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欽禮：被開除黨藉的焦裕祿親密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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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欽禮：被開除黨藉的焦裕祿親密戰友


張欽禮：被開除黨藉的焦裕祿親密戰友
作者：佚名
　　　　　　　　　

　　2004年5月17日，蘭考發生了一件舉世無雙、空前絕後的大事。十餘萬蘭考群眾跪地哭祭他們的老書記張欽禮魂歸蘭考。毛主席、周總理去世時，蘭考曾經有過這種場麵。他們功高蓋世、澤被人民，普天同哀，理所當然。


　　焦裕祿去世時，蘭考也曾經有過這種場麵。他帶領蘭考人民，奮不顧身，治理"三害"，以身殉職，成為縣委書記的學習榜樣，蘭考人民深情緬懷，合情合理。

　　但是，張欽禮在1978年被捕入獄，被判13年徒刑。

　　出獄後既無黨籍，又無公職，三無基本生活保障，靠兒女贍養。這樣一位勞改釋放犯，這樣一位已經從蘭考公眾生活中消失了27年之久的老書記，在這樣一個有奶便是娘的時代，在既無政府號召、又無媒體公告的情況下，在喪禮的組織者一再低調處理，一改喪期、二改道路、三改埋期，盡量回避群眾參與的情況下，單靠自發地口口相傳，怎麽能夠聚集起十餘萬蘭考群眾，讓他們放下工作，沿路跪地哭祭呢？

　　此情此景，舉世無雙，空前絕後，"驚天地，泣鬼神"！

　　最近，懷著對張欽禮的景仰和好奇，我踏上了蘭考大地，參觀了焦裕祿紀念館，並有幸當麵向兩位張欽禮的生前好友了解他的事跡。震驚，痛心，哀慟，催人奮進，令人深思！

　　從張欽禮一生的坎坷曲折的經曆上，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國曆史中各種複雜力量的鬥爭，仿佛親臨其境、親曆其事，又如此清晰地穿透曆史，看到了被光怪陸離的現象所掩蓋的社會骨胳、腑髒、血脈、經絡，也看到了中國的未來。

　　回京後，結合其他人的訪問記錄，以對話體寫成此文。

　　問：參觀了焦裕祿的事跡後，我有一個疑問。焦裕祿到蘭考工作1年5個月，2個月又值肝癌晚期，彌留在醫院，卻戰天鬥地，卓有成效地治理了風沙、鹽堿、內澇這"三害"。那麽焦裕祿之前的蘭考縣委幹什麽去了？

　　答：問得好！焦裕祿之前的縣委書記姓王，叫王金壁。這個人有些墮落腐化，
　　一是生活作風上有問題，與其保姆有不正當關係。
　　第二是下去勞動的時候也是到條件最好的地方，到農村還帶著藤椅。　　第三，王金壁還被稱為"三排排長"。王某喜歡看戲。劇院裏第三排17號座位是最清晰的。每次看戲王某全家都要坐在第三排中間，群眾對此意見很大。如果王金壁沒到，戲就遲遲不能開場。群眾就諷刺地說："不急，三排排長還沒到哩！" 焦裕祿來後，製止幹部看白戲，幹部的孩子看戲也要掏錢。
　　第四，王某還命令村幹部為他劃出一塊自留地，打的糧食，養的雞鴨，送到他家。

　　問：這樣的書記會不會帶出一批又貪又懶還好爭名奪利的幹部？

　　答：是啊！王金壁就用那些不會幹事，光會拍馬屁的幹部。張欽禮當時是縣長，人稱蘭考的"活地圖"，他對治理蘭考的"三害"有一套辦法。從1954年起，張欽禮就擔任蘭考縣長。從54年到57年，蘭考的"三害"得到了初步治理，造林固沙成效顯著。但1958年"浮誇風"一來，林子被砍光了，張欽禮還因為反對把大批幹部打成右派，而受到"內定中右，限製使用"的處分。

　　問：這是怎麽回事？57年反右的矛頭不是針對那些要推翻共產黨領導的資產階級分子嗎？怎麽會把張欽禮這樣的好幹部劃成右派？

　　答：這隻是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實際上，在地方上，真正要推翻共產黨的人很少。但是，打著共產黨的旗號，做著共產黨的官，卻貪圖享樂腐化名利的人卻不少。這些人在黨內很活躍，臭味相投，拉幫結夥，視焦裕祿式的好幹部為異類。毛澤東最擔心的就是這些人，群眾意見最大的也是這些人。57年一開始是整頓黨的作風，其對象就是這些人。

　　在蘭考，縣委組織部長孫躍堂就這種人。他利用職權霸占了一名現役軍人的未婚妻，並和原來的妻子離了婚，是個陳世美。更加嚴重的是，那位軍人複員回來後，孫躍堂怕他"惹事生非"，捏造罪名將這位複員軍人關進了監獄。

　　所以，整風運動開始後，縣委門口就貼了一張大字報，揭發孫躍堂，200多名幹部在這張大字報上簽名。後來，北京、上海等地出了一批要求"輪流坐莊"的知識分子，他們借整風運動暴露出來的黨內問題，否認黨的領導地位和領導能力。毛澤東認為這些人是資產階級分子，代表被推翻的三座大山勢力，是社會主義的敵對分子。但是，為了教育團結他們，把他們當作右派分子，而不當作敵對分子。毛澤東要求各地在繼續整頓黨的作風的同時，打擊右派分子。

　　這個部署不能不說是正確的。但是，正確的部署誰來執行？具體地說，在河南，誰來執行保護群眾、打擊右派的政策？很不幸，恰好是與孫躍堂臭味相投的人，省委書記吳芝圃、省委秘書長戴蘇理和省委組織部長趙文甫等人。趙文甫坐鎮蘭考，將200多名揭發孫躍堂的幹部全部劃成右派。張欽禮激烈反對趙文甫的作法，被趙文甫"內定中右，限製使用"。相反，孫躍堂卻官升一級，調到鄰近的東明縣任縣委副書記。由於吳芝圃等人的濫施淫威、排斥異己，河南的右派是全國最多的。

　　問：啊，竟有這種事！我聽說河南的浮誇風全國最厲害，餓死的人也最多。這和吳芝圃的用人特點有關係嗎？

　　答：怎麽沒有？張欽禮吃盡了吳芝圃搞浮誇的苦頭！大躍進要求的是多快好省，四個字。到河南，丟了好省，隻求多快。

　　1958年秋收時節，河南省委在鄭州召開由全省各地區專員、縣長參加的糧食征購工作會議，逼著各縣縣長說假話，報高產，會議開了三天三夜不讓過關。

　　第三天上午，吳芝圃親自到開封組督陣，發表《躍進的哲學，哲學的躍進》長篇講話。縣長們好歹加碼到500斤一畝，800斤一畝。

　　但張欽禮發言說，他沒有見過紅薯畝產20萬斤，小麥畝產5000千斤，芝麻杆能打出油。蘭考報不出高畝產，其他縣報的也是假的。他甚至直接批評吳芝圃："征購透底，再搞返銷，糧食搬家，勞民傷財。愛說假話的人，對黨對國家對人民都不利，這個教訓要記取。浮誇風刮過了頭，最終是要害人的。風刮在下邊，風源在上邊。說白了一點，風源是在省委。"

　　吳芝圃坐不住了，麵帶怒色，揚長而去。接著，大會秘書處通知取消張欽禮的會議資格，遣送回縣，接受批判。一批就是8個月，張欽禮不檢討，不認錯。

　　南省委又給張欽禮又加了一頂帽子--"死硬派"，給張欽禮留黨察看一年處分，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行政級別降三級，到農村勞動改造。你想想，說實話的人遭了殃，浮誇風還能擋得住嗎？

　　河南的浮誇風一刮就是三年，最終鬧得人人浮腫，大批餓死。在餓死人最多的信陽地區，地區書記路憲文是吳芝圃的死黨。路憲文不但最積極搞浮誇，大批餓死人後，路憲文又嚴密封鎖各條反映真實情況的通道，僅郵局就截住一萬二千封反映餓死人的信件。

　　吳芝圃和秘書長戴蘇理千方百計包庇路憲文。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繞過重重障礙，向省委報告固始縣征購透底餓死人的情況。

　　一個村支部23名黨員，餓死了20人，剩下3名寫血書送到省委。但是，這些信件都被戴蘇理扣下了。戴蘇理還揚言要查處嚴辦。

　　後來信陽事件敗露，李先念、陶鑄、王任重到河南考察，吳芝圃、戴蘇理陪同。然而，吳芝圃倒打一耙，把路憲文的責任推給地區專員張樹藩，而事實上，張樹藩恰恰因說實話而倍受吳芝輔、戴蘇理和路憲文的迫害。楊守績終於盼來了大領導，卻不料，在李先念等人到固始縣的前一天，吳芝圃和戴蘇理來到固始，宣布楊守績是反革命分子，當場逮捕判刑。

　　在這種情況下，勞改中的張欽禮一身浮腫，突破重重封鎖，進京上訪，見到總理，反映河南浮誇和餓死人的情況，你想，吳芝圃和戴蘇理等人對張欽禮該有多麽仇恨！

　　問：難道共產黨的天下竟能容忍吳芝圃一手遮天，把新中國晴朗的天變成吳芝圃黑暗的天嗎？

　　答：1960年12月上旬，張欽禮冒著生命危險進京上訪，周總理對河南的情況有所了解。

　　到1961年6月，吳芝圃被免去省委書記一職，中央派劉建勳接任。劉建勳到任後，首先將一批受吳芝圃迫害的幹部平了反，其中有潘複生（省長）、楊玨、王庭棟、邢照堂、陳冰之、張欽禮等。河南的人民總算是撥雲見日了。

　　但是，劉建勳雖然將一批好幹部平了反，卻沒有將吳芝圃帶出來的一群壞幹部撤下去。事實上，吳芝圃調任中南局書記處書記，雖無實權，但威勢尚在。河南的天空仍然飄著大團大團的黑壓壓的烏雲，隻在烏雲的縫隙處漏出一點陽光。

　　張欽禮得到過總理的肯定和鼓勵，劉建勳親自替張欽禮平了反，恢複了縣委副書記、縣長之職，但張欽禮從鄭州回到蘭考，卻仍然隻能在家呆著。主持蘭考縣委工作的仍然是緊跟吳芝圃的人，就是那個王金壁，他不但沒有通知張欽禮到任，甚至沒有給張欽禮落實省委的平反政策。

　　最後，省監委書記劉銘榜不得不親自出麵，給張欽禮辦平反手續，並補發了1264元工資。張欽禮長期受迫害，貧病交加，本來特別需要這筆錢，但他卻把錢全部捐給了蘭考的生產救災。

　　從落實平反政策到1962年底焦裕祿同誌上任蘭考縣委書記，張欽禮在蘭考縣委仍然受到排擠。雖然身為縣長，卻空有一腔改造蘭考的熱血，隻能分管一些不重要的工作。

　　問：吳芝圃搞浮誇風，有沒有中央的責任，有沒有毛澤東的責任？

　　答：中央當然有責任。中央也有類似吳芝圃的人。吳在中央也有一個關係網。但是，毛澤東卻不在其中。

　　1958年10月21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聽劉子厚匯報時，就明確批評浮誇風和共產風。他說："要實事求是。把豬都並到一起，就不實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經不起細看，經不起分析，要告訴縣裏叫他們不要搞這一套。"

　　"對虛報的人要進行教育，進行辯論，不要講假話，是多少就是多少。"

　　關於共產風，他說："家具可以不歸公，這是一部分生活資料。吃飯集體，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體嘛。"

　　11月上旬，毛澤東主持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進一步糾正共產風。他說："必須使每個公社，並且使每個生產隊，除了生產糧食以外，都要生產商品作物。

　　西安會議（1958年10月）沒有提倡這個事，他們一心一意取消商業。"會上，吳芝圃提出要研究"共產主義建設十年規劃綱要"。毛澤東說："你現在涉及到共產主義，這個問題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現在的題目，我看還是社會主義。不要一扯就扯到共產主義。"

　　毛澤東還一再批評高指標："許多問題，我不清楚你們是根據什麽這樣提的。工業方麵為什麽搞四億噸鋼？鋼、機床、煤、電四項高指標嚇人。"

　　11月下旬，又召開武昌會議，提出要壓縮空氣，使各項指標切實可靠。他說："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當迷信破除了。""資產階級法權隻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風五氣，等級過分懸殊，老爺態度，貓鼠關係，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徹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資等級，上下級關係，國家一定的強製，還不能破除。"

　　1959年3月，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毛澤東肯定抵製共產風的瞞產私分現象，鮮明地說："瞞產私分不是本位主義，瞞產私分極其正確，那股風一來。""我現在是支持保守主義，我站在'右派'這一方麵，我反對平均主義同'左'傾冒險主義。"（以上講話均可見《毛澤東傳1949-1976》，二十二、糾'左'的努力（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

　　鄭州會議和武昌會議時，吳芝圃都在場，他不可能不了解毛澤東反對浮誇風、共產風、高指標風的堅決態度。但是，吳芝圃卻在河南一意孤行。1962年七千人大會時，毛澤東參加中南局的小組討論會，向會議主持人金明發問："金明同誌，你說是豬聰明一點呢？還是人聰明一點呢？"金明自然回答："還是人聰明一點吧！"毛澤東搖搖手說："不盡然，豬一頭碰到南牆上，過不去，他知道退回來，有的人就不知道退回來！""吳芝圃同誌，你離馬克思主義者還有十萬八千裏喲！"

　　問：吳芝圃停職了，張欽禮平反了，被趙文甫劃成右派的幹部怎麽樣了呢？

　　答：仍然沒有平反。那片黑壓壓的烏雲繼續籠罩著蘭考。具體代表就是那位王金壁。信陽事件暴露後，毛主席認識到，幹部隊伍的問題很嚴重，局部地區甚至已經是反革命力量在統治，民主革命不徹底，需要"民主補課"。

　　但是，誰來負責組織"民主補課"呢？在蘭考，恰恰是需要"民主補課"的王金壁在組織"民主補課"。他借此機會排斥異己，讓2000多名基層幹部參加的"民主補課"學習班，迫使他們交代如何向農民征購透底，將本應由王金壁之流的吳芝圃追隨者所負的責任推向基層幹部，推向不迎合自己的好幹部。

　　吳芝圃停職反省後，張欽禮勸王金壁放人，王某這才勉強放人，但既無平反之說，也不承認錯關錯審。

　　問：這樣的草菅人命、貪汙腐敗的書記怎麽能長期為所欲為呢？

　　答：是啊。吳芝圃調離後，那些善於鑽營的上級領導們感到了群眾壓力，把王某調走了。但是，他們並不啟用張欽禮，而是調來一個因貪汙糧票在群眾中影響十分惡劣的劉某任縣委副書記，主持蘭考工作。蘭考是個窮縣，幹部都不願意來。

　　開封地委選了幾位書記，有的都發了調令，都不願意來。最後把洛陽礦山機械廠的焦裕祿調來了。

　　對於開封政治生態圈來說，焦裕祿是個外人。鑽營者們以為焦裕祿對他們沒有威脅。

　　然而，他們想錯了。焦裕祿是個好幹部。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他一到蘭考，就發現了張欽禮的冤屈、幹勁和才華，和張欽禮結合在一起了。

　　在張欽禮的建議下，焦裕祿大膽給抵製浮誇風、共產風的2000多名幹部平反，使蘭考各級領導班子的麵貌煥然一新。張欽禮又受命製定治理"三害"的規劃。焦裕祿和張欽禮齊心協力，帶領幹部和群眾查風口、治沙丘，查洪水走向，排內澇，深翻土壤，治理鹽堿地，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裏，使蘭考的自然麵貌和農業條件發生了巨大變化，人民生活顯著改善。

　　令人痛心的是，焦裕祿積勞成疾，英年早逝。張欽禮失去了他的好領導、好戰友，蘭考人民失去了他們的主心骨。

　　問；焦裕祿給2000多名幹部平反，開封地委怎麽看？

　　答：當時正值中央開完七千人大會，全國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吳芝圃失勢，鑽營者們不便興師動眾、問罪焦裕祿。可巧，焦裕祿病逝，去了他們的一塊心病。開封地委中上與吳芝圃、戴蘇理、趙文甫聲氣相通，下與孫躍堂、王書記沆瀣一氣，旁通河南各地的投機者，善於指鹿為馬、見風使舵的，當數地委宣傳部長秦一飛。此人早就視張欽禮為異類，對焦裕祿在蘭考的業績耿耿於懷。

　　焦裕祿死後，開封地委不是將深得民心的張欽禮提成縣委書記，而是派一個叫周化民的當書記。周化民是秦一飛的死黨。

　　焦裕祿逝世兩個月後，蘭考的"四清"工作開始了。秦一飛任蘭考"四清"工作團團長，周化民任副團長兼蘭考縣委第一書記，有工作團成員2000多人，其中260人專門負責縣委和直屬機關。

　　秦一飛和周化民領導的"四清"工作，專以焦裕祿和張欽禮帶領的苦戰蘭考的幹部為對象。張欽禮首當其衝，被當成"四不清"幹部，靠邊站，接受審查。

　　秦一飛指示負責縣直屬機關的工作隊長崔禮書，對張欽禮要進行認認真真地清查。崔禮書不敢怠慢，紮根串連，發動群眾，派人外調，清查了大半年，沒有查出絲毫"四不清"的問題。

　　秦一飛批評崔禮書："我就不相信在一個縣工作多年，會沒有四不清問題！"顯然，秦一飛是以小人心度君子腹，把四清運動當作了剪除異己的大好機會。秦一飛撤了崔的職務，換上了自己的親信趙為新，指示趙為新從心直口快的潘子春身上打開缺口。趙為新對潘子春使用車輪戰術，還是沒有成功。最後，秦一飛沒有任何理由將潘子春掛了起來，不分配工作。

　　張欽禮名聲大，又查不出問題，隻好恢複其工作。但是，在周化民的處處製肘下，治理"三害"的工作進展緩慢。

　　問：整個開封地委就沒有好人嗎？一個宣傳部長怎麽能如此胡作非為？

　　答：好人鬥不過壞人啊。壞人對上拍馬奉迎，對下小恩小惠，善於籠絡人。好人直來直去，不會趨炎附勢，投其所好，更不會笑裏藏刀，借刀殺人。秦一飛在開封地委絕不是孤立的。

　　問：我記得，《人民日報》宣傳焦裕祿的長篇通訊發表在1966年初，通訊上把張欽禮稱為焦裕祿的親密戰友。顯然，這篇報道對張欽禮十分有利。周化民怎麽能允許這種報道麵世呢？

　　答：1965年底，穆青、馮健、周原來采訪焦裕祿的事跡，我（劉俊生，時任蘭考縣通訊幹事）是全程陪同的。

　　高級記者來了，我找到縣委第一書記周化民，他說："我不太了解情況，張欽禮是蘭考土生土長的，又與他共事，對他比較了解。今後來記者別找我了，就讓張書記介紹吧！"

　　這樣，張欽禮就花了大量時間對焦裕祿的事跡做了生動詳細的介紹，一介紹就感動了穆青。

　　穆青聽後，感動地說："我參加工作28年了也沒有哭，這次被焦書記的精神感動得流下了眼淚，這是咱的寶貴財富，我們要重新報道焦裕祿。"他們本來是想報道整個豫東災區的麵貌，經過張欽禮介紹後，決定著重報道焦裕祿的事跡。

　　那天晚上7點開座談會，張欽禮了解得最全麵，他一介紹，穆青就開始流下眼淚，晚上談到後半夜。穆青被深深地打動了，他才作出報道的決定。

　　報道一出來，周化民就說："焦裕祿的事是誰說的？張欽禮自己說的，他不是想宣傳焦裕祿，他是想宣傳他自己，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呢。"那天，我被請到新華社，一位同誌對我說，焦裕祿的事跡已向中央匯報，中央同意將他的事跡樹立為典型向全國宣傳，並且要求向宣傳雷鋒一樣，不惜時間，不惜版麵，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地宣傳焦裕祿。他讓我回去向縣委、地委的書記匯報。

　　我回來後給周化民匯報。他聽了半天沒說話，後來蹦出來一句話："典型？蘭考出了典型？來蘭考參觀個啥？看咱沙荒啊？鹽堿啊？焦裕祿怎麽算典型啊？你去找地委宣傳部長吧。"

　　周化民不敢得罪新華社，把球踢給了秦一飛，他相信秦一飛能擋住。

　　秦一飛一聽要報道焦裕祿，氣不打一處來："別說了，別說了，新華社報道焦裕祿我作為宣傳部長怎麽不知道？焦裕祿到蘭考才一年零五個月時間，其中還有兩月住醫院，幹出了啥成績？是啥典型？宣傳出去叫人家看沙荒、看鹽堿、看蘭考人窮得兩人合穿一條褲子？也不知道張欽禮是咋給人家胡匯報的，我不聽，我不同意報道。"

　　最後，秦一飛想到畢竟要麵對新華社，又留了一句："小劉，你找地委書記匯報去吧？"我便去找主管宣傳的延新文副書記。延新文聽後很高興，把我領到了當天下午召開地委常委擴大會上，叫我來匯報。下午匯報時，看到那麽多大領導，我很緊張，但我也顧不了那麽多了，用慷慨激昂的聲音來講焦裕祿的事跡。聽完匯報後，

　　秦一飛首先發言，表示強烈不同意。由於他對蘭考比較了解，其他人因此不敢發言。

　　幸而地委第一書記張申說了話："新生事物嘛。有些人對新生事物是看不慣的。焦裕祿是不錯嘛，當時派人去蘭考，許多人都推辭，焦裕祿接到命令後帶病前去，並且在蘭考一年多時間，取得了這樣的成績，我看這個同誌不錯。有時候先進事物和落後事物是要作鬥爭的，我們應該支持先進事物。"

　　秦一飛反駁道："看啥哩？有啥可看的？看沙荒呢？"

　　張書記說："怎麽沒有典型？你比如去年風地沙丘，把風地給封住了，再起風就沒有風沙了。這不是典型嗎？"

　　秦說："那像這樣的有幾個典型呢？"

　　張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由少可以到多。"

　　由於地委一把手的讚成，其他人也都傾向於讚同，於是最後通過在全地區開展向焦裕祿學習的決定。

　　縣委一看地委決定了，也不得不同意。但是，新華社的稿子還要交給縣委書記審查。周化民再次從中作梗。他認為新華社的通訊需要改，把蘭考寫得可憐了，陰暗麵太多。

　　他將文章歸納了三句話、六個字：第一句話，焦裕祿用一年時間改變了蘭考麵貌，共產黨領導十六年都沒改變好？第二句話，改變蘭考麵貌是焦一個人幹得？為什麽隻報道他一人？都歸到焦裕祿一人身上行嗎？六個字：災、難、病、苦、死、逃。他說："文章要發我也同意，不過得改，得做大修改。"

　　為此，在蘭考四清工作團駐地，當著30多名四清工作團的骨幹，秦一飛、周化民和張欽禮展開了一場激辯。

　　秦一飛氣勢洶洶："試問張欽禮同誌，焦裕祿是條龍他又能吸多少水？他渾身是鐵，又能打多少釘？一年零三個月時間，能改變蘭考麵貌，誰能相信？

　　張欽禮同誌是向新華社記者介紹焦裕祿事跡最多的，我看你的話摻假不少。你把蘭考縣委的成績，都記在焦裕祿一個人身上，把幾年的工作成績，也記在焦裕祿一年多一點的時間上，這是誇大其辭。你內心世界裏是什麽，'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看無非是想撈點什麽。"

　　周化民緊跟著說："新華社的稿子一發表，穆表他們可以得到一大筆稿酬，個人也出了名，名利雙得；焦裕祿成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英雄，光前裕後；張欽禮同誌是焦裕祿的親密戰友，也跟著風光；背黑鍋的是我周某人，給焦裕祿填窮坑的也是我周某人。我周某人就是三頭六臂，也填不滿蘭考這個窮坑！"

　　張欽禮說，"莫以時間長短論政績"。他說："焦裕祿同誌在蘭考當縣委書記，是一年零五個月時間。這一點秦部長說得很對。但是，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裏，焦裕祿所創造的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比我們任何人都多，都好。

　　他為了盡到一個縣委書記的職責，除掉蘭考的'三害'，造福蘭考人民，他帶著病體，嚴冬不避寒，盛夏不避暑。在荒沙灘裏，在鹽堿窩裏，在沼澤地裏，拄著根棍子，背著幹糧，帶領除'三害'調查隊，把蘭考縣的地形地貌、角角落落，查了一遍又一遍，咱蘭考一百多個生產大隊他幾乎都跑到了，往返步行五千餘裏，焦裕祿的身影是盡人皆知。渴了他趴在河邊喝河水，饑了啃的是自己帶的幹饃，群眾給他燒開水喝，他說下雨缺燒的，不讓燒了。累了蹲在地上打個盹，終天沒白沒黑舍生忘死地工作，發誓完不成除'三害'的任務死不瞑目，這些秦部長、周書記你們做得到嗎？你們隻會浮在上麵聽匯報，懶得下去走一走。

　　你們到蘭考與焦書記在蘭考工作的時間差不多，你們下基層多少次，為百姓又解決過哪些急需？

　　開挖賀李河的時候，他跟群眾一起勞動，他背沙袋壓趴在地上，起幾起沒起來，是潘子春跑過去將焦書記扶了起來，攙到工棚裏躺下。卓興隆勸他住院治病，休息幾天，他卻說，在除'三害'大決戰的時刻，我怎麽能休息呢？休息的時候是有，等到同誌們站在我的靈前說，焦書記，你安息吧，你沒完成的除'三害'事業，由我們來完成，到那個時候，我就休息個夠。這雖是風趣幽默話，卻體現了焦裕祿同誌寧願把生命獻給蘭考人民的忘我精神，這樣的好書記難道不是榜樣嗎？當他知道他的病是不治之症後，他沒有掉淚，平靜地說'咱蘭考是災縣，我死後不要多花錢，隻有一個要求，要求組織上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丘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不離開那裏，要看著你們帶領群眾把沙丘治好。'"

　　張欽禮說得動容，淚水模糊了眼睛，在場的一些四清隊員也被感染而開始流淚。

　　張欽禮繼續說："焦裕祿同誌在蘭考走完了他生命的路程，他和蘭考人民結下的深情厚誼在群眾中有口皆碑。雖然他在蘭考隻短短一年零五個月，準確說，隻一年零三個月，但是，不能以時間長短論英雄！焦裕祿活著的時候，我們在他的領導下工作，縣委的工作成績該歸於他；焦裕祿逝世以後，我們又在焦裕祿精神鼓舞下幹工作，縣委工作成績也有焦書記的份，這不叫誇大其辭。焦裕祿來蘭考時，自然條件情況比現在惡劣得多，焦裕祿同誌從來也沒說過背黑鍋、填窮坑的話。新華社是中央的喉舌，新華社記者在蘭考采訪了上千人次，老百姓都熱情接待，積極提供焦書記的事跡素材，這反映了民心，民心不可違啊！有的人卻冷落記者，老是借口工作忙，不願見記者，讓別人接待記者。別人照著他的指示辦了，又罵人家有野心，想撈稻草，我張欽禮難做人啊！"

　　就這樣，張欽禮的意見終於在四清工作團占了上風。焦裕祿的長篇通訊才得以發表。

　　問：長篇通訊發表後，全國各地掀起學習焦裕祿的熱潮，張欽禮在蘭考的處境是否有所改善呢？

　　答：遠非如此。全國學習焦裕祿掀熱潮，唯獨在蘭考縣委冷冷清清。張欽禮注意到，盡管大批記者、作家、參觀學習者雲集蘭考，但周化民很少露麵。有一次，張欽禮遞給周原一張紙條，大意是：有一股冷風在陰暗處流動，但它暫時還抵擋不住來自北京的東風。

　　1966年"5·16"通知發表，文化大革命開始了。"5·16"通知指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對照河南的情況，吳芝圃、戴蘇理、趙文甫、路憲文、秦一飛、周化民、王書記這樣的人，就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們事實上已經將河南的共產黨政權變成了他們的黑幫政權、資產階級政權。文化大革命的矛頭就是針對這些人的。

　　文革初期，當大學裏開始有人響應通知號召，自下而上地揭發黨內陰暗麵時，工作組自上而下地進駐大學，將學生們打成反革命，而保護各級黨委。這樣，毛澤東感到工作組在保護走資派，在打擊群眾積極性，阻礙揭露陰暗麵，指示撤銷工作組。在隨後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寫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認為在工作組領導期間，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從此，揭發陰暗麵、批鬥走資派的群眾運動才真正開展起來。

　　但是，受壓製的群眾可以團結起來鬥走資派，走資派也可以動員群眾鬥革命派。無論是哪派，都可以自稱是造反派。在蘭考，秦一飛搖身一變，成了蘭考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組長，周化民任副組長，四清工作團就地轉化為文革領導小組，他們組織"造反派"，將張欽禮定為黑幫，批鬥遊街。

　　周化民控製下的蘭考縣委、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貼出大字報"批判《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還派出"糾穆青戰鬥隊"到北京抓穆青。

　　1967年2月，張欽禮、潘子春、卓興隆等跟著焦裕祿除"三害"的縣、公社、大隊三級骨幹分子1207人全部被當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抓起來，遊街示眾。城關鎮一個姓管的老百姓說了一句："這綁住遊街的不都是好人嗎？"僅此一句話，"造反派"竟用亂棍將管某打死在街上。中央輕化部設在蘭考的開封造紙林場場長劉永鬆也說了這樣一句話："遊街示眾的人不都是跟著焦裕祿書記幹的好幹部嗎？"這話傳到秦一飛、周化民的耳朵裏，劉永鬆就被關進了監獄，罪名是張欽禮的保皇派。

　　楊捍東插話：我給你們補充一些材料。"樹焦"與"不樹焦"是一場鬥爭。蘭考文革開始後，周化民把"樹焦"當作張欽禮的"政治扒手"的證據，大字報向全國散發。這事驚動了中央，國務院辦公廳看到這張大字報後，讓河南省委限期調查解決。

　　省委把這個任務交給開封師範學院（現為河南大學），學校又交給我，由我帶隊調查。

　　這裏關乎三個人，
　　第一個人是焦裕祿，他的事跡究竟真偽如何？
　　二是張欽禮是不是焦裕祿的親密戰友？
　　三是周化民到底如何？

　　副省長王維群召見我時說得非常嚴厲，叫我調查時不要帶框框，不要先入為主，要客觀再客觀，詳實再詳實。如果出了問題，嚴懲不貸。當時我隻23歲啊，很年輕。我說首長放心，我從沒去過蘭考，在那裏無親無故，不可能帶框框，一定會客觀詳實。

　　我帶領一個共青團小組，領著三個學生調查一個多月。調查過程中我唯獨沒有見過張欽禮，因為張欽禮帶焦裕祿的夫人到廣東省介紹焦裕祿的事跡去了。

　　由我執筆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向中央回答了三條：

　　一、焦裕祿的事跡詳實無誤，完全是真的，且由於新華社通訊篇幅所限，好多事跡還沒報道出來。

　　二、張欽禮與焦裕祿肝膽相照，共同協作，焦裕祿去世後，由他完成焦裕祿的遺願，是焦裕祿的親密戰友之一。

　　三、周化民同誌身為家鄉幹部，卻始終對報道焦裕祿的事跡有意見，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前，他不同意，這是個人認識有別，我認為這不是錯誤。但是，在《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後他仍取消極態度，仍不認真學習，那就是對黨的態度問題，應該予以批評，我隻是說"批評"。

　　報告寫成後，我先給王維群匯報，再進京匯報，在中南海將報告交給國務院辦公廳。

　　我回來以後，周化民已經要逮捕以張欽禮為首的"反革命集團"了。這時是67年的1月29號。（劉俊生：我也被打成該集團成員了，說我是吹鼓手）凡是當年跟隨焦裕祿一塊工作過的人，焦裕祿死後積極宣傳他事跡的人，都被抓進監獄，全縣有1200多人，涉及麵很廣，包括蘭考"四麵紅旗"的支書，農民也抓了很多。

　　我有一個同學，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將我的調查報告印出來發到社會上了。由於報告中我肯定了張欽禮，所以我也被抓起來了。開封軍分區的人聽信周化民的造謠（周說我是國民黨中校），逮捕我時調用軍隊，派了三輛汽車，還用機槍封鎖路口，將我用腳鐐手鐐抓起來。當時我是23歲的大學畢業生，什麽時候去當國民黨中校啊？

　　問：下手竟如此狠毒！後來怎麽樣呢？

　　答：畢竟民心不可違。為焦裕祿、張欽禮申訴的信件雪片般地飛向總理，秦寨大隊的貧農李占榮還跑到天安門毛主席像前長跪不起、嚎啕大哭，為張欽禮鳴冤叫屈。

　　周總理派記者到蘭考暗訪，了解到實情，向毛主席匯報。

　　毛主席指示周總理："河南的蘭考、林縣這兩個先進典型，要保護，不準打倒！"

　　這樣，總理將張欽禮接到北京，當著河南省軍區各級領導的麵，宣布撤銷下令逮捕張欽禮的河南省軍區政委何運洪的命令，任命張欽禮擔任7249師空降師政委。在總理聯絡員的安排下，張欽禮還在北京向30萬工人做了18場報告，推動"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

　　回到河南後，張欽禮還被任命為開封地委常委兼地委書記，兼任蘭考縣委第一書記。

　　張欽禮回到蘭考，首先給被關進監獄、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的幹部、群眾平反，恢複他們的名譽，安排他們回到各級領導崗位上。對跟著周化民的幹部，不開除黨籍，也不關進監獄，而是團結他們一道工作。

　　從這時起到1970年8月近3年時間裏，張欽禮帶領蘭考幹部和群眾"引來黃河水，重新安排蘭考大地"，引黃灌淤工程共挖3000萬土方，基本完成了趙王河、黃河清故道、隴海路兩側、黑龍潭、四名潭、東大淖、楊橋大淖、老牛圈26萬畝沙堿荒地的改造，使老災區變成了糧食囤。

　　問：犯下嚴重罪行的周化民到哪裏去了？

　　答：周化民進學習班學了三個月，然後就調到安陽鋼鐵廠作黨委書記去了。實際上，官職原封不動，物質利益還更多了。

　　這正是問題的嚴重性所在。吳芝圃、周化民這種投機分子即使在失勢時，也隻是推推磨、轉轉圈，跟著他們的人也相安無事，得勢時便不可一世。

　　焦裕祿、張欽禮這種革命幹部在得勢時，拚命工作，失勢時進班房、蹲監獄，還會連累跟著拚命的幹部群眾。

　　毛主席說黨內有一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看，至少就河南來說，千真萬確。隻不過，這個走資派不但力量強大，還特別善於偽裝。

　　問：1970年8月以後怎麽樣了？

　　答：張欽禮又遭難了。當時，林彪的黨羽王新在河南權勢熏天，原來吳芝圃的網絡又攀上了王新，借助王新的力量來整張欽禮。他們說張欽禮是劉少奇的生產黨，搞物質刺激，隻抓生產，不抓階級鬥爭。這其中就有秦一飛，他又回到開封地委了。

　　由於張欽禮影響大，他們名義上調張欽禮為鄂豫皖三省大別山防空指揮部指揮長兼信陽地區革委會副主任，實際上將張欽禮軟禁在大別山下的靈峰寺。

　　張欽禮一走，縣、公社、大隊三級幹部1200多人，就是1967年跟著張欽禮蹲監獄的幹部，引黃灌淤大幹苦幹的幹部，又被關押起來了。

　　問：1971年9·13事件後，林彪死後，張欽禮和他的幹部們是不是該解放了呢？

　　答：林彪雖然死了，王新也失勢了，但是吳芝圃的網絡仍然穩如泰山，盤踞在河南，盤踞在開封，盤踞在信陽。

　　1972年，周總理派康克清到蘭考調查，解放了被關押的幹部，取消了各種類型的學習班，也了解到張欽禮落難的消息。

　　1972年11月，周總理派河南軍區司令員張樹芝找到張欽禮。張欽禮再一次受到總理的接見，王新同期被捕。

　　張欽禮深感河南鬥爭的複雜，他請求總理幫助他調離河南。他回憶當時的心情時說："我在河南工作有一種身在險境苦苦掙紮的感覺，不知道哪一天會摔得粉身碎骨，這不是已經摔了三次了嗎？雖不是粉身碎骨，也折騰得少皮沒毛，死去活來。運動一來，他們湊水和泥，說你是賀的團團，說你是長的拽拽，說你落後保守，工作沒跟上，這些話都不論斤兩，輕的批判鬥爭，重的撤職罷官、開除黨籍，甚至蹲監坐牢。官大一級，壓死泰山，他們都是上級，都打著為人民服務的招牌，都有理，就我沒有理。俗話說，樹移死，人移活，免得低頭不見抬頭見。老成見老印象，運動一來都起新作用。"

　　周總理答應一定幫助他，讓他安心在蘭考工作。

　　張欽禮回蘭考以後，恢複了開封地委書記兼蘭考縣委第一書記的職務，給遭批判和關押的幹部們平了反，補發了工資。一度停工的引黃灌淤的幾十處工程又恢複起來。張欽禮遭軟禁期間，蘭考群眾把工地上的物質都藏起來了，等待著張欽禮複出。

　　從1973年到1977年，是蘭考人聚精會神搞建設的四年。僅1973年，全縣共挖大小排水河道125條，配套支渠154條，拆除阻水工程164處，共完成1171萬土方，基本達到排水暢通。全縣治沙造林共計19萬畝，占沙荒麵積的80%治理鹽堿地22.7萬畝，占鹽堿地的86.3%。至此，蘭考的"風沙、內澇、鹽堿"三大災害再也不能為非作歹了。

　　1973年秋，省委書記劉建勳、中商部部長姚依林等領導人花了5天時間考察了蘭考的路、河、橋、閘、林、田，看到昔日逃荒要飯的重災區的確成了魚米之鄉、錦繡江南，感慨萬千，直誇張欽禮，讚佩焦裕祿。

　　劉建勳他們不知道，張欽禮帶領的幹部們，為了治沙治水，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和病痛。這批跟著焦裕祿、張欽禮一再受批鬥的幹部都是與普通農民一起勞動的。群眾身上有多少泥，他們身上就有多少泥。久而久之，這些幹部的腿上就成了"一無二有"：腿上無汗毛，膝蓋骨以下有數不清的血口子。腿上的汗毛是被黃河泥粘掉的。俗話說，跳進黃河洗不清，是說黃河的水質粘稠。年輕人到了冬天，還能長出汗毛來，上了年紀的人就長不出來了。血口子是被黃河水浸過來泡過去，泡掉了表皮保護膜，形成幹裂的口子。血口子裂開了長住，長住了又裂開，到冬天就脫一層皮，他們就是這樣的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利用黃河水灌淤，把沙荒鹽堿地改造成良田的。

　　問：1977年又發生了什麽事情？

　　答：你知道，1976年周總理和毛主席相繼去，接著"四人幫"被捕。全國各地開展"揭批查"運動，即揭發批判"四人幫"，清查其幫派體係。在河南，劉建勳被停職。

　　吳芝圃時期的省委秘書長戴蘇理升任了河南省委書記，那時的組織部長趙文甫則升任主管政法的省委副書記，周化民升任商丘地委書記，而且很奇怪地，一向屬於開封地區的蘭考被劃歸了商丘管轄。

　　張欽禮成為蘭考"揭批查"的目標，被免去全部職務。

　　1978年10月16日，張欽禮在引黃灌淤工地上被商丘地區中級法院逮捕。逮捕時的罪名居然是："扒開黃河大堤淹蘭考人民"（即引黃灌淤工程）

　　1979年12月24日，張欽禮被商丘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3年，判刑時的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緊跟林彪、四人幫和反黨亂軍"；迫害老幹部（指秦一飛、周化民）；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祿事跡，欺騙全黨，欺騙全國人民的欺騙罪；而且再一次，蘭考縣、公社、大隊三級幹部1200多名被捕入獄，並且被正式判刑。

　　楊捍東插話：我也被捕了。從被捕到判刑，所有審訊的內容都是1966年底的那份調查報告，問我為什麽要搞這份報告，為什麽要迫害縣委書記周化民。

　　最後，正如張欽禮被判那樣，完全是靠顛倒黑白，判了我5年徒刑。我們和張欽禮在一起的縣委委員，任何人沒有一分錢的經濟問題，沒有一個人有生活作風問題，每個縣委委員都是很廉潔的。一提到張欽禮有經濟問題和作風問題，他們自己都覺得可笑，他們也不往那方麵想。既然張欽禮在幾十年工作期間，一無經濟問題，沒有任何不軌行為，二無作風問題，而且拚死拚活地幹，為什麽還有人如此仇視他呢？為什麽仇視他的人力量還那麽強大呢？難道不是黨內存在嚴重問題嗎？

　　問：把引黃灌淤、改良土壤說成是"扒開黃河大堤淹蘭考人民"；把受林彪迫害、與四人幫毫無聯係、受周總理三次解救、把蘭考變成魚米之鄉的人，說成是"緊跟林彪、四人幫和反黨亂軍"；把受周化民迫害說成是"迫害周化民"！為什麽如此荒唐的審判居然能一直維持至今？

　　答：張欽禮一案出麵的是周化民，直接定案的是趙文甫，背後是戴蘇理。戴蘇理因為在"揭批查"運動中有功，從河南省委書記升任為遼寧省委第一書記。河南省的清查工作涉及的人數，開除黨籍的人數，對幹部判刑的人數，占全國的百分之六、七十。對幹部的審判，全部秘密進行，不開庭。審訊時，既不出示人證物證，又不準本人上訴（個別上訴也沒用），完全是羅織罪名、顛倒黑白。

　　問：張欽禮去世時，十餘萬蘭考群眾跪地哭祭，這是喪禮主辦者有意組織的嗎？

　　答（楊捍東）：完全不是有意組織的，相反，為了防止出現這種場麵，我們還作了種種努力。事先我提出來，喪事規格要比普通老百姓還要低，要平常心，平平常常，不張揚，不顯威，不給政府和黨委找任何麻煩，不給人家找任何難堪。要不影響交通，不給政府找麻煩，不影響群眾的生活、生產秩序。但是，張欽禮在蘭考的影響實在太大了，消息一傳十，十傳百，就出現了十萬人哭場的場麵。

　　這次張欽禮的後事，我是這樣形容的。從場景上看，十裏長街，十萬百姓。

　　二十四史我基本學了，有些情景我還相當熟悉。在二十四史當中，也就是中華文明五千年來，記載地方官逝世的，也隻有《明史》裏的海瑞。書上說：海瑞病故在縣令任上，百姓載道焚香，沿途祭拜，哭聲動天。

　　張欽禮呢，700年以後，地方官裏又出了個張欽禮，也是百姓載道焚香，沿途祭拜，哭聲動天，仍然是這樣。這個場麵比海瑞的恐怕還大。

　　海瑞是病故在現任上，張欽禮是離開任上27年後，並且有一段時間是在監獄中度過，他的身份又是勞改釋放人員，竟出現和海瑞一樣的場景。我說這就超過了海瑞。

　　這樣一個人，得到群眾擁戴的人，群眾祭拜他時，靈車都走不動了，"張書記回來了，張書記回來了"。

　　靈車走到跟前，一個人喊：跪吧！"撲踏"幾百人就跪下了。蘭考這個街走了四個多小時，我作為張欽禮的喪事主辦人，原來估計隻有30分鍾就走完了。走完縣城，本來可以直著走去張欽禮家，但是有許多群眾早就在路上等著了。那是國道，為了不影響交通，堵塞道路，我們抄小路走了。路邊等待的幾千農民又連夜趕到他老家。

　　下葬的時候，為了不引起人員傷亡，又提前改葬。因為光是蘭考縣城就有十萬人，加上全縣農村趕過來的人，如果下葬如期舉行，就會聚到十五萬人以上。張欽禮家鄉是一個一千人的村子，如果擠入十幾萬人，必然要出事故，或者把人踩傷，或者踩壞莊稼。五月二十幾號，小麥快成熟了，不能給群眾造成損失。

　　張欽禮是5月7號去世，5月13號火化，結果放到5月17號下葬，為什麽？因為5月14號是焦裕祿逝世40周年紀念日，怕影響焦裕祿的紀念活動。蘭考人都知道啊，沒有張欽禮就沒有焦裕祿的典型。焦裕祿上天了，張欽禮下地獄了。如果在同一天，至少是衝淡焦裕祿的紀念活動。所以我們就在焦裕祿的紀念之後，啟動張欽禮的喪事。

　　所以，張欽禮的喪事是一喪三改，改喪期，改道路，改埋期。結果，張欽禮埋的時候連一般農村的農民的葬禮都不如。

　　現在的喪事是大操大辦，大收禮，但張欽禮的是一分錢不收。這二十多年來，葬禮的規格越來越高，場麵越來越排場。

　　但是，參加張欽禮喪禮的，不管你是什麽人，都是大鍋熬菜，不夠就用方便麵。

　　我在悼詞中給他戴了四頂帽子，前三頂是老百姓給戴的，"張青天"、"新包公"、"活地圖"，再加上《人民日報》的通訊中稱他是焦裕祿的親密戰友，這算第四頂帽子。

　　我給他總結有三個無人可比：共和國開國以來對蘭考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貢獻無人可比，樹立焦裕祿這個典型的功勞無人可比，勤政廉潔一塵不染的作風還無人可比。他是一個暫時被埋沒的英雄。但是，老百姓給他平反了。

　　那天迎接張欽禮靈車的人群中，有的大標語寫著："張欽禮，我們給你平反了"。

　　在蘭考發生的這場反反複複的鬥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的一個縮影。

　　這場鬥爭還沒有完結，還在繼續。人民的事業自會由人民去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