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經濟學院院長: 每年進入北大的狀元有二三十名，經濟類占一半

北大經濟學院院長: 每年進入北大的狀元有二三十名，經濟類占一半 經濟學專業吸引了全國最優秀的人才。以北大為例，每年進入北大的狀元有二三十名，經濟類的至少占一半。我們經濟學院70%以上的考生是全國各省高考前10名。 以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本科生的課程設置為例，和美國哈佛、芝加哥、康奈爾、耶魯等世界一流大學的經濟學類、經濟學係的課程設置差不太多。它們有的骨幹課，我們基本都有。使用的教材也差不太多。 學生畢業後，在國內外是最好的大學讀研究生，在最著名的公司工作，在國家經濟類的、最重要的部門工作，我想這就是一流的畢業生。 :::::::::::::::::::::::::::::::::::::::::::::::::::::::::::::::::::::::::::::::::::::::::::::::::::::::::::::::::::: 訪北大經濟學院院長劉偉 首先，經濟學研究和經濟學的高等教育從過去一個很古老、很冷僻的學科，變成了很熱門的顯學。中國從一定意義上進入了一個泛經濟學時代，幾乎所有的學科都和經濟學建立了某種關聯。 第二，在中國高等教育當中，經濟學的教育配置資源所占的比重迅速提升。現在中國幾乎所有的綜合性大學都有專門的經濟學係、經濟學院或經濟學類的專業；幾乎所有部委和省市級大學，也都有財經類的或相關的專業。這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可能也是少見的。雖然沒有準確的數字，至少可以肯定，經濟類、財經類教育所投入的資源量這些年迅速提升。 第三，經濟學專業吸引了全國最優秀的人才。以北大為例，每年進入北大的狀元有二三十名，經濟類的至少占一半。我們經濟學院70%以上的考生是全國各省高考前10名。 總體上來說，經濟學發展速度很快，社會需求很大，也很關注，各方麵投入很大，機會也很多，但是我們的差距也很大。 《大學周刊》：這個差距是指什麽差距？ 劉偉：一句話，就是經濟學教育落後。中國經濟學教育的發展落後於中國經濟的發展。 這幾年中國經濟學教學的教育體係、教育管理、教育專業、教育知識、教育理念等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這些變化主要還是在數量的擴張上，而不是質量的改造。相反，中國經濟的變化不僅是一個數量擴張或者GDP增長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製度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整個經濟發展的性質發生了變化，是質的變化。總之，中國經濟學教育質量上的變化跟不上中國經濟轉型、中國經濟發展這種質的變化和突飛猛進的成長。 《大學周刊》：經濟學的教育和經濟發展不成正比，這是一種正常、合理的狀態嗎？ 劉偉：學科的發展是特別沉悶的。經濟生活本身是生動的，天天在變。學科本身是有滯後性的。所以自然就形成了這樣一個落差，存在落差不可怕，問題是怎麽對待這個落差，是積極地改變經濟學的教學，縮小與現實之間的差距，還是消極地，使得經濟學和現實的差距越來越大，經濟學的教育和訓練越來越落後於現實，落後於國際水平。這是兩種態度。 三大矛盾 《大學周刊》：您的意思是經濟學教育本身存在一些問題或者說矛盾？ 劉偉：是的。經濟學教學麵臨著幾方麵的矛盾。 經濟學是經世濟民的致用之學，首先遇到的是經濟學的理論訓練和實踐如何結合的問題。當下經濟學很重要的趨勢就是其研究方法和訓練越來越數學化，作為大學教育，學生大量的時間用在課堂，學習基本的理論、經典的教科書、基本的工具和方法的訓練。而這種方法訓練實際上越來越引導學生對數學分析和經濟學一般規範的考慮，和現實是脫節的，解釋不了現實經濟的。怎麽辦？我們可以引導學生多了解實際、深入實際、調查實際，對實際做出很好的反應和培養他的敏銳，理解學科自身的內容。可是在教學當中，存在著課程搭配、知識結構和時間上的安排、課程設置等一係列問題。 第二，經濟學的民族性和開放性問題。經濟學本身確實有國際性。經濟問題是人類共同麵臨的永恒的主題，各個國家研究經濟學都有它共同的需要。但是，經濟問題又有它的國別性、民族性、曆史性以及它特別的階級利益所在，這就有它的特殊性，這是很客觀的。 於是我們的經濟學教學多大程度上引進國外的經濟學的知識、結構，多大程度上要恪守我們民族的，是個大矛盾。 國際前沿性的問題，西方國家走在前頭，從學科建設、知識結構肯定有它領先一步的地方，這是因為人家的經濟生活走在前麵。沒有一個發達的經濟，不經曆一個豐富的經濟史的過程，經濟學是很難發達和豐富的，因為它沒有經曆過這種問題。作為一個經濟落後國家，有很多現代問題我們並沒有遇到，因此我們經濟學從來沒有提出、沒有去碰撞這些問題，可是人家碰到了，人家在分析，取得的成果自然就是領先的成果。作為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當然就要把最新的、最前沿的方法和成果引入到中國的教學課堂上來。中國目前的經濟學教育是開放的。以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本科生的課程設置為例，和美國哈佛、芝加哥、康奈爾、耶魯等世界一流大學的經濟學類、經濟學係的課程設置差不太多。它們有的骨幹課，我們基本都有。使用的教材也差不太多。 但是，任何一個國家，培養經濟學的人才恐怕最基本的使命是解決本國的發展問題，是麵向本國的實際。即使是西方國家，也是很清楚經濟學對本國利益，經濟學人才培養對本民族的需要。比如說英美大學的經濟學教育中，美國經濟、美國經濟史和英國經濟、英國經濟史，是必修課程。而國內現在有多少大學的經濟學教學，把我們國家的經濟史、經濟思想史，以及當前的經濟理論和經濟實踐的熱門命題，放到本科的教育當中？我覺得這方麵是需要加強的。 第三個問題是語言上的，經濟學本身是從西方來的，再者這一學科除了有經典的、理論的學習要求，還要關注其現實的和不斷變化的方麵，因此學生需要花大量的時間學習英語。 《大學周刊》：您剛才說經濟學學生要學西方的、中國的，還有英文的要求，當然還包括國內必修的政治之類的課，這會不會使得中國優秀的學生在學經濟學的時候更難出成果或者是成為一個優秀的經濟學家呢? 劉偉：這個我不敢說。至少說我們從教育來說，時間上安排就有矛盾。我要考慮到西方的，還要考慮到中國的；要考慮英文課程，還要考慮經濟學本身；要考慮意識形態的教育，同時還要考慮經濟學本身所要求的。這三個方麵的問題就使得國內經濟學教育至少在時間上有問題。 學經濟學的學生與理科學生相比，在學術進展方麵無形的壓力要大得多。又比一般文科學生現實的課堂作業大得多。像經濟學中的微觀、宏觀、計量等有大量數學的課程，更不用說統計、數學這些本身的數學課了。而數學不好，學好經濟學也很難。 應該說，社會的、管理的、體製的、曆史的等多方麵的因素，都使得經濟學的教學與學習存在著需要跨越的障礙。 質的變革 《大學周刊》：您說經濟學教育應當從數量建設轉到質量建設，那應當如何去做質量建設？ 劉偉：要改革，經濟學教學的各個方麵都要改，使得經濟學的訓練、對人才的培養和社會需求近一點。 《大學周刊》：具體如何改革？北大經濟學院近年來有什麽動作？ 劉偉：主要是課程和教學改革，據北大經濟學院的具體情況，我們前幾年提出來在大學教育階段，“讓我們的教育離學生的願望近一點，讓學生的選擇離社會的要求近一點”。這個提法聽起來好像很一般，但我們圍繞這個做了多項改革。 首先是專業的自由選擇。北大經濟學院現在有6個係：經濟學係、世界經濟與國際貿易係、國際金融、保險學、財政學、環境與資源經濟學係。三年前開始，以經濟學院整體錄取學生，進來時沒有任何專業，到三年級時，再分專業。前兩年，都是學習公共課，如外語、數學、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經濟學原理、計量經濟學、政治等。三年級選專業時也沒有任何限製，６個係願意選哪個就選哪個。 為什麽要這樣變？很多考生報經濟學很盲目，根本不知道經濟學學什麽，更不知道這個專業是做什麽的，以及現在社會上需求的變化情況。進來之後，突然發現自己並不適合、沒興趣學這個專業，或者社會其實對該專業的需要並不大。因此有兩年基礎讓學生對經濟學有個基本認識，再選專業，避免了盲目性。 當然學院會給學生充分的信息，比如說往年各個專業的學生，有多少出國，到哪些國家，到哪些部門工作，有多少考上研究生，在哪些學校，等等。 《大學周刊》：學生會不會隻選當下比較熱的專業，導致各個專業不均衡？ 劉偉：沒有，去年是第一批，都選得比較均衡。選金融專業的稍多一點，50人上下，像環境資源這樣的新學科，還沒有熱起來，相對少一些，也有20多人。 《大學周刊》：這是不是課程結構改革的一部分？ 劉偉：是的。其實環境規劃、生態規劃在美國、西方已經很熱了，中國的經濟類學科比國外熱起來大概要晚15年，比如MBA。我估計中國再有10年，從企業到銀行到各行業會有這個專業的大量需求。一個學科得有積累，十年樹木，何況樹人呢？ 實際上，教學上第二個改革就是課程建設。剛剛也說了，經過3年多的時間，從課程結構來看，我們本科生的教學改革國際化和現代化的水平應當是相當高了，和美國的著名大學沒有太多區別。至於質量，講課的內容上、老師的師資上、處理問題的能力上那另說。 《大學周刊》：3年就能做到與世界一流大學齊頭並進，其中有哪些困難？ 劉偉：的確，課程結構設置的國際化和現代化改革很難。有兩大問題。一是與我國教育管理體製的衝突。比如說有課時限製的政治課，一些經濟學前沿的課程就加不進來，我們隻好采取壓學分和用某些相關課頂替政治課。把課時科學地協調下來，才能達到教學改革的目的。 另一個困難是主要的，就是師資隊伍問題。課程結構的現代化、國際化，就要考慮什麽人來上，把國外學好的博士引進到國內就得花重金和誠懇的態度，因為經濟學博士找工作都很容易。我們現在關注的是美國的華人和留學生，每年6月份前後就要把第二年招的人數、什麽學科、什麽專業的目錄，掛到美國的網站上去，接著一二月份到美國開招聘會，麵試。 而大量的課程改造，引進人才之後，原有的老師怎麽辦？又是一個問題，很多老師的課在教學計劃裏沒有，這是結構性的淘汰。但是沒辦法，一切工作都要服從培養學生的需要，沒有個人偏好，所有教師的個人利益都要服從於這個大局，服從於這一根本利益。 《大學周刊》：您所說的“讓學生的選擇離社會的要求近一點”是不是包括就業問題？ 劉偉：這是我們第三個方麵的教學改革，學生的去向。我覺得一個學校要想真正對學生負責任、提高學校的聲譽和吸引力，很重要的就是對就業這個環節給予極大的關注和悉心的指導，而且要做非常深入的工作。今年我們成立了就業工作委員會，另外還想花錢聘專門的人，使這個委員會公司化，類似獵頭公司。管理是黨政管理，運作就準備公司化。對於就業問題，學院領導一定要慢慢從“守業人”的位置變成個積極的“參與者”。 改革主要是這三方麵，入口我們力爭讓他們選擇得晚一點，選擇性大一點；中間培訓我們盡可能讓他的知識結構國際化、現代化；出去這方麵，從管理者來說要盡可能地主動、深入介入學生的出口。我想無外乎把住三個口，我相信這樣一流的學生進來，能成為一流的畢業生。 一流學生與一流大學 《大學周刊》：您多次提到一流學生，這與建設一流大學是什麽樣的關係？ 劉偉：前些年，北大提出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我就說以北大當時的條件，有些不是世界一流的，經過三五年、十年八年的短期、中短期的努力也達不到世界一流。有些已經是世界一流的，進入北大、清華的學生肯定是世界一流的。高等院校的建設是長期文化積累的結果，已經是世界一流的就要得到嗬護和重視，不是的就要經過長期的、中長期的考慮來累積。比如教學理念、教學知識結構、師資結構、硬件等，硬件方麵，可能某些專業十年八年就可以趕得上。但是其它一些，比如理念的變化、知識結構、前沿性的教學概念和方式，恐怕既要有很沉厚的積澱，又要有對未來很敏銳的感覺，就可能需要很長時期。 現在的問題是一流的學生進來了，畢業以後是不是一流的畢業生？我認為這是檢驗這所大學是不是世界一流的一個最根本的也是最基本的標準。如果是世界一流的畢業生，那這所大學的硬件再不好也是世界一流。最可援引的例子，西南聯大的硬件很差，外麵又是炮火連天，但在有些學科和專業上出了大量的可以問鼎世界的專家學者。怎麽能不說西南聯大是世界一流的？ 《大學周刊》：怎樣又算是一流的畢業生？ 劉偉：學生畢業後，在國內外是最好的大學讀研究生，在最著名的公司工作，在國家經濟類的、最重要的部門工作，我想這就是一流的畢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