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一個字概括美國經濟新常態
【陳平，中國經濟學家、理論物理學家，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複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物理學博士，研究經濟周期和經濟混沌。導師普裏戈金教授是1977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非平衡態統計物理與耗散結構理論奠基人。】
複蘇還是僵滯，這是一個問題。
美國經濟究竟複蘇了嗎？金融危機最凶猛的浪潮過去後，全世界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和投資者，或許都在尋求答案。
主張美國經濟已複蘇的聲音，在中國一度頗為流行，卻不時遭遇尷尬：2012年美國四季度GDP環比萎縮0.1%；2014年美國一季度經濟增長率負增長1%（有極寒天氣的影響）；至於消費、製造業等具體項目，出現負增長的次數就更多了。
篤信美國經濟複蘇者難免惴惴不安，但大可不必如此自擾。隻要對美國的“新常態”有充分認識，就不會對美國經濟的短期漲落大驚小怪。
2013年6月，習近平與奧巴馬舉行中美元首會晤
“新常態”來自美國的原意
國內流行的說法“新常態”（new normal）並非中國原創，而是美國投資銀行家PIMCO前高管Mohamed A. El-Erian在2010年一次講演中的發明，後被西方主流媒體廣泛采用。
El-Erian的原意是：許多人希望美國在2008-2012的危機結束後，能恢複到2007年以前的水平，但這是不可能的。要接受現在低通脹、甚至通縮，長期增長乏力的狀態，因為那才是美國新的“常態”，也就是重複日本1990年代股市泡沫破滅後二十年或更長時間的停滯常態，至今看不到複蘇的曙光。
克林頓的財政部長、奧巴馬的經濟顧問、前哈佛校長薩默斯進一步發展了這一觀點。他在2014年美國商業經濟學會的講演中，提出“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的說法，成為經濟學界普遍接受的描述美國經濟現狀新常態的術語。
我有位朋友——德克薩斯大學教授、美國著名宏觀經濟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克林頓總統競選經濟政綱的起草人詹姆斯-加爾布雷斯，也是已故哈佛著名經濟學家約翰-加爾布雷斯的兒子，則說得更為形象。我問他，美國經濟複蘇是什麽性質？
他說，一個人心肌梗塞，搶救活過來了，他以後的身體狀態能恢複到心肌梗塞以前的健康狀態嗎？所以，美國經濟的新常態，就是危機後由急性病轉為慢性病的病常態。
如何準確判斷美國經濟複蘇的程度？
觀察美國經濟是否複蘇，第一不能看股市，要看直接投資。因為美國企業看不到投資前景，反而回購股票，給股東分利，並不能創造就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
第二，就業是否改善，不能全信官方失業率U3，而應看全員失業率U6。2015年4月的U3是5.4%，U6是10.5%，因為U3把對找工作絕望的人排除在外。
第三，更真實的美國經濟晴雨表是美國移民局的高技術人才的移民配額。美國經濟繁榮時，企業缺乏技術工人，移民局就放寬配額；反之，經濟不景氣就收緊配額。共和黨和奧巴馬在移民問題上開戰，是美國經濟衰落的最好標誌。因為“美國夢”的“自由”，核心是移民自由，經濟不景氣，許多白人和從阿富汗、伊拉克回來的退伍軍人找不到工作，大城市失業貧困黑人不斷鬧事，還能大量吸收移民？類似地，歐洲、日本的經濟長期以來不如美國，因此移民政策更緊。
至於美國投行的數據，不能全信。因為他們在推銷自己的金融產品，隻能不時製造樂觀預期，否則賣不出去。
相比之下，Bloomberg的經濟新聞還比較靠譜。因為他賣的是經濟信息，不是金融產品。信息相對客觀，客戶投資有真實的信息依據，才能賺錢。
美國的主流媒體，從來都是唱響美國，唱衰對手，也不適合作為參考。想了解美國問題，英國媒體最到位，因為英國是帝國衰退的過來人，久病成良醫。最近幾年，阿拉伯的半島新聞、俄羅斯的衛星Sputnik（原來的俄國之聲），雇用大批BBC解雇的精英，對美國的觀察分析比中國主流媒體深刻得多。
美國經濟的出路在哪裏？
西方發達國家過度消費，債台高築，加上西方議會政治受利益集團綁架，使危機時期推行凱恩斯的財政刺激政策寸步難行，不得不依靠貨幣政策，然而效果有限，零利率更是打嗎啡，後果難料。日美歐先後推行的量化寬鬆，主要是發達國家之間的貨幣戰爭，他們的工業產品技術水平相近，是同質競爭，所以匯率的升降對出口影響很大。但是中國和發達國家的貿易互補，匯率的變化影響反而比發達國家間的競爭小。美國退出QE，美元對歐元、日元大幅升值，外貿逆差重新大增，製造業停滯不前。製造業出走後發展的低端服務業，員工待遇比製造業更低，所以美國人真實收入難以提高。
美國之前能源搞得很熱火，從大國戰略上講無可厚非，但現在油價低迷，使石油、天然氣、頁岩油氣工業大批裁員。
另外為人津津樂道的是技術創新。但矽穀的少數創新、天使投資，都是短平快性質，難以改變整個大局。
問題的關鍵是美國的國際競爭力下降，國內政治癱瘓。比如在基礎設施投資上就不可能有共識，因為牽涉到稅收問題，兩黨必定死磕。而且，奧巴馬政府被金融寡頭收買，上萬億美元救金融寡頭，不救實體經濟，金融監管的改革又被共和黨架空，結構問題沒有任何實質性改革。所以美國的大企業不看好美國的投資前景，美聯儲利率降到零，也無法刺激長期投資。
美國複蘇的微弱希望，或許在於國內普遍的厭戰情緒。競選總統的候選人屢屢製造俄羅斯、中東、中國威脅的議題，在民眾中沒有多少人響應。藍領工人還產生了逆反心理，反對大政府、高福利，從支持民主黨變為支持共和黨甚至茶黨。但兩黨目前扯皮，既加不了稅，又砍不了福利，實在缺錢，恐怕隻能削減軍費了。但是外交上又沒人敢拉下美國霸權的架子。美國真要放棄世界警察的角色，專心發展本國經濟，對美國人民和全世界都是好事。但是，隻要沒有美國外交失敗的重大挫折，美國政治家沒有人敢做出當年法國戴高樂做過的政治改革。所以，目前美國走出長期停滯新常態的希望不大。
美國經濟新常態和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差別與互動
美國經濟的新常態一字概括，就是“虛”。中國經濟新常態也可以一字概括，就是“變”。中國改革成長的空間比西方發達國家大得多。因為西方的富國困境，遠比發展中國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難辦得多。因為窮人的子弟早當家，紈絝子弟哪有改造的可能？
仔細對比各國的發展空間，我們可以推論，美國製造南海危機，隻能是虛張聲勢，為的是在國內作秀撈選票，沒有多少力量來引火燒身。英國、澳大利亞這些美國的鐵哥們都急忙加入亞投行，就是看穿了美國的經濟已經實力不濟，中國人無需對美國“重返亞洲”的能力信以為真。美國國內幾萬座橋都因為沒有資金而失修，哪來錢援助反華小國？要賣武器，這些受援國又沒錢。日本政府的開支幾乎三分之一靠借債，要和中國競爭東南亞的基礎投資，來的正好。等美日把幾個可憐的錢燒光，鬧到民窮國弱，中國才好與之談判。中國夢本來打的就是持久戰，麵對美日政客的短期把戲，可以穩坐釣魚台。中東亂局和烏克蘭危機，給中國帶來下一個三十年的發展機遇。中國新常態的目標，是走出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占領科技創新和金融外貿的製高點，才能確保中國全麵建成可持續的小康社會。
美國經濟停滯對中國有何影響
美國經濟複蘇拉動中國出口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在製造業和中國競爭的壓力，也隻在少數尖端產業，大眾消費品製造業的複蘇可能性同樣微茫。
但是，中國在美國投資並購的前景並不明朗。決定中美經濟關係的主要障礙，是美國精英至今不願給中國平等的夥伴地位，幻想中國會出前蘇聯的戈爾巴喬夫自廢武功。英國已經承認中國崛起的現實，歡迎中國投資。美國已經承認中國是21世紀的最大對手，對中國投資至今還是恐懼懷疑和抵製為主，隻有房地產泡沫願意中國人接手。雙方在投資問題上的談判是近期的重點，這是觀察美國政治的風向標，其餘的人權等等都是討價還價的煙幕彈。
至於TPP，其進展對中國影響不大，因為美日都在算計對方，保護自己。這和QE的貨幣戰爭一樣，是美日的內戰。同樣，TTP上的爭議是美歐的內戰。更何況，TPP剛剛遭遇重大挫折，奧巴馬想留政治遺產，急於推動TPP，但連自己黨內都擺不平，被民主黨議員認為向外國讓步過多。我估計，即使達成TPP，日本隻會吃虧更多。隻有日本的對美經濟外交得不償失，才會徹底扭轉日本朝野的共識，放棄美日共同體的幻想，老老實實回歸亞洲。中國要有耐心，等著看TPP的後果。
從長遠看，西方世界進入長期停滯期，按諾獎經濟學家菲利普斯的估計，至少會在二十年以上。這必然會提升西方的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使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貿易自由化難以為繼。這對中國新增的沿海開發區有何影響，有待觀察。我估計，中國向發達國家的出口體量依然很大，但是增速必然下降，向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目前體量不大，但是增速會提高。總體上，中國發展雙邊經濟合作的外交空間，比起西方主導的世貿協定，中國的話語權必然增大。
我的顧慮是中國的經濟外交還比較稚嫩，從單方麵扶貧轉向合作性發展，可能還要交一筆學費。中國走出去的戰略，倒要借鑒英國殖民經濟的經驗教訓，經濟外交能否持續，關鍵在能否培養一代和中國長期合作的當地政府的管理和文化精英。基礎建設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係統工程，雙方的目光都不應放在短期的勞力和設備的進出口上。
奧巴馬政府時日無多，目前已經沒有改革美國內政外交的能力，美國的長期停滯還將持續，二次蕭條的陰影時隱時現。下一屆由誰主政目前難以預測，中美經濟外交需要從各派勢力的折衝推斷分析。
美國東部的鷹派，主張圍堵中國的勢力將繼續衰落，有心無力。美國西部的鴿派，主張和中國聯手維持全球化，在經濟界的影響越來越大，因為加州為主的美國高科技跨國企業，在中國的利潤超過在美國的利潤，圍堵中國，丟掉中國的市場損失太大。但是鴿派政治上不好公開放棄美國戰後的反共傳統，在競選中好多事是隻能做不能說的。
七十年代以後，主導美國政局的是南部德州為主的石油和軍工財團，布什家族很可能出第三位總統。我不看好希拉裏，她的敵人太多，重返亞洲就是她搞的，為的是討好她選參議員的大本營紐約的猶太人。
如果下一任總統又來自南部，美國政治的走向就可以預測：一是絕不會放棄控製中東，即使美國對石油進口的依賴小於中國，控製中東，才能控製能源市場和金融市場，才能在經濟上有製約中國、俄國和伊朗的籌碼，對中國南海的幹擾就隻能虛張聲勢。世界矛盾焦點隻要遠離東亞，中國就有相當長時期的和平發展機遇，在科技和產業鏈上占領製高點。二是，再出現世界危機，例如經濟二次衰退，或者北美、西歐的非法移民問題惡化，或中東戰亂加劇，恐怖主義衝擊到發達國家，美國就可能和中國重新談判世界格局，形成第二次雅爾塔格局，最終廢除美台條約，交換中國的減免債務，或合作處理熱點區域的衝突。中美才有可能最終從對抗轉為共處。但是，任何時候中國人都必須牢記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的教訓。中國的長治久安，根基不在生命高收入的虛假繁榮，而在紮紮實實的科技強國和工業強國，否則就會重演宋朝富而不強的曆史悲劇。
目前，中國的大局是走好自己的發展新路。比如，麵對熱錢在新興國家流進流出，中國如堅持資本管製，鼓勵直接投資新興產業，金融選擇性開放的問題不大；如在搞人民幣國際化的同時，放寬熱錢進入股市、房市，就會出類似日本和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問題，幾十年實體經濟建設的成果，可以在短短幾年自廢武功。
過去幾年，中國央行在西方量化寬鬆時收緊銀根，造成國內企業的現金流危機和通縮，這樣的應對也並不合理。原因是中國領導人還不熟悉全球化時代開放競爭的經濟決策，低估了外來衝擊對國內經濟的影響。
國際的經濟外交，“一帶一路”要穩紮穩打，先開發中國內地的潛力，再拓展南亞、中亞的發展網絡。同時大力縮小中美之間的軍事科技差距，才能坐實下一個三十年的輝煌。
中國是個大國，人口是發達國家的兩倍，中國不可能學日本、新加坡搭美國便車，變成美國的依賴型經濟。中國要重視德國發展新技術和新科教體係、建綠色智慧城市以及金融為實體服務的經驗。因為德國人有兩次世界大戰的經驗，知道美英法俄都害怕德國的崛起，隻能靠自己的長期發展戰略，才能自立於歐洲和世界。
目前中國知識界最關鍵的是，中國的理論界要學德國人的獨立創新，擺脫英美模式的話語權，才能把“一帶一路”的經濟外交，變成政治-經濟-文化的一體化發展戰略，建立新的後美國時代的世界格局。如果中國的亞投行、金磚銀行隻是複製世界銀行的模式，基礎建設的長期投資難以惠及百姓，西方模式必然造成管理層脫離當地實際，官僚腐敗，民眾離心，經濟黑洞，拖累中國的經濟發展。所以，中國的製度和文化能否創新，也關係到中國資本和設備能否走出去的命運，必須穩步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