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國家——政府

 

大多數的爭論源自於概念的混淆。

祖國究竟是什麽？

“祖國”這個詞，在許多國家的文字裏都有，其本意是非常文學化與感性化的，“祖國”往往又被稱為“母國”或“父國”（motherland/fatherland）, 把自己祖先的土地稱為養育自己的溫柔的母親和慈祥的父親。

作為文學藝術的概念，最為典型的是法國繪畫大師威廉·阿道夫·布格羅(William-Adolphe Bouguereau)的著名畫作《祖國》（Motherland）

麵對這樣一位溫柔慈祥的母親，我們有什麽理由不愛她呢？

當然，政客們也不會放過這樣光彩照人的崇高形象，二戰期間，納粹的Vaterland（父國）和蘇聯的“俄羅斯母親”在戰爭中發揮了巨大的精神原子彈作用，“為母親/父親而戰”成了士兵們付出鮮血和生命的動力。

為紀念斯大林格勒保衛戰而建的世界上最大的雕塑：《母親的召喚》：

 

當然，紅色中國也把“祖國”和“國家”甚至“政府”、“黨派”混為一談，老百姓要想愛母親那樣愛黨愛國愛政府。

美國呢？麵對日益威脅本土的恐怖主義，“homeland”也成為美式愛國主義的一塊金字招牌。

於是，原本美好純潔的“祖國”一詞，成了政治宣傳的工具和政治鬥爭的手段。

極右說：祖國，你對得起你的孩子嗎？

極左說：你怎麽這樣批評自己祖國，一個連母親都不愛的人還配做人嗎？

明明是政府和黨派的事，硬要拉上“祖國”做幌子，豈有此理？我們最好不要用文學語言來討論政治，否則就是一團糨糊。

可是，謬誤重複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於是乎，分不清“祖國”、“國家”和“政府”是什麽，到頭來連自己是誰都搞不懂了。

這不，眼下越來越多的香港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最新民調顯示隻有36% 的港人認為自己點是“中國的香港人”或“香港的中國人”。請問這些要中國人滾回中國的“港人”，你的祖國是哪裏？

 

“祖國”，是文學化的語言，是指溫暖的家園，“國家”是行政概念，好比同一血緣的家族，“政府”是政治術語，好比被雇傭的管家。管家沒有管理好家族事務，不應該成為我們詆毀家園的理由，而政客們拿“祖國”來忽悠民眾則是可恥的行為。



至於某些甘心做殖民地臣民“民眾”，就讓他們享受一下脫離殖民之後才能享受的一點點言論自由吧。

[ahniu]

生命與祖國誰更珍貴？

[一眼看]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趙士林

　這幾天，網上流傳一篇文章，題目叫《請不要辜負這個時代》，署名周小平。這篇文章的基調是高舉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大旗，控訴西方的腐朽沒落和凶殘罪惡，歌頌中國的文明進步繁榮和諧美好，譴責一些人士對中國問題的批評，要求人們認同現體製，否則就是辜負這個時代。

　　周文的特點是列舉一大堆“事實”，然後充滿情感地進行道德評價。盡管文章很長，但不是學術論文，沒有理論探討的價值和必要，我們可學習漢文帝的態度，“卑之無甚高論”，就結合事實對周文的道德評價進行一番道德再評價。

　　為了避免斷章取義之譏，我在批評周小平先生的看法時，盡量充分地引用他的原文。

　　周文從1998年印尼排華暴行開始，他首先認定：“1998年，美國為了打造第二島鏈從海上鎖死中國，策動印尼人屠殺華人”，從而指認美國和台灣欺騙華人留在印尼，美國發放槍支支持印尼暴徒，言外之意是美國和台灣聯合導演了，至少是幕後慫恿了這場暴行。這其實沒有任何根據。有點曆史知識的人倒是清楚地記得，就是在三十年前，中國當時的領導人推行輸出革命戰略，導致印尼反共軍事政變成功後，將大批華人當作共產黨員屠殺。到了九十年代末，蘇哈托軍事政權為轉移經濟危機，慫恿種族仇恨，導致1998年的大屠殺。當時美國和台灣的態度根本不像周文所說的那樣。據當時的新聞報道：台灣政府多次“緊急指派專機”飛往印尼疏散受難者，亦啟動五架國軍C-130運輸機於國內待命，此外海軍艦隊抵達峇裏島海域隨時準備擴大“武力撤僑”。美國政府則認定此次事件是種族歧視；聯邦政府批準部分華人的“避難請求”，並接受了這批華人居留。《紐約時報》率先大量報道了排華暴行，才使得此事在全球各地廣為傳播。

　　周文列舉印尼排華慘不忍睹的暴行（如將大棒捅入華人婦女的生殖器），然後將這些暴行歸咎於美國人和台灣人，試圖營造一種對美國和台灣的仇恨情緒，但這種出於虛構的栽贓顯然極不可取。

　　他氣度非凡地要求人們“能望遠的人才能登高，生活需要我們抬起頭來做人，而不是鼠目寸光地隻盯著一處髒髒”，並把中國比作一個身上有“腳皮、鼻屎、大便、細菌以及病毒、口痰、淋巴、胰腺液”的“美女”，誰要是清除這個“迫害人的美女”，他“絕不會袖手旁觀”，因為他是個男人——“原因很簡單：我若坐視不管，那還算是男人嗎？”

　　周先生將中國比作一位美人，將自己描繪成捍衛美人的英雄。對這段話，我分兩個層麵來評論。其一，周文對這個美人的問題顯然是在刻意地輕描淡寫，這個美人就是點“腳皮、鼻屎”的問題嗎？誰能說一個貪腐遍地、特權橫行、貧富懸殊、大權獨攬的“美人”隻是一個“腳皮、鼻屎”的問題？應該是得了肺氣腫、肝硬化、甚至惡性腫瘤了吧？

　　其二，有人指出這個美人的問題，被周文斥為是要“清除這個“‘迫害人的美女’”（“迫害”一詞從何而來，不詳），這又回到一個簡單道理，指出一個國家的問題，是不是就是要“清除”它呢？就以生病的美人為例，指出這個美人得了嚴重的病症，建議她及時對症治療，是愛護她呢，還是說她紅腫之處，豔若桃花，流膿之所，美如乳酪，是愛護她呢？

　　中國這個美人，確實屢被糟蹋。糟蹋她的，並不是為她瞧病治病的人士，而是那些“英雄救美”的權貴財閥既得利益者。

　　“中國有腐敗，有壞人，有變態，有潛規則。我告訴你，全世界都一樣。中國有幾十萬城管，粗暴執法的也就是那麽一小部分而已。而且這總比在美國或者歐洲根本不準你隨便擺攤，你敢無證擺攤就被工會暴打一頓要好一些吧？”

　　周文對所有針砭時弊者都加以譴責，模式不外中國的問題都是局部的、小小的，邏輯不外中國有的問題，外國都有，甚至比中國都嚴重。

　　首先說說腐敗。沒錯，腐敗全世界都有，但是請問周先生，您真的好意思拿美國的腐敗，日本的腐敗、英國德國法國的腐敗，和中國的腐敗同日而語嗎？我們知道，英國一個內閣部長，出差用公車順便辦了點私事，就被迫辭職；日本幾個公務員出差花冒了幾千日元（相當於人民幣幾百元）就被炒了魷魚。這和我們的動輒上千萬甚至上億的腐敗能夠同日而語？

　　再拿粗暴執法來說，第一，在我們國家，很多執法者並非粗暴執法，而是粗暴違法，一樁樁、一件件駭目驚心，難道一句“一小部分”就能解脫違法執法者的罪愆？就能抹去執法隊伍的汙點？在您看來是“一小部分”，在受害的公民看來就是全部生計甚至身家性命，怎容如此狡辯？你列舉外國發生的粗暴執法，言外之意，是不是他們都有，我們有也無妨？我所知道的是美國工會拚命維護弱勢的勞動者的利益、工人的利益，但富士康那麽多跳樓的，農民工那麽多被欠薪的，我沒看到工會出過一次麵，那麽多婦女甚至幼女被強暴，我也沒看到婦聯出來說句話。你還好意思指責美國的工會！

　　“六十年彈指一揮間，中國已經有六億人走向了小康。有許多和我一樣的農村娃都變成了一個又一個城市裏的新青年。這種規模的滄桑巨變就已知的人類曆史而言，絕無僅有。如果這還不能證明我們的政治體製更優秀，還不能證明我們的民族和種族更優秀，那請問還有什麽值得我們去信仰？”

　　這段話混淆了很多根本的是非。掩蓋了很多曆史的事實。首先，“六十年彈指一揮間，中國已經有六億人走向了小康”這個囫圇吞棗的提法盡管十分符合官方宣傳的基調，卻從根本上歪曲了中國進步的真正原因，掩蓋了中國社會經曆的慘痛教訓和付出的巨大代價。當代中國的前三十年，也就是毛澤東時代，地球人都知道，那是怎樣一個時代。從49年說起吧！掠奪式土改、批清宮秘史、批武訓傳、知識分子自虐性檢討、三反五反鎮反、胡風反革命集團、強行合作化、反右運動、瘋狂大躍進、大饑荒、人民公社、反彭德懷、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冤殺多少人？餓死多少人？整死多少人？到了文革末期毛的晚年，政治專製獨裁，經濟麵臨崩潰，文化一片沙漠。這樣一個時代，您不但好意思隻字不提，還好意思將它和改革時代捧到一起同唱讚歌！

　　改革才改變了中國人的命運，改革才使中國發生了滄桑巨變。改革恰好是顛覆毛時代的舊體製才取得了輝煌成就。您故意混淆毛時代和改革時代的政治體製，同以“優秀”讚頌，請問，九大和十一屆三中全會都很“優秀”？文革和改革都很“優秀”？閉關鎖國和對外開放都很“優秀”？家庭聯產承包和人民公社都很“優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都很“優秀”？

　　由於搞經改不搞政改，由於利益集團權貴財閥的阻礙，改革時代的中國出現了很多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因此，我們不應忙著信仰體製，而是應該盡快改革體製，解決中國社會各個領域出現的愈演愈烈的問題。這個看法自然要被周先生扣上賣國、反民族的帽子，但是帽子時代畢竟過去了，這倒是一個時代的進步，可惜要求我們不要辜負時代的周先生卻視而不見。

　　至於“民族和種族”更優秀，這是一種十分危險的“種族優越論”，我們一直在反對這種邪惡理論，希望周先生不要陷中華民族於邪惡。

　　“是誰讓你們一邊嘲笑金三胖世襲，一邊又對美國總統老子走了兒子上，兒子下台了老婆上的事實視而不見的？”

　　這段話顯然對金三胖的世襲被譴責憤憤不平，周文舉證美國也是這樣。美國既然都這樣，為什麽偏偏譴責金三胖？看來周先生對專製獨裁情有獨鍾。但是這段話卻暴露了驚人的無知。美國的“老子走了兒子上，兒子下台了老婆上”和北朝鮮(專題)的金家軍事法西斯獨裁世襲怎麽能同日而語？美國不管誰上、怎麽上都得經過選民這一關啊！老布什是不是選的？小布什是不是選的？日本也有政治世家，但不管你玩多少貓膩，都得經過選民這一關，選民最後說了算。但金胖子是誰選的？你也可以說是選的，是他老爸選的！

　　周文的一個不敢令人恭維的很下作的也是慣用的手法是製造一些明顯荒唐的看法安在他們指責的對象頭上，然後煞有介事地抨擊對象荒唐。例如：“你說中國有殺人犯，那請問怎樣才沒有殺人犯？”

　　沒有任何人苛求中國杜絕殺人犯，這種質問完全是無的放矢，為矢造的，其實很無聊。

　　“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聖經上說：““魔鬼永遠都是以天使的麵孔出現在世間。”聖賢說：““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裏”如今這社會，一百個人裏，難以找出三個人支持政府，大多數人都淪為了公知的信徒——末日審判時，隻有羅德一家三口得到救贖，不是因為他們和城中大多數人的價值觀一樣，而恰恰因為他們是俗流當中少見的例外”

　　這段話很悲壯。周小平先生大概認為自己是入地獄的“佛”，是少數掌握真理的“聖賢”，是末日審判時得到救贖的羅德。他指責的對象自然是以天使的麵孔出現在世間的魔鬼。

　　首先，周小平先生不必那麽悲觀，已經“七不講”了，非常趁您的心意，形勢怎麽可能那麽嚴峻，您根本就不用下地獄了，不過我要提醒周小平先生，末日審判尚未到來！文明總要向野蠻算總賬！

　　第二，公知從來沒有反對政府，公知反對的是政府官員的貪腐無能、特權泛濫、失職瀆職、行政不作為、上萬億三公消費，……

　　第三，從現代政治文明的標準看，隻要不是違法地暴力地顛覆政府，批評政府、反對政府都是非常正常的現象，相反，一個隻能對政府拍馬屁塗脂抹粉歌功頌德文過飾非諱疾忌醫的國度，肯定沒有一個正常的政府。

　　問題還是回到對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態度問題。周文像所有宣揚狹隘民族主義、國際階級鬥爭的文章一樣，將唱讚歌理解為愛國，將指出問題理解為包藏禍心，用他的話講，就是辜負這個時代。因此，從對日漸嚴重的環境汙染的批評到對官吏專橫跋扈的批評，從對食品安全的擔憂到對假冒偽劣的鞭撻，周文都無一例外地大加諷刺和抨擊，都舉出國外的例證說外國比我們嚴重得多。但他仍繞不過那個魔圈：歐美那麽差，一切都比我們差得遠，為什麽他那樣熱愛的政府官員全都把孩子老婆往美國送？

　　曆史一次次告訴我們，唱讚歌愛國的很多都是在禍國，痛切地指出它的問題的，才是真正的愛國者，所謂“愛之深，責之切”。

　　編織一些以偏概全的事實，選擇一些無代表性的案例，將歐美妖魔化，以歐美諸國曆史上的劣跡否定其現代文明，煽動“亡我之心不死”的國際階級鬥爭情緒，鼓噪冷戰，n次祭起狹隘民族主義的破旗，剛吃了幾天飽飯又操起清末遺老遺少的衣缽：外國沒有的，我們有；外國有的，我們早就有了。周文以中國的高科技成就來論證這個觀點。可惜的是，不管你怎樣誇耀蘋果百分之百都在中國生產，錢還是讓蘋果賺了大頭；不管你如何自吹自擂，我們就沒有一個諾貝爾科學獎。

　　“端午節，風和日麗，我坐在通州某小區的花園長椅上一直想著這些事。在夏日的微風中，在北京的藍天下，我看著川流不息的車輛，還有草坪上散步的老人以及孩子，真切地希望這一切能夠永恒”

　　我也希望這一切都能永恒，但這一切恰好是告別了毛時代的改革開放之功，是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被周先生百般詛咒的西方體製模式的成果。為了使這一切真的永恒，我們還必須不畏周先生這一類諷刺抨擊鞭撻，堅持不懈地針砭時弊，批判社會，堅持不懈地把改革進行到底。要知道，“北京的藍天下”，越來越成為奢望，川流不息的車輛，有多少在公車私用？要知道，還有很多老人再為養老發愁，還有很多孩子在為上學發愁。83歲了還在撿破爛的老人沒有心情在草坪上散步，西南溜著索道上學的孩子們，隻能在滔滔江水上顫栗。

　　我們之所以要做公知，之所以不斷發出批評的聲音，就是為了這個國家所有的人都能在花園長椅上從容，而不是大部分人流著臭汗，供養小部分人在花園長椅上胡思亂想。

　　最後要指出的是，周文對人家客觀評價西方科技水平，指出自己的不足出言不遜，罵人家“說得好像他自己，他爹媽都不是中國人一樣”，這就很不厚道了，有點流氓罵街了。

　　本來，周文好像情辭懇切地擺出講理的姿態，這一句話就漏了餡。當然，你和孔丹的“”還是不一樣，所以我願意費些筆墨和先生商榷商榷。

　　周小平先生，請不要歪曲這個時代，歪曲這個時代，才是辜負這個時代。

[歡顏展卷林中閑坐]

港人是對中國政府反感，還是對中國內地人反感，該讓港人來說。
別人不必代表港人發言。

其實地域間的價值、習慣不同，互相看不慣，或是利益衝突，各國皆有，問題是如何合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