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北京大學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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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這真是一塊聖地，近百年來，這裏成長了中國數代最優秀的學者。豐博的學識、閃光的才智、莊嚴無畏的獨立思想，這一切又與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銳的抗爭精神相結合，構成了一種特殊的精神魅力。民主與科學已經成為這塊聖地不朽的魂靈。
——謝冕
我靜靜地穿行在燕南園裏，蔥蘢的綠色掩映著西式的兩層小樓和中式院落。園子的整個布局略呈正方形，初看就象一個普通的居民小區。與北京大學校園裏其它地方的車水馬龍相比，這園子顯得寂寥了許多。進入燕南園，我有一種恍若隔世的感覺。
溫文爾雅的洪煨蓮先生曾在這裏切磋學問，冰清玉潔的謝婉瑩先生層在這裏寫下了《南歸》，笑容團團的湯用彤先生曾在這裏踱步，勇銳不阿的馬寅初校長曾在這裏堅持要辯論他的《新人口論》，剛正耿直的翦伯讚先生曾在這裏徘徊，美髯飄飄的馮友蘭先生曾在這裏編訂《中國哲學史新編》，朱光潛先生曾在這裏進行美學思考……每一次在這裏漫步，我都會用心追尋那一絲一縷的曆史記憶。
燕南園的曆史並不長，但是它所經曆的曲折和順暢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走過的道路僅僅相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命運締造了燕南園。
1919年，由美國教會在清末創辦的北京匯文大學、通州協和大學和華北協和女子大學三校合並成立的一所新的大學，聘任正在南京金陵神學院任教的“中國通”司徒雷登博士(Dr. John Leighton Stuart)任校長，新大學被命名為“燕京大學”。
那時候，燕大校舍還在北平崇文門內盔甲廠（男校）和燈市口佟府夾道（女校）。司徒雷登到任後，感到城裏的校舍既小又簡陋，為燕大今後的發展考慮，他決定選擇一處新校址。
幾經勘察，終於選定了海甸（今海澱的舊稱）西郊的一塊地方，那裏本是明代勺園和清代淑春園的舊址，清末民初時曾是睿親王的後代所有，早已殘敗不堪了，此時又轉歸陝西督軍陳樹藩。陳樹藩被司徒校長的遊說所打動，於1920年11月8日與燕大簽訂了契約，以4萬銀元的象征行價格把這塊地方永租給了燕大。
深諳中國文化的司徒校長和副校長哈利·魯斯博士(Dr. Harry Luce)聘請美國建築師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擔任新校園的總設計師。亨利·墨菲拿出了一個中西結合、古今融會的園林式的設計方案。不幾年，一所美倫美奐的新校舍便建成了。
1926年，男女兩校同時遷入新校園，這時，整個校園的建設工程還在繼續進行，先後營造了主校園、燕東園、燕南園。1929年新校園正式建成，從此被冠以“燕園”的美稱。
燕南園因位於燕園的南部而得名，占地48畝，主要作為燕大外籍教室的住宅，按照當時所有中外教室住宅的編號順序，燕南園的住宅被定為51號到66號，這一編號從燕大到北大，一直沒有變更。今天，在某些宅院的門口，還能看到黑底白字的木門牌，無言笑視著歲月的滄桑。20世紀50年代初，由於擴大校園，燕南園西牆的北端向外延伸，於是又有了一個新的宅院，編號為50號。
燕南園的建築以“洋式”為主，多為兩層小樓，附帶一個小花園。室內裝飾業具有典型的西洋風格：鋪設木地板，樓梯設在屋內，屋裏有供冬天采暖的壁爐，上下兩層樓各有獨立的衛生間。
我從老先生們的文章中讀到了燕大時期燕南園的景象：在靜旎的夏日裏，踏著鋪設地毯的木地板拾級而上，穿過樓上的起居室來到陽台，眺望浸潤在綠樹叢中的燕南園。陽光透過樹叢照在花園中，園中遊戲場上幾個孩子在做遊戲，有的在蕩秋千，有的在過家家，笑聲彌漫在園子裏，和著微風飄過陽台。陽台上的教授正在看報，偶爾瞥過園子，端起一杯濃香的咖啡，就這曼妙的時光一起飲入口中……
抗戰前的十年（1928－1937），是北平作為文化古都的黃金10年，也是燕大的黃金時期。那時候，政治中心南移，大量政府機關也都遷往南京。文化底蘊豐厚，物價水平較低的北平為當時的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安定的生活環境。燕京大學是有名的“高薪養師”的學校，燕大教師的生活當然也就優裕，做學問的條件也更好。
燕大時期的燕南園雖然是為外籍教師而建，但業有中國教授居住，洪煨蓮教授、吳文藻謝婉瑩（冰心）夫婦和40年代後期住進來的嚴景耀雷潔瓊夫婦就是這裏的早期居住者。
學貫中西的史學巨擘洪煨蓮教授就住在54號那座典型的西式小樓裏。
洪先生名業，號煨蓮，早年留學美國，獲得多個學位，曾在美國為燕大籌款。回國後擔任燕大的重要領導職務，並主持燕大曆史係，後後出任後來飲譽中外的學術機構“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的北平辦事處總幹事，主持“引得”(Index)編纂處，他所編纂的引得，為後來的學者研究中國文史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洪先生很喜歡他的54號，名之為“健齋”，又稱“無善本書屋”，因為他讀書隻為做學問，不為收藏。
洪先生為人淡泊，溫文爾雅又談吐幽默，喜歡叼著煙鬥，微微地笑著。
洪先生經常不定期地在家召開曆史學會的會議，邀請在學問上互相琢磨的數位老師同學一邊品茗或飲咖啡，一邊切磋學問。大家在一起討論，時而疏緩，時而激昂，時而辯論，時而開懷暢笑。天氣好的初夏時，花開如瀉。時淡時濃的花香、茶香、咖啡香彌漫在院子裏，和著高談闊論，和著爽朗的笑聲，飄蕩在燕南園裏。文革中這架藤蘿因有“資產階級情調”而被斫毀！
洪先生十分善於發現和培養人才，並結合他們的特長和興趣為之確定研究方向。他的弟子有齊思和、瞿同祖、王伊同、鄧嗣禹、侯仁之、周一良、王鍾翰等，其陣容涵蓋了中國古史研究的大部分。
西式的66號裏住著吳文藻謝婉瑩（冰心）夫婦。吳文藻先生是著名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民族學家。冰心剛回到燕大任教的時候還沒有結婚，因此住在53號，這是外籍單身女教師宿舍。婚後，他們搬進了新落成的66號。冰心在自己的許多文章裏細致地描述過自己住過的那幢小樓，就是在這裏，他先後寫下了《往事》、《南歸》等小說、散文作品。
20世紀30年代末的中國風雨如晦，日本吞並中國的野心昭然可見。燕大愛國師生麵對國亡無日的痛居，紛紛南下或北上抗日。北平淪陷後，由於燕大是美國的教會大學，日軍才不敢貿然查封。就在那時，司徒校長決定成立“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資助並組織大批愛國學生轉移到後方或延安，參加抗戰。美籍進步教授夏仁德(Randolph L. C. Sailer)就是這一事件的重要組織者。司徒校長任命夏仁德為委員會主席，青年教師侯仁之為副主席，一起組織這件事情。
太平洋戰爭爆發，燕大立即被日軍包圍查封。燕南園的教授中，中國教授洪業被逮捕，許多外籍教師則被作為敵對國僑民而被驅逐或關押，這是燕南園曆史上第一次遭受搜查。燕南園被日本憲兵隊盤踞著，往日寧靜的生活一去不複返了！
抗戰勝利後，燕大複校。夏仁德教授住進了燕南園60號。不久，內戰又爆發了。燕南園遭到了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搜查。夏仁德同情進步學生，進步學生和燕大地下黨把他的家當成了秘密集會地點，他還親自掩護學生逃離國民黨軍警的搜捕，燕南園60號成了燕園內的“解放區”。
1949年，新中國成立了。1950年，燕京大學改為國立，外籍教師紛紛回國，燕南園漸漸空了下來。
1952年，全國院係大調整，燕京大學並入北京大學，北大自城內遷入燕園。按照國家的教育調整規劃，北京大學要建成為一個以文理為主的綜合性大學，國內很多高校的文史哲及理科專業被調整到北大來，而北大和燕大的法科、新聞、農、工、醫科等專業則被分散到別的高校裏，一時間北大名師雲聚。在這個背景下，一些知名學者被安排到了燕南園居住，因為燕南園環境幽靜，離教學區和生活區的位置適中，適合工作和學習。自那時起，燕園裏就流傳著這麽一句話：知名學者不一定住燕南園，住燕南園的一定是知名學者。
如同住在這裏的知名學者正在開展的如火如荼的“思想改造運動”一樣，燕南園也有了比較大的變化。由於學者們是陸續遷入的，並且住戶較多，燕南園便不再象燕大時期那樣一家一個院落了，而是依建築麵積的大小，將每個院落分隔供兩家到三家居住。
往日比較安靜的燕南園，由於突然增加了這麽多新住戶，一下子熱鬧了許多。北大遷來燕園後，不論怎麽改變校園的格局，都要避開燕南園，或整舊如舊。現在燕南園許多房子上鑲的門牌還是燕大時最初裝上去的。
61號是中國曆史地理學創始人之一侯仁之院士的家。這是一座西式的兩層小樓，掩映在一片深綠的樹叢中，旁邊又是一叢翠竹，望之蔚然而深秀。侯仁之和夫人自20世紀30年代初考入燕京大學，至今在燕園已70年了，自1950年搬入燕南園，至今也已50多年了。歲月滄桑，侯先生已年逾髦耋，回憶起燕園歲月的點點滴滴，總是充滿著深情。
在以人文大師薈萃而聞名的燕南園裏，周培源先生是為數寥寥的數理大師之一。飲譽世界的理論物理流體力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周培源是在1952年住進燕南園的，他曾是燕南園56號的主人。周先生在美國求學期間曾參加愛因斯坦領導的廣義相對論討論班，並進行相對論引力論和宇宙論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周先生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的門生弟子為中國國防科學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周培源是愛花之人，56號曾遍植櫻花，春來如雪，人稱“周家花園”。
55號和57號從方位上看呈對角而立。有趣的是，它們的主人也因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社會的特殊背景而有著某種“對峙”的關係。
原北大黨委副書記、副校長馮定在55號住過多年。在燕南園眾多居住者中，馮定是比較特殊的一位，因為他是惟一一位由毛澤東親定到北大教書的學者。
那時候，舊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還沒有徹底完成，黨要在哲學領域“占領”仍由舊知識分子“控製”的陣地。馮定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其名作《平凡的真理》曾引導許多人正確認識和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毛澤東特別看重馮定，點名調他到北大教授馬克思主義哲學，要他的唯物主義哲學與馮友蘭的唯心主義哲學“搞爭鳴”、“唱對台戲”。
然而在60年代的政治環境裏，由於馮定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從不趨炎附勢，他在政治運動中成了被批判的對象。當報刊上連續發表批判馮定的文章時，有人勸他做個檢討算了，他不肯屈服：“我不願做檢討的英雄。”
從那時起到“文革”馮定一直頂著“假馬克思主義”、“修正主義”的帽子挨批鬥。“文革”中，北大哲學係成立了“批判馮定、馮友蘭聯絡站”。“對台戲”沒唱成，哲學係這兩位最有名的教授雙雙被推上了受批鬥的台子。
與馮定“唱對台戲”的馮友蘭就住在燕南園57號。
1952年院係調整後，馮友蘭從清華園乙所遷到燕南園，並終老於57號。
生活在20世紀這個中西文化衝突交融的時代，馮友蘭早年就以兩卷本《中國哲學史》而蜚聲學界，他構建的哲學體係為中國哲學的現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曾有人評價他為“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文化巨人”，他對中國文化向現代化轉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馮友蘭遷入燕南園57號的50年代，中國社會的方方麵麵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麵對洶湧多變的形勢，在長期接受批判、自我批判、改造思想的過程中，馮友蘭基本上失落了自我。這位思想自成體係的哲學家放棄了獨立思考，這於他於中國社會於那個時代都是十分深刻的教訓。
“文革”結束後，馮友蘭真誠地解剖自我，指出自己以前不能“修辭立其誠”，決心今後“隻寫我自己……不再依傍旁人”。從此以後，馮友蘭堅決拋開“文革”前就已出版的兩本《新編》，以85歲的高齡從頭開始撰寫七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他不再依傍旁人，而是作出自己的結論，所以《新編》七冊中的新的見解層出不窮，往往會與流行的論點相違背。他越寫越感到自由，可以說是真正達到了“斬名韁，破利鎖，俯仰無愧怍，海闊天空我自飛”的境界。晚年的馮先生就是在57號院裏曆時10年，用口述的方式寫下了《新編》七冊，實現了從失落自我到回歸自我的轉變！
說起“三鬆堂”，很多人都知道那是馮友蘭先生的居所，但問到具體方位，一些人就“不知其所在”了。他的全集名為《三鬆堂全集》，表明了他對57號的眷愛。馮友蘭曾在《三鬆堂自序》的自序中說起“三鬆堂”得名的緣由：“……庭中有三鬆，撫而盤桓，較淵明猶多其二焉……”
如今三鬆堂的大門前立起了一排綠竹盆景，似乎是要隔絕外界的喧囂。2002年末的一個下雪的日子裏，我推開虛掩的院門進入院中，我發現院中的三株鬆樹僅剩下兩株了。自從1990年馮友蘭先生以95歲高齡去世後，馮先生的女兒宗璞一家就住在三鬆堂裏。宗璞是一位著名作家，他曾出版過多種小說、散文和童話集，也寫過大量關於燕南園的回憶性文章。在三鬆堂狹小而溫暖的客廳裏，我見到了74歲的宗璞先生。從她略顯疲倦的表情可以看出多年的眼疾對她的折磨，她的聲音緩慢然而並不微弱，她深深地思索著對我說出的每一句話，耐心解答著我向她提出的每一個問題。
當我問起她尚未完成的四卷本長篇小說《野葫蘆引》時，她的身體微微一震：“你讀過《南渡記》和《東藏記》？”我點點頭，接著問她第三卷和第四卷什麽時候出版，她說這很難講，因為身體的狀況不允許她長時間寫作。她十分感慨地對我說：“我以為現在這個社會裏，很少有人能靜下心來讀這種書了。”臨分別時，宗璞先生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愛讀小說？好，非常好！”
與燕南園同樣飽經滄桑的是63號院。這裏原是燕大的美籍音樂教授範天祥自費修建的住宅，當時他的院子最大，被人稱為“範莊”。範天祥任燕大音樂係主任，夫婦二人才華橫溢而又誨人不倦，為中國培育了一大批傑出的音樂人才。範天祥教授還是虔誠的基督徒，對中國聖詩的曲調貢獻很大。
本來這所房子在園內沒有院牆，隻用柏牆與其它院落相隔。可是北大遷來燕園後，考慮到校長馬寅初在解放前由於反對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和怒斥“四大家族”，以致於被蔣介石逮捕監禁而身心俱疲，需要一個幽靜的環境工作休養，所以就把他安排在了63號院，並把柏牆換成了磚牆。
馬老是經濟學大家，解放後國家建設的大好形勢鼓舞他關心國計民生，經過認真地調查和研究，就是在這座院子裏，馬老開始思考中國的人口問題。
1957年，馬老發表了《新人口論》，建議在經濟建設過程中重視人口問題，合理控製人口的過快增長、五六十年代，正是中國的政治氣候乍暖乍寒的時刻帽子“大躍進”的狂熱背景下，在這種“左”傾跋扈的歲月中，馬老的真知灼見成了他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馬爾薩斯思想的“罪證”。全國上下，一時間群情洶洶，群起而討之，北大校內的大字報更是鋪天蓋地聲討馬老，連63號院子的圍牆上、大門上都貼滿了大字報。
但是馬老沒有被這滔天的陣勢所壓倒，悲壯而有豪邁地堅稱：“我雖年近80，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迎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用自己的良知持守著真理。
馬老遭到錯誤批判後，辭去了北京大學校長的職務，被迫離開了燕南園63號，搬入城內。63號院一度作為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辦公之用。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過了全麵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山雨欲來風滿樓”，政治嗅覺“靈敏”的人物知道運動的大好時機來了。5月25日，由北大哲學係黨支部書記聶元梓聯合係裏其他教員共7人聯署的大字報《宋平、路平、彭珮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麽？》出現在北京大學大飯廳的東牆上，這張大字報的威力是眾所周知的，北大開始卷入“文革”的狂潮中。
聶元梓等人開始在北大“全麵奪權”，成立了“新北大公社”，原來的校領導則被全部打倒，成為“黑幫”編戶，打入“牛棚”。聶元梓儼然一“老佛爺”自居，搬入63號院辦公，開始在北大呼風喚雨，並在這裏接待了中央文革的頭麵人物康生、江青、張春橋、關鋒、戚本禹等人，一時間，63號院門庭若市，眾多謀劃出自這個院子，在北大乃至全國造成一場又一場的政治“地震”。
聶元梓失勢倒台以後，63號院空了一段時間。70年代初，北大副校長魏建功搬入此院。魏建功是著名的語言學家、音韻學大師，是我國現代語言學的早期開拓者之一、北大中文係古典文獻專業的奠基人。他積極推行國語運動，抗戰勝利後赴台灣推行國語，把日本人殖民統治50年強製推行奴化教育的日文日語的影響從台灣語言中齊根鏟除，實現了中華民族語言的純潔、規範和統一，為祖國的統一大業立下了彪炳青史的功績。新中國成立後，他還為國家文字改革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主持編纂的《新華字典》，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影響最為廣泛的一部大眾化的現代漢語字典。可惜魏先生在80年代初就故世了。
63號院又空了。
現在的63號院成了一個大雜院，正房旁邊低矮的小房子裏住著一些工人和家屬，靠南的正房是北大老幹部活動中心，時常有一些退休的老教工在這裏活動，靠北的正房為北大的一個公司所有。麵對此情此景，哲學家湯用彤先生的兒子湯一玄先生解釋說：“也許是因為63號的經曆太坎坷了吧，現在誰也不願住在那兒了！”
今天，清風拂過院子的翠竹，冉冉作想。但是，我們再也聽不到他曾經的主人範天祥教授悠揚的琴聲，馬寅初校長洪亮的自稱“兄弟我……”；沒有了政客的“跳梁”的醜行，看不到魏先生抱病工作的身影……在忙碌的生活節奏、瑣碎的油鹽醬醋之外，誰還記得起這舊景？
文革期間發生了許多事情，幾乎一夜之間就改變了燕南園裏這些知名學者的命運。
51號的饒毓泰先生是較早遷入燕南園的學者之一。饒先生是物理係教授，在1948年當選為中研院院士。饒先生學問精深，為人更是謙恭有禮，每當他在路上遇到有人向他打招呼，他必會恭敬地鞠躬還禮。誰知文革剛剛開始，一張大字報就奪去了饒先生的生命，他在住所投繯身亡。
不久，住在64號的翦伯讚夫婦也雙雙自盡。
翦老是有名的曆史學家，尤其專於秦漢史。在文革中，他因為被“欽定”為“專講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而受盡了折磨摧殘，後來由於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也要給出路“，翦老才從小黑屋中遷進了燕南園64號，但這並不能挽救他，在專案組無休止的審訊下，1968年12月的一天深夜，翦伯讚夫婦二人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藥。
翦老留下的紙條上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出什麽問題，所以走了這條絕路”，另一張紙上寫著：“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文革期間，燕南園裏突然擠進了許多外來人口，有造反派、工宣隊、革命教師各色人等，那些已淪為“反動學術權威”的學者大師們或把自己的居所分給他們共住，或是被擠走。
當時燕南園裏約有80餘戶人家，燕南園的房子被進一步分割，有的住戶就沒有廁所了，於是就把原來燕南園中心花園的兒童遊戲場拆掉，建了一個化糞池式公共廁所。從此，每當起風的時候，燕南園中便彌漫著一股不適的氣味。這個廁所至今猶存，被北大人稱為“園林建築的敗筆”。
為了防備“蘇修”、美帝的侵略，在全國上下“備戰備荒”的年代裏，北大校園裏大挖防空洞和地道，燕南園也挖了地道和校園裏其它地道相通。地道之上於是多了一條道路。今天，在園子中央的空草地邊，孤零零地立著一個低矮的小平房，它的四周牆上貼著居委會的通知，畫著有關老年健康常識的板報。這就是當年地道的入口。
文革之後，燕南園裏的老先生們直到80年代才重新得到了莫大的尊重，他們重被人們視為生活優裕的一類人。自那時起，燕南園漸漸找回自己的寧靜，園子裏的學者們無論是在學術上還是在生活上，都重新煥發出活力。園內的林木也都鬱鬱蔥蔥地長了起來。
一代語言學大師王力先生自1956年起就居住在燕南園60號。這是一所獨立的西式兩層小樓，位於整個燕南園的中央，小樓周圍沒有圍牆，參差的冬青和柏牆將它圍在中間。春天院中遍開二月花，花開如海。這裏環境恬淡幽美，很適合做學問。王力先生在此先後寫作了《漢語史稿》、《中國語言史》等大量著作和論文。晚年在目障的情況下還傾力完成了《古代漢語字典》。1986年大師仙逝。
磁學專家儲聖麟先生在90歲時還經常散步，但有一次在蒙蒙細雨中，夜幕降臨，老先生在園子裏跌跌撞撞找不到回家的路，幸虧有路遇的學生到59號的儲宅報信。老先生竟認不得前來接他的家人，問：“你是誰？這是上哪兒去？”聞者心酸！儲先生於2002年初過世。59號院門是一個近圓形的木柵，牆外的幾蘿絲瓜長得正茂盛，頑強地攀援過電線杆，匍匐在後房頂上，可惜再也不能為老先生指明回家的路了！
歲月不饒人！燕南園裏的老先生們相繼謝世了，如今這園子裏隻有4位老先生依然健在，他們分別是95歲的法學家芮沐先生、92歲的文學史家林庚先生、91歲的曆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先生和81歲的語音學家林燾先生。
仙逝的老先生門把房子留給了他們的子女，比如馮友蘭先生的女兒宗璞、王力先生的女兒王濟慈、湯用彤先生的兒子湯一玄以及周培源先生的孩子、朱光潛先生的女兒等等，這些後代們有的也在北大任職。
“燕南園已經麵目全非了！”熱情豪爽的湯一玄先生對我說。湯一玄跟隨父親湯用彤於1952年就住進了燕南園，他目睹了半個世紀以來發生在燕南園了的全部曆史悲戲劇。在他說話的間隙，他的夫人還生動地向我描述這文革時老先生們被紅衛兵押著從58號門前經過的恐怖景象。“可把我嚇壞了！”她心有餘悸地說。
文革時搬進燕南園的人家有的搬走了，有的留了下來，校方對燕南園裏的房屋的政策到目前為止依然采取默認的“世襲”原則，即老一輩人過世了，房子就由下一代人居住。有的房子由於曆史原因被分成了數家，如64號院，到如今已然變成一處大雜院，有的人家還在老房子的外麵加蓋了磚房。
與此同時，有的老先生過世後把房子交給了自己所在的係、所，這些房子就被派上了新用途。如51號和55號。
繼饒毓泰先生之後入住51號的是數學家江澤涵院士，他把拓撲學引入了中國。江先生去世後，北大數學研究所把51號重新進行了修整，準備迎接前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先生。不幸51號修整完畢，吳先生卻病逝了。現在51號已被數學研究所辟為一處高級招待所，用於接待國內外前來北大進行學術交流的著名數學家們。
80年代中期陳岱孫先生搬入55號，陳先生是經濟學界一代宗師，也是著名教育家，他執著事業，終身未娶。陳先生過世後，學校在他居住的55號院內為他立了一尊銅像。不久前，55號院煥然一新，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李政道先生即將入住。李先生的到來必會給這空寂的院子帶來生機和活力。
2001年7月，北大燕南園建築群被劃為全國第五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校方也開始整理保護包括燕南園在內的這批近代建築。
湯一玄先生說，盡管現在學校並沒有對燕南園今後的發展明確表態，但是從51號和55號的改革來看，他認為學校有意於保持燕南園“大師薈萃之地”的性質。從他本人來講，他也希望後來的人們不要忘記燕南園的曆史、她的輝煌和她的滄桑。這就象是學問的薪火相傳，燕南園也將在這延續中得到永新！
從51號到66號，這就是簡單的燕南園，屋舍與花木依舊，滄桑與風流並存。一代學人，從燕大到北大，從風雨如磐的舊中國到急遽變遷的新時代，他們的持守，他們的退卻，他們的學問，他們的人生，豈如這園子一樣簡單！
我倘佯在燕南園，眾多的老先生已走，把風流留給了這園子。我感歎歲月的無情，水流雲在。
——謝冕
我靜靜地穿行在燕南園裏，蔥蘢的綠色掩映著西式的兩層小樓和中式院落。園子的整個布局略呈正方形，初看就象一個普通的居民小區。與北京大學校園裏其它地方的車水馬龍相比，這園子顯得寂寥了許多。進入燕南園，我有一種恍若隔世的感覺。
溫文爾雅的洪煨蓮先生曾在這裏切磋學問，冰清玉潔的謝婉瑩先生層在這裏寫下了《南歸》，笑容團團的湯用彤先生曾在這裏踱步，勇銳不阿的馬寅初校長曾在這裏堅持要辯論他的《新人口論》，剛正耿直的翦伯讚先生曾在這裏徘徊，美髯飄飄的馮友蘭先生曾在這裏編訂《中國哲學史新編》，朱光潛先生曾在這裏進行美學思考……每一次在這裏漫步，我都會用心追尋那一絲一縷的曆史記憶。
燕南園的曆史並不長，但是它所經曆的曲折和順暢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走過的道路僅僅相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命運締造了燕南園。
1919年，由美國教會在清末創辦的北京匯文大學、通州協和大學和華北協和女子大學三校合並成立的一所新的大學，聘任正在南京金陵神學院任教的“中國通”司徒雷登博士(Dr. John Leighton Stuart)任校長，新大學被命名為“燕京大學”。
那時候，燕大校舍還在北平崇文門內盔甲廠（男校）和燈市口佟府夾道（女校）。司徒雷登到任後，感到城裏的校舍既小又簡陋，為燕大今後的發展考慮，他決定選擇一處新校址。
幾經勘察，終於選定了海甸（今海澱的舊稱）西郊的一塊地方，那裏本是明代勺園和清代淑春園的舊址，清末民初時曾是睿親王的後代所有，早已殘敗不堪了，此時又轉歸陝西督軍陳樹藩。陳樹藩被司徒校長的遊說所打動，於1920年11月8日與燕大簽訂了契約，以4萬銀元的象征行價格把這塊地方永租給了燕大。
深諳中國文化的司徒校長和副校長哈利·魯斯博士(Dr. Harry Luce)聘請美國建築師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擔任新校園的總設計師。亨利·墨菲拿出了一個中西結合、古今融會的園林式的設計方案。不幾年，一所美倫美奐的新校舍便建成了。
1926年，男女兩校同時遷入新校園，這時，整個校園的建設工程還在繼續進行，先後營造了主校園、燕東園、燕南園。1929年新校園正式建成，從此被冠以“燕園”的美稱。
燕南園因位於燕園的南部而得名，占地48畝，主要作為燕大外籍教室的住宅，按照當時所有中外教室住宅的編號順序，燕南園的住宅被定為51號到66號，這一編號從燕大到北大，一直沒有變更。今天，在某些宅院的門口，還能看到黑底白字的木門牌，無言笑視著歲月的滄桑。20世紀50年代初，由於擴大校園，燕南園西牆的北端向外延伸，於是又有了一個新的宅院，編號為50號。
燕南園的建築以“洋式”為主，多為兩層小樓，附帶一個小花園。室內裝飾業具有典型的西洋風格：鋪設木地板，樓梯設在屋內，屋裏有供冬天采暖的壁爐，上下兩層樓各有獨立的衛生間。
我從老先生們的文章中讀到了燕大時期燕南園的景象：在靜旎的夏日裏，踏著鋪設地毯的木地板拾級而上，穿過樓上的起居室來到陽台，眺望浸潤在綠樹叢中的燕南園。陽光透過樹叢照在花園中，園中遊戲場上幾個孩子在做遊戲，有的在蕩秋千，有的在過家家，笑聲彌漫在園子裏，和著微風飄過陽台。陽台上的教授正在看報，偶爾瞥過園子，端起一杯濃香的咖啡，就這曼妙的時光一起飲入口中……
抗戰前的十年（1928－1937），是北平作為文化古都的黃金10年，也是燕大的黃金時期。那時候，政治中心南移，大量政府機關也都遷往南京。文化底蘊豐厚，物價水平較低的北平為當時的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安定的生活環境。燕京大學是有名的“高薪養師”的學校，燕大教師的生活當然也就優裕，做學問的條件也更好。
燕大時期的燕南園雖然是為外籍教師而建，但業有中國教授居住，洪煨蓮教授、吳文藻謝婉瑩（冰心）夫婦和40年代後期住進來的嚴景耀雷潔瓊夫婦就是這裏的早期居住者。
學貫中西的史學巨擘洪煨蓮教授就住在54號那座典型的西式小樓裏。
洪先生名業，號煨蓮，早年留學美國，獲得多個學位，曾在美國為燕大籌款。回國後擔任燕大的重要領導職務，並主持燕大曆史係，後後出任後來飲譽中外的學術機構“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的北平辦事處總幹事，主持“引得”(Index)編纂處，他所編纂的引得，為後來的學者研究中國文史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洪先生很喜歡他的54號，名之為“健齋”，又稱“無善本書屋”，因為他讀書隻為做學問，不為收藏。
洪先生為人淡泊，溫文爾雅又談吐幽默，喜歡叼著煙鬥，微微地笑著。
洪先生經常不定期地在家召開曆史學會的會議，邀請在學問上互相琢磨的數位老師同學一邊品茗或飲咖啡，一邊切磋學問。大家在一起討論，時而疏緩，時而激昂，時而辯論，時而開懷暢笑。天氣好的初夏時，花開如瀉。時淡時濃的花香、茶香、咖啡香彌漫在院子裏，和著高談闊論，和著爽朗的笑聲，飄蕩在燕南園裏。文革中這架藤蘿因有“資產階級情調”而被斫毀！
洪先生十分善於發現和培養人才，並結合他們的特長和興趣為之確定研究方向。他的弟子有齊思和、瞿同祖、王伊同、鄧嗣禹、侯仁之、周一良、王鍾翰等，其陣容涵蓋了中國古史研究的大部分。
西式的66號裏住著吳文藻謝婉瑩（冰心）夫婦。吳文藻先生是著名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民族學家。冰心剛回到燕大任教的時候還沒有結婚，因此住在53號，這是外籍單身女教師宿舍。婚後，他們搬進了新落成的66號。冰心在自己的許多文章裏細致地描述過自己住過的那幢小樓，就是在這裏，他先後寫下了《往事》、《南歸》等小說、散文作品。
20世紀30年代末的中國風雨如晦，日本吞並中國的野心昭然可見。燕大愛國師生麵對國亡無日的痛居，紛紛南下或北上抗日。北平淪陷後，由於燕大是美國的教會大學，日軍才不敢貿然查封。就在那時，司徒校長決定成立“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資助並組織大批愛國學生轉移到後方或延安，參加抗戰。美籍進步教授夏仁德(Randolph L. C. Sailer)就是這一事件的重要組織者。司徒校長任命夏仁德為委員會主席，青年教師侯仁之為副主席，一起組織這件事情。
太平洋戰爭爆發，燕大立即被日軍包圍查封。燕南園的教授中，中國教授洪業被逮捕，許多外籍教師則被作為敵對國僑民而被驅逐或關押，這是燕南園曆史上第一次遭受搜查。燕南園被日本憲兵隊盤踞著，往日寧靜的生活一去不複返了！
抗戰勝利後，燕大複校。夏仁德教授住進了燕南園60號。不久，內戰又爆發了。燕南園遭到了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搜查。夏仁德同情進步學生，進步學生和燕大地下黨把他的家當成了秘密集會地點，他還親自掩護學生逃離國民黨軍警的搜捕，燕南園60號成了燕園內的“解放區”。
1949年，新中國成立了。1950年，燕京大學改為國立，外籍教師紛紛回國，燕南園漸漸空了下來。
1952年，全國院係大調整，燕京大學並入北京大學，北大自城內遷入燕園。按照國家的教育調整規劃，北京大學要建成為一個以文理為主的綜合性大學，國內很多高校的文史哲及理科專業被調整到北大來，而北大和燕大的法科、新聞、農、工、醫科等專業則被分散到別的高校裏，一時間北大名師雲聚。在這個背景下，一些知名學者被安排到了燕南園居住，因為燕南園環境幽靜，離教學區和生活區的位置適中，適合工作和學習。自那時起，燕園裏就流傳著這麽一句話：知名學者不一定住燕南園，住燕南園的一定是知名學者。
如同住在這裏的知名學者正在開展的如火如荼的“思想改造運動”一樣，燕南園也有了比較大的變化。由於學者們是陸續遷入的，並且住戶較多，燕南園便不再象燕大時期那樣一家一個院落了，而是依建築麵積的大小，將每個院落分隔供兩家到三家居住。
往日比較安靜的燕南園，由於突然增加了這麽多新住戶，一下子熱鬧了許多。北大遷來燕園後，不論怎麽改變校園的格局，都要避開燕南園，或整舊如舊。現在燕南園許多房子上鑲的門牌還是燕大時最初裝上去的。
61號是中國曆史地理學創始人之一侯仁之院士的家。這是一座西式的兩層小樓，掩映在一片深綠的樹叢中，旁邊又是一叢翠竹，望之蔚然而深秀。侯仁之和夫人自20世紀30年代初考入燕京大學，至今在燕園已70年了，自1950年搬入燕南園，至今也已50多年了。歲月滄桑，侯先生已年逾髦耋，回憶起燕園歲月的點點滴滴，總是充滿著深情。
在以人文大師薈萃而聞名的燕南園裏，周培源先生是為數寥寥的數理大師之一。飲譽世界的理論物理流體力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周培源是在1952年住進燕南園的，他曾是燕南園56號的主人。周先生在美國求學期間曾參加愛因斯坦領導的廣義相對論討論班，並進行相對論引力論和宇宙論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周先生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的門生弟子為中國國防科學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周培源是愛花之人，56號曾遍植櫻花，春來如雪，人稱“周家花園”。
55號和57號從方位上看呈對角而立。有趣的是，它們的主人也因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社會的特殊背景而有著某種“對峙”的關係。
原北大黨委副書記、副校長馮定在55號住過多年。在燕南園眾多居住者中，馮定是比較特殊的一位，因為他是惟一一位由毛澤東親定到北大教書的學者。
那時候，舊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還沒有徹底完成，黨要在哲學領域“占領”仍由舊知識分子“控製”的陣地。馮定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其名作《平凡的真理》曾引導許多人正確認識和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毛澤東特別看重馮定，點名調他到北大教授馬克思主義哲學，要他的唯物主義哲學與馮友蘭的唯心主義哲學“搞爭鳴”、“唱對台戲”。
然而在60年代的政治環境裏，由於馮定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從不趨炎附勢，他在政治運動中成了被批判的對象。當報刊上連續發表批判馮定的文章時，有人勸他做個檢討算了，他不肯屈服：“我不願做檢討的英雄。”
從那時起到“文革”馮定一直頂著“假馬克思主義”、“修正主義”的帽子挨批鬥。“文革”中，北大哲學係成立了“批判馮定、馮友蘭聯絡站”。“對台戲”沒唱成，哲學係這兩位最有名的教授雙雙被推上了受批鬥的台子。
與馮定“唱對台戲”的馮友蘭就住在燕南園57號。
1952年院係調整後，馮友蘭從清華園乙所遷到燕南園，並終老於57號。
生活在20世紀這個中西文化衝突交融的時代，馮友蘭早年就以兩卷本《中國哲學史》而蜚聲學界，他構建的哲學體係為中國哲學的現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曾有人評價他為“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文化巨人”，他對中國文化向現代化轉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馮友蘭遷入燕南園57號的50年代，中國社會的方方麵麵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麵對洶湧多變的形勢，在長期接受批判、自我批判、改造思想的過程中，馮友蘭基本上失落了自我。這位思想自成體係的哲學家放棄了獨立思考，這於他於中國社會於那個時代都是十分深刻的教訓。
“文革”結束後，馮友蘭真誠地解剖自我，指出自己以前不能“修辭立其誠”，決心今後“隻寫我自己……不再依傍旁人”。從此以後，馮友蘭堅決拋開“文革”前就已出版的兩本《新編》，以85歲的高齡從頭開始撰寫七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他不再依傍旁人，而是作出自己的結論，所以《新編》七冊中的新的見解層出不窮，往往會與流行的論點相違背。他越寫越感到自由，可以說是真正達到了“斬名韁，破利鎖，俯仰無愧怍，海闊天空我自飛”的境界。晚年的馮先生就是在57號院裏曆時10年，用口述的方式寫下了《新編》七冊，實現了從失落自我到回歸自我的轉變！
說起“三鬆堂”，很多人都知道那是馮友蘭先生的居所，但問到具體方位，一些人就“不知其所在”了。他的全集名為《三鬆堂全集》，表明了他對57號的眷愛。馮友蘭曾在《三鬆堂自序》的自序中說起“三鬆堂”得名的緣由：“……庭中有三鬆，撫而盤桓，較淵明猶多其二焉……”
如今三鬆堂的大門前立起了一排綠竹盆景，似乎是要隔絕外界的喧囂。2002年末的一個下雪的日子裏，我推開虛掩的院門進入院中，我發現院中的三株鬆樹僅剩下兩株了。自從1990年馮友蘭先生以95歲高齡去世後，馮先生的女兒宗璞一家就住在三鬆堂裏。宗璞是一位著名作家，他曾出版過多種小說、散文和童話集，也寫過大量關於燕南園的回憶性文章。在三鬆堂狹小而溫暖的客廳裏，我見到了74歲的宗璞先生。從她略顯疲倦的表情可以看出多年的眼疾對她的折磨，她的聲音緩慢然而並不微弱，她深深地思索著對我說出的每一句話，耐心解答著我向她提出的每一個問題。
當我問起她尚未完成的四卷本長篇小說《野葫蘆引》時，她的身體微微一震：“你讀過《南渡記》和《東藏記》？”我點點頭，接著問她第三卷和第四卷什麽時候出版，她說這很難講，因為身體的狀況不允許她長時間寫作。她十分感慨地對我說：“我以為現在這個社會裏，很少有人能靜下心來讀這種書了。”臨分別時，宗璞先生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愛讀小說？好，非常好！”
與燕南園同樣飽經滄桑的是63號院。這裏原是燕大的美籍音樂教授範天祥自費修建的住宅，當時他的院子最大，被人稱為“範莊”。範天祥任燕大音樂係主任，夫婦二人才華橫溢而又誨人不倦，為中國培育了一大批傑出的音樂人才。範天祥教授還是虔誠的基督徒，對中國聖詩的曲調貢獻很大。
本來這所房子在園內沒有院牆，隻用柏牆與其它院落相隔。可是北大遷來燕園後，考慮到校長馬寅初在解放前由於反對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和怒斥“四大家族”，以致於被蔣介石逮捕監禁而身心俱疲，需要一個幽靜的環境工作休養，所以就把他安排在了63號院，並把柏牆換成了磚牆。
馬老是經濟學大家，解放後國家建設的大好形勢鼓舞他關心國計民生，經過認真地調查和研究，就是在這座院子裏，馬老開始思考中國的人口問題。
1957年，馬老發表了《新人口論》，建議在經濟建設過程中重視人口問題，合理控製人口的過快增長、五六十年代，正是中國的政治氣候乍暖乍寒的時刻帽子“大躍進”的狂熱背景下，在這種“左”傾跋扈的歲月中，馬老的真知灼見成了他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馬爾薩斯思想的“罪證”。全國上下，一時間群情洶洶，群起而討之，北大校內的大字報更是鋪天蓋地聲討馬老，連63號院子的圍牆上、大門上都貼滿了大字報。
但是馬老沒有被這滔天的陣勢所壓倒，悲壯而有豪邁地堅稱：“我雖年近80，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迎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用自己的良知持守著真理。
馬老遭到錯誤批判後，辭去了北京大學校長的職務，被迫離開了燕南園63號，搬入城內。63號院一度作為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辦公之用。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過了全麵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山雨欲來風滿樓”，政治嗅覺“靈敏”的人物知道運動的大好時機來了。5月25日，由北大哲學係黨支部書記聶元梓聯合係裏其他教員共7人聯署的大字報《宋平、路平、彭珮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麽？》出現在北京大學大飯廳的東牆上，這張大字報的威力是眾所周知的，北大開始卷入“文革”的狂潮中。
聶元梓等人開始在北大“全麵奪權”，成立了“新北大公社”，原來的校領導則被全部打倒，成為“黑幫”編戶，打入“牛棚”。聶元梓儼然一“老佛爺”自居，搬入63號院辦公，開始在北大呼風喚雨，並在這裏接待了中央文革的頭麵人物康生、江青、張春橋、關鋒、戚本禹等人，一時間，63號院門庭若市，眾多謀劃出自這個院子，在北大乃至全國造成一場又一場的政治“地震”。
聶元梓失勢倒台以後，63號院空了一段時間。70年代初，北大副校長魏建功搬入此院。魏建功是著名的語言學家、音韻學大師，是我國現代語言學的早期開拓者之一、北大中文係古典文獻專業的奠基人。他積極推行國語運動，抗戰勝利後赴台灣推行國語，把日本人殖民統治50年強製推行奴化教育的日文日語的影響從台灣語言中齊根鏟除，實現了中華民族語言的純潔、規範和統一，為祖國的統一大業立下了彪炳青史的功績。新中國成立後，他還為國家文字改革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主持編纂的《新華字典》，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影響最為廣泛的一部大眾化的現代漢語字典。可惜魏先生在80年代初就故世了。
63號院又空了。
現在的63號院成了一個大雜院，正房旁邊低矮的小房子裏住著一些工人和家屬，靠南的正房是北大老幹部活動中心，時常有一些退休的老教工在這裏活動，靠北的正房為北大的一個公司所有。麵對此情此景，哲學家湯用彤先生的兒子湯一玄先生解釋說：“也許是因為63號的經曆太坎坷了吧，現在誰也不願住在那兒了！”
今天，清風拂過院子的翠竹，冉冉作想。但是，我們再也聽不到他曾經的主人範天祥教授悠揚的琴聲，馬寅初校長洪亮的自稱“兄弟我……”；沒有了政客的“跳梁”的醜行，看不到魏先生抱病工作的身影……在忙碌的生活節奏、瑣碎的油鹽醬醋之外，誰還記得起這舊景？
文革期間發生了許多事情，幾乎一夜之間就改變了燕南園裏這些知名學者的命運。
51號的饒毓泰先生是較早遷入燕南園的學者之一。饒先生是物理係教授，在1948年當選為中研院院士。饒先生學問精深，為人更是謙恭有禮，每當他在路上遇到有人向他打招呼，他必會恭敬地鞠躬還禮。誰知文革剛剛開始，一張大字報就奪去了饒先生的生命，他在住所投繯身亡。
不久，住在64號的翦伯讚夫婦也雙雙自盡。
翦老是有名的曆史學家，尤其專於秦漢史。在文革中，他因為被“欽定”為“專講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而受盡了折磨摧殘，後來由於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也要給出路“，翦老才從小黑屋中遷進了燕南園64號，但這並不能挽救他，在專案組無休止的審訊下，1968年12月的一天深夜，翦伯讚夫婦二人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藥。
翦老留下的紙條上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出什麽問題，所以走了這條絕路”，另一張紙上寫著：“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文革期間，燕南園裏突然擠進了許多外來人口，有造反派、工宣隊、革命教師各色人等，那些已淪為“反動學術權威”的學者大師們或把自己的居所分給他們共住，或是被擠走。
當時燕南園裏約有80餘戶人家，燕南園的房子被進一步分割，有的住戶就沒有廁所了，於是就把原來燕南園中心花園的兒童遊戲場拆掉，建了一個化糞池式公共廁所。從此，每當起風的時候，燕南園中便彌漫著一股不適的氣味。這個廁所至今猶存，被北大人稱為“園林建築的敗筆”。
為了防備“蘇修”、美帝的侵略，在全國上下“備戰備荒”的年代裏，北大校園裏大挖防空洞和地道，燕南園也挖了地道和校園裏其它地道相通。地道之上於是多了一條道路。今天，在園子中央的空草地邊，孤零零地立著一個低矮的小平房，它的四周牆上貼著居委會的通知，畫著有關老年健康常識的板報。這就是當年地道的入口。
文革之後，燕南園裏的老先生們直到80年代才重新得到了莫大的尊重，他們重被人們視為生活優裕的一類人。自那時起，燕南園漸漸找回自己的寧靜，園子裏的學者們無論是在學術上還是在生活上，都重新煥發出活力。園內的林木也都鬱鬱蔥蔥地長了起來。
一代語言學大師王力先生自1956年起就居住在燕南園60號。這是一所獨立的西式兩層小樓，位於整個燕南園的中央，小樓周圍沒有圍牆，參差的冬青和柏牆將它圍在中間。春天院中遍開二月花，花開如海。這裏環境恬淡幽美，很適合做學問。王力先生在此先後寫作了《漢語史稿》、《中國語言史》等大量著作和論文。晚年在目障的情況下還傾力完成了《古代漢語字典》。1986年大師仙逝。
磁學專家儲聖麟先生在90歲時還經常散步，但有一次在蒙蒙細雨中，夜幕降臨，老先生在園子裏跌跌撞撞找不到回家的路，幸虧有路遇的學生到59號的儲宅報信。老先生竟認不得前來接他的家人，問：“你是誰？這是上哪兒去？”聞者心酸！儲先生於2002年初過世。59號院門是一個近圓形的木柵，牆外的幾蘿絲瓜長得正茂盛，頑強地攀援過電線杆，匍匐在後房頂上，可惜再也不能為老先生指明回家的路了！
歲月不饒人！燕南園裏的老先生們相繼謝世了，如今這園子裏隻有4位老先生依然健在，他們分別是95歲的法學家芮沐先生、92歲的文學史家林庚先生、91歲的曆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先生和81歲的語音學家林燾先生。
仙逝的老先生門把房子留給了他們的子女，比如馮友蘭先生的女兒宗璞、王力先生的女兒王濟慈、湯用彤先生的兒子湯一玄以及周培源先生的孩子、朱光潛先生的女兒等等，這些後代們有的也在北大任職。
“燕南園已經麵目全非了！”熱情豪爽的湯一玄先生對我說。湯一玄跟隨父親湯用彤於1952年就住進了燕南園，他目睹了半個世紀以來發生在燕南園了的全部曆史悲戲劇。在他說話的間隙，他的夫人還生動地向我描述這文革時老先生們被紅衛兵押著從58號門前經過的恐怖景象。“可把我嚇壞了！”她心有餘悸地說。
文革時搬進燕南園的人家有的搬走了，有的留了下來，校方對燕南園裏的房屋的政策到目前為止依然采取默認的“世襲”原則，即老一輩人過世了，房子就由下一代人居住。有的房子由於曆史原因被分成了數家，如64號院，到如今已然變成一處大雜院，有的人家還在老房子的外麵加蓋了磚房。
與此同時，有的老先生過世後把房子交給了自己所在的係、所，這些房子就被派上了新用途。如51號和55號。
繼饒毓泰先生之後入住51號的是數學家江澤涵院士，他把拓撲學引入了中國。江先生去世後，北大數學研究所把51號重新進行了修整，準備迎接前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先生。不幸51號修整完畢，吳先生卻病逝了。現在51號已被數學研究所辟為一處高級招待所，用於接待國內外前來北大進行學術交流的著名數學家們。
80年代中期陳岱孫先生搬入55號，陳先生是經濟學界一代宗師，也是著名教育家，他執著事業，終身未娶。陳先生過世後，學校在他居住的55號院內為他立了一尊銅像。不久前，55號院煥然一新，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李政道先生即將入住。李先生的到來必會給這空寂的院子帶來生機和活力。
2001年7月，北大燕南園建築群被劃為全國第五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校方也開始整理保護包括燕南園在內的這批近代建築。
湯一玄先生說，盡管現在學校並沒有對燕南園今後的發展明確表態，但是從51號和55號的改革來看，他認為學校有意於保持燕南園“大師薈萃之地”的性質。從他本人來講，他也希望後來的人們不要忘記燕南園的曆史、她的輝煌和她的滄桑。這就象是學問的薪火相傳，燕南園也將在這延續中得到永新！
從51號到66號，這就是簡單的燕南園，屋舍與花木依舊，滄桑與風流並存。一代學人，從燕大到北大，從風雨如磐的舊中國到急遽變遷的新時代，他們的持守，他們的退卻，他們的學問，他們的人生，豈如這園子一樣簡單！
我倘佯在燕南園，眾多的老先生已走，把風流留給了這園子。我感歎歲月的無情，水流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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