法國新來的人個別談話，每個人都輪到，而且輪到好幾遍。他給我的印象，好像是舊時中學的學監(現在稱“訓育主任”)。

除了這兩個人以外，都是群眾。不錯，還有幾個特殊的人。但大多數人都是絕對服從的。王一飛和任弼時是青年團負責人，但事無巨細都須稟命，自己毫無創意力。王一飛是浙江人，杭州第一師範學生，矮小，庸懦，但俄文和俄語比較好。他沒有俄國名字，學校注冊仍是“王一飛”。任弼時，湖南人，完全是一個小孩子，以俄國大批評家柏林斯基為名，但人家弄錯了，喊他布林斯基。其他的湖南學生和浙江學生幾乎沒有什麽可說的了。





上麵說的特殊的人，一個是李仲武。他是公子哥兒，梁任公的內侄或諸如此類的親戚。他在北京俄文專修館與瞿秋白同學，同秋白一路去俄國當記者，秋白回來，他留在東大讀書。他的俄國話說得頂漂亮。他又頂會適應環境。後來回國曾在廣東當加倫將軍翻譯，不久就辭退去海寧結婚，而同我們脫離了。一九二六年我們多方設法去找他，他都不見麵。

一個是彭澤湘，嶽州人，從北京去的，永遠穿一套學生裝，十足的中國政客風度。我們都很奇怪，為什麽我們中間有這樣一個人。後來才知道，他來俄國不久，是“今日”派一個人物，在《今日》雜誌上寫有文章，但已經“否認了”“今日派”的主張。他的綽號是“法西斯特”，我們當麵喊他。他有能力，也有知識，有一次同我講起胡適的《哲學史大綱》時，他說他要寫一本中國哲學史，用經濟來解釋。他可以成為反對派(即反對羅覺和彭述之)領袖，但沒有群眾擁護他。此外，領袖們對他是另眼看待的。不久，青年團改組，他做了“訓練部長”，上任後召集我們個別訓話，不像學監，倒像軍法官。

四個華工中，兩個適應環境了，其他兩個當過紅胡子的，始終不能適應，最後公開起來反抗，結果被派去海參崴做工作了。

但真正的反對派是蔣光赤和抱樸。這是另一類型的學生殘留下來的兩個人物。這兩個人情調和其他的人如此不配稱，是一眼看得出來的。別的人都是住在脫維斯卡耶街第十五號，惟有這兩個人住在廣場旁邊那個女修道院裏。他們聰明，活潑，與那些湖南人不同，與那些浙江人也不同。蔣光赤是安徽六安人，抱樸是江蘇無錫人。蔣光赤是惟一的詩人，抱樸是惟一的世界語者，二人俄語都說得好，俄文都學得好，能直接與俄國人交涉，無需要羅覺為代表。每逢開會，他們都有意避不到會。大家見麵時談幾句笑話，此外就不談了。幾個月之後抱樸就回國，到了海參崴寫信來反對他們，連帶著也反對共產主義。但他未寫信來時，“旅莫支部”已決議開除他的黨籍了，罪名之一就是他暗中鼓動兩個紅胡子反對負責人。蔣光赤於次年回國前一次會議上，也把他的反對派麵目顯露出來，說誰是忠實的黨員，須待國內工作表現。

回國後，蔣光赤並不是好黨員。他起初還在做黨內工作，後來就去做文學家了，——雖然是“革命文學家”。羅覺和彭述之成為革命的重要幹部，我們從法國來的也有許多人成為革命幹部，但原在莫斯科的學生，除了二大領袖之外，幾乎是沒有什麽表現的，尤其那些絕對服從的人。任弼時，王一飛在外。



我們十二人到莫斯科時恰逢春假，東大學生正準備去彼得格拉旅行，我們趕緊辦理好人校手續也跟著他們坐車去彼得格拉了。

辦理人校手續時有一點應當提起來說的，就是我們的姓名。是為了中國姓名難記呢，還是為了別的原故，教務長瓦克士給我們每個人取一個俄國姓。據李仲武翻譯，這十二個姓乃是一九0五年彼得格拉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被捕的十二個委員。趙世炎名辣丁，陳延年名蘇漢諾夫，陳喬年名克拉辛，王若飛名尼姆澤夫，袁慶雲名雅諾夫斯基，熊雄名雪爾維爾斯特洛夫，陳九鼎名喜斯金，我名馬爾洛托夫，其餘四人名什麽，想不起來。

在火車中和彼得格拉參觀時，我們漸漸與原來的中國學生廝熟了。我們住在斯摩尼學院三樓上一個房間內，後來才知道十月革命時托洛茨基就是在這個房間發號施令的。彼得格拉比莫斯科整齊，潔淨。我們參觀了冬宮，彼得保羅堡壘(裏麵是空的)，幾個工廠，一個博物館，內有未來派繪畫，看了一次劇，演的是莫裏哀的《貴族市儈》，又出城去皇村一次，至於尼夫斯基大街則是差不多天天經過的。當時不知道十月革命事跡，對於參觀的地方沒有什麽感想。

從彼得格拉回到莫斯科來，春假已經完畢了，我們開始上課。課程有經濟學，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史，工人運動史，俄國共產黨史，自然科學，俄文，似乎沒有其他的科目。我們在法國差不多都學過俄文字母和拚音，我自修了半本文法，但俄文教員從頭教起。第一課解釋本校的略字：K．Y．T．B．(K．U．T．V)。俄國革命後盛行略字，取每個字的第一個字母，完全大寫，每個字母後有一點(有時無點)，一看便知是略字，如“蘇聯共產黨”叫做K，Ⅱ．C．C·，“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叫做цик　ссср之類(後來我們叫“國民黨”做K．M．T．就是依照這個辦法)；或取每個字前二三個字母拚合成新字，有時不知是略字，去查字典，又查不出，如“共產主義青年團”叫做комсомол，“共產國際”叫做коминтерн之類(學校課程表把經濟學寫做по　литэконом，曆史唯物論寫做истомат)舊派的人常常搖頭，認為這是破壞了俄文的完整。我們的大學的四個略字：K．是“共產主義的”第一個字母，y．是“大學”第一個字母，T.是“勞動者”第一個字母，B．是“東方”第一個字母。俄文教員第一天純用俄國語居然能使我們懂得這四個字的意思。但以後這俄文課對於我們並沒有什麽裨益。在某些人看來，功課教得太慢了，在另一些人看來，功課又教得太快了。至少我個人沒有得到俄文課的益處。我們說話大部分從外國同學學來，看書則全憑自己研究文法，強記新字，不會自動研究的人，如陳九鼎；熊雄，即使細心聽講，仍是學不好的。

除了俄文課，我們都有翻譯。當翻譯的是李仲武，王一飛，任弼時，抱樸，有時羅覺，但很少，有時蔣光赤，更少，因為羅覺事忙，蔣光赤常住醫院。彭述之以及其他的人從來未當過我們的翻譯；因為他們上課時幾乎自己需要翻譯。先生說一段話，翻譯就譯給我們聽，然後先生再說，然後翻譯再譯。如此上課，一個鍾頭隻當得半個鍾頭，何況翻譯自己未必句句了解，即使了解也未必句句忠實譯出。教我們經濟學的是個姑娘，教我們唯物史觀的是個老太婆，她們把我們看做韃靼學生或蒙古學生一般，隻教些極粗淺的常識。有個猶太人叫做什麽斯坦的，教我們國際工人運動史，用法文教，他們推舉我當翻譯。這個教員有些新的材料和見解，而我為了翻譯原故更留心聽，所以留給我更深的印象。可惜他在職工國際有職務，常常遲到，而且幾個月之後就不來了。(我曾見一張照片，其中有列寧，有他，有西歐來的客人。)直到我回國為止，我們始終未曾與其他民族的人混合上課，一來因為大多數人始終沒有直接聽講能力，二來因為中國學生可以自成一班，我們十多人外，後來還有法國來的二三十人，以及中國新來的十幾個人。

我們吃飯，穿衣，住房子，不待說都是學校供給的。吸煙的，還有煙草可領。此外每個月有一元五角新盧布零用錢，後來增加至三元。剪發，沐浴，洗衣都是學校供給的，零用錢無處可用，我全用去買書，有些人則用去買巧克力糖，每個月零用錢至多買二包或三包糖罷了。李仲武和彭澤湘常吃中國菜，他們身邊藏有中國帶來的錢，別人則不敢問津，我連中國菜館在什麽地方也不知道。

到後幾日，延年同我說：“他一生未曾過這樣好的生活……”，他是指飯食說的。所謂“一生”，當然是指他們兄弟二人脫離家庭以後說的。他們在上海冬天還穿單衣，到法國後似乎始終自己燒飯吃，當然吃得很壞。我們則沒有這兩兄弟那般感覺。不錯，飯食確比法國勤工儉學生一般食的好些，但初到時我們沒有白麵包，隻有黑麵包，裏麵常有幹草。我們久仰黑麵包大名，現在是第一次識到，勉強吃下去，三四天，甚至五六天，不通大便，一二個月後才習慣了。老同學說，這是最好的哩，他們初到時，黑麵包裏草料更多，菜更不好，而且每人配給一定的分量，不能吃飽。我們到的那年暑假以後，漸漸有白麵包吃，第二年黑麵包就絕跡了。不僅從吃的方麵，而且從穿的方麵，也可看出那幾年蘇聯物質生活的改善。我們第一年穿的是紅軍厚麻布大衣，戴的是紅軍尖帽子，而且每人衣服並不一律；第二年，我們就一律穿黑呢衫褲和大衣了，雖然是很粗的呢。初到時，街上還有舊盧布，票麵都是幾十萬，幾百萬，後來用新盧布，後來就通行“切爾沃涅茲”①了。

① 蘇聯自一九二二年十一月開始流通的票麵十盧布的紙幣。——編者

有一件苦差使，就是廚房值日。除了羅覺外，彭述之也不能免。我們約三個星期輪值一次削洋山芋，去堆棧搬麵包，切麵包，早午晚三餐穿起白衣服，擺設湯匙和洋瓷盤，分發湯和菜，賠著笑臉受人吆喝，服侍了七八批人之後，自己才能吃飯。午飯後可以休息一二個鍾頭。晚飯後直至十一點鍾才能解放回去睡覺。

在娛樂方麵，我們常有免費電影可看，有時也有戲票發給，看話劇或歌舞劇。春天在西郊麻雀山上遊玩，據說拿破侖曾立在此山看莫斯科大火災。

俄國民眾對於我們這些外國學生有什麽感想呢?抱樸曾在校外某醫院養病，接觸了許多小市民。據他說一般人怨恨我們這些外國學生，說是蘇維埃政府把俄國人的錢，俄國人的麵包，拿去供養外國學生，以致俄國發生了饑荒。



在東方大學中，中國學生自成一個單位。不錯，日本學生，朝鮮學生，印度學生，土耳其學生，波斯學生，也是自相接近的，但那不過像北京或上海諸大學中廣東同鄉或雲南同鄉自相接近罷了。中國學生則有一個政治組織：“中國共產黨旅莫支部”。按照第三國際章程，一國共產黨員居住他國，就應當參加他國共產黨組織。中國共產黨員或社會主義青年團員，既然在莫斯科，就應當由中國組織證明和介紹，編人俄國組織，而不應當在俄國設立什麽支部。“旅莫支部”是怎樣存在的?它是合法的麽?它得到俄國共產黨承認麽?——這些，我都不知道，當時也沒有人提出來問，也不敢提出來問。我們都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但不參加東大青年團支部。在外國同誌看來，我們不過是一些同情分子罷了。趙世炎和熊雄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但也與東大共產黨支部無關。

在外國人眼中，我們是同情者，在中國人眼中，我們都是同誌。我們分成幾個小組，每個小組四五人，舊同學和新同學，平素接近的人和平素不接近的人，很巧妙地編在一處，每星期開一次或兩次會，小組會議之外還有全體會議或其他性質的會議。每次開會常常兩個，三個，四個鍾頭，緊張，興奮，熱烈。有什麽工作做呢?沒有工作做。有什麽學問研究呢?沒有研究什麽理論問題。開會時間大多數消磨在“個人批評”上麵，所批評的並非具體的事實，而是一些抽象的心理形態，例如：你個性強，你驕傲，你有小資產階級習氣，你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等等。被批評者也想出類似的批評以批評批評者。結果大家麵紅耳赤，心裏種下仇恨種子。總之，大家學會了孔夫子寫《春秋》的筆法：誅心；又學會了宋儒的正心手段，不過不是用來責己，而是用來責人。

中國同學中那種命令和服從的關係，以及這種個人批評，是我到俄國後最認為新奇的事情，比俄國社會的和學校的生活更令我驚異，因為俄國生活無論如何新，我都是想像得到的，惟有那種關係和那種批評是出於我的想像能力以外。其他從法國來的或從中國新來的，是否有這個感想，我不知道。我想他們也許同我一樣，會解釋說這是俄國革命經驗之一，應當學習，並帶回中國去的。我們都學著適應環境，都學著承認既成的威權，都學著搜索枯腸來批評他人的缺點。趙世炎，王若飛，後來，尹寬，汪澤楷等人，在法國同生龍活虎一般，到此也不敢企圖反抗威權。他們反抗張崧年，但不敢反抗羅覺和彭述之。不過我們這些新來的人究竟同舊時的群眾不同，並非盲目服從的。

張伯簡，現在名“混格混格”，是第一個反抗者。他常生病，常住醫院，很少到學校來同我們一起上課。他反對羅覺，寫了幾封信罵羅覺，要羅覺答複。我們知道這件事情，不過未曾看見信，不知道是為了什麽問題。羅覺不回答他的信。羅覺說，打筆墨官司是中國知識分子惡習，他不願學這惡習。蕭子障也曾反抗過，受了嚴厲的批評。世炎，延年都有自己的主張，曉得在服從之下貫徹自己的主張。我是最難於適應環境的，在小組會上受人批評最多，我接受了許多的批評，但有兩點我始終不接受。

第一點，是我多看書，多學俄文，少活動，少同人說話。我們未到以前，旅莫支部就流行一種口號，說：我們是來這裏受“訓練”的，不是來這裏學做“學院派”。所謂訓練就是開會，批評；所謂學做學院派就是學俄文，看理論書。彭述之公開說：“你們在這裏時間很短，俄文又不容易學，好在中國同學有俄文好的，理論好的，經驗好的，我們從他們學習就夠了。”我相信，學校當局如果允許的話，彭述之會提議廢除一星期六點鍾的俄文功課的。我們開會的時間和精力已經超過上課了，課堂學的又是極粗淺的常識，但人家還在希望減少上課時間和增加開會時間。人家以為你們隻消讀一本瞿秋白和王一飛合譯的《政治常識》就夠了。這本稿子抄了幾份，給我們讀。我雖然覺得這種主張不合理，卻未曾公開反對，不過繼續學我的俄文和看我的書，不理會他們的勸告和批評。他們送我一個綽號，叫做professor(英語——教授)。

第二點，是我和抱樸的友誼。我們初到莫斯科時，原不曉得中國同學中間的人事關係，大家走來迎接我們，我是分不出誰是領袖，誰是群眾，誰是當權，誰是在野的。陳九鼎從人叢中走出來，指我看一個人，說這是抱樸，懂得世界語。我走過去，問他“Cu vi parolas esperanton？”(您會講世界語嗎?)一“Jes”(會)，他說。於是我們成了朋友。他是莫斯科中國同學中惟一懂得世界語的。我是法國來的中國學生中惟一懂得世界語的。後來我又覺得他比別的人多知道一點，又沒有那些領袖的不可親近的神氣，也沒有其他的人惟命是從的態度。他住在女修道院。與蔣光赤和一個工人同誌同房間。蔣光赤在醫院醫眼睛，我好久以後才看見。那個工人同誌，則後來知道是派去監視他們二人的。我常到他那裏去，一談幾個鍾頭；他常帶我去遊莫斯科城市，又帶我會見莫斯科世界語學者：波拉可夫和尼克拉索夫，以及一位匈牙利亡命客，也是會說世界語的。我和他常去參加晚會，世界語的或非世界語的。那時世界語國際組織中新分裂一個團體，名Sat(“全世界無民族協會”)，裏麵有共產黨員參加，同情於蘇聯。Sat機關報主筆，新遊蘇聯回去，寫了蘇聯遊記，發表在雜誌上，我從這雜誌知道了好多事情。我曾與這位主筆通信(可惜想不起他的名字)，他又介紹我與巴黎一個世界語工人通信。我和莫斯科世界語者說起這位主筆，他們說不久之前才招待了他，於是他們引我去參觀他們的編輯部，印刷所。波拉可夫寫文，尼克拉索夫寫詩，自己排字，自己印刷，自己發行。他們都不是共產黨員，但有一個高級共產黨員，也是世界語者，保護他們。這個人，我曾聽他世界語演說，有官僚氣，不如其他的人可親。抱樸又認識一個外蒙古人，同外蒙古政府有關係的，我和他說世界語，抱樸則和他說俄語，因為他的世界語不很好。他常來學校找我們，後來問我北京政府的消息，我就漸漸同他疏遠了。

不久，我就知道抱樸在旅莫支部中的地位，但我們的友誼毫不變更。人家警告我，開批評會時用側麵的話批評我，最後彭述之找我個人談話，明白說出抱樸政治上危險的傾向，要我同他疏遠。我拒絕了，我說抱樸是黨員，我還是團員，我應當受他領導，如果他有錯誤，黨組織為什麽不先糾正他呢?幾個月之後抱樸回國，旅莫支部宣布開除他。他回到上海在《時事新報·學燈》上寫文章反對共產主義和蘇聯，瞿秋白在《民國日報·覺悟》上反駁他，兩人打了很久的筆墨官司。在莫斯科時，這兩個人本是好朋友。一九二五年，抱樸再到俄國，在中國駐海參崴的領事館裏供職。以後我就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我從南京中央軍人監獄放出來，經過大門口收發處時，人家給我一封信，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裏麵一個名秦滌青的人寫給我的，說他正在設法營救我出獄。—我從未聽到這個名字，幸而後麵有個附語，說他就是抱樸。這信，我撕碎在中央軍人監獄門口了。

我和抱樸的友誼延遲了我從團員升為黨員的時間。初到莫斯科時，十二人中似乎隻有趙世炎和熊雄是黨員。暑假以前，陳延年兄弟，王若飛，袁慶雲先後升黨。暑假在鄉下，有一天羅覺笑嘻嘻走了來約我和佘立亞同他去樹林裏玩，我不去，心裏有點詫異。後來佘立亞告訴我，說這次羅覺是代表黨組織同他談話的，以後他就升為黨員。我直至次年列寧死後才正式入黨。其餘的人或者與我同時，或者比我更後些。



一九二三年暑假，全校學生到鄉下避暑，我們坐了一二個鍾頭火車，下車後又走了一二個鍾頭的路，才到東大的校產，——一個小村莊。我忘記了這村莊的名字，但記得有個地主邸宅在一個森林旁邊，中間是大廳，兩旁有四間或六間房子。離這邸宅四五百步處有一所二層樓屋子，上下都有七八個房間。中國學生都住在樓上。此外就是一些俄國特有的木屋，нэъа我們每日有幾個鍾頭做“體力勞動”，掘地，拔草，挑土等等。因是校產，那時大都種甜蘿卜。飯食同城裏差不多，但開始有白麵包吃。

暑假中，東大中國班新添了一個學生。這是從中國來的，名林可彝，曾留學日本，後在北京某私立大學當教授，現在來俄國學馬克思主義。他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而是“今日派”一分子。原采當時中國除了共產黨以外，北京還有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組織，出版了《今日》雜誌，領袖是國會議員胡鄂公，以下則是一些日本留學生和北京官僚。《今日》雜誌站在左的立場，反對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向導》回答它，指出胡鄂公在北洋軍閥禦用的國會裏當議員；胡鄂公則征引列寧在新著的《左派幼稚病》中論議會運動的話替自己辯護。第三國際在中國的密使圖謀調解，甚至請“今日派”派代表來莫斯科參加第三國際大會。這種幕後秘密，我不很清楚。彭澤湘也許就是“今日派”的代表，與陳獨秀同來莫斯科參加第三國際第四次大會的。我們到時，彭澤湘已經加入了共產黨。後來胡鄂公以下的人差不多都加入共產黨，但在革命中未曾發生什麽作用。



林可彝是第二個“今日派”來莫斯科的。學校當局叫他到鄉下來，同我們住在一起。我們在鄉下先聽了這個消息。彭述之趕緊召集全體會議，商議如何對待這位非同誌的中國同學。彭述之說：“林可彝是大學教授，在國內報紙雜誌上發表了文章，而我們是些無名小卒，他會看不起我們，應當用集體的力量去征服他。”於是分派了職務，例如哪幾個人同他談話，談什麽話之類。我是奉派同他談話的少數人之一，因為他是福建人。我的使命是同他談唯物史觀問題，看他在這方麵知道了什麽，又問他關於“今日派”的情形。有個同誌從我的房間調開，騰出一張空床給他。他來了，一個白麵書生，典型的福州人。我以同鄉的資格招待了他。同房間的人同他說“今天天氣……”一類的話，我則有時將話題引到理論上去。談了幾次的話，我發現，關於唯物史觀，他是一無所知的，至於經濟學或其他學問則另外有人去做結論。說到“今日派”時，他幹脆否認與這個團體有關係。

過了幾個星期，彭述之向我們宣布介紹林可彝為青年團員(雖然那時他已過了二十三歲)。他和我同在一個小組內，第一次參加小組會時，他承認，他不僅加入“今日派”，而且是那個組織的中央委員之一。暑假後，他與我們一同上課。他使我聯想到柳宗元一篇短文章：《黔之驢》。

一九二四年暑假中，他與我同路回國。他是不願意回國的，奉了命令後提出許許多多反對理由，沒有用，終於收拾行裝同我們一道動身。到了赤塔，他向旅行團團長陳延年請求要同李仲武一路，坐中東鐵路火車經過滿洲裏回國。我們知道他的用意，主張他須同我們一路經過海參崴回國，但延年允許了他。結果，李仲武回國了，他留在赤塔，後來到海參崴與抱樸鬼混，回國後在北京報上寫文章反對蘇聯，一九二六年做中國代表到日本去參加“亞細亞民族會議”廣九二七年在武漢中山大學當教授，寫信給《向導》解釋“誤會”，同年秋天唐生智屠殺共產黨員時候他也莫名其妙地被拖去槍斃了。據說臨死時，與他同受刑的一個中山大學學生還在嘲笑他。他到俄國來，簡單是為了取得留學生資格的。

由林可彝很容易想到陳啟修。陳啟修也是北京的大學教授，也是日本留學生，也是來俄國研究學問的。他帶了李大釗一封介紹信，到東大我們的寢室裏來，向四方鞠躬行禮，問“哪一位是羅覺先生，哪一位是彭述之先生?”我們招待了他。他不來我們的大學讀書，而是在外麵租了房子，自己研究，但常到東大來玩，我們當中自然有人常到他的寓所去。在爭取他的工作上，我沒有奉到使命，因為我們當中有好幾個四川人。不久，他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是在入黨以前呢，還在以後?——旅莫支部曾請他講學，講了五六次，題目是“中國經濟”。每次講後，彭述之都要上台去，用友誼的態度提出他的不同意見。我們未曾從這講演得到什麽，但彭述之卻有機會向我們表示：他是能與北大名教授並駕齊驅的。陳啟修回國後與中國共產黨若即若離的關係，知道的人很多，無需我在這裏說了。

暑假將結束時，上城去的同學帶了消息回來，說孫文派了一個代表團來到莫斯科。主任代表姓蔣名什麽，此外是沈玄廬，張太雷，此外還有一個姓黃的。熊雄說：“孫文手下姓蔣的人，莫非是蔣尊簋，那就很好，因為他欠了我三百元，我可以討回來，請大家吃中國菜。”我們回城去上課幾日，就開歡迎會，歡迎這四個代表。會場就設在我們的寢室。一張長桌子旁邊圍坐著客人和主人，坐不下的人則坐在床上。沈玄廬生有胡子，很威嚴，我們在《新青年》上常讀他的文章，此時他已退出中國共產黨。張太雷，魁偉而漂亮，他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領袖之一。黃登仁是個秘書一流人物，沒有什麽引人注意。主任代表也沒有什麽引人注意之處。這是一個三十多歲的人，白淨麵皮，中等身材，說一口不合標準的官話。他不是蔣尊簋，這使得熊雄失望。我們也失望，因為沒有中國菜吃。他叫做蔣介石。這個名字不見經傳。熊雄本是國民黨軍官，他也不知道這個人。開了會以後，我們議論：孫文為什麽派一個無名的人當主任代表。有人猜想，真正的主任代表是沈玄廬，這個姓蔣的不過是一個幌子罷了。

雙十節，國慶日，代表團請東大全體中國學生吃飯。代表團公館是舊時某貴族的邸宅，雖小卻很華麗。我們在大廳吃了豐盛的大菜。飯後餘興，沈玄廬舞劍，舞時劍脫了手落在地下，他拾起來舞完了一套。我們不敢笑出聲。彭述之跳高加索舞。有人唱歌。蔣介石邀我們到大廳旁邊一個小廳裏去，向我們講演國民黨曆史，結論是請我們加入國民黨。他站著說話，一手扶著椅背，樣子忠厚而懦弱。我們私議：孫文為什麽派這樣無用的人。

旅莫支部派定了幾個人同代表團往來，去“爭取”他們。這幾個人內自然有羅覺和彭述之。為了“策略”，決定幾個人“加入”國民黨，以後即以“國民黨同誌”資格同代表團往來。我不知哪幾個入黨。“爭取”結果，已經退出共產黨的沈玄廬又加入共產黨了。雙十節以後，除了張太雷外，我未曾再見代表團人物，隻聽說他們的交涉不很順利，姓蔣的發牢騷。幾個星期後，他們就回國去了，張太雷留下來，住在Hotel lux，當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駐莫斯科代表，我們常到那旅館去看他。一九二五年春天，羅覺回國，在廣東黃埔軍官學校遇著蔣介石。羅覺到上海來，告訴我：“他一見我，就問我，‘病好了麽?’他還記得我在莫斯科生病哩!”

張太雷帶來了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大會消息。彭述之召集全體會議，做報告。他說，李漢俊在大會上反對加入國民黨政策，李漢俊雖然有功於黨，例如《共產黨》雜誌出版時沒有錢，他把賣文所得來付印刷費之類，——但我們還是要反對他的。第一次，我知道了中國共產黨有內部鬥爭。但我們當中決沒有人讚助反對派的，因為加入國民黨是已經討論過的，決定了的政策，而李漢俊個人對於我們又沒有什麽威權。



暑期後，西歐又有一批中國學生來到莫斯科，人數比我們多得多了，有二十幾人或三十幾人，我認識的人幾乎都來到：尹寬，李慰農，汪澤楷，薛世綸，於履中。二次大會時二個工人同誌中的袁子貞也來了，此外還有一個工人同誌名湯儒賢。從比利時來的有劉伯堅和李鶴齡，——有名的恐怖主義者，在比利時加入組織的。其他的人，我以前都不認識，不認識的人中有一個是馬禹敷。他們同我們一樣受旅莫支部“訓練”，但尹寬，汪澤楷，薛世綸，照樣學俄文和讀理論書，不理會領袖和群眾的批評，可惜他們來得晚，至回國時俄文未曾學好，全靠法文來讀理論書。

從法比兩國來的人，經過德國時住在德國共產黨員家裏。此時是馬克跌落最烈的時候，德國無產階級躍躍欲試，我們在鄉下已經聽到城裏來的人說德國就要爆發革命了。有人在紅場聽拉狄客演說德國狀況，《真理報》和《新聞報》沒有登載這演說。新來的中國同學說，他們在德國同誌家裏看見德國同誌都在準備救護用的繃布和藥品。我們緊張地讀著每日報上德國來的消息。德勒斯登工人政府的成立和解體，漢堡的巷戰。彭述之還買了一本學德文的書，而且學了幾課德文。十月過後，關於德國的幻想完全消失了。以後漸漸聽到俄國共產黨內部發生爭論的消息。我們這個“斯大林大學”共產黨支部，是莫斯科反“托洛茨基主義”最激烈的少數支部之一。有一次支部開大會，加明涅夫代表當權派出席，拉狄客代表反對派出席，發揮各自的立場，爭論得很激烈。我沒有資格參加這個會議。事後，聽參加會議的中國同誌說起雙方辯難的話，這些話我都忘記了，隻記得拉狄客說：“你，加明涅夫，俄國以外誰認識你呢?托洛茨基是全世界聞名的!”

我在法國的確不曉得加明涅夫。不錯，列寧第二次病發時，《人道報》曾登載有三個人共同代理列寧的職務，三個人中有加明涅夫在內，但此外別無印象了。我不知道有斯大林。至於托洛茨基，則與列寧一般著名的，我對於他的印象比對於列寧更深刻些，因為讀他的文章更多，更受感動。我讀了他的《從十月革命至布勒斯特和會》(法文譯本名《布爾塞維克黨的登台》，中文譯本名《俄國革命記實》)，又買了新出的法文本《一九0五年》，但沒有讀。我在托洛茨基的論文和小冊子裏麵感到一種國際主義的精神，如此濃厚，為他人文字所未有的，除非列寧能勝過托洛茨基，但列寧沒有發表意見。

那時莫斯科街上還懸掛大幅托洛茨基像，雖沒有列寧像那麽普遍，也不很少。東方大學近旁廣場上，就掛了一幅。加明涅夫，斯大林，季諾維埃夫的像，我沒有在街上見過。我那時正在讀《法國革命史》，看見布裏索，丹敦，羅伯斯庇爾，赫伯爾等人互相殘殺，十分詫異，這是法國革命最初三四年間的事情。此時俄國革命已經六年了，我想決不會重演法國革命故事的，這次爭論不久就可和平解決的，隻要列寧病好，一切都沒有問題的。現在想起來，當時是何等天真!

列寧的病始終不好。我在法國動身以前就從報上看見列寧病危的消息。我同人說：此次要去參加列寧葬禮了。暑假，在鄉下，已經有人傳說列寧病不會好；據說，布哈林在某處演說，說列寧腦組織已經破壞，即使不死也成白癡的。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早晨，我們正在吃早飯時候，學校裏紛紛傳說：列寧於昨日死去了。不久就證實這個消息。管理洗濯的女同誌，一個五十多歲老太婆，一麵哭，一麵告訴人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