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鶯:從紅衛兵到銀行家

方鶯:從紅衛兵到銀行家 譯者/朱冠華 英國《金融時報》森迪普•塔克(Sundeep Tucker)報道 2006年8月1日 星期二 在倫敦金融城眾多首席執行官中，有擔任過兩年北京一紅衛兵聯合會副主席經曆的人可能絕無僅有。 因此，方鶯很難稱得上是一位傳統意義上的首席執行官。目前，她領導著一家利基型投資銀行，幫助中國公司在倫敦證券市場上市。 8歲時，方鶯是一位頗有前途的國家級田徑運動員。到12歲時，她就開始站在北京母校的2000多名同學和 300位老師麵前，照本宣讀《毛主席語錄》。 40年後的今天，她經常乘飛機往返於倫敦和北京之間，旨在為她的公司—— 英國益華證券(Evolution Securities China) 賺取可觀的利潤。自她1954年出生以來，方鶯的人生旅程，恰恰反映出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 共產主義教育的影響 方鶯表示，上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中國共產黨奉行教條主義，那段歲月讓她學會了很多技巧和洞察力。現在，這種能力對她幫助中國企業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係不可或缺。說這番話時，她絲毫沒有諷刺的意味。 方鶯出生在上海一個條件優越的中產家庭，當時家裏還雇有傭人。她5歲時，全家搬到北京，方鶯便在那裏長大。“我的普通話帶有濃重的北京口音，”她說道。 “在我與北京的官員們打交道時，這是一種優勢。我可以講他們的語言。” 在回憶她的田徑訓練時，方鶯說，那就像“在軍隊裏”一樣。中國田徑訓練由國家體委 (National Athletic Committee)提供資金。她還補充說：“訓練早上6點就開始了。高強度的訓練讓我學到了許多寶貴的東西，比如自製、無畏，需要設定並達到目標，以及我能夠征服一切。” 到1969年，城市的舒適生活戛然而。方鶯被派到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這所大學位於中國南部的落後農村地區江西省，是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再教育運動的一部分，旨在通過將城市人下放到農村，感受貧下中農的生活方式，重新找回他們的革命熱情。 江西對她對中國的認識有著持久的影響。“以前，我從未意識到人民群眾有多窮。”她說道。“我認識到，自己以前如何被嬌慣，並意識到要讓中國運轉起來靠什麽。” 在7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方鶯在北京一個文革小組工作，這種政策部門在執行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任務中占有重要地位。 資本主義再教育 70 年代末鄧小平掌權後，方鶯的生活發生了變化。鄧小平奉行更加務實的社會主義，包括鼓勵經挑選的黨內精英出國學習國際經驗。 1980 年，方鶯離開中國，到紐約州立大學(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學習經濟學，隨後到世界銀行(World Bank)實習，後來師從查爾斯•古德哈特 (Charles Goodhart)。古德哈特現在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教授。方鶯說，隨著職業經曆豐富，她逐漸開始思考，如何幫助中國公司跨越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鴻溝。 1988 年，方鶯帶著古德哈特教授的推薦信，到英國巴克萊銀行(Barclays Bank)工作，擔任金融經濟師。曆任多個專注於中國的銀行業務職位後，方鶯預感到中國公司進入倫敦資本市場的需求將日益增加，於是在2003年（與英國證券公司 Evolution Group合資）成立了益華證券。 去年，方鶯把四家中國公司帶到倫敦的另類投資市場 (Alternative Investment Market)上市，其中包括中國最大柑橘種植園的所有者亞洲果業(Asia Citrus)。此外，另有三家公司正處於上市進程中。迄今，已有36家中國公司在倫敦另類投資市場上市。 吸引中國企業上市 倫敦吸引中小盤中國企業的原因有好幾個，方鶯說：“要想在香港上市，需要得到中國官僚監管機構的批準。而在紐約上市，法律規定非常繁瑣，即便是最小的公司，每年也要花費大約200萬美元。” “倫敦另類投資市場監管得力，也不需其它地方涉及的書麵工作和成本。”中國政府正推動本土公司到滬深這兩個證券交易所上市。這樣一來，還會有中國公司來倫敦另類投資市場上市嗎？ 方鶯認為，中國企業上市的需求充裕，足以滿足所有市場的要求： “即便沒有幾百萬家，也有幾十萬家中國公司，其中許多需要巨額資本。因此會有足夠多的新股上市，使上海、納斯達克(Nasdaq)、香港和另類投資市場都忙活好一陣。” 此外，方鶯認為另類投資市場更理解科技和生命科學等產業。在她協助上市的中國企業中，有一家公司是中國生物柴油 (China Biodiesel)，該公司的業務是把廢油轉化成生物柴油燃料。 方鶯強調，盡管大多數全球投行把資源投入大中華地區，她樂於從事較小一點的利基市場。“我是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這比為一家大投行效力更有趣。我不提供機構觀點，沒有限製，而且從幫助中國公司重組的過程中獲得巨大的滿足感。” 鑒於目前中國經濟的年增長率超過11%，方鶯支持政府給經濟降溫的措施。“像美國的一些人建議的一樣將人民幣升值，或者提高利率，都有令經濟不穩的風險。要想確保社會穩定和就業水平，變革必須是循序漸進而理性的。” “大量人口正遷往城鎮，為了吸收這部分新進人群，地方經濟必須運轉良好。我切身了解情況處置失當會引發的種種問題。” 一個集政治威權與經濟自由化於一身的政府體製，它的可持續能力如何呢？ 方鶯表示：“經濟改革會自然地影響政治體製，長期來看，民主將會出現。但這需要時間，因為法律框架還處於繈褓期。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民主政治是個奢侈品。人們需要接受教育以做出有依據的選擇，而這隻有在國家有錢教育其國民的情況下才能發生。” 此外，她認為目前正在實踐的“共產主義”類型並不存在矛盾。比如，她帶到西方投資者麵前的首席執行官中，許多人是典型的黨員。 “中國完成了從共產主義向務實社會主義的轉變。這一點不要搞錯。私營企業家明白需要向股東提供回報。但他們也支持一個現代化的意識形態，多數人認為這種意識形態為中國提供了發展經濟的最佳道路，使它足夠強大，能夠傲立於世界。這是愛國主義問題。” 她補充道：“正如鄧小平說的：‘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