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共對托洛茨基評價的轉變.2.托洛茨基是如何被斯大林打成反革命的?

1.中共對托洛茨基評價的轉變.2.托洛茨基是如何被斯大林打成反革命的?

一。曾是反革命代名詞 中共對托洛茨基評價的轉變
2006-07-24 09:22:53 　 新聞午報 

 
 
　　每當人們提到托洛茨基，就會想起以他為首的“托派”。在過去的幾十年裏，那些都是反動或反革命的代名詞。

　　隨著國際共運史研究的深入，中國共產黨終於對托洛茨基有了一個較為客觀公正的評價。

　　被淡忘的托洛茨基

　　提到托洛茨基及“托派”，人們往往是談虎色變。這並不奇怪，因為早在中共1929年10月的《中央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中，就有托洛茨基反對派“積極地在政治上，組織上，各方麵來攻擊黨，破壞黨”的定性，在毛澤東的著名文章《論持久戰》中，甚至有“漢奸托派”這樣的字眼。

 　　中國人民一代又一代地學習毛澤東的著作，不斷深化著反托意識。更為嚴重的是，由於中國輿論宣傳的特點，托洛茨基漸漸淡出了普通大眾的視野，幾十年後的今天，人們幾乎已經忘記了他。人們知道十月革命，卻不知道正是托洛茨基在列寧不在的情況下一手領導了十月革命；人們知道蘇聯紅軍，卻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紅軍的締造者，並率領它打敗了英法帝國主義幹涉者和白軍，捍衛了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人們知道1924年的新經濟政策，卻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新經濟政策最早的提出人；人們知道斯大林是列寧的繼任者，卻不知道托洛茨基在蘇維埃俄國的地位原本僅次於列寧，他的肖像與列寧的肖像並排懸掛；人們知道蘇聯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性，卻不知道早在1930－1933年間，托洛茨基就在竭力爭取德國工人階級組織聯合陣線，反對法西斯主義勢力抬頭，防止希特勒上台；人們知道新版《列寧全集》中文版共有60卷，卻不知道《托洛茨基全集》竟達150卷之巨，內容涵蓋政治、經濟、外交、軍事、藝術、教育等等幾乎一切領域……

　　列寧重新認識托洛茨基

　　1921年秋以後，列寧的健康每況愈下，後又突發嚴重中風，右肢癱瘓，口齒失靈，有時甚至不能說話。1922年12月，列寧抱病重新審查了與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衝突的前因後果，終於明白了斯大林作為民族人民委員在格魯吉亞的粗暴舉動。他發現斯大林加諸格魯吉亞“分裂主義者”的指控都是虛假的。列寧最終選擇了與“托洛茨基同誌一致”的意見。

　　除了這次的“格魯吉亞問題”外，在“對外貿易壟斷權”、“共產國際的統一戰線”等一係列國內外重大問題上，列寧和托洛茨基也都是團結一致甚至是緊密合作的，與之相比較，他們之間的所謂“不和”根本微不足道。

　　列寧曾不止一次向黨和共產國際表明，他認為托洛茨基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的闡釋者；列寧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口授的《給代表大會的信》中，認為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員會中最有才能的人”。格魯吉亞問題使列寧認識到了黨的官僚化和權力被濫用傾向的嚴重，在《給代表大會的信》中，列寧說了這樣一番話：“斯大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這個警告隻是一種暗示，還不是斷言。

　　1923年1月4日，列寧又在信中專門補充了一段對斯大林的看法和處理意見。“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誌們仔細想一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這個位置，這個人在所有其他方麵隻要有一點強過斯大林同誌，這就是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誌，而較少任性等等。”列寧怕收信人對此掉以輕心，所以接著強調：“這一點看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從防止分裂來說，從我前麵所說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關係來看，這不是小事，或者說，這是一種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小事。”這些話就是被後人經常提及的“列寧的政治遺囑”。

　　1923年3月5日，列寧感到健康狀況已不允許他參加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了，便致信托洛茨基，要求他在大會上代為捍衛自己的立場。

　　托洛茨基的“消亡”

　　然而，這樣的一個偉大人物，又是如何從人們的視線裏消失的呢？1922年3－4月俄共十一大後擔任了總書記的斯大林是不會束手待斃的，由他領導的書記處（以及組織局）當時已經從政治局手中接過了絕大部分行政職權。斯大林利用手中的組織權力，通過任免，大力提拔反托洛茨基的人，將支持托洛茨基的人免職。
 
　　斯大林在政治局為了排擠托洛茨基更是殫精竭慮。自列寧病情加重不能參加政治局工作開始，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在政治局結成了“三駕馬車”，很快又由“三駕馬車”擴展為“五人小組”，即在“三駕馬車”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此後又形成“七人小組”，這七人是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占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員再加上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

　　斯大林在給莫洛托夫的信中對此毫不避諱，多次直接用“七人小組”這個稱呼。“七人小組”壟斷了全部大權，當時的經濟、政治、對外政策和共產國際的問題以及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最重要的決定，所有組織問題還有黨的幹部任免問題，幾乎全是“七人小組”事先決定好的。在這種情況之下，將列寧極不利於斯大林的政治遺囑在黨內公布已不可能，更毋論執行了。而列寧在病中一再求助的，並決心與之一同反對官僚主義的托洛茨基，反被戴上了“反列寧主義”的罪名。

　　斯大林為首的官僚機器否決了托洛茨基在經濟建設道路、黨內民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國革命問題等等領域的理論和提案，並發動了持續數年的、一連串的批判托洛茨基的運動，最終於1926年褫奪了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並將其逐出中央委員會。托洛茨基在黨的最高委員會上作最後陳詞時警告各派說：斯大林的目的就是要消滅所有的反對派。而且，他在一片嘲笑叫罵聲中，預言將有一係列血腥清洗，說其中不僅有他自己的支持者，而且多數布哈林分子甚至斯大林分子都將遭到滅頂之災；他相信斯大林的勝利是短命的，而斯大林體製將會突然垮台，徹底崩潰，因為眼前的勝利過分依賴暴力。

　　很不幸，曆史讓托洛茨基成為了先知：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將他的所有對手和盟友，通通送上了斷頭台；1991年，蘇聯解體。而預言了這一切的托洛茨基1927年11月14日被開除出黨，罪名是“挑起反革命示威遊行和實際上煽動叛亂”。1929年1月20日，他被“驅逐出蘇聯國境”，並於1940年8月20日在墨西哥被刺客用冰鎬暗殺。

　　國內外對托洛茨基的評價

　　關於對托洛茨基的評價問題，國內外都是頗有一番曲折。

　　在斯大林統治時期和斯大林以後的蘇聯以及後來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托洛茨基一直被當成反革命來醜化。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上世紀80年代末，蘇聯開始為30年代“大清洗”中的冤案平反。就在托洛茨基即將迎來公正評價之時，蘇聯解體了。因此，蘇聯未能就托洛茨基平反做出一個正式的“官方結論”，可謂是不了了之。

　　就中國來看，中共對托洛茨基的評價，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和黨史、共運史研究的深入，幾十年來有著一個巨大的轉變過程。這些轉變集中體現在毛澤東著作及一些官方的權威黨史著作中。

　　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針對托洛茨基的注釋是這樣寫的：

　　托洛茨基集團，原是俄國工人運動中的一個反對列寧主義的派別，後來墮落成為完全反革命的匪幫……

　　從這條注釋可以看出，當時中共對托洛茨基的評價是符合斯大林原話的，對托洛茨基極盡醜化詆毀之能事，絕口不提托洛茨基在蘇聯革命和建設中的巨大功勳，而僅強調他及其派別是“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凶手的匪幫”，是工人階級的“死敵”。

　　1989年以後，國內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共產主義運動在世界範圍內遭到了空前挫折。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共對托洛茨基的評價也逐步地發生了微妙的較客觀的轉變，這種轉變體現在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文中關於托洛茨基的注釋修改為如下內容：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曾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列寧逝世後，反對列寧關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清除出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托洛茨基進行了許多分裂和破壞活動。

　　從注釋內容的整體來看，對托洛茨基的評價依然是負麵的。但是，這裏有兩個改變：一、注釋中加入了一句很重要的話，“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曾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相對於1952年版毛選中的注釋，中共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勝利後軍事領域的工作，而列寧曆來高度重視托洛茨基的軍事工作，差不多是主動地接受他在這個領域中的判斷。二、刪去了原注釋中大量醜化和誣蔑性詞匯。

　　更大的改變接踵而至，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一文中，對托洛茨基的注釋又有所不同：
 發表評論

　　托洛茨基，曾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中央政治局委員、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列寧逝世後，他反對列寧關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在聯共（布）黨內組織反對派，進行派別活動，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

　　注釋中又有了三個可喜的變化：一、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布爾什維克黨內的領導工作；二、頗帶蔑視色彩的“清除”出黨，改為了較中性的“開除”出黨，體現了中共對托洛茨基態度的溫和傾向；三、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曆史功績，刪去了原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進行了許多分裂和破壞活動”的不實之詞。

　　就在20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就在人們以為托洛茨基的平反要等至下個世紀才能解決的時候，《毛澤東文集》第六、七、八卷出版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一文中，第七卷《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一文中，均有對托洛茨基的注釋，對其評價終於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十月革命時，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中央政治局委員、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十月革命後，曾任外交人民委員、陸海軍人民委員、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等職。一九二六年十月聯共（布）中央全會決定，撤銷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一九二七年一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決定，撤銷他的執行委員職務，同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一九二九年一月被驅逐出蘇聯。一九四○年八月在墨西哥遭暗殺。

　　首先，也是最最重要的，這裏刪去了舊注釋中“反對列寧關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的評價，這等於說“反對列寧”是非真實的，如果是真實的，就不必刪去，正因為是非真實的，所以應刪去；事實上，托洛茨基非但沒有反對列寧，反而在一係列大是大非麵前是列寧最可信賴的戰友，這從《列寧全集》中收錄的大量有關托洛茨基的文章和信件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其次，刪去了原注中“在聯共（布）黨內組織反對派，進行派別活動”的評價，肯定了托洛茨基一直顧全黨的團結的大局，致力於黨內民主建設的功績。托洛茨基始終認為自己是布爾什維克的一員，他與斯大林的鬥爭是黨內鬥爭；他從不籠統地否定多數派（先是“七人小組”，在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與斯大林破裂後，則是斯大林與布哈林的中右派聯盟）的政策，而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指出對方的錯誤，闡明自己的觀點，還為對方指出糾正錯誤的方法和正確途徑，預見對方的錯誤將導致的後果。他對多數派的批評都是一種建設性的批評。這與多數派一味謾罵、固執己見的作風大相徑庭。

　　第三，新注釋中對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之前及之後各個領域中的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逐一點出了他所擔任的重要職務。

　　第四，使用了“遭暗殺”字樣，體現了中共對托洛茨基之死的同情，否則的話，完全可以使用“被處決”。

　　至此，中共終於對托洛茨基有了一個較為客觀公正的評價。但是，想要扭轉幾十年來根植於人們頭腦中被歪曲的觀念恐怕比修改毛澤東著作中的注釋更艱難。這需要史學工作者本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原則，不斷與時俱進，有所創新，讓曆史中不再有“被遺忘的人物和空白點”。這是當代史學工作者的義務，更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責任。

　　■摘自《炎黃春秋》2006年7期馬長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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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炎黃春秋: 托洛茨基是如何被斯大林打成反革命的？  
 
     
　　 每當提到托洛茨基或以他為首的“托派”，人們往往是談虎色變。這並不奇怪，因為早在中共1929年10月的《中央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中，就有托洛茨基反對派“積極地在政治上，組織上，各方麵來攻擊黨，破壞黨”的定性，在毛澤東的著名文章《論持久戰》中，甚至有“漢奸托派”這樣的字眼。

　　幾十年後的今天，人們幾乎已經忘記了托洛茨基。人們知道十月革命，卻不知道正是托洛茨基在列寧不在的情況下一手領導了十月革命；人們知道蘇聯紅軍，卻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紅軍的締造者，並率領它打敗了英法帝國主義幹涉者和白軍，捍衛了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人們知道1924年的新經濟政策，卻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新經濟政策最早的提出人；人們知道斯大林是列寧的繼任者，卻不知道托洛茨基在蘇維埃俄國的地位原本僅次於列寧，他的肖像與列寧的肖像並排懸掛；人們知道蘇聯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性，卻不知道早在1930~1933年間，托洛茨基就在竭力爭取德國工人階級組織聯合陣線，反對法西斯主義勢力抬頭，防止希特勒上台；人們知道新版《列寧全集》中文版共有60卷，卻不知道《托洛茨基全集》竟達150卷之巨，內容涵蓋政治、經濟、外交、軍事、藝術、教育等幾乎一切領域.

　　這樣一個偉大人物，又是如何從人們的視線裏消失的呢？

　　1921年秋以後，列寧的健康每況愈下，後又突發嚴重中風，右肢癱瘓，口齒失靈，有時甚至不能說話。1922年12月，列寧抱病重新審查了與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衝突的前因後果，終於明白了斯大林作為民族人民委員在格魯吉亞的粗暴舉動。他發現斯大林加諸格魯吉亞“分裂主義者”的指控都是虛假的。列寧最終選擇了與“托洛茨基同誌一致”的意見，雖然列寧此前曾在格魯吉亞問題上因受蒙蔽而支持了斯大林。

　　除了這次的“格魯吉亞問題”外，在“對外貿易壟斷權”、“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優先地位”、“共產國際的統一戰線”、“對工農檢查院的批評”、“黨的官僚主義”等一係列國內外重大問題上，列寧和托洛茨基也都是團結一致甚至是緊密合作的，與之相比較，他們之間的所謂“不和”根本微不足道。列寧曾不止一次向黨和共產國際表明，他認為托洛茨基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的闡釋者；列寧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口授的《給代表大會的信》中，認為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員會中最有才能的人”。

　　格魯吉亞問題使列寧認識到了黨的官僚化和權力被濫用傾向的嚴重，在《給代表大會的信》中，列寧還說了這樣一番話：“斯大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1923年1月4日，列寧又在信中專門補充了一段對斯大林的看法和處理意見：“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誌們仔細想一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這個位置，這個人在所有其他方麵隻要有一點強過斯大林同誌，這就是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誌，而較少任性等等。”列寧接著強調：“這一點看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從防止分裂來說，從我前麵所說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關係來看，這不是小事，或者說，這是一種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小事。”這些話就是被後人經常提及的“列寧的政治遺囑”。1923年3月5日，列寧感到健康狀況已不允許他參加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了，便致信托洛茨基，要求他在大會上代為捍衛自己的立場。

　　但是，1922年3至4月俄共十一大後擔任了總書記的斯大林自列寧病情加重不能參加政治局工作開始，與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在政治局結成了“三駕馬車”，很快又擴展為“五人小組”，此後又形成“七人小組”，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員再加上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七人小組”壟斷了全部大權。在這種情況下，將列寧極不利於斯大林的政治遺囑在黨內公布已不可能，更毋論執行了。而列寧在病中一再求助並決心與之一同反對官僚主義的托洛茨基，反被戴上了“反列寧主義”的罪名。

　　在發動了持續數年、一連串的批判托洛茨基的運動後，最終於1926年褫奪了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並將其逐出中央委員會。1927年11月14日，托洛茨基被開除出黨，罪名是“挑起反革命示威遊行和實際上煽動叛亂”。1929年1月20日，托洛茨基被“驅逐出蘇聯國境”。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刺客用冰鎬暗殺。

　　關於對托洛茨基的評價問題，國內外都經曆了一番曲折。僅從中國來看，中共對托洛茨基的評價，幾十年來有著一個巨大的轉變過程。多年以來，托洛茨基集團一直被看作是反對列寧主義的派別，後來墮落成為完全反革命的匪幫。然而，在1999年版《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七卷對托洛茨基的注釋中，對其評價終於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刪去了舊注釋中“反對列寧關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的評價，這等於說“反列寧是非真”；第二，刪去了原注中“在聯共（布）黨內組織反對派，進行派別活動”的評價，肯定了托洛茨基一直顧全黨的團結的大局，致力於黨內民主建設的功績；第三，對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之前及之後各個領域中的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第四，使用了“遭暗殺”字樣，體現了中共對托洛茨基之死的同情，否則的話，完全可以使用“被處決”的表述。

（《炎黃春秋》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