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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秘密報告原稿

《紅岩》背後的秘密報告：烈士對黨的八條囑托
來源: 孫子兵 於 07-01-17 16:07:24

他們中的許多人，其實有過活下去的機會。隻要寫份自白書，在悔過書上簽個字，或者僅僅“承諾”一下出獄後不再幹革命，他們也許就能與親人團聚，就能保存生命、盼來解放——那不正是他們為之奮鬥、孜孜以求的理想嗎？
但是，他們不願喪失氣節，背叛信仰。
他們情願倒在黎明前，隻留下對黨的無限忠誠和一份血淚囑托。

聽，歌樂山在哭泣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車毅英離開歡迎解放軍進城的人群，獨自一人跑向歌樂山。她是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員車耀先的二女兒。
車毅英還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親早已被秘密殺害。她以為父親就關在歌樂山監獄裏。
多年以後，車毅英這樣描述當日的所見所聞:“白公館裏人去樓空，渣滓洞的餘燼還在冒煙。渣滓洞樓下的8間牢房裏堆滿了燒焦的屍體，沒有頭，沒有足，隻有一塊塊焦黑的軀體。圍牆的缺口處、房前屋後、廁所內，另有20多具屍體躺在那裏。鬆林坡上三個大坑，裏麵屍體枕藉，血水橫流。看見一個個死難者睜目仇恨的眼神、緊握的拳頭和流出的鮮血，我說不出一句話。歌樂山上一點聲音也沒有，可怕的寂寞，一片荒涼。”
但是，當越來越多的人湧向歌樂山尋找親人、朋友和同學時，山林再也無法沉寂下去，哭喊聲處處可聞。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慶《大公報》以“蔣匪滅絕人性屠殺革命誌士”為題，記下慘絕人寰的一筆:“一位青年婦人，正抱著她的一個一歲多的孩子，在那裏痛哭，找她丈夫的屍體。天！這怎麽找得到！那麽多焦屍，已沒有一個還像人樣，沒有一個能認清麵目。”
記者們親眼看見遍地的焦屍、一兩尺深的血水和親人們的眼淚，索性寫道:“這慘痛的情景，叫記者怎能下筆，怎麽能形容得出來呢！”
12月1日，解放軍衝進了渣滓洞、白公館。在剛剛經曆了與胡宗南部隊和羅廣文殘部的生死廝殺之後，那些流血不流淚的戰士們此刻也失聲痛哭:“我們來晚了！”“我們來晚了呀！”
兩三天後，從大屠殺中僥幸脫險的人們跑回歌樂山。羅廣斌做的頭一件事，就是帶著大家衝進白公館，衝進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塊木地板，五星紅旗還在。那是獄中難友們聽說新中國成立後用被麵、草紙和飯米粒製作成的紅旗。攥著它，幾個人抱頭哭起來。
“我們邊哭邊喊，說劉國鋕、陳然你們在哪兒啊，我們不是說好等到解放的那一天，我們要抬著我們的紅旗，含著自由的熱淚，一起衝出去嗎？”57年後說起這句話，郭德賢依然淚水漣漣。
革命誌士慘遭屠殺的消息很快傳到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立即指示重慶軍管會:查明詳情，收斂遺體，清理遺物。
12月14日的《大公報》報道了人們在電台嵐埡挖掘烈士遺骨的情形。“挖出的這二十九具屍體，全部腐爛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兩位女誌士忠骸被親屬認出，其他已無法辨認。”“這二十九具誌士的屍體除了每人穿一件內褲外，連衣服鞋襪都是在殉難前被特務們強迫脫掉。第二天還有人看見特務們把那西裝、毛衣等物弄到磁器口擺地攤出賣……”
經過數日的清理、挖掘，在歌樂山集中營範圍內，人們總共發現屍體332具。
全城最好的棺木都被調集到歌樂山下。兩斤酒精消毒，一丈白綢裹屍。剛剛解放的重慶物資極度匱乏，人們竭盡全力，卻也隻能用這種最簡單的方式收斂烈士的遺體。
歌樂山腳下，從此多了一處巨大的墳塋，300餘位烈士長眠於此。他們的姓名和頭像被鐫刻在墳塋後的石牆上。1961年，根據渣滓洞和白公館裏的真實鬥爭創作而成的小說《紅岩》問世，已成為當代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小說。它還被不斷地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廣播劇、戲劇、歌劇，幾十年來經久不衰、感動依舊。若問其中的原因，作者羅廣斌和楊益言早就回答過:“《紅岩》是用烈士的鮮血寫成的。”

叛徒和特務的下場
那些出賣、殺害革命者的叛徒和看守特務後來的命運又如何呢？
先說劉國定和冉益智。一個是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書記，一個是副書記。這兩人身居要職，卻在被捕後雙雙叛變，致使重慶乃至整個四川地區的地下黨遭受嚴重破壞(有關內容請見本報1月9日第14版文章《山城暗夜》——編者注)。劉國定覺得自己官大，還和特務討價還價要當少將，掛了個中校軍銜，最終升為上校。被劉、冉二人直接或間接出賣的地下黨員，大部分犧牲在渣滓洞和白公館。
重慶解放前，劉國定苦苦哀求保密局頭子毛人鳳讓他去台灣，自然被毛人鳳一腳踢開。他又籌措路費想逃往香港，但借不到錢，隻好先逃到成都，後來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
冉益智在重慶解放的第三天居然跑到“脫險同誌登記處”，厚著臉皮找羅廣斌要求登記，被脫險同誌認出，一頓訓斥，叫他趕快去投案自首。冉益智匆忙溜走。半個月後，冉益智在路上碰到了國民黨軍統保密局西南特區副區長李修凱。李修凱當時已向人民政府自首，急於立功表現，他一見冉益智就喊:“你這個大叛徒，跟我到公安局去。”冉益智也高喊:“大特務！”兩人邊叫罵邊扭打，推推搡搡，被巡邏的解放軍發現送進了公安機關。
1951年，劉國定、冉益智、李忠良、李文祥4人被重慶市人民法院判處死刑。臨刑前，冉益智自己要求將屍體“棄之於荒郊，與草木同腐”。
叛徒任達哉出賣了許建業，為敵特的大破壞立下“首功”，但仍被視為“共黨分子”關進渣滓洞，死於“11·27”大屠殺。塗孝文和蒲華輔“守住了最後一道防線”，沒有再繼續出賣同誌，1949年10月28日遭特務槍殺。至於出賣了冉益智的餘永安，1955年才被逮捕。但他不是黨員，不能以叛徒論處，被送往農場接受改造。
那些雙手沾滿革命者鮮血的看守特務也沒能逃脫法網。白公館副所長楊進興後來改名楊大發，潛逃到四川南充縣青居鄉。在那裏，他換上土布衣服，很快租了幾畝地，當起了麵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後來的減租退押和土改中，楊進興狠鬥地主階級，因此被評為貧農，分了田地，還當選互助組小組長。1952年8月，有人偶然聽到楊進興夫妻兩個鬥嘴:“你惡啥子？你自己幹過些啥？政府現在到處捉特務，你敢到鄉上去坦白？”1955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中，鄉親們把這個可疑情況反映給公安機關。一調查，人們才知道，這個“楊大發”正是殺害原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中共川西特委委員車耀先的劊子手。殺害楊虎城將軍、小蘿卜頭，製造“11·27”大屠殺，他也有份兒。1958年5月16日，楊進興被執行槍決。
渣滓洞看守所看守長徐貴林，就是小說《紅岩》中的“貓頭鷹”。“11·27”大屠殺之後，他被編進了胡宗南部76軍80師，在戰鬥中被解放軍俘虜。當時，解放軍並不了解他的底細，就當作一般俘虜資遣了。徐貴林偷偷潛回重慶南岸彈子石地區，挑起菜擔子，走背街串小巷賣起菜來。他滿以為在彈子石這樣的偏遠郊區是不會有人認出他來的。但我公安機關很快就發現了他的蹤跡並迅速實施逮捕。1950年5月18日，重慶解放碑前召開千人群眾大會，重慶市軍管會當場宣布了對徐貴林執行槍決的命令。
最後來說說《紅岩》中的頭號反派人物徐鵬飛，也就是現實中的西南長官公署二處處長徐遠舉。坐鎮指揮了血洗白公館、火燒渣滓洞之後，徐遠舉逃往成都，後又趕到雲南昆明。鎮守雲南的盧漢將軍宣布起義時將徐遠舉等人逮捕，1950年3月移送重慶。
曆史出現戲劇性的一幕:1950年6月，36歲的徐遠舉頭上冒著汗，雙腿打著顫，被送進了白公館。那時，白公館已經由軍統局監獄變成了戰犯管理所，曾經關押革命者的監牢裏，住進了特務頭子和劊子手。1956年，徐遠舉被轉到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他積極接受改造，表現很好。1964年，徐遠舉以《血手染紅岩》為題寫下數萬字的材料，詳細交代了自己破壞《挺進報》和四川地下黨組織、逮捕審訊共產黨人，以及製造一係列大屠殺的全過程。1973年，徐遠舉突發腦溢血，在北京複興醫院搶救無效病故。
《紅岩》背後的真實故事本應到此終了，但重慶黨史專家胡康民的一次發現，讓我們不得不繼續說下去。

秘密報告如何出爐
上世紀80年代初，胡康民在重慶市委辦公廳檔案處找到一份2萬多字的報告，名為“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那個時候，重慶的黨史研究機構剛剛成立，大批檔案資料原已塵封多年、無人問津。
“我當時吃了一驚，因為以前從沒聽說過這份報告。”胡康民回憶說。
報告是羅廣斌寫的，遞交給黨組織的時間是1949年12月25日，距離羅廣斌等人從白公館和渣滓洞中脫險不滿一個月。報告詳細記載了解放前重慶地下黨組織被破壞始末，以及渣滓洞、白公館監獄裏發生的真實事情，分為案情發展、叛徒群像、獄中情形、獄中意見等七個章節(其中第五、第六章節以及第四章節的部分內容已經遺失)。按胡康民的說法，他找到了小說《紅岩》的一部“賬本”。
報告的字跡，胡康民認得。蠅頭小楷，娟秀工整，確實是羅廣斌本人的筆體。這份報告真是羅廣斌所寫嗎？他為什麽要寫？他怎麽能掌握那麽多信息？胡康民心中老大的問號。但是，羅廣斌本人已在“文革”時期墜樓身亡，謎底隻能靠胡康民自己去追索了。
從渣滓洞脫險的劉德斌也不知道這份報告的存在，“不過，我們在脫險同誌聯絡處工作時，我每天晚上都看見老羅趴在地鋪上寫東西，寫什麽也不告訴我。”劉德斌的話讓胡康民相信了報告的真實可靠。
1994年公開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胡康民第一次提到了“羅廣斌的報告”。這時，他已經可以清晰地畫出報告形成的時間軌跡:
1948年年底，羅廣斌在渣滓洞的禁閉室裏碰到老上級張國維。張國維被捕前是重慶沙磁區學運特支委員，直接領導過羅廣斌。張國維是個有心人，給羅廣斌交代了一個任務:“我們大多數人可能沒法活著出去，但你不一樣。你有個哥，掌十萬雄兵。你要注意搜集情況，征求意見，總結經驗，有朝一日向黨報告。”羅廣斌牢牢記住了張國維的囑托，積極結交獄中難友。大家也逐漸信任他，願意與他交流。
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詠梧同誌遇難周年紀念日，渣滓洞的難友們紛紛向江姐表示致敬，江姐當天起草了一份討論大綱，要求大家對被捕前的情況、被捕時的案情應付以及獄中學習情形進行總結。羅廣斌從中又了解了不少信息。
1949年2月9日，羅廣斌被轉押到白公館。白公館裏關押的“重犯”中有不少黨的幹部，思想理論水平較高。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們敞開胸襟，直言無忌。既沒有思想束縛，也沒有空話套話，他們完全憑著對革命的忠貞，披肝瀝膽地道出自己的意見和想法，也托付給羅廣斌。
1949年12月25日，從大屠殺中僥幸脫險的羅廣斌寫出報告，交給黨組織。
“下麵的報告是根據集中營裏(渣滓洞、白公館)所能得到的各種零星材料，同部分同誌的討論研究而組織出來的。”
當羅廣斌寫下這些文字時，曾與他朝夕相處、一起交談討論的許曉軒、陳然、劉國鋕、王樸、江竹筠……已經長眠地下，為這份報告平添了更多的血淚。

八條意見振聾發聵
最後一章“獄中意見”是報告的核心所在，羅廣斌將烈士們生前強烈的要求、真誠的希望寫成八條意見，交給黨組織。胡康民據其總結成八條囑托:
1、保持黨組織的純潔性，防止領導成員的腐化。
2、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鬥爭的鍛煉。
3、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
4、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
5、切勿輕視敵人。
6、注意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
7、嚴格整黨整風。
8、嚴懲叛徒、特務。
當這八條囑托首次公開時，很多人都覺得難以置信:身陷囹圄的烈士們怎麽會提出整黨整風、路線問題、防止腐化這樣深刻的黨建理念？胡康民說，要理解先烈的囑托，必須走進曆史。
八條囑托針對的是1948年的《挺進報》事件，以及在此前後的上下川東武裝起義。這兩件事給我四川地下黨組織造成沉重打擊，多人被捕入獄。
《挺進報》事件的惡果其實是叛徒造成的。叛徒隻有極少幾個，卻是位居要職的領導幹部。如果不是因為這些人，地下組織也不會遭受這麽大的破壞。他們的叛變是獄中同誌深刻反思的最主要問題，也是最能引起後人共鳴和警醒的地方。
“從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較，經濟問題，戀愛問題，私生活，這三個個人問題處理得好壞，必然地決定了他的工作態度，和對革命的是否忠貞。”報告中的這段話一針見血，在今天看來仍值得回味再三。
地下黨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在黨內取得一定地位後，私欲膨脹。據一位獄中同誌揭發，他曾想利用職務之便，要求掌管組織活動經費的同誌借些錢給他做生意。
曾與劉國定一起工作過的李維嘉老人也對記者說:“劉國定挪用組織經費給自己做了套西裝，還說是工作需要。他明明有社會職業，還亂花組織的錢，我當時就有意見。”說這話時，老人的表情很嚴肅。
市委副書記冉益智，平常大講革命理論氣節。在為曾紫霞舉行入黨宣誓儀式時，劉國鋕領誓，冉益智監誓。宣誓結束後，冉益智著重對他們進行了革命氣節教育。但隻不過過了半個月，冉益智就把這對戀人出賣了。
慘痛的教訓，讓革命者痛定思痛:“沒有學習，沒有積極地要求自己進步，沒有經常的組織教育”，這是個別領導人蛻化成叛徒的原因。因為“毒刑、拷打，單憑個人的勇氣和肉體的忍耐，是沒有法子忍受的。沒有堅強的革命意識，沒有犧牲個人、貢獻革命的思想準備，便不能通過考驗。”
獄中同誌的意見和建議集中起來，就是強烈要求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特別注意防止領導成員腐化。“眼看著革命組織的被破壞，每個被捕的同誌都希望組織上能夠提高一般的政治水平。嚴格地進行整風、整黨，把一切非黨的意識、作風，洗刷幹淨，不能允許任何細菌殘留在我們組織裏麵。”
“希望組織上能夠切實研究，深入發現問題的根源。經常整黨、整風，清除非無產階級意識和作風，保持黨的純潔性。”這是許曉軒烈士的臨終忠言。
這就是我們的烈士，生命的最後一刻，仍然惦念著黨的前途和命運。時至今日，這些血淚囑托依然振聾發聵、發人深省。
今天，我們再一次追索歌樂山上這段血與火的曆史，不僅是為弄清《紅岩》背後的真實，更是為尋找一種生能舍己、血薦軒轅的精神。
淫威酷刑、鐵獄黑牢，先烈們所麵對的殘忍，我們今天甚至無法想像、無法感受。這並不是他們惟一的選擇，寫份自白書、或者僅僅在悔過書上簽個字，他們也許就可以活下去。但他們選擇為信仰而死。堅持的全部意義，隻在於對崇高理想信仰的忠誠。
紅岩革命曆史博物館館長厲華研究這段曆史多年，他的話發自肺腑:烈士，為壯烈之士，忠誠，乃是壯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國共產黨為什麽能夠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就是因為有無數的先進分子忠誠自己的理想、忠誠自己的國家、忠誠自己的人民。
累累忠骨，已長埋於歌樂山下，但烈烈忠魂卻永遠駐留世間。即使時間流逝、歲月變遷，也絲毫無損於“紅岩魂”給人的震撼，因為那是支撐我們國家和民族的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