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晚年的遺憾

　　　　　　　　　　　　郭沫若晚年的遺憾　　　　　　　　　　　　　　·笑　蜀·　　　　　　　　　　　　　　　　一　　１９５８年４月２１日《北京晚報》發表了一首詩：《咒麻雀》。詩雲：　　麻雀麻雀氣太官，天垮下來你不管。　　麻雀麻雀氣太闊，吃起米來如風刮。　　麻雀麻雀氣太暮，光是偷懶沒事做。　　麻雀麻雀氣太傲，既怕紅來又怕鬧。　　麻雀麻雀氣太驕，雖有翅膀飛不高。　　你真是混蛋鳥，五氣俱全到處跳。　　犯下罪惡幾千年，今天和你總清算。　　毒打轟掏齊進攻，最後方使烈火烘。　　連同武器齊燒空，四害俱無天下同。　　詩貴意境，《咒麻雀》直白淺露，一點意境沒有。如果非要稱之為詩的話，至多隻能算作打油詩。　　說出來怕不會有誰相信，這首打油詩的作者，竟是新中國頭號文豪郭沫若——根據毛澤東同誌的號令，當時全民動員圍剿麻雀。《人民日報》更認為，這是人類向自然開戰、征服自然的曆史性偉大鬥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文藝工作者奉命謳歌“這場人類征服自然的偉大鬥爭”，時任中國文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便帶頭創作了《咒麻雀》。　　這樣的打油詩，郭沫若並非偶一為之。眾所周知，著名的打油詩集子——《紅旗歌謠》，主編即為郭沫若和周揚。１９５８年國慶，郭沫若又寫了一首——《宇宙充盈歌頌聲》。詩雲：　　國慶年年益光輝，今年又有新景象。　　人民英雄紀念碑，屹立天安門廣場。　　廣場浩蕩人如海，豐碑巍峨天變矮。　　人間出現雙太陽，天上地下增光彩。　　這首毫無詩味的“詩”長達一百九十一行，怎不知當時的讀者是怎麽讀下來的。至於郭沫若同樣為歌頌大躍進而寫的《百花詩》，許多地方連語言流暢都沒做到，更慘不忍讀。　　曾經寫出了《女神》的詩人郭沫若，在他的後半生中，隻能寫寫這樣的東西。紛飛的想象、澎湃的激情和對事物的深入探究，在他已經是一去不複返了。　　郭沫若同時也是著名學者，在文學理論、史學等領域堪稱權威，著作等身。可在他的後半生中，再無巨著問世。倒是在文革期間，在學術界一片荒涼的背景下，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他的新作《李白與杜甫》。可惜，這朵在寒冬盛開的“鮮花”沒有給他帶來聲譽，反而隻是無窮的遺憾。　　先來看看這部著作的部份章節——　　關於李白：　　李白在政治活動中的大失敗　　待詔翰林與賜金還山　　安祿山叛變與永王嶙東巡……　　關於杜甫：　　杜甫的階級意識，門閥觀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　　論者揚李抑杜的傾向，一望可知。而在此之前，郭沫若對李白、杜甫本來有過公正的評價。　　１９５３年４月，郭為杜甫紀念館的題聯是：　　世上瘡痍詩中聖哲　　民間疾苦筆底波瀾　　１９６３年春，郭為李白紀念館的題聯是：　　酌酒花間磨針石上　　倚劍天外掛弓扶桑　　１９６２年６月，為紀念杜甫誕生１２５０周年，郭沫若在紀念大會上致開幕詞，後來發表時特意添加了一個持論公允的標題：“詩歌史中的雙子星座”。　　那麽，郭沫若為什麽要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呢？　　這就要說到毛澤東——眾所周知，毛澤東最喜歡“三李”（即李白、李賀、李商隱）的詩，“三李”中又最喜歡李白。對杜甫的詩，毛澤東一向不甚喜愛。１９５８年１月，在為大躍進作輿論準備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說：“光搞現實主義一麵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願看。”在遊杜甫草堂時，毛澤東以不甚欣賞的口吻，說杜甫的詩是“政治詩”。毛澤東尤其不滿學術界“揚杜抑李”的傾向，要翻這個案。一位七十年代參加《辭海》中國古典文學條目修訂的學者回憶，他聽複旦大學教授劉大傑說過：“毛主席之所以有揚李抑杜的想法，那是因為前人對杜甫的詩注家太多，號稱＇千家＇；李白的詩注家太少，同為大詩人，注家相差卻如此懸殊，覺得有點不平，而在他看來，李白詩的成就與價值又並不在杜詩之下。”　　一向緊跟毛澤東的郭沫若，便響應號召，率先“反潮流”，寫就了揚李抑杜的《李白與杜甫》。他對寫作此書的動機的解釋甚至也與毛澤東的原話如出一轍——“四人幫”垮台不久，一位讀者致函郭沫若說：“我總認為您對杜甫的論述是苛刻了。”郭沫若於１９７７年１月複信為自己辯護：“杜甫應該肯定，我不反對；我所反對的是把杜甫當為‘聖人’、當為‘它布’（圖騰），神聖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麵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　　其實，豈止一部《李白與杜甫》是為緊跟毛澤東。象前麵講到的郭沫若的《咒麻雀》、《宇宙充盈歌頌聲》、《百花詩》等等，莫不是為了緊跟毛澤東。　　郭沫若對毛澤東無限崇拜，即便在個人崇拜花樣翻新的年代，他對毛澤東的崇拜照樣處於領先地位。郭沫若曾這樣解釋：　　“我坦白地說，我是敬仰毛澤東同誌的。我這不是盲目的個人崇拜，我是同樣反對盲目崇拜的人。所謂盲目的個人崇拜是所崇拜的對象並不是真正代表真理的人。如果是真正代表真理的領袖，如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我們為什麽不拜為老師？”　　郭沫若在用辭上盡量避免用“崇拜”二字，但他對毛澤東的無限崇拜還是直言不諱地表露了出來。　　正因為如此，緊跟毛澤東，歌頌毛澤東，做毛澤東的老學生、好學生，就成了郭沫若後半生的唯一使命。以至於文革前夕，郭沫若為毛澤東《清平樂·蔣桂戰爭》手跡發表而撰文注解時，竟稱毛澤東的詩詞是“詩詞的頂峰”，稱毛澤東的墨跡是“書法的頂峰”，與林彪的“頂峰論”正好形成呼應。最奇特的是，郭沫若論毛澤東詩詞墨跡還能與毛澤東高度讚揚的林彪的“四個第一”結合起來：　　……（毛澤東的墨跡）寫得多麽生動、多麽瀟灑、多麽磊落，每一個字和整個篇幅都充滿著豪放不羈的革命氣韻。　　在這裏給我們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人，乃至從事任何工作的人，一個深刻的啟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這‘四個第一’的原則，極其靈活地、極其具體地呈現在了我們的眼前。　　其實還可以補充幾個第一：郭沫若對毛澤東的這種頌揚，足可以稱作中國文藝界之第一，郭沫若做毛澤東的老學生、好學生，也足可以稱作中國文藝界之第一……但所有這些，並沒有能夠庇佑文革中的郭沫若。　　　　　　　　　　　　　　　　二　　文革“春雷”炸響前夜，郭沫若已成驚弓之鳥。　　這不是偶然的——姚文元文章出籠不久，文革新貴關鋒、戚本禹，還有尹達、林傑等，曾多次在小圈子裏透露他們的、也是他們主子的對於史學界的認知。他們說：“曆史界像一潭死水，平靜是假象，實際上裏邊有暗流，是亂糟一團的。”他們說的暗流何在，又如何亂糟呢？主要指史學界存在一個“帝王將相派”、一個“保皇黨”。從這種認知出發，他們枕戈待旦，要公開討伐“曆史學界人物的錯誤”。郭沫若首當其衝。從１９６５年年底開始，郭沫若不時接到向他挑戰的來信來稿，有的用辭還相當峻切，比如對郭沫若《滿江紅·領袖頌》的詩句：“聽雄雞一唱遍寰中，東方白”，就有人叱責說：全國人民都唱《東方紅》，你為什麽要說“東方白”？用意何在？還有人質問：“國防文學”是投降主義的口號，你為什麽在抗戰的時候支持這個口號？中央統戰部主辦的兩份內部刊物——《零訊》和《光明日報情況簡編》，也反映了一些人批判郭沫若《武則天》和《蔡文姬》的主張。這兩份內部刊物郭沫若讀到了。　　置身危崖，滿耳風濤，郭沫若不安其位。１９６６年中國科學院春節團拜和政協常委春節團拜，郭沫若都不敢坐到主席台上去。１月２９日，他更是給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寫了一封辭職信，內稱：　　我很久以來的一個私願，今天向你用書麵陳述。　　我耳聾，近來視力也很衰退，對於科學院的工作一直沒有盡職。我自己的心裏是很難過的。懷慚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辭去有關科學院的一切職務（院長、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曆史研究所所長、科技大學校長等等），務請加以考慮，並轉呈領導上批準。　　我的這個請求是經過長遠的考慮的，別無其他絲毫不純正的念頭，請鑒察。　　郭沫若的辭職沒有被允準。辭職信則被列為“二月提綱”七個附件材料中的第四個——《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範文瀾等同誌》－－以證明姚文元文章引發的所謂“學術討論”打擊麵太大，有校正之必要。毛澤東否定了“二月提綱”。並在聽取關於這個提綱的匯報時，專就郭沫若問題發了一番議論。以往發動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毛澤東總要把郭沫若當作保護對象，提出“不能批判郭老”。毛澤東還講過，學術批判要有一個界限，要樹立幾個標兵，郭沫若、茅盾、範文瀾、翦伯讚四個人不能批。這次毛澤東也重申“郭老、範老兩老要保護。郭老是好人，功大於過。”但這次毛澤東的“保護”和以往不同：多了一個前提－－兩人“還是要作一點自我批評為好”。這就是說，不批判郭沫若，並不是因為郭沫若沒有可批之處，郭沫若畢竟有“過”。隻不過對他寬大為懷，但他應該有自知之明，應該率先請罪以爭取主動。這層深意，政治上一向敏感的郭沫若自不難領會。緊接著的４月１０日，《解放軍報》公布了江青根據毛澤東授意炮製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個紀要全部否定了“五四”以來，特別是三十年代文藝工作以及建國以來文藝工作的全部成就，說建國以來的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聲稱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這就把郭沫若放在了一個更為危險的境地——郭沫若的大部份成名作品是在“黑線”專政時期創作的，建國以來他又一直位居文藝界的高位。郭沫若因此更為惶恐不安。　　僅僅四天之後，就誕生了震驚中外的郭沫若檢討書。　　和郭沫若一樣被毛澤東提名為保護對象但要作“自我批評”的範文瀾，其時的舉動堪作郭沫若檢討書的一個注腳。１９６６年５月６日，翦伯讚致函同事劉大年和黎澍，說“運動發展到驚人的程度，問題之廣之深，簡直不可想象。”範文瀾請他們對自己匆匆寫出的檢討草稿提意見，“高的調門不必減低，說理不妥處可改。”接著的信，一封比一封緊張。一封信說：“有人從康老那裏聽說，郭老發表了談話，得到主動，範某也該主動有所表示才好。我那稿子，比起目前形勢來，已經大大落後了。希望囑打字員快打出來，快派專人送來，以便交康老批示。”又一封信說：“昨天我晤陳伯達同誌，他直言相告，大意說我依老賣老，沒有自我批評，保封建王朝，不要以為有些知識就等於馬列主義。郭老批評就主動了。更使我驚心的，是說你年老了，不能要求你有多的馬列主義。似乎我要學也不成了。我看情況很不好，昨和黎澍同誌談，請他大大增加自我批評的文字，請他站在敵對方麵大加抨擊，打倒老朽昏庸之輩。大勢所趨，不可有姑息原諒之心。請你助黎澍同誌加強批評。愈過頭愈好，不過頭，別人會來補的，那就麻煩了。”　　“愈過頭愈好，不過頭，別人會來補的，那就麻煩了。”這是範文瀾的心態，也是郭沫若的心態。正是基於這樣的心態，才有了郭沫若那篇震驚中外的檢討——４月１４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擴大）會議在京舉行，身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郭沫若，在聽了文化部副部長石西民所作的《關於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報告後，即席做了自我檢討。為了使別人無可再補，郭沫若乾脆一點餘地不留，把自己的作品整個兒否定了——“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郭沫若的這番高論，正中好事者下懷。在上海組織人馬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康生如獲至寶，通過電話指令《光明日報》盡快發表郭沫若的檢討。《光明日報》不敢怠慢，立即與郭沫若的秘書聯係。秘書答稱：需請示郭老本人同意方能發表，目前他在外地（此時郭沫若剛回四川），無法向他請示，最好等他回京再說。康生哪等得及，就把郭沫若的檢討書送到了毛澤東案頭。這篇全盤否定自己和全盤否定知識分子的檢討書備受毛澤東青睞，於是，無需郭沫若本人許可，毛澤東大筆一揮：同意見報；郭沫若這篇奇文就在４月２８日《光明日報》上登了出來，題目是《向工農兵群眾學習，為工農兵群眾服務》。５月５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全國各報也都相繼轉載。　　郭沫若的奇文一經公開發表，就仿佛是顆重磅炸彈，在社會上尤其在文藝界產生了強大的衝擊波。國內知識分子為之瞠目結舌，國外輿論更是一片嘩然。蘇聯、東歐等“修正主義國家”自不免就此說東道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更要拿郭沫若的檢討大做文章。中國要焚書坑儒，中國第一文豪郭沫若支持焚書坑儒，郭沫若的檢討無疑為這些結論提供了最有力的印證。郭沫若的個人形像、中國的國家形像受到了難以估量的傷害。許多日本友好人士甚至要求專程到中國訪問郭沫若，看他是否被迫發表“焚書”言論。大概郭沫若事先也沒料到自己的即席講話會在全國所有主要傳媒上一字不漏地登出來，更沒有料到會有此種反響，一時手足無措，狼狽不堪。他不得不出麵為自己申辯。這年６月下旬，在北京召開了有五十三個國家和地區的一百六十多位作家參加的亞非作家緊急會議，郭沫若以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在會上作了題為《亞非作家團結反帝的曆史使命》的長篇發言。在發言的最後部份談到自己４月１４日的檢討，特別就“要把自己寫的東西全部燒掉”作了解釋。他是這樣說的：　　兩個半月以前的４月１４日，我們聽取了文化部負責同誌關於文化工作的報告，講到我國文化革命的成績，講到廣大工農兵群眾和革命幹部在文化工作中的巨大作用，我便即席發言，坦率地作了自我檢討，表示我衷心的感受。這種深切的感受，一方麵使我為文化革命的勝利慶幸，另一方麵也使我不能不引起作為知識分子的應有的責任感。我檢討了自己，我說用今天的標準看來，我以前所寫東西沒有什麽價值，嚴格地說應該燒掉。這是我責任感的升華，完全出自我內心深處的聲音。但我把這話傳播出去，出乎意外地驚動了全世界。有不少真摯的朋友對我表示了深切的關懷，我向他們致以謝意。但在資本主義國家和現代修正主義國家的報紙和刊物上，卻卷起了一陣相當規模的反華浪潮。他們有意歪曲我的發言，借以反對我國的文化大革命。有趣的是日本有一位批評家，說我是被迫檢討，要燒自己的書，比二千多年前焚書坑儒的秦始皇還要殘暴和傲慢。　　郭沫若聲明：這種指責是沒有道理的——“作為對人民負責的革命作家要不斷進行自我改造，不斷進行嚴格的自我批評，在我們這裏是極其平常的事情。”　　這算是對國外輿論的一個回答。　　１９６７年８月，郭沫若在回複一位文學青年的信中，對“燒書”的主張又做了一種解釋。他說：“鳳凰每經五千年要自焚一次，從火中再生。這就是我所說的‘燒掉’的意思。”　　但是，不管郭沫若自己如何申辯，他的那個檢討，確確實實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敗筆。　　更遺憾的是，像這種最大的敗筆，在郭沫若並非下不為例。　　　　　　　　　　　　　　　　三　　郭沫若４月１４日檢討的目的是爭取主動，求得自保。但他沒能如願。他的檢討非但沒能成為保護傘，反而給別人提供了炮彈。就在郭沫若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在“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上闡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時，北京大學已經開辟了一個專門批判郭沫若的專欄，那裏貼滿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報。“打倒郭沫若”的大字報甚至貼到了郭沫若寓所門前。以郭沫若為主角的流言蜚語更是紛至遝來。其中編造得最離奇最惡毒的，是指控他不久前為《歐陽海之歌》題寫書名中的“海”字，隱有“反毛澤東”的字樣。紅衛兵為此到郭沫若寓所門前示威，“勒令”他限期交代“反毛澤東”的彌天大罪。郭沫若曾寫下一首小詩，記述此事：　　海字生糾葛，穿鑿費深心。　　爰有初中年少，道我為僉壬。　　誣我前曾叛黨，更複流氓成性，　　罪惡十分深。　　領導關心甚，大隱入園林。　　初五日，零時頃，飭令嚴。　　限期交代，如敢違抗罪更添。　　堪笑白雲蒼狗，鬧市之中出虎，　　朱色看成藍。　　革命熱情也，我亦受之甘。　　其實哪有什麽“受之甘”，不過是無可奈何罷了。和他有過交往的一位新聞界人士稱：“大約由於經常感到精神壓力，飽受驚恐折磨，這時他特顯蒼老疲憊。”　　事實上，紅衛兵興師問罪，並非紅衛兵的自發行為，而純粹是高層煽動的——５月２３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紀念大會。郭沫若雖然出席了大會，卻備受冷落。這次大會由中央文革小組一手包辦：江青主持，陳伯達致開幕詞，戚本禹作了冗長的主題報告——《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建軍綱領》。身為中國文藝界領袖，郭沫若竟沒有發言資格。這等於是告訴公眾——郭沫若已經靠邊站了。紀念大會過後兩天，即５月２５日，《人民日報》等報刊重新發表１９４４年１月９日毛澤東《看了〈逼上梁山〉以後寫給延安平劇院的信》，信中原有的“郭沫若在曆史話劇方麵做了很好的工作，你們則在舊劇方麵做了此種工作”兩句竟被刪得蹤影皆無。毛澤東這封信的手跡，建國初曾公開發表，廣為人知。在紅色恐怖席卷國中的背景下刪去廣為人知的這兩句話，絕對是個危險的信號——實際上是說：郭沫若不配享有這個曆史評價；實際上是暗示公眾：郭沫若“有問題”，盡可大膽地衝擊郭沫若。郭沫若看出此層深意。便有了另一個最大的敗筆——　　６月５日，亞非作家常設局紀念“講話”討論會閉幕式上，亞非作家常設局秘書長森納那亞克以及凱爾、西園寺公一等均安排在主席團第一排，實際領導這次討論會的東道主、中國文聯主席郭沫若卻被安排在後排就座。由他代表參加討論會的“同學”致閉幕詞，次序排列在最後。戚本禹到會作長篇講話，享有世界聲譽的文豪郭沫若不僅要洗耳恭聽，還必須向戚本禹折躬致敬，在閉幕詞中說：“戚本禹同誌為我們作了富於啟發性的報告”，“不能不表示衷心的感謝”。這個閉幕詞應該算郭沫若一生中最苦澀的作品了。標題就是《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他說：“我自己是一位毛主席的老學生，但是對於毛主席的著作學得很差，用得也很差；學得不活，用得更不活。我希望同學們對於我要不斷地加以鞭策，使我能夠跟得上同學們的步伐不斷地前進。”在向毛澤東表了忠心之後，郭沫若意猶未盡，竟即席朗誦一首詩：“獻給在座的江青同誌，也獻給各位同誌和同學。”他在詩中這樣稱頌江青：“你奮不顧身地在文藝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像”。那個寫出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的郭沫若，那個敢於挑戰一切強權、敢於挑戰一切壓迫的鬥士郭沫若，竟然在公開場合、竟然當著那麽多中外知名人士的麵，毫無掩飾地阿諛一個政治暴發戶，僅僅是為了自保。這其實又豈止是郭沫若一個人的悲劇。郭沫若自尊心、自信力的徹底喪失，實際上代表著整個知識階層自尊心、自信力的徹底喪失，代表著整個知識階層向政治強權豎起了白旗。就這個意義而言，郭沫若的這個敗筆，既是郭沫若個人的敗筆，更是整個知識階層的敗筆，更是整個知識階層的恥辱柱。　　有了這樣的敗筆，再有其他什麽樣的敗筆，也都無足為奇了。林彪“自我爆炸”後，毛澤東要發動批林批孔，郭沫若因為一直尊孔，又成了“革命”對象。１９７３年春，毛澤東寫了一首批評郭沫若的順口溜：　　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　　在毛澤東看來，郭沫若算不算共產黨人，似乎已經成了問題。　　毛澤東還把他讀過五遍的郭沫若的史學名著《十批判書》翻了出來。在同王洪文、張春橋談話時，毛澤東說：“郭老在《十批判書》裏頭自稱人本主義，即人民本位主義，孔夫子也是人本主義，跟他一樣。郭老不僅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國民黨也是一樣啊！林彪也是啊！我讚成郭老的曆史分期，奴隸製以春秋戰國之間為界。但也不能大罵秦始皇。”　　毛澤東指令：趕排大字本的《十批判書》，供“評法批儒”之用。　　迭遭重創的郭沫若，現在再度置身風口浪尖，其惶恐驚懼可想而知。他還沒喘過氣，更壞的消息又傳來了——８月５日，毛澤東讓江青記下他的新作——《讀封建論·贈郭老》。詩雲：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製，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毛澤東當時對江青說：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會前期有建樹的，都是法家。這些人都主張法治，犯了法就殺頭，主張厚今薄古。儒家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都是主張厚古薄今的。　　郭沫若似乎就要沒頂了。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郭沫若被指定參加北京“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在這個會上，江青毫不留情地點了郭沫若的名。說他的《十批判書》不對，說他對待孔子的態度和林彪一樣。在公開場合被高層點名指責，這在郭沫若的曆史上可說是空前絕後。　　這時郭沫若已惡疾纏身。但他還是不得不抱病捉筆，寫兩首詩給毛澤東，以為回答。詩雲：　　春雷動地布昭蘇，滄海群龍競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餘辜。　　十批大錯明如火，柳論高瞻燦若朱。　　願與工農齊步伐，滌除汙濁繪新圖。　　讀書卅載探龍穴，雲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醫俗骨，難排蠱毒困窮隅。　　豈甘樗櫟悲繩墨，願竭駑駘效策驅。　　最幸春雷驚大地，寸心初覺識歸途。　　《十批判書》本來是郭沫若在抗戰時期寫成的，主要是影射和鞭撻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他當時萬萬不會料到，這篇文章既使他不見容於蔣介石，又在幾十年後獲罪於毛澤東。幾十年後的郭沫若當然再沒有當年的銳氣，隻好毫無保留地接受毛澤東的裁決，毫無保留地推翻自己堅持了一生的學術觀點，並表示要用毛澤東的“神方”排除自己頭腦中的“蠱毒”。　　多虧周恩來挺身相護，郭沫若終於度過了文革劫波，但卻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１９６７年４月，郭沫若的小兒子郭民英在音樂學院被人揭發“特殊化”，憤而自殺。第二年的４月，大兒子郭世英又在中國農業大學遭綁架關押，受盡酷刑後含冤去世。接連失去兩個愛子，郭沫若肝腸寸斷。但他仍不敢也不能懷疑那場“革命”，隻能淚水往肚裏流。從郭世英慘死的那天起，郭沫若經常伏在案頭，用顫抖的手，一筆一劃地抄寫兒子的日記。他不停地抄啊抄啊，把對愛子深深的父愛和內疚，融進那厚厚的手抄本中。兒子的死，多半也因為他是郭沫若的兒子，他卻不能對致他的愛子於死地的那場“革命”有半句微詞，反而還不能不以中國第一文豪的身份，不斷地奉命謳歌那場可恥的“革命”。人世間還會有比這更屈辱的事嗎？　　在文革中備受摧殘的郭沫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就與世長辭了。他究竟想了些什麽？他要告訴我們什麽？這些我們已經永遠無法知道了。但也並不是沒有端倪可尋。　　四人幫剛剛倒台，郭沫若就寫了一首詩，這首詩直到今天才見天日。在這首詩中，郭沫若又煥發了《女神》時代狂傲不羈的精神，說“神佛都是假，誰還相信它”；發誓要仗劍走天涯，把所謂的神佛統統打成爛泥巴。可惜上帝留給他的時間太少了，他那個親手砸碎天下所有神像的美好願望，隻能停留在書麵上。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後的一個遺憾。□　摘自《今日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