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也談北京的住房問題

[轉帖]也談北京的住房問題 -------------------------------------------------------------------------------- 木人 唐代詩人杜甫在他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一詩中，有兩個名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過了一千二百多年了，詩人的美好願望也沒有變成現實，這“天下寒士”們也沒有條件真正的歡顏。 遠了不說，就從中國進入“社會主義”也已五十多年了，大批的“寒士”們依然為了住房在“春風秋雨愁煞人”的生活中煎熬著。 五十年代初,私人房產（包括舊官僚、資本家、超過國家規定所允許的“間數”以上的老百姓的私人房產）一律沒收歸公。在計劃經濟下,國家每年也投入一定的資金給機關團體建造“福利房”。這些住房一律實行按級分配，副部長以上住獨門獨院。司局級住裝有浴室、地板，房間多一點的樓房單元。處長分房間大一點的單元。一般工作人員分普通住房。由於供需差距很大，因之也不是人人有份兒，中央的、大單位房比較多，小單位少，甚至根本沒有。所以民眾的住房問題一直是很緊張的。 一年一年地過去了，當官的不斷的增多，從舊官僚、資本家、有房戶等沒收來的獨門獨院就不夠分配了。於是，又蓋了複興門外大街的“部長樓”。緊接著又蓋了三裏河南沙溝“部長樓”，木樨地西的“高幹樓”，這個大院兒，那個大院兒。隨著當官的對住房質量要求的提高，在緊靠“皇城”的南長街、南池子，把原住民遷到永定門外，又新修建了一批高檔四合院…… 隨著機關團體、企業單位的逐漸膨脹，再加以“人多好辦事”的思想為指導，北京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長缺乏科學的規劃，從1949年的4，201，000人，迅速增長到2005年的14，927，000人，翻了3。55倍。住房的建造供求關係更趨於複雜。 城區住房最為困難的當為普通職工群眾，他們祖祖輩輩居住在城區的平房區，“文化大革命”中，由街道革命幹部，按照家庭出身進行了住房寬鬆、緊張大平衡。一般地說，大多是幾代同堂，擁擠不堪。但是也得“過日子”，也得生兒育女，房間小得沒法住，急中生智，他們在房前屋後，院落空檔，搭起了形形色色的“棚子”。隻留一條羊腸小道通往院門，可供出入院子，把“胡同”的民居院落變成了沙丁魚罐頭式景觀，過著張大民式的自足生活…… 國企開始改造，企業單位首先給頭頭下放權力，當頭兒的有了權，別的不幹，首先給自己買一套好房。這是上級給的權，職工豈敢眼紅？廣大職工的住房問題依然是提不上議事日程。 改革開放後，出現了房產公司。這種公司的運作，按常理說，首先要有地，而後貸款，再找建築公司承建，再以後就是售房、賺錢。然而，這些老板從社會主義走過來，哪兒來的上千萬買地錢？所以，他們從一開始就憑借“關係”，拿到了別人拿不到的地。有了地就等於賺錢了。就等於淘到了第一桶金。 和批地的單位開始建立了關係。自然也就不斷地可以拿到地，而批地者也可以堂而皇之地說：“這是我們的納稅大戶，好地應該批給他”。不言而喻，背後雙方也就都有了“利”。房產企業家也就開始作大了。 城區哪兒來那麽多空地？那就來拆遷改建，名之曰：“美化城市”。劃好了地段就開始拆。城區地段自然關係到普通老百姓，他們住在城區已經幾代了,在城裏工作、生活，拆遷以後都買不起回遷房，隻好搬到遠郊區。這無異於城區居民大搬遷。普通老百姓全搬住郊區，城區的新房全賣給了有錢買房的人。無形中就把人群劃分成有錢人住城裏，沒錢的住遠郊。這在中國曆史上是創舉。毛澤東要在世，這不又成了“階級”問題了嗎？ 搬到郊區，隻因為是新房，“高興”隻在頭腦裏“一閃念”，立刻就想到：房屋欠款幾時還清？有家庭成員下崗怎麽辦？過兩年孩子考上大學念起念不起？住這麽遠，車費也增加了……天天得盤算這倆有數的工資，天天真是頂著“愁”字去上班。再說上班的路遠多了，需要乘城鐵、地鐵，還得再騎自行車去上班。“屋漏又逢連陰雨”，自行車放在地鐵站，沒幾天，從地鐵上來，自行車丟了。而且放在地鐵站的大批自行車都丟了。過了幾天，在地鐵站碰到一些也丟了自行車的“失竊者”在議論，才聽一位大爺說是“公家”為了解決“影響市容”問題，夜半用大卡車拉走了。“怎麽也不貼個告示？”有人發問。大爺說：“嘿，告示？這多快呀！第二天就是‘政績’，告你幹嘛？” 城區的房不斷地拆遷，新房也不斷地在建。“私人房產企業家”大批建房的同時，其中種種關係也在運作，貪汙、受賄、回扣、好處費……也在滋生著。 於是，比資本主義積累資金快許多倍的房產企業，象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越滾越大……很快就造就了一批擁有若幹億財富的房產業大亨。以至這種賺錢的規模和速度吸引了一些外商也來參與。電視台在上海采訪一位投資房地產的港商，記者問他：“為什麽房價這樣高？”那位港商說：“我也奇怪，怎麽賣那麽貴？這錢賺得都讓我發毛。不就是鋼筋、水泥、沙子、管道嗎？怎麽一平米就能賣10000多元？這,這怎麽說呢。” 錢能通神，有些媒體也介入了炒作，捧大亨。整版整版給“私人企業家”登賣房，賣別墅的廣告來賺錢。還出副刊，名之曰：“廣廈時代”。看看那些廣告，高檔房幾乎把世界各國的經典都搬到中國來了。好象要辦世界別墅大展。好象中國人的住房條件已經世界第一了。還辟出整版版麵搞什麽“私人房產企業家“論道會。中國的人均GDP還排不進世界前50名，但有的企業家卻高談闊論”應該大量建造別墅,北京人完全能買得起！”後來才知道，這位企業家就是《北京日報》公布過其年薪700萬的那位企業家。沒錯兒，北京人要能拿到700萬的年薪，大家都會說：“買別墅”！ 這些大亨們一般多具有中國“暴發戶”的特點——投機狂妄，炒抬價格，為富不仁。也許他們頭腦裏，除了知道他們這夥大亨和與之相關的有權者之外，壓根兒不知道中國還有什麽“勞苦大眾”。小橋流水，亭台樓榭，歐美園林，世界尊邸……房子越建越高檔，就是不建老百姓能買的，他們賺錢少的普通房。媒體大概是見錢眼開，光掙廣告費還不夠，除了廣告捧場，還抄作賣房，一時讓人搞不清楚“報紙”的“經營範圍”有沒有“賣房”的項目？真是為了錢可以不顧一切？這是不是該叫做“報紙也瘋狂”？，不知道自己的職業究竟是幹什麽的！ 國民黨退逃台灣前，上海有些資本家在亂的當口，大搞“囤積居奇”，把百姓急需的食品大量囤積起來，抬高價格，大賺黑錢。蔣經國搞了半天“打虎”，根本沒有能力製止，把上海老百姓搞得苦不堪言。曆史有時會有些奇巧的相似,不過當年那些囤積的食品從價值上說，資金遠不及如今房產大亨們的資金雄厚。他們囤積居奇了房子，控製價格，想漲就漲，說漲就漲，這些房產大亨們真的是越作越大了。他們招來了資財達億的山西煤老板買房團，溫州買房團……如同從零售轉向了批發，一方麵高檔房和別墅幾十套，幾十套地成交，用金錢衝擊並打破了多少年形成的“戶口製”。另一方麵，還頻頻向外國人招手，恨不得把中國的房產業早日走向國際。這就是“市場經濟”？我們現在不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嗎？我們不是還沒有進入小康嗎？怎麽對“囤積房產”這種事無所作為呢？中國特色的國家機關和私人資本家又是什麽關係呢？ 難道北京就需要這樣地“躍進”到富裕水平？國際水平？世界前列？ (7/5/2006 2:1) 來源：新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