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是相對的,而且是可以轉化的。左是社會改革,民主,和縮小貧富差距;右是文化守舊,政治保權,和擴大貧富差距。毛澤東和劉少奇相比,劉少奇是右的,因為他不主張對資產階級過分剝奪和人身鎮壓,但是他對大多數人來說又是左的,因為他要劫富濟貧;共產黨在1957年前是左的,因為它推動了革命,均分了權利和財富,對社會公平起了積極的作用;它從1957到1989有個從左到右轉化的過程,很難說左右。反右是以革命的名義鎮壓不完全喜歡共產黨的人,和左右無關;文革雖然在權利和財富上有更加均分的趨向,但這是毛澤東個人的亂世計謀,目的是消弱根係發達的開國元勳係統,為侄子將來掌控權中國做第一級鋪路,是內鬥,與左右亦無關。巨大的變化發生在1989年,此時改革開放已經10年,國家積累的巨大財富流向上層家族,引起社會不滿,很多人認識到權力集中言論禁錮是根源,激發民主潮。此時的共產黨不惜殺人自保,從此轉化為右派。六四平定後共產黨再次加速改革開放,言論自由上有所緩和,全民生活有很大改善,但這是六四運動推動的有一定限度的進步。說得難聽點,人血饅頭大家都吃到了;說得好聽點,六四的積極意義是永存的。但是這個說走題了,回到正題,共產黨現在是右派,是保護執政黨一黨獨享政權和巨大經濟利益的保守派。他們和西方的保守派並非一家,但是歸類是一樣的。
和製約人間的任何兩極矛盾一樣,左和右表麵看互不相容,右向使社會更珍惜資源,積累財富,愛惜創造財富的人,左向使社會更關注弱勢群體,均衡生活資源,穩定社會矛盾。看得更深一點,左右其實也有互相依賴的關係。社會過右,財富向兩極分化,貧富矛盾加劇,革命呼之欲出,需要左的政策調節;社會過左,創造和勤奮受到打擊,自然、人才、和人力資源浪費嚴重,全社會磨洋工,集體走向衰落,又要靠右的政策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