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照片：中共主席毛澤東與來自北京等地的師生見麵並揮手。(1966年8月)分享
上周，一篇題為“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的網文罕見地獲得新華網、人民網等中共黨媒和數十家官方媒體轉載，轟動整個中國輿論場。眾多評論人士把最初發表在微信公眾號的這篇署名李光滿的文章視為發動“二次文革”的一個明確信號。這篇言辭激烈的大字報式文章在遭到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批駁後雖然“擱淺”，但仍然引起不少網民熱議和毛粉、左派人士的追捧。
在此背景下，美國之音采訪了芝加哥大學的王友琴教授，她是在中國大陸遭到查禁的《文革受難者》一書的作者。這次專訪談及了在1966年北京“紅八月”中第一位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其丈夫55年後抱憾而終，也談及劉少奇等其他受難者之死以及少年習近平也曾挨打受虐等情況。王友琴指出，當前中國社會的文革回潮現象更加讓她這樣的“十年浩劫”幸存者和曆史記錄者確信：毛澤東發動的那場史無前例的運動給無數家庭、個人以及中國社會造成的劫難，不容否認或輕描淡寫，更不能讓文革卷土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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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被禁的書和網頁
王友琴教授告訴美國之音，她於2000年10月年開設了文革受難者網頁在中國大陸隻存活了18月，到2002年3月就被封鎖，此後這個網站在中國國內隻有通過翻牆軟件才能看見。她通過實地采訪調查寫出的《文革受難者》記載了659個真名實姓的被迫害致死的人，該書在日本得到翻譯出版時受難者的名字多達850個。而這兩個版本在中國大陸卻都成為禁書。
王友琴在書房（王友琴提供圖片）
王友琴說： “在我的網頁上，上千名受難者其實他們在文革後都得到了平反。但是我就把他們的名字和受害的這些事情放在一個網頁上，展示給大家，在芝加哥大學的服務器上，然後就被（中國當局）禁止了。”
王友琴表示，盡管她的書和紀念網頁遭中國當局封禁，仍然不時收到讀者和網友來信，表示感謝，交流思想。
中國禁書《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封麵（王友琴授權發布圖片）
在《文革受難者》序言中，著名曆史學家餘英時寫道：“友琴之所以奉獻二十五年的寶貴時間全力寫成這部《文革受難者》，當然不是僅僅為了收集文革資料，供後世史家作純客觀的研究。她以宗教式的熱忱來進行這一偉大工程完全是受了人的良知的驅使，不忍讓無數在‘紅色恐怖’下慘死者從中國人的記憶中消逝得無影無蹤。”
3名北師大同班畢業教師死在紅八月
王友琴回憶說，她記錄的文革受難者中有北京師大二附中的老師叫靳正宇，還有一位是北京外國語學院附中的老師叫張輔仁，他們兩人都是在紅八月裏被打死。王友琴說，多年前她回到北京訪問時，有三位北師大中文係1960年畢業的退休中學教師得知她記錄的文革受難者中有他們的同班同學靳正宇和張輔仁後，曾當麵向她表示謝意。
王友琴說：“他們看到了我的網頁或者我的書，然後他們說你還漏了一個，我們班還有一個同學叫廉秀文，她也在‘紅八月’裏死了，是北京地安門中學的一個女老師，我當時真的很吃驚。 我不知道那個班還有一個同學也在‘紅八月’的時候死了。北師大的畢業生有很多都當了中學老師。所以在這一個月，他們這一個班就被打死了三個。我想現在的年輕的人不知道北京發生的這些血腥的事情，隻是沒有地方去說。”
“老子反動兒混蛋”？習近平也曾遭牽連受害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在“文革”中被批鬥。（網絡圖片）
1966年8月，少年時代的習近平是北京八一學校六年級學生。文革開始前，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就被毛澤東以“利用小說反黨”為由迫害關押，習近平淪為黑五類子弟。據王友琴指出，文革初期北京“紅八月”期間，習近平在學校遭到紅衛兵毆打，還被遊街，事後去問老師為什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王友琴說：“來看我的靳正宇老師的四個同班同學中間有一個女老師叫陳秋影， 1966年她曾經是（習近平的語文老師）。哦，習近平現在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1966年他還是個孩子嘛。陳秋影是他的老師。她特別跟我講，那年的夏天，（習仲勳的兒子）習近平被打了。為什麽？ 因為紅衛兵運動除了打老師以外，他們有一副對聯是他們的‘組織路線’，叫作‘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所以在那個夏天，爸爸媽媽被當成所謂‘有問題的人’的那些年輕人也被打了。她特別來跟我講這件事，說當時習近平被打了以後，當然很痛苦，還問過她為什麽會發生這樣的事。那麽當時陳秋影也就是畢業才六年的一個中學老師嘛，所以她說她也回答不出，隻是安慰安慰，就覺得......事情就這樣發生了。”
王友琴表示，八一學校退休教師陳秋影認為，當初習近平是個好孩子，沒有學壞。
王友琴說：“據說還把他去遊了個街，但這個老師說她沒看見，隻是聽說。但打他（的事）習近平跟她（談過），他們兩個人講過的。她說後來她到福建去看他（習近平）還提起這件事。就說習近平挺客氣，她去福建嘛，所以這個老師就老強調，她就覺得他還是好的孩子，就是他也沒跟著人家學壞，因為八一學校後來也有一個托兒所的人自殺了。”
美國之音記者問道： “習近平當時的這種經曆和他們家當時的遭遇，從他現在的表現來看，他對當年的那個苦難或者那種悲劇的曆史，您覺得他有沒有吸取教訓，或者他從中得到了什麽，收獲了什麽？”
王友琴回答說：“我不知道他對這個事情表示過什麽。但是我知道他跟陳秋影老師一直都還有一些來往。前幾年他去八一學校，那天是教師節嘛。（網上）還有陳秋影老師跟他的合影。我自己覺得陳秋影老師他們都知道誰打了他，發生了什麽事情。他們也覺得這些事情應該被記錄的，被譴責的。但是我不太清楚其他的一些做法是什麽人在做的。因為我們不知道，所以我現在能做的就是，我了解到的事情把它如實寫出來就好了。”
卞仲耘遇難後遺屬抗爭半世紀未果
1952年出生的王友琴在1966年文革開始時在高幹後代雲集的北師大女附中（現為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讀書。紅衛兵運動中，北京第一個被批鬥毆打淩虐致死的卞仲耘就是該校三名副校長之一，當時校長一職空缺。卞仲耘之死是《文革受難者》書中最長的章節。對於有人辯解稱卞仲耘死於心髒病和高血壓，不是被毆打致死，王友琴認為這是企圖為當年紅衛兵暴行開脫罪責的無恥謊言。
1966年8月上旬，孩子們與母親卞仲耘遺體訣別。（王友琴提供圖片）
王友琴書：“我就是看到了才知道這是卞仲耘的血呀。我曾經住在這個宿舍樓裏。不大的一個宿舍，它五層。在一樓的走廊和那個樓梯拐角的地方就是血跡，”
王友琴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剛剛去世，這位百歲老人生前堅持為慘死在紅衛兵棍棒和軍用皮帶之下的亡妻討公道，但是沒有等到真相大白和打死卞仲耘的凶手們受到法律製裁。
1966年8月6日，王晶垚用新買的相機拍攝了卞仲耘被打死時留下的血衣。（王友琴提供圖片）
王友琴說：“我在1993年第一次見到了王晶垚先生， 1966年他才45歲，因為他比卞仲耘校長年輕5歲，所以今年他100歲了，也就是說在卞仲耘校長被打死以後，他活了55年。我覺得他是受難者家人的這樣一個典範。他在當時就立刻去買了一個照相機，把這個屍體的照片，還有那個血衣，還有上麵寫的字，被打壞的手表，都照了相，他還照下了那個火葬場的這個青煙，他保存了他當時收集的所有的資料。他盡了他的努力，他想要把這個事情告訴大家，但是沒有人聽他的。”
卞仲耘生前留下的與王晶垚和孩子們全家福合照。（王友琴提供圖片）
王友琴對美國之音表示，1967年，北京紅衛兵抄家的高潮有所減退，王晶垚在家中一個櫥櫃裏設置了紀念卞仲耘的靈位。王友琴說，他八年後再婚的妻子是一位知書達理的退休教師，非常同情並支持王晶垚和孩子們追問卞仲耘被打死事實真相的努力。
王友琴說：“卞仲耘的骨灰原先就一直放在八寶山，後來王晶垚有一天去看的時候啊，就找不著了，他們調整的地方，把她那個骨灰盒按照什麽幹部級別怎麽重新擺了。王晶垚非常生氣，我後來都不知道這件事怎麽解決的。王晶垚就說我自己去買個墓地把它放起來，在八寶山放著還被拿來拿去。好像要照著級別重新放，還是怎麽回事。”
紅衛兵宋彬彬給毛澤東戴紅袖章。毛澤東給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 (圖片取自網絡 ）
2017年9月9日，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舉行90年校慶活動，校方將中共高幹宋任窮之女、當年的紅衛兵領袖宋彬彬評選為“知名校友”，把宋彬彬的大型展板豎立在學校大操場上，並將毛澤東與為其佩戴紅衛兵袖章的宋彬彬的合影和受難者卞仲耘的照片都刊登在《校史》和《圖誌》中。
王友琴告訴美國之音，王晶垚對北師大附中校方的那些作法提出了強烈抗議。
王友琴說：“師大女附中舉行90年校慶的時候，他很憤怒，因為學校把這個宋彬彬給毛澤東獻紅衛兵袖章的照片放成很大的一張放在這個在這個校園裏，然後他給這個女附中的校長寫了一封公開信，在這個公開信裏他寫了她（宋彬彬）獻的這個袖章上有卞仲耘的鮮血。”
2007年12月22號，王晶垚在致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校長袁愛俊的一封公開信中指出，宋彬彬作為當時學校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對卞仲耘之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信中表示強烈抗議校方在知情者明確提出異議的情況下，仍堅持將“知名校友”的榮譽授予宋彬彬。
王晶垚的公開信說，現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校方公然違背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結論。將宋彬彬的活動和“8.18”事件（注：毛首次接見紅衛兵）作為光榮業績加以炫耀。這是對中國全體文革受難者及其家屬的再一次最嚴重的傷害，對曆史的褻瀆。公開信指出，這種肆無忌憚的舉動，是公然誘發“文革”卷土重來的危險信號，應該引起全黨全國人民的警覺。
2014年1月27日，王晶垚發表聲明表示拒絕宋彬彬等人就卞仲耘之死所作的道歉，稱其道歉虛偽，是以“‘沒有有效阻止’、‘沒有保護好’、‘欠缺基本的憲法常識和法律意識’開脫了她們在“八五事件”中應付的責任。”
王友琴：王晶垚要真相隻為不讓悲劇重演
2007年12月22號，王晶垚在致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校長袁愛俊的一封公開信中指出，宋彬彬作為當時學校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對卞仲耘之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信中表示強烈抗議校方在知情者明確提出異議的情況下，仍堅持將“知名校友”的榮譽授予宋彬彬。
中共老黨員、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離休幹部王晶垚的公開信說，現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校方公然違背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結論。將宋彬彬的活動和“8.18”事件（注：毛首次接見紅衛兵）作為光榮業績加以炫耀。這是對中國全體文革受難者及其家屬的再一次最嚴重的傷害，對曆史的褻瀆。公開信指出，這種肆無忌憚的舉動，是公然誘發“文革”卷土重來的危險信號，應該引起全黨全國人民的警覺。
王友琴：“但是我覺得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因為對他來說，這都是往事。大概是1980年，據說就給了他們家420塊錢。他不在家的時候，（相關人員）就丟在他們家就走了。你說他現在來說這些事，為了什麽？為錢嗎？為了出名嗎？當然都不是。他已經是一個老人。隻有為了不要讓這樣的事情重演，為了要說這樣的事是一種罪惡。”
2014年1月27日，王晶垚發表聲明表示拒絕宋彬彬等人就卞仲耘之死所作的道歉，稱其道歉虛偽，是以“‘沒有有效阻止’、‘沒有保護好’、‘欠缺基本的憲法常識和法律意識’開脫了她們在“八五事件”中應付的責任。”
王友琴1993年在母校。（王友琴提供圖片）
王友琴：必須銘記曆史
王友琴對美國之音指出，文革初期進駐北師大女附中的工作組的上級、原共青團中央要員胡啟立曾就卞仲耘之死向王晶垚表示道歉，但有些當年參與紅衛兵運動的人不僅至今沒有真誠懺悔、道歉，反而急於抵賴那段恐怖血腥的曆史事實，甚至蓄意篡改、美化，這就是在搞曆史虛無主義。
她說，《史記》作者司馬遷記述秦始皇“焚書坑儒”時，距離事件發生已過100多年，毛澤東鼓動紅衛兵“焚書坑儒”並肆意殺戮，距今已有55年，必須記錄下來，傳給後世引以為戒。
王友琴：文革災難不容重複
芝加哥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王友琴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話采訪時就回顧紅八月和紅衛兵暴行的現實意義等問題發表了看法。
王友琴在書房（王友琴提供圖片）
王友琴：“現實意義就是這樣的事情第一不可以再來，不可以說謊，第二這些人這些（事）不可以輕描淡寫，就把它說過去了。不可以的，這麽多人死了，這麽多人當了凶手，不是要追查，現在不可能舉行審判來抓這些凶手了。問題就是你現在至少要承認這些事是有的。我跟你說北京市打死了1772人，北京的很多人說不是，不夠，這是重要的。第二，有很多人在恐怖之下自殺。我寫了（中國醫學科學院抗菌素研究所所長）張為申就是這個事嘛，他就是8月28號和妻子一起自殺的。他們做了青黴素、鏈黴素，就是做藥的人。我們在病毒時代就更應該想到這件事情了嘛。如果有病毒，有人做出這個藥來就不會有那麽大的問題了嘛。但是文革首先把老師和校長打死了，把做藥的人給害死了。老舍先生自殺是8月23號。這個我都寫出來了。他為什麽自殺？就是先在孔廟裏，把他們一圈人跪在那，中間燒著戲裝。後邊紅衛兵打，前麵是火堆。我采訪過蕭軍，蕭軍當時就跪在老舍旁邊。老舍第二天自殺的。”
王友琴：調查未發現沒挨打的校長
王友琴告訴美國之音，在她采訪調查的十所女子中學裏，包括北師大女附中，有三位校長和三位老師在紅八月裏被打死。這裏並不包括被打被羞辱之後所謂自殺的人。
王友琴說：“群體性的迫害嘛。校長是個罪名嗎？我去問過，我沒有問到過沒挨打的校長。你發一個統計，如果某個校長沒挨過打，請告訴我。小學校長都被打死了，你看我書裏寫的，北京寬街小學的校長和這個教導主任都被打死了。”
北京日報曾透露文革受難者數字
王友琴是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知名學者。文革期間，她作為知青到雲南上山下鄉。1979年，她以全國高考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係，1988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獲文學博士學位。1994年，她寫了《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中英文兩個版本的曆史研究著述，引起讀學界 注意。
2004年，香港開放出版社出版了王友琴所寫52萬字的《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和殺戮的尋訪實錄》。
曆史照片：文革期間在上海市內張貼的“絞死劉少奇”的宣傳畫。(1967年5月27日)
書中有這樣一段記述：半年以後，劉少奇和鄧小平也被“打倒”了。劉少奇的在師大女附中上學的女兒被迫離開家，搬到學校的宿舍。一天在宿舍裏有人問她：“喂，劉亭亭，聽說你在‘紅八 月’時打死了三個人，是嗎？”她回答說：“那是我吹牛。那時候打死人光榮。我就說打死了三個人。”
王友琴認為，對於文革亂象之慘烈程度，毛澤東心知肚明。
王友琴說：“我覺得， 上麵的領導人是知道的，因為這個他們告訴我北京就是每一天都上報了打死人的數字當然不是很精確的統計，但是他們是每一天上報的，而且不止一個渠道，有好幾個渠道向上報告。所以，文革結束以後，在1980年的北京日報上，他們發表了一個文章，那個時候是批評文革的做法啊，有一句話就是說，在8月到9月初的20天裏麵，北京城一共打死了1772人。他們沒有公布這些人的名字，也沒有說是怎麽回事，就是有這麽一句話。我當時是北京大學的學生，我看到了這篇文章，所以我把這個報紙留了下來。”
王友琴還在1985年的一份官方報紙上發現了一批被認為與文革受難者有關的名字和銀行信息。
王友琴說：“在80年代，北京日報也曾經發表過800多個人的名字。這是已經到1985年了，這些人的銀行存折沒有人領取，所以他們把這個名字公布出來。所以，別人馬上就想到，這就是那些文化革命中間被打死害死的人的銀行存折，所以他們登在報紙上。我認識的一名受難者的女兒，就是看到了那個名單上的名字，所以他她去銀行領到了她被打死的母親的存折。”
文革陰魂未散 民眾心有餘悸
9月9日是毛澤東去世45周年。這位文革的發動和領導者至今在中國社會仍然擁有大量崇拜者，稱作“毛粉”，這顯示文革結束45年後文革式政治運動的土壤和環境在中國社會依然存在。
在談到毛澤東既然了解當時的社會動亂和任意殺戮現象，為什麽還放任這種殘暴繼續時，王友琴表示，就是為了製造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
王友琴說：“1968年開始的所謂清理階級隊伍中間，一個新的所謂革命政權叫做革命委員會吧，那次害死的人比1966年的更多，這是為什麽？呃，我自己的解釋，這樣的暴力和這樣的恐怖就是控製人民的最強有力的方法。所以一直到55年之後，你看現在，有很多人你去問他文革的事兒，他馬上就說不想說這個事兒，你就知道這種恐怖的力量有多大，這個影響有多麽長遠，所以文革的暴力迫害和殺戮不僅毀掉了那麽多人的生命，而且就是帶來的長久的恐怖，我自己認為就是毀壞了人們的道德。因為恐懼，因為怕什麽，就不要再談這些事兒。”
當被美國之音記者問到這對社會、民族有何影響時，王友琴回答說：“我就覺得人們不願意麵對事實，甚至最近幾年來有人就否認這些事情，說這都是王友琴寫的故事，不是曆史。其實他們也從來說不出來，什麽地方是故事不是曆史。第二，我覺得就是對道德的損壞。說謊，不 麵對事實，這是一個很大的災難啊。但是這怎麽是虛構的呀，這麽多的人名，659個人名字，或者現在有850個人名字，當然不是文革的全部的受難者，這隻是我能找到的，我能寫出來的。難道這些人就應該被忘卻嗎？這是不可以的，我覺得。”
王友琴：篡改曆史意味著有人想製造什麽樣的將來
有評論人士認為，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在許多方麵追隨或模仿毛澤東，導致文革沉渣再度泛起，社會上出現了鼓勵學生舉報老師或“不得妄議”等與文革中 “隻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似曾相識的那種荒唐現象。
2016年7月26日，胡德華在炎黃春秋雜誌社驅趕侵占該社的官方人員。（網友提供）
美國之音記者問王友琴：“現在是不是有一些方麵跟文革可以去類比了？對人、對社會的一些衝擊或者傷害，比方說對知識分子發表言論的這些人，對律師，學校裏學生舉報老師，然後就是根據言論來治罪。最近又發生了對企業家的所謂共同富裕，讓他們把財產拿出來。趙薇也被封殺了，演藝界人士現在也噤若寒蟬。還有提過上山下鄉是什麽社會的進步之類的，炎黃春秋這樣一個寫真實曆史的雜誌也被封殺。您怎麽看這些問題？ “
北京文革博物館展示一幅描繪劉少奇臨死時刻的畫作（1998年11月23日））
王友琴回答說：“我覺得我們應該認識到，寫曆史不是隻關於曆史。就是有些人他們在控製怎麽寫曆史。你把曆史改寫了，也就知道這些人想要製造一個什麽樣的將來。如果你覺得文革時一個探索，而不是一個罪惡。如果你覺得打死卞仲耘校長是不值得一提的一件小事，那是不是意味著我們還會要做這樣的事呢？我們還會重複這樣的不講法律、反人類的殘忍的做法？我覺得這是應該特別討論的一個問題。是啊，你可以去看我的書裏寫到過，劉少奇當時是國家主席，這個國家的第二號人物。他被秘密逮捕和囚禁。他都已經癱瘓了，據說還綁在床上。這是一種虐殺呀！這對任何人都不可以能做的事嘛。這些事情我覺得應該辯論清楚。因為我們的將來是什麽樣子的，我們當然普通人現在可能你覺得沒有太大的影響力。但是你可以爭取有，你要知道你要的是什麽樣子的（將來）。你認為這樣的做法是對的嗎？所以，這是我要說的。這一本書裏寫的659個人全部都得到了平反。但是這本書，有很多盜版本，在北京和外地都有，當然現在盜版本也都不可能了。這個書放到網頁上傳，然後也經常遭到禁止。像關雅琴這樣一個18歲的小服務員在卞仲耘被打死的三個星期以後被打死，也不準說，這是什麽意思？我覺得我們應該起來抗爭。這不是寫曆史的問題，這是一個關係到我們的價值觀念，我們的道德原則和我們的理想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官方對文革的定性近年來出現多次反複。從八十年代的曆史問題決議對文革作出的否定修改為“艱辛探索”，最近又改成“帶來嚴重災難的政治運動”。
文革定性又被改寫
8月26日，新華社發表的中宣部一篇長文《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使命與行動價值》中，“文化大革命”被注釋為：“簡稱文革，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中國進行的一場由毛澤東錯誤發動、廣大群眾參與並卷入其中，被林彪、江青集團利用，給中國共產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政治運動。”
與早期的官方定性相比，新的定義直接點名由毛澤東發動，而非含糊地以“領導人”代之。而林彪、江青集團，不再稱“反革命”集團。同時，加上了“廣大群眾參與並卷入其中”這個頗為意味深長的短語。
這篇被稱為“文獻的冗長文章被認為是為今年晚些時候召開的中共19屆六中全會將要推出的第三個曆史問題決議鋪墊、定調。
習近平執政以後，無論是在文革的問題上，還是在共產黨建政以來發生的曆次運動上，習近平是否對這些曆史進行過深刻的反省呢？
1964年10月8日，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國領導人觀看《紅色娘子軍》，並與演員合影。後來的文革中，有大字報批判主要演員白淑湘說，毛主席和劉少奇接見演員時，別人喊毛主席萬歲，而白淑湘喊劉主席萬歲
王友琴說：“我沒有聽到過他的直接的言談。但是 從那個教科書的修改這件事情上，我覺得看見一個不好的趨向，所以你看一下，在現在我們有的這個鈔票上在1990年版100元鈔票上，是有毛劉朱周4個人的頭像，在2000年就改成一個人了，因為在當時大家還記得啊，還有劉少奇呀，還有周恩來啊，還有朱德呀，特別是劉少奇是文革中間被害死的，那應該把他放在照片上。可是後來曆史就被演化了，就不需要了，就變成從4個人人像變成了一個。這就是一個傾向。但是，我覺得也會有不同的態度和不同的做法的。這就是看我們大家的價值觀是什麽，我們大家的努力是什麽？我自己覺得，第一我們要尊重事實，事實是什麽樣就是什麽樣的，就是要寫事實的嘛。第二就是我們也要有一個的道德觀念。就是說人血不是水啊，人不是可以被用來做工具做什麽，就隨意殺害的。”
近期，北京當局連出重拳猛擊意識形態、教育、文藝、工商、金融等領域，進行 “運動式”整治。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看來執意打破幹滿兩屆交權的這個黨內沿襲二十多年的不成文規矩，謀求繼續連任。
上周，一篇題為“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的網文罕見地獲得新華網、人民網等中共黨媒和數十家官方媒體轉載，轟動整個中國輿論場，引起不少網民熱議和毛粉、左派人士追捧。眾多評論人士把最初發表在微信公眾號的這篇署名李光滿的文章視為發動“二次文革”的一個明確信號。
這篇來勢洶洶、盛讚“血性回歸”的革命大字報式文章，在獲得各大官媒高調轉載幾天後後突然失聲，並由經常在敏感話題上傳遞官方意圖的喉舌環球時報胡錫進出麵批駁予以否定。
上述這些宣傳口徑搖擺不定、進退失據的異常情況被一些分析人士解讀為與中共高層意見分歧和內部權鬥加劇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