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明前雨前茶
正文
陳之嶽
張戎及英國丈夫合著《毛∶不為人知的故事》受到西方史學家史景遷惡評，指把毛寫得「一生皆壞」，而許多引證的來源、出處和可信度更大有問題。評論界也認為，寫毛傳濫用材料，比不寫還要糟糕。
希特勒和斯大林是西方社會所認定的二十世紀兩大暴君，對毛澤東的看法，則涵蓋敬畏與敵視的矛盾情結。
不可否認的是，美國記者斯諾於一九三八年出版《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又譯《紅星照耀中國》）之後，西方世界對毛澤東的好奇心始終未嚐稍歇。
毛領導的解放戰爭和統一中國，以及在韓戰與中蘇分裂期間力抗美蘇兩大超級強國，使毛成為第三世界和西方左翼群眾心目中的頭號英雄。毛澤東在中共建國後所發動的一連串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重創國家元氣與社會民生，卻又使西方大感納悶與震駭，但自由派媒體卻鮮少用「暴君」（Tyrant）或「魔王」（Monster）的字眼形容毛，最常見的形容詞是「一個無情的革命家」（A Ruthless Revolutionary）。
但毛的私人醫生李誌綏於一九九四年出版回憶錄後，西方知識界對毛的認識發生了巨大的轉變。李誌綏以近距離的觀察詳述毛的言行，加上李本人對毛的許多主觀負麵論斷，在西方知識界引起強烈反響，但亦使李著中英版暢銷不衰。
盡管回憶錄本身有失實、失誤之處，中共官方更出版《真實的曆史》並動員一批海內外寫手撰文批駁李誌綏；但一般而論，李著仍有其相當可信度，至少是研究毛澤東生平一部不可或缺的參考書。
李誌綏回憶錄出版十一年後，旅英華裔作家張戎和她的丈夫俄國史專家哈利代（Jon Halliday）合寫一本百分之百「去毛化」的書《毛∶不為人知的故事》（Mao:The Unknown Story），受到英美書評界高度重視，這本書今年六月初版於英國，美國十月上市，張戎自譯的中文版將於明年一月麵世。
今年五十二歲的張戎，父親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慘死於文革，母親年輕時即加入共產黨。屬於「老三屆」的張戎，曾當過赤腳醫生、工人和工農兵大學生，一九七九年留學英國，現定居倫敦，她在九一年出版自傳《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轟動全球，有三十餘種譯本，發行量達一千一百多萬冊。
新毛傳寫了十二年
張戎和哈利代夫婦費了十二年的時間撰寫八百多頁的《毛∶不為人知的故事》，其間曾親赴中國大陸、台灣、俄羅斯、阿爾巴尼亞和英美等地收集資料，並訪問了一百多名與毛接觸過的人士。作者認為最難得的是他們在俄國和阿爾巴尼亞看到新近開放的機密檔案，張戎並稱其著作主要來源是文獻資料。
在西方高級知識分子中具有相當影響力的《紐約書評》（NYRB）雜誌、《紐約時報書評》周刊、《時代周刊》均在十月份刊出書評，其中最具份量的當推耶魯大學中國近現代史講座教授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在《紐約書評》所撰寫的長篇書評。十一月初偕同在耶魯任教的華裔史學家妻子金安平訪問亞洲的史景遷，著作等身，學術聲望崇隆，對中國近現代人物有專精研究，現正撰寫汪精衛傳。一九九九年史氏曾應《企鵝人物叢書》之邀撰寫《毛澤東略傳》（一八八頁）。
史景遷的妻子金安平家學淵源，其祖父為著名東北史學家金毓黻（一九六二年病逝北京）。金安平一九五零年生於台灣，十二歲赴美，獲哥倫比亞大學史學博士，近著英文《合肥四姊妹》（中譯本由台北時報文化出版），頗獲好評，四姊妹之一張兆和即名作家沈從文的夫人。史景遷的著作如《康熙》、《利瑪竇》、《洪秀全》、《天安門》和《追尋現代中國》等均膾炙人口，他的書評亦同具影響力。張戎在接受媒體訪談時一再強調其新著絕大部分根據文獻資料，但史景遷卻點出《毛》書的最大敗筆是文獻不足征！也就是說書中許許多多「不為人知的故事」，幾乎都無法證明是有根據的，而作者所征引的所謂「文獻」，其來源、出處和可信度更是大有問題。
葉群通奸之謎
如書中提到林彪的妻子葉群和總參謀長黃永勝通奸，有這回事嗎？並引用葉群和黃永勝的電話對話，字字不漏（葉群在對話中還隱隱提及避孕一事），猶如電信局的通聯紀錄。張戎是根據濟南出版社九十年代初出版的《超級審判》（兩冊）中的內容，這本書可信嗎？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出版界生氣蓬勃，但偽書和亂七八糟的所謂秘聞、秘事充斥坊間，寫曆史的人絕不可抱持「撿到籃裏就是菜」的心態，不作充份求證查考就貿然引用，結果碰到的不是垃圾就是地雷。
史景遷即指出《超級審判》引述的葉黃對話紀錄，完全沒有指出來源。文獻不足征的現象不隻是史景遷一個人所提出，即連大捧《毛》書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曾任《紐約時報》駐北京特派員），亦在《紐約時報書評》周刊（該周刊列為封麵故事）中表示，作者可能不太願意承認厘清材料真假的困難度，紀思道說他擔心有些材料可能是偽造的。
撰寫人物傳記，尤其是像毛澤東這樣的曆史人物，作者必須謹慎下筆，古人所說的「不隱惡」（不要隱匿罪惡）和「不虛美」（不要過度讚美），至少是寫傳的基本態度。可歎的是，張戎和哈利代撰寫這本書的出發點，卻是存心要搞臭毛澤東，要徹底貶抑毛澤東，他們認為毛隻有過，沒有功，是個百分之百的壞東西，而且從小就壞，一直壞到死。
以如此偏頗的出發點來寫毛傳，怎麽會寫出一部令人信服的傳記呢！史景遷也說，張戎和哈利代把毛寫得「一生皆壞」，連空間都不留，人不會是這樣長大的，環境會使人變好或變壞。但在張、哈的筆下，毛就是壞透了。《紐約時報》首席書評家日裔的角穀美智子也認為這本書是有「偏見的」（Tendentious），而采用粗略概括（Gross Generalization），又無從加以證明，隻有使這本書更糟。
在嚴重的偏見和一麵倒的打毛心態下，張戎和哈利代把許多大有問題的資料當史料，把流傳於中國大陸民間的鄉野奇談、村姑裏婦的聞言閑語、「負鼓盲翁」的瞎編故事、村佬佬的信口開河都當做寫書素材，不分青紅皂白，愈聳動愈好。於是，大批大批無從征信的街談巷議出籠了。
諸如∶書中寫毛澤東不是中共創黨元老、蔣介石蓄意放紅軍進四川而使紅軍能順利到華北、紅軍未打瀘定橋戰役（否定毛詩「大渡橋橫鐵索寒」的說法）、張治中是老共諜（斯大林於一九三七年八月吸收蔣介石愛將張治中為共諜）、長征時毛躺在擔架上由人抬、毛設計皖南事變以消減新四軍、毛陷害親弟弟毛澤民、毛在承平時代害死七千多萬人，居二十世紀暴君之冠……
毛澤東在革命生涯中犯了不少大錯，其一生可受批判之處亦所在多有，要寫毛傳，必須讓真正的史料來說話，「筆則筆，削則削」，有好的就說，有壞的就批，而不能心存「一棍子打死」的立場和濫用材料的方式寫毛，這樣寫出來的毛澤東比不寫還糟糕。張戎自《鴻》一書所獲的名聲，也許會隨著《毛》書的出版而煙消雲散！
□ 《亞洲周刊》二○○五年第四十八期
德林1238
2005-11-23 17:11
嗚呼！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實事求是！難矣！
VSHU
2005-11-24 21:27
張戎：鮮為人知的毛澤東是怎樣寫成的
（轉自 “德國之聲”）
旅居英國的華裔女作家張戎同丈夫、史學家何黎岱瀝盡12年心血，完成卷帙浩繁的毛澤東傳記：“毛 - 鮮為人知的故事”。在這本書的德文版出版之際，德國之聲記者采訪了張戎女士。張戎女士談了寫書的過程和其中一些要點，並希望引起史學家們的爭論。 以下是記者就這部書對張戎進行的電話采訪。
采訪實錄
1996年，張戎在布拉格
德國之聲：您花了12年寫“毛－鮮為人知的故事”。在這12年中，您最大的收獲是什麽呢？
張戎：我發現了很多使我自己也非常吃驚的事。例如中國人都比較知道的長征，整個長征過程中間，蔣介石完全是有意放走中共。長征中根本就沒有什麽飛奪瀘定橋。那時候蔣介石唯一的親生兒子，被史達林扣在蘇聯做人質。蔣為了要回兒子，就用中共的生存換回兒子。最後是在西安事變的時候，史達林要放蔣介石，要讓蔣介石見周恩來，蔣介石堅持不肯見周恩來。史達林帶話來說，同意放他的兒子，他才見了周恩來。
德國之聲：那麽這些材料您是在俄羅斯發現的？
張戎：有很多很的管道了。俄羅斯檔案館是一個寶藏，裏邊有非常多的東西。我的先生會說俄文，他在俄羅斯檔案館進行了多年大量的工作。同時還有蔣介石本人的日記，還有各種各樣的材料。材料來源太多了。在我們的書後麵有100多頁的注釋。這些注釋裏麵詳細記載了什麽內容是從什麽史料得來的。
德國之聲：您開始搜集資料的時候，有沒有想到會有這麽多的新發現呢？
張戎：沒有。簡直沒有想到。例如長征中遵義會議上並沒有確定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以後耍手腕，才得到張聞天的幕後操縱人這麽一個地位的。遵義會議完了以後，毛澤東堅持不肯進四川，去跟張國燾會師。他怕會師以後張國燾會理所當然的成為中共黨魁。為了躲避跟張國燾會師，毛就帶上中央紅軍繞了一個大圈，多走了三分之一的路。
“毛”把紅軍從突破湘江時候的4萬拖到剩下筋疲力竭的不到1萬，跟張國燾會師以後，因為紅四方麵軍還是比他強，毛又盡力地破壞紅四方麵軍，而且獨霸打通蘇聯的道路。毛整個的戰略設想主要想的就是要靠蘇聯，他在1923年就說，共產主義要在中國勝利，非得蘇聯紅軍從北邊打進來不可。
所以整個的長征吧，他們也就是為了到北邊去靠近蘇聯，打通蘇聯，接受武器援助。毛澤東為了把張國燾甩在他後邊，也耍了很多手腕，對 紅四方麵軍做了極大的破壞。
德國之聲：您剛才說到俄羅斯檔案館。不過我們的聽眾都看不到您書後的資訊來源。您能否說一下，您最重要的資訊來源是什麽？
張戎：剛才說到的俄羅斯檔案館是最重要的資訊來源。當然中國國內也有很多史料發掘。比如我們書裏麵用了楊開慧的手稿。楊開慧是毛澤東的第二個妻子。毛澤東把楊開慧和他的三個兒子都拋棄了。1930年，在楊開慧被國民黨抓去以前，他完全可能救楊開慧的，可是他沒有。
這些手稿是楊開慧在被捕以前寫的，這些手稿裏她表達了對毛澤東的愛，對毛澤東拋棄她和三個兒子的怨，而且最重要的還有她對共產主義的失望，共產主義的信仰帶來很多暴力，殺戮，她對這些的失望。她要重新尋找一個新的信仰。
德國之聲：楊開慧的這個手稿您是在哪個檔案館看到的呢？
張戎：中國的開放使中國在80年代90年代實際上公布了很多檔案。比如中央檔案館，或者湖南檔案館，或者四川檔案館，這些史料選編裏麵就有大量的國民黨軍隊當時來往的電報，包括國民黨軍隊追堵紅軍長征史料選編，這些來往的電報就是我們得出蔣介石放走中共的結論的一個重要來源。
德國之聲：您剛才說飛奪瀘定橋，您是說那裏沒有人把守的，是這樣的嗎？
張戎；是這樣的。最重要的是可以證明，那裏根本沒有打仗。最先過橋的是22個人。象斯諾寫的那樣，打得很激烈。可是實際上這22個人一根毫毛也沒有傷。我們從當時紅軍辦的報紙叫戰士報上可以看出，這22個人都還活得很鮮，他們還有個小小的儀式，每人還發了一雙碗筷，有很多具體的細節。
德國之聲：那麽您認為，為什麽共產黨要編造這樣一個長征的神話呢？
張戎：紅軍長征是去北上抗日這樣一個神話，給這個整個過程一個英雄的彩環。實 際上完全不是這樣。說到抗日戰爭。中共的絕大部分人確實是很想抗日。如果他們當時真的去抗日了，那麽很可能他們已經被消滅光，或者大傷元氣，不可能在中國奪權的了。毛澤東是非常精明的，他堅決不肯打日本。
不光是要保存中共的實力，而且在敵後擴大根據地，他自己在日本人對他道歉的時候對日本人說：我們應該感謝你們。沒有你們占領中國的大片土地，我們就不可能建立那些根據地，我們也不可能到北京來聽京戲，也不可能進城。
德國之聲：毛澤東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人物之一，關於他的書已不少，是什麽動機促使您為世人再增添一部毛澤東的傳記呢？
張戎：我覺得，那些寫的關於毛澤東的東西不能夠說服我。例如抗日時毛澤東保存實力有什麽用呢？如果日本人打垮了蔣介石，日本是不可能放過中共的。那麽毛澤東的打算就是一心想把蘇聯拉進來。他的戰略就是，在日本人打敗了蔣介石以後，在這個關頭，史達林就會出兵中國，和日本瓜分中國，就象史達林和德國瓜分波蘭一樣。波蘭模式就是毛澤東在整個抗日戰爭中間的戰略基點。
德國之聲：毛澤東現在仍然是中國的一個核心人物，比如說現在還有他的紀念堂，還有他的像等等。共產黨也還是常常引用他的話。您認為未來中國會對毛澤東重新評價嗎？
張戎：我沒有辦法預言。希望他們能夠跟毛澤東劃清界線，能夠堅決摒棄毛和毛的一切遺產。世界上的人民不會對中共放心，毛澤東造成了7000多萬中國人的死亡，他還說，為了他的那些項目上馬，中國人可以死一半。而且毛澤東一心要的是稱霸世界。如果中共還繼續說他們是毛澤東的接班人，你說全世界人民能放心嗎？
德國之聲：您現在是一位毛澤東專家了。我想請您用三到五個形容詞來概括一下這是一個什麽樣的人。
張戎：這非常難。我想其中一個一定是極度的自私，和隨心所欲。他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自己。他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他導致7000萬中國人在和平時期死亡。比方說在大饑荒3800萬人死了以後，毛澤東還要繼續搞大躍進，實際上就是出口糧食，出口到蘇聯去買核武器，核工業，核軍事工業，來使中國變成一個超級軍事強國，使毛澤東本人可以稱霸世界。
張戎簡介
張戎1952出生於中國四川宜賓，她當過紅衛兵，農民，鋼鐵工人，赤腳醫生。後來在四川大學學習英語專業，並留校當助教。1978年她就離開中國前往英國，成為新時代獲得英國博士學位的第一位中國人。 （轉自 “德國之聲”）
（轉自 “德國之聲”）
旅居英國的華裔女作家張戎同丈夫、史學家何黎岱瀝盡12年心血，完成卷帙浩繁的毛澤東傳記：“毛 - 鮮為人知的故事”。在這本書的德文版出版之際，德國之聲記者采訪了張戎女士。張戎女士談了寫書的過程和其中一些要點，並希望引起史學家們的爭論。 以下是記者就這部書對張戎進行的電話采訪。
采訪實錄
1996年，張戎在布拉格
德國之聲：您花了12年寫“毛－鮮為人知的故事”。在這12年中，您最大的收獲是什麽呢？
張戎：我發現了很多使我自己也非常吃驚的事。例如中國人都比較知道的長征，整個長征過程中間，蔣介石完全是有意放走中共。長征中根本就沒有什麽飛奪瀘定橋。那時候蔣介石唯一的親生兒子，被史達林扣在蘇聯做人質。蔣為了要回兒子，就用中共的生存換回兒子。最後是在西安事變的時候，史達林要放蔣介石，要讓蔣介石見周恩來，蔣介石堅持不肯見周恩來。史達林帶話來說，同意放他的兒子，他才見了周恩來。
德國之聲：那麽這些材料您是在俄羅斯發現的？
張戎：有很多很的管道了。俄羅斯檔案館是一個寶藏，裏邊有非常多的東西。我的先生會說俄文，他在俄羅斯檔案館進行了多年大量的工作。同時還有蔣介石本人的日記，還有各種各樣的材料。材料來源太多了。在我們的書後麵有100多頁的注釋。這些注釋裏麵詳細記載了什麽內容是從什麽史料得來的。
德國之聲：您開始搜集資料的時候，有沒有想到會有這麽多的新發現呢？
張戎：沒有。簡直沒有想到。例如長征中遵義會議上並沒有確定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以後耍手腕，才得到張聞天的幕後操縱人這麽一個地位的。遵義會議完了以後，毛澤東堅持不肯進四川，去跟張國燾會師。他怕會師以後張國燾會理所當然的成為中共黨魁。為了躲避跟張國燾會師，毛就帶上中央紅軍繞了一個大圈，多走了三分之一的路。
“毛”把紅軍從突破湘江時候的4萬拖到剩下筋疲力竭的不到1萬，跟張國燾會師以後，因為紅四方麵軍還是比他強，毛又盡力地破壞紅四方麵軍，而且獨霸打通蘇聯的道路。毛整個的戰略設想主要想的就是要靠蘇聯，他在1923年就說，共產主義要在中國勝利，非得蘇聯紅軍從北邊打進來不可。
所以整個的長征吧，他們也就是為了到北邊去靠近蘇聯，打通蘇聯，接受武器援助。毛澤東為了把張國燾甩在他後邊，也耍了很多手腕，對 紅四方麵軍做了極大的破壞。
德國之聲：您剛才說到俄羅斯檔案館。不過我們的聽眾都看不到您書後的資訊來源。您能否說一下，您最重要的資訊來源是什麽？
張戎：剛才說到的俄羅斯檔案館是最重要的資訊來源。當然中國國內也有很多史料發掘。比如我們書裏麵用了楊開慧的手稿。楊開慧是毛澤東的第二個妻子。毛澤東把楊開慧和他的三個兒子都拋棄了。1930年，在楊開慧被國民黨抓去以前，他完全可能救楊開慧的，可是他沒有。
這些手稿是楊開慧在被捕以前寫的，這些手稿裏她表達了對毛澤東的愛，對毛澤東拋棄她和三個兒子的怨，而且最重要的還有她對共產主義的失望，共產主義的信仰帶來很多暴力，殺戮，她對這些的失望。她要重新尋找一個新的信仰。
德國之聲：楊開慧的這個手稿您是在哪個檔案館看到的呢？
張戎：中國的開放使中國在80年代90年代實際上公布了很多檔案。比如中央檔案館，或者湖南檔案館，或者四川檔案館，這些史料選編裏麵就有大量的國民黨軍隊當時來往的電報，包括國民黨軍隊追堵紅軍長征史料選編，這些來往的電報就是我們得出蔣介石放走中共的結論的一個重要來源。
德國之聲：您剛才說飛奪瀘定橋，您是說那裏沒有人把守的，是這樣的嗎？
張戎；是這樣的。最重要的是可以證明，那裏根本沒有打仗。最先過橋的是22個人。象斯諾寫的那樣，打得很激烈。可是實際上這22個人一根毫毛也沒有傷。我們從當時紅軍辦的報紙叫戰士報上可以看出，這22個人都還活得很鮮，他們還有個小小的儀式，每人還發了一雙碗筷，有很多具體的細節。
德國之聲：那麽您認為，為什麽共產黨要編造這樣一個長征的神話呢？
張戎：紅軍長征是去北上抗日這樣一個神話，給這個整個過程一個英雄的彩環。實 際上完全不是這樣。說到抗日戰爭。中共的絕大部分人確實是很想抗日。如果他們當時真的去抗日了，那麽很可能他們已經被消滅光，或者大傷元氣，不可能在中國奪權的了。毛澤東是非常精明的，他堅決不肯打日本。
不光是要保存中共的實力，而且在敵後擴大根據地，他自己在日本人對他道歉的時候對日本人說：我們應該感謝你們。沒有你們占領中國的大片土地，我們就不可能建立那些根據地，我們也不可能到北京來聽京戲，也不可能進城。
德國之聲：毛澤東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人物之一，關於他的書已不少，是什麽動機促使您為世人再增添一部毛澤東的傳記呢？
張戎：我覺得，那些寫的關於毛澤東的東西不能夠說服我。例如抗日時毛澤東保存實力有什麽用呢？如果日本人打垮了蔣介石，日本是不可能放過中共的。那麽毛澤東的打算就是一心想把蘇聯拉進來。他的戰略就是，在日本人打敗了蔣介石以後，在這個關頭，史達林就會出兵中國，和日本瓜分中國，就象史達林和德國瓜分波蘭一樣。波蘭模式就是毛澤東在整個抗日戰爭中間的戰略基點。
德國之聲：毛澤東現在仍然是中國的一個核心人物，比如說現在還有他的紀念堂，還有他的像等等。共產黨也還是常常引用他的話。您認為未來中國會對毛澤東重新評價嗎？
張戎：我沒有辦法預言。希望他們能夠跟毛澤東劃清界線，能夠堅決摒棄毛和毛的一切遺產。世界上的人民不會對中共放心，毛澤東造成了7000多萬中國人的死亡，他還說，為了他的那些項目上馬，中國人可以死一半。而且毛澤東一心要的是稱霸世界。如果中共還繼續說他們是毛澤東的接班人，你說全世界人民能放心嗎？
德國之聲：您現在是一位毛澤東專家了。我想請您用三到五個形容詞來概括一下這是一個什麽樣的人。
張戎：這非常難。我想其中一個一定是極度的自私，和隨心所欲。他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自己。他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他導致7000萬中國人在和平時期死亡。比方說在大饑荒3800萬人死了以後，毛澤東還要繼續搞大躍進，實際上就是出口糧食，出口到蘇聯去買核武器，核工業，核軍事工業，來使中國變成一個超級軍事強國，使毛澤東本人可以稱霸世界。
張戎簡介
張戎1952出生於中國四川宜賓，她當過紅衛兵，農民，鋼鐵工人，赤腳醫生。後來在四川大學學習英語專業，並留校當助教。1978年她就離開中國前往英國，成為新時代獲得英國博士學位的第一位中國人。 （轉自 “德國之聲”）
VSHU
2005-11-24 21:30
金小丁: 評張戎／哈利德所著“毛，不為人知的故事”(一)
前言
眾所周知，中國政府對毛的評價並非客觀。因而可以理解張／哈一書在西方受到的熱烈歡迎。然而，指控某人為惡魔，” 像希特勒一樣，或更壞“，和批評其極大錯誤不一樣。該書並非“讓每個理智的人”“毫無任何疑問”“完全信服”，而是同官方宣傳一樣誇張，隻不過朝相反的方向罷了。後者美化毛超過現實，而前者扭曲曆史事實將其醜化得離譜。了解一位多麵人物如毛和複雜曆史如中國是重要而困難的。如果公眾被誤導而搞混了曆史事實和主觀臆斷，這與中國人被政府愚弄同樣可悲。
為了讓開明之士有公正之見，本文對”毛“書提出質疑。該書據稱十年鑽研之成果，以各國秘密檔案和數百知情者采訪為依據。可惜，在其驚人之語和浩瀚資料之間存在著鴻溝。更有甚者，二者時常向左。此文將指出這些被讀者們忽略的自相矛盾之處。為了便於讀者驗證本文的論點或發現其錯誤，文中所用的材料基本限於初級水平，主要依賴於書中所提供的信息，讀者可輕易核實考證。
為揭示該書的整體水平，本文將討論其中１７個主要論點，大體均勻分布於毛的一生。非但挑其弱點和枝節，本文著重於那些對毛人品攻擊最力和被西方媒體評價最高，認為證明最充分的問題。這些問題將在１７個小節裏分別討論：
１）瑞金肅反，
２）蔣放走紅軍進四川，
３）蔣放走紅軍救兒子，
４）瀘定橋，
５）被抬著長征，
６）不打日本，
７）陷害新四軍，
８）犧牲胞弟，
９）整風，
１０）賣鴉片，
１１）鎮反殺人三百萬，
１２）囚犯死亡二千七百萬，
１３）超級大國工程，
１４）餓死三千八百萬，
１５）文革整死三百萬，
１６）文革目的，
１７）與希特勒相比。
這些小節基本上獨立成章，讀者可選擇任何部分去檢驗書中某一論點能否經得起分析。希望該書的支持者至少能找出一個這樣的論點。
進入正提之前，讓我們提一件小事，或許反映“毛”書作者的水平。中國人的名字不是隨便起的，常常反映父母願望，甚至影響孩子的誌向。沒聽說過中國傳記作家曲解主人公之名的。可張戎如此。在書的開頭，她寫到：” 毛被取名‘澤東’ “，而澤 “表示‘光照’ ，。。。他的全名意為‘光照東方’ 。他弟弟們被取名‘澤民’ 與‘澤潭’ ”。“這些名字反映了中國農民的長久願望，盼其兒子們過好日子”（４－５頁）。其實澤字在此表示” 施恩惠於“，毛的名字意為” 施惠於東方“，其弟之名意為” 施惠於人民” 。澤字用於人名並非罕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即與毛之弟同名。其語出自三字經，“上致君，下澤民” 。它的確反映了曆代中國人的“長久願望” ，即使卑微小民如毛之父也有，但不是張戎所想像的“過好日子” ，而是“做好事”。類似常識性錯誤在書中很多，譬如把“一石穀”中“石”字的發音寫成shi（２８３頁），把別人的照片當成毛的放在書裏（２４０和２４１頁之間），等等。限於篇幅本文後麵不再提起這類瑣事。下麵言規正傳。
１）瑞金肅反
張戎對毛第一個主要指控是在瑞金根據地害死至少３５萬人，占人口總數１０％。她先從１９３１－３５江西蘇區人口減少５０萬按人口比例推出瑞金根據地總人口減少數７０萬，再從江西２３８,８４４位“革命烈士，即死於戰場和黨內清洗者” （１１４頁）按人口比例推出根據地烈士總數（大約３３.４萬），最後用人口減少數扣除烈士數，剩下的都算成“作為‘階級敵人’被謀殺的，累死的，自殺的，或被毛政權以其他方式害死的” （１１３－４頁）。張戎的算法太不專業了，因為她完全忽略了因戰爭造成的平民死亡和移民。
在此期間蔣介石發動了５次圍剿，其中一次出動５０萬大軍（１２５頁），根據地從５萬平方公裏縮小至幾十平方公裏（１０３－４頁）。蔣軍並非以善待老百姓著稱，早在紅色政權出現之前的１９２７年，已有“數萬共產黨人及被懷疑者遭屠殺” （４７頁）。在如此長期反複的戰爭裏，平民因誤傷，疾病，凍餓，經濟困難等致死數目經常超過軍隊戰場上的死亡。
另外，瑞金地區連年戰亂，很可能造成人口外移。尤其照張戎的說法，毛在瑞金的政策”是沒收最後一件東西“（１１１頁），”第一個紅色政權的恐怖統治如同監獄“（１１３頁）。那麽，大批民眾必定趁蔣大元帥５次拯救之機逃離毛匪地獄。
假如平民死亡和移民的總數與烈士數相當，就不會有那麽多人“作為‘階級敵人’被謀殺的，累死的，自殺的，或被毛政權以其他方式害死的”了。這類死者隻剩下３萬２千人（７０萬－２×３３.４萬），少於張戎數字的十分之一。
２）蔣放走紅軍進四川
張戎的第二個重大發現是否定毛在長征中拯救紅軍的貢獻。她說“不容置疑，蔣介石放走了中共領導和紅軍主力“。他想將紅軍趕入四川來嚇唬當地軍閥，迫其允許國民黨軍隊隨之進入其地盤剿共（１３７頁）。
她的資料隻能證明蔣確把借追剿紅軍之機進入四川當作額外收獲，但無法證明蔣為此放走紅軍。有趣的是，１９３２秋張國燾就已“進入四川建立了根據地，並將其部隊擴充至八萬人”。張戎稱“國燾毫無疑問是最成功的共產黨人” （１４７－８頁）。當毛到達四川時，張的八萬紅軍“兵強馬壯，有機槍迫擊炮，彈藥充足訓練有素”。而毛的部隊”僅剩一萬來人，殘兵弱旅處於崩潰的邊緣“（１６３頁）。
那麽，為什麽“最成功的共產黨人”張國燾和他的八萬精兵強將在四川待了三年，仍沒把四川軍閥嚇得允許蔣軍入川？而非要毛的萬把殘兵來當此大任不可？這個問題不解釋，人們怎能對張戎的驚人發現“不容置疑”呢？
３）蔣放走紅軍救兒子
為了進一步否定毛對紅軍的貢獻，張戎為蔣介石放走紅軍提出另一個“更秘密而且純屬個人的理由” （１３８頁）：把他兒子從蘇聯救回來。可她的證據隻說明蔣想要他兒子蔣經國回來，而無資料證明蔣放走紅軍，連這種想法的證據都沒有。
相反，據張戎說，當“蘇俄特務”宋慶齡代表蘇聯向蔣介石提出以蔣經國交換在上海被捕的” 兩個頭等蘇聯特務“時，卻被蔣拒絕（１３９－４０頁）。蔣為他兒子連釋放兩個特務都不幹，怎麽會甘心放跑了他稱為心腹大患的幾萬紅軍呢？什麽樣的特務比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李德一夥還重要？張戎連他們的名字都沒提，盡管她在書中介紹了其他十幾位蘇聯特務的大名。這“兩個頭等蘇聯特務” 其實是默默無聞的中國夫婦牛蘭和他太太）。也許張戎的沉默有“更秘密而且純屬個人的理由” 。
４）瀘定橋
張戎對瀘定橋戰鬥的否定被西方媒體廣為宣揚，被稱為對紅軍傳奇的致命打擊。據她講，瀘定橋戰鬥“是完全的編造。在大渡橋並無戰鬥。紅軍到達時那裏根本沒有國民黨軍隊” （１５９頁）。否定瀘定橋之戰的主要證據來自對一位９３歲婦女的采訪。“她記得共產黨‘陰一下，陽一下’ 地打炮－中國話意為時斷時續。她根本不記得她這邊河岸被射擊” （１５９頁）。
張戎沒說清楚她指的“國民黨軍隊”是否包括不屬於國民黨正規軍的四川軍閥部隊。從其資料來源看好像並不包括。若如此她的推論顯然不成立。
況且她承認紅軍“在瀘定橋朝對岸打炮射擊” （１５９頁），“城內起火了，很可能是紅軍炮擊所致” （１６０頁）。彈藥匱乏的紅軍不可能拿炮當焰火放。僅一個月後，未經大仗，他們已“失去了所有重武器，隻剩步槍，平均每枝５發子彈”（１６３頁）。他們最後的重兵器應當用在了最緊要的關頭。怎麽會在瀘定橋放空炮呢？偵查失誤？不太可能。既然張戎否定橋上木板被撤，派個人過橋看看恐怕比建個炮兵陣地還容易。而且若是偵查失誤，偽造戰鬥故事的八成是前線指揮員以掩蓋浪費彈藥之責，毛應是被騙對象，不是騙人者。
剩下的唯一可能是紅軍打炮就是為了造假，張戎似乎持此看法。但紅軍造假也沒必要打炮，除非他們有錄像機。而且他們不會畫蛇添足使其謊言更容易被揭穿。可他們卻“馬上開慶祝會” ，給２２位假英雄每人發“一件列寧裝，一枝鋼筆，一個碗和一雙筷子” （１６０頁）。紅軍當時性命都難保，可能浪費寶貴彈藥和找這麽多麻煩來造假嗎？更奇怪的是，為什麽國民黨不揭穿這個謊言？即便蔣介石想放紅軍一馬，這也是他的個人秘密，其宣傳機器怎麽也讓紅軍醜聞成為“不為人知的故事”？
最後，誰會因這個謊言受惠呢？據張戎說紅軍被毛領著走了“２０００公裏冤枉道” （１６２頁），“對毛深深不滿”，“所有人都對毛憤恨” （１５５頁）。如果毛能讓紅軍一槍不放而過大渡河，對其鞏固剛篡奪的領導地位幫助最大。編造戰鬥故事隻能減少其功勞，被迫與２２位假英雄分享。如今張戎發現了曆史真相，迫使我們還給毛本應獨享的榮耀，毛在天之靈一定謝謝她了。
５）被抬著長征
張戎的又一個驚人之語是毛在整個長征中被擔架抬著。可是她沒有任何資料證明。最接近的“證據”來自毛的自述，而且發表在最權威和嚴格控製的中共官方雜誌上。
按張戎的說法，毛和洛甫，王稼祥“三人幫行軍時粘在一塊，通常躺在擔架上”，“整個長征途中，包括最難走的路程，他們大都是被抬著的” （１４４頁）。
奇怪的是，對這樣的嚴厲指控張戎沒給出任何支持材料，留下很多疑問。首先，毛的三人幫是否有這麽大特權。“洛甫，三人中唯一的書記處成員” ，說“我感覺自己毫無權力” （１４４頁）。毛就更遭了，“他很孤立，處境很可憐” （１３２頁）。長征前他很擔心自己被遺棄，竄到每一個他以為紅軍會經過之處，盼望部隊通過時把站在路旁的他帶上（１２８頁）。在此情況下，毛的擔架恐怕不是因為他的淫威，而是“開拔幾天前，他因瘧疾而發燒４１度，陷入昏迷” （１３２頁）吧。
另一個問題是毛是否願意被抬。照張戎的說法，毛的三人幫正醞釀篡奪紅軍指揮權，他們理應爭取軍心。而“對特權的厭惡在紅軍裏特別強烈，很多人本是出於對平等的追求而參軍的，這是黨的主要吸引力” （７７頁）。既然如此，毛能躺在擔架上成功搶奪領導權嗎？為什麽他的對手不對此抨擊呢？除非他們也被擔架抬著。那紅軍怎能團結一致忍受如張戎所描述的過草地等千辛萬苦（１６７－９頁）呢？
張戎關於毛一直被抬著的最直接證據是：“毛自己幾十年後對其下屬說：長征中我躺在擔架上。幹什麽呢？我就看書，看了很多” （１４４頁）。毛的話並不一定意味他總是被抬著，讓我們看看張戎的解讀是否合理。毛的話出現在其生活秘書葉子龍的回憶錄裏，由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０出版。張戎總責怪中國政府封鎖有關毛的史實，可她的關鍵證據卻來源於最權威和嚴格控製的官方公開出版物！即使我們相信葉子龍背叛了毛，相信中共已搶在張戎之前幾年揭露了毛的惡行，但怎麽可能這樣的公開揭發在中國竟無人知道，還是“不為人知的故事“？
張戎最後一個證據是有人指控“毛和其他領導在整個長征中一直‘坐轎子’” （１６５頁）。張戎這句話的根據是張國燾的書，可其中直接引語隻是沒有主語的半截話“坐轎子”。而張是毛的死對頭，寫書時早已從紅軍叛逃到國民黨一方多年。張與毛在長征中相會於１９３５年６月末，分手於８月初，其間開會多行軍少（１６６頁）。如張戎書中地圖所示，倆人的共同行軍路線隻有很短一段，張國燾所說的“整個長征中” 能有多少可信度呢？(待續)
前言
眾所周知，中國政府對毛的評價並非客觀。因而可以理解張／哈一書在西方受到的熱烈歡迎。然而，指控某人為惡魔，” 像希特勒一樣，或更壞“，和批評其極大錯誤不一樣。該書並非“讓每個理智的人”“毫無任何疑問”“完全信服”，而是同官方宣傳一樣誇張，隻不過朝相反的方向罷了。後者美化毛超過現實，而前者扭曲曆史事實將其醜化得離譜。了解一位多麵人物如毛和複雜曆史如中國是重要而困難的。如果公眾被誤導而搞混了曆史事實和主觀臆斷，這與中國人被政府愚弄同樣可悲。
為了讓開明之士有公正之見，本文對”毛“書提出質疑。該書據稱十年鑽研之成果，以各國秘密檔案和數百知情者采訪為依據。可惜，在其驚人之語和浩瀚資料之間存在著鴻溝。更有甚者，二者時常向左。此文將指出這些被讀者們忽略的自相矛盾之處。為了便於讀者驗證本文的論點或發現其錯誤，文中所用的材料基本限於初級水平，主要依賴於書中所提供的信息，讀者可輕易核實考證。
為揭示該書的整體水平，本文將討論其中１７個主要論點，大體均勻分布於毛的一生。非但挑其弱點和枝節，本文著重於那些對毛人品攻擊最力和被西方媒體評價最高，認為證明最充分的問題。這些問題將在１７個小節裏分別討論：
１）瑞金肅反，
２）蔣放走紅軍進四川，
３）蔣放走紅軍救兒子，
４）瀘定橋，
５）被抬著長征，
６）不打日本，
７）陷害新四軍，
８）犧牲胞弟，
９）整風，
１０）賣鴉片，
１１）鎮反殺人三百萬，
１２）囚犯死亡二千七百萬，
１３）超級大國工程，
１４）餓死三千八百萬，
１５）文革整死三百萬，
１６）文革目的，
１７）與希特勒相比。
這些小節基本上獨立成章，讀者可選擇任何部分去檢驗書中某一論點能否經得起分析。希望該書的支持者至少能找出一個這樣的論點。
進入正提之前，讓我們提一件小事，或許反映“毛”書作者的水平。中國人的名字不是隨便起的，常常反映父母願望，甚至影響孩子的誌向。沒聽說過中國傳記作家曲解主人公之名的。可張戎如此。在書的開頭，她寫到：” 毛被取名‘澤東’ “，而澤 “表示‘光照’ ，。。。他的全名意為‘光照東方’ 。他弟弟們被取名‘澤民’ 與‘澤潭’ ”。“這些名字反映了中國農民的長久願望，盼其兒子們過好日子”（４－５頁）。其實澤字在此表示” 施恩惠於“，毛的名字意為” 施惠於東方“，其弟之名意為” 施惠於人民” 。澤字用於人名並非罕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即與毛之弟同名。其語出自三字經，“上致君，下澤民” 。它的確反映了曆代中國人的“長久願望” ，即使卑微小民如毛之父也有，但不是張戎所想像的“過好日子” ，而是“做好事”。類似常識性錯誤在書中很多，譬如把“一石穀”中“石”字的發音寫成shi（２８３頁），把別人的照片當成毛的放在書裏（２４０和２４１頁之間），等等。限於篇幅本文後麵不再提起這類瑣事。下麵言規正傳。
１）瑞金肅反
張戎對毛第一個主要指控是在瑞金根據地害死至少３５萬人，占人口總數１０％。她先從１９３１－３５江西蘇區人口減少５０萬按人口比例推出瑞金根據地總人口減少數７０萬，再從江西２３８,８４４位“革命烈士，即死於戰場和黨內清洗者” （１１４頁）按人口比例推出根據地烈士總數（大約３３.４萬），最後用人口減少數扣除烈士數，剩下的都算成“作為‘階級敵人’被謀殺的，累死的，自殺的，或被毛政權以其他方式害死的” （１１３－４頁）。張戎的算法太不專業了，因為她完全忽略了因戰爭造成的平民死亡和移民。
在此期間蔣介石發動了５次圍剿，其中一次出動５０萬大軍（１２５頁），根據地從５萬平方公裏縮小至幾十平方公裏（１０３－４頁）。蔣軍並非以善待老百姓著稱，早在紅色政權出現之前的１９２７年，已有“數萬共產黨人及被懷疑者遭屠殺” （４７頁）。在如此長期反複的戰爭裏，平民因誤傷，疾病，凍餓，經濟困難等致死數目經常超過軍隊戰場上的死亡。
另外，瑞金地區連年戰亂，很可能造成人口外移。尤其照張戎的說法，毛在瑞金的政策”是沒收最後一件東西“（１１１頁），”第一個紅色政權的恐怖統治如同監獄“（１１３頁）。那麽，大批民眾必定趁蔣大元帥５次拯救之機逃離毛匪地獄。
假如平民死亡和移民的總數與烈士數相當，就不會有那麽多人“作為‘階級敵人’被謀殺的，累死的，自殺的，或被毛政權以其他方式害死的”了。這類死者隻剩下３萬２千人（７０萬－２×３３.４萬），少於張戎數字的十分之一。
２）蔣放走紅軍進四川
張戎的第二個重大發現是否定毛在長征中拯救紅軍的貢獻。她說“不容置疑，蔣介石放走了中共領導和紅軍主力“。他想將紅軍趕入四川來嚇唬當地軍閥，迫其允許國民黨軍隊隨之進入其地盤剿共（１３７頁）。
她的資料隻能證明蔣確把借追剿紅軍之機進入四川當作額外收獲，但無法證明蔣為此放走紅軍。有趣的是，１９３２秋張國燾就已“進入四川建立了根據地，並將其部隊擴充至八萬人”。張戎稱“國燾毫無疑問是最成功的共產黨人” （１４７－８頁）。當毛到達四川時，張的八萬紅軍“兵強馬壯，有機槍迫擊炮，彈藥充足訓練有素”。而毛的部隊”僅剩一萬來人，殘兵弱旅處於崩潰的邊緣“（１６３頁）。
那麽，為什麽“最成功的共產黨人”張國燾和他的八萬精兵強將在四川待了三年，仍沒把四川軍閥嚇得允許蔣軍入川？而非要毛的萬把殘兵來當此大任不可？這個問題不解釋，人們怎能對張戎的驚人發現“不容置疑”呢？
３）蔣放走紅軍救兒子
為了進一步否定毛對紅軍的貢獻，張戎為蔣介石放走紅軍提出另一個“更秘密而且純屬個人的理由” （１３８頁）：把他兒子從蘇聯救回來。可她的證據隻說明蔣想要他兒子蔣經國回來，而無資料證明蔣放走紅軍，連這種想法的證據都沒有。
相反，據張戎說，當“蘇俄特務”宋慶齡代表蘇聯向蔣介石提出以蔣經國交換在上海被捕的” 兩個頭等蘇聯特務“時，卻被蔣拒絕（１３９－４０頁）。蔣為他兒子連釋放兩個特務都不幹，怎麽會甘心放跑了他稱為心腹大患的幾萬紅軍呢？什麽樣的特務比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李德一夥還重要？張戎連他們的名字都沒提，盡管她在書中介紹了其他十幾位蘇聯特務的大名。這“兩個頭等蘇聯特務” 其實是默默無聞的中國夫婦牛蘭和他太太）。也許張戎的沉默有“更秘密而且純屬個人的理由” 。
４）瀘定橋
張戎對瀘定橋戰鬥的否定被西方媒體廣為宣揚，被稱為對紅軍傳奇的致命打擊。據她講，瀘定橋戰鬥“是完全的編造。在大渡橋並無戰鬥。紅軍到達時那裏根本沒有國民黨軍隊” （１５９頁）。否定瀘定橋之戰的主要證據來自對一位９３歲婦女的采訪。“她記得共產黨‘陰一下，陽一下’ 地打炮－中國話意為時斷時續。她根本不記得她這邊河岸被射擊” （１５９頁）。
張戎沒說清楚她指的“國民黨軍隊”是否包括不屬於國民黨正規軍的四川軍閥部隊。從其資料來源看好像並不包括。若如此她的推論顯然不成立。
況且她承認紅軍“在瀘定橋朝對岸打炮射擊” （１５９頁），“城內起火了，很可能是紅軍炮擊所致” （１６０頁）。彈藥匱乏的紅軍不可能拿炮當焰火放。僅一個月後，未經大仗，他們已“失去了所有重武器，隻剩步槍，平均每枝５發子彈”（１６３頁）。他們最後的重兵器應當用在了最緊要的關頭。怎麽會在瀘定橋放空炮呢？偵查失誤？不太可能。既然張戎否定橋上木板被撤，派個人過橋看看恐怕比建個炮兵陣地還容易。而且若是偵查失誤，偽造戰鬥故事的八成是前線指揮員以掩蓋浪費彈藥之責，毛應是被騙對象，不是騙人者。
剩下的唯一可能是紅軍打炮就是為了造假，張戎似乎持此看法。但紅軍造假也沒必要打炮，除非他們有錄像機。而且他們不會畫蛇添足使其謊言更容易被揭穿。可他們卻“馬上開慶祝會” ，給２２位假英雄每人發“一件列寧裝，一枝鋼筆，一個碗和一雙筷子” （１６０頁）。紅軍當時性命都難保，可能浪費寶貴彈藥和找這麽多麻煩來造假嗎？更奇怪的是，為什麽國民黨不揭穿這個謊言？即便蔣介石想放紅軍一馬，這也是他的個人秘密，其宣傳機器怎麽也讓紅軍醜聞成為“不為人知的故事”？
最後，誰會因這個謊言受惠呢？據張戎說紅軍被毛領著走了“２０００公裏冤枉道” （１６２頁），“對毛深深不滿”，“所有人都對毛憤恨” （１５５頁）。如果毛能讓紅軍一槍不放而過大渡河，對其鞏固剛篡奪的領導地位幫助最大。編造戰鬥故事隻能減少其功勞，被迫與２２位假英雄分享。如今張戎發現了曆史真相，迫使我們還給毛本應獨享的榮耀，毛在天之靈一定謝謝她了。
５）被抬著長征
張戎的又一個驚人之語是毛在整個長征中被擔架抬著。可是她沒有任何資料證明。最接近的“證據”來自毛的自述，而且發表在最權威和嚴格控製的中共官方雜誌上。
按張戎的說法，毛和洛甫，王稼祥“三人幫行軍時粘在一塊，通常躺在擔架上”，“整個長征途中，包括最難走的路程，他們大都是被抬著的” （１４４頁）。
奇怪的是，對這樣的嚴厲指控張戎沒給出任何支持材料，留下很多疑問。首先，毛的三人幫是否有這麽大特權。“洛甫，三人中唯一的書記處成員” ，說“我感覺自己毫無權力” （１４４頁）。毛就更遭了，“他很孤立，處境很可憐” （１３２頁）。長征前他很擔心自己被遺棄，竄到每一個他以為紅軍會經過之處，盼望部隊通過時把站在路旁的他帶上（１２８頁）。在此情況下，毛的擔架恐怕不是因為他的淫威，而是“開拔幾天前，他因瘧疾而發燒４１度，陷入昏迷” （１３２頁）吧。
另一個問題是毛是否願意被抬。照張戎的說法，毛的三人幫正醞釀篡奪紅軍指揮權，他們理應爭取軍心。而“對特權的厭惡在紅軍裏特別強烈，很多人本是出於對平等的追求而參軍的，這是黨的主要吸引力” （７７頁）。既然如此，毛能躺在擔架上成功搶奪領導權嗎？為什麽他的對手不對此抨擊呢？除非他們也被擔架抬著。那紅軍怎能團結一致忍受如張戎所描述的過草地等千辛萬苦（１６７－９頁）呢？
張戎關於毛一直被抬著的最直接證據是：“毛自己幾十年後對其下屬說：長征中我躺在擔架上。幹什麽呢？我就看書，看了很多” （１４４頁）。毛的話並不一定意味他總是被抬著，讓我們看看張戎的解讀是否合理。毛的話出現在其生活秘書葉子龍的回憶錄裏，由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０出版。張戎總責怪中國政府封鎖有關毛的史實，可她的關鍵證據卻來源於最權威和嚴格控製的官方公開出版物！即使我們相信葉子龍背叛了毛，相信中共已搶在張戎之前幾年揭露了毛的惡行，但怎麽可能這樣的公開揭發在中國竟無人知道，還是“不為人知的故事“？
張戎最後一個證據是有人指控“毛和其他領導在整個長征中一直‘坐轎子’” （１６５頁）。張戎這句話的根據是張國燾的書，可其中直接引語隻是沒有主語的半截話“坐轎子”。而張是毛的死對頭，寫書時早已從紅軍叛逃到國民黨一方多年。張與毛在長征中相會於１９３５年６月末，分手於８月初，其間開會多行軍少（１６６頁）。如張戎書中地圖所示，倆人的共同行軍路線隻有很短一段，張國燾所說的“整個長征中” 能有多少可信度呢？(待續)
VSHU
2005-11-24 21:32
金小丁: 評張戎／哈利德所著《毛，不為人知的故事》(二)
６）不打日本
張戎說毛對打日本沒興趣，隻想發動反蔣內戰。可是她的證據卻表明與日本正麵交鋒很難取勝，而毛的戰略才是長期抗戰的有效方式。
在題為“清黨反蔣－不抗日” 一章裏，張戎寫到：“毛沒有把日本人趕出中國的策略” （２１１頁）。“ 他不斷給部下發電報，要他們‘注重創建根據地，而非打仗’ ，從頭到尾毛督促他們別打日本，專心搶地盤” （２１２－３頁）。
照張戎的觀點，共產黨應該跟日本人正麵交鋒。若如此結果將怎樣？１９３７年８月，中日在上海開戰。“中國１７０個師的７３個－最強的三分之一－超過４０萬人投了進去，全部報銷。. . . 日本方麵損失輕多了，雖然也不少，死傷約４萬” （２０９頁）。日中戰績十比一。
“此時紅軍有６萬正規部隊” （２１１頁）。假設他們的戰鬥力跟蔣介石的精銳部隊相同，盡管其裝備給養和訓練都差得遠。如果他們與日軍正麵作戰，最多能給日方造成６千人的傷亡，自己就 “全部報銷”了。這還不到蔣介石上海戰績的六分之一，對整個抗戰影響甚微。而日本後方穩固以後，蔣先生也就難持久了。
幸虧紅軍聽了毛的主意。結果：“到（１９３７）１１月中，中共建立了第一個敵後根據地晉察冀，人口一千二百萬” （２１３頁）。“至１９４０年一月朱德彭德懷的八路軍已增長到２４萬（從戰爭開始的４萬６千）。在上海南京附近由劉少奇領導的新四軍增加３倍達到３萬人。十幾個根據地在敵後建立。光是離北京僅８０公裏的晉察冀就控製了２千４百萬人口” （２２５頁）。張戎擺出這樣的事，能讓人相信“毛沒有把日本人趕出中國的策略”嗎？
７）陷害新四軍
按張戎的說法，皖南事變是毛設計的。目的是讓新四軍軍部９千人被蔣介石殲滅，以促使斯大林支持他發動內戰。可她的材料顯示毛即無動機又無能力這樣做。
１９４０年７月蔣介石命令“新四軍撤出長江地區” 。１２月“毛設計要借國民黨軍隊消滅項英所部，以此說服斯大林允許他發動對蔣介石的內戰” （２３６頁）。“毛在抗日戰爭烽火最熾之時要求莫斯科支持他開始全麵內戰” （２３４頁）。
據張戎講，毛讓新四軍走一條被蔣介石否決的路線，但不告訴蔣。“國民黨大部隊不知道新四軍隻是路過，以為是進攻他們。從而雙方開戰，. . . 在戰鬥最激烈的４天裏，１月６－９日，毛聲稱沒收到任何信息” （２３７）。因此，蔣介石沒收到新四軍要求國民黨部隊解除包圍的請求，導致新四軍總部９千人被殲。
讓我們看看毛是否有能力打內戰。當時毛的２４萬八路軍主力在“離北京僅８０公裏的晉察冀”，而３萬人的新四軍“在上海南京附近”，皆在敵後。蔣介石在哪？“遷都到了深入內地的重慶”（２２３頁）。毛即使得到斯大林批準“開始全麵內戰”，也得跳過日本人占領區才能碰到蔣大元帥。他的武器也比不了國民黨。抗戰剛開始蔣光從蘇聯就獲得了“１０００架飛機，還有坦克和大炮” （２０９頁），而壯大到抗戰快結束“八路軍也才隻有１５３門大炮” （２９５頁）。
其次，“毛聲稱沒收到任何信息”也不足以導致皖南事變。有點軍事素養的人都不難分辨一支９千人的隊伍是在行軍還是在進攻。即使國民黨軍官無此素養，他們總可以在開火前，或在四天激戰中向新四軍訊問一下，那樣毛的陰謀也就破產了。即使他們懶得問，總該在消滅抗日友軍前請示一下大元帥吧。既然蔣剛否決過新四軍的行軍路線，沒有毛的通知他也該馬上知道這是怎麽回事。如果”蔣無論如何都要避免在抗戰之中爆發全麵內戰” （２４０頁），他應不至於下令剿滅新四軍，這樣毛的詭計還會失敗的。
按照張戎的推論，毛在陷害新四軍時連國民黨司令們的糊塗和蔣大元帥的疏忽都安排好了。太懸了吧。
８）犧牲胞弟
希特勒都沒殺過自己的親人，按張戎的說法，而毛卻連這種事也幹。
“為了在中共黨內煽動反蔣情緒，毛又給國民黨設計了另一個‘大屠殺’ 。. . . 這次的犧牲品包括他唯一活著的弟弟澤民。. . . １９４３年初，澤民和１４０位共產黨人及其家屬（在新疆）被捕”。中共領導集體（以書記處名義）讓中共聯絡人周恩來要求將他們釋放。兩天後（二月）１２日毛給周又發了一封電報，釋放新疆被捕者的事不在上麵。周就沒提出釋放要求。９月２７日澤民和另兩位中共幹部以圖謀顛覆罪被處決。可死的太少，僅三個，毛無法指控‘大屠殺’。他也沒對處決提出譴責，因為那樣會使人懷疑中共確實犯有被指控之罪”（２５９－６０頁）。
這個指控滑稽得讓人不好意思嚴肅對待。下麵讓我們想象一段虛擬的法庭對話。
張律師：法官大人，我發現姓毛的設計了“大屠殺” 並把親弟弟澤民害死了呀。
法官： 他的動機是什麽？
張律師：他想煽動人們反對蔣先生呀。
法官： 毛幹了什麽？
張律師：他沒讓姓周的要求蔣先生釋放澤民呀。
法官： 可他兩天前剛告訴過周，為什麽沒重複發指示就害死了澤民呢？
張律師：這樣姓周的就知道毛想叫澤民死呀，他就沒要求蔣先生釋放他呀。
法官： 我不懂周為什麽這麽理解。毛有沒有譴責澤民被殺呢？
張律師：沒有呀，因為他怕暴露澤民確實有罪呀。
法官： 如果這樣，他怎麽能利用澤民之死來煽動人們反對蔣先生呢？
張律師：他原來期待蔣先生會殺的很多的呀。
法官： 可蔣先生隻殺了３個人，我看不出毛為何指望他殺很多人。
張律師：因為其他１４０個共產黨都犯了圖謀顛覆罪的呀。
法官： 你的意思是蔣先生不僅殺澤民合理合法，他還有權殺更多？
張律師：是這樣的呀，大人。
法官： 要是這樣，你怎麽知道毛再給周發個指示澤民就能得救的呀？
張律師：呀！
這樣的對話肯定“會使人懷疑”毛“確實犯有被指控之罪” 的呀。(待續)
６）不打日本
張戎說毛對打日本沒興趣，隻想發動反蔣內戰。可是她的證據卻表明與日本正麵交鋒很難取勝，而毛的戰略才是長期抗戰的有效方式。
在題為“清黨反蔣－不抗日” 一章裏，張戎寫到：“毛沒有把日本人趕出中國的策略” （２１１頁）。“ 他不斷給部下發電報，要他們‘注重創建根據地，而非打仗’ ，從頭到尾毛督促他們別打日本，專心搶地盤” （２１２－３頁）。
照張戎的觀點，共產黨應該跟日本人正麵交鋒。若如此結果將怎樣？１９３７年８月，中日在上海開戰。“中國１７０個師的７３個－最強的三分之一－超過４０萬人投了進去，全部報銷。. . . 日本方麵損失輕多了，雖然也不少，死傷約４萬” （２０９頁）。日中戰績十比一。
“此時紅軍有６萬正規部隊” （２１１頁）。假設他們的戰鬥力跟蔣介石的精銳部隊相同，盡管其裝備給養和訓練都差得遠。如果他們與日軍正麵作戰，最多能給日方造成６千人的傷亡，自己就 “全部報銷”了。這還不到蔣介石上海戰績的六分之一，對整個抗戰影響甚微。而日本後方穩固以後，蔣先生也就難持久了。
幸虧紅軍聽了毛的主意。結果：“到（１９３７）１１月中，中共建立了第一個敵後根據地晉察冀，人口一千二百萬” （２１３頁）。“至１９４０年一月朱德彭德懷的八路軍已增長到２４萬（從戰爭開始的４萬６千）。在上海南京附近由劉少奇領導的新四軍增加３倍達到３萬人。十幾個根據地在敵後建立。光是離北京僅８０公裏的晉察冀就控製了２千４百萬人口” （２２５頁）。張戎擺出這樣的事，能讓人相信“毛沒有把日本人趕出中國的策略”嗎？
７）陷害新四軍
按張戎的說法，皖南事變是毛設計的。目的是讓新四軍軍部９千人被蔣介石殲滅，以促使斯大林支持他發動內戰。可她的材料顯示毛即無動機又無能力這樣做。
１９４０年７月蔣介石命令“新四軍撤出長江地區” 。１２月“毛設計要借國民黨軍隊消滅項英所部，以此說服斯大林允許他發動對蔣介石的內戰” （２３６頁）。“毛在抗日戰爭烽火最熾之時要求莫斯科支持他開始全麵內戰” （２３４頁）。
據張戎講，毛讓新四軍走一條被蔣介石否決的路線，但不告訴蔣。“國民黨大部隊不知道新四軍隻是路過，以為是進攻他們。從而雙方開戰，. . . 在戰鬥最激烈的４天裏，１月６－９日，毛聲稱沒收到任何信息” （２３７）。因此，蔣介石沒收到新四軍要求國民黨部隊解除包圍的請求，導致新四軍總部９千人被殲。
讓我們看看毛是否有能力打內戰。當時毛的２４萬八路軍主力在“離北京僅８０公裏的晉察冀”，而３萬人的新四軍“在上海南京附近”，皆在敵後。蔣介石在哪？“遷都到了深入內地的重慶”（２２３頁）。毛即使得到斯大林批準“開始全麵內戰”，也得跳過日本人占領區才能碰到蔣大元帥。他的武器也比不了國民黨。抗戰剛開始蔣光從蘇聯就獲得了“１０００架飛機，還有坦克和大炮” （２０９頁），而壯大到抗戰快結束“八路軍也才隻有１５３門大炮” （２９５頁）。
其次，“毛聲稱沒收到任何信息”也不足以導致皖南事變。有點軍事素養的人都不難分辨一支９千人的隊伍是在行軍還是在進攻。即使國民黨軍官無此素養，他們總可以在開火前，或在四天激戰中向新四軍訊問一下，那樣毛的陰謀也就破產了。即使他們懶得問，總該在消滅抗日友軍前請示一下大元帥吧。既然蔣剛否決過新四軍的行軍路線，沒有毛的通知他也該馬上知道這是怎麽回事。如果”蔣無論如何都要避免在抗戰之中爆發全麵內戰” （２４０頁），他應不至於下令剿滅新四軍，這樣毛的詭計還會失敗的。
按照張戎的推論，毛在陷害新四軍時連國民黨司令們的糊塗和蔣大元帥的疏忽都安排好了。太懸了吧。
８）犧牲胞弟
希特勒都沒殺過自己的親人，按張戎的說法，而毛卻連這種事也幹。
“為了在中共黨內煽動反蔣情緒，毛又給國民黨設計了另一個‘大屠殺’ 。. . . 這次的犧牲品包括他唯一活著的弟弟澤民。. . . １９４３年初，澤民和１４０位共產黨人及其家屬（在新疆）被捕”。中共領導集體（以書記處名義）讓中共聯絡人周恩來要求將他們釋放。兩天後（二月）１２日毛給周又發了一封電報，釋放新疆被捕者的事不在上麵。周就沒提出釋放要求。９月２７日澤民和另兩位中共幹部以圖謀顛覆罪被處決。可死的太少，僅三個，毛無法指控‘大屠殺’。他也沒對處決提出譴責，因為那樣會使人懷疑中共確實犯有被指控之罪”（２５９－６０頁）。
這個指控滑稽得讓人不好意思嚴肅對待。下麵讓我們想象一段虛擬的法庭對話。
張律師：法官大人，我發現姓毛的設計了“大屠殺” 並把親弟弟澤民害死了呀。
法官： 他的動機是什麽？
張律師：他想煽動人們反對蔣先生呀。
法官： 毛幹了什麽？
張律師：他沒讓姓周的要求蔣先生釋放澤民呀。
法官： 可他兩天前剛告訴過周，為什麽沒重複發指示就害死了澤民呢？
張律師：這樣姓周的就知道毛想叫澤民死呀，他就沒要求蔣先生釋放他呀。
法官： 我不懂周為什麽這麽理解。毛有沒有譴責澤民被殺呢？
張律師：沒有呀，因為他怕暴露澤民確實有罪呀。
法官： 如果這樣，他怎麽能利用澤民之死來煽動人們反對蔣先生呢？
張律師：他原來期待蔣先生會殺的很多的呀。
法官： 可蔣先生隻殺了３個人，我看不出毛為何指望他殺很多人。
張律師：因為其他１４０個共產黨都犯了圖謀顛覆罪的呀。
法官： 你的意思是蔣先生不僅殺澤民合理合法，他還有權殺更多？
張律師：是這樣的呀，大人。
法官： 要是這樣，你怎麽知道毛再給周發個指示澤民就能得救的呀？
張律師：呀！
這樣的對話肯定“會使人懷疑”毛“確實犯有被指控之罪” 的呀。(待續)
VSHU
2005-11-24 21:38
金小丁:評張戎／哈利德所著《毛，不為人知的故事》(三)
９）整風
張戎斷言在１９４２－４３年的延安整風期間，“至少有幾千人死亡” （２５７頁）。她沒給出任何證明材料支持這種說法。
讓我們看看張戎重點描述的受害者，“青年誌願者的領頭人” 王實味的命運。毛讀了王在《解放日報》上的文章，“把報紙摔在桌上生氣地質問：誰在這裏當家？王實味還是馬克思主義？” 看到“實味深得人心毛立刻說：‘我現在有了靶子’。他之後憤恨地說：‘很多人大老遠跑來看他的文章，卻沒人想看我的！’ ‘王實味成了帝王主宰，. . . 他控製了延安，. . . 我們敗在了他的手下’ 。他（毛）指責他為托派分子，. . . 他（王）曾說托洛茨基是‘天才’ ，而斯大林是‘不討人喜歡的人’ ，‘幹了數不清的壞事’ ” （２５０－２頁）。
很難想象有誰會比王實味麵臨更嚴重的死亡威脅。可他直到整風結束後的第四年還活著。在胡宗南迫使中共撤離延安的４７年，王實味因為成了軍隊轉移中的累贅而被殺害（２５２頁），但不是毛的旨意。隻靠張戎詳細介紹的這個典型案例，沒有任何其他證明，人們怎麽相信整風造成“至少有幾千人死亡” 呢？
１０）賣鴉片
“１９４３年蘇聯人估計毛的鴉片銷量達到４４７６０公斤，價值為天文數字的２４億法幣（按當年兌換率約合６千萬美元，相當於今天的６億４千萬美元）。. . . 而同年延安積累了價值２億５千萬法幣的儲蓄，. . . 這個數字是１９４２年延安地區官方預算的６倍” （２８７頁）。
如果這樣，１９４３年的鴉片銷量就應為延安１９４２年預算的５８倍（６×２４億／２.５億）。而稅收不會高於預算多少，所以鴉片銷量約為稅收的５８倍。
張戎又說，毛對延安老百姓征收重說，“有時‘幾乎等於全年的收成’，對許多人來說‘交了稅就沒剩下任何糧食了’ ”（２８４頁）。因此延安稅收幾乎是人民維持基本生存以外的全部可支配收入。
毛怎麽得到相當於延安人民全部可支配收入５８倍的鴉片收入呢？不是從延安，因為“染上煙癮的農民對他是沒用的”（２９０頁）。隻能從周圍地區。如果這些地區的人口和收入水平與延安相仿，即使用所有可支配收入來買毛的鴉片，毛的鴉片市場也必須覆蓋５８個延安的廣大區域。而延安的麵積“大體與法國相等”（２８４頁）。５８個法國的麵積超過３個中國！
若如此，延安早就成為中國著名的金三角了，怎麽可能這事至今還“不為人知”呢？
１１）鎮反殺人三百萬
在書的開頭，張戎宣告：“毛澤東要為和平時期超過７千萬人民的死亡負責” （３頁）。她這７千萬人的第一筆帳，是１９５０－５１年鎮反中“３百萬人死於槍決，非法暴力和自殺”。她的解釋是，７０萬人被槍決，“被毆打或刑罰致死的至少也有這麽多。根據幾個地方的調查，自殺的人很可能與因以上原因致死的大體相等” （３３７頁）。所以，７０萬×２×２＝２８０萬 ≈ ３００萬。
張戎沒提供任何資料支持被毆打致死的人數至少與被槍決數相等的說法。至於為什麽自殺數等於前兩項之和，她的“幾個地方的調查”的具體細節也完全省略了。如果她調查現在的中國，自殺總數和比率仍然很高，難道也是搞鎮反弄的嗎？
即使她真有幾個調查案例，把他們推廣到全國範圍也是很不專業的做法。哪怕是根據大樣本外推，都是不可靠的。比如，我們把當時全國５億５千萬人口中７０萬被槍決作為比例，應用到“毛的主要目標－羅馬天主教”。既然“中國有大約３３０萬天主教徒” （３４０頁），其中被槍決的至少應有７０萬×３３０萬／５億５千萬＝４２００人。可張戎告訴我們隻有“幾百位中國天主教徒被槍決”（３４０頁）。
即使在鎮反中殺掉的７０萬人，也並不都能恰當地稱為和平時期的死亡。當新中國成立時，全國一半領土還沒解放，國共戰爭和清匪反霸持續到１９５０年，某些地區甚至延續到１９５１年。“鎮反和在居住著全國３分之２人口的新解放區所進行的土改”（３３７頁），在很大程度上與解放戰爭的最後階段緊密相連。許多人被鎮壓是與其在戰爭中的軍事或暴力行為有關的。
另外，１９５０年朝鮮戰爭爆發以後，蔣介石號召大陸匪區人民造反迎接美軍解放，不少人響應，參與了顛覆組織，宣傳，諜報，縱火，爆炸，放毒，謀殺甚至武裝暴動。這些人今天叫做“恐怖主義者”，這部分鎮反可以叫做“反恐戰爭”。
１２）囚犯死亡二千七百萬
這是張戎記在毛名下的７千萬冤魂的第二個群體。她說在毛２７年統治下“死在監獄和勞改場的可達２千７百萬”。證明：“在毛統治下的任何一年，中國在監獄和勞改場的人數大約一千萬。囚犯們對其生活的描述表明死亡率很高，可能每年１０％” （３３８頁）。所以，１千萬×１０％×２７＝２千７百萬。
每年一千萬囚犯的數字怎麽來的，沒解釋。哪裏的囚犯描述的哪個年代的生活狀況所得出的１０％死亡率，也沒解釋。為什麽毛要為所有這些囚犯之死負責，更沒解釋。顯然張戎把所有不幸死亡的中國人都算在毛的帳上。照這個公式，若把１９７８－８９年算作鄧小平的統治期，他應為一千二百萬人之死負責。要是這樣對他不公平，也可以把前頭的一百萬推給華國鋒，中間的８百萬劃給胡耀邦，最後３百萬留給趙紫陽。反正無論誰當中國領導人，每天都得攤上兩三千條人命。(待續)
９）整風
張戎斷言在１９４２－４３年的延安整風期間，“至少有幾千人死亡” （２５７頁）。她沒給出任何證明材料支持這種說法。
讓我們看看張戎重點描述的受害者，“青年誌願者的領頭人” 王實味的命運。毛讀了王在《解放日報》上的文章，“把報紙摔在桌上生氣地質問：誰在這裏當家？王實味還是馬克思主義？” 看到“實味深得人心毛立刻說：‘我現在有了靶子’。他之後憤恨地說：‘很多人大老遠跑來看他的文章，卻沒人想看我的！’ ‘王實味成了帝王主宰，. . . 他控製了延安，. . . 我們敗在了他的手下’ 。他（毛）指責他為托派分子，. . . 他（王）曾說托洛茨基是‘天才’ ，而斯大林是‘不討人喜歡的人’ ，‘幹了數不清的壞事’ ” （２５０－２頁）。
很難想象有誰會比王實味麵臨更嚴重的死亡威脅。可他直到整風結束後的第四年還活著。在胡宗南迫使中共撤離延安的４７年，王實味因為成了軍隊轉移中的累贅而被殺害（２５２頁），但不是毛的旨意。隻靠張戎詳細介紹的這個典型案例，沒有任何其他證明，人們怎麽相信整風造成“至少有幾千人死亡” 呢？
１０）賣鴉片
“１９４３年蘇聯人估計毛的鴉片銷量達到４４７６０公斤，價值為天文數字的２４億法幣（按當年兌換率約合６千萬美元，相當於今天的６億４千萬美元）。. . . 而同年延安積累了價值２億５千萬法幣的儲蓄，. . . 這個數字是１９４２年延安地區官方預算的６倍” （２８７頁）。
如果這樣，１９４３年的鴉片銷量就應為延安１９４２年預算的５８倍（６×２４億／２.５億）。而稅收不會高於預算多少，所以鴉片銷量約為稅收的５８倍。
張戎又說，毛對延安老百姓征收重說，“有時‘幾乎等於全年的收成’，對許多人來說‘交了稅就沒剩下任何糧食了’ ”（２８４頁）。因此延安稅收幾乎是人民維持基本生存以外的全部可支配收入。
毛怎麽得到相當於延安人民全部可支配收入５８倍的鴉片收入呢？不是從延安，因為“染上煙癮的農民對他是沒用的”（２９０頁）。隻能從周圍地區。如果這些地區的人口和收入水平與延安相仿，即使用所有可支配收入來買毛的鴉片，毛的鴉片市場也必須覆蓋５８個延安的廣大區域。而延安的麵積“大體與法國相等”（２８４頁）。５８個法國的麵積超過３個中國！
若如此，延安早就成為中國著名的金三角了，怎麽可能這事至今還“不為人知”呢？
１１）鎮反殺人三百萬
在書的開頭，張戎宣告：“毛澤東要為和平時期超過７千萬人民的死亡負責” （３頁）。她這７千萬人的第一筆帳，是１９５０－５１年鎮反中“３百萬人死於槍決，非法暴力和自殺”。她的解釋是，７０萬人被槍決，“被毆打或刑罰致死的至少也有這麽多。根據幾個地方的調查，自殺的人很可能與因以上原因致死的大體相等” （３３７頁）。所以，７０萬×２×２＝２８０萬 ≈ ３００萬。
張戎沒提供任何資料支持被毆打致死的人數至少與被槍決數相等的說法。至於為什麽自殺數等於前兩項之和，她的“幾個地方的調查”的具體細節也完全省略了。如果她調查現在的中國，自殺總數和比率仍然很高，難道也是搞鎮反弄的嗎？
即使她真有幾個調查案例，把他們推廣到全國範圍也是很不專業的做法。哪怕是根據大樣本外推，都是不可靠的。比如，我們把當時全國５億５千萬人口中７０萬被槍決作為比例，應用到“毛的主要目標－羅馬天主教”。既然“中國有大約３３０萬天主教徒” （３４０頁），其中被槍決的至少應有７０萬×３３０萬／５億５千萬＝４２００人。可張戎告訴我們隻有“幾百位中國天主教徒被槍決”（３４０頁）。
即使在鎮反中殺掉的７０萬人，也並不都能恰當地稱為和平時期的死亡。當新中國成立時，全國一半領土還沒解放，國共戰爭和清匪反霸持續到１９５０年，某些地區甚至延續到１９５１年。“鎮反和在居住著全國３分之２人口的新解放區所進行的土改”（３３７頁），在很大程度上與解放戰爭的最後階段緊密相連。許多人被鎮壓是與其在戰爭中的軍事或暴力行為有關的。
另外，１９５０年朝鮮戰爭爆發以後，蔣介石號召大陸匪區人民造反迎接美軍解放，不少人響應，參與了顛覆組織，宣傳，諜報，縱火，爆炸，放毒，謀殺甚至武裝暴動。這些人今天叫做“恐怖主義者”，這部分鎮反可以叫做“反恐戰爭”。
１２）囚犯死亡二千七百萬
這是張戎記在毛名下的７千萬冤魂的第二個群體。她說在毛２７年統治下“死在監獄和勞改場的可達２千７百萬”。證明：“在毛統治下的任何一年，中國在監獄和勞改場的人數大約一千萬。囚犯們對其生活的描述表明死亡率很高，可能每年１０％” （３３８頁）。所以，１千萬×１０％×２７＝２千７百萬。
每年一千萬囚犯的數字怎麽來的，沒解釋。哪裏的囚犯描述的哪個年代的生活狀況所得出的１０％死亡率，也沒解釋。為什麽毛要為所有這些囚犯之死負責，更沒解釋。顯然張戎把所有不幸死亡的中國人都算在毛的帳上。照這個公式，若把１９７８－８９年算作鄧小平的統治期，他應為一千二百萬人之死負責。要是這樣對他不公平，也可以把前頭的一百萬推給華國鋒，中間的８百萬劃給胡耀邦，最後３百萬留給趙紫陽。反正無論誰當中國領導人，每天都得攤上兩三千條人命。(待續)
VSHU
2005-11-24 21:40
金小丁:評張戎／哈利德所著《毛，不為人知的故事》(四)
１３）超級大國工程／計劃（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張戎宣告毛從１９５３年開始就一直醉心於稱霸世界的夢想，並實行著一個秘密的超級大國工程／計劃。可她沒拿出一點有關這個工程／計劃的證據。
書中一章的標題是“啟動秘密的超級大國工程” 。張戎在其中寫道“１９５３年５月，斯大林在克林姆陵宮的繼任者同意賣給中國９１個大型工業企業。. . . 這實際上是毛的超級大國工程。其完全的軍事性質被掩蓋了，而且至今在中國也幾乎無人知曉” （３９６頁）。此後，毛強迫實行“農業集體化” 並“命令城市工商業實行國營，以便把每一點資源都用於超級大國工程”（４１２頁）。１９５６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時，毛發現他能提供給埃及的隻是“步槍等輕武器”，因而“更加急不可耐地要加速他的超級大國工程” （４２５頁）。他通過反右消滅了不同意見，接著發動大躍進來“推動他的超級大國工程” （４４４頁）。盡管大饑荒令其計劃受挫， “成為超級大國仍然是毛的最大夢想。這也是他搞文革大清洗的部分原因－換上那些能跟上他步調的新的政策貫徹者。這個一搞完，他就開始加速超級大國工程” （５７３頁）。甚至向西方世界，“毛開始尋求與美國拉關係，以求為他的超級大國工程獲取西方的技術” （６０１頁）。
毛即使有超級大國的野心，也不等於有一個超級大國工程／計劃（Programme）。按照Webster 新世界英語辭典的解釋，Programme的意思是指明確寫下來，宣布出來，或陳述出來的有關具體活動的方案和程序。它並非僅存在於某人腦袋裏的，從未以書麵或口頭方式表達出來的想法。
在整本書裏我們看不到毛或其同事提到超級大國工程的任何記錄。這個名字就挺怪。毛一直聲稱中國屬於第三世界（６５０頁），決不當超級大國（由鄧小平１９７４年在聯合國宣布）。即使他暗地裏搞，也不太可能用這個名字。事實上“超級大國” 這個詞到７０年代才在中文裏出現，毛怎麽可能在１９５３年就“首次規劃出他的超級大國工程” （４３２頁）呢？
如果毛用了別的什麽名字，或某個代號，究竟是什麽？“那東西” ？“那玩藝兒” ？如果連個名字甚至代號都沒有，毛和他的同夥怎麽討論這個工程呢？更別提實施了。如果連這個也不知道，張戎的“不為人知的故事” 恐怕連天也不知吧？
雖然沒有存在的證據，張戎還是列出了毛的超級大國工程的兩項內容。一個是１９５３年蘇聯賣給中國的９１個工業項目。可她一點也沒解釋什麽樣的“軍事性質被掩蓋” 在這些水電站，拖拉機廠，礦山，鋼鐵廠，汽車廠，煉油廠，機械製造廠之類的企業裏。也許在她看來中國人吃飯穿衣都是“完全的軍事性質” 。
張戎例舉的第二個超級大國工程項目是原子彈。好幾個國家在中國之前或之後發展了原子彈。張戎沒講為什麽中國搞原子彈就是要當超級大國。可她沒忘了告訴我們：“１９５５年３月，美國表示它會在某種條件下使用核武器。１６日愛森豪威爾在記者招待會上非常明確地說他找不出任何理由不能‘象使用一般子彈或其他東西那樣使用’它們。. . . 中國看來真有遭受美國核打擊的可能” （４１４頁）。
她沒提到的是，朝鮮戰爭中麥克阿瑟將軍曾要求向中國二十幾個城市投擲原子彈。該計劃隻是在經過多次激烈辯論之後被杜魯門總統否決。還有１９６３年“肯尼迪總統準備對中國使用核武器” （英國《獨立報》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７日）。
張戎至少知道中國受到核威脅隻是因為向其領土內“國民黨占據的島嶼打炮” 而已（４１４頁）。其他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有沒有受到過比中國更嚴重的核威脅？按張戎的觀點，是否他們都搞了超級大國工程？
１４）餓死三千八百萬
張戎說，１９５８－６１四年間，“近３千８百萬人在大躍進和饑荒中餓死或累死。. . . 毛明明知道卻讓這幾千萬人餓死或累死” （４５６－７頁）。
她沒有提供任何資料證明“毛明明知道” 大批人頻臨餓死而沒采取措施拯救。她最有力的論據是：“在１９５８－５９年關鍵的兩年裏，光糧食出口就幾乎７百萬噸，這些糧食可以給３千８百萬人提供每天８４０卡路裏，足以造成生死之別” （４５７頁）。
５８年大饑荒還沒出現，毛不可能“明明知道” 糧食出口會導致大量餓死人。５９年的糧食出口合同基本上是根據５８年的糧食估產與國外簽約的。而５８年的虛報產量造成毛錯誤地“宣告５８年的產量是５７年的兩倍” （４６１頁）。如張戎所述，當時浮誇盛行，《人民日報》曾報道過單產達到“正常水平一百倍“的新聞（４４６頁）。看來毛對增產一倍的估計自己是確實相信的。毫無疑問他要為產生這種浮誇的政治風氣負責，也要為５９年未能及時發現饑荒並迅速取消糧食出口合同負責。但這跟“明明知道卻讓這幾千萬人餓死” 是兩回事。
要客觀地判斷毛是否“明明知道”，我們不應低估當時獲取可靠信息的難度。一個現成的例子就與張戎有關。張戎在其自轉《鴻》中介紹，她父親是當時四川省委宣傳部部長。不過她為自己父母所在單位創造了一個專用詞，“公共事務（Public Affair）部” 。據她說其父的主要工作是到農村訪貧問苦。有關中國當時人口第一的重災省四川的饑荒沒人比他更應該“明明知道”了。從饑荒到他去世的十年裏，很難想象他沒把這些告訴也是“公共事務部” 官員的妻子，更難想象他妻子會在此後３０年裏對張戎隱瞞。張戎自己在饑荒８年後就去四川農村插隊，也應當有一些親身經曆。可無論在《鴻》還是在這本書裏，我們都找不到有關四川饑荒的任何信息。如果一省之內專管“公共事務” 的首席官員都沒有“明明知道”的話，遠在北京的毛怎麽就一定“明明知道”呢？
其實對張戎來說，證明毛“明明知道”應當輕而易舉。她隻須拿出證據，表明四川省委曾向北京匯報過大批農民頻臨餓死的情況並呼求緊急救濟，而北京沒有馬上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采取措施。如果張戎把找不出這樣證據的原因歸咎於毛的殘酷打壓，她應該舉出一個證據，表明毛曾製裁過哪怕一位向中央乞求救濟糧的幹部。她書裏講到的彭德懷不是恰當的例子，因為他幹了許多別的事情，比如張戎認為他“考慮過某種類似軍事政變的活動” （４６４頁），而且在廬山會議上當眾質問為什麽他不能“操”毛（２７３頁，片斷引語）。
為什麽張戎提不出毛“明明知道”的證據呢？大概與四川省委成功地掩蓋了四川的饑荒有關。其他嚴重餓死人的省的第一書記當時都被撤職，如河南的吳芝圃，安徽的曾希聖，山東的舒同，甘肅的張仲良。唯一的例外是四川的李井泉，反被提拔為西南局第一書記。李所以能瞞天過海的一個必要條件是對四川媒體的嚴密封鎖，而控製這些媒體的頂頭上司就是四川省委宣傳部，即張戎父親的“公共事務部” 。讓我們就此打住吧。
另外提一下，張戎的３千８百萬餓死人數頗有爭議。這跟１９３７－４５年整個抗日戰爭中的中國人死亡數字基本相等了。為了讓讀者信服，張戎把國家統計局１９８３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作為支持這一結論的參考資料。可是，無論死亡率還是總人口數，她的數字都與該統計年鑒不同。她沒有告訴讀者這些差異，隻是提到“官方１９８３年發表的統計數據有問題，因為地方公安局低報了１９５９－６１年的死亡數” （４５７頁）。假如中國統計學家有起碼的專業素養，這些低報現象應當已經被考慮進去了，除非有人能證明並非如此。張戎沒有解釋她的改正數字是怎麽來的。差別可是不小，如６０年的官方死亡率是２. ５４％，她的是４. ３４％。僅這一項就多“生” 出１千２百萬餓死鬼。
最後，按照張戎所解釋的算法（４５６－７頁），不論具體數字準確與否，那些人數應屬“非正常死亡” ，並不等於餓死累死。比如受營養不良影響但主要因為其他疾病死亡的，受醫療護理條件影響本可多活幾年卻“提早”去世的老年人。這些人的死亡可能在事後的統計資料上占相當大的比例，但在當時卻不被看成饑荒的犧牲品，因而沒有引起政府與社會的重視。正因為如此，今天在中國找不到張戎宣稱的那種世紀大災難所應伴隨的普遍案例。
如果我們把張戎的邏輯用到俄羅斯震蕩療法後的人口數據上，非正常死亡率比中國饑荒時期還高。按蘇共老黨員的觀點，葉利欽該判種族滅絕罪了，張戎知道這是不公平的吧。
１５）文革整死三百萬
張戎所說的７千萬毛氏犧牲品中的最後一批，是死於文革的３百萬。“從毛發動大清洗到他１９７６年死去的十年裏，至少３百萬人因暴力死亡。. . . 而這些屠殺是政府支持的” （５６９頁）。
她的３百萬數字的主要參考文獻，是《中國之春》，很難說是中立和客觀的雜誌。
文革時中國有２９個省市。張戎列出的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廣西，“１０萬人被殺” （５６６頁）。要湊齊全國３百萬的總數，其他各省死人數也得達到廣西的水平才行。可張戎的第二和第三名，雲南有“１萬７千人被槍決，打死或被逼自殺”，內蒙有“１６２２２人死亡”（５６７頁）。讓我們假設廣西以外的各省死亡數都是２萬，加上廣西的１０萬，總共６６萬。張戎宣稱的３百萬裏剩下的２３４萬，又成了她的“不為人知的故事”了。
現在讓我們看看毛對死人應負的責任。張戎說死人最多的廣西為我們提供了“最清楚的實例” （５６５頁）。在那裏兩派武鬥是由於其中的“一方拒絕承認毛任命的（韋）國清將軍的領導” （５６５頁）。那麽毛對兩派武鬥是什麽態度呢？據張戎說，文革一開始，“毛讓周恩來在（１９６６）８月３１日天安門紅衛兵大會上宣布：‘要文鬥不要武鬥’”（５４０頁）。“１９６８年盡管北京不斷下令，各地武鬥屢禁不止。其中特別不聽話的是清華大學的蒯大富，毛曾用他來折磨劉少奇夫婦。蒯這時已成為全國最著名的‘左派’ ，決心要製服他在校內的反對者。他對上麵多次指示置之不理，. . . 毛不得不親自出麵讓他服從，同時把他當成例子來警告全國，武鬥必須停止” （５６４－５頁）。
既然毛阻止他身邊最器重的造反派武鬥，怎麽會支持廣西雲南內蒙那些邊遠省份的武鬥分子呢？張戎自己也承認：“毛掀起的風暴衝擊了他自己的權力。他不得不放棄區分左派與保守派的念頭，號召各派大聯合。可他的命令無人理睬” （５６４頁）。按她這個說法，顯然毛有發動文革之錯，並無支持武鬥之罪嘛。(待續)
１３）超級大國工程／計劃（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張戎宣告毛從１９５３年開始就一直醉心於稱霸世界的夢想，並實行著一個秘密的超級大國工程／計劃。可她沒拿出一點有關這個工程／計劃的證據。
書中一章的標題是“啟動秘密的超級大國工程” 。張戎在其中寫道“１９５３年５月，斯大林在克林姆陵宮的繼任者同意賣給中國９１個大型工業企業。. . . 這實際上是毛的超級大國工程。其完全的軍事性質被掩蓋了，而且至今在中國也幾乎無人知曉” （３９６頁）。此後，毛強迫實行“農業集體化” 並“命令城市工商業實行國營，以便把每一點資源都用於超級大國工程”（４１２頁）。１９５６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時，毛發現他能提供給埃及的隻是“步槍等輕武器”，因而“更加急不可耐地要加速他的超級大國工程” （４２５頁）。他通過反右消滅了不同意見，接著發動大躍進來“推動他的超級大國工程” （４４４頁）。盡管大饑荒令其計劃受挫， “成為超級大國仍然是毛的最大夢想。這也是他搞文革大清洗的部分原因－換上那些能跟上他步調的新的政策貫徹者。這個一搞完，他就開始加速超級大國工程” （５７３頁）。甚至向西方世界，“毛開始尋求與美國拉關係，以求為他的超級大國工程獲取西方的技術” （６０１頁）。
毛即使有超級大國的野心，也不等於有一個超級大國工程／計劃（Programme）。按照Webster 新世界英語辭典的解釋，Programme的意思是指明確寫下來，宣布出來，或陳述出來的有關具體活動的方案和程序。它並非僅存在於某人腦袋裏的，從未以書麵或口頭方式表達出來的想法。
在整本書裏我們看不到毛或其同事提到超級大國工程的任何記錄。這個名字就挺怪。毛一直聲稱中國屬於第三世界（６５０頁），決不當超級大國（由鄧小平１９７４年在聯合國宣布）。即使他暗地裏搞，也不太可能用這個名字。事實上“超級大國” 這個詞到７０年代才在中文裏出現，毛怎麽可能在１９５３年就“首次規劃出他的超級大國工程” （４３２頁）呢？
如果毛用了別的什麽名字，或某個代號，究竟是什麽？“那東西” ？“那玩藝兒” ？如果連個名字甚至代號都沒有，毛和他的同夥怎麽討論這個工程呢？更別提實施了。如果連這個也不知道，張戎的“不為人知的故事” 恐怕連天也不知吧？
雖然沒有存在的證據，張戎還是列出了毛的超級大國工程的兩項內容。一個是１９５３年蘇聯賣給中國的９１個工業項目。可她一點也沒解釋什麽樣的“軍事性質被掩蓋” 在這些水電站，拖拉機廠，礦山，鋼鐵廠，汽車廠，煉油廠，機械製造廠之類的企業裏。也許在她看來中國人吃飯穿衣都是“完全的軍事性質” 。
張戎例舉的第二個超級大國工程項目是原子彈。好幾個國家在中國之前或之後發展了原子彈。張戎沒講為什麽中國搞原子彈就是要當超級大國。可她沒忘了告訴我們：“１９５５年３月，美國表示它會在某種條件下使用核武器。１６日愛森豪威爾在記者招待會上非常明確地說他找不出任何理由不能‘象使用一般子彈或其他東西那樣使用’它們。. . . 中國看來真有遭受美國核打擊的可能” （４１４頁）。
她沒提到的是，朝鮮戰爭中麥克阿瑟將軍曾要求向中國二十幾個城市投擲原子彈。該計劃隻是在經過多次激烈辯論之後被杜魯門總統否決。還有１９６３年“肯尼迪總統準備對中國使用核武器” （英國《獨立報》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７日）。
張戎至少知道中國受到核威脅隻是因為向其領土內“國民黨占據的島嶼打炮” 而已（４１４頁）。其他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有沒有受到過比中國更嚴重的核威脅？按張戎的觀點，是否他們都搞了超級大國工程？
１４）餓死三千八百萬
張戎說，１９５８－６１四年間，“近３千８百萬人在大躍進和饑荒中餓死或累死。. . . 毛明明知道卻讓這幾千萬人餓死或累死” （４５６－７頁）。
她沒有提供任何資料證明“毛明明知道” 大批人頻臨餓死而沒采取措施拯救。她最有力的論據是：“在１９５８－５９年關鍵的兩年裏，光糧食出口就幾乎７百萬噸，這些糧食可以給３千８百萬人提供每天８４０卡路裏，足以造成生死之別” （４５７頁）。
５８年大饑荒還沒出現，毛不可能“明明知道” 糧食出口會導致大量餓死人。５９年的糧食出口合同基本上是根據５８年的糧食估產與國外簽約的。而５８年的虛報產量造成毛錯誤地“宣告５８年的產量是５７年的兩倍” （４６１頁）。如張戎所述，當時浮誇盛行，《人民日報》曾報道過單產達到“正常水平一百倍“的新聞（４４６頁）。看來毛對增產一倍的估計自己是確實相信的。毫無疑問他要為產生這種浮誇的政治風氣負責，也要為５９年未能及時發現饑荒並迅速取消糧食出口合同負責。但這跟“明明知道卻讓這幾千萬人餓死” 是兩回事。
要客觀地判斷毛是否“明明知道”，我們不應低估當時獲取可靠信息的難度。一個現成的例子就與張戎有關。張戎在其自轉《鴻》中介紹，她父親是當時四川省委宣傳部部長。不過她為自己父母所在單位創造了一個專用詞，“公共事務（Public Affair）部” 。據她說其父的主要工作是到農村訪貧問苦。有關中國當時人口第一的重災省四川的饑荒沒人比他更應該“明明知道”了。從饑荒到他去世的十年裏，很難想象他沒把這些告訴也是“公共事務部” 官員的妻子，更難想象他妻子會在此後３０年裏對張戎隱瞞。張戎自己在饑荒８年後就去四川農村插隊，也應當有一些親身經曆。可無論在《鴻》還是在這本書裏，我們都找不到有關四川饑荒的任何信息。如果一省之內專管“公共事務” 的首席官員都沒有“明明知道”的話，遠在北京的毛怎麽就一定“明明知道”呢？
其實對張戎來說，證明毛“明明知道”應當輕而易舉。她隻須拿出證據，表明四川省委曾向北京匯報過大批農民頻臨餓死的情況並呼求緊急救濟，而北京沒有馬上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采取措施。如果張戎把找不出這樣證據的原因歸咎於毛的殘酷打壓，她應該舉出一個證據，表明毛曾製裁過哪怕一位向中央乞求救濟糧的幹部。她書裏講到的彭德懷不是恰當的例子，因為他幹了許多別的事情，比如張戎認為他“考慮過某種類似軍事政變的活動” （４６４頁），而且在廬山會議上當眾質問為什麽他不能“操”毛（２７３頁，片斷引語）。
為什麽張戎提不出毛“明明知道”的證據呢？大概與四川省委成功地掩蓋了四川的饑荒有關。其他嚴重餓死人的省的第一書記當時都被撤職，如河南的吳芝圃，安徽的曾希聖，山東的舒同，甘肅的張仲良。唯一的例外是四川的李井泉，反被提拔為西南局第一書記。李所以能瞞天過海的一個必要條件是對四川媒體的嚴密封鎖，而控製這些媒體的頂頭上司就是四川省委宣傳部，即張戎父親的“公共事務部” 。讓我們就此打住吧。
另外提一下，張戎的３千８百萬餓死人數頗有爭議。這跟１９３７－４５年整個抗日戰爭中的中國人死亡數字基本相等了。為了讓讀者信服，張戎把國家統計局１９８３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作為支持這一結論的參考資料。可是，無論死亡率還是總人口數，她的數字都與該統計年鑒不同。她沒有告訴讀者這些差異，隻是提到“官方１９８３年發表的統計數據有問題，因為地方公安局低報了１９５９－６１年的死亡數” （４５７頁）。假如中國統計學家有起碼的專業素養，這些低報現象應當已經被考慮進去了，除非有人能證明並非如此。張戎沒有解釋她的改正數字是怎麽來的。差別可是不小，如６０年的官方死亡率是２. ５４％，她的是４. ３４％。僅這一項就多“生” 出１千２百萬餓死鬼。
最後，按照張戎所解釋的算法（４５６－７頁），不論具體數字準確與否，那些人數應屬“非正常死亡” ，並不等於餓死累死。比如受營養不良影響但主要因為其他疾病死亡的，受醫療護理條件影響本可多活幾年卻“提早”去世的老年人。這些人的死亡可能在事後的統計資料上占相當大的比例，但在當時卻不被看成饑荒的犧牲品，因而沒有引起政府與社會的重視。正因為如此，今天在中國找不到張戎宣稱的那種世紀大災難所應伴隨的普遍案例。
如果我們把張戎的邏輯用到俄羅斯震蕩療法後的人口數據上，非正常死亡率比中國饑荒時期還高。按蘇共老黨員的觀點，葉利欽該判種族滅絕罪了，張戎知道這是不公平的吧。
１５）文革整死三百萬
張戎所說的７千萬毛氏犧牲品中的最後一批，是死於文革的３百萬。“從毛發動大清洗到他１９７６年死去的十年裏，至少３百萬人因暴力死亡。. . . 而這些屠殺是政府支持的” （５６９頁）。
她的３百萬數字的主要參考文獻，是《中國之春》，很難說是中立和客觀的雜誌。
文革時中國有２９個省市。張戎列出的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廣西，“１０萬人被殺” （５６６頁）。要湊齊全國３百萬的總數，其他各省死人數也得達到廣西的水平才行。可張戎的第二和第三名，雲南有“１萬７千人被槍決，打死或被逼自殺”，內蒙有“１６２２２人死亡”（５６７頁）。讓我們假設廣西以外的各省死亡數都是２萬，加上廣西的１０萬，總共６６萬。張戎宣稱的３百萬裏剩下的２３４萬，又成了她的“不為人知的故事”了。
現在讓我們看看毛對死人應負的責任。張戎說死人最多的廣西為我們提供了“最清楚的實例” （５６５頁）。在那裏兩派武鬥是由於其中的“一方拒絕承認毛任命的（韋）國清將軍的領導” （５６５頁）。那麽毛對兩派武鬥是什麽態度呢？據張戎說，文革一開始，“毛讓周恩來在（１９６６）８月３１日天安門紅衛兵大會上宣布：‘要文鬥不要武鬥’”（５４０頁）。“１９６８年盡管北京不斷下令，各地武鬥屢禁不止。其中特別不聽話的是清華大學的蒯大富，毛曾用他來折磨劉少奇夫婦。蒯這時已成為全國最著名的‘左派’ ，決心要製服他在校內的反對者。他對上麵多次指示置之不理，. . . 毛不得不親自出麵讓他服從，同時把他當成例子來警告全國，武鬥必須停止” （５６４－５頁）。
既然毛阻止他身邊最器重的造反派武鬥，怎麽會支持廣西雲南內蒙那些邊遠省份的武鬥分子呢？張戎自己也承認：“毛掀起的風暴衝擊了他自己的權力。他不得不放棄區分左派與保守派的念頭，號召各派大聯合。可他的命令無人理睬” （５６４頁）。按她這個說法，顯然毛有發動文革之錯，並無支持武鬥之罪嘛。(待續)
VSHU
2005-11-25 01:57
江岩聲：飛奪瀘定橋的神話與張戎女士的邏輯錯誤
江岩聲（比利時）
據介紹，張戎女士在其新書《ＭＡＯ？：Ｔｈｅ Ｕｎｋｎｏｗ Ｓｔｏｒｙ》裏披露，紅軍飛奪瀘定橋純屬子虛烏有。這個看法，在國外媒體上贏得眾多喝彩，認為對於消解毛澤東神話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我以為，事情不是這樣簡單。如果張戎女士真的以為否定了瀘定橋之戰，就否定了毛澤東神話，那麽，她就犯了邏輯錯誤。實際上，她恰恰做了相反的事情：助長了毛澤東神話。
為什麽？因為編造奪橋激戰的神話，並不符合策劃奪橋者的利益。除非傻瓜，天下哪一項計劃的策劃者，不希望以最小的代價實現其計劃呢？如果紅軍真的沒費一槍一彈，平平安安，消消停停地就走過了瀘定橋，從而跳出了國民黨軍隊的包圍圈，逃脫了當石達開第二的命運，那豈不更有利於證明，作為策劃奪橋者之一的毛澤東乃神機妙算，英明果斷嗎？
奧地利作家羅伯特·穆齊爾在其小說《無個性的人》中說過，明知是死地，還硬把士兵往裏驅趕的，這樣的將軍與屠夫無異。如果毛澤東等人在策劃奪取瀘定橋時，就知道士兵將要於驚濤駭浪之上，冒著槍林彈雨，演雜技，走鋼絲，那麽，按照羅伯特·穆齊爾的觀點，毛澤東等人也與屠夫無異。說老實話，幾年前，我在看電視劇《長征》裏演的“飛奪瀘定橋”時，心裏就在想，“紅軍戰士是英勇無畏，可是那些把他們陷於這般死地的毛澤東等領導人難道不是在作孽嗎？！”
現在好了，可以鬆口氣了。按照張戎女士的說法，瀘定橋上當年根本就沒發生過戰鬥，沒有槍林彈雨，沒有演雜技，紅軍是平安走過去的，於是，我們可以放下心來：毛澤東等人沒有作孽，至少在奪取瀘定橋這件事情上沒有作孽。沒有作孽，那麽他們就是英明的，仁慈的，勝過諸葛亮的：他們怎麽就能算到，兵力雄厚的國民黨反動派竟然愚蠢到在瀘定橋上不設防？！
所以，研究瀘定橋之戰，我以為，最好還是不要上綱上線到神話不神話的問題。曆史就是曆史，還曆史以本來的麵目，是曆史學家立身之根本，而不是古為今用。
撇開神話問題，張戎女士否定瀘定橋之戰，究竟有沒有一點道理呢？這個問題比較有趣，因為我對瀘定橋之戰也是一直心存疑問的。三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評論在電視劇《長征》裏看到的這場戰鬥（《萊茵通信》２００２年６月）。我是這樣寫的：
“紅四團接到毛澤東下的死命令，二晝夜強行軍二百四十華裏，趕到瀘定橋邊，冒著槍林彈雨，攀緣光溜溜的鐵索，強攻對岸橋頭川軍守敵，經數小時激戰後克之，統計傷亡，僅三人爾。這真是天下奇跡。川軍架設在橋頭的那數挺重機槍，不知是在往哪裏打。”
若以重機槍射速每分鍾５００發計算，川軍槍手的設計命中率到不了千分之一。也就是說，打一千發子彈，還打不到一個人。與這樣的軍隊作戰，那戰鬥如何能激烈得起來？我沒打過仗，更沒參加過長征，所以隻能作為軍事題材的愛好者，對瀘定橋之戰存此疑問。我覺得，一般而論，對曆史存疑總有必要。然而，現在，同樣既沒打過仗也沒參加過長征的張戎女士忽然跑出來，斬釘截鐵地告訴我們，瀘定橋之戰根本就不存在，這便讓我覺得頓失思考曆史之謎的美感，因而要給她潑點兒冷水，提幾個問題。
紅四團當時的團長是楊成武，１９５５年得授上將軍銜，其戰功裏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奪取瀘定橋。假如瀘定橋之戰不存在，那麽他就是謊報戰事，其他同樣身經百戰，卻沒有封到上將的數以百計的老軍頭們能服氣嗎？
紅四團有上千人，就算楊成武對上級謊報戰事，他又怎能封得住全團一千張嘴？而且一封就是七十年？即使在楊成武將軍於２００４年２月去世以後，也未見有知情人出來揭發？
戰爭年代不比和平時期，謊報戰事在任何軍隊裏都是要受軍法審判的。解放以後，中共地方幹部的確有謊報糧食產量，畝產多少萬斤的劣跡，但由此並不能推出共產黨的軍頭們有謊報戰事的愛好。以前讀《毛選》，讀到老毛在解放戰爭時期寫的那些電文裏向各個解放區分配每月務必殲敵多少個旅時，我就在想，假如有人像後來虛報糧食產量那樣虛報殲敵數量，後果會如何？但這個後果，我一直沒看到。在中共軍史裏，我從未看到謊報戰事的例子。這說明，在中共軍隊裏，謊報戰事不能說沒有，但肯定不成風氣。
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不知跨過多少橋梁，涉過多少河流，曆經大小戰鬥數以百計，幾乎無日沒有流血犧牲。如果瀘定橋當時什麽戰事都沒發生，那麽毛澤東在字斟句酌的《七律·長征》裏，為什麽不寫損兵數萬的湘江血戰，不提饑寒交迫的草地，卻單單寫一座長僅百餘米，平安走過的橋？並把它和十八勇士強渡金沙江相提並論？１９４１年２月２日，時任中國駐美大使的胡適在當天日記裏從一份華僑日報上抄寫了毛澤東的《七律·長征》：“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隻等閑。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浪泊懸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更喜岷山千裏雪，紅軍過後盡開顏。”胡適抄寫的這個版本，和我們現在看到的有所不同，但是，“大渡橋橫鐵索寒”卻無一字改動，那的確是１９４１年前的毛澤東對當時危急形勢的真實感受，而不像後來的《毛選》那樣，曆經禦用文人的粉飾，因了不同的忌諱，而有不同的版本。順便說一句，詩文功底深厚，曾是毛澤東老師的一代文豪胡適在日記裏抄了《七律·長征》後，寫下“可看”二字。這或許可以消解某些人質疑這首詩的文學價值。
那麽，七十年前，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９日的那天下午，瀘定橋上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
我以為，許多曆史事件的真相，可用平均值去接近，即把各家學說加起來，除以學說的總數。限於資料，我們現在隻有兩家學說：張戎女士的無戰說；中共軍史裏的激戰說。前者的論據主要是對文獻史料的推測和對一個９３歲老太太的采訪。論據的確單薄了一些，但也可算是一家之言吧。關於後者，可取我們大陸中國人都學過的中小學課本裏的如下描述：
“總攻在下午４點始。團長和我在橋頭指揮戰鬥。全團的司號員集中起來吹起衝鋒號；所有的武器一齊向對岸敵人開火，軍號聲、槍炮聲、喊殺聲震撼山穀。二十二位突擊英雄手持衝鋒槍或短槍，背掛馬刀，腰纏１２顆手榴彈，在廖大珠連長的率領下，冒著密集的槍彈，攀著橋欄，踏著鐵索向對岸衝去。跟著他們前進的是三連長王有才率領的第三連。他們除攜帶的武器外，每人扛一塊木板，邊鋪橋，邊衝鋒。
當突擊隊剛衝到對麵橋頭，西城門突然燒起衝天大火。敵人企圖用火把我們擋在橋上，用火力消滅我們。火光照紅了半邊天，橋頭被熊熊大火包圍住了。
這正是千鈞一發的時刻。二十二位英雄看到城門口漫天大火，似乎愣了一下，站在我和團長身邊的人一齊大聲喊道：‘同誌們！這是勝利的關鍵！衝進去呀！不怕火呀！遲疑不得！衝啊！敵人垮了。’這喊聲給了英雄們勇氣、決心和力量，在洪亮的衝鋒號聲中，他們神速地向著火裏衝去了。衝在前麵的廖大珠的帽子著了火，他扔掉了帽子，光著頭繼續往前衝，其餘的突擊隊員們也緊跟著廖連長穿過火焰一直衝進街去。巷戰在街口展開了。敵人集中全力反撲過來，二十二位英雄的子彈、手榴彈都打光了，形勢萬分緊急，眼看支持不住了。正在這個嚴重關頭，王有才連長帶著三連衝進去了，接著團長和我率領著後續部隊也迅速過橋進了城。經過兩個小時的激戰，一個團的敵人被消滅大半，剩下的狼狽逃竄。黃昏，我全部占領瀘定城，牢靠地控製了瀘定橋。”
如此驚心動魄的戰鬥，傷亡僅三人，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而且這篇文章的文學色彩太重，模糊了事實筋骨，損害了真實性，讓人生疑。譬如，隔著一百米，又吹號又打槍的，再加上急流濤聲，生死關頭，那英雄們怎麽就能聽得清內容那麽複雜的喊聲，從而得到勇氣、決心和力量？
這種神話文筆，自然不能全信。但如把張戎女士的無戰說和中共軍史裏的激戰說加起來，再除以二，我們還是可以大致推知瀘定橋之戰的平均值：
楊成武指揮的紅四團發起奪橋戰鬥後，兩天前已經在安順場乘船渡過大渡河的劉伯承、聶榮臻所部二千多人也趕到了瀘定城外，並發起了進攻。守橋的川軍本來就不善戰，現又腹背受敵，麵對攀著鐵索往前爬的勇猛紅軍，驚慌失措，嚇破了膽——很少打仗的他們何曾見過這樣不怕死的敵人？於是，亂打一陣槍後，就放火逃跑了，紅四團遂大致順利地奪取了瀘定橋。
就傷亡僅三人來說，瀘定橋之戰當然算不上是激戰，但可算是奇襲。奇襲的關鍵在於謀劃。對於我們今天的老百姓來說，七十年前的瀘定橋之戰，意義不在於其戰況是否激烈，甚至也不在於其有無，而在於其謀劃。其哲學實質就是能不能毅然放棄雞肋，拿身家性命去豪賭一場，以求更大的發展。
設想一下，當年紅軍主力二萬多人在安順場等著渡河，船少人多，即使晝夜擺渡，也需時一周。而追尾敵軍薛嶽部正向安順場合圍。瀘定橋還遠在二百裏以外，紅軍沒有飛機，不可能實施空中偵察；時間緊迫，也不可能派人去偵查，然後再作決定。於是，在既不知道瀘定橋是否已被破壞，也不知道守敵人數，武器配備，戰鬥力如何等情況下，毛澤東等人派紅四團長途奔襲，與此同時，率領紅軍主力，在根本無法預期紅四團戰鬥結果的情況下放棄安順場渡口，日夜兼程，冒著瓢潑大雨，往瀘定橋轉移。那真是一場盲目的豪賭：安順場雖然是根雞肋，但留在那裏，不管怎樣，總還能渡過一些人去，而取道瀘定橋，如果奪橋失利，或者敵人早已把橋炸掉，則可能全軍覆沒。紅軍雖然在瀘定橋大獲成功，但其實完全是僥幸。因為僥幸，所以後怕，所以才有毛澤東的詩句，“大渡橋橫鐵索寒”。
江岩聲（比利時）
據介紹，張戎女士在其新書《ＭＡＯ？：Ｔｈｅ Ｕｎｋｎｏｗ Ｓｔｏｒｙ》裏披露，紅軍飛奪瀘定橋純屬子虛烏有。這個看法，在國外媒體上贏得眾多喝彩，認為對於消解毛澤東神話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我以為，事情不是這樣簡單。如果張戎女士真的以為否定了瀘定橋之戰，就否定了毛澤東神話，那麽，她就犯了邏輯錯誤。實際上，她恰恰做了相反的事情：助長了毛澤東神話。
為什麽？因為編造奪橋激戰的神話，並不符合策劃奪橋者的利益。除非傻瓜，天下哪一項計劃的策劃者，不希望以最小的代價實現其計劃呢？如果紅軍真的沒費一槍一彈，平平安安，消消停停地就走過了瀘定橋，從而跳出了國民黨軍隊的包圍圈，逃脫了當石達開第二的命運，那豈不更有利於證明，作為策劃奪橋者之一的毛澤東乃神機妙算，英明果斷嗎？
奧地利作家羅伯特·穆齊爾在其小說《無個性的人》中說過，明知是死地，還硬把士兵往裏驅趕的，這樣的將軍與屠夫無異。如果毛澤東等人在策劃奪取瀘定橋時，就知道士兵將要於驚濤駭浪之上，冒著槍林彈雨，演雜技，走鋼絲，那麽，按照羅伯特·穆齊爾的觀點，毛澤東等人也與屠夫無異。說老實話，幾年前，我在看電視劇《長征》裏演的“飛奪瀘定橋”時，心裏就在想，“紅軍戰士是英勇無畏，可是那些把他們陷於這般死地的毛澤東等領導人難道不是在作孽嗎？！”
現在好了，可以鬆口氣了。按照張戎女士的說法，瀘定橋上當年根本就沒發生過戰鬥，沒有槍林彈雨，沒有演雜技，紅軍是平安走過去的，於是，我們可以放下心來：毛澤東等人沒有作孽，至少在奪取瀘定橋這件事情上沒有作孽。沒有作孽，那麽他們就是英明的，仁慈的，勝過諸葛亮的：他們怎麽就能算到，兵力雄厚的國民黨反動派竟然愚蠢到在瀘定橋上不設防？！
所以，研究瀘定橋之戰，我以為，最好還是不要上綱上線到神話不神話的問題。曆史就是曆史，還曆史以本來的麵目，是曆史學家立身之根本，而不是古為今用。
撇開神話問題，張戎女士否定瀘定橋之戰，究竟有沒有一點道理呢？這個問題比較有趣，因為我對瀘定橋之戰也是一直心存疑問的。三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評論在電視劇《長征》裏看到的這場戰鬥（《萊茵通信》２００２年６月）。我是這樣寫的：
“紅四團接到毛澤東下的死命令，二晝夜強行軍二百四十華裏，趕到瀘定橋邊，冒著槍林彈雨，攀緣光溜溜的鐵索，強攻對岸橋頭川軍守敵，經數小時激戰後克之，統計傷亡，僅三人爾。這真是天下奇跡。川軍架設在橋頭的那數挺重機槍，不知是在往哪裏打。”
若以重機槍射速每分鍾５００發計算，川軍槍手的設計命中率到不了千分之一。也就是說，打一千發子彈，還打不到一個人。與這樣的軍隊作戰，那戰鬥如何能激烈得起來？我沒打過仗，更沒參加過長征，所以隻能作為軍事題材的愛好者，對瀘定橋之戰存此疑問。我覺得，一般而論，對曆史存疑總有必要。然而，現在，同樣既沒打過仗也沒參加過長征的張戎女士忽然跑出來，斬釘截鐵地告訴我們，瀘定橋之戰根本就不存在，這便讓我覺得頓失思考曆史之謎的美感，因而要給她潑點兒冷水，提幾個問題。
紅四團當時的團長是楊成武，１９５５年得授上將軍銜，其戰功裏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奪取瀘定橋。假如瀘定橋之戰不存在，那麽他就是謊報戰事，其他同樣身經百戰，卻沒有封到上將的數以百計的老軍頭們能服氣嗎？
紅四團有上千人，就算楊成武對上級謊報戰事，他又怎能封得住全團一千張嘴？而且一封就是七十年？即使在楊成武將軍於２００４年２月去世以後，也未見有知情人出來揭發？
戰爭年代不比和平時期，謊報戰事在任何軍隊裏都是要受軍法審判的。解放以後，中共地方幹部的確有謊報糧食產量，畝產多少萬斤的劣跡，但由此並不能推出共產黨的軍頭們有謊報戰事的愛好。以前讀《毛選》，讀到老毛在解放戰爭時期寫的那些電文裏向各個解放區分配每月務必殲敵多少個旅時，我就在想，假如有人像後來虛報糧食產量那樣虛報殲敵數量，後果會如何？但這個後果，我一直沒看到。在中共軍史裏，我從未看到謊報戰事的例子。這說明，在中共軍隊裏，謊報戰事不能說沒有，但肯定不成風氣。
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不知跨過多少橋梁，涉過多少河流，曆經大小戰鬥數以百計，幾乎無日沒有流血犧牲。如果瀘定橋當時什麽戰事都沒發生，那麽毛澤東在字斟句酌的《七律·長征》裏，為什麽不寫損兵數萬的湘江血戰，不提饑寒交迫的草地，卻單單寫一座長僅百餘米，平安走過的橋？並把它和十八勇士強渡金沙江相提並論？１９４１年２月２日，時任中國駐美大使的胡適在當天日記裏從一份華僑日報上抄寫了毛澤東的《七律·長征》：“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隻等閑。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浪泊懸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更喜岷山千裏雪，紅軍過後盡開顏。”胡適抄寫的這個版本，和我們現在看到的有所不同，但是，“大渡橋橫鐵索寒”卻無一字改動，那的確是１９４１年前的毛澤東對當時危急形勢的真實感受，而不像後來的《毛選》那樣，曆經禦用文人的粉飾，因了不同的忌諱，而有不同的版本。順便說一句，詩文功底深厚，曾是毛澤東老師的一代文豪胡適在日記裏抄了《七律·長征》後，寫下“可看”二字。這或許可以消解某些人質疑這首詩的文學價值。
那麽，七十年前，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９日的那天下午，瀘定橋上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
我以為，許多曆史事件的真相，可用平均值去接近，即把各家學說加起來，除以學說的總數。限於資料，我們現在隻有兩家學說：張戎女士的無戰說；中共軍史裏的激戰說。前者的論據主要是對文獻史料的推測和對一個９３歲老太太的采訪。論據的確單薄了一些，但也可算是一家之言吧。關於後者，可取我們大陸中國人都學過的中小學課本裏的如下描述：
“總攻在下午４點始。團長和我在橋頭指揮戰鬥。全團的司號員集中起來吹起衝鋒號；所有的武器一齊向對岸敵人開火，軍號聲、槍炮聲、喊殺聲震撼山穀。二十二位突擊英雄手持衝鋒槍或短槍，背掛馬刀，腰纏１２顆手榴彈，在廖大珠連長的率領下，冒著密集的槍彈，攀著橋欄，踏著鐵索向對岸衝去。跟著他們前進的是三連長王有才率領的第三連。他們除攜帶的武器外，每人扛一塊木板，邊鋪橋，邊衝鋒。
當突擊隊剛衝到對麵橋頭，西城門突然燒起衝天大火。敵人企圖用火把我們擋在橋上，用火力消滅我們。火光照紅了半邊天，橋頭被熊熊大火包圍住了。
這正是千鈞一發的時刻。二十二位英雄看到城門口漫天大火，似乎愣了一下，站在我和團長身邊的人一齊大聲喊道：‘同誌們！這是勝利的關鍵！衝進去呀！不怕火呀！遲疑不得！衝啊！敵人垮了。’這喊聲給了英雄們勇氣、決心和力量，在洪亮的衝鋒號聲中，他們神速地向著火裏衝去了。衝在前麵的廖大珠的帽子著了火，他扔掉了帽子，光著頭繼續往前衝，其餘的突擊隊員們也緊跟著廖連長穿過火焰一直衝進街去。巷戰在街口展開了。敵人集中全力反撲過來，二十二位英雄的子彈、手榴彈都打光了，形勢萬分緊急，眼看支持不住了。正在這個嚴重關頭，王有才連長帶著三連衝進去了，接著團長和我率領著後續部隊也迅速過橋進了城。經過兩個小時的激戰，一個團的敵人被消滅大半，剩下的狼狽逃竄。黃昏，我全部占領瀘定城，牢靠地控製了瀘定橋。”
如此驚心動魄的戰鬥，傷亡僅三人，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而且這篇文章的文學色彩太重，模糊了事實筋骨，損害了真實性，讓人生疑。譬如，隔著一百米，又吹號又打槍的，再加上急流濤聲，生死關頭，那英雄們怎麽就能聽得清內容那麽複雜的喊聲，從而得到勇氣、決心和力量？
這種神話文筆，自然不能全信。但如把張戎女士的無戰說和中共軍史裏的激戰說加起來，再除以二，我們還是可以大致推知瀘定橋之戰的平均值：
楊成武指揮的紅四團發起奪橋戰鬥後，兩天前已經在安順場乘船渡過大渡河的劉伯承、聶榮臻所部二千多人也趕到了瀘定城外，並發起了進攻。守橋的川軍本來就不善戰，現又腹背受敵，麵對攀著鐵索往前爬的勇猛紅軍，驚慌失措，嚇破了膽——很少打仗的他們何曾見過這樣不怕死的敵人？於是，亂打一陣槍後，就放火逃跑了，紅四團遂大致順利地奪取了瀘定橋。
就傷亡僅三人來說，瀘定橋之戰當然算不上是激戰，但可算是奇襲。奇襲的關鍵在於謀劃。對於我們今天的老百姓來說，七十年前的瀘定橋之戰，意義不在於其戰況是否激烈，甚至也不在於其有無，而在於其謀劃。其哲學實質就是能不能毅然放棄雞肋，拿身家性命去豪賭一場，以求更大的發展。
設想一下，當年紅軍主力二萬多人在安順場等著渡河，船少人多，即使晝夜擺渡，也需時一周。而追尾敵軍薛嶽部正向安順場合圍。瀘定橋還遠在二百裏以外，紅軍沒有飛機，不可能實施空中偵察；時間緊迫，也不可能派人去偵查，然後再作決定。於是，在既不知道瀘定橋是否已被破壞，也不知道守敵人數，武器配備，戰鬥力如何等情況下，毛澤東等人派紅四團長途奔襲，與此同時，率領紅軍主力，在根本無法預期紅四團戰鬥結果的情況下放棄安順場渡口，日夜兼程，冒著瓢潑大雨，往瀘定橋轉移。那真是一場盲目的豪賭：安順場雖然是根雞肋，但留在那裏，不管怎樣，總還能渡過一些人去，而取道瀘定橋，如果奪橋失利，或者敵人早已把橋炸掉，則可能全軍覆沒。紅軍雖然在瀘定橋大獲成功，但其實完全是僥幸。因為僥幸，所以後怕，所以才有毛澤東的詩句，“大渡橋橫鐵索寒”。
VSHU
2005-12-23 19:46
金小丁:評張戎／哈利德所著《毛，不為人知的故事》(五)
(全文完)
１６）文革目的
評毛功過必談文革，因為他自己把文革作為一生兩件大事之一。張戎認為毛“搞這場大清洗是為了換上對老百姓更無情的政策貫徹者”來推行他的超級大國工程（５５８頁）。他的真正目標”是對毛的極端政策不滿者。毛要把他們整個幹掉” （５４３頁）。可是她的證據不僅跟她的說法矛盾，而且還支持了毛自己宣稱的文革目標：“從中國清除蘇聯修正主義”（５７０頁）。
（１）張戎的證據表明毛並不需要文革來“換上對老百姓更無情的政策貫徹者”，因為文革前在黨內並不存在著毛與“對毛的極端政策不滿者”之間的尖銳矛盾。１９６４年毛開始了大躍進以後的最大項目，三線工程。“它的成本達到２千億元的天文數字，在其高峰期它吸收了全國至少三分之二的投資。它所造成的浪費超過了整個大躍進時的物質損失”（５０３頁）。
盡管如此，“劉少奇和毛的其他同事對如此的愚蠢行為並沒抵抗。. . . 隻要毛不驅使人民大量死亡或搞政治迫害，看來就是他的同事們最好的指望了－並且足以使他們感到心甘情願繼續順從下去” （５０４頁）。這樣看來毛根本沒必要“換上對老百姓更無情的政策貫徹者”。
（２）如果毛的目的是用“無情的政策貫徹者” 來換下對“極端政策不滿者”，他應當在文革中提拔前者打擊後者。可張戎描述的情況完全不是這樣。
張戎先舉了一個例子，反文革的一員幹將是“毛的老跟班譚震林，他在大饑荒時主管農業（可見他為追隨毛能走多遠）” （５４６頁）。接下來她甚至說得更明確：“毛並不區分心懷不滿的幹部和那些徹底效忠於他哪怕在饑荒時期也沒動搖過的人。事實上，他也分不出誰是誰，所以他決定先一鍋端了，然後再讓他的新政策貫徹者去調查區分” （５４３頁）。
這可不象是挑選“無情的政策貫徹者”的好辦法。假如毛經過對其部下的多年考查，還“分不出誰是誰” 的話，他能相信那些剛從黨外突然冒出來的造反派替他挑選“無情的政策貫徹者”嗎？實際上，“無情的政策貫徹者” 在文革中更可能被他們統治下受苦多年的造反派最先打倒。比如四川第一書記李井泉和他的同僚（包括“公共事務部”的），當年合夥躲過了大饑荒的責任，這次就沒跑掉。用文革的方式來選拔“無情的政策貫徹者” 真好似緣木求魚。
（３）張戎的文革理論更難解釋毛發動民眾搗毀黨政係統的做法。 如果毛的目的是用“無情的政策貫徹者”貫徹他的“極端政策”，他最忌諱的應當是破壞貫徹任何政策都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政府權威。沒有這個什麽樣的貫徹者也無法貫徹任何政策，不論他們多麽無情。挽救張戎理論的唯一可能是證明毛必須靠發動民眾打倒政敵。可惜這個可能性也被張戎徹底排除了。
張戎的證據表明毛無須民眾幫忙就能打倒對手。比如，在打倒被稱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大清洗的第一批受害者” 時，“毛都不屑出席” ，會議“其實是由劉少奇主持的，他知道他正在幹的事最後將導致他自身的毀滅”。“劉要求所有讚成的人舉手，所有的人都舉了，包括彭真和劉少奇”（５３１頁）。
在劉少奇被打倒的過程中，紅衛兵確實有些參與，但張戎證明他們的作用隻是象征性的。在引用了蒯大富的一段話後，她寫到：“這是紅衛兵實際上怎樣運作的很好的自我坦白；他們隻是工具，膽小鬼，而且自己也清楚這點” （５５０頁）。正式打倒劉的時候，“毛讓周恩來打電話告訴劉停止見外賓或公開露麵，除非接到指示。那天毛寫了一篇指控劉的文章，兩天後在中央委員會上宣讀，公布了劉的倒台” （５４８頁）。紅衛兵根本沒起任何作用。
再看看毛與其他文革反對派的鬥爭。“在他剩下的最高領導層裏，隻有一次抗爭。１９６７年２月，幾個沒倒台的政治局委員發表異議，對黨內同僚的遭遇表示憤怒” （５４６頁）。“但這些高層的幸存者或是毛長年的追隨者，或是已經被他製服了的。在他的淫威麵前，這些人退縮了。. . . 這個小型反叛被輕易壓了下去” （５４７頁）。在包括幾位元帥的集體挑戰麵前，毛仍沒用紅衛兵幫忙。
（４）現在看看張戎怎樣用她的證據支持毛的說法，即文革的目的是反對蘇聯修正主義。她相信文革前在中共黨內存在著親蘇勢力，並可能以政變方式奪權。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４日，赫魯曉夫被宮廷政變趕下台。. . . 幾天後周（恩來）告訴蘇聯駐華大使Chervonneko毛‘熱切希望’改善關係。周希望受邀請參加１１月７日十月革命紀念活動” （５１０頁）。“在１１月７日克裏姆陵宮的招待會上，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對周說：‘我們不想再讓毛或者赫魯曉夫阻礙我們發展關係’ 。. . . 馬林諾夫斯基接著又對中國的代理國防部長賀龍元帥講：‘我們趕走了我們的笨旦赫魯曉夫，現在輪到你們趕走你們的笨旦毛了” （５１１頁）。
張戎接著談到到中共黨內的秘密活動。１９６６年“２月北京市長彭真在劉少奇支持下提出‘指導全國的提綱’ 禁止用政治批判摧殘文化和對文化的維護。更進一步，他事實上壓製了毛想發動政治迫害的指令。. . . 等提綱一頒布，彭市長就飛到四川，名義上是視察那裏山區的國防工業。在那他做了件真正讓人震驚的事。他秘密地會見了彭德懷元帥。. . . 考慮到這個特殊的時間，他在未得允許的情況下秘密會見毛的主要對手所冒的巨大風險，很有可能他們討論了用武力阻止毛的可行性。. . . 賀龍元帥，就是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勸其‘趕走毛’ 的那位，不久也去了四川，名義上也是視察國防工業。. . . 還有更多的跡象令毛不安。彭市長似乎考慮與蘇聯人接觸，而且可能想求蘇聯的幫助來避免毛的清洗” （５２８頁）。
看了張戎的推論，人們很難懷疑毛的文革目的就是他自己所說的：“從中國請除蘇聯修正主義” 。
（５）與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緊密相連，毛宣稱的文革目還包括“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５４１頁）。這些目的不僅跟張戎的證據相符合，而且也可以解釋張戎理論所不能解釋的為什麽毛要發動群眾打倒大批老幹部。因為按照毛所信奉的理論，如果資本主義複辟，不滿意的是老百姓，得益的是掌權的。所以要防止資本主義就要靠老百姓造反來對抗黨和政府。
毛對資本主義的擔心至少與中國今日的現實相符。大多數人都同意中國在經濟上已成為資本主義，起碼對老百姓的生活而言。而且關鍵的轉型正巧是在文革時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領導下完成的。
我們可以不讚成毛對資本主義的抵製，但無法否認他對其可能到來的預期是合理的。毛反對資本主義是肯定無疑的，對資本主義的預期也被證明是準確的，連帶領中國進入資本主義的主要領導人都算準了，那麽他試圖用文革來阻止資本主義的到來應該是合乎邏輯的。
１７）毛與希特勒相比
最後，討論一下張戎全書的主題：毛至少跟希特勒一樣壞。我們從三個方麵比較：對外國，對自己治下的人民和對政敵所造成的客觀傷害及主觀動機。
（１）對外戰爭：希特勒侵略了大半個歐洲，導致五千萬人死亡。
毛的記錄：５０年代毛受北朝鮮政府邀請出兵朝鮮。６０年代毛受北越政府邀請秘密出兵北越。兩次出兵中國均在家門口與不遠萬裏來保衛自由世界的國家作戰，並在交戰對方離開之前先期撤回中國。１９６２年毛出兵印度，因為“中國不承認英國人在殖民地時期所劃定的邊界” （４８６頁）。速勝後幾天之內，毛命令部隊單方麵全部撤回原邊界線內。１９６９年中蘇之間爆發衝突，在“一個無人居住的小島上，. . . 中國軍隊的伏擊造成３２名蘇軍陣亡” ，而“蘇方對該島的主權是根據不足的” （５７０頁）。在其整個統治期內，毛沒有把一塊土地納入中國版圖。
（２）百姓生死簿：希特勒下令處死數百萬猶太人，共產黨和左翼人士，耶合華見證人，同性戀者和其他“不適宜生存的人”。
毛的記錄：鎮反殺７０萬，但相當大部分被殺者與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時期的軍事和暴力行為有關（參見１１節）。毛統治下監獄和勞改場犯人死亡可能數目不小，但這主要由於社會曆史大環境造成，尚無任何證據表明毛負有個人責任（參見１２節）。大饑荒可能造成了近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並非餓死），毛應對導致饑荒的重要條件，即左傾浮誇的政治風氣負責，但無證據顯示毛知道災情而見死不救（參見１４節）。毛發動文革大約致死一百萬，有證據表明這是毛的失誤，無證據顯示這是他的本意（參見１５節）。
（３）迫害政敵：這應是最有意義的比較，因為在這個問題上兩個獨裁者的個人責任皆無法推卸。可惜從希特勒那幾乎找不到什麽例子來比較，因為基本上沒人有機會成為他的政敵。不過我們知道他下令槍殺了早期的納粹黨同夥勞恩，罪名據說是同性戀。他還迫使最優秀的德國將軍隆美爾自殺，因為他被懷疑牽涉進一場未遂政變。當然，希特勒還殺了策劃暗殺他的斯道芬伯格和他的同黨。沒有一個希特勒的政敵在納粹德國壽終正寢的例子。
毛的記錄：根據張戎所述，毛當權後的第一個政敵張國燾，１９３８年叛逃到國民黨方麵去了（２２０－１頁）。第二位王明被毛搞垮後曾留在黨內，１９７４年死在蘇聯（３５７頁）。第三位高崗１９５４年自殺（４０５頁）。第四位硬漢彭德懷”１９５９年挨批後“被軟禁” （４７０頁），１９７４年死於直腸癌（５５７頁）。第五位劉少奇１９６９年在迫害中病死，幾乎無人護理（５５６頁）。第六位林彪１９７１年在外逃中死於飛機墜毀（５８２頁）。對最後一位鄧小平，“毛隻能妥協，讓他與親人住在舒服的家裏” （６４９－５０頁）直到毛自己去世。
以上所有政敵裏，沒有一位被處死。也沒有任何人因與毛的政敵牽連而被處死。即使是最你死我活的林彪一案，“包括策劃暗殺毛本人這樣的事都發生了，可讓人難以相信的是，竟然也沒有處決一個人” （５８６頁）。
讓我們看看毛是怎樣“迫害他最恨的人”（５４８頁）劉少奇的。“毛的奴仆周恩來向中央作的報告把劉定為‘叛徒內奸工賊’ ，並建議判處死刑。但毛反對，正如他否決了劉夫人的死刑。他要的是慢慢地折磨致死” （５５５－６頁）。
可是，劉的罪名是在６９年４月的九大上宣布的，而劉“死於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２日” （５５６頁）。死得並不怎麽慢 。而劉夫人王光美“慢慢地折磨致死” 過程不僅在毛統治下時持續了１０年，而且直到今天還沒結束，快４０年了。這也太慢了點。如果毛真想讓她死，不管什麽死法，１０年牢獄後的健康狀況也不會允許她享此長壽吧。
再讓我們看看毛是怎麽給劉少奇按罪名的。張戎提到毛要把劉打成特務。“專案組發現自己處於進退兩難之中，捏造證據與搞不出證據同樣危險。有一次，專案組宣稱劉在１９４６年希望美軍入侵中國，還為此打算與杜魯門總統見麵。毛說：‘提出這種說法，是把我們當成傻子。讓美軍大規模入侵？連國民黨也不會同意’ ” （５５５頁）。結果，劉的特務罪名最終沒能成立。
張戎沒有提出劉的哪個罪名是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按上去的，也沒有提到劉的專案組用刑訊逼供過任何證人。根據她的材料，尚無法證明毛是故意誣陷。
這一節的討論足以否定張戎把毛與希特勒做的比較。實際上，對張戎書裏的其他獨創觀點都可以輕易地找出類似以上各節的反駁。隻要稍微用心一點就行。我們把剩下的撥亂反正工作留給感興趣的讀者們，作為消遣。 (全文完)
(全文完)
１６）文革目的
評毛功過必談文革，因為他自己把文革作為一生兩件大事之一。張戎認為毛“搞這場大清洗是為了換上對老百姓更無情的政策貫徹者”來推行他的超級大國工程（５５８頁）。他的真正目標”是對毛的極端政策不滿者。毛要把他們整個幹掉” （５４３頁）。可是她的證據不僅跟她的說法矛盾，而且還支持了毛自己宣稱的文革目標：“從中國清除蘇聯修正主義”（５７０頁）。
（１）張戎的證據表明毛並不需要文革來“換上對老百姓更無情的政策貫徹者”，因為文革前在黨內並不存在著毛與“對毛的極端政策不滿者”之間的尖銳矛盾。１９６４年毛開始了大躍進以後的最大項目，三線工程。“它的成本達到２千億元的天文數字，在其高峰期它吸收了全國至少三分之二的投資。它所造成的浪費超過了整個大躍進時的物質損失”（５０３頁）。
盡管如此，“劉少奇和毛的其他同事對如此的愚蠢行為並沒抵抗。. . . 隻要毛不驅使人民大量死亡或搞政治迫害，看來就是他的同事們最好的指望了－並且足以使他們感到心甘情願繼續順從下去” （５０４頁）。這樣看來毛根本沒必要“換上對老百姓更無情的政策貫徹者”。
（２）如果毛的目的是用“無情的政策貫徹者” 來換下對“極端政策不滿者”，他應當在文革中提拔前者打擊後者。可張戎描述的情況完全不是這樣。
張戎先舉了一個例子，反文革的一員幹將是“毛的老跟班譚震林，他在大饑荒時主管農業（可見他為追隨毛能走多遠）” （５４６頁）。接下來她甚至說得更明確：“毛並不區分心懷不滿的幹部和那些徹底效忠於他哪怕在饑荒時期也沒動搖過的人。事實上，他也分不出誰是誰，所以他決定先一鍋端了，然後再讓他的新政策貫徹者去調查區分” （５４３頁）。
這可不象是挑選“無情的政策貫徹者”的好辦法。假如毛經過對其部下的多年考查，還“分不出誰是誰” 的話，他能相信那些剛從黨外突然冒出來的造反派替他挑選“無情的政策貫徹者”嗎？實際上，“無情的政策貫徹者” 在文革中更可能被他們統治下受苦多年的造反派最先打倒。比如四川第一書記李井泉和他的同僚（包括“公共事務部”的），當年合夥躲過了大饑荒的責任，這次就沒跑掉。用文革的方式來選拔“無情的政策貫徹者” 真好似緣木求魚。
（３）張戎的文革理論更難解釋毛發動民眾搗毀黨政係統的做法。 如果毛的目的是用“無情的政策貫徹者”貫徹他的“極端政策”，他最忌諱的應當是破壞貫徹任何政策都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政府權威。沒有這個什麽樣的貫徹者也無法貫徹任何政策，不論他們多麽無情。挽救張戎理論的唯一可能是證明毛必須靠發動民眾打倒政敵。可惜這個可能性也被張戎徹底排除了。
張戎的證據表明毛無須民眾幫忙就能打倒對手。比如，在打倒被稱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大清洗的第一批受害者” 時，“毛都不屑出席” ，會議“其實是由劉少奇主持的，他知道他正在幹的事最後將導致他自身的毀滅”。“劉要求所有讚成的人舉手，所有的人都舉了，包括彭真和劉少奇”（５３１頁）。
在劉少奇被打倒的過程中，紅衛兵確實有些參與，但張戎證明他們的作用隻是象征性的。在引用了蒯大富的一段話後，她寫到：“這是紅衛兵實際上怎樣運作的很好的自我坦白；他們隻是工具，膽小鬼，而且自己也清楚這點” （５５０頁）。正式打倒劉的時候，“毛讓周恩來打電話告訴劉停止見外賓或公開露麵，除非接到指示。那天毛寫了一篇指控劉的文章，兩天後在中央委員會上宣讀，公布了劉的倒台” （５４８頁）。紅衛兵根本沒起任何作用。
再看看毛與其他文革反對派的鬥爭。“在他剩下的最高領導層裏，隻有一次抗爭。１９６７年２月，幾個沒倒台的政治局委員發表異議，對黨內同僚的遭遇表示憤怒” （５４６頁）。“但這些高層的幸存者或是毛長年的追隨者，或是已經被他製服了的。在他的淫威麵前，這些人退縮了。. . . 這個小型反叛被輕易壓了下去” （５４７頁）。在包括幾位元帥的集體挑戰麵前，毛仍沒用紅衛兵幫忙。
（４）現在看看張戎怎樣用她的證據支持毛的說法，即文革的目的是反對蘇聯修正主義。她相信文革前在中共黨內存在著親蘇勢力，並可能以政變方式奪權。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４日，赫魯曉夫被宮廷政變趕下台。. . . 幾天後周（恩來）告訴蘇聯駐華大使Chervonneko毛‘熱切希望’改善關係。周希望受邀請參加１１月７日十月革命紀念活動” （５１０頁）。“在１１月７日克裏姆陵宮的招待會上，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對周說：‘我們不想再讓毛或者赫魯曉夫阻礙我們發展關係’ 。. . . 馬林諾夫斯基接著又對中國的代理國防部長賀龍元帥講：‘我們趕走了我們的笨旦赫魯曉夫，現在輪到你們趕走你們的笨旦毛了” （５１１頁）。
張戎接著談到到中共黨內的秘密活動。１９６６年“２月北京市長彭真在劉少奇支持下提出‘指導全國的提綱’ 禁止用政治批判摧殘文化和對文化的維護。更進一步，他事實上壓製了毛想發動政治迫害的指令。. . . 等提綱一頒布，彭市長就飛到四川，名義上是視察那裏山區的國防工業。在那他做了件真正讓人震驚的事。他秘密地會見了彭德懷元帥。. . . 考慮到這個特殊的時間，他在未得允許的情況下秘密會見毛的主要對手所冒的巨大風險，很有可能他們討論了用武力阻止毛的可行性。. . . 賀龍元帥，就是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勸其‘趕走毛’ 的那位，不久也去了四川，名義上也是視察國防工業。. . . 還有更多的跡象令毛不安。彭市長似乎考慮與蘇聯人接觸，而且可能想求蘇聯的幫助來避免毛的清洗” （５２８頁）。
看了張戎的推論，人們很難懷疑毛的文革目的就是他自己所說的：“從中國請除蘇聯修正主義” 。
（５）與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緊密相連，毛宣稱的文革目還包括“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５４１頁）。這些目的不僅跟張戎的證據相符合，而且也可以解釋張戎理論所不能解釋的為什麽毛要發動群眾打倒大批老幹部。因為按照毛所信奉的理論，如果資本主義複辟，不滿意的是老百姓，得益的是掌權的。所以要防止資本主義就要靠老百姓造反來對抗黨和政府。
毛對資本主義的擔心至少與中國今日的現實相符。大多數人都同意中國在經濟上已成為資本主義，起碼對老百姓的生活而言。而且關鍵的轉型正巧是在文革時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領導下完成的。
我們可以不讚成毛對資本主義的抵製，但無法否認他對其可能到來的預期是合理的。毛反對資本主義是肯定無疑的，對資本主義的預期也被證明是準確的，連帶領中國進入資本主義的主要領導人都算準了，那麽他試圖用文革來阻止資本主義的到來應該是合乎邏輯的。
１７）毛與希特勒相比
最後，討論一下張戎全書的主題：毛至少跟希特勒一樣壞。我們從三個方麵比較：對外國，對自己治下的人民和對政敵所造成的客觀傷害及主觀動機。
（１）對外戰爭：希特勒侵略了大半個歐洲，導致五千萬人死亡。
毛的記錄：５０年代毛受北朝鮮政府邀請出兵朝鮮。６０年代毛受北越政府邀請秘密出兵北越。兩次出兵中國均在家門口與不遠萬裏來保衛自由世界的國家作戰，並在交戰對方離開之前先期撤回中國。１９６２年毛出兵印度，因為“中國不承認英國人在殖民地時期所劃定的邊界” （４８６頁）。速勝後幾天之內，毛命令部隊單方麵全部撤回原邊界線內。１９６９年中蘇之間爆發衝突，在“一個無人居住的小島上，. . . 中國軍隊的伏擊造成３２名蘇軍陣亡” ，而“蘇方對該島的主權是根據不足的” （５７０頁）。在其整個統治期內，毛沒有把一塊土地納入中國版圖。
（２）百姓生死簿：希特勒下令處死數百萬猶太人，共產黨和左翼人士，耶合華見證人，同性戀者和其他“不適宜生存的人”。
毛的記錄：鎮反殺７０萬，但相當大部分被殺者與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時期的軍事和暴力行為有關（參見１１節）。毛統治下監獄和勞改場犯人死亡可能數目不小，但這主要由於社會曆史大環境造成，尚無任何證據表明毛負有個人責任（參見１２節）。大饑荒可能造成了近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並非餓死），毛應對導致饑荒的重要條件，即左傾浮誇的政治風氣負責，但無證據顯示毛知道災情而見死不救（參見１４節）。毛發動文革大約致死一百萬，有證據表明這是毛的失誤，無證據顯示這是他的本意（參見１５節）。
（３）迫害政敵：這應是最有意義的比較，因為在這個問題上兩個獨裁者的個人責任皆無法推卸。可惜從希特勒那幾乎找不到什麽例子來比較，因為基本上沒人有機會成為他的政敵。不過我們知道他下令槍殺了早期的納粹黨同夥勞恩，罪名據說是同性戀。他還迫使最優秀的德國將軍隆美爾自殺，因為他被懷疑牽涉進一場未遂政變。當然，希特勒還殺了策劃暗殺他的斯道芬伯格和他的同黨。沒有一個希特勒的政敵在納粹德國壽終正寢的例子。
毛的記錄：根據張戎所述，毛當權後的第一個政敵張國燾，１９３８年叛逃到國民黨方麵去了（２２０－１頁）。第二位王明被毛搞垮後曾留在黨內，１９７４年死在蘇聯（３５７頁）。第三位高崗１９５４年自殺（４０５頁）。第四位硬漢彭德懷”１９５９年挨批後“被軟禁” （４７０頁），１９７４年死於直腸癌（５５７頁）。第五位劉少奇１９６９年在迫害中病死，幾乎無人護理（５５６頁）。第六位林彪１９７１年在外逃中死於飛機墜毀（５８２頁）。對最後一位鄧小平，“毛隻能妥協，讓他與親人住在舒服的家裏” （６４９－５０頁）直到毛自己去世。
以上所有政敵裏，沒有一位被處死。也沒有任何人因與毛的政敵牽連而被處死。即使是最你死我活的林彪一案，“包括策劃暗殺毛本人這樣的事都發生了，可讓人難以相信的是，竟然也沒有處決一個人” （５８６頁）。
讓我們看看毛是怎樣“迫害他最恨的人”（５４８頁）劉少奇的。“毛的奴仆周恩來向中央作的報告把劉定為‘叛徒內奸工賊’ ，並建議判處死刑。但毛反對，正如他否決了劉夫人的死刑。他要的是慢慢地折磨致死” （５５５－６頁）。
可是，劉的罪名是在６９年４月的九大上宣布的，而劉“死於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２日” （５５６頁）。死得並不怎麽慢 。而劉夫人王光美“慢慢地折磨致死” 過程不僅在毛統治下時持續了１０年，而且直到今天還沒結束，快４０年了。這也太慢了點。如果毛真想讓她死，不管什麽死法，１０年牢獄後的健康狀況也不會允許她享此長壽吧。
再讓我們看看毛是怎麽給劉少奇按罪名的。張戎提到毛要把劉打成特務。“專案組發現自己處於進退兩難之中，捏造證據與搞不出證據同樣危險。有一次，專案組宣稱劉在１９４６年希望美軍入侵中國，還為此打算與杜魯門總統見麵。毛說：‘提出這種說法，是把我們當成傻子。讓美軍大規模入侵？連國民黨也不會同意’ ” （５５５頁）。結果，劉的特務罪名最終沒能成立。
張戎沒有提出劉的哪個罪名是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按上去的，也沒有提到劉的專案組用刑訊逼供過任何證人。根據她的材料，尚無法證明毛是故意誣陷。
這一節的討論足以否定張戎把毛與希特勒做的比較。實際上，對張戎書裏的其他獨創觀點都可以輕易地找出類似以上各節的反駁。隻要稍微用心一點就行。我們把剩下的撥亂反正工作留給感興趣的讀者們，作為消遣。 (全文完)
VSHU
2005-12-27 03:36
1949年，時間開始了
（為紀念毛澤東誕生112周年而作，氣死人不負責）
小小小因
1840年開始，那個馬可波羅筆下輝煌的帝國，膝蓋殘廢了，常常跪在西方強權麵前哆嗦。1949年10月1日，一個偉大的身軀站在天安門城樓，莊嚴的向世界宣告，這個跪了109年的帝國，從此重新站立起來了，並將有尊嚴的永遠站立下去。
“時間開始了”！才子胡風不知如何能寫出如此不朽的詩句，羨煞共和國的不知多少同樣豪情滿懷的知識分子。那天登上了天安門觀禮台的李慎之先生，50年之後，還因為這神來之筆是由胡風，而不是自己寫出，滄桑之心，再添幾分愁緒。
那天，半個中國還在蔣介石的盤踞之下。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窮寇續追，在中南，西南，兩地，續用了兩個月的時間，把蔣介石最後兩支精銳主力，白崇禧部和胡宗南部基本肅清，徹底擊碎蔣介石試圖依靠四川與共產黨繼續對峙的美夢。隨後西藏也獲得和平解放。
時間在毛澤東洪亮的湖南口音中、在5萬萬人民的歡呼聲中、在人民解放軍消滅蔣介石殘匪的炮火聲中，開始了。那些不相信時間從此開始的懦夫們、短視者、嫉妒狂、舊王朝的衛道士們試圖挑戰時間。他們在上海搞金融破壞，狙擊人民幣，企圖用經濟金融的辦法阻擋共產黨接管政權，以為共產黨真的是他們嘲笑的“軍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經濟上0分”。然而他們一切試圖阻擋時間前進的努力，在幾個月的時間裏，就土崩瓦解了。瓦解他們的方法是他們奉為至寶的純經濟的。因此，即便當時為上海工商界要人，後來官拜鄧小平的國家副主席的榮毅仁大老板，事後也不得不臣服於新開始的“時間”，跟上時代的腳步。
在內部的敵人和看客們懷疑“時間開始了”的時候，那些習慣了中國人跪著聽其嗬斥的鴉片販子、戰爭狂徒、渾水摸魚者，更在新中國的大門口，以聯合國和保衛自由的名義，發起了一場威脅我主權與安全的朝鮮戰爭。相應的“抗美援朝”，可以說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戰爭，但其所帶來的好處卻是萬代千秋的。那些假人道主義者、偽善家，以為不出兵、保全了幾十萬戰士的生命，就是人道、就是上善、中國必然也得安全，而毛澤東犧牲了幾十萬生命，是首惡、是個人野心。這些成天哼哼唧唧的蒼蠅們，隻知道自己的營營，是“時間”最美麗的讚美詩，全然不知道人類的生存的法則。抗美援朝的“二次戰役”之後，時為中央辦公廳主任，後來做了鄧小平的國家主席的楊尚昆在日記中寫道：“主席決定誌願軍入朝之舉，實是萬分英明、有遠見的決定，事至今日則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當時要讓我來決定，我則會偏於‘苟安’！誠如主席所說，不僅要近視、短視，而且必須遠視、長視。決不可以眼前的，忽視了前途、遠景！‘高瞻遠矚’蓋即指此也。”（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兩朝元老、時代的親曆者、參與者、締造者之一，尚且有如此言論，營營者們，複有何言？
那些在蔣介石的中國享盡了榮華富貴的體麵人物們，以為複辟的機會來臨，以為失去的江山可在麥克阿瑟的煙鬥噴出的煙雲中還回來，不失時機地展開了對共產黨人的暗殺和對新中國的破壞。毛澤東在人民的要求下（“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產黨講寬大”），向這些暗藏的氣焰囂張的敵人發起了鎮反運動。那些營營者，對數萬共產黨人鮮活的生命，沒有絲毫的同情，卻對被鎮壓的殺人者的死耿耿於懷，暴露出他們徹頭徹尾的假仁假義和對民族崛起的仇恨。他們把仇恨潑向死後的毛澤東。那個寫了毛澤東xx故事的張某人，不就是一個軍閥的後代麽！以她為代表的一群恨毛澤東是理所當然的，那些享受著毛澤東的福蔭的人們，怎麽也營營著呢？
延安窯洞裏曾傳出毛澤東和黃炎培先生關於“周期率（律）”的對話。偉人曾以堅定無可置疑的口氣告訴這位民主人士，共產黨找到了走出周期率的道路，那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於是，當黨內一些意誌薄弱者，不顧毛澤東西柏坡時的警告，學起劉宗勉，搞起腐敗的時候，毛澤東果斷了打響了挑戰周期律的第一槍。雖然勞苦功高的劉青山、張子善，人頭落了地，但共產黨的隊伍，從此保持了相當長時間的純潔，共和國的五星紅旗飄揚的更高。以純潔黨內為目標的黨內“三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尚未結束，毛澤東就在黨外發起了一個旨在純潔社會經濟生活的“五反”（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竊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毛澤東，以睿智的眼光，看待自己的黨和她領導下的中國，總是那麽準確的抓住要害，及時出擊。“三反五反”，居然也被後來許多的人們指責，但那終歸也不過是蒼蠅們的營營而已。
“反右”是蒼蠅們營營了半個世紀的共和國的一件大事。感謝蒼蠅們的營營，今天的人們，在這營營中，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刻的理解了那場運動。那些被毛澤東信任和重用過的黨內黨外的人士們，下到普通者，上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國家領導人，曾辜負了毛澤東和他領導的共和國的希望。他們製造了事端，哭喊著要複辟失去的天堂，當毛澤東迫於黨內壓力，給他們包藏著可憐的虛偽和自尊的精神果殼，輕輕一擊的時候，他們就土崩瓦解，作鳥獸散，躲到暗角裏哭嚎，一直哭到今天，老子死了兒子接著哭。更有甚者，居然不承認自己曾經要求共產黨下台，要求各黨輪流執政，不承認自己曾鼓動學生上街，要求共產黨從工廠、學校、醫院滾走。這些人就像強奸了少女的小流氓，提起褲子就不認賬，還把自己打扮成英雄救美的正人君子和自由英雄。而那些該為擴大化負實際責任的領導者們，先在不負責任的加害中（必須承認這樣的加害也是存在的）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又在後來更加不負責任的“曆史評價”中，把一切責任推給了毛澤東，騙取了善良的人們的信任，攫取了更高的權力。如果說，明知道那些被他們迫害的人士，的確並非冰清玉潔，卻別有用心將他們奉為神聖，是為了政治的需要，尚可理解，那麽，推卸自己的責任，把“屎盆子”全部扣到毛澤東的臉上，則是徹頭徹尾的自私自利，該千刀萬剮。好在曆史無窮的嘲笑了這些沒有一點智慧的純粹的投機政客。
對“大躍進”的惡毒攻擊，是營營者們又一個偏愛。曆史的看，“大躍進”是前7-8年社會高速發展的慣性之使然，絕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頭腦發熱。它的客觀物質基礎是，1949年立國、三年抗美援朝取得勝利、“三大改造”意外以極短的時間和極優秀的效果完成、戰後國家經濟迅速全麵恢複，並高速增長以及生產力在短時間裏的全麵提升，對生產關係提出了一個現實的要求，即改變農業的個體分散經營的狀況，改變工業生產結構和形式，向更高級的生產關係轉變。其主觀的基礎是，共產黨7-8年的所為，所取得的曆史性的進步，鼓舞了全國人民和全黨的信心，黨內雖然有陳雲這樣的冷靜者，但大氣候已經決定了這樣的一次“大躍進”的嚐試不可避免。真實的“大躍進”其實是一個在農業領域糧食高指標和工業領域鋼產量高指標（製定中就被毛澤東懷疑和壓縮過）為基本標誌的局部經濟領域的大躍進，並非一次社會所有層麵的大躍進，且利弊兼有、其不良後果很快就被發現並糾正。但是在後來別有用心的曆史解說中，“大躍進”成了毛澤東個人頭腦發熱導致的一場全國性、全民性的大災難，並直接與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相連接，把共產黨人主觀上所作的自我批評“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當作了客觀事實，並一直這樣誤導無知卻處於好奇渴望了解那段曆史的人們。如果我們在“大躍進”中，違反的隻是經濟規律，那麽我們別有用心歪曲那段曆史，則是違背了人類的理性、人類的基本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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