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陽政權下的中國社會主要矛盾

夕陽政權下的中國社會主要矛盾


張三一言

中國的政治局勢到底怎麽樣？各有各的解讀和理據，答案也就多種多樣，甚至相互矛盾。大多數人都認為中共氣數未盡，且找出許多說明的理由；但是，沒有人能給出中共氣數“不盡”的理據。

從曆史和現實看，也有過硬的理論和邏輯支持∶所有專製政權的氣數必盡。在1989 年前，在布加勒斯特廣場齊奧塞斯庫支持者喊出“我們才是人民”的口號之前，蘇東共產政權也是氣數未盡，也沒有幾個人會想到他們的氣數將盡。可是，就那麽突然之間，專製獨裁共產政權灰飛煙滅了。這是曆史，你不能說它不可能也不是現實。有誰能證明，中共政權就必定例外？中共政權氣數必盡、氣數將盡是免不了的。之所以免不了，除了上述事實和道理外，還加上中共還在不斷製造氣數必盡的條件。以下就談談共產黨自找滅亡的事實。


一、中共掩蓋其夕陽政權下的社會主要矛盾

胡錦濤說∶“我國的改革發展正處於一個關鍵時期。在我們麵前有許多必須解決而且回避不了的問題，有許多必須抓緊而不能拖延的任務。” 溫家寶則強調，當前中國經濟社會處在一個十分重要的關口。這是“形勢大好，問題不少，前途光明”的定勢思維格式的官兒門麵話；類似的話叫過幾十年了。事實是∶中共“一黨專政”的政權正處於一個生死交關的決定性關頭。中共極為害怕麵對這個生死交關問題的實質；一貫避之唯恐不及，以拖得一時得一時的態度應付。極力用其他非本質的問題來取代實質問題；並想從中找出一治療的藥方。於是我們看到的隻是空口乾叫諸如“關鍵時期”、“重要關口”、“亡黨”等等的口號。

社會問題越積越多，矛盾就越來越嚴重，到了今天處於時刻可能爆發的關口。可怕的是正在此時出現回光返照的現象，黨的生死存亡關頭，被營造出來的“太平盛世”和經濟成果掩蓋得密密實實；於是人們忘記了中共死亡之將至，反而叫喊∶“中共創造了人類史上最完美的專製製度”啦、“和平崛起”啦、“中共政權長治久安可以維持二百年”啦┅┅噪音塞耳。在這一片噪音假像中沒有多少人會相信這個“世界一強”危在旦夕，隨時有突然崩坍的可能？毛澤東的哲學或許有理∶事物發展有一個決定和主導其他矛盾的主要矛盾。問題正出在對這個矛盾的認定上麵。請看，中共及其謀士們認定的社會矛盾是甚麽？

中共絕對沒有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階級觀念和行為；隻是現在同時實行了“社會主義建設”而己。但是，擺在麵前的鐵一般的事實是，中共的社會主義建設是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手段高壓下達致的。今天還用這樣的手段抓捕異議人士、剝奪和壓製言論宗教等等自由權利和人權，連香港這個共產黨政權派出機關的頭目曾蔭權也正在大搞“親疏有別”的港式階級鬥爭。共產黨的階級鬥爭集中表現在“一黨專政”。這個“一黨專政”過去是挾持和依仗“無產階級”和流民搶奪富者財富，實行極左專政；現在是堅持社會主義名義下夥同新興暴發富戶和依賴其生存的各類知識精英，以中世紀形態對工農等中下階層進行瘋狂掠奪，實行極右專政。我們可以這樣說∶今天出現社會暴炸臨界點的危機，根源就在“一黨專政”。在矛盾明顯不過的麵前，這個共產黨確認的社會主要矛盾竟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1978 年12 月，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到今天還認定它是主要矛盾。

共產黨認定這個矛盾，暴露出兩個問題。

其一，中共怎麽樣解決其落後的社會生產（關係）呢？事實的答案是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的經濟自由競爭和全球化解決了問題。就是說，中共用的是否定其一直到現在還強調的“社會主義建設”。因為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就是全等於“落後的社會生產（關係）”，現在把它拋棄了，社會經濟就發展了。

其二，最致命的是共產黨想用“解決物質匱乏”這個次要矛盾來掩蓋 “黨的一黨專政與民眾要求還權於民、維權”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已經把共產黨推進生死攸關的關鍵時期或重要關口。共產黨找出的隻是一條次要矛盾；也就隻能解決這個次要矛盾，其他矛盾不但無法解決，反而更嚴重了；當然也就無法解決主要（或說總體）矛盾。因為是著意掩蓋主要矛盾，自然不會找尋和使用相關解決這一主要矛盾的思想、途經、方法。

問題的嚴重性，是中共在“在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即共產黨專政）”高壓下進行掩蓋下，其結果是出現學者說的壞的資本主義。這一壞資本主義加深了原有矛盾，同時產生更多更嚴重的新矛盾。於是社會矛盾有累積增加無紓解減少；帶來更多的混亂和災難。目前社會總危機表現在眼前的是嚴重的兩極分化、民眾權利意識覺醒和發展民運、維權、上訪、“群體性事件（社會性暴力反抗）”等等；在這樣新形式下，中共使用的辦法還是一如舊貫∶高壓！共產黨這樣認定社會矛盾，意味著下定決心讓社會積怨累積到總爆發為止；即是強迫人民放棄一切社會和解的途經，走唯一可走的道路∶革命！而且很可能是暴力革命。這就是今天中國大陸政治社會實況。

這些事實說明∶今天中國的主要矛盾表現在共產黨獨霸人民的權力、瘋狂掠奪人民自由、權利、利益，和人民要求還政（權力）於民、爭取應有權利之間的鬥爭；而且，這一鬥爭即將進入決戰階段。這就是目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當然，中共對此也不是全無知覺的，隻是為權力和利益所困，不敢也不能正視而已。於是他們就除了在物質方麵著力外，還從政治社會上找出路。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言，胡錦濤“社會和諧”的說教，就是表現了這一方麵的意圖。但是，這和曆來的假大空口號無異，完全起不到實際作用，再過一個時間就會無疾而終。花樣百出地被另一個假大空口號取代。當然也會被那班幫忙幫閑的受雇或義務禦用文人掀起一片歌功頌德阿諛奉承的狂潮。不說也罷了。


二、學者開出治療社會主要矛盾的藥方∶由一黨專政的共產黨提供“公共品”。

在這種中共診錯症開錯方的現實困境中，有學者提出“公眾日益增長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給短缺低效之間的矛盾”這個命題。“什麽是公共品？公共品就是花費納稅人的稅款，由公共權力部門提供的、服務於社會公共利益的物品或服務。”（楊鵬――中國體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員），其實這是麵對一個專政強暴政權，在學術語言包裝下指出了∶存在和要解決社會不公正問題。這倒是找到了主要矛盾，不過，隻陳述主要矛盾的內容；或許是時格勢禁，沒有接觸到問題的根源和實質；隻提出解決這些主要矛盾的治標方法，沒有給出治本途徑。盡管如此，能提出主要矛盾，已經是進步和有很大意義了。說它很大的進步和有意義，是因為這對提高人們對參與政治權力和爭取自由與權利意識的覺醒、發展、提高都有積極的推動作用。為人們進行個案式爭取和維護權利，提供理論依據和道義力量。這是對共產黨的一個意識形態壓力。

問題的實質是，社會不公正是由誰製造出來的？當然是現在抓緊政權不放的共產黨了。

問題致命所在正是共產黨之所以要製造不公平的社會，是因為這不公平是創造和維護共產黨的權力和利益的保證。你現在要求他們提供“公共品”，實際上就是你要公平社會＝你要共產黨放棄他們現在已經到手的既得權力和利益，也要他們放棄謀求未得的權力和利益。你想想，他們會同意嗎？和他們結成一夥的新生暴發富翁、依附性的知識精英會同意嗎？共產黨有沒有得救？端視其對這個主要矛盾的壓力有沒有理性回應的能力。就目前我言，我們看不到中共有這種理性能力，起碼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有，也是極其微弱的。


三、共產黨在窮途末路下提出的偽民主藥方在回光反照之際營造出來的太平盛景，表麵上看不出有多少危機，有多少悲涼；但是，共產黨畢竟不是生存在真空中，他們內心真切地感受到危機的嚴重性，也感受到難於承受的國內外壓力。這可以從他們不斷地發出諸如亡黨亡“國”、關鍵時刻、十字路口┅┅等驚歎可見；更可以從他們對民主姿態的變化得到見證。

曆史的真相告訴我們∶共產黨是扛著自由民主大旗，喊著自由民主口號欺騙人民、以武裝叛變的手段推翻中國合法政權而建立的。曆史的真相也告訴我們∶共產黨在利用民主大旗口號奪權後，卻絕滅和封殺了所有自由民主。

共產黨對待民主的態度可分為三。

第一種態度是對民主反動，逆世界自由民主潮流而行，反人類文明而動。他們的逆流和反動都是旗幟鮮明、公開、高調進行的。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批判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把既有政黨收編作禦用表態工具、取消所有非黨控製的民間社團宗教組織、控製所有傳媒禁絕一切出版言論自由權利┅┅用坦克輾學生、抓捕異見和非黨控宗教人士┅┅這個時期從“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那一天起到現在還沒有終止。隻是在所謂改革開放後，其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公開敵對態度被迫弱化了而已。可喜（對中共來說是可悲）的是中國民眾在中共高壓和公開敵視民主的漫長五十多年中，民主經曆了由有到無，由無到有，由少到多的曆程。今天自由民主人權是漸行漸多，與時俱增。

第二種態度是不敢公開敵視民主，改由偽民主冒充民主，企圖以偽民主取代民主。這個時期由改革開放始，到今天高潮已過，但還僵守不放。共產黨由公開敵視和對抗民主到今天祭起偽民主大旗，表明他們失去了對抗民主的實力和意識型態支持；不得不由反抗轉變防守，由公開打倒轉變為販賣偽品。這表明中共在反民主鬥爭中已經輸給了爭取和維護民主的中國人民。

中共的偽民主欺騙表演，以中央黨校副校長、著名禦用學者、鄧小平理論專家李君如教授的《中國能夠實行什麽樣的民主》一文最具代表性，現簡介如下。禦用學者李君如此文乖巧的地方是作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大本營的中央黨校的副校長，放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利用自由民主話語販賣他的偽民主。不過這也是欺騙作為所需要的伎倆。最愚不可及的是販賣的是臭不可聞的“協商民主”這一臭貨爛貨。社會結構變多元了，但是，統治一元社會的權力機製和思想都沒有變。為了解決這一困局，李君如並不為黨找出新路解困，而是五十年不變照抄曾經製造出史無前例害死損傷過億人的毒方∶“協商民主”。不過這是他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所在，也是作為禦用文人為主子效勞欺騙人民必須如此。

禦用學者李君如是這樣診斷書中共症狀的∶「中國共產黨從來就是一個為民主而奮鬥的黨。在要不要民主的問題上，我們從來就是十分明確的，從來沒有含糊過。」就是說，中共不但沒有患“反民主病”，相反還是“愛民主健將”。既然沒有“反民主病”，當然就沒有開民主藥方的必要了；一切民主訴求必須免談。既然是“愛民主健將”那就應該服用健將補品。這補品叫做“協商民主”。甚麽是“協商民主”呢？李大禦用教授告訴我們，這是西方民主世界政治學者研究出來的三大民主種類之一（其他二類是選舉民主和談判民主）。請注意了，人家禦用教授可沒有用馬列主義騙人而是用西方政治學界的理論來作支撐的啊，你不能不信服啊！既然「中國共產黨從來就是一個為民主而奮鬥的黨」，那麽，中共的“協商民主”又是一些甚麽東西呢？於是馬列黨校副校長教導我們∶它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是黨派之間實行協商民主的一種製度安排」，即是“政協”民主；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的製度，即是“人大”民主；就是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即是由共產黨控製按排並絕對預知選舉結果的民主），一句話就是“社會主義民主”――這個在中國臭不可聞的偽民主。從這裏看來，李君子倒是實話實說了∶「中國共產黨從來就是一個為民主而奮鬥的黨」一點不假。問題隻是這不是我們的民主，而是他們的偽民主，即是發臭了五十多年的“社會主義民主”。

這個李小子欺騙人們說，他的“協商民主”具有當今也界最優越的功能。且聽他的謊言∶「第一，應該進一步完善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民主，形成黨內的協商民主機製，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能力，發揮好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作用。第二，應該進一步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發揮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作用，在政協內部（適當時候也可以在政協外部）通過執政黨主持的協商民主，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人事選舉和立法內容進行事先協商。第三，應該進一步完善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由公民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民主協商中形成的建議，進行審議、選擇和表決，並由人民代表大會對法律的實施和執行情況進行有效監督。」一句話∶“協商民主”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保證中共獨霸政權，讓一黨專政與天共存。民眾對這樣的民主嗤之以鼻，其黨內稍有見識之士對這些“民主”感到羞恥。然而這個著名教授卻視為如寶。這不但表明李代表了現統治集團意誌，還充滿極左的意識。“李大國手”給他的主子開的補藥，是貨真價實的慢性毒藥――它不但毒害了一代代的中共君皇，更毒死了上千上萬上億的中國人。李君如這一篇文章典型地代表了共產黨對民主的第二種態度∶不敢公開敵視民主，改由偽民主冒充民主，企圖以偽民主取代民主。但是，把這篇文章放到今天的時代大脈絡中，我們會看到夕陽政權下夕陽心態的悲涼情緒。李大國手的情緒和所開的藥方，表明了一個預景∶中共無藥可救了。

中共對民主的第三種態度是甚麽呢？這第三種態度，嚴格地說不是他們的態度而是他們在逼迫下的困態。

這就是在敵視反抗民主、用偽民主蒙混民主不得逞，但是，還作最後頑抗的情況下，不得不承認和接受民主的困態。胡錦濤口不對心的民主是普世價值說詞和中共政權的民主白皮書，是這個困態的寫照。現在中國的真實國情是∶中共在逆民主而行，扭轉民主方向無效後被迫向民主退卻，但是，絕不屈服投降。仍作拚命抵抗。民間則不理會中共而自行民主，並已經個案式向各方麵發展，且取得了很大成效。

民間的民主、權利訴求，和共產黨的非法一黨專政，就是目前中國最大的和最主要的矛盾。基於這一主要矛盾，共產黨隻有兩條路可選擇。一條是生路∶向民主屈服，還政於民；一條是死路∶頑固堅持一黨專政，亡於民主革命。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中共仍在選取死路。

2006/5/27

原刊《黄花岗杂誌》2006年第三期（总第十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