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1)
2018 (1)
我時任政治隊長時,陳宜森當書記。我們相處得很好,我很支持他的工作,他也十分信任我。文化大革命中我們是戰友一起創建戰鬥隊,一起上華東局,一起去南京。特別是我們去蘇北外調近一個多月相處十分親密默契。他1973年調至徐公橋小學當校長。我政治隊長不當後去縣裏申請,一方麵由包政委指示縣文教局恢複我的民辦老師,另一方麵陳宜森同誌也歡迎我到他學校。1974年我再次走上講台,做六年級的班主任,上的語文課還兼音樂課。為了能早日轉為公辦老師,我工作十分積極。除了教學還和本校的王老師一起搞好學校的文藝宣傳。我參加勞動十分積極,維修大年堂時我一個人放棄周日休息。1976年的一個星期日,我去參加七隊的挖河勞動,挑擔中突然頭腦臨時缺氧暈倒在工地上休克45分鍾,好在由於張梅生和胞弟及時搶救才幸免於難。我星期一還照常去上班。盡管我如此的賣力,但命運總有些不公平也總作弄人。1977年教育部門第二次整編,為減輕國家負擔,花橋鄉按規定削減了九名代課和民辦老師,我又是其中一個。工作又沒了,生活怎麽辦,我不甘心,我一方麵向黨委提出要求安排我的工作,另一方麵我打算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春風,自謀出路。為了生存無奈我做些從來不想做也不適合自己做的事情,跑單幫,做個體經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