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資料
正文

單世聯:讀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2007-01-17 05:12:15) 下一個
| 天益首頁 | 學術 | 思想庫 | 評論 | 講壇 | 讀書 | 筆會 | 支農 | 社區 | 博客 | 排行 |

單世聯:讀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 作者:單世聯 2005-02-02 23:27:24

薄一波簡曆

1908年生於山西定襄蔣村。
1925年入黨,在山西從事學生和工人運動。
1929年在中國順直省委軍委指導兵運工作,在唐山等組織兵暴,三次被捕入獄。
1931年在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堅持獄中鬥爭,1936年出獄後任山西公開工作委員會書記。抗戰時期,組織山西犧牲救國同盟,組織山西青年抗日記死隊,1939年所部編八路軍,任太嶽軍區政委、晉冀魯豫邊行政委員會副主席。
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任晉冀魯豫中央局副書記、軍區副政委。1948年任華北局第二書記、華北軍區政委。
1949年後,任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財政部部長、國家建設委員會主任、副總理等職,是“17年”經濟工作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1979年複出,任政治局委員、副總理、中顧委副主任等職。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薄一波是比較重視曆史的人。1988到1993年,他寫了帶有國史性質的的《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從1949到1966年,近80萬字。此書“不是寫人人的事情,當然不同於一般的個人回憶錄;但又包含著個人的回憶在裏麵,書中有不少情節是曆史檔案中所沒有的。”所以這是一部“將個人回憶和檔案材料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產物”。(前言P2)也是迄今為止對“文革”前17年最權威、最詳盡的研究。全書分上、下兩卷,分別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1993年出版;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書修訂本。
薄還一部純粹的個人回憶錄《七十的奮鬥與思考》(上卷,北京:中國黨史出版社,1996)。

1 政治理想與政府職能

盡管共產黨在毛澤東掌權後以農民為革命的主力軍,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工人運動都是共產革命的不可輕視的要素。工人運動的主要內容是以工會為組織形式罷工罷市。1949年,共產黨進城了,承擔起組織工業生產和商業流通的責任,如果工人繼續罷工,社會將無法運轉。這就出現了一個矛盾:

剛進城的時候,我們強調工人已經爭得的政治經濟權益不能輕易取消,不允許私營工商業隨便停工停業。1950年上半年,工商業出現了困難,有些企業經營不下去,不批準停工停業不行了。有些企業要渡過難關,不僅需要政府的幫助,也需要工人的支持,包括忍受裁員減薪這樣暫時的犧牲。……當時有個口號,叫做“降低工資,勞資團結,渡過難關”。(上P110)

薄的敘述是否準確?因為1948年4月8日,毛就在《再克洛陽後給洛陽前線指揮部的電報》中就明確規定:“入城之初,不要輕易提出增加工資 減少工時的口號。……將來是否酌量減少工時增加工資,要依據經濟增長情況即企業是否向上發展來決定。”(1)或者是毛的指示沒有得到遵守,或者是毛在奪得全國政權後思想發生了變化,因此才出現薄所說的現象。
一個不對國計民生承擔責任的革命黨可以無條件地鼓動工人向資本家、向企業作鬥爭,但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卻要考慮到企業的生存。共產黨剛進城時強調的工人權益不能取消是對革命意識形態的延續,隻是得到現行政權支持的、一心想著鬥爭和革命的工人是不能很好地進行生產的,所以工商業很快就出現了困難。意識形態與政府責任的矛盾出現了,這自然難不倒曆來以實用為原則的共產黨,周恩來在七屆三中全會上要求對工人進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教育,工人不但被減薪,有的還失業,這實際上是向資本家妥協。資本家當然也趁機向工人開刀,“我們有的同誌又缺乏這方麵的警覺,不管青紅皂白發動所謂減薪運動,讓資本家鑽了空子,引起工人的不滿。”(P110─111)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並沒有改變工人的命運,“領導階級”不但要接受“先鋒隊”的領導,也不能再隨便向資本提條件,罷工更是不能允許。
但失業工人的增加總是影響社會穩定,於是政府不得不背上統一安排所有失業人員的沉重負擔。這並不是說共產黨出於政治意識形態的考慮,而是出於一個政府救濟。

2 劉少奇“走火”

劉少奇有兩次“走火”,一次是1949年上半年在天津有關“剝削有功”、“剝削越多越好”;第二次是1950年1月23日,毛的紅人高崗鑒於東北出現“富農黨員”的現象,主張土改完成後立即向社會主義過渡,而劉少奇認為“富農黨員”並不是什麽可怕的事,像高崗那樣以為黨員就不能有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
少奇兩次走火,思路都是承認在新民主主義階段,剝削非但不可避免,而且還有正麵價值。以他和毛的關係,他不可能不知道毛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但他仍然公開自己的主張,可見在50年代初劉少奇還是可以發表一點與毛不完全相同的意見。作為這一判斷的旁證是,在毛對劉的講話表示過明顯不滿之後,周恩來1954年2月16日在七屆四中全會上還說:“少奇同誌的談話,可能有個別話走了火,但本質上還是對的。”(P207)
那麽是什麽時候毛劉之間的關係發生變化的?據李銳說是1958年初的“反冒進”。“反冒進”的矛頭主要是周恩來和陳雲,但“由於在一篇定性為反毛澤東的錯誤的社論原稿上,有劉少奇修改的筆跡,劉也就同這一‘錯誤’脫不了幹係了。黨內唯一還可以同毛澤東以平等的態度討論問題的劉少奇,從此似乎也今非昔比了。南寧會議之後,逐漸使毛澤東奠定了他在中央的特殊地位,這是黨內生活的極大變化。”(2)

3 周恩來的兩度危機

從1949到1976年,周恩來一直是中國人的“大管家”,但他的總理職務並不是坐得很穩當的。至少有兩次,他實際上被剝奪了總理政府事務的權利。
1952年8月,各中央局和大區行政委員會主要領導相繼進京任職,當時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這當先的一馬就是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的高崗,計委主席位高權重,像陳雲、鄧小平、彭德懷、林彪、饒漱石、彭真、薄一波等人這樣重量級的人物不過是計委的委員,計委因此有“經濟內閣”之稱。此後不久,毛認為政府工作存在著分散主義的現象,他采取了一係列措施,撤銷了周恩來負責的政務院總黨組,要求政府各部門黨組直接受黨中央領導。政務院各口也重新分工。計劃工作和八個工業部的工作由高崗負責,其他的如政法工作由董必武等負責、財貿工作由陳雲等負責、鐵路交通由鄧小平負責、農林工作由鄧子恢負責、勞動工資工作由饒漱石負責、文教工作由習仲勳負責,作為總理的周恩來隻負責外交工作。可歎高崗好運不長,1954年初就受到整肅,周作為總理的權力才又有恢複。
1956年周的反冒進再次使毛不快,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毛特別表揚了能夠體現他意圖的柯慶施的文章《乘風破浪》,“16日,毛主席在大會上再次拿出柯文,當眾對周總理說:‘恩來同誌,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產出來?’周總理回答:我寫不出來。”(P662)周當然明白這不是寫文章的問題。1958年6月10日,中央就周提出的“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等問題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與會者一致認為周恩來同誌“應該繼續擔任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3)但在大躍進期間,毛親自領導經濟,周實際上失去了對經濟工作的發言權,所以有時間帶一個龐大的隊伍查勘三峽去了。隻是在大躍進出現了大災難之後,周才出來收拾爛攤子。

4 兩次鬆綁

黨的主要領導人中,真正對知識分子抱有敵意的並不多,包括朱德、彭德懷、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羅榮恒、葉劍英這些元帥,對知識分子都是比較尊重的,但由於毛對知識分子不抱好感,所以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大都是災難性的。
49年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有兩個開明時期,兩次都是由周恩來出麵表達的。1956年1月中央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代表黨中央發表講話。他強調了知識分子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批評了低估知識分子的進步和作用“宗派主義”;1962年3月,周在“廣州會議”上作《關於知識分子》的講話,承認知識分子是人民,承認他們在49年以後的12年中有了根本的轉變和極大的進步。
但盡管周是代表中央的,但以毛為核心的中央似乎很快就不認帳。56年那一次預告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早春”,但1957年的反右又把他們送進隆冬;1962年那一次,連周的報告也有人質疑,當周要毛就此表態時,毛沒有說話;而當在1962年8月北戴河會議說話時,卻是汙辱性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些陽魂過來了,但是陰魂未散,有的連陽魂也沒有過來。”(P1040)毛的觀點得到當時的中宣部長陸定一的支持。49年以後文藝界運動頻仍傷人太多,周揚固要負責,陸定一亦難辭其咎。比如反胡風時,周巍峙發現周揚並不堅定:“有次在中宣部傳達毛澤東同誌把‘胡風集團’定為‘反革命集團’的指示,我看他心情似乎有些亂,不像平常那麽穩定。”(4)而於光遠卻感到:“在把胡風和他的朋友們打成反革命集團這件事上,部長是十分積極的。”(5)1957年周揚整丁玲時得到陸的全力支持,直到1979年丁玲平反後,陸還再次強調當年他是和周一致的。在有些問題上,陸比周還左。1961年周揚主持起草意在反左的《文藝十條》,陸在討論時發表了不少反對意見,修改後的《文藝八條》增加了不少曆來強調的政治性很強內容,即使如此,當周揚乘陸不在北京時送上去並由中央批發後,陸還在中宣部內部多次責問:“八條”是怎麽送上去的?並在《宣教動態》增刊上向毛反映《文藝八條》的問題。(6)
周當然明白毛的態度,也許是由於當時的形勢增強了周說話的勇氣。196210月11日,他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對知識分子,說我們提倡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是沒階級分析,我是代表黨作報告的,是黨批準的,不是我一個人起草的,少奇在憲法報告上講過有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勞動人民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不認為我在廣州會議上講勞動人民知識分子有什麽錯誤。”(P1040─1041)

5 檢討

“大躍進”以“反冒進”作熱身。從1957到1958,毛多次批評,僅薄書披露的就有:
1957年9、10月間的八屆三中全會;
同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報社論》;
同年12月的杭州會議,點了周恩來的名;
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
同年2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同年3月的成都會議;
同年4月的武漢匯報會;
同年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
同年5月致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信。
周恩來隻得檢討不迭,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八大二次會議都作了公開檢討。毛不但對前兩次不滿意,而且在秘書幫助寫也不允許,直接發話:“要自己寫,不要秘書寫”。以至於周在寫檢討的十多天內,兩鬢的白發又增添了。(7)此後也一直成為毛抓在手裏的辮子。
大躍進天怨人怒,周恩來不得不代表國務院承擔責任。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周說到計劃上的估產高、指標高、變動多、缺口大,基本建設戰線過長,權力下放過多、過散,不切實際的、過多過早過急的大辦、大搞等等,國務院都有責任。他還檢查了自己的兩個錯誤,一是1959年8月在人大提出的超過實際可能的關於躍進、大躍進、特大躍進標準;二是1958年6月主持起草的關於輕重工業下放比例的文件。

這些問題,我還要在3月的人大、政協會議上作適當解釋,這是我的帳,要交代。毛主席插話說:交代一回也就好了。(P1061)

重彼輕此當然不是要維護總理威信。因為反冒進“尖銳地針對我”(P661);而大躍進毛卻是“始作俑者”。在這裏,一種主張、一種決策的經濟社會後果、對國家人民的作用是次要的,關鍵的是對毛的態度。

6 違法行為與政治表現

1952年的“五反”意在打退不法資本家的進攻,毛用他一慣喜歡的數字,在運動進行之中就提出對資本家的劃分比例,守法、基本守法、半違法約占95%,嚴重違法、完全法約占5%的估計。資本家們的命運在查證之前其實就已經決定了。
本來,守法與否要根據事實來確定,但“五反”作為一項政治運動,事實並不很重要:

有一件事值得提一提,就是榮毅仁先生家當時是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戶,在‘五反’中也發現了一些問題,應該劃到哪一類?我和陳毅同誌反複商量過。陳毅同誌說,還是定為基本守法戶好。我同意他的意見,並報告了周總理,周總理又轉報毛主席。毛主席說,何必那麽小氣!再大方一點,劃成完全守法戶。這個標兵一樹,在上海以至全國各大城市產生了很大影響。(P179)

連“基本守法”都勉強的榮毅仁就這樣成了“完全守法戶”,理由不是他的經商行為是否守法,而是他的“政治表現”(P179),是政府需要他這樣的典型。經商行為中守法不守法不重要,重要是是否與政府保持一致,關鍵時刻聽招呼。看來,權錢交易“五反”時就冒頭了,而且是毛開的口子。

7 開會的策略

在1953年夏季的全國財經會議上,高崗等人“批薄射劉(劉少奇)”,調子越來越高,時間越來越長,毛希望會議早點結束,要周恩來做結論,但周很難作結論,

他是會議的主持者,話說輕了,會上已是那種氣氛,不大好通過,且有開脫、庇護之嫌;話說重了,就會為高、饒利用。最後還是毛主席出主意,他對周總理說:結論做不下來,可以“搬兵”嘛!把陳雲、鄧小平同誌請回來,讓他們參加會議嘛!(P250)

陳、鄧明白自己要充當的角色,在會上既批評薄的錯誤,又強調不是路線錯誤,從而使會議的調子降下來了,持續兩個多月的會議終於結束了。
政治鬥爭是講原則的,但原則是人定的,黨內的最高原則是毛定下的。薄命運的改變,表麵上是陳鄧幫助說話,實際上取決於毛的態度,他完全可以聽任會議按照高、饒的意圖把薄整下去,也可以讓陳、鄧為薄解圍。事實上,毛對薄是信任的,從高饒倒台到“文革”,薄一直身居高位。

8 剝奪權力的方法

毛是政治藝術的大師,可以有很多辦法來加強或剝奪一個人、一個部門的權力。第一種辦法是保留位置,卻不分配其具體工作。朱德長期被尊為“總司令”,但軍權從不讓他染指;“文革”中很多老幹部並沒有被徹底打倒,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副總理的位置都留著,會議上可以坐主席台,但沒有任何實際權力,有的還不斷挨批,甚至行動也不自由。
第二種辦法是不通知開會。廬山會議後,彭德懷依然是政治局委員,但政治局開會並不通知他,這個委員也就有名無實了。1976年,毛想限製葉劍英,就不通知他參加政治局會議。
第三個方法是不發文件。1955年,毛批評鄧子恢在農村合作化問題上犯了“小腳女人”的錯誤。“8月26日,毛主席批示鄧小平、楊尚昆同誌:‘請電話通知中央農村工作部:在目前幾個月內,各省市區黨委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電報,由中央直接擬電答複;並千批發此類電報的同誌,不要批上’請農村工作部辦’字樣。”(P357)中央即毛,“從8月13日到10月2日七屆六中全會開幕前夕,毛澤東同誌親自起草中央批語”,重新部署合作化發展步伐、加快發展進度的報告。(同上)這樣一來,中央農村工作部機構不變、領導不變,但主要權力卻被毛一個批示剝奪。
第四種辦法是另組機構。1963年批判鄧子恢時撤銷中央農村工作部是一種比較明顯的形式,1966年3月,他又向中宣發出警告:“中宣部不要成為農村工作部”。(P1277)還有一種不太明顯的方式是另組替代性的機構。大躍進前後毛對國家計委屢屢不滿,因為誰都跟不上毛的思想躍進。1964年8月,在陳伯達給李富春的信上,毛批示:“計劃工作方法,必須在今明兩年內實行改變。如果不變,就隻好取消現有計委,另立機構。”(P1242)1965年初,毛決定成立以餘秋裏等人組成的小計委。“毛主席還特別交代:小計委由周總理直接領導,國務院各副總理不要幹預他們的工作。”(P1244)如果不是李富春聰明,讓小計委的人都兼任國家計委副主任、以便過渡一個時期後接管現在的計委,那麽國務院就會出現兩個計委的現象。
毛是策略大師,除上述方法外,他在關鍵時刻可以凍結黨的最高權力機構“中央政治局”以保證實現自己的意圖。1942年,毛意欲徹底戰勝王明等“教條宗派”和周恩來等“經驗宗派”,但由於這些人占據著政治局的多數,毛遂於6月2日成立“中央總學習委員會”,接管並未明文取消的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權力,直到1945年“七大”才恢複重新建立的政治局和書記處權力。1967年“二月逆流”後,毛再度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取代政治局,直到1969年“九大”之後重新組成政治局。

9 毛式調查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是毛的名言,在他的一生中,多次強調領導幹部搞調查研究。
毛自己也以身作則。1961年他在廣州說:解放後11年,我做過兩次調查,一次是為農業合作化問題,看過一百幾十篇材料,每省有幾篇,編了一本書,叫做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又一次是十大關係,那是經過兩個半月,和34個部門討論,每天一個部或兩天一個部,聽他們的報告,跟他們討論,然後得出十大關係的結論。(P395)
兩次調查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考察一下毛的調查方法是有意義的。第一次,“我是用十一天功夫關了門,看了一百二十篇報告。先請廖魯言同誌同農村工作部的同誌,他們看了一千幾百篇,選了一百二十篇。然後我對這一百二十篇搞了十一天,包括改文章、寫按語在內。”(P394)調查就是“關了門”看報告寫文章。報告當然能部分反映真實,但毛看的這些材料或是中央報刊的記者采寫的或是各省上報的,不但寫作者在揣摩上麵的意圖,而且很多文章直接就是上麵指令的,其中到底有多少“真實”是大可懷疑的。比如,“11月2日中央辦公廳致電黑龍江省委:‘《怎樣辦農業合作社》一書,需要有一篇文章介紹由初級社轉到高級社的經驗。這篇文章要說明在這種地區取消土地報酬比較容易,並且介紹牲畜公有化的條件和辦法。希望你們能從已有的材料是挑選出一篇,修改好文字,說明作者、寫作時間、原載報刊等,於11月10日前送來。’”(P396)中央向省提出文章的主題,各省按照這一要求組織文章上送,毛再根據這些報告判斷中國農村已經出現了社會主義的高潮。
第二次調查的方法是聽部長的匯報。1958年在廣州,地質部長“劉景範匯報時,帶了一大堆材料,還有個發言稿,他就念了起來,隻念了幾分鍾,毛澤東就疾言厲色,要他講問題,不要念稿子。劉可能沒有參加這種場合的經驗,還是照舊念下去。於是,毛澤東發火了:你不要念了,你講不清楚,找何長工來。劉當然非常尷尬,滿臉漲紅,停了下來。”(8))薄也提到:“有一次,聽一位部長同誌匯報,他緊皺著眉頭,忽而抬起頭來說,聽這樣的匯報,‘是使我強迫受訓,比坐牢還厲害。坐牢腦子還有自由,現在腦子也不自由,受你們指揮。”(P486)搞調查、聽匯報,卻不原受他人提供的客觀材料的指揮,這種調查到底能改變多少原有的成見?龍顏一怒,誰還敢不看毛的臉色挑著匯報?事實上,毛從來不擔心收集不到他所需要的材料,比如1955年中央農村工作鄧子恢認為農民的合作化熱情不高,並因此導致糧食緊張,這當然是毛不願意聽的,於是“中央上海局書記柯慶施向毛主席講了一個情況,說他經過調查,縣區鄉三級幹部中。有30%的人反映農民要‘自由’的情緒,不願意搞社會主義。柯把毛主席的思路和喜愛琢磨透了,他這幾句話給毛留下的印象很深。……不僅使他改變了對春季以來農村形勢的看法,而且開始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看待來自各方對農村形勢的估量。”(P385)為什麽相信柯慶施而不相信鄧子恢?原因在於柯是順著他的思路來說。習慣於聽匯報的毛怎麽能了解真實情況?
另外,“在聽匯報的那些日子裏,毛主席十分疲勞。有次聽完報告,他帶著疲乏和神情,說他現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聽匯報,穿插著處理日常工作,聽完匯報就上床休息。”(P486)這樣一種精神狀態是不大可能從容聽取各方意見的。所以,《論十大關係》中的許多結論,與其說是他從匯報中總結出來的,不如說是他此前已有的“前見”。比如關於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就是他在聽薄匯報前的開場白,即使他不聽薄的一匯報,他也會提出這些主張的。這些匯報的意義,是為毛的觀點提供資料──“五大關係的基本資料主要是34個部委匯報提供的。”(P499)
當然毛也不僅僅是看文章、聽匯報,他也經常出遊大江南北(他最喜歡去的地方是武漢、上海、杭州、長沙、廣州)。他對1954年農業合作化的步子太快而導致1955年的糧食風潮很重視,專門下去走了一趟後,結論是:“說農民生產消極,那隻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見,麥子長得半人深,生產消極嗎?”“所謂缺糧,大部分是虛假的,是地主、富農以及富裕中農的叫囂。”(P383)“麥子長得半人深”就說明農民生產有積極性、就說明農村不缺糧,這樣的調查顯然是過於皮相了。他為了強調“群眾路線”就說群眾有紀律,例子是“我在天津參觀時,幾萬人圍著,我把手一擺,人們都散開了。”(9)

10 吹牛拍馬

毛的這種調查,不但不能了解事實真相,客觀上使黨內說假成風。1958年上海會議期間東北組就人說:“不少幹部是看氣候,看領導人的顏色行事,有兩個口供裝著不同的材料,你要什麽,他給什麽,甚至以少報多,以無報有,以假報真。”華南組有人說:“有的人喜歡摸主席的脈膊,主席喜歡什麽,就反映什麽。”(10)大躍進期間,李銳因為發言、談話、寫信得到毛的欣賞,馬上就有人向他取經,“當時也還有經濟方麵的領導同誌,找我談同主席接觸的經驗。”(11)廬山會議中間的7月11日,毛召見李銳等人,“許多人向我打聽(包括總理的秘書)”。(12)這就難怪:

“逢人隻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成為普遍現象。……記得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有人說:這幾年來,一個人自己想的是真的,兩個人講的,半真半假,三個人一起講的,全是假的。(P1328─1329)

薄為參加廬山會議準備了一份發言稿,“上廬山後,有幾位同誌告訴我,會議的風向變了,因而我準備的發言稿未拿出來。在這篇發言稿中,除了肯定‘大躍進’的成績外。比較多地講了它的缺點和錯誤。”(初版P868)修訂版補充解釋說:原來的發言稿“不僅無補於事,更絲毫動搖不了毛主席打倒彭德懷同誌的決心。”(P898)
說假成風並不始自廬山會議。延安時期,長期在國統區從事地下工作的王世英曾對劉少奇說:回到延安,我感覺學了一些壞東西,自己不願做的不願說的,也得去做去說。……感覺沒有在秘密工作時期那樣純潔。劉少奇認為,王不是學壞了,而是“學好了”,他告訴王世英:“所謂好壞之分,應從黨的工作,黨的利益出發,吹牛拍馬不好,但對工作有利就是好的,就要做。”(13)劉沒有解釋為什麽“吹牛拍馬”會對黨的工作、黨的利益有利。

11 理論與實踐的脫節

毛畢生強調理論與實踐,他也確實提出了一些正確的思想理論,但他的實際做法經常自己的理論。正確的理論和錯誤的實踐幾乎是毛的主要特征。
1956年的《論十大關係》的主題就是“以蘇為戒”探索“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其中一條是發展工業必須與發展農業並舉,發展重工業必須與發展輕工業 並舉,反對犧牲農業、輕工業來發展重工業。劉少奇在八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也說匈牙利“在經濟建設中過多地建設重工業”,“犧牲輕工業、犧牲農業,一直到現在人民生活沒有改善。”(P598)可見要正確處理農輕重關係是全黨的共識。但在大躍進中,“各行各業搞以保鋼為中心的‘小、土、群’,實際上是各行各業都打農民的主意,因為所謂‘全民辦工業’,實際上主要是農民辦公業,大家擠農業。”(P739)農輕重比例的失調比蘇聯和東歐更嚴重。“當毛澤東看到蘇聯片麵發展重工業的弊端,告誡人們要‘以蘇為鑒’的同時,他自己的意識中卻萌生出一種‘鋼鐵情結’,對鋼產量的提高極為關注,甚至把鋼產量的多少作為中國能否保持‘球籍’的標誌。”(14)
1957年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要示嚴格區分兩灶不同性質的矛盾。然而,“就在提出這個理論的1957年,發生了反右派鬥爭的嚴重擴大化,嚴重混淆兩類不同垢矛盾,把大量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敵我矛盾處理。”(P622)這一光輝的理論沒有實行過哪怕一天。
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中央領導同誌抓住民主集中製,特別是抓住破壞民主的傾向,來分析犯錯誤的原因,確實是抓到了要害。”“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同誌關於這個問題的一係列論述,把黨的民主製中的理論大大向前推進了一眯,使之得到了豐富和發展。”“但是,遺憾的是,這次大會以後,民主製中在黨內特別是黨的高層政治生活中,並未得到嚴格遵守和真正執行,而且日益受到破壞,從而也日益加劇了黨內生活的不正常。”(P1070─1071)
當然,每次行動失誤都有原因。大煉鋼鐵的原因是“對1958年糧棉等農產品產量盲目樂觀的估計,並認為今後我國農業生產將不是以百分之幾,而是以百分之幾十的速度年複一年地增長的錯覺,又引發了一個更重要的錯覺,以為我國農業問題解決了,糧食吃不了了。”(P715)關於未能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薄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毛後來的思想發生了變化;二是黨員和幹部尚未掌握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和策略。至於民主之遭到路踏,薄從正麵講了三條,一是民主集中製的理論要完備,二是民主集中製要配之以健全的製度;三是黨員幹部要養成遵守民主集中製的自學性責任感。
也是在七千人大會上,毛說:“拿中央常委或政治局來說,我講的話,不管是對的還是不對的,隻要大家不讚成。我就得服從他們的意見,因為他們是多數。”(P1066)但毛自己可以這樣說,任何人、任何組織卻不敢認起真來否定他的意見。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毛主持起草的、意在發動“文革”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與會者自然不會有任何原則性的否定意見,隻是既然是討論,也就對一些個別字句、標點符號提出意見,堂堂政治局總不能但奉毛之令的陳伯達、康生一口咬定:這是主席改定的,一個標點都不能給。以至於劉少奇感歎不已:“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叫大家討論,結果提了意見不改,連幾個字都不能改,這不是獨斷專 行嗎?這不是符合民主集中製嗎? 我原來考慮改一點,現在大家的意見還是不改的好,不如原來的好,那就不改吧!”(15)一句話否定政治局或中央委員會決定的事發生過多次,堂堂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也隻是毛的橡皮圖章。

12 毛澤東沒有錯

從常識上說,是人就會有錯,毛當然也會有錯,這一點,他自己也多次承認:“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P255)“1958、1959年,主要責任在我身上。”“我是主席,不能駁,我看不對。”(P905)“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P1060)但是:

毛主席有錯誤自己講可以,別人講,就聽不大進去了,特別是過去有積怨的同誌講就更聽不進去了。(P905)

講了也就是講了,誰也不能拿毛怎麽樣,他的“自我批評”引來不是同誌幫助和組織處理,而是其他人的一片懺悔:主席都承擔了責任,我們的錯誤不就更大了?而且即使是“自我批評”,也是在中央會議上,而不會向全國公開。毛的名言是:曆史下罪已詔的皇帝,沒有不下台的。
對毛的錯誤,其他人不但不能講。毛多次用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來說明成績與錯誤的比例,然而不但這“一個指頭”也即十分之一從來不能講,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也不能講。彭德懷曾經說過:“毛澤東同誌99.9%正大正確, 難道就沒有0.1%的錯誤嗎?”(16)就因他提出了這0.1%。彭德懷成了反黨分子。長期以來,黨和毛一起把毛塑造成神,以至於不但不能講毛的錯誤,甚至認為毛有錯這一念頭就是錯誤的,就應當被打倒。

由於毛主席的偉大功績和崇高威望,在我們黨內,從上到下,幾乎都認為毛主席一貫正確,沒有也不會發生錯誤。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主席有不同,也總是從自己方麵檢查找原因。記得我的一位老領導和一位老戰友曾不隻一告誡我:毛主席講的話,如你覺得不對,千萬不要講,你回去想想,慢慢就會知道毛主席是正確的。(P911)

不過偶爾也會有人提出毛有錯的問題。七千人大會期間,可能是受到會議“民主”氣氛的感染,彭真1月8日在會議《報告》起草委員會上說:“毛主席也不是什麽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彭真當然明白這句話的大逆不道,但他有自己的解釋:“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麽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是那麽多)。”(P1059)可就是這樣,第二天陳伯達就表示不同意見,責問彭真“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不但如此,1月29日,林彪在講話中又特意強調:最近幾年的困難,“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至於毛本人,不但高度評價林彪的講話:“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P1079)四年後發動“文革”,彭真被第一個打倒,林彪則成為唯一的接班人。誰還敢說毛的錯?

13 “得”“失”的詞序

毛是做過教師的人,喜歡咬文嚼字。1956年為“穩妥”二字和周恩來等人較勁,廬山會議上又為“得”“失”的前後位置而定彭德懷的死罪。
彭德懷給毛的信中對大煉鋼鐵的評價是“有失有得”,這就惹了馬蜂窩。毛在7月23日的發言中即說:“‘得’放到後,‘失’放到前,這都是斟酌了的。”(P889)其實,在毛之前,已經有人注意到了:“一天飯後,陳正人把我拉到一邊說:‘為什麽說“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麵’。”(17)
其實,這種詞序安排是一個偶然的筆誤。薄指出:

據查,信的原稿為“有得有失”,彭的隨行參謀謄清時錯抄成“有失有得”《(P889)

當時的寫信情況是:“13日中午,彭德懷手持擬好的提綱,向隨從參謀口述了詳細內容。記錄整理後,他親筆修改兩遍,參謀謄抄兩次,於14日下午送與毛澤東。後來追逼這封信的起草過程時,都懷疑周小舟參與其事。為了避免連累身邊工作人員,彭德懷一口咬定是他自己一夜之間寫出來的,從來不講隨從參謀作記錄之事。”(18)
毫無疑問,即使彭當時說清了這是參謀筆誤,也無濟於事。

14 鄧子恢、周恩來與彭德懷

在關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毛先後嚴厲批判了鄧子恢的“小腳女人”、周恩來的“反冒進”和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毛給他們的定性大同小異。
1955年,圍繞著合作化發展速度等問題,毛多次批判鄧子恢:

為什麽老是喜歡去挫折社會主義因素,而老是不喜歡去挫折資本主義因素?你們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回答應是:你們腦子裏藏著相當嚴重的資本主義思想,所以你們覺得社會主義因素沒有什麽可愛,忍心去挫折它。(P347─348)

你們有一條路線,有一個方針,而是和中央的路線與方針相抵觸的。(P358)

再如鄧子恢,完全是資產階級了主派那一套,找他的朋友,企圖分裂政治局,達到他的目的;無非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搞“四大自由”,講農民怕冒尖。他就是跟我尖銳對立。(19)

1958年,毛多次批判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反冒進”:

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6億人了一泄氣不得了。(P661)

右派把你們一拋,拋得跟它相距不遠,大概50米遠。(P668)

有些同誌,當時同意(無一人反對),五個月,或一個月後,即表示反對,或者不同意,或者懷疑,而不經合法手續,即經同樣性的會議加以改變,即進行反對活動,提反冒進。(P666)

這裏一篇反“冒進”的社論,……這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罵我的,為什麽要看?那麽恐慌,那麽動搖。隻有一個指頭有病,是九與一之比。這篇東西沒有弄清這個比例關係,這就是資產階級的方法。(20)

照毛的說法,鄧和周都有思想問題、路線問題、組織問題。但1958年毛卻說“鄧老有資產階級思想,但這個人是好人,可以改造的。”(21)同樣,毛在廬山會議上又表揚周:“總理,你那次反冒進,這回站住腳了,幹勁很大,極大,是個樂觀主義了。(22)
為什麽隻有彭德懷一旦挨批就萬劫不複?
毛召集廬山會議的動機是為了糾1958年的左,他承認“去年是打了一次敗仗”。(23)會議的初衷是在堅持“總路線”的前提下作些調整。從他為會議擬定的19個討論題目來,與彭信並無不同。據薄的分析,毛要打倒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時機問題。“他認為信中並沒有什麽新東西,其中所列‘大躍進’的種種問題,並沒有超出中央八、九個月來所一再講的,而在過去的曆次會議上‘不提意見’,現在‘搞這一手’,動機不純。”(P886)薄的分析有一定根據,以至於彭德懷1962年“八萬言書”時還申辯說:廬山會議上,他對一些問題的看法,曾在會前和會中都講過,不存在等待時機的問題。(P1126)
要補充的是,這個“時機”不是彭一人造成的。據李銳分析,毛發動批彭的原因,首先是會議討論中支持彭信的人很多,特別是22日張聞天的發言更從理論上係統闡述了與彭相同的觀點。與此同時,柯慶施、李井泉等左派人物向毛進言:彭德懷在拉隊伍,人都被拉過去了。可以設想,如果彭信出來後應者無幾,反對者眾,很可能毛還會表揚彭的“反潮流”。
可以證明這一點的是,毛決定打倒彭有一個過程。廬山會議的7月10日,毛在與周小舟、李銳等人的談話中,還讚同性地引用他的一勉句話:“成績還是主要的(彭老總說一個指頭多一點)。沒有什麽了不起”。(24)7月17日,彭信已經印發,毛在與李銳等人的談話中也沒有“左轉”和反擊的跡象。甚至7月23日決定反擊時似乎也沒有要置之死地:“如果要戴高帽子,這回是資產階級動搖性,或降一等,是小資產階級動搖性,是右的性質,往往是受資產階級影響,在帝國主主義、資產階級壓力之下,右起來的。”(25)似乎也隻是比此前的鄧子恢、周恩來更嚴重一些,距離右派更近了:“不過還有30公裏”(26)8月1日常委會當彭提出辭職時,毛還說:“現在不談此事,還是你幹。”(27)8月5日,各組揭發批判時,隻有張平化提出“把他們留在黨內”的“後患”問題。8月11日,毛才在大會上才說:“常委會過去我們議論過,還是他們幹,但是究竟如何?還是辭職?還是改換工作好一些?還是照舊不動好”的問題。(28)盡管可以肯定毛說的“還是你幹”是假話,但下決心打倒彭確實有多方麵的因素,而決不隻是一個“時機”問題。
其實,以毛的智慧,當然不會真的相信彭會尋找時機“拉隊伍”造反。如果沒有曆史舊帳,彭的錯誤性質至多與鄧子恢、周恩來一樣,批判一個時期,檢討幾次也就過去了。但事同人不同。1929年秋冬之季,鄧子恢與毛在福建蘇家坡有過一段共同養病、心心相印的交往,周恩來則善於以檢討服輸來化解他與毛之間的曾經有過的疙瘩,所以他們都能過關。獨有彭不但過去敢於向毛挑戰,而且功高蓋世,桀騖不馴,毛早就等待時機要收拾他了。1958年4月,毛在八屆七中全會上說:“我這個人是許多人恨的,特別是彭德懷同誌,他是恨死了我的。……我跟彭德懷同誌的政策是這樣的:‘人不犯我,我不犯我;人若犯我,我必犯人。’”(29)廬山會議確實是一個時機,不過不是彭反毛,而是毛找到了收拾彭的時機。

15 毛澤東的讓步

1960年代初的“調整”是大躍進之後的局部後退,經濟成效明顯。但這個時期的政治鬥爭依然不斷:批以彭德懷為代表的“翻案風”、批以鄧子恢為代表的“黑暗風”、以習仲勳為代表“利用小說進行反黨”等以及1963年初開始的“四清”運動,直接為文革作了鋪墊。這個時期的特點這一是政治運動與經濟工作的分離:

接受廬山會議“反右傾”同時發動“繼續發動大躍進”的教訓,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重新強調階級鬥爭以後,就有意識地防止政治鬥爭對經濟工作的衝擊。這以後雖然批判“黑暗風”是錯誤的,但是並沒有因為這個批判停止“八字方針”的執行。政治鬥爭的弦雖然越繃越緊,但經濟指標不再隨風漲了。(P1314─1315)

毛終生迷信於階級鬥爭,相信政治萬能,要他不講階級鬥爭、不突出政治,是萬萬不能的。但在困難時期,他隻能作出讓步。讓步不是不講政治和階級鬥爭,而是與經濟區分開來,不以政治完全統率經濟,給經濟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在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他把他的讓步表達為:要分開一個工作問題,一個階級鬥爭問題,決不要因為對付階級鬥爭而妨礙了我們的工作。要把工作放到第一,階級鬥爭和它平行,不要放在很嚴重的地位。他同意劉少奇的建議,會議上有關階級鬥爭的精神隻傳達到17級以上的幹部。(P1138)
這不是毛的本意,從“文革”期間批判劉少奇的“階級鬥爭熄滅論”,毛是不想讓“工作”與“階級鬥爭”“平行”的。以屈求伸,毛在60年代初的讓步,在五年後以更大的勢頭反撲過來,“文革”終於以“階級鬥爭”統帥一切工作。

15 四清的左與“文革”的左

“文革”以極左定格於黨史,但“文革”打倒的劉少奇其實也不右。
“四清”運動的起源模糊、過程複雜,毛的主要目的是借此轉稼他在“大躍進” 災難後果上的責任。1961年1月八屆九中全會上, 毛對當時大量餓死人的事件作出判斷:全國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中,出亂子的原因在於: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富複辟,勾結壞幹部,實行和平演變。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是: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用劄根串連的辦法,組織階級隊伍(貧協),開展對敵鬥爭。毛一箭雙雕:既要階級敵人代他承擔大躍進造成的餓殍遍野的責任;又以階級鬥爭的大棒封住了黨內外任何可能對大躍進和他本人的批評。這就叫“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1961年11月13日中央發出《關於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是“四清”的正式開始,但當時上下都忙於收拾大躍進的爛攤子,經濟政策中“資本主義”傾向明顯,“社會主義”提不上日程。1962年強調階級鬥爭後,“四清”漸次鋪開。劉少奇先後主持製定了1963年5月20日發出的《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前十條》)、1963年11月發出的《中國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後十條》)。運動從來免不了過火,打人、自殺這類“運動現象”隨之而來。《後十條》強調團結百分之95以上的群眾和幹部,意在糾偏,但運動仍然沒有得到控製。“例如湖北省第一批試點鋪開後前後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試點開始後,僅襄陽在25天內就死了74人。廣東在這年秋冬的試點中,共發生自殺案件602起,死亡503人。(P1150)所有這一切,當然都沒有超出曆次運動的慣例,但劉少奇似乎仍嫌不夠。1964年初,他說“和平演變”已經演變到高級機關(市、省)要追上麵的根子,在群眾未充分發動之前,不能強調團結95%以上的幹部。為此他又主持修改《後十條》,9月18日正式發出。《後十條》的修正草案規定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要重新劃分階級成分。此後又提出“反右傾”、“奪權”等要求,廣泛打擊基層幹部和地富分子,“四清”急速左轉。甚至包產到戶、自留地、集市貿易等也當作“單幹風”“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批判。
在以階級鬥爭為綱、批資本主義、奪權等問題上,毛劉一致,體現毛的思想的陳伯達的“小站經驗”與代表劉少奇思路的王光美的“桃園經驗”都強調要“奪權”。但奇怪的是,他們卻發生嚴重分歧,毛這一次扮演了糾劉之“左”的角色。按薄的分析,首先是關於社會主要矛盾和社教運動的性質,劉認為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毛認為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是敵我矛盾。顯然,毛堅持的是1962年強調的階級鬥爭,而“從字麵上看來,所謂四清四不清,過去曆史上什麽社會也能用;都沒有能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P1168)用不太準確的話說,劉要解決的是當時的幹部的腐敗,毛要抓的是階級鬥爭。
在運動的搞法上,劉依靠工作隊,先秘密紮根串連、摸清情況,然後發動群眾實行大兵團作戰來整幹部和地富。毛在1964年12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認為種做法“打擊麵太寬”,“我提這個問題有點‘右’。我就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麽多的地主、富農、國民黨、反革命、和平演變,劃成百分之十幾二十,如果二十,七億人就是一億四,那恐怕會要發生一個‘左’的潮流。結果樹敵太多,最後不利於人民。”(P1166)所以他不同意劉於1964年年底製定的《十七條》而另弄出一個《二十三第》,規定盡早解放一批幹部、退賠可以減緩免等等,緩和了農村的鬥爭形勢,劉的一些左的做法得到糾正。
“四清”運動引發毛、劉分裂。毛後來說1965年1月在製定《二十三條》時,就已決定準備把劉搞掉,因為劉的做法是“形左實右”:“左”是不相信大多數幹部和群眾,“右”是以“四清四不清”掩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形左實右”達不到毛的目的,幸好1963年毛就著手從文藝上打開缺口,他有另一條通向“文革”的踐路。所以1966年,“四清”就讓位給“文化大革命”,但“文革”沿襲了“四清”的口號,如“以階級鬥爭為綱”等等。

16 “文革”沒有耽誤經濟

無論是70年代初林彪集團的“五七一工程紀要”還70年代末以後對“文革”的批判,公眾所熟知的是“文革”使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薄具體分析說,65年是曆史上最高水平,66年上半年仍保持增長勢頭,下半年開始有變化,但損失較小。大幅度下降的是67、68:“1967年工業總產值比上年減少13.8%,1968年又比上年續減5%,1967年財政出現22.5億元赤字。 就當年各地生產、流通、分配秩序混亂的情況來看,說‘文化大革命把國民經濟推向崩潰的邊緣’,並不過分。”(P1213)然而,薄卻有一個令人吃驚的說法:

縱觀1966至1970年這五年對1966至1975年這十年的情況,經濟還是有所發展的。就“三五”計劃執行的情況來說,家業生產基本上是正常的,糧食產量除1968年因災害比上年減產外,其他年份都是增產的,1970年達到4850億斤,是曆史的最高產量,五年平均年增長4.5%, 高於“一五”時期3.5%的水平。工業生產在後兩年也有較大的增長,1970年的原媒、發電、成品鋼材的產量都是曆史上最高的年份,特別是原油產量突破3000萬噸,比1965年增長1.7倍,工農業總產值1969年為2613億元創曆史最好水平,1970年達到3138億元,比上年增長25.7%,五年平均年增長9.6%,接近“一五”時期的增長速度。財政收入4年有結餘,5年合計結餘10.5億元。(P1250 ─1251)

這就是說,天下大亂,但經濟沒有亂。當時總結了三條理由,第三條是“隨著經濟權限的下放,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地主的積極性,各地紛紛提出建立自己的經濟體係,使地方工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P1252)經濟權限的下放是1958年的做法,各地建立自己的工業體係也是“大躍進”的內容,但這些都作為分散主義、無政府主義而被糾正,1959年3月就開始收回一些,連毛都在廬山會議上說“不可過活”(P802),但“文革”中再度大批下放,為什麽此時能有收效呢?
薄補充了三條理由,第一點是毛“抓革命促生產”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指示的積極作用。最高指示對穩定經濟肯定有積極意義,但在轉向市場經濟體製的背景下,這一事實啟示後人對計劃經濟體製有更複雜的考察。是不是可以說,計劃經濟也可能導致經濟增長,至少是在當時的中國條件下?
但經濟的增長絲毫不能緩解“文革”的災難。在經濟增長的背景下,當時的中國公民並未過上人的生活,有相當一部人公民權、生命權被剝奪,如“地富反壞右”等牛鬼蛇神,北京的大興、湖南的道縣以及廣西等等,大規模地公開殺人,甚至吃食人的器官。人吃人的現象曾在60年代發生過,那是因為吃人者實在太餓,不得不以餓死路邊的屍體包括自己親人的屍體充饑。但在大興等地,人吃人卻不是因為活命,這是為什麽?
這則重要材料說明,對“文革”的否定絕不能僅僅從經濟上著眼,應當著眼於當時的政治結構對人的權利的剝奪和虐殺,要從政治上看“文革”,否則“文革”就沒有什麽可清算的。

17 “農村包圍城市”的活用

“農村包圍城市”是毛的一大發明,即使在49年以後的對內鬥爭中,他也運用得爐火純清,這就是以地方反中央。比較大的有兩次:
第一次是1956年“反冒進”批周恩來以為大躍進作準備:“毛主席認為那時北京空氣沉悶,華東的空氣活躍,想以地方來促北京。”P636)於是,鋼產量翻一番由上海首先提出;人民公社首先在河南誕生,北京的任務是事後認可和宣傳論證。
第二次1966年批彭真以發動“文革”。這一年3月他在上海同康生等人的談話中:號召“向中央進攻”,5月的中央文件上也有“向中央進攻”的字樣。

他還針對3月11日許立群同誌根據彭真同誌意見向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楊永直打電話的問題(許立群同誌在電話中講了“學閥”問題並問發表姚文元文章為什麽不給中宣部打招呼──作者注),批評說:八屆十中全會做出了進行階級鬥爭的決議,為什麽吳晗寫了那麽多反動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我曆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P1278)

1967年,上海“一月風暴”不但奪了舊上海市委的權,實際上也奪了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權。
“農村包圍城市”優勢在於能保持主動和進攻的姿態,這一經驗培養了毛對農村、邊緣而不是城市、中心的特殊感情。借用毛經常為別人準備的帽子,可以說毛的思維方式屬於經驗的教條主義或教條的經驗主義,就是把成功的經驗教條化、先驗化、迷信化。毛總是把戰爭時代積累的一些經驗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戒律,即使在環境變化之後也不允許有任何改動。暫不評論這一思維方式的是非得失,僅從毛自己來說,他實在是太珍視自己的成功經驗了,決不舍得用一次就放棄。比如“誘敵深入”的戰術與“引蛇出洞”的“陽謀”就一脈相承;軍隊供給製的傳統也延伸到大躍進期對商品經驗的拒絕,如此等等。從這一思維特點可以把號召地方造反的做法與“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聯係起來。
中央以毛為核心,但核心隻是一個人,隻有毛一個人可以用“中央”的名義講話、決策。但中央畢竟還有一大批高級領導人和一整套龐大的組織機構,他們不可能完全與毛聲氣相應,很可能出現外圍與核心配合不好的情況。如果一層不變地固執地方服從中央的原則,毛的核心地位就會落空。這樣,地方力量就成為毛的依靠。60年代初,劉少奇的威信大大提高,“一國二公”幾成定局,毛非常緊張,除加緊批轉各類文件外,1961年還專門給西南局書記李井泉寫信,要求各省市第一書記“發善心”給他寫信,他許諾自己一定給他們回信。(30)當然,毛不是一般地希望地方淩駕於中央之上,隻有領了毛的旨意,地方才能向中央造反,毛的真實目的是以地方平衡中央。當他覺得中央是他得心應手的工具時,地方就要服從中央;當他覺得中央“做壞事”時,就以地方逼中央就範。地方和中央是毛的兩張牌,他可以永遠處在主動者的位置上,牢牢地保持自己的獨尊地位。

(1)《毛澤東選集》頁1219,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2)李銳:《大躍進親曆記》上卷P76,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3)參見楊肯偉:《“大躍進”席卷神州 周恩來險些辭職》,北京:《炎黃春秋》2000年第1期)
(4)周巍峙:《新中國文化藝術事業的一位創始人》,載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5)於光遠:《周揚和我》,載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
(6)參見黎之:《周揚與“文藝十條”、“文藝八條”》,載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
(7)參見範若愚:《曆史最終會把一切納入正軌》,北京:《中央黨校通訊》,1983年3月11日。
(8)李銳:《大躍進親曆記》上卷頁307。
(9)引自李銳:《大躍進親曆記》下卷頁103、483、474。
(12)李銳:《廬山會議真麵目》頁76,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13)參見段建國、賈岷岫:《王世英傳奇》頁244─245,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14)李銳:《大躍進親曆記》下卷頁200。
(15)引自黃崢:《劉少奇的一生》頁41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
(16)參見楊尚昆:《追念彭大將軍》,北京:《人民日報》1998年10月27日。
(17)(18)李銳:《廬山會議真麵目》頁137、120。
(19)(20)(21)引自李銳:《大躍進並曆記》上卷頁257、71、71。
(22)(23)(24)(25)(26)(27)(28)引自李銳:《廬山會議真麵目》頁166、15、66、166、167、252、360。
(29)引自李銳:《大躍進親曆記》下卷頁P467─468。
(3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頁48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2000年8月

來源:
【聲明】本文純屬作者個人觀點,天益博客刊載此文不代表同意其說法或描述,僅為提供更多信息,也不成任何投資建議。尊重作者版權,轉載請注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本文網址】http://www.tecn.cn/blog/users/detail.php?id= 116

本文評論
haha xixi800 2005-02-03 16:34:19

能有一分真實就不錯了,嘿嘿, 有條件的朋友可以對照一下美對策研究室的〈East Asia History〉,嗬嗬,厚黑一下
[ 打印 ]
[ 編輯 ]
[ 刪除 ]
閱讀 ()評論 (0)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