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歸迷信”走到盡頭，留美博士也沒有特異功能

“海歸迷信”走到盡頭，留美博士也沒有特異功能 新聞來源: 瞭望新聞周刊 諸多科技工作者和科研體製研究專家指出，近年來出現的一些嚴重科技造假事件，折射出當前科研人才機製存在的諸多偏差，現在必須打破“海歸”迷信，把好人才引進和使用的關口，不要熱衷於製造科技明星，不要過於迷信利益驅動對科技的推動作用。 留美博士沒有特異功能 現任同濟大學超大規模電路研究所所長的林爭輝教授，2000年時任上海交大大規模集成電路研究所所長。當時，一位留美博士找他，希望能夠留在他的研究所裏。林爭輝回憶說： “當時，他通過交通大學一位教授介紹過來找我，那位教授說複旦大學也正在搶著要他。我當時就打電話給複旦，複旦卻表示對他不太感興趣，並沒有要他。在我和他的交流中，我感覺他沒有什麽過人之處，加上他是1998年博士生畢業的，畢業時間不長。如果我們要‘海歸’，也希望是有長時間積累的。和這個人談下來，我覺得他不太理想，經過再三考慮，沒有要他。 “美國的博士和中國的博士沒有太多的差別，怎麽能相信在美國讀了三年書的人就能做出這麽大的成就呢？我當時所在的交大大規模集成電路研究所在國內屬於領先水平。我和我的團隊共事25年，其中也不乏優秀的留學生。博士生我培養了160多個人，有一半左右通過各種途徑到了美國和英國深造，有的在那裏工作了15年以上，有的在哈佛大學等名校都作了教授。這些人的水平不知比他優秀多少倍。做我們這個技術要有積累，不可能博士生畢業三年就能夠達到。” 這位留美博士在林爭輝處受挫後，找了其他部門進入上海交通大學，並開始從事與林教授相似的科研。遺憾的是，幾年後，這位留美博士被查實在上海交大主持科研期間有科研造假行為。 要冷靜客觀評價“海歸” 北京大學信息科學技術學院教授、全國政協常委韓汝琦說：“‘海歸’和本土人才各自有優勢。從總體上講，在國外呆的環境比較好，對科技趨勢的把握上比較好。但是，他們對中國國情不是特別了解，也有困難。” 韓汝琦說，跟國內培養的學生一樣，“海歸”的情況也是各種各樣，業務上差得很遠，高下之分很厲害。他特別指出：“客觀地講，國內外的科研環境還是有很大的區別，在國外發展順利的人才一般不願意舍棄比較成熟的科研環境。”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微電子研究所研究員吳德馨告訴記者：“說實在的，搞我們這一行的學生，出國的人大部分不回來，因為找工作太好找了。我們培養人都是全麵的，從設計到工藝、測繪都會，哪怕在外麵就是幹一個比較小的工作，幹得好他也不回來。比如一個博士後就搞一個蒸發器件這麽個小東西，我對他說，那你回來吧。他說還是不願意回來。所以真正回來的，我敢說一流的人才少。這是客觀現實。正因為如此，我們對出國回來的人要知根知底。” 一些科技工作者們指出，現在有一些“海歸”利用國內外信息不對稱，偽造履曆或者誇大自己的成就，因此，有關方麵一定要做好引進人才的把關工作。韓汝琦說：“做這些事並不難，研究方向很好查，隻要看有沒有論文什麽的，譬如，我們搞微電子的，芯片測試和設計還是有不小區別的，芯片測試和設計有沒有差別，隔行可能把握不準，但是同行絕對可以把握。教授沒有時間一個一個去核實論文和簡曆的真假，但是行政管理部門應該去做。” 韓汝琦說，即使人才引進出現失誤，還有用人關可以把住。“三十多歲的人當院長不是不可以，關鍵是要有學術背景、能力。我的老師黃昆上世紀50年代回國時隻有三十多歲，在國際上已經很有名了。”韓汝琦表示，一定要明白人才的背景，包括轉化成果、所獲獎項、學術界認可情況等。“但是，讀書時拿過的獎學金、或者企業的內部獎項，你寫簡曆填上去也可以，拿到我這裏是不算數的，我不考慮。如果你得了美國青年科學家獎、科技進步獎，那行。”韓汝琦說。 “造星運動”違背客觀規律 一位親曆過科技“明星”造“星”過程的一家高科技公司公關人員，向記者介紹了一位身為高校院長兼公司總裁評選“長江學者”的過程。他說，“學校獎勵辦公室去教育部拿表格回來填，我們公司自己找專家，每個專家寫一封推薦信。我們準備了一本材料，像發表多少論文什麽的，專家當時說論文不夠，不夠就湊數造假。專家把院長推薦到教育部，學校再寫信到教育部，兩輪評審下來，院長就評上了長江學者。”不過，由於這位院長涉科研造假，教育部現已撤銷其“長江學者”的稱號，並取消了他所享受的政府特殊津貼。 針對科研造“星”典型事件，華東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唐安國教授表示，高校熱衷包裝 “明星”，是一種錯誤的政績觀的體現。他指出，眼下高校引進人才一般是少數幾個人說了算，高校為了吸納人才往往開出很高的薪水、優厚的待遇，踩足了“油門”往前衝，但是高校必須“既要踩油門又要及時刹車”，否則在高校的優厚待遇的誘惑下，容易造成參與競聘的人造假。因此，高校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人才引進要擺脫少數人或一個人說了算的境地，要引進匿名投票製，讓人才引進更公開、透明。 一些科技工作者表示，高校引進和培養人才一定要遵循客觀規律，不能搞大躍進。清華大學微電子學研究所常務副所長王誌華教授說：“天才隻是個別的。引進人才不要著急，培養人才有一個過程，人才也需要逐步成長。”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陳弘毅說：“一鳴驚人的現象是有的，但是十分個別，大麵積的人才引進必須要加強考核。” 金錢不是萬能的 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的科技工作者認為，利益驅動不是培養人才的根本途徑。 陳弘毅說，清華大學自2002年開始從國外聘請百萬年薪的講席教授，實際上是“講席教授組”。“比如這一百萬掛在某個教授名下，規定他必須在這裏呆夠九個月，但實際上他自己在這裏呆兩個月或一個月，他這個組裏的人加起來九個月。”陳弘毅說，講席教授不是全職教師，許多教授就利用學術休假來這裏幹活。他簽約兩年或三年，約滿就得回去，現在徹底從國外辭了職回來工作的基本沒有。 中科院院士、同濟大學汪品先教授說：“利益驅動的創新是走不遠的，走著走著就可能走向黃禹錫；熱愛的驅動才是創新的最大驅動。我們要培養伽利略還是黃禹錫？顯然是伽利略。伽利略有伽利略的培養法，沒有人懸賞多少萬要他破解科學難題，他搞科研也不是為了什麽國民經濟意義，他就是喜歡幹事，閑不住，喜歡挑戰權威，而我國目前能有這樣的環境培養伽利略這樣的人嗎？ 應該檢討的是用人機製 實事求是地說，被人們稱“海歸”的回國留學人員近些年已不那麽風光了。隨著出國留學變得日益容易，而且主要取決於錢，留學生的分量早已大打折扣，因此，許許多多“海歸”甚至找到份與預期相符的工作都在變得越來越難，於是，“海帶”（“待業”）正在成為人們視線中一個新的“族群”。 不僅如此，因為不少在國內考不上大學但有錢的學生湧向海外留學，還在相當程度上使“留學生”成了國內“差”生的別稱，以至於他們回國後，招聘單位竟基本不理會海外文憑，而更重視他們出國前國內的“第一學曆”。一位從英國獲碩士學位回國的“海歸”告訴《望新聞周刊》，在去某事業單位應聘時，她“輸”給了一位國內大學畢業的碩士，原因是她的“第一學曆”僅是國內某高校的大專文憑，用人單位認為，你如果優秀，為什麽在國內連本科都沒考上？這位“海歸”沮喪地說，從英國大學拿到碩士文憑並不容易，可他們隻相信國內大學的“嚴進”，不相信國外大學的“嚴出”。 然而，在普通“海歸”遭遇越來越嚴重信任危機的同時，科技界、教育界對所謂高層次“海歸”卻多少年來迷信依舊，還有愈演愈烈之勢。凡是向海內外公開招聘的所長、院等學術帶頭人位置以及如 “長江學者”這樣能享有很高待遇的職位，最終招聘結果大多都被“海歸”人士“競”得就是最好證明；在一些科研院所、高校，雖同樣是博士，頭上頂著海外光環的“洋博士”往往比“土博士”能獲得更多的資源支持就是最好證明。 這本來也無可厚非。從國外吸引留學生回國工作、創業，鼓勵留學生以多種形式為國效力、服務，不僅是我國科技教育事業發展所必須，而且是我國人才工作既定的基本政策。二十多年中，“海歸”為國家所作出的貢獻人們有目共睹。僅以最為人們熟知的搜狐網、百度網的創建者，“海歸”張朝陽、李彥宏為例，正是他們的回國創業，促進了中國互聯網的發展。 但是，高端“海歸”一個時期以來連連因“作假”與“欺騙”傳出醜聞，確實使高端“海歸”的信譽遭受極大損害，迫使我們不得不反思，這一切到底是怎麽發生的？我們究竟在什麽地方出了問題？ “海歸”迷信毫無疑問是導致“海歸”造假事件發生的重要原因，《瞭望新聞周刊》對科技界專家的采訪，可以說掀開了“冰山”一角。可同樣毫無疑問的是，“迷信”隻是一種認識“背景”，“迷信”是不可能直接把人才“辦”到某個位置上並任由他豪取那麽多國家資金的。 從這一點來說，我們可能尤其應該檢討的是我們的進人機製、用人機製。具體地說，我們向國內外公開招聘時，憑什麽完全相信應聘者自己的“說辭”，我們的人才引進工作沒有考察環節嗎？我們又是怎麽考察的？在信息查詢已變得非常便利的今天，民間人士尚且能輕易查出的破綻，我們有關機構為什麽就查不出或根本就不查呢？還有，人才引進來後，得到那麽多經費支持，他們究竟作了些什麽工作？錢是怎麽花的？我們監督過、審計過嗎？ 等等這些，顯然比僅僅從認識層麵揭示“迷信”困難得多。《瞭望新聞周刊》為此希望采訪有關科研院所的人事部門，可按要求將采訪提綱傳真過去後，對方卻再也沒有回音。 這是不是恰恰表明在引進高端“海歸”過程中比較容易出問題、事實上也確實出了不少問題呢？盡管不好妄下斷言。但國家人事部有關人士向《瞭望新聞周刊》表示，從製度和國家政策層麵，應該說都是很完善的，現在出現問題，應該說都是具體單位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人為因素較多，沒有嚴格按製度和政策所致。 可見，我們在破除“海歸”迷信，曝光科研造假者的同時，進一步完善進人用人機製、審查監督機製等配套的機製迫在眉睫。同時，應該考慮建立相應的責任追究製度，包括如果造成國家財產巨大損失時，連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這樣，科研騙子鑽空子機會會少得多，我們引進人才的質量無疑將更有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