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甫誌高原來是冤假錯案”：曆史人物評價與民族意識（作者：李大興

友人對《甫誌高原來是冤假錯案！》的評論：
 
        我是自小就對甫誌高沒有太惡劣的印象，經常捫心自問：若是“敵人”給我上刑，我定然也會招的。反正會招，不如早招，免得自己白受皮肉之苦。
        我不知道像祖大壽、呂文煥、李陵這樣的人物該如何評價，我個人對他們是非常認同的：全力盡了自己該盡的責任、確定沒有扭轉局勢的可能之後，被逼無奈間或識時務的投降，是應該受人尊重的。若是這種投降能夠保全更多人的性命，則更是可敬，因為這些生命是用主帥的自尊甚至是身後名換來的。生命是最寶貴的，之後才是忠、義等等。“不怕犧牲、舍生取義”隻是主子教化奴才的圈套，其實質是丟卒保帥。
        好像扯遠了。我們的政治環境裏，能夠容得下張獻忠這種殺人怪獸、施琅一類反複小人，隻要他們的出身好，或是能夠附會得上現今的政治形勢。倒是李鴻章、蔣介石這些能幹的政治家，一提起來便隻有批判。
        限於我的曆史知識匱乏，有個問題我一直不是很清楚：中國人是什麽時候開始有明確的民族意識的？這種民族意識什麽時候和國家意識統一到一起的？印象裏中國人的“家國”意識更強烈，民族意識有，但很實際，不較真兒。哪邊是“正統”主要看皇帝姓什麽，至於是不是正宗的漢族似乎並不介意。隋、唐的皇族好像都來自北方少數民族。而那些抗清、抗元的義士們，好像也是保護趙姓、朱姓江山的意識比抵禦異族的意識更濃一點，所以一旦沒有朱姓小皇帝可擁戴了，全國立即消停了。因此從這個立場上說，嶽飛的那種寧死不降（這點也無法證明，他始終並沒有處於過不降即死的境地）的精神很可貴，但對於他個人而言卻更可悲。有袁崇煥慘死在前，祖大壽若還不反真是活膩味了。我最鄙視的倒是陸秀夫那種“忠臣”，自己不在乎自己的生命是個人的自由，但為了成全自己的“忠義”強迫幼兒趙炳同死，則無異於謀殺了。

曆史人物評價與民族意識

        也許是因為出生在三年災害時期，也許是天生饞，所以我從小就不能餓著，少吃一頓就象掉了魂似的。經常有人說我，隻要餓兩頓，準當叛徒。我傾向於同意這種說法，首先我無法證明我不會當叛徒，而且根據曆史和現實的經驗，調門唱得高的人大多轉向轉得最快。我又傾向於絕大多數人在非降即死的情況下會選擇投降，這是更符合人性求生本能的選擇，實在無可厚非。忠臣烈士，自古稀有。明末時投降的遠多於抵抗的，我也聽說過對河北一村莊的調查發現，抗日戰爭時當偽軍的比幹什麽的都多。
        忠臣烈士，隻要不是假冒偽劣，其氣節我是很尊敬的。問題在於，我國的傳統判斷方式是建立在很高的道德標準上的，是假設人人有責任去當稀有的高尚的人的。當道德標準不近人情時，就產生了大量的偽君子，充當道德打手一類，而那些在非常情況下沒有選擇犧牲就義的人，就很容易被徹底否定萬劫不複了。
        投降等於叛變，叛變等於十惡不赦這個套路是很中國特色的。所以當年國民黨軍隊投降要叫起義或投誠。（起義和投誠的區別以及後來待遇的大不同此處且不談）別的我不清楚，至少英文和日文裏“叛徒”一語都是很嚴重的指控，輕易用不得的；而“投降” 一語是中性的陳述，和“放棄抵抗”沒有多少差異。
        嚴厲的道德判斷是不寬容的，很多時候可能是殘酷的。我小時候就聽說一位世伯，五十年代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一類，押送到農村趕大車時，認識了一個曾在朝鮮戰爭時任中國人民誌願軍副師級軍官的人，在被俘虜後組織戰俘的抗爭，然而，在被遣返回國後，等待著他的命運是開除黨籍，軍籍，幾經輾轉也成了趕大車的。最近我的同學讀了些誌願軍戰俘史，可能這位趕大車的就是當年１８０師政治部主任。這個師是由國民黨降兵改編的，在朝鮮戰場上撤退時被留下殿後，從一開始就是丟卒保帥時的卒子。這段曆史要到九十年代才逐漸為人所知，而當事人多已淒涼故去。

        我是很懷疑對曆史人物以至當代人物的道德評價的。在中國，道德評價從來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多到了時不時就要翻天覆地，多到了正正反反是是非非泛濫成一片混沌，多到了曆史和現實常被人出於利益需要而塗抹。道德評價裏隱藏的前提是，做評價者就是道德權威，用“流行學術語言”講，他們控製著道德話語權。大約和缺少宗教有關吧，道德在中國往往取代了信仰。大至主子，小至奴才，自封的道德化身，何止成千上萬。
        我覺得，即使隻是閱讀曆史，也該從多元的視角接近真相，而不是揚善貶惡。“漢奸”，“叛徒”也罷，“民族英雄”，“愛國誌士”也吧，我以為這種定性詞最好少用或不用。否則翻遍曆史找不出幾個英雄誌士，一認真漢奸叛徒反倒成筐成籮，看上去也不怎麽好看。（上篇短文<甫誌高原來是冤假錯案>隻是說一下尊崇施琅的荒謬，不及於此）並不一定要專業研究，以寬容的態度，多運用常識，通過盡量多觀點的閱讀和盡可能跳出一點自身的時代經驗，我們還是能看到很多曆史真實的。

         小時候讀《古文觀止》，<答蘇武書>是最喜歡的幾篇之一。“遠托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後兩句我是很有體會的。<答蘇武書>是否出自李陵之手很成疑問，但即使是後人偽托，不也正說明後人對他的同情嗎？祖大壽的史實我所知不多，呂文煥守襄陽五年多，是在樊城陷落並遭屠城後，勢將不保時不得已而投降。他也許是怕死，也許是為“保全更多人的性命”，也許兩者兼而有之。但如你所言，已經盡力又何必苛責呢？他們是曆史悲劇中的悲劇人物。就連施琅，我也以為不過史稱十七歲就做賊，叛過三個主帥（黃道周，鄭芝龍，鄭成功）兩個朝廷（先隨鄭芝龍由明降清，又投奔鄭成功，再叛降清）的一介武夫鷹犬而已。鬧劇始於陳明這一類自封新儒家者，連古代人要做帝王師的誌氣都沒有，又不甘寂寞地要當個獻計獻策的清客，就想出了把施琅梳妝打扮的創意。此人倒也坦率：“我的‘影射’就是‘為當前政治服務’，我覺得沒有什麽不好”。又說：“我們應該‘法聖人之所以為法’，與時俱進”。人家與時俱進到這份上，再不學而優則仕，非吐血不行。
        關於施琅的爭論，有媒體稱為一個“思想事件”，折射出如今思想有多貧瘠。多造語和概念創意的“海派”風格評論家朱大可從中看出了“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悠久而堅固的聯盟，終於麵臨大破裂的格局”。然而“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都是“nationalism”的翻譯，朱大可把他們分開的用意，是想區分為現實服務，為多民族國家服務的實用民族主義和傳統的漢民族主義，也是典型的上海味的拐著彎罵人，因為“國家主義”在中文裏更接近貶義。可是生把“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分開，就難免引起一個如何分出“國家意識”與“民族意識”的問題。

        我不認為以現代人的概念創造力把事情說得複雜會對了解曆史有太大幫助。我認為在以單一民族為主的國家“國家意識”與“民族意識”是一體不可分的。在中國，自古有國家意識，忠君意識；雖然有夷夏之辯，民族意識談不上是明確的，現在仍然和國家意識混同在一起。整體而言，中國人的特點是國家意識也好，民族意識也好，其實都是說得比做得多，實際利害才是最重要的，“很實際，不較真兒”的識時務一向是大多數。以極少數閃光的曆史人物來總結出光榮傳統大有以偏概全之嫌，可惜我們的史書往往是這麽寫的。漢文化是幾度亡國於外來民族但又能把外族化掉的特殊文化，所以才傳承至今。縱觀曆史，“內戰內行，外戰外行”說得很準確。所以為政者自古就要展開忠君愛國的教育，缺什麽就要補什麽啊！至於一不小心弄出來義和團一類的怪胎或其它的愚昧悲劇，也隻能說是人算不如天算了。
        民族意識不等於民族主義，我對前者尊重但懷疑後者。問題在於，民族主義在現代道德光譜裏一直是很亮的一道顏色，唱唱它的高調往往是有效的心理自慰。再者落後挨打時的自卑心態和發展強盛時的暴發戶心態都能夠孕育出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當今的以民族主義者自居的論客，還沒有拿出象樣的思想，也就是些刻意的炒作和幫閑，不成氣候。然而民族主義是相當容易被拿來當一支大棒打擊個人，打擊對自由的追求的。以民族的名義，以國家的名義，這在中國有幾個人招架得住啊？

2006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