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共建黨百年，它也已在中國大陸執政了70餘年。中共的發跡、崛起和當權，貫穿了中國整個現當代曆史。如今的中共政權，已成為世界上規模最龐大、執政時間最久（之一）、統治最為穩固的獨裁政權，且越發變得難以撼動。中共從建黨到執政及至今的百年，深刻的影響著中國、中華民族的命運和每個中國國民的人生。要想認清中國的曆史與現狀、推動民主法治在中國的實現，就要剖析中共建黨以來的史跡、挖掘中共的隱秘內情、遠望中共未來的動向走向。惟其如此，我們才可能尋到擊破中共“完美獨裁”的方法，進而為實現變革鋪平道路。
（一）中共的發跡史暨因何奪取政權
研究中共，首當其衝的就是研究它的發跡史，了解它是如何一步步成為統治中國的龐然大物的。關於這些，事實上是有大量研究成果的，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中共官方自己還是他的敵手對頭，都有長篇累牘的史料和分析。不僅它的發跡至其執政這一過程，本文所論述的其他許多關於中共的議題，也都有數不清的現成的研究成果。而我則盡可能不采用其他學者已有的成體係的、具體的研究成果，而是依據那個時代基本曆史背景和初端史實，進行合理的推理分析和綜述。最後得出的結論可能與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結果類似，但論述分析過程是獨立的。
（1）外部勢力
言歸正傳。中共的誕生和早年的發展，是帶有強烈的外來、西方背景的。眾所周知，近代狹義的共產主義思想及其前身人文主義思想和啟蒙思想均誕生於西歐，開創者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德意誌人，《共產黨宣言》則首先發表於英國，共產主義者及其早期組織第一國際也主要活動於西歐諸先發工業國。而後來，共產主義運動又在俄國風起雲湧，俄國也成為世界上首個建立長期社會主義政權的國家。在中國的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共產主義政黨的建立及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溯及本源皆是來源於西方和北方（俄國）。
不僅在來源上共產主義是“西來”的，中國早期（1915-1935）具有共產主義色彩的活動、中共的建立與運作，也深受中國以外力量的影響。實際上受蘇聯操控的共產國際，曾長期操縱甚至主導著中共的運作，指導或說指揮著中國的工人運動、武裝起義等。
外部勢力對中共早期的崛起可謂至關重要。無論是物質上的金錢、物資支持，還是意識形態的灌輸，以及協助建立組織機構、提供情報，都是中共得以建黨並在中國立穩腳跟的前提。雖然1930年代中期及之後，外部勢力對中共的影響力大大減弱，但依舊是中共能夠奪取政權的重要依靠。例如在1945-1947年，蘇聯在中國東北對中共的各種支持，例如移交繳獲的數十萬計的日軍裝備，以及對國軍接收與布防的阻撓，就對中共贏得遼沈戰役起到了關鍵作用，繼而奠定了中共奪取整個內戰勝利的基礎。
可以說，沒有外部勢力，中共就不可能發展壯大，更不用說占領整個中國大陸、取得執政權。雖然外部勢力的支持並不是中共奪取政權的決定性因素和唯一因素，但卻是不可或缺的因素。這樣的曆史史實，對照當今中共動輒指責外國“幹涉中國內政”，唾罵異見人士和社運分子等“勾結境外勢力”，是十足的諷刺。
（2）三大群體尤其農民的支持
當然，中共最終能夠奪取政權，內因還是第一位的、決定性的。而內因又是多方麵的。在內因中，最重要的是中共的意識形態和政策綱領能夠吸引到占人口多數的農民階級、人數眾多且代表現代化生產力的工人階級、頗具影響力的關鍵的知識分子這三者的共同而廣泛的支持。
不同於俄國革命和西歐共產主義運動以工人階級為主力軍，中共最大的依靠是農民，準確說是佃農、擁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等農民中的中下階層。毛澤東的成名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深刻剖析了農村社會的階級問題，還設計了鼓動農民運動乃至農村武裝暴動的詳細可行方案。毛澤東和其他一些中共領導人敏銳的觀察到了占當時國內人口八成以上的農民階級的巨大潛力，以及以佃農與地主關係為代表的農村生產關係、階級矛盾，並選擇成為佃農和小自耕農等“貧下中農”一方的代言人（相反，國民黨則傾向於支持地主階級、農村精英）。他們通過宣傳和動員，拉攏農民中的積極分子入黨參軍，而更多普通農民則被領頭人和大勢裹挾著成為中共的支持者，成為中共基層組織和軍隊的成員。
中共選擇依靠農民階級的決定無疑是成功的。土地革命是中共武裝奪取政權更普遍的形式，實際重要性超過了城市工人暴動。無論是1927-1936年的第一次國共內戰，還是1946-1949年的第二次國共內戰，乃至1937-1945年的抗日戰爭期間，農民都是中共的主要兵源來源，農村是中共物資和給養的主要來源。在中共武裝起義到開國大典這22年間，除最後幾年的攻城略地外，絕大多數時間中共勢力範圍幾乎全在農村。而大城市都是國統區，中共大多隻能進行地下活動，隻有在抗戰期間可以在重慶等少數城市進行有限的公開活動。而地下活動和地上公開的占領和活動的影響根本不在一個維度。所以，稱解放戰爭勝利前的中共為“農民黨”都不為過。
中共奪取政權的最直接原因是軍事上的勝利，而中共在軍事上勝利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有著比國民黨多出數倍乃至更多的自願兵源。在兩次國共內戰時期，雙方武器裝備差距其實並不大，兵力數量仍舊非常重要，人海戰術仍是這種較低級水平戰爭中舉足輕重的因素。中共所依靠的“貧下中農”階層的人數遠多於地主、鄉紳階層。“貧下中農”受益和感激於中共的土地政策，普遍自願的、積極的參加中共軍隊及民兵組織。此外，也有許多在強製土改/流血的土地鬥爭中受益的農民，也被迫參軍幫助中共打贏戰爭，以避免被地主還鄉團清算。在戰爭中，無論是出於被洗腦的政治理想還是為捍衛或取得土地革命成果等實際利益，或者擔心被國民黨和地主清算，他們普遍會積極和勇敢的戰鬥。中共對軍隊的極強控製力、對軍隊基層強大的滲透和動員能力，也是中共軍隊逃兵少、作戰積極的重要原因。中共軍隊的士兵也擔心逃亡回鄉後遭到中共基層組織的清算和批鬥。而國民黨軍除得到地主階級發自內心的支持外，隻能通過“抓壯丁”等方式補充兵源。這樣補充的兵源往往兵無戰心，戰鬥意誌薄弱、易叛變和逃亡。國軍對士兵及士兵家鄉也沒有足夠強的控製力，逃兵不擔心回鄉後被清算，最多再次被抓上戰場。中共還經常發動心理戰，勸誘國軍投誠，對高級軍官和普通士兵采用因人而異的方式誘降。這樣情況下，解放戰爭期間國共雙方兵力對比逐漸逆轉，就不足為奇了。
農村、農民是中共奪取政權過程中的根基，而工廠、工人則是中共伸入城市的鐵臂。在中共奪取政權過程中，工人階級的作用是很微妙的。在中共活躍的早期，工人曾與中共親密合作，包括風起雲湧的工人運動和一些城市的武裝暴動。但是到了1930年代及之後的十多年，大城市都成為白色恐怖的“白區”或日軍占領的淪陷區，中共在工人聚居的地區遭遇沉重打擊，中共與工人的關係變得疏離。雖然中共仍舊在城市工人階級中積極經營，但影響力已不如1920年代。到了1949年中共重新進城時，劉少奇就感歎城市工人已變得陌生，習慣了國民黨統治時期與資本家的調和政策，和中共有了隔閡。但是，工人階級也並沒有真正的被國民黨政權馴服，它在內心依舊更親近中共，打算做國家的主人。城市的工廠一直都是左翼力量、左翼文化的根據地。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部分工人還是發動了不少運動掣肘國民黨。當中共重新進城後，工人就迅速而完全的站在了中共一邊，並在中共建政後旋即超越了農民階級，成為中共政權在和平建設時期最大的依靠。
中共建政後頒布的憲法上寫著“中國是以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評論建國前中共與工人、農民的關係，這句話恰恰需要倒過來，即當時的中共是主要依靠農民、次要依靠工人的政治勢力。
知識分子則是中共取得政權過程中一支關鍵的力量。知識分子雖然人數不及農民和工人，無法成為社會的主體，但卻有著“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中共一直都很重視拉攏知識分子。早期的中共領導人本身就有大量的知識分子，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人不僅隻是共產黨人，更是當時中國文壇、思想界的佼佼者。大多數中共領導人都有留歐、留蘇、留日經曆，在國內也是萬裏挑一的高材生。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可謂是“求賢若渴”、“禮賢下士”，博得了眾多知識分子的好感。瑞金時期、延安時期，中共都和中國知識界來往甚密。而中國知識界則普遍有著親共傾向，有些還不遠萬裏從國統區投奔中共。大批在那個時代稀缺而珍貴的青年學生，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在國統區進行學運甚至地下工作，代表著未來中國精英的選擇。中共還成功的拉攏了以知識分子為主的“第三勢力”，結成對抗國民黨政權的統一戰線。從重慶談判到內戰，再到中共主導的政協召開，知識分子為中共奪取政權提供了可觀的輿論、意識形態、人脈支持。
總之，中共在奪取權力的道路上，成功的爭取到農民、工人、知識分子這三方的大力支持，無論從人數還是影響力上都超過了國民黨政權。所以中共說決定曆史的是“民心向背”，一定程度並沒有錯。隻是，中共對於這三大群體隻是利用，通過虛假的、欺騙性的承諾得到支持，而掌權之後就逐漸變臉。知識分子、農民階層都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工人也並未真正得到民主和解放，中共自身（或者說中共的特權階層、領導幹部）成為淩駕於他們之上的統治者、食利者。
（3）軍事因素
如前所述，軍事上的勝利是中共奪取政權最直接的原因。第二次國共內戰中，中共之所以取得最後勝利，除前述兵源因素、外援因素外，當然還有戰爭本身的、戰略戰術等作戰層麵的因素。
毫無疑問，毛澤東等中共指戰員的水平要高於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方麵。當國民黨執著於對大城市的占領時，解放軍選擇了“不計一城一地得失”，把保存自身實力、殲滅國軍有生力量作為主要目標。國軍策劃的“全麵進攻”、“重點進攻”都被解放軍瓦解，國軍的重拳打到了棉花上。解放軍利用局部優勢，集中力量消滅突出的、最精銳的國軍，其餘部隊不戰自潰。對這類戰術的純熟運用，讓解放軍以少勝多、以弱勝強。
國軍還麵臨內部不團結、號令不統一的問題。雖然蔣介石在名義上統一了各地軍閥、各派軍隊，但實際上軍中各勢力依舊擁有較大自主權，高級將領將部隊視為自己的私產，在內戰中經常將保存實力放在第一位，對同袍被圍見死不救，大大降低了國軍整體的戰鬥力。如孟良崮戰役中，張靈甫的74師被全殲，就和附近其他國軍保存實力、不積極救援有關。而解放軍相反，軍事權力高度集中，全國的解放軍一律聽令於中共中央，軍隊是黨的軍隊而非某個將領的“私兵”，有著一致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標。軍權高度集中的同時，又將具體戰術製定權下放，保障各級指戰員的靈活性能動性。
在軍紀和戰鬥意誌方麵，國軍也顯著差於解放軍。國軍不同軍隊軍紀和素質有很大差別，如嫡係部隊紀律較好，戰鬥力強，但雜牌軍就差劣很多。而國軍隻有少數嫡係，大多數都是雜牌軍。國民黨下級軍官和普通士兵普遍沒有政治信仰，不知為何而戰，隻是被迫當兵或為填飽肚子。到了戰爭後期國民黨敗勢明顯時，軍隊更是兵無戰心一潰千裏。而解放軍軍紀雖不如中共吹噓的那樣嚴明，但無論如何都好於國軍。解放軍的思想教育和戰鬥動員都落實到了基層，讓本就有信仰和明確利益訴求的官兵更有戰鬥力。解放軍在戰爭初期處於劣勢時仍能堅持作戰，不屈不撓，最終逐步壯大。
中共的又一個軍事優勢是，有一個穩定支持軍隊及軍事行動的後方、根據地。如前所述，中共非常依靠農村和農民，並且在抗戰期間開辟了大量根據地。這些根據地都由各地黨組織控製，統一服務於中共的戰略目標。在解放戰爭中，這些根據地出人（包括兵源、支前民工）、出糧、出錢，提供情報，掩護主力軍隊轉移，合格的完成了作為戰爭後方的任務（哪怕從地理位置這些根據地並不一定在解放區內部）。這些根據地平時除受到少量滲透和微乎其微的騷擾破壞外，可謂安如磐石。國軍如派主力部隊進剿，又成了大炮打蚊子，無法對化整為零的中共基層力量造成太大殺傷。與中共如魚得水相反，國民黨雖握有各大城市和全國連成一片的國統區，但卻無力對基層進行控製，城市鄉村都被中共滲透。各大城市經常爆發學潮、工潮，反國民黨的各政治團體活動已半公開化，讓國民黨疲於應付。這樣的“後方”根本起不到作為後方應有的作用。
中共在情報戰上的勝利，成為解放軍戰勝國軍的關鍵。中共情報係統早已滲透到國民黨高層，以致中共對國軍的部署和動向了如指掌。如解放戰爭期間身處國軍決策層的少將郭汝瑰，向中共泄露淮海戰役中國軍的兵力部署，導致原本實力占優的國軍被解放軍圍殲。還有官至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吳石，也是中共間諜，直到國軍撤到台灣時才暴露。而國民黨方麵完全無法滲入解放軍指揮係統，對中共高層的戰略決策一無所知。雙方在情報戰方麵的成果可謂差距懸殊。
“槍杆子裏出政權”。國共爭霸中，軍事較量的結果是最直接的、具決定性的。中共能夠取得政權，取代國民黨統治中國大陸，說到底還是憑借暴力實現的。當然，軍事上的勝負受許多非軍事因素的影響，例如兵源就取決於雙方的支持基礎，外援則取決於外交。
（4）運氣與機遇
不得不說，中共最終取得政權，也在於其有著非凡的運氣。在創黨初期，中共就險些被“一鍋端”。1931年，顧順章叛變又差點讓中共在“白區”中樞被一網打盡。但相對於這些，對中共最有幸的，莫過於西安事變和抗日戰爭的爆發。
1927年到1934年，經過國民黨軍的多次圍剿，中共控製的地盤不斷壓縮，最終被迫“長征”。值得強調的是，紅軍在江南蘇區的潰敗，主因並不是中共所稱的博古李德等人的錯誤指揮導致的意外結果，而是當時國共實力對比和中國政治軍事社會情勢下的必然。在國民黨政權強大的武力打擊下，中共已無法繼續再在靠近國統區中心的華東、華南立足。
1935至1936年，數路紅軍經過長征的艱苦跋涉，來到陝北落腳。此時僅僅幾萬殘兵疲兵，卻麵臨著駐紮在陝西的數十萬國民黨軍（東北軍、西北軍）的圍剿。現在的人們將陝北理所當然的當成長征的終點，以為到了陝北紅軍自動就安全了，其實並不是真相。如果沒有後麵的變故，陝北對於紅軍，很可能隻是如湘西、四川那樣，是逃亡過程中不得不停留、又不得不離開的一個地點。那時，虛弱的紅軍即將麵臨國軍的致命一擊。如果攻擊發生，紅軍不是被殲滅，就是再度“長征”，逃往蘇聯和蒙古。雖然這期間紅軍也取得了如直羅鎮戰役那樣的勝利，但仍不足以與陝西的國軍主力抗衡。紅軍西路軍慘敗於西北地方武裝馬家軍，就證明了當時紅軍的脆弱。
但就是在此時，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扣留了蔣介石，“逼蔣抗日”，並向紅軍拋出橄欖枝。結果不僅提前暴露了蔣介石籌備的抗日計劃，招致日本警惕和提前侵華，還讓紅軍絕處逢生、死灰複燃，使得中共得到了寶貴的喘息之機。
如果說西安事變讓中共得以喘息，那麽抗日戰爭的爆發則成就了中共的恢複和崛起。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毛澤東就念出“盧溝曉月”來暗喻中共的命運將柳暗花明。事實果然如此。國軍隻能集中力量應對日軍，再也無力壓製中共。麵對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輿論壓力，蔣介石隻好允許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自此，中共政權可以合法的存在於中國領土，不再是“匪”，不用再遭受顛沛流離、到處被圍剿追擊的命運。
毛和中共並不滿足於割據一方的狀態。一旦獲得喘息，他們就想著增強實力、擴張勢力，為奪取政權做準備。八路軍很快在日軍、中央軍、晉綏軍犬牙交錯的山西建立了抗日根據地。此後，長江以北各省（不包括東北和青海新疆）都出現了八路軍和中共遊擊隊，抗日根據地四麵開花。在南方，殘留的紅軍也改編為新四軍，同樣在四處擴張。南方的新四軍由於處於日軍和國軍重兵之側，擴軍較慢。而北方的八路軍則迅速擴軍，在根據地和國統區日占區都招兵買馬，很快超過了作為一個集團軍應有的編製人數。到1940年，八路軍人數竟增至40萬人，是建軍時的10倍。1945年，八路軍人數突破100萬人。
擴軍的同時，中共也在擴張地盤。在國軍與日軍浴血奮戰之時，中共抓住機會在鄉村地區建立根據地，培植自己的勢力。其中在山東、河北、山西等地的擴張最為迅猛。凡是日軍因兵力不足等因素無法有效控製的地帶，八路軍皆見縫插針，成立抗日根據地或遊擊區。八路軍雖也進行過對日作戰，但無論從戰役規模、殲敵人數上都無法與國軍比擬。中共所引以為豪的幾場戰役，也很有水分。如被中共吹捧至今的平型關戰役，其實僅殲滅日軍300-500人。而聲勢浩大的“百團大戰”，主要是破壞日軍交通線，但對日軍有生力量殺傷有限。如果說1940年及之前八路軍還與日軍有不少交戰，那麽1940年“百團大戰”後則很少再與日軍爆發激烈戰鬥。南方新四軍對日軍打擊更少。在反掃蕩戰鬥中，八路軍遊而不擊、利用平民當肉盾和掩護，讓平民百姓成為日軍的出氣筒，導致更多平民遭到日軍報複性殺戮、強奸，村莊被燒成瓦礫。這樣的抗戰得不償失（我並不是說要中國軍民委曲求全放棄抵抗，而是這樣的遊擊戰實在得不償失。數百萬中國平民被殺害、強奸，許多村莊被“三光”一空，如果能殲滅數十萬或隻是十萬敵軍尚可算是值得，可是這種敵後抗戰八年中也就消滅數千日軍（其他殲滅的約30萬日軍均是通過正麵戰場或者雖在敵後但仍是大規模戰役（而非遊擊戰）才實現的）。八路軍、新四軍還在抗戰中時常與國軍及其他抗日武裝發生摩擦甚至大規模衝突。當然這不是中共一方的責任，但同樣也不是國軍單方麵的問題。例如中共總是提及國軍“同室操戈”的皖南事變，卻故意忽略此前發生的新四軍殲滅國軍的黃橋戰役。
八年抗戰，讓中共從隻有不到5萬軍隊、地盤僅有陝北及其他零星根據地的割據小諸侯，變成了擁有120萬正規軍和90萬民兵、控製和影響著超過一億人口的龐大政權。中共在1927年後遭遇慘重破壞的黨組織也在抗戰期間得以恢複，黨員人數從穀底回升並超越了1927年時的數字。抗戰爆發前奄奄一息的中共，在抗戰結束時已可以自信的與國民政府分庭抗禮。毛澤東晚年多次發表“感謝日本侵華”的言論，確實是發自肺腑、情不自禁。
抗戰結束後，中共的好運還在繼續。在對華問題上，美國始終猶豫不決。不同於在歐洲堅定的建立“鐵幕”對抗蘇聯，在亞洲美國隻把日本、韓國作為不可侵犯的底線，對中國的未來曖昧不清。中共在延安和重慶的政治表演成功迷惑了一些美國軍政要員，讓他們對這支看起來淳樸和富有理想主義的力量充滿好感。兩相對比，這些美國人更加厭惡腐敗的國民政府，自然不會替國府說什麽好話。而繼羅斯福上任的杜魯門與蔣介石有隙，不願意全力支持後者。美國主導的調停工作還讓中共在關鍵時刻有了喘息之機。不像蘇聯給予中共實實在在的支持，美國一直限製對國民政府的支持，導致國軍僅有少量美械部隊，大多數軍隊武器裝備與中共軍隊並無太大差距，空軍力量也不足以對地麵戰場產生重大影響。
就是在美國的猶豫不決之下，中共用三年多的時間擊敗了國民黨政權。即便如此，杜魯門還不打算阻止中共解放台灣，一度打算默認中共統一中國，試圖以此換取中共在美蘇冷戰對抗中的相對中立。直到朝鮮戰爭爆發，中共大力支援金日成政權入侵半島南部，美國才派遣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避免國民黨政權的徹底覆滅。但這隻能讓蔣介石保住那塊小島，中共則很快占據了全部中國大陸，並成為統治它至今的主人。
（5）綜述
中共之所以能夠奪取政權，既是因為它在特定的時期的確代表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支持，也有運氣和機遇造就的成分；它自身的奮鬥與能動性非常可觀，但外部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在軍事上的成功是它當政的最直接原因，“槍杆子裏出政權”誠不欺人。除了以上提到的原因外，中共的成功當然還有其他很多因素，如作為列寧式政黨典範所有的嚴密組織性、毛澤東等領導人個人的強大能力、得到國內地域性利益集團的支持等。但因為比較次要，本文就不便一一論述了。
（二）曆次政治運動浩劫慘痛中共卻屹立不倒的原因
從蘇區的肅反，到延安整風，再到建國後的鎮反、反右、文革，以及六四鎮壓，都給國家民族造成了巨大創傷，不僅國民深受其害，許多時候中共內部的黨員幹部也難以免災。但這個政權卻繼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這看起來令人費解。
不過探究其原因，也沒有多麽神秘。
首先，中共政權對於國家擁有絕對的控製力，壟斷了包括暴力資源在內的各種重要資源，沒有人可以進行製約和對抗。一個暴政垮台的前提，是需要有能夠推翻它的力量存在（或這種反抗力量有機會有條件醞釀）。否則，暴政再肆虐，受害者無力反抗，那再殘酷的暴行都無法使政權覆亡。而中共正是有這個特征。例如反右、文革時，並沒有什麽力量可以進行反抗，零星的抗爭根本無法阻止悲劇的發生。大饑荒更典型，即便幾千萬人餓死，也沒能阻止和團結起來爭個活路。因為軍隊和警察力量完全由政權壟斷，而戶籍製度及隊社、街道、單位及相關基層黨組織等的存在，則讓原子化的民眾根本無力對抗，甚至連逃荒要飯都被遣返。中國大陸全部置於中共控製之下，又能逃到哪裏去呢？毛澤東帶領中共創建了許多革命根據地反抗國民政府，但它執政後卻最為提防基層的星火燎原，不允許再有一塊革命根據地出現。
非常類似的例子還有朝鮮的金家政權、柬埔寨紅色高棉，都是製造了慘重災難卻並沒有導致人民的有效反抗（紅色高棉政權是因越南入侵才被推翻）。東方社會崇尚秩序、集權，個人自由原本就被剝奪許多，而深受列寧和斯大林現代極權主義影響的各東方共產黨政權則變本加厲，在利用舊有的巢窠基礎上編織更密的羅網，讓受害者隻能任人擺布。當整個社會就是大監獄，赤手空拳、被囚禁在各種有形或無形的牢籠中的人們，即便人再多，即便受到迫害再深重，也隻能承受。西方國家的人對此不能理解，很大程度就在於他們與東方人處於完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例如他們認為允許人自由遷徙、私有領地受到保護是天經地義，完全想不到有連穿衣吃飯都被嚴格管束的國家。
第二，中共是一個體係嚴密、內聚力強的組織，其團結性、紀律性、吸附能力都非常驚人。這樣的組織就意味著它不容易從內部打破。如前所述，中共政權對國家有強大的控製力，統治階級之外的人無力反抗。那麽統治階級內部呢？
中共統治集團的運轉，結合了列寧式政黨、斯大林式官僚體係、中國傳統的等級製等多種政治機體的特點，這是毛澤東等人有意為之的結果。其具體的運作細節我並不了解，從它顯露的冰山一角以及效果來看，它的確能夠讓成員對黨保持忠誠，哪怕黨在迫害他。即便被迫害，他也會看成是黨內一些人的個人行為，而不會因此反黨和背叛（除非有強勁的外部力量拉拽）。當一個人成為中共體係內的成員，往往就不由自主的陷入既定的程式中，會將殘酷的政治鬥爭包括對自己的迫害做出特定的反應，主動為中共及它的體製辯護，很難跳脫出黨營造的價值體係。
第三，中共有強大的自我修複能力、糾錯能力。曆次政治運動都不會無限期進行，在出現某個機會或達到某個閾值後就會停止。中共還會對此前發生的錯誤做出一定的補救，哪怕這種補救受益不均、杯水車薪。而且在有些時候，它的轉變和修正是非常果斷的，例如文革後較迅速和大規模的平反了建國以來各種冤假錯案；六四事件後，當國內外都以為中國將倒退回閉關鎖國和極權暴政的毛時代那種情形時，鄧小平通過南巡和召開十四大，確立政治保守經濟開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路線，堅持黨的領導同時又堅持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為中心，讓中國經濟在六四後繼續行駛在快車道。這樣，黨內外都不會對中共徹底喪失信心，自然也不會想去推翻它、摧毀它。何況，國人普遍對強權強人犯罪容忍度高，隻要停止傷害或者隻是減少傷害（還在繼續傷害），人們就感激涕零了，根本不會考慮什麽補償和追責。所以政權不斷犯錯、改錯，再犯再改，就可以一直走下去。
第四，中共統治集團成員無論如何受害，也還享受著既得利益。而差異化的資源分配，總是可以讓既得利益者對政權忠誠。雖然中共曆次政治運動都有黨內成員甚至高層受害，但是他們所受苦難普遍低於普通民眾和弱勢群體。例如文革中被流放的中共權貴精英，大多仍享受較高待遇。即便入獄服刑，往往也是在秦城監獄這種專為上流人士打造的貴族監獄，或者在普通監獄也享受特殊待遇。如果不死，他們都有複出的機會，文革後大批被打倒的領導幹部重新成為顯貴就是例子。現在進監獄的貪官汙吏，也比牢獄中的老百姓好出太多。何況這些人通過各種假釋和減刑，很快就又過回花天酒地的日子。即便他們自己無出頭之日，子女還能利用他們遺留下來的龐大資源和關係網。
所以他們知道，隻要還是黨的人，就還有日子過，未來還有好日子等著。如果叛黨反共，挑戰整個既得利益階層，不僅成功可能渺茫（甚至大多數人根本找不到有效的反抗途徑），還必然死無葬身之地，還牽連子女甚至家破人亡。他們當然會做出相對最優的選擇。
（三）中共不同領導人當政時期的特點及演化趨勢
由於時代背景不同、領導人個人價值觀和性格不同，不同時期的中共呈現出非常不同的政治風格，並反映在現實的政策和所鼓吹的意識形態上。但另一方麵，中共從建黨到建政至今，又有著一以貫之的特點，不同領導人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有著一致的觀點與主張。
（1）毛澤東掌權之前的中共
在第一任中共領導人陳獨秀時期，中共還是一個很富有理想主義的、非暴力的政黨。那時候的中共，還沒有變成列寧式政黨，黨內的民主氣息還很濃厚。
到了北伐戰爭時期，中共開始蛻變為一個以奪取政權為目的，功利性明顯的政黨。這時中共迅速發展壯大，成員魚龍混雜。雖然這時已開始變成列寧式的具有嚴明紀律的政黨，但還沒有形成黨內的專權獨斷。北伐戰爭期間中共在城市和鄉村的作為，已經顯露了它暴力、殘忍、為達目的不惜代價的特征。
“四一二政變”之後，中共遭遇慘痛打擊，整個黨變得敏感和神經質。在惡劣的內外環境下，中共變得越發殘忍，並且這種殘忍開始大範圍針對內部。在蘇區慘烈的“肅反”運動，就是最典型的體現。這時的中共已與蘇共無異，黨內沒有民主法治和及時糾錯機製，人與人的分歧爭端沒有和平解決的渠道，政治鬥爭愈演愈烈。為政黨的“純潔性”及排除異己的私人目的，反動肅清變本加厲，肉體消滅成了黨內鬥爭中司空見慣的手段。
（2）毛澤東時代
1936年之後，毛澤東逐漸掌握了中共的大權，並持續了四十年之久。毛澤東是一位個性鮮明、權力欲旺盛、鬥爭技巧高超的政治家。毛深深的影響乃至重塑了中共，其影響持續至今。在毛權力鼎盛時期，毛本人就是中共的化身，中共完全是毛實現個人意誌的工具。
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共實現了思想意誌上的統一、紀律的統一、行動的統一。當然這種統一指的是宏觀上的、整體上的，並不是說在何時何地中共所有成員都步調一致、沒有分歧。此前的中共，隻是有共同理想的人為共同目標而凝聚在一起，卻沒有一個現實的領導核心。毛的出現，讓中共有了“主心骨”，有了實際效忠的對象。同時，個人崇拜也出現並形成，毛澤東被神化，其言論成為金科玉律，一舉一動都被賦予偉光正的含義，批評的聲音日漸消失，毛成為中共、中國的主宰者。
毛澤東掌權後，中共不僅確立了領導核心，也明確了具體要實現的目標、要走的道路，中共的前途清晰了起來。毛澤東既是天才的理論家，又是堅定的實幹家。厚厚的《毛澤東選集》充滿著毛的神思妙想，讓人不得不感歎。中共之所以能夠以弱勝強，擊敗蔣介石的國民黨集團，毛澤東在政治、軍事、意識形態等各方麵的正確決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毛時代的中共總體是暴烈的、帶有革命色彩的，政治變動是劇烈而涉及廣泛的。無論是抗戰和內戰中的軍事衝突，還是從延安整風到反右文革的政治運動，都是到處見血和出人命的。這與後麵幾任中共領導人掌權時的情況有顯著差異。
毛澤東掌政時期的中共，是理想主義與務實主義的混合體。一方麵，它依舊以實現共產主義為奮鬥目標，建國前建立新民主主義政權的承諾、在解放區推動民主試驗和“三三製”等，建國後實行公有製、集體化，乃至發動文革，將政治理想置於至關重要的位置。
另一方麵，毛掌權後中共實際上放棄了對馬列主義基本教義的堅持，代之以極具中國特色的意識形態和政策，如依靠農民而非工人贏得革命勝利、利用中國傳統的封建忠君思想和馭民之術操控社會、拒斥西化和近代人文和個人主義思想、堅持國家獨立自主高於國際共運力量合作等。毛對馬列主義的中國化改造，讓中共得以“接地氣”的存在於中國。在抗戰和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中共為拉攏更多力量，主動對各階層伸出橄欖枝，包括對地主和資本家妥協，建立統一戰線。中共進軍東北後，還赦免、收編、留用了大量日軍及前偽滿軍人（包括一些戰犯），以及偽滿經濟、政治、交通、文教等係統的專業技術人員。這些都是為中共生存發展而做出的務實舉措。建國後中共在內政外交上的務實主義行為更是不勝枚舉，如選擇與意識形態對手美國和解聯美製蘇、放棄對日索賠換取中日邦交正常化、召開七千人大會檢討冒進過失、嚴厲鎮壓知識分子卻爽快赦免國軍將領、每次政治高潮後都會重新任用一些被打倒的幹部和技術人員等。
毛時代中共的這些特征，既有時勢造成的，也有毛個人決策的因素。無論如何，毛澤東的主觀行為對於中共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毛澤東比其他任何一位中共領導人都更加主觀和主動的塑造了中共，其他領導人主要是順應時勢，毛則帶領中共製造和改造了時勢。
由於毛澤東掌權時間很長，所以毛時代的中共特點是有明顯變化的，如建國前和建國後的差別。但共性大於差異。
（3）華國鋒時期
華國鋒當政期是眾所周知的過渡期。“兩個凡是”和“抓綱治國”是他當政時的關鍵詞。之所以說他“當政”而不是“掌權”，是因為他當時並不握有全部實權。他是依賴汪東興這樣的毛的遺忠和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共元老的支持才勉強坐了大位。
華國鋒時期的中共在守舊和改革間搖擺。當時人心思變，普遍對文革造成的嚴重破壞如經濟崩潰和無政府狀態不滿，希望讓國家走上正軌。但因毛剛剛去世，餘威猶在，極左力量還把持著重要職位，反對大幅改變毛時代的方針政策。
隨著鄧小平的複出和改革派的崛起，過渡期走向終結，華國鋒也結束了他短暫的“英明領袖”生涯。
（4）鄧小平時代：胡趙開明派主導的政治春天與民主化夭折後江澤民治下的“悶聲發大財”
從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中國真正的最高掌權者都是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李鵬、江澤民都隻是不同時期鄧路線的執行者。當然，這些人也都有一定的獨立性和能動性，但歸根結底是被鄧小平的陰影籠罩的。
鄧小平時代的中共，幾乎完全拋棄了理想主義，全麵擁抱了務實主義。如鄧的“貓論”、“不爭論”，都在強調實踐、發展、積蓄力量。內部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對外停止輸出革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韜光養晦。放開私營和個體經濟、國企改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流行和集體經濟的瓦解，都標誌著資本主義的回歸。中國在進行數十年破壞性探索後又“回到解放前”，經濟形式變成資本主義，並且有很大比例的官僚資本主義成分。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並非堅持政治理想，而是為了維護統治、為經濟建設護航。
在胡耀邦和趙紫陽當政期間，中共是有走向民主法治的趨勢的。當時中國改革的步伐，一度不落後於蘇東國家。政治開明帶來的是輿論的開放、社會的自由，中國迎來了中共統治下第一個比較長久的政治春天。如果民主轉型順利，中共就可能轉型為社會民主黨，由專製政黨變為民主政黨，徹底改變它的性質。
可八九六四終結了這樣的趨勢，中國的民主進程夭折了。但民主被鎮壓一定程度是情理之中的事。因為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大多數中共領導人內心都反對政治多元化，原本就沒打算讓中國變成“西式民主”國家。他們隻讚同在大刀闊斧的進行經濟改革，對政治改革十分謹慎，底線就是不能動搖中共一黨專政的統治地位。他們不希望中國繼續毛時代的貧窮和動蕩，但更不希望中國“走上邪路”。胡趙二人雖然曾在名義上位居最高領導人，但實權尤其軍權還是在鄧小平及中顧委那些元老手中，這些根基淺薄的開明派怎鬥得過老奸巨猾、經曆過戰爭和曆次政治鬥爭洗禮的中共元老。
江澤民執政後的發展模式，才是鄧小平內心最中意的。這個模式特點就是在中共壟斷政治權力的前提下，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開放，排除不必要的政治幹擾，給予民眾以基本的安定和有限的自由，刺激經濟發展，實現國家的強大和國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並通過差異化的分配保障特權階層和既得利益者的特殊利益。反過來，特權階層為維護這些既得利益，又會積極捍衛中共政權。從經濟發展中分得一杯羹的普通民眾，也會認可政權的統治。這樣一來，中共政權就可以穩固，國家也就長治久安。這時的中共，其政權合法性來源已不是意識形態，而是經濟發展的成果、紅利。中共也徹底蛻變為一個超級利益共同體，再也沒有道德和意識形態的合法性。
為了彌補實質上放棄共產主義追求和革命鬥爭精神導致的理想信念缺失，更為了政權遮羞和對內思想凝聚需要，鄧時代及之後的中共選擇高擎“愛國主義”的旗幟，將中共與中國、中華民族捆綁和甚至強行等同，以此抵禦來自西方的普世價值和自由民主思潮。雖然事實上，中共才是損害和出賣中國及中華民族利益最多的政治集團。中共一定程度上的確成功的將“反共”和“反華”劃上了等號，利用狹隘的天朝和國族觀念束縛人民、對抗西方。但歸根結底，中共還是通過發展經濟等實用主義爭取的人心，“愛國主義”和“民族複興”更多隻是一種宣傳罷了，已經無法像毛時代的階級鬥爭那樣激起瘋狂的政治熱情。
鄧小平通過1992年的南巡談話、中共十四大，將其一手設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確定下來。1997年鄧小平去世，鄧的路線在其死後仍舊長期的執行了下去。鄧不需要有毛澤東死前那種怕被翻案、政策被終止的擔憂，因為改革開放順應了時代潮流，從上到下大多數人都不願意再回到那個物質極度匱乏、殘酷的政治鬥爭接二連三的歲月。
（5）胡錦濤、溫家寶時期
胡溫執政時，鄧小平已逝世多年。但縱觀胡溫時期，處處都可以看到鄧小平理論的影子。
胡溫是典型的守成之君。他們所做的，就是跟隨鄧小平和江澤民的步伐，繼續埋頭發展，並針對一些新問題或日益突出的問題做出一些小修小補。“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都被胡溫一字不落的繼承了下來，經濟繼續騰飛，政治繼續專製，人們還是“悶聲發大財”。這段時間可謂是“沒有鄧小平的鄧小平時代”。
在胡溫時期，改革開放的弊端也日益顯現，如貧富差距和階層固化的凸出，經濟改革因政治滯後而麵臨瓶頸、貪汙腐敗愈演愈烈等，社會矛盾激化。於是維穩體製應運而生。廣義的維穩體製從中共建政時就存在，但專門針對公民運動、社會運動、維權運動及其他群體事件或個人激進行為的專業化壓製體製，是在胡溫時代成型的。
胡溫政權也麵臨著政治民主化的壓力。他們不願也無力去正麵解決這一問題，而是以政權慣性和維穩體製將問題拖下去。胡溫既不想倒退，也不想進一步改革開放，在處置政治和社會問題時往往是模棱兩可的模糊態度。激進的政治運動被鎮壓，但溫和的反對力量在滋長。互聯網的迅速發展，給了國民相對自由的探索曆史、評論現實的條件。那時的互聯網管控還不嚴厲，民主自由的氣氛就這樣彌漫於網上，又常常作用於線下。互聯網的發展普及讓被維穩體製製壓的中國民間，意外的獲得了有一定自由的空間。“圍觀改變中國”就成為當時風靡一時的口號。
就在這亦緊亦鬆的狀態下，胡溫政權落下帷幕。溫家寶在最後一次出席記者會時說，“政治體製不改革，文革悲劇就可能重演”，也算是表達了一種心向變革、反對倒退的態度。胡溫二人都是技術官僚，做事循規蹈矩，既沒有強烈的政治野心與專製欲望，也沒有厲行改革的勇氣與能力，隻能蕭規曹隨般的延續鄧江時期舊的政策，帶領中共沉默而焦慮的統治著中國。
（5）習近平時代
當人們以為中國將繼續在漸進改良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前進、官方進行有限的變革或起碼不倒退、民間力量發育的也將更加成熟時，習近平的上台將這一切逆轉了。這樣的逆轉頗有些出乎國人世人的預料，但的的確確發生了，而且將深刻的影響21世紀的中國與世界。
習近平上台的第一年，一度展現了一種親自由主義的姿態。他聲言要深化改革開放，大力反腐，實現民族複興，國家曾呈現出一種向上的氣象。但到了2013年，局勢就急轉直下。以南周新年獻詞事件為標誌，中國有限的新聞自由也被剝奪。後來的“黨媒姓黨”和炎黃春秋雜誌社整頓事件，進一步實現了中共對輿論的完全控製。而公盟、傳知行、益仁平等公民組織和公益機構相繼被取締或被迫停止運作，則讓中國好不容易萌芽的民間組織化公民力量被摧毀。“709”大抓捕則打擊了公民維權抗爭的關鍵力量--維權律師群體，使得廣大冤民們難以再通過法律途徑伸張正義，中共標榜的“依法治國”也徹底淪為空話。“七不講”和“十六條”標誌著習時代中共對高校控製的強化，原本應是學術、啟蒙、社會變革前沿的學校，變成了死氣沉沉的大監獄。
習近平不但對黨外的反對力量不遺餘力的打擊，對黨內挑戰他的勢力也不手軟。“紅二代”意見領袖任誌強被重判18年、中央黨校教授蔡霞被開除並被迫流亡國外就是例子。還有他在第一個任期發起的超大規模的反腐運動，同樣是以肅清政敵、號令一致為目的，屢次提及要清除“薄王遺毒”，將孫政才等沒有聽令於他的高官送進監牢。“不許妄議中央”也讓中共長期提倡的“黨內民主”蕩然無存。隨著十九大的召開和次年任期限製的廢除，中共曾一度實行的固定任期製和集體領導製被終結，習近平實現了空前的政治集權，成為毛澤東之後權力最為集中的中共領導人。
習近平不止是在掌控權力上效仿毛澤東，其執政風格和價值導向也向毛時代貼近。如重提毛時代的“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這樣的政治口號，公開提出效仿毛時代基層治理的“楓橋經驗”等。習近平政權也越來越多的提出學習毛時代的長征精神、井岡山精神等，把弘揚紅色傳統當成對國民的政治教育內容之一。相反，改革開放越來越少被提及，2018年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活動很低調。至於涉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東西則被嚴厲禁止，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就稱要堅決抵製西方的“憲政民主”、“司法獨立”思潮。
在對外關係上，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積極擴展中國對外影響力，與美國競爭。在執政最初幾年，習近平對外姿態頗為強硬，包括高調舉行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式等。但隨著國內經濟形勢的惡化和國際上對中共抵觸的加深，中共對日韓印等鄰國放低了身段，轉向應付美國的貿易戰、“五眼聯盟”的外交與情報圍堵、歐洲的人權攻勢。不過，因華為孟晚舟事件、新冠疫情、涉港涉疆問題等因素，中共政權對外關係越發捉襟見肘，日益陷入更深的泥潭無法掙脫。
對國內的兩個“熱點地區”香港和新疆，習近平都采取了非常強硬的策略。中共在連續挫敗香港的“占中”和反修例運動後，通過出台《港區國安法》和修改香港選舉機製，擠壓自由主義在香港的勢力及對大陸的滲入，試圖將香港完全置於中共統治之下。習近平政權在新疆更是以建設集中營、超大規模的長期拘禁方式，壓製維吾爾等民族的穆斯林的反抗活動，以暴力和高壓維持穩定。習政權在香港和新疆的所作所為雖遭遇國際社會的廣泛譴責和製裁，但其毫無退縮的跡象。不過，這種激烈的行動在所在地區和外部都麵臨著巨大壓力與風險，激進手段能夠持續多久尚未可知。習政權在這兩個重要邊疆地帶的強力行動，展示了習時代中共麵對劇烈內部矛盾時自信與焦灼的並存。
新疆是習近平政權治下中國相對最窒息的地區，其他地區或多或少也都構築著這種高壓維穩的模式，且新疆模式隨時可以在全國其他任何地區推行。而隨著新冠疫情爆發而推行的各種封城隔離及行為監測措施，則將這種可能逐步推向實踐。依托現代信息技術而建立的大數據極權，習近平政權對社會和人民有著前所未有的控製力。這種控製力甚至毛時代都難以企及，因為那時沒有現在這樣的技術，將人的一舉一動都時刻監視和記錄下來。習近平政權既有著相應的技術手段，其權力又不受製約和監督，黑箱政權將民眾變成透明人，後者麵對科技的降維打擊隻能任前者魚肉宰割。
習近平統治的這近十年是中共一個很獨特的時期。它沒有毛時代的暴烈革命和殘酷運動，卻有毛執政中的反智、野蠻與偏執；它不像鄧小平那樣旗幟鮮明的強調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卻在鞏固鄧路線造成的官僚資本主義膨脹、貧富差距和道德墮落。習時代的中共似乎和胡溫時期一樣是在繼續拖延改革、得過且過，但習明顯在通過開倒車的方式製造曆史逆流，主動而強烈的阻止時代的變革。習近平也在效仿毛澤東，提出“中國夢”的概念和藍圖，並對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構想和實踐進行修改，試圖重新塑造中共，開創一個由他領導的盛世，成為毛鄧之後中國的又一“偉人”，甚至試圖超越毛鄧的“功績”。但從現實來看，習的企圖是失敗的，即便他還可以再執政十幾年，也看不到他的夢想在未來有成功的希望，反而會將中國拉入更黑暗的深淵。習領導的中共更加成為一個強固的、與群眾對立的利益集團，通過內部的利益捆綁與階梯式分贓維護著內部團結和對外一致，綁架著國家、民族與人民，擊鼓傳花般的延續著這個利益共同體的世代相傳。
（6）演化趨勢
從中共建黨至今，中共政權的特點是不斷變化的，但不確定中也有一些規律和軌跡可循。
在1950年代之前，中共是頗具理想主義的政黨，一切以推翻舊秩序、實現天翻地覆的變革為目的。隨著中共逐漸擁有實權，其理想主義日益褪色，務實主義、功利主義色彩日益濃厚。到了掌權後又尤其1990年代後，中共逐步變成了固守既得利益、維護既有秩序的保守主義政黨，形左實右成為它的底色。顯而易見的，中共也從意識形態濃厚的政黨，蛻變為利益至上的集團。
中共經曆了由分權到集權，再到分權、再次集權幾個階段。在毛澤東掌權前，中共沒有哪個領導人有絕對權威，到了毛時期才變成黨首說一不二。鄧時期黨的領導權有所分散，胡溫時期進一步實現了集體決策。但習近平再度讓中共變成“定於一尊”、黨一把手說一不二的高度集權體製。
在對待民主政治、人民呼聲和對外關係方麵，中共在開明和保守間搖擺不定，但總體趨於保守。如1940年代和1980年代的中共，都表現出親民主和開放包容的強烈傾向。但在其餘的大多數時候，它都牢牢的掌握著政治權力，通過製度、意識形態和暴力機器構築統治的高牆，警惕的對待民主的呼聲以及自由開放的外部世界。
（四）從中共的曆史中得出中共的性質
根據以上所述，中共的大致曆史和各種特性已經比較清晰明了了。那麽，根本上說，中共是個什麽性質的政黨？
筆者的結論是，中共是一個專製的、暴力的、靈活善變的、強硬頑固的、混合中外統治技能的、以信仰為招牌以利益為紐帶的極權主義政黨。它在奪權和執政中，總體上是排斥其他政黨、壟斷政治權力的；以暴力手段得到政權和實施統治；高度務實而手段靈活，為維持統治願意在意識形態和方針政策上進行重大妥協和調整；在維護統治、捍衛特權階層利益上毫不手軟，政治紅線有位移但始終存在；結合了中國傳統儒法思想與外來的列寧斯大林模式及法西斯主義要件；構建了完整的思想體係、全黨擁有共同的曆史記憶和政治榮譽，但本質上是以共同的現實利益為基礎團結和鞏固全黨，以維護和拓展黨內成員特殊利益為第一目的。中共這樣的性質在將來也不會有根本的改變，除非時勢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五）中共一黨專製模式在可預見的未來還有生命力嗎？
讀史可以更好的預測未來。中共的未來如何，可以從中共的曆史痕跡和當下狀況得到相應的信息，依據這些已經發生的，再考慮當代特別的政治與社會環境，預判它未來的各種可能。
根據上述中共的曆史及特點、性質，中共顯然是一個極擅於建構政權、駕馭民眾的政治集團，其組織嚴密、紀律嚴格（僅指忠誠與依附性、內聚力），高層行事沉穩果斷、決斷力強。在維護統治這條底線之上，中共有著罕見的務實性、靈活性、柔韌性，能夠適應時勢的變化，有效利用環境中對自身有利的因素，不斷更新方針政策，延續和鞏固自身的存在和發展。
例如“一大二公”和文革導致中國經濟崩潰、社會混亂，但中共始終牢牢的掌控著大權，即便餓殍遍地、劇烈動蕩時也成功扼殺了國內任何政治異力的萌芽，阻斷了外部力量任何可能有效的滲入。毛死後不久，中共領導層果斷放棄階級鬥爭和教條主義，走向改革開放。八九六四後，麵對國內國際壓力，中共堅持政治上一黨專製同時又堅持經濟領域的深化改革，舉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旗，成功頂住衝擊造就中國經濟奇跡，政權企穩並逐漸形成“中國模式”。而經濟自由化同時，黨禁報禁始終嚴格，中共對政治權力與輿論的壟斷反而加強，不給反對勢力任何實際參與政治的機會。
今日的中共，已通過構建“中國模式”，將自己嵌入了中國的生存與發展中，變得與中國“不可分離”。所謂“中國模式”，即政治專製與經濟開放並行且相互配合，以維穩體製及造就的“低人權優勢”，激勵、誘導、迫使國民參與生產建設，再以權力根據強弱高低分配勞動成果，主要依靠暴力機器抑製一切不滿與反抗，讓社會依照強權設定的秩序運轉。這種模式與西方自由開放、重視平等的社會在主要特性上恰恰相反，但同樣具有非凡的活力。甚至由於其“低人權優勢”和集權優勢，有時比西方的模式更具競爭力。“中國模式”的形成，讓中共有了“不走西方道路”的資本，甚至輸出“中國模式”到其他發展中國家，與西方世界分庭抗禮。
“中國模式”可追溯到古代的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前漫長的曆史中，中國長期作為一個自給自足、自成體係的社會係統，有它自己的、截然不同於西方的政治邏輯、經濟模式、文化特色和社會關係。專製主義及維係專製的相關製度、配套，是中國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被卷入全球化後，各方麵都受到來自外部的很大衝擊，但並未摧毀中國自有的社會生態係統。中共雖自命為革命政黨，曾一度表現出激烈的破壞傳統的傾向，但實際上卻在不自覺甚至部分主動的效仿中國傳統。文革結束後，中共更是公開的擁抱了傳統，並用作對抗“西化”的工具。中共塑造的“中國模式”是建基在傳統中國已有的社會係統之上，而舊有的東西往往都有很大的穩定性，並且在現代社會仍有著無處不在的影響力和持久的生命力，中共對傳統的借靠是很成功的。中國傳統的製度、文化，以及遺留至今的種種經驗、習慣，是中共取之不盡的統治財富，是對抗發端於西方的現代文明的法寶。從毛至鄧再到習，能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坐穩江山，實際依靠的並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中國特色”。
經濟的繁榮與凋敝、人民物質生活是否充盈，對於一個政權是否合法、是否穩固至關重要。中共近幾十年到現今乃至可預見的未來，都是也將繼續是以改革開放為底色，保持經濟可觀的自由度，並發揮政權的調控作用，著力發展經濟和提高國民生活水平。雖然習近平對改革開放態度並不積極，但他實際奉行的路線（尤其經濟路線）卻還遵循著改開的基本方向。隻要這樣的政策繼續，那麽中國就不會像其他一些“失敗國家”那樣，因經濟崩潰導致人民喪失對政權的信心以致政權瓦解。鄧小平以來各中共領導人“抓經濟”的確是抓到了點子上。相對於毛時代能引一時狂熱卻無法長久的意識形態動員，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更能拴住人心。
經濟成果的分配確實存在極大不公，但國民生活水平普遍比以前有巨大提高也是事實。哪怕這種提高的原因是席卷全球的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生產力跨越式提升，而非中共一黨一派自己的功績。古代和近代頻發民變，人們不畏死亡的反抗，很大程度在於生活極端貧困，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是常事，反正都是死不如起來暴動博個富貴。但今日不同，即便是沒地位沒文化沒門路的底層，肯辛苦做工的話，一日三餐吃上簡單但足量且可口的飯菜還是沒問題的。此外，科技發展和產業更新，也使平均勞動強度比以前大大降低、勞動安全係數大大提高了。而中上階層則更能生活在物質非常豐盈和優質的環境中，這些最具變革能力的人是中國特色政治經濟模式的受益者，更沒有革命的物質動機。而反抗政權則是牢獄、酷刑、送命，還要連累親屬。排除追求權利和尊嚴等非物質層麵，從純粹的利益和基本物質欲求角度，如今的人們已沒了舍命反抗的必要。至於不公不義，反抗之後會遭遇更多更大不公不義。一麵是勞動就可生存，一麵是維穩體製的鐵拳，絕大多數人都會做出本能的選擇，哪怕這種生存缺乏尊嚴、不體麵、不自由。人既欲壑難填，又容易知足，就看環境如何誘導、體製怎樣規訓。工業文明製造的“奶頭樂”對於絕大多數人都是管用的，而它的成本卻很低。最重要的是，中共政權不僅有“奶頭樂”之類的“胡蘿卜”，還有暴力機器支撐的維穩“大棒”。隻要經濟不崩潰或者發生較大的下行，中共政權就能長期的繼續維持下去。
社會治理的得失，同樣是關乎政權合法性和穩定性的重要因素。所謂“社會治理”，即政權及政權附屬力量對國家、公民及社會的管理與服務，成效體現在經濟、科技、法治、治安、基建、社會福利、文教衛生等諸多方麵。社會治理能力是一個政權執政能力的直接體現，反映了政權駕馭社會的成熟度，關係到民眾對政權的滿意度。縱觀世界，社會治理能力與政權性質（是民主還是專製）無線性關係，社會治理水平高的既有歐美民主國家，也有轉型前的韓國、台灣地區以及新加坡這樣的威權政體，破敗的第三世界也是民主與專製政體並存。僅從效率和結果上看，民主並不能為社會治理加分太多，甚至成為掣肘因素。
中國的社會治理，評價起來頗為不易。一方麵，在經濟與科技發展、基礎設施建設、文教衛生服務等方麵都可圈可點，社會生活的組織化現代化水平高，社會治安和公共空間的有序性更是超越所有發展中國家和部分發達國家。另一方麵，它的管製沒有民意授權和監督，也沒有獨立的司法予以規範，粗暴踐踏人權，不允許公民自組織的發展，社會組織第一任務是配合政權的統治和維穩；而它的服務則嚴重不均衡不公正，腐敗嚴重。中國的社會治理也偏重於“管理”而非“服務”，重視外表而忽視實質、立足於政權興亡而非人民憂樂，整體上有著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但無論如何，考慮到治理效率和硬指標的加權，中共治下中國的社會治理水平在世界上算得上中等偏上，肯定不是“失敗國家”那種山河破敗、社會失序、民生淒涼的境況。社會治理作為政權維係統治的手段，當然包含著具體的社會管製術，馭民之術就是社會治理的一部分。而現代信息技術，又成為社會治理的得力助手、管理民眾的神奇道具。
信息技術的加持，正是中共敢於肆意倒行逆施都不需擔心大規模有效反抗的關鍵。科學技術革命性的進展和信息時代的來臨，巨大而深刻的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強者與弱者間的關係、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信息技術時代，無處不在的大數據和監視係統顛覆了人的處境和與他者的相對關係。強者、掌權者一方通過信息技術，將弱者、被管理者一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能記錄和監視起來，並且可以使用與信息技術密切相關的武器、機器進行管控、約束、鎮壓。信息技術可以讓極少數人得以輕鬆有效的對大多數人進行管理，在鎮壓上有著無比高效的資源調配能力。軍警的鎮暴武器也實現了高科技化，鎮暴指揮係統當然也是信息化的，可以實現快速、精準、悄然、適度的打擊，讓抗爭者無還手之力、無周旋的空間，以最小代價達成鎮壓目的，並最大限度削弱甚至完全湮滅抗爭行動造成的影響。曾經的“斬木為兵、揭竿為旗”來“挑起天下反”再不可能，信息化的監視係統、通訊係統、交通係統的結合，可以將之扼殺於萌芽之中，根本不給反抗者組織起來的機會。從古至今弱者麵對強者、受壓者麵對壓迫者可采取的逃跑、隱匿、串聯、破壞、襲擾、暗殺、遊擊等方式，在大數據極權下喪失了可行性。被統治者不再有信息時代前對統治階級可觀的威懾能力和議價能力，即便遭受再殘酷迫害也沒有反彈之虞。這些雖然看似是技術性的問題，卻在某種程度上對專製的存亡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於是，“民心”顯得越來越不重要。對中共來說，極權的進化程度使他不再需要那麽擔心廣大普通民眾的不滿。主導了信息技術使用權的中共，就像堡壘覆蓋了防核材料，已不需擔心外部的威脅，而集中於防止被從內部瓦解。中共更在乎的，是來自內部的現體製既得利益集團是否不滿、訴求為何。
能夠讓中共政權得以長久維持的，也正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團對這個政權及這個政黨的堅決捍衛。中共從建黨起至今已累加了數千萬既得利益者，加上其關係緊密的親屬、友人、相關者，這個既得利益群體規模在2-3億人，並依權力大小、地位高低、金錢多寡等大體呈金字塔型分布。這樣一個占中國人口約五分之一的群體，是中共對中國的統治中相對得利者，也擁有著社會絕大多數重要資源、占據著絕大多數優越崗位，有壓倒性的話語權和影響力。誠然，這一群體也是由諸多利益並不完全一致甚至有明顯利益衝突的成員組成，內部的政治鬥爭或其他矛盾也很激烈，但他們普遍都擁護中共的統治（或者就是統治者一員），是中共政權得以生存和長期延續的基礎（當然並不是說沒有反體製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是少數。或者說，反對中共極權的既得利益者普遍是沉默的、服從現狀的，並未做出也難以做出實質性的反抗）。
中共既得利益階層大多直接或間接依附於中共政權及其打造的體製而生存和獲利，其個人利益、家庭利益與中共政權的整體利益一致、與身份背景地位職位捆綁、與現行體製共存共榮，而與國家、民族和廣大人民的利益不一致甚至正好相悖。“既得利益”絕不隻是指經濟利益，還包括在權力、地位、社會關係、話語權等諸多領域有形和無形的利益，尤其是在與其他社會成員進行利益博弈（或非利益的博弈）中取得勝利或優位的這種利益。既得利益者雖然也經常不滿意於更上層級既得利益者、特權階層的淩駕，卻更不願意失去對既得利益者範圍之外廣大民眾的相對優越。即便存在不滿，他們也往往傾向於通過個人奮鬥或非正常途徑維權、獲利，而不願意與被壓迫的人民一道推翻體製，實現人人平等。
至於指導、約束中共黨員思想和言行的政治信仰、理想信念，早已在當今絕大多數黨員心中絕跡。信仰、信念隻是用來遮羞的幕布，追逐利益才是中共及其成員的實際取向。曾經無數烈士流血犧牲所追求和捍衛的，如今誰真的奉行反而會被認為是傻瓜。紀律與法律都不能約束他們，理想信念又能對他們起什麽作用。當然，並不排除各種紀念緬懷時紅色政權的接班人們內心會熱血升騰、驕傲自豪，但他們也可以心安理得的在同時想著如何驕奢淫逸。他們自有一套自認為自洽的邏輯。越是腐敗墮落，中共越不會丟掉對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的鼓吹宣傳，這並不是為了激勵改過自新，而是讓不夠用的遮羞布更長更寬。值得說明的是，中共成員大規模的道德崩壞並不是鄧小平執政和實行資本主義製度後才出現，毛澤東時就已經是了，早在沒坐穩主子時的延安時期就“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了。隻不過，相對於鄧時代腐化以明晃晃的金錢作代言，毛時代是直接通過權力提供特權分配的，看似隱蔽其實更加赤裸與殘酷。
中共既得利益階層及其分布是頗富秩序性的，類似於中國傳統的封建等級社會。它既依靠又受製於國家暴力機器及體製本身，具有很強的穩定性。既得利益階層直至最高層，有一套約定俗成的流動機製，給予既得利益階層進一步上升的機會，雖然這種機會不均等不公平，但是並非渺茫，且才能是其非常重要的一個考量因素。當然，還有供既得利益階層外的普通民眾進身階層內和進一步上升的渠道，如高考、公務員考試等，吸納尚未進入體製的精英分子“入彀”，以削弱社會潛在的反抗力量。這又是對中國古代既有體製的效仿。這樣的體係和製度對避免政權的衰朽、保持政權和既得利益階層的活力非常重要，是中國專製完善和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同時，中共政權又嚴禁通過挑戰體製、危及政權存亡的方式爭權奪利，對這樣的行為殘酷打擊。既得利益者們也非常明白，想讓自己的利益得以維係並傳及子孫、蔭及親朋，就必須去保衛這個獨裁專製的政權，就要去維護這個從頭到腳皆是“利”的黨。
說到既得利益階層，不得不提及一個特殊群體，即青年學生。近代以來，青年學生因其相對豐富的知識、單純清白的靈魂、迫切求變的熱忱、橫掃舊物的勇氣，始終是推動各國進步和變革的先鋒軍。中國自清末到民國，曆次變革和自強運動，都少不了青年學生的踴躍參與。中共從萌芽到奪取政權，青年學生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從“五四”、“五卅”、“一二九”，到“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運動，學生運動一直是中共革命運動的關鍵組成部分，在打擊軍閥及國民黨政權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可是，當中共掌握了政權，就對學生運動嚴防死守，不僅大規模拆分和削弱高校人文科學力量，更在大學建立了以黨支部和思想政治教育為兩大基礎的管理體係，其控製程度遠超當年國民黨軍警特憲對校園的滲透。橫向對比，它也遠較大多數專製國家對高校的管製嚴酷，僅有斯大林模式中最為頑固的政權如朝鮮可以相比。隻有兩個時期比較特殊。一是文化大革命前期，由於毛的政治需要，學生被動員起來“鬧革命”，官僚體係一度喪失對校園的管控權。但那時反共仍是甚至比任何時候都更是政治絕對禁忌，一切造反運動前提都是忠於中共及毛個人。上世紀80年代則是中共統治期間大學空前也幾乎絕後的自由期，青年學生重新成為社會變革的先鋒，在八九民運中更是起到主導作用。那十年左右的歲月也是中國的大學最像大學、學生最像學生的時期。
但六四之後，中共在大學重新恢複了嚴酷的管製體係，青年學生和高校教師被嚴格的管束和監視了起來，大學裏的政治活動銷聲匿跡，學術自由也被扼殺。相對於毛時代，六四之後中共對大學的管控更加專業化和富有韌性，沒有了疾風驟雨式的政治運動與批判改造，代之寧靜平和表象下的威壓與麻醉。不僅行動不再可能，師生們即便口頭批判或揭露也動輒被約談，寒蟬效應讓師生們隻能自我審查、遠離批判性政治。大學開展全麵的洗腦教育，灌輸忠於黨和政府的價值觀，以“愛國主義”大旗取代自由民主的理想。更有實際作用的是，中共政權誘導師生們轉向功利主義，放棄家國天下和社會責任，轉而“悶聲發大財”的追逐私利並暗示可不擇手段。中共在高校裏的這種誘導與90年代及之後在社會上倡導的風氣是一致的，都是以利相誘，腐蝕道德、麻痹心靈，變成中共擁護者和同路人。而到了習近平時期，對高校的高壓控製變本加厲，大學也成為維穩體製的關鍵一環，將最具變革動能的青年學生套上沉重的鎖鏈。在堵死社運和革命這一麵的道路同時，中共給予青年學生尤其重點院校學生以不菲的待遇，並將其中的優秀分子吸納入體製，保障他們成為這個政權下穩定的既得利益者。讓世界各國專製者和守舊派最頭疼的“不穩定因素”，就這麽被中共軟硬兼施的征服了。
人都有趨利避害的本能，在利益和刑罰麵前，是非又有多重要呢。真正具有變革中國能力的既得利益者們中的絕大多數，在現實麵前普遍選擇認同中共的專製統治，保持著對體製的忠誠。中共也在政策方向和實踐中越來越傾向維護既得利益者的“權”與“利”，抓牢基本盤，以維持政權穩定。這就讓“堡壘從內部攻破”變得同樣不現實。
所以，即便中共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甚至有些問題非常突出、社會矛盾相當嚴重、習近平等中共強硬派的倒行逆施多麽的過分，隻要以上這幾點沒有改變，中共政權就會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不要說中共倒台，就是發生劇烈的公開的動蕩都不可能。
（六）由專製走向民主的路徑：中共獨裁下中國的出路何在？
根據上一節內容，我們可以輕而易舉的得到一個結論，即中國擺脫中共專製、走向民主自由存在著極大的困難，在可預見的將來希望渺茫。
我們可以將其他由專製走向民主的國家轉型的背景，與中共統治下中國的情況做對比，來探析中共未像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那樣實現民主轉型、獨裁政權反而愈加穩固的原因。
蘇聯和東歐等前社會主義專製國家的劇變，是在經濟凋敝、政權萎縮、體製退化、歐風美雨、人心思變的背景下發生的，變革不僅是民間和在野勢力渴求的，也是統治集團中多數人所希望的，是朝野官民的共識。斯大林模式禁錮這些國家太久了，計劃經濟下物質貧乏的缺乏生活必需品，政治專製與文化管製越來越疲乏，一切都死氣沉沉，看不到國家未來的希望，貧困和破敗下沒有別的出路。他們想不出更做不到隻改革經濟、不改革政治。何況，擺脫蘇聯及俄國的影響，還符合東歐民族主義者的要求。東歐各民族各國都對俄國幾百年來的擴張主義保持警惕和不滿，自由民主與民族解放都要求“去斯大林化”、“去俄化”，民族主義者和民主派的訴求有著明顯的重合。蘇東地區還長久的受地理距離、心理距離都很近的西歐人文精神、自由主義、民主政治、開放文化的影響，效仿西鄰、走向更文明的社會，是蘇東各國許多民眾尤其知識分子長期向往的。
現在和可預見未來的中國則不然。中國的經濟蓬勃發展，物質充盈，問題在於不均而非整體的貧困落後。換句話說，既得利益者、中產階級及以上群體生活的並不差，甚至要好於外國類似階層。而特權階層更是從中國的高速發展中巧取豪奪，得到了在世界任何其他角落都得不到的巨大利益。這些人都沒有變革的意願，掌握話語權和擁有影響力的人是樂於維持現狀的。政權雖說不上活力四射但並沒有僵化和暮氣，能夠做到與時俱進更新思想和政策，哪怕出發點不是為人民而是統治集團自己。中國的管理體係雖然官僚主義嚴重，但是在某些方麵的效率卻不容小覷（例如對新冠疫情的防控成果及與民主國家的比較），哪怕這種效率是以損傷公民的權利和消耗納稅人財富為代價的。而中國的民族主義正是對抗西方的工具，中共通過各種洗腦和誘導，讓多數國人在思維中將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與追求自由民主這二者對立了起來。中國從曆史、地理各方麵也都遠離西方，自成體係，發端於西方的現代人文精神對中國的滲入相當有限，中國本土的、傳統的東西始終占據主導地位或起碼作為社會的主要組成部分。與世界各地本土的、傳統的東西類似，它們是與現代文明相抵觸的。
韓國、台灣地區、葡西和拉美右翼專製的垮台，則很大程度在於國內民間政治反抗運動的成熟和強大，相對獨立的輿論環境和自由的學術氛圍，以及與政權關係緊密的歐美在外部施加的民主化壓力。這些通常是由右翼軍政府掌權的前獨裁政權，在社會控製力上與中國及斯大林模式國家有著很大的差距。如自1960年代就由軍人專政的韓國，軍政府時期一直都有實質性的選舉，也始終有反對黨的存在和反對派人士的公開活動。軍政府時代的巴西，民主派人士被允許在一個指定的反對黨中，擁有國會超過四分之一的席位，雖受限但仍可獨立活動、監督政府。這些國家的政治反對勢力一直在從事活動、積蓄力量，並一直有取代舊政權的能力和相應的班底，終於在1980年代前後紛紛取得了對獨裁政權鬥爭的勝利。各國軍政府時期，即便有一定的輿論管製，但獨立的傳媒、揭露真相和批評政權的聲音始終存在，並在變革的關鍵時期發揮了啟蒙和動員民眾、阻嚇政權鎮壓等重要作用。而作為各軍政府“友邦”、政治經濟軍事夥伴的美英法德等國，則經常向這些政權施壓促使其改善人權、還政於民。
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則完全沒有這些右翼軍政府統治下留給政治反對勢力的空隙。中共完全壟斷了政治權力，不允許有任何獨立的反對黨存在，也不允許公民組織和公民社會的發展壯大。即便在開明的80年代，也沒有能夠挑戰中共的在野政治勢力存在。中共對於政治反對勢力一直是高壓嚴打，對於擦邊球性質的公民組織也百般打壓（當然習時代也像對待政治反抗者一樣完全撲滅了），根本沒有他們公開活動和生長的空間。中國也幾乎沒有任何具有實際政治意義和真實性的選舉，各級立法機關代表和行政首長實際上都是指定產生。中國的輿論被政權壟斷和完全程度的管製（習時代更是禁絕了哪怕是溫和的批判與揭露），新聞自由指數長年在倒數前五徘徊（僅略好於朝鮮等幾國）。當政治反對被扼殺在萌芽，也就不存在鬥爭、周旋、積蓄力量之類了。中共政權的“友邦”多是獨裁半獨裁國家，他們在一起當然不是互相促進民主，而是在交換馭民之術，並在國際上沆瀣一氣保衛獨裁。
南亞、東南亞及非洲（簡稱“兩亞一非”），也有許多由專製走向民主的例子。“兩亞一非”的前專製政權，大多（尤其非洲的）相當不穩定、權力基礎不牢固、沒有完整係統的政策綱領、對社會的控製力低下，隻能在政治領域和中央層麵實行一黨專製或一人專製，但觸角很難深入地方和基層，專製也無法統製經濟和意識形態等其他領域。其專製體製都是很不成熟的，隻是由某個政治強人及數量有限的親信，依托槍杆子維持統治，社會治理也是一團亂麻。這樣的專製政權就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當政治強人失勢、流亡或死去，獨裁政權往往也跟著就灰飛煙滅。即便有些獨裁者有繼承人，其繼承人對國家的控製力和治理能力往往更差。這樣的政權很容易被推翻，推翻他們的力量有些成為新的專製者，有些就建立了民主製（哪怕其民主和專製一樣不成熟、低質量）。此外，“兩亞一非”的獨裁政權還往往麵對實力強大的反政府武裝、民族地方武裝、宗教極端武裝等大規模和成建製武裝力量的挑戰，甚至會被這些反政府武裝推翻。這些獨裁政權對軍隊的依靠也時常不靠譜，政權垮台時普遍都失去了軍隊的支持，甚至有時軍隊恰成為推翻其專製統治的決定力量。
而中共的專製政治非常鮮明的特點就是穩定、高效、組織性強，也有係統化體係化的政策綱領和理論體係，在管理國家和民眾方麵頗有一套純熟的技藝。對基層的滲透和控製更是中共的拿手好戲。國民黨政權曾經對中共進行了多番猛烈打擊，都沒能摧毀中共強大的組織基礎，中共反而越發茁壯。至於“兩亞一非”獨裁政權頭疼的成建製的反政府武裝問題，中共早在1950年代就完全解決了。中共也始終保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如“支部建在連上”和政委製度，以及廣泛發展基層黨員，讓軍隊成為中共政權結構的一部分。“黨指揮槍”、確保軍隊對黨的絕對忠誠，早在中共建軍初期就實現了。這樣的政權顯然不是“兩亞一非”那些如柳絮浮萍般的獨裁政權可比。
曾輝煌一時的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則是在侵略擴張失敗後，在外國占領下完成民主化改造的。納粹和日帝都是極具擴張主義欲望的獨裁政權，在國內建設取得重大成就後，抑製不住突破自身國土限製的欲望，發動侵略戰爭試圖擴大版圖和勢力範圍，最終被反法西斯陣營擊敗。為避免法西斯和軍國主義複活，戰勝國推動德日兩國去法西斯化，改造成民主體製的國家。納粹和日帝如日中天時，兩國內部都沒有可以顛覆政權的力量，但外部幹預做到了。蘇聯的解體也被認為與其擴張政策耗竭國力、招致國際反製和圍堵有重大關係。還有像烏幹達的阿明政權、柬埔寨的紅色高棉這樣罪惡累累的專製政權，同樣是因其對外擴張和挑釁（分別攻擊坦桑尼亞和越南），導致外敵反攻而覆亡。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曾在內戰中勢如破竹、距統一全國近在咫尺，卻因支持和庇護本拉登領導的“基地”組織，在911事件後遭到美國打擊而垮台。這幾個典型案例說明，當國內力量不足以推翻本國專製政權時，外部幹預、境外的力量可以結束好戰政權的專製統治。
中共領導的中國崛起後，國內外有不少人都拿納粹和日帝做對比，要世界警惕中共政權領導下中國走上侵略擴張的道路。但是事實上是，中共自身並無侵略擴張、發動戰爭的欲望，當今的國際環境也不同於上世紀30、40年代。對中共而言，奴役十多億人已經足夠它吸血寄生，並不需要冒著兵敗黨亡的危險對外擴張。甚至，它對於武力收複屬於中國的台灣都沒有實質意願（包括建國後對香港澳門都沒有動兵），僅把台灣問題當成樹立標靶凝聚人心的手段。它小心的吸取德日乃至蘇聯因擴張主義招致國際幹預、製裁，最終政權覆亡的教訓，對外韜光養晦甚至退避三舍，涉外事務上采取防禦姿態，對無直接相關的國際事務選擇置身事外，以換取國際社會的“不幹預”、對它統治中國大陸及大陸上十多億人的承認。國際社會尤其各大國也的確沒有去顛覆中共的統治，甚至美日等國在一些時期出於各種原因積極扶植和滋養中共政權，樂於看到它繼續統治中國。
綜上可知，世界其他前專製國家的民主化路徑都不適合中國（或者說都無法在中國施行），中國的確“自有獨特國情在此”。而“獨特的國情”大多就是中共故意製造而形成的。一些學者將中共對中國的統治稱為“完美獨裁”，所言不虛。近現代以來世界上的獨裁政權很多，但既讓經濟蓬勃發展，又同時完全壟斷政治權力，將政治抗爭和公民社會扼殺於萌芽，還有嚴密的組織性與高效的社會治理，且內斂而不好戰的獨裁政權，中共是絕無僅有。
那麽，我們就什麽也不做，坐視中共政權繼續統治中國、讓國人活在不公不義、沒有民主法治的處境中嗎？
這不應該是我們的選擇。我們有責任去為自己的國家、民族、同胞做些事。看似路路不通，更迫使我們要嚐試每一個方向，不放棄任何促成變革的可能。
當行動暫時不可能，我們還能傾聽、思考、記錄、傳播。中世紀之後的歐洲，先有了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然後才有了法國大革命乃至整個歐洲的政治革命。清末的中國，也是先有民族主義和民權思想的啟迪，後有的反滿反帝製共和革命的烈火燎原。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發布之時雖沒能撼動蘇聯體製，但讓西伯利亞監牢裏的聲音得以流傳廣布，本身不就很偉大嗎？同樣巫寧坤的《一滴淚》無法改變文革的悲慘過往，但記憶和傾訴本身不就是一種珍貴的價值嗎？
隻停留在嘴皮上、文字上，的確是虛弱無力的。可是，如果我們連這塊陣地都放棄，那才是十足的墮落。知識分子就要在這絕望的時代著書立說，為革命做啟蒙、為時代留記憶，為後人鋪前路。
思想啟蒙的重要一點，是促使國人將日常生活中涉及權利及生計的問題，與國家體製、政治環境聯係起來。中國的許多民權民生問題，歸根結底都是政治問題、體製問題。當然政治民主化後各種問題還會存在，但是就有了更加合理的解決途徑。政治的枷鎖一日不除，一切問題都沒有公正公開解決之時。當人們知道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都和政治息息相關，就不會再對政治冷漠以待，根本性的變革才會在眾望中到來。
中共的既得利益者中，終歸還是有有良心之輩的，或者說良心不會徹底泯滅。既得利益階層的子女，哪怕還有10%沒有被利欲和環境所汙所吸，就有萌發變革的種子。我們又要回憶清末民初了，那時中國上層家庭的青年們，正是超越了自身的階級和私利，去為那些被壓迫者爭取解放，為著建設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而奮鬥與犧牲。難道，一百多年後的國人，真的全都墮落了嗎？我相信並不是的。當到了某個時機，我相信還是會有很多處在既得利益者行列的人尤其青年學生站出來，和人民站在一起，其他大多數人也不會死硬的對抗到底。
不少國內外學者都把中產階級的壯大作為實現民主的重要條件。當然，在中國如今中產階級大都是體製內或間接依附體製者，所以這一條看起來失靈了。不過，中產階級壯大的一些影響還是存在的，如對權利、法治和尊嚴的追求，以及更加豐富的知識、較高的社會地位及其帶來的更強的議價能力，都對實現民主有促進作用。如果中國中產階級進一步壯大，壯大到超過人口的一半，組成成分更加複雜，非依附者或淺依附者越來越多，他們整體還會像現在這樣對政權順從嗎？到時民主轉型即便不是水到渠成，也是少了阻力多了動力。
一旦中國發生了全國性的、全民性的政治反抗，並且形成聯動和呼應，中共政權就很難鎮壓下去了。隻要未來某個時間全國各大城市的主流群體、各階層都普遍參與了遊行示威，政權就投鼠忌器，不願意冒著與全國人民為敵的風險大規模鎮壓。那時政權想要進行完全的信息封鎖和屏蔽，也很難做到。想實現這一步不容易，但隻要這一步實現，人數足夠多、聲勢足夠大，超過了中共可以以較小代價平息的閾值，那人民的抗議就可能促成政治變革的成功。
關心中國、關心中國人民的國際友人們，世界同胞們，也不要再袖手旁觀了。幫助中國實現民主自由，就是世界整體走向文明的最大一步。看看這個世界，還有幾個如中國這樣處在如此嚴酷的政治環境、輿論控製和網絡封鎖中？這裏有十幾億人，占有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國走向自由民主和完全的開放，也將促進世界的合作與進步。麵對氣候變化等全人類麵臨的嚴峻挑戰，不能指望一個缺乏合作意識、唯利是圖、缺乏道德與責任感的政權承擔義務，而要幫助中國建立一個開明負責、積極融入世界的民主政權。各國的政治家、議員、各界賢達，不要忽視和遺忘，不要被欺騙，不要麻木不仁。“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如果能讓中國十多億人民打破枷鎖解除壓迫，那將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功績。
當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實現了民主化，並且都實現了一種高水平的、真實的（而非如今如俄羅斯那種空有民主軀殼的國家）民主政治，那麽孤立的專製中國也就很難獨立支撐下去了。等到如朝鮮這種高度專製的近鄰都走向民主，中共又能堅持多久呢？世界各處民主力量的勝利，也都為中國走向民主的勝利做了貢獻。
中國也需要戈爾巴喬夫，需要德克勒克，大陸也要有蔣經國，需要有意願主動推行改革的當權者。我們期盼明君是有些令人看低，但一個肯自上而下推動改革的人，會讓變革早許多年到來，讓變革少流血甚至不流血，以盡可能小的代價實現政治和社會轉型。
中國更需要理性和有責任心的大眾。變革過程必然是驚心動魄，各方利益碰撞摩擦。每個人都有權利為自己爭取權利，但也需要顧全大局和尊重他者。走向民主法治，就是走向和平、妥協和和解，而不是新一輪血雨腥風和爾虞我詐。強者克製、弱者有節，轉型才會公平和文明。這些雖是變革發生後的事，但提前做些設想和預備總是好的，哪怕到時候這些天真的想法會被現實迅速打碎。
中共盤踞在華夏大地已過了百年，它早該退出曆史舞台或進行徹底轉型。可是它就是不退出，以億計的既得利益者不退出。沒有抗爭就沒有正義，沒有行動就沒有改變。就目前看，中國人民暫時無法衝破強固細密的政治羅網，甚至在惡劣的政治經濟形勢下處境將更趨惡化。但我想，終有一天中國從北上廣到疆域邊陲，到處都是拳頭與呐喊，暴力機器也將為眾誌成城的正義所懾，槍口上插滿鮮花，億萬民眾一起歡呼，昭示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沒有政權可以萬世永存。再晚，也一定會有這樣一天，中共專製終結、中國民主到來的一天。我們也明白，那並不是正義的終點，隻是中華民族由黑暗駛向光明旅途中早該抵達的一座大站。
王慶民
2021年6月2日
共和曆229年牧月豌豆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