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變相世襲製

中國的變相世襲製 ??相信許多人對當今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變相世襲製都深有體會：父母當官的，其子女常常就是未來的官員；父母單位好的，其子女往往也能安排到本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報告《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印證了這個觀點，該報告指出：從1949年到2001年，父親的幹部身份都是影響子女獲得幹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父親具有權力資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於成為幹部。在控製了父親受教育程度這個自變量的情況下，幹部子女成為幹部的機會，是非幹部子女的2.1倍。 　　 　　我還在學校期間就廣泛流傳著這樣的民謠——“學習好不如爸爸好”。當時老師們常常用這樣的話批評那些仗著自己的父母有權有勢而不務學業的學生：你們的父母有權有勢，但他們不能管你們一輩子，他們隻能負責把你們養大成人，你們以後的道路還是要靠自己走。然而，在社會上生活了這麽多年，卻發現老師的話是極其錯誤的，學習好確實比不上爸爸好，爸爸好並不僅僅隻能負責將其子女養大，而且還可以為其找一個好的工作讓其衣食無憂，甚至還可以讓其當官發財。尤其是在教育產業化之後的現今更是如此。如果說以前，窮苦家庭的孩子還可以通過讀書來出人頭地，但是教育產業化之後卻將這條路也給封死了。學習再好沒錢讀書隻有氣死的份——有話雲：醫療產業化是給老人送終，教育產業化是氣死兩老。另一種說法是，醫療產業化是欺負老人，教育產業化是欺負小孩子。相反，教育產業化使得那些學習不好，但父母有權有勢的子女卻可以讀上名牌大學，拿到一個好文憑。現在形成了行業壟斷，這是比如工商係統的，他們的子女以後輕易就能進入工商係統，稅務係統的，他們的子女也能輕鬆的進行稅務係統；如果你是平民或者沒有任何關係，想進入那些部門，不扒一層皮恐怕很難。　　　 　　 　　這種權力上的蔭庇，不僅僅發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報告《當代中國社會流動》上指出的父母與子女之間，還發生在兄弟之間、姐妹之間、兄妹之間、姐弟之間、同學之間以及其他親友之間。因此，因裙帶關係獲得權力的人數的比例，要遠遠高於報告上披露的比例。 　　 　　為什麽會形成變相世襲製呢？要弄清楚變相世襲製的問題，我們首先要弄清楚世襲製的問題。世襲製是一種血緣製度，這種製度用作為自然屬性的血緣關係已無法解釋，所以我們需要提出一個具有社會屬性的新概念——“血緣治國”來解釋。也就是說，世襲製是一種血緣治國的製度，即采用加強作為自然屬性的血緣關係來治理國家的一種方式，這種加強後的血緣關係就形成了各種相關的血緣性質的社會製度，血緣關係從而上升為具有社會屬性的血緣治國。　　　　 　　 　　 　　加強血緣關係的基本方法就是確立父母將其權力和財產轉交給其子女的轉讓權、子女繼承父母的權力和財產的繼承權，這就是世襲製。在確立了這個權力的基礎上又確立了相應的義務，即父母撫養其子女的義務，子女贍養其年老的父母的義務。世襲製其實有兩種形式：權力的世襲製和財產的世襲製。如果從宏觀上講，就是政治世襲製（政治領域的世襲製）和經濟世襲製（經濟領域的世襲製），因為政治是權力的宏觀表現，經濟是財產的宏觀表現。然而我們通常所說的世襲製隻是政治世襲製，而忽視了經濟世襲製。羅素是我知道的最早的認識到經濟世襲製的人，他在他所著的《西方哲學史》的“第十四章節洛克的政治哲學”中說道： 　　 　　“奇怪的是，民主國家政治上摒棄世襲主義，這在經濟範圍內幾乎沒有起絲毫影響。（在極權主義國家，經濟權力已並入政治權力中。）我們仍舊認為理所當然，人應該把財產遺留給兒女；換句話說，雖然關於政治權力我們摒棄世襲主義，在經濟權力方麵卻承認世襲主義。政治朝代消滅了，但是經濟朝代活下去。” 　　 　　世襲製是一種血緣治國的製度，因此它必然是伴隨著血緣治國的增強而增強，減弱而減弱的。我在《能力治國和血緣治國》一文中論述過，“血緣治國”經曆了一個“由弱到強，再由強到弱”的倒“Ｕ”字型的發展曆程。從人類初期一直到中國的西周時期，以及幾乎同一時期的古希臘和印度，是血緣治國逐漸增強的時期；從中國的西周時期，以及幾乎同一時期的古希臘和印度，到現今，是血緣治國的頂峰時期。 　　 　　由於中國的地緣環境比較適合農業生產，而農業生產容易建立穩固的血緣群落，因此中國受血緣關係的影響尤為嚴重，而不象古希臘那樣受血緣關係的影響比較小。另外，由於中國的地緣環境比較封閉，因此受到外族入侵的影響比較小，而不象印度那樣既受到濃厚的血緣關係的影響，又受到種族因素（外族入侵遺留的結果）的嚴重影響，從而形成了其獨特的“種姓製”。這兩者使得中國是受到血緣關係的影響最為嚴重，而又比較單一的文明。因此，中國是血緣治國的發展最為典型、表現最完整的文明，這使得從血緣治國的角度研究中國的曆史文化和當前的根本性社會問題尤為重要和有意義。 　　 　　中國的西周社會建立了十分嚴密的血緣等級世襲製——宗法分封製，社會按照血緣的親疏劃分為嚴密的社會等級，每個等級的嫡長子世襲其父母的等級，次子和別子則降一級世襲其權力和財產。西周之後的春秋戰國時期是這種血緣等級世襲製的解體時期。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廢除了除帝王家族之外的其它階層的政治上的世襲製，但還保留了帝王家族的世襲製以及經濟上的世襲製。也就是說，除了帝王保留了政治世襲製之外，別的階層都廢除了政治世襲製。到了近現代，不僅中國而且全世界，除了極少數國家之外，帝王家族（即國家最高領導人及其子女）的世襲製也已被廢除，但經濟世襲製卻被普遍保留。 　　 　　不過，政治世襲製雖然被廢除了，但是變相的政治世襲製卻常常泛濫。權貴們不能直接的對位世襲，但卻通過間接的方式曲線換位世襲——各級各部門掌權者相互關照，你幫我親友升官，我幫你親友發達，雖未直承其職，也在別處得到一定的權位。權貴們將國家權力資源在親友間進行互利的共同分配，變家庭直接對位世襲為親緣曲線換位世襲，形成了特權階層的體內權力共繼模式。這種傾向越往上層越嚴重，高幹子女占據諸多高位，就是這種互相提攜的結果。中下層官位也被盤根錯節的親緣關係網瓜分不少。這樣，中國的公共權力就成了特權階層的共享資源，被該階層壟斷，在該階層內部私相授受。 　　 　　這種政治上的變相世襲製，自從秦始皇廢除帝王家族之外的其它階層的政治世襲製之時就一直存在著，漢代建立的察舉製，本意是發現真才，但到後來卻變成了地方長官的一項特權，變成了腐敗的溫床；三國時代，魏國吏部尚書陳群創設的“九品中正製”，本是為了發現和舉薦人才，但到後來，上品的官職被豪門富貴之家把持；直到隋唐時期發展出來的科舉製，才比較好的解決了寒門庶族的仕途道路，不過豪門貴族常常用作弊等方法為其後代開通道路。 　　 　　毛澤東的革命理想本是消滅官僚權貴、地主富豪，但當他成功的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後，卻發現他經過多年努力所消滅的官僚權貴階級在他的眼皮底下悄然勃興，他感到憤怒，從而最終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決心再一次打倒這些權貴階級。但是他的這次努力以失敗告終。1978年後，國家幹部錄用過程中對“學曆”的強調使幹部直接將自己的子女安排進國家機關的概率得以降低，但是好景不長，“學曆”的重要性又被“血親”的重要性所取代。教育產業化又進一步的鞏固了變相世襲製的“成果”。 　　 　　為什麽政治世襲製被廢除了，變相的政治世襲製常常還會泛濫呢？其根本原因就是，經濟世襲製還普遍被保留，因而人們之間還存在著比較濃厚的血緣親情，因此隻要有機會，其父母常常會想辦法利用其職權或財富去為其子女的發展開通道路。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缺乏一種與血緣治國相對抗的思想——能力治國的思想，從而不能有意識的去阻止變相的政治世襲製的發展和擴大。 　　 　　經濟世襲製的廢除可能還需要我們付出長期的艱苦努力，但是能力治國的思想的建立及發展壯大卻相對來說容易的多，所以應該成為我們以後的重點任務。在思想意識上，我們應該形成，讓那種依靠父母的行為變成一種恥辱，依靠個人的能力才是榮耀；在官員的任免上，應注重個人的能力的考核，而非血緣的親疏；不僅如此，我們還應實行“避親製”，即有親屬在某部門當官的，不能在此部門以及與之相關的部門工作。 　　 　　一般來說，戰亂年代是更需要人才的時期，是能力治國彰顯的時期，和平年代則更易滋生庸才、滋生世襲製或變相世襲製。西周時期的宗法分封製之所以在春秋戰國時期被毀滅，正是因為春秋戰國時期是群雄逐鹿的大戰亂年代，是需要英雄和人才的時期。但是，一旦亂世結束，和平年代的到來，世襲製或變相世襲製就會逐漸滋生，大量繁殖，因為統治者缺少了被他人消滅的擔憂，因而對人才的重視逐漸讓位於對血親的重視。不過盡管和平年代容易滋生世襲製或變相世襲製，但是在秦始皇廢除了西周時期的宗法分封製之後，其間雖偶有複發，但均迅即更正；同樣的，在近現代的世界普遍廢除了帝王家族的世襲製之後，也很難再恢複這種製度。人類曆史發展的總體趨勢就是，廢除官僚和普通百姓的政治世襲製→廢除帝王的政治世襲製→廢除變相的政治世襲製和經濟世襲製。與此同時發展的就是能力治國的逐漸建立和發展完善。 　　 　　“變相世襲製”泛濫的惡果，就是直接製造政治腐敗、社會不平等和社會階層對立，從而帶來社會穩定和秩序的嚴重危機。在靠“變相世襲製”這種途徑獲得權力的人眼中，他們手中的權力並不是人民給的，而是父輩或其他有權人所賜。於是，他們掌握權力後，並不是“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係、利為民所謀”，而是視公共權力如同他們的私器和家產，把權力當作蔭庇自己或給予他權力者的子弟、謀取家族或小集團利益的工具。他們的子弟以及子弟的子弟掌握權力後也如法炮製，國家從而陷入家族政治或朋黨政治的惡性循環。 　　 　　不僅如此。隨著被排斥在體製外的人越來越多，在體製外就會形成一個既無政治地位也無經濟地位但有能力、有知識的特殊人群——民間精英群體。求生存求發展是人的天性，通過體製內的途徑不能如願，就會產生強烈的價值失落感和社會對立情緒，很可能會尋求體製外的極端方式。當這些民間精英因某種契機達成一定共識時，就會對現存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提出嚴峻挑戰。國家動亂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上下溝通、流動的渠道被堵塞，民間精英進而尋求體製外的極端方式。 　　 　　我們常說現今中國的貧富分化、下崗失業、腐敗是如何嚴重，這些問題是如何的重大，中國現今已經演變成了權貴資本主義。但是這些問題背後都有一隻看不見的黑手再導演其發展，這隻黑手我們雖然看不見，但它卻無處不在的對我們產生著巨大的影響，這隻黑手就是變相世襲製（在現今的中國，權貴並不隻是一個階層性概念，它更是一個家族性概念）。如果不從變相世襲製的高度認識這些問題，我們是看不清其本質的。在亞當·斯密的自由市場經濟裏也有一隻看不見的手，但是這隻手是一隻“白手”，它起著歸正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們常常擔心這隻手的失靈，從而有了凱恩斯的經濟學。但是，變相世襲製卻是一隻“黑手”，它攪亂了社會各個領域的正常發展，當它發展到一定規模，就會扭曲一切企圖歸正、束縛它的製度、政策和措施，我們擔心的不是它的“失靈”，而是它的發展壯大。吳思先生創造性的提出了“潛規則”的概念，這對解釋中國的許多問題都是很有價值的，但是“潛規則”歸根結底其實也就是那隻看不見的“黑手”。 　　 　　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常常隻會從純經濟的角度研究經濟問題，而缺乏從政治角度、社會角度等研究經濟問題的頭腦。我相信，在經濟專業領域，何新、楊帆、左大培、韓德強等，是比不上這些主流經濟學家的，但他們的優勢是，他們善於從政治角度、社會角度等方麵研究經濟問題。中國的經濟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純經濟的問題，而是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它從一開始就是由政治推動的，並根據出現的社會問題不斷的加以調整。變相世襲製就是非經濟領域的一個很重要的角度，如果我們的經濟學家不能從這個角度研究經濟問題，那麽他就不是一個合格的經濟學家。 　　 　　漢高帝劉邦在總結秦滅亡的原因時，錯誤的認為秦始皇沒有分封同姓王（即，沒有分封具有血親關係的諸侯王）是其重要原因，一旦朝廷有事沒有人可以幫助，因此封了許多同姓王。但是到了後來，這些封王對漢朝中央產生了嚴重地威脅。文帝時，賈誼鑒於淮南王、濟北王的謀逆，曾提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建議。文帝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這一建議，但沒有完全解決問題。漢景帝即位後，采納晁錯的削藩建議，結果引發了“七王之亂”。景帝迅速平定了叛亂，並采取一係列相應的措施，使諸侯王的勢力受到很大的削弱。但至武帝初年，一些大國仍然連城數十，地方千裏，驕奢淫逸，阻眾抗命，威脅著中央集權的鞏固。因此，公元前127年，主父偃上書武帝，建議令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為列侯。這樣，名義是上施德惠，實際上是剖分其國以削弱諸侯王的勢力。這一建議既迎合了武帝鞏固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需要，又避免激起諸侯王武裝反抗的可能，因此立即為武帝所采納。同年春正月，武帝頒布“推恩令”。推恩令下達後，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為列侯，不少王國也先後分為若幹侯國。這樣，漢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從而為大漢的江山的繁榮強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秦始皇廢除分封製度是順應曆史潮流的政策，劉邦的分封是倒行逆流，自秦廢除分封製，通行郡縣製之後，分封製偶有複發，每次都造成了嚴重地問題，比如東晉分封引發了“八王之亂”，朱元璋分封造成了“靖難之變”，洪秀全分封最終導致了“天京事變”，因而斷送了太平天國的江山。 　　 　　在我們現今，已經繼秦始皇廢除帝王家族之外的官僚和普通百姓的世襲製之後，進一步的消滅了帝王的世襲製，從而最終完全消滅了政治世襲製。但是我們不能因此過於樂觀，政治世襲製雖然廢除了，但是變相的政治世襲製卻常可泛濫，我們現今就麵臨著變相的政治世襲製泛濫的局麵，因此，我們需要一個類似主父偃的人物，提出類似“推恩令”這樣的有價值的消滅變相世襲製的策略，我們還需要一個類似於漢武帝這樣雄才大略的領袖人物，以實施這樣的策略，從而最終徹底的消滅變相世襲製。如果我們能夠成功的解決變相世襲製的問題，那麽我們就可以為未來奠定一個長期穩定發展的堅實基礎；如果我們不能解決變相世襲製的問題，那麽後果是非常嚴重的。如果我們有幸成功的解決變相世襲製的問題，我們就需要吸取教訓，時常警惕變相世襲製的泛濫。 　　 　　作者：知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