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被許多外國盟友唾棄，被對手嘲笑，被自己手下的大批外交官厭惡，還要試圖保護自己的政治前途，國務卿邁克·龐皮歐(Mike Pompeo)上周援引自己個人曆史中的一個重大時刻，讓人們得以深入了解他作為特朗普政府焦土外交政策指揮官的遺產。
1983年，龐皮歐還是美國西點軍校(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學員時，一個與伊朗有關的民兵組織轟炸了黎巴嫩貝魯特的海軍陸戰隊軍營，造成241名美國士兵死亡。用他自己的話說——“從那之後，我的生活就不一樣了，”周二，龐皮歐在任內最後一次公開演講中說——這對一名正在受訓的年輕士兵來說是一種有力的教育，讓他明白，要保護美國免受致命敵人的攻擊。
時隔35年，於2018年成為第70任國務卿後，龐皮歐在麵對世界時也抱著同樣的軍事思維。他將外交政策描述為“任務組”，他的妻子蘇珊(Susan)則是讓達官貴人和國務院雇員家屬放鬆戒備的“火力倍增器”。
龐皮歐不相信說服的力量，而是試圖對歐洲領導人施加高壓，嘲弄中國和伊朗的統治者，努力讓獨裁者失去平衡，包括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Kim Jong-un)談判，但不與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as Maduro)談判。
但外交政策分析人士和國務院的一大批人認為，龐皮歐拒絕了可預測外交的傳統作用，還模仿特朗普總統本人的風格，這些令他的戰略產生了適得其反的效果。
57歲的龐皮歐即將離任，許多官員和分析人士給他貼上了可能是美國曆史上最糟糕國務卿的標簽。當他考慮在2024年競選總統，或像外界普遍認為的那樣尋求其他民選職位時，這個標簽將再次困擾他。
“這杯水，空的部分遠多於滿的部分，”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主席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說。他曾是一名外交官，2008年擔任過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的競選顧問。
方丹指出，伊朗現在離製造核彈更近了一步，而朝鮮擁有的核武器比特朗普政府剛上台時更多。與歐洲主要領導人、聯合國以及其他外交和經濟聯盟的關係更加糟糕。許多職業外交官認為，與四年前相比，美國在促進世界民主和人權方麵的地位有所下降。
龐皮歐幫助總統在烏克蘭實行影子外交政策——這削弱了美國多年來對抵禦俄羅斯軍事進犯的支持——在2019年底的眾議院彈劾聽證會上，議員們擔心他對特朗普的忠誠是否超過了對美國安全利益的忠誠。
龐皮歐並不是第一位成為美國首席外交官的軍人：科林·L·鮑威爾(Colin L. Powell)在2001年成為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總統的國務卿之前，曾是陸軍四星上將。鮑威爾援引錯誤的情報，促使美國於2003年入侵伊拉克，這給他的任期永遠蒙上了汙點，他稱這是他個人記錄上的“痛苦”和“汙點”，但人們普遍認為他比龐皮歐更像一個政治人士。
出於政治目的，龐皮歐可能希望人們記住他是特朗普政府中的關鍵人物——比起不太關心選舉中外交政策的鐵杆共和黨人，這樣的稱號在國外要糟糕得多。然而，在特朗普的支持者本月衝擊國會大廈之後，越來越多的共和黨官員尋求與即將離任的總統保持距離。
值得注意的是，龐皮歐並沒有這樣做，盡管接近龐皮歐的人說他對這次襲擊感到震驚。相反，他繼續每天在Twitter上發一連串帖子——始於1月1日——稱讚他所謂的外交政策的成功，呼應特朗普的競選口號。
在特朗普對中國、伊朗和委內瑞拉的壓製中，龐皮歐衝在最前麵，使用經濟製裁和挑釁政策調整相結合的方式來重塑針對每個對手的全球戰略。
對於中國而言尤其如此，龐皮歐成為政府中最激烈的北京批評者。他抓住一切機會強調中國對維吾爾族穆斯林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侵犯人權行為，作為離開前的最後一擊，他現在正在考慮是否宣布這些行為屬於種族滅絕。
他還領導全球譴責北京的擴張主義野心和對香港、台灣和南海的壓迫。然而，其他國家拒絕跟隨美國從世界衛生組織撤出的決定、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從該聯合國機構撤資，龐皮歐堅持稱這種病毒為“武漢病毒”，再次與特朗普相呼應。
在委內瑞拉問題上，龐皮歐在有爭議的選舉後召集了約60個國家反對馬杜羅，並對在加拉加斯的政府進行了製裁。但是馬杜羅仍然掌權。
在歐洲，通過增加軍費開支等方式，龐皮歐被認為有助於加強北約(NATO)作為對抗俄羅斯的堡壘。北約前副秘書長，同時也是美國前駐俄羅斯和韓國大使、國防部長助理亞曆山大·R·韋什伯(Alexander R.Vershbow)表示，龐皮歐已幫助北約免受特朗普“藐視盟友和欺淩策略”的侵害。
龐皮歐還使用穿梭外交，以增進以色列與中東和北非國家之間的關係，這是《以阿和平協議》(Abraham Accords)的一部分——該屆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標誌性成就。但是，這些和平協議很大程度上是由總統的高級顧問、女婿賈裏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促成的。
龐皮歐通過違反國際公認的準則堅定地支持以色列，例如將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並宣布以色列對戈蘭高地的主權和西岸定居點的合法性。作為一個福音派基督教徒——保守派政治選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龐皮歐有時用與以色列和聖經預言有關的宗教語言描述對伊朗的行動。
龐皮歐是推動對伊朗軍事打擊的特朗普的顧問之一，總統在2019年6月對此表示拒絕，但在2020年1月同意擊殺一名在伊拉克的伊朗高級將領。盡管如此，龐皮歐在11月反轉了自己的立場，與一群高級官員——包括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代理國防部長克裏斯托弗·C·米勒(Christopher C. Miller)、以及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A·米萊(Mark A. Milley)將軍——一起，對總統尋求打擊伊朗的要求進行了反對，警告說，在特朗普擔任總統職位的最後幾周，這很容易升級為更廣泛的衝突。
龐皮歐形容自己是“現實主義、克製和尊重”的信徒——這是他長期以來的金主查爾斯·G·科赫(Charles G. Koch)倡導的方式。在2010至2016年的四次眾議院選舉中，保守派億萬富翁科赫的捐款關係網為龐皮歐提供的競選捐款，比給美國其他國會候選人的都要多。
作為國務卿，龐皮歐幾乎毫不遮掩在政治前途上的打算——他先是盯上了他的第二家鄉堪薩斯州的參議員席位，然後燃起人們對他可能在2022年競選州長或在2024年競選總統的期望。他在國務院的任期充滿動蕩和一係列調查，其中一些仍在繼續，包括他通過在任職期間從事政治活動違反了操守法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