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16日，在阿富汗喀布爾機場混亂的撤退現場，一架美軍C-17運輸機升空。接著，人們看見兩個身影從飛機上墜落。三天後，阿富汗媒體確認，其中一位是阿富汗青年足球隊隊員紮基·安瓦裏（Zaki Anwari）。
這位年輕的足球運動員出生於2003年3月21日，是全家最小的孩子。在家人、教練和朋友們的口中，他是個善良、幽默的人。“每個人都喜歡他。”紮基的哥哥紮基爾·安瓦裏（Zakir Anwari）說。
紮基的朋友賽義德告訴鳳凰網《在人間》，他和紮基曾經是同班同學，放學後經常一起玩足球。2019年，他跟著全家離開阿富汗，臨別時，紮基送了一個特殊的禮物——在他臉上輕拍了三下、打了一拳，最後親了一口額頭。他們此後一直保持著聯係。
塔利班蔑視體育競技活動，足球隊不僅麵臨解散，球員還可能遭遇報複。他們踢球的綠茵場，正是上一段時期塔利班治下施行公開處決——斬首、槍殺、石刑、斷肢的地方。無數阿富汗運動員想要逃離塔利班的掌控，紮基隻不過是其中一個。
大國政治、宗教、軍事、貧窮、曆史，所有宏觀因素在阿富汗聚集，將這個命運多舛的國家在一個月內攪成了一個巨大的泥潭，吞噬著人們熟知的日常，也吞噬著生命。它讓一個名為紮基·安瓦裏的年輕生命在2021年8月16日戛然而止，也讓無數阿富汗人的命運走向了未知的迷霧中。
鳳凰網《在人間》獨家采訪了紮基的哥哥紮基爾，以下為他的口述：
■ 紮基（左）與哥哥紮基爾（紮基爾供圖，下同）。
我叫紮基爾，是紮基的哥哥，比他大兩歲。我們是四兄弟，上麵還有兩個哥哥。我們家在阿富汗算是中產階級。父親曾在通信部門工作，很早前退了休；現在，他開了一家賣手機的店。紮基偶爾會去店裏幫忙。
紮基是家裏最小的孩子，不管是在學校、街區，還是店鋪、球場，都比我更受歡迎。 大家喜歡他的幽默、善良和熱情；也 喜歡他待人接物的方式。 放學回家的時候，他用自己獨特而搞笑的方式跟大家打招呼。 有時候，他坐在父親身旁，捏一捏他，隨後發出一陣爆笑聲。 在學校，他模仿老師，逗得老師和同學大笑。 他讓每個人開心。 大家也都愛他。 即便在今天，人們隻要看到照片（想起他的事跡），還會落淚。
紮基在Isteqlal高中（注：一所法國政府資助的學校）上學，學習非常努力，每門功課都是A，老師很喜歡他。我也是從這所學校畢業的。因為年紀大些，一開始大家都稱他為“紮基爾的弟弟”，但後來他在學校比我更出名。
如果塔利班沒有攻占喀布爾，按照原計劃，紮基打算出國上學。他剛剛考了十二年級的期中考試，隻剩下一門課還沒考。我們關係好，他會跟我說任何事。他總說：我不想在阿富汗上大學，我想去留學。這個夏天，他便為此努力著。紮基準備參加Kankor考試（注：阿富汗的大學入學考試，類似高考），在校外報了三門課，又在Muslim Institute上英語課程。他希望通過Kankor考試，獲得獎學金，然後順利留學。
■ 穿著球服的紮基在綠茵場上。
他第一次接觸足球，是剛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那時，我上三年級。
放學回家的路上，我們經過一個名叫Shahr的公園，總會玩會兒足球。20年前，我們家日子不太好，買不起足球。我倆就用板球、塑料瓶或其他東西代替。
他的第一個教練也是我。我在灰撲撲的廣場上，教他足球技術。媽媽老幫我們洗球衣，但每次踢完球，衣服又變得髒兮兮的，像好幾天沒洗似的。
沒過幾年，紮基的球技就比我好了。每個人都想跟他組隊。如果你問他的朋友，大家都會告訴你，他的球踢得真好。
我們就是在這個地方長大的。後來，我們還在shahr公園的操場上打比賽，有時還跟比較專業的球隊對抗。那時太快樂了。
紮基從小跟我一塊玩。他小學三年級的時候，也成了一名足球愛好者。我最喜歡的球隊是巴薩，他也跟著我喜歡上了巴薩，從不錯過它的任何一場比賽。阿富汗跟歐洲有時差，巴薩的比賽總是在阿富汗時間的深夜或淩晨，但這阻擋不了紮基。我記得有一次淩晨兩點半了，我倆還在看皇家馬德裏對陣巴薩的球賽。
紮基最喜歡的球星是梅西。他小時候在自己的書本和筆記本上貼滿了梅西的照片，還有很多偶像的海報。他希望成為像梅西一樣的足球明星，活躍在國內和國際賽場上。他打算出國深造，也為了實現這個夢想。他渴望成為激勵大家的偶像，讓整個家族、整個阿富汗以他為榮。
■ 紮基與哥哥的自拍。
我和弟弟從沒在塔利班的統治下生活過。我隻聽說，女孩不允許去學校（12歲必須回家），還有其他非常糟糕的事。
我出生在二十年前，還未見過今天這樣的阿富汗。每天我都聽說有爆炸、搶劫發生。這裏並不安全，什麽事都可能發生。阿富汗的巨變、機場的混亂、人們談論塔利班的樣子……這些讓他感到緊張。
8月16日當天，婚後在外居住的大哥來到我們家。二哥有護照，還有為外國人工資的證明。當時的一個謠言講，隻要擁有為外國人工作的證明，哪怕沒有簽證，也可以在幫助下離開阿富汗。大哥跟二哥說，這是一個逃往國外的機會，即便四兄弟中隻有一人出去，對整個家族來說也有利。當他倆準備去機場碰碰運氣的時候，紮基嚷著要一起去，理由是協助看車。
他穿著一身開心果綠色的阿富汗長衫，還有我的坎肩和涼鞋。坎肩裏有我的口罩和耳機。他隻帶了自己的一個手機和手表。大約十點鍾的時候，他們啟程去機場，我也出門了。
10點57分左右，紮基打了一通電話給我。我問他們“在哪裏”。他說：“大哥和二哥都在飛機附近。我關了車門，跳下了牆，也接近飛機了……我現在到了一個地方，他們要我寫下名字，但不讓我帶手機進去。我得扔掉手機。”
我大叫著：“別去！別去！回來，回到車裏。”
紮基說：“把一切交給神吧，哥哥，這是個挺好的機會。”
很多人聚集在機場一帶。沒有護照和簽證的阿富汗人也湧向那邊。紮基將離開想得太過簡單。也許他聽信了謠言，或者他太過害怕塔利班，又或者看到別人去了機場就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總之，那一天一切都不正常，我也不知道他怎麽想的。
他掛斷了電話。我沒太在意。11點15分的時候，紮基又打電話給我母親，說“為他祈禱”。我母親非常擔憂，大聲地阻撓道：“別去！別去！趕緊回家！你沒有護照和簽證，怎麽去？”但最終，他沒有聽母親的話。
10到15分鍾後，紮基的電話打來了。那時，我和姐姐、母親待在家裏。姐姐接了電話，以為是紮基，跟那邊打招呼。電話那頭的人卻問：你是誰？我姐姐道明身份後，那個陌生人說，紮基死了。
頃刻間，我腦袋一片空白。家裏的人嚎啕大哭。我揣著手機，走出家門，嚐試聯係紮基。電話通了。我問對方“你是誰”？那個人回答，“你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他，他死在飛機輪子下。叫救護車來機場吧。”說完，電話就掛了。我無法用任何言語來形容當時的感受。
我立馬趕往機場。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目睹現場的混亂。我看到塔利班的人對著人群開槍，不讓我們進去。一個塔利班士兵發現了我，用棍子擊打我的大腿和後背，但我忍著疼痛逃跑了。我不記得自己是怎麽闖進去的。等我到候機樓的時候，人潮擁擠不堪，仿佛全喀布爾的人都在機場。人群裏，有男人女人，也有小孩老人。
我整個人失魂落魄，隻知道四處尋找弟弟，迫切地追問，“這一切是不是真的？”然而，他們說，是真的，真的發生了……他們還描述了我弟弟的著裝。我不敢相信，真的不能相信，我叫喊著“這些是謊言”、“全是假的”。我繼續尋找，找遍了每個角落，還去了機場跑道。那兒站著美國士兵。我用英語問他們弟弟的情況。他們指了指，說遺體在那兒。我跑過去，看到了幾具遺體，都是當天死去的人，但沒有弟弟。
我逮到一個人問“到底發生了什麽”？他給我看了三張機場遇難者的照片。第一張不是，第二張就是我的弟弟紮基。他的臉已經摔得不能辨認，但那身衣服我認得。那一刻，雙腳突然失去力量，我摔倒在地。實在太難了，沒人能承受這樣的痛苦。
當重新站起來後，我繼續尋找起遺體的下落。有人說，遺體被拉去了四百床醫院（400-Bed Hospital）。我不知道該做什麽，便離開機場，直奔醫院。
到了醫院，大哥和其他幾個親戚也在。那裏有八具遺體，但沒有紮基的。我們又去了Wazir Akbar Khan醫院，那兒有四具遺體，紮基的也不在。我們心存希望，既然沒有弟弟的遺體，那他可能還活著。
當天晚上，家裏每個人都哭了，祈禱紮基尚在人間。
翌日周二，我們又去了一趟四百床醫院。昨晚九點鍾又有兩具遺體送過來。哥哥不讓我進去。我在外麵焦灼地等待 。等他們出來後，告訴我見到遺體的時候，第二具就是紮基。他們在那裏把他放入棺材。
醫院不肯借救護車，我們費了好大力氣，才租到一輛。帶著紮基的遺體，我們回了家，為他舉行了葬禮。
我是最了解紮基的人。他出國隻是為了上學，不是不回來。他曾經有非法離開的機會，但那時沒有走。我們生長於一個宗教家庭。父親總提醒我們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因此，弟弟的一個心願是讓母親高興。他的幸福和我們的幸福相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