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鄭真宜，50後，出生於上海的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在我童年時代，一家人過得相當富足快樂。可惜好景不長，我11歲那年家道中落，仿佛一下子從雲端跌下。
此後我便被一雙無形的命運之手推著向前，先是從上海來到北京當兵，之後又飛到美國留學工作，一個人單槍匹馬地闖蕩。還沒來得及察覺，大半生時光已飛逝而去。
如今我66歲了，既無伴侶也無孩子，孤身一人過著晚年生活。回顧過往偶有傷感，同時又覺得欣慰。父母已安然走完人生最後一程，兩個哥哥和一個妹妹都成家立業，我的事業也都交由他人打理。餘下的時光，我終於可以不被任何事情牽絆，全心全意為自己而活。
我一個人在上海租房住，這是最近在家裏拍的照片。
我從美國回來是在2016年，一到上海又搬回到童年時住過的五原路上。幾十年過去，上海的變化天翻地覆，唯獨五原路仍留在舊時光裏，一樣寬闊的街道、蔽日的梧桐樹、兩旁整齊的洋房，恍惚間，好像我從未離開過似的。
五原路街景，這是我最近拍的。
上一次搬進五原路還是在我三歲的時候，那時家裏富裕，父母兩人都有著令人羨慕的好工作。我父親擅長音樂，是上海音樂學院的小提琴和中提琴教授，母親是淮海醫院的醫生。我上頭有兩個哥哥，後麵還有一個妹妹，為了照顧好幾個孩子，家裏專門請了兩位阿姨負責做飯、打掃衛生。
1961年，我（前排右一）和父母、兄妹的全家福。
從我記事起，家裏就備齊了電話、放映機、三角鋼琴等等，這可全是那個年代的稀罕物，我那趕時髦的父親甚至還擁有兩輛摩托車。此外，我的衣服和玩具也大都是進口洋貨，走在外麵，大家總愛戲稱我為“大小姐”。
我父親叫鄭金鑾，上世紀五十年代，他常在上海蘭心大戲院（今“蘭心劇院”）舉辦小提琴獨奏音樂會，母親隻要不加班，也會穿上精美的旗袍，踩著高跟鞋，帶我們兄妹四個赴會。音樂會座無虛席，看著舞台中央優雅的父親，我心裏別提有多自豪。回到家中，母親若是起興也會彈幾首鋼琴曲解悶。可以說，我們兄妹幾個從小就是在父母的音樂熏陶下長大的。
我父親出生於書香世家，母親是商人的女兒，倆人門當戶對。
和兩個哥哥一樣，我從三歲那年開始學習音樂。在我家，小提琴是必修樂器，另外還要再自選一門樂器作為輔修，我選的是鋼琴。小提琴由我父親親自教，他性情溫和，對小孩子很寬容，我練小提琴時拉錯了弦也不指責，隻是咳嗽兩聲，一聽見他咳嗽我就趕緊停下來看看譜子，再重新來過。AD
相比之下母親要嚴格很多，她雖然會彈鋼琴，還是請了更專業的老師來教我，一聽見我彈錯會直接上手打我屁股。上小學時，我每天放學第一件事就是被母親監督著練琴，吃完晚飯還要繼續練，幾乎沒有放鬆時間。看見鄰居家孩子聚在一塊玩啊鬧啊，我心裏羨慕得直癢癢，可隻能乖乖坐在琴凳上。
三歲那年的照片，琴有點重，小小的我拿著還挺費勁的。
年齡稍大一些後，我對練琴這件事慢慢不那麽抵觸了，在家沒事還不自覺地哼著歌自彈自唱，母親見我聲音條件不錯，又找來家庭老師教我唱歌跳舞。於是小小年紀的我便有了一身本領，不僅會拉小提琴、彈鋼琴，還能唱會跳，人見人愛。
我在藝術上全麵開花，文化課卻一塌糊塗，尤其數學。那會兒成績是5分製，5分是滿分，3分是不及格，而我的數學成績永遠隻能拿到2-，試卷拿回家也不敢跟父母說，隻能偷出印有父親名字的圖章敲在試卷上交差。次數多了，老師起了疑心，電話打到家裏事情才敗露。
這之後，母親不再每天逼我練琴，一得空就叫我做算術題。大概精力和天賦都用在音樂上了，我對數學有種天然的排斥，看見數字就兩眼發直......沒辦法，母親隻得教我用手指頭做加減運算。手指頭不夠，就把鞋脫了數腳趾，再不行，拿一捧豌豆或一盒火柴棍擺在我跟前。這些笨方法不但不奏效，還讓原本開朗的我變得呆愣愣的，一攤開書本就眼淚直流。
練琴時的我，和做算術時的我完全是兩個人。
父親是自由主義者，見我被數學逼得發瘋，安慰我母親順其自然，“我看她以後活得下去的”。母親這才接受現實，叮囑我好好學音樂，將來千萬不要做跟數學扯上關係的工作。我深知自己別無所長，對音樂越發上心了，很少再挨罵。
因為父母開明，我的童年還算幸福，過得也很充實。可就在1966年，國內環境陡變，父親丟了工作，母親被派去農村當赤腳醫生，兩個哥哥成為下鄉知青，家裏隻剩下11歲的我和妹妹相依為命。為了養活妹妹，我每天去菜市場剝毛豆，剝一斤才給三分錢，一天下來指甲裏全是血......AD
為了不讓父母失望，我每天早上五點就起床練琴，靠練樣板戲把基本功打得越來越牢。在一次偶然的登台表演中，總政歌舞團的招生組看中了我，想讓我進團當文藝兵。總政歌舞團多風光啊！在軍隊歌舞團係統中處於最高地位，能進去的人鳳毛麟角，像蔡國慶、毛阿敏、李雙江這些後來耳熟能詳的明星都是從總政出來的。
1970年，總政歌舞團招生組成員和我母親（左一）、父親（左二）、妹妹（左四）的合影。
我自然不能錯過這寶貴的機會。1968年冬天，父母結束下放平安回家後，13歲的我便一個人從上海坐火車去了北京。這是我第一次獨自離家，雖然個頭已經超過一米六，看起來和成年女孩無異，心智卻遠未成熟。進團前兩個月，我幾乎每天都哭鼻子，有時因為想念家人，有時因為部隊生活過於嚴格枯燥。
清晨的起床號令吹響後，我很難在兩分鍾內穿戴整齊、打好背包，緊急集合時總是衣衫不整，時不時被班長訓斥。每天清晨的長跑，對我來說簡直和萬裏長征差不多，跑完步還要打掃衛生、洗漱吃飯，接著是排練節目，沒有節目時還要練琴、練唱、練舞，循環往複。
好在作為歌隊裏年齡最小的女孩，我的才藝水平很拔尖。小提琴和鋼琴自不必說，聲樂學習也從沒斷過。前幾年，在一家人連生存都成問題的情況下，母親仍借錢給我請家庭老師，她說，“你可以不吃飯，可以穿得很破，可以節約家裏所有開支，但教育上不能省。”憑借紮實的童子功，13歲的我成了團裏多才多藝的小教員，頗受大家喜愛。
少女時期的我多才多藝、活潑可愛。
進部隊第一年，我每月工資是六塊三毛，此後每年工資會漲個一兩塊錢，直到第五年，我憑借過硬的成績成功提幹，工資一下漲到了56元，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這絕對算得上高收入。
我每個月隻留下極少的一部分用來買郵票、信紙、衛生巾，剩下的大部分給父母，少部分用來接濟兩個剛參加工作入不敷出的哥哥，這樣的狀況一直持續到我嫁人。
25歲那年，我嫁給了團裏一位相識多年的戰友。自從13歲離家進部隊，我的整個青春期都在部隊度過，沒有任何社會經驗，對婚姻、戀愛更是毫無概念，等到真的和一個男人組成了家庭，才發現這是上蒼跟我開的一個玩笑。婚後沒多久我就意外流產，還落下了終身不孕的後遺症，沒多久我們便宣告離婚，這段經曆對我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
婚前的我總是滿臉陽光。如果沒有那場失敗的婚姻，我的人生或許會更幸福一些。
1983年，我帶著一顆破碎的心請假回到上海。為了讓我擺脫陰霾，母親建議我去她的出生地香港散散心，那時外婆已經離世，我隻能借住在表舅家。表舅在香港當警察，人脈很廣，見人就誇耀我是總政歌舞團的。時間久了，還真有工會邀請我去表演。
原本想著閑著也是閑著，表演一下無妨，沒想到竟然演出了名氣。工會之後，香港老人院、大學學生會、上海同鄉會都來找我，各類藝術團體的邀請也紛至遝來。我是純義務演出，但每次演出結束，負責人會堅持塞給我一個紅包，少的有幾百港元，多的時候兩三千，而我那會兒在總政的月工資才100元出頭。
在香港攢的幾千元港幣，我盡數交給了父母，他們一直沒舍得花。
掙錢還是其次，在香港逗留的三四個月，我很慶幸認識了對我有知遇之恩的黃教授，他曾經在美國林肯大學留學，彼時在香港的大學教英文，看過我的表演問我：你唱歌、拉琴這麽好，要不要去美國讀書？
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啊，身邊留學歐美的人屈指可數，而我家經濟也不寬裕，父親剛恢複工作，妹妹在上海音樂學院讀書，家裏光每月房租就高達幾十元，十多年裏還欠了兩三萬元外債。留學這件事對我來說太過遙遠，黃教授卻堅持為我寫了一份英文申請書，將我的聲樂、小提琴磁帶寄去美國。沒想到等我回上海不久，林肯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就寄到了我家，還提供全額獎學金！
看到錄取通知書，父母高興壞了，他倆一個是杭州國立音專畢業的，一個是浙江私立廣濟醫學各科專門學校畢業的，思想都很開明，一直鼓勵四個孩子學習深造、開拓眼界。我由於婚姻破裂加上意外流產，本就不願再回到北京那個傷心之地，此刻有另一條出路擺在眼前，自然把它當成了救命稻草。
在父母的支持下，我幾乎不假思索地就決定要去美國，並在很短的時間內辦理了轉業手續，拿到1萬多元轉業費。
轉業前我和父親的合影，我的軍旅生涯一共十四年。
轉業費看似不少，但當時國內隻允許兌換15美金的外匯數額，人民幣再多也帶不去美國。二哥替我想了個主意，他連夜去蘇州花一萬元買了把高級小提琴，讓我把琴帶在身上，生活不下去了就賣琴換錢。
離家前夕，我抱著琴久久無法入睡，內心很掙紮。琴帶走了，家人的生活怎麽辦？可如果不帶琴，我真能靠著15美金在遙遠的大洋彼岸活下去嗎？
次日臨行前，我將琴塞在父親懷裏，信誓旦旦地向他和母親保證，自己肯定能在美國想辦法養活自己。聽了這話，父親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母親轉過身偷偷抹眼淚。經過生活的摧殘，倆人這會兒麵頰凹陷、鬢角頭發全白，看起來既蒼老又脆弱，看得我十分心疼。
很長的一段時間裏，父母總是穿得很樸素，沒有了往日的神采。
從上海到芝加哥的二十多個小時裏，我的眼淚幾乎沒斷過，除了對故土的不舍，還有對未來生活的擔憂，畢竟我全身上下除了兜裏的15美金，就隻有手裏拎著的破行李箱，裏頭放了一本英漢字典、一張全家福，和牙刷牙膏、衛生紙之類的日用品，用赤手空拳來形容也不為過。
等我真正下了飛機，憂慮變成了茫然。我以前沒見過真的外國人，此刻在我眼前來來去去的全是高個子外國人，膚色有黑有白，頭發有黃有綠，連眼珠子都是藍瑩瑩的。某個瞬間，我甚至懷疑自己是否還在地球上。
我不會英文、不認路、又沒錢，也找不到學校事先說好來接應的老師，隻能拎著行李箱在機場毫無目的地瞎走，越走越暈乎。最後，我抱著破罐子破摔的心情出了機場，也不管錢夠不夠，直接上了輛出租車，給司機遞上事先用英文寫好的學校地址，順利抵達林肯大學，連車費都是到校之後教務主任給付的。
初來乍到，語言成了我適應大學生活的最大障礙。我的室友名叫Lorry，是個白人女孩兒，藍眼睛紅頭發，剛見麵時，她眨巴著兩隻大眼睛盯著我看，嘰裏咕嚕說了串英語，我趕緊翻字典和她溝通。原來她是怕我不認路，邀我一塊兒去食堂吃飯。Lorry的友善讓我們很快成了朋友。我懸著的一顆心終於落下，在諾大的美國也算有個安身之所了。
我對英語一竅不通，隻能硬著頭皮上專業課。聽不懂就用錄音筆錄下來，托同學Susan幫我做些英文筆記，晚上再對照錄音和筆記通宵達旦地查字典。周末同學去看電影了，我繼續在宿舍寫作業，每天都睡得很晚。
Susan後來變成我的閨蜜和終身好友。
無奈我基礎太差，盡管拚了老命，凡是用英文作答的科目，比如電腦、音樂史，無一例外全得了D-，實在有些難為情。好在我的聲樂和小提琴都是A，並憑借出色的專業能力，成了學校樂隊的小提琴首席，還在歌舞劇中擔任女主角，一下子成了校園風雲人物。
在學校的生活還算平穩，真正的挑戰在寒暑假，得靠打工才能負擔起食宿費。我在快餐店找到了份暑假工，活兒不複雜，無非是烘焙、打掃衛生、收銀這些。我本已打定主意擼起袖子好好幹，沒想到第一天就因為多找了客人十幾美元被炒魷魚。
之後我又去一家中國餐館找了份跑堂的工作，時薪1美元，當時美國法律規定時薪不得低於5美元，老板娘開導我說服務員都是靠小費掙錢，我也就同意了。到底還是年輕啊，忙一天下來我才發現，中餐館的常客都是黑人、日本人、印度人，壓根沒有給小費的習慣，一天下來能掙到10美元都算多了。
有天我正忙著，老板娘和兩個想吃霸王餐的非裔吵了起來，其中一位把手伸進鼓囊囊的口袋，我憑當兵多年的直覺判斷那是把槍，趕緊提醒老板娘別要錢不要命！聽了這話，老板娘轉頭對她老公大喊：快撥打911！警察很快趕到了現場，有驚無險，但自那以後，我再也不願在飯店打工了。
30歲時的我，在大學這種開放環境中，穿著打扮也跟著洋氣起來。
不打工就沒錢，沒錢就活不下去。一籌莫展之際，學校給我介紹了幾場音樂表演活動。和當初在香港一樣，我的表演很受觀眾歡迎，謝幕時掌聲如雷。
那時中國改革開放不久，外國人對這個神秘的東方國家充滿了好奇，謝幕了也不肯放我走，問能不能介紹介紹中國。推辭不下，我將國人的衣食住行簡單說了說，他們竟也聽得很起勁。離場前，我和觀眾依次握手，一鬆手發現手裏有美元。這次表演讓我嚐到了甜頭，之後每逢寒暑假我都會應邀參加演出，每場表演至少能收獲幾百美元到幾千美元不等。
我離開祖國時身上隻有15美元，父母心疼卻無能為力，他們不知道的是，正是他倆對我的精心培養，讓聲音成了我的本錢，讓小提琴成了我的武器，而我靠著這兩樣東西，成功在美國活下來，並且活得還不錯，就像母親當初對我說的：一技在身，走遍天下都不怕。
和小提琴相依為命大半生，它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生活穩定下來之後，我不忍父母繼續受苦，把他倆也接了過來。父母來美國時已經六七十歲了，沒什麽勞動能力，加上人生地不熟的，隻能在家裏待著，由我負責他們的衣食住行。待了幾年後，父親時不時受邀去一些民間團體講學，母親則去芝加哥的一家醫院做英文翻譯，倆人在異國也有了獨立生活能力，我的負擔減輕了很多。
彼時二哥在我的幫助下也來到美國求學，畢業後我們同在芝加哥一家音樂培訓機構工作，機構的教學水準平平，我倆便萌生了自己創業辦學校的想法。
1998年，我和二哥貸款8萬美元用來租學校場地、買樂器，摸索著創業。沒錢請老師就靠自己教，最苦的時候，我帶了七八十個學生，忙得沒日沒夜。
我和二哥一手創辦的音樂培訓學校，同期有400多個學生。
前期雖然苦，學校卻比預料中發展得順利。不到半年我們就還清貸款，還花錢雇了老師，我和二哥也擺脫了光杆司令的處境，日子慢慢變得好過起來。2003年，我花30萬美元在芝加哥市郊買了獨棟別墅，考慮到兄妹們都已成立自己的小家，常年單身的我主動要求將父母接來一起住。
父母已經七八十歲了，需要專人照顧。學校最忙的時候，我嚐試著問他們願不願意去養老院，話音剛落，老人立馬淚水漣漣，像兩個孤苦無依的小孩。小時候，我每次去幼兒園都要撒潑打滾，一想到要麵對那些不認識的老師、同學就害怕得大哭。父母聽到“養老院”三個字，大概也是同樣的心情吧......
這之後，我再也不提養老院的事，每天給他們做飯、打掃衛生，帶他們去醫院看病，假期帶他們四處旅行。我13歲就離開家，早早失去了父母的陪伴，我一生都在尋找童年的愛，似乎隻要跟父母在一起，我的人生就是圓滿的。
父母的晚年很安詳 ，母親活到92歲，父親活到100歲。
然而人的精力有限，學校家裏兩頭操心最終累垮了我。2006年的一天，我的喉嚨突然失聲，被診斷為壓力過大導致的痙攣性發聲障礙，唯一的醫治方法是向喉部肌肉注射肉毒杆菌，這是一種劇毒神經麻痹劑，注射時稍有不慎都可能導致我終身失聲，且藥物效果每次隻能維持三個月。生病後，我逐步退出學校事務，將重心放在父母身上。
父母去世前一直勸我給自己找個伴，不然太孤獨了。我也不是沒想過，尤其夜裏入睡時，老覺得屋子空蕩得可怕。年輕時也有很多白人男孩追我，但身邊太多跨族婚姻不幸的案例，讓我始終不敢邁出下一步。更重要的是，西方人基本都是各過各的，而我想把父母帶在身邊，這是不可調和的矛盾。
母親走的時候，我們四兄妹都環繞在她身邊，大哥吹笛，二哥拉中提琴，我和妹妹拉小提琴，合奏她生前最愛的一首曲子，直至她的心電圖成一條水平直線。父親則活到了100歲高齡，和母親一樣，他生前最大的心願就是回到祖國，可惜因為年齡太大受不了長途顛簸沒能回來，去世時眼角還含著淚......
父母生前，我們一家六口曾在美國短暫地相聚。
從剛懂事起，我就老覺得自己來這世上一遭是為了報恩的，前半生做的大部分選擇、走的大部分路，都是為了父母能生活得更好。我對父母的愛，遠遠超過了對自己的愛。也因為這樣，當父母離世後，我內心悲痛欲絕，仿佛空了一塊，找不到人生的意義所在。
大哥對我說：“你回來吧！中國已經不是35年前的中國，已經不比美國差了，你沒必要再在那裏掙紮，你可以回到故鄉，讓我來照顧你。”聽了這話，我正式退出學校所有事務，帶著父母的遺願回到上海，住在我們一家人小時候住的五原路上。大哥住得離我不遠，我時不時去他那兒坐坐，他時不時上我這兒坐坐。有他在身邊，以前的那些回憶似乎還有跡可循。
回顧自己這大半輩子，其實是有點太追求完美了。我原以為這是優點，正因為追求完美，才能支撐我走這麽遠，才有了我在事業上的成功。但我現在意識到這是缺點，因為太追求完美，我這輩子活得太累了。
如今年過六旬，我終於想要鬆弛下來，在童年時住過的那棟樓裏租了個小房子，照自己的喜好買了好看的家具，置辦了一架鋼琴，在陽台上養了幾盆花。我本身不愛熱鬧，從來不去跳廣場舞，雖然也會羨慕同齡人兒孫繞膝，但還是過慣了自己一個人的生活。我做飯，彈琴，給花澆水，打扮自己，做一切熱愛的事情，把每天當成人生的最後一天來過。
雖然我喉嚨發聲困難，好在還能彈琴來抒發感情。
前段時間，我去出入境事務管理局辦長期居留證，工作人員問我有無父母、愛人、兒女，我搖了搖頭，對方卻說：太好了，你是孤老，可以辦三年居留證！奮鬥一輩子居然把自己活成了孤老，一想到這裏，我就覺得挺遺憾的。
但轉念一想，此時此刻不正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候嗎？我是孤老，所以我不需要顧慮任何人，不需要和任何人磨合，不需要忍耐任何人的習性，不需要為兒孫做飯、洗衣，我可以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開燈就開燈，想化妝就化妝，多少人想這樣還做不到呢！
等將來老到不能自理了，我就讓護工來照顧。其實我是主張安樂死的，可能太前衛了，親人們無法接受。我的墓地已經買好了，就在爸爸媽媽旁邊，可以去陪伴他們，周圍都是老美他們會覺得很悶的。
現在，我有一種人生才剛剛開篇的感覺，從前我都是忙著打拚，忙著讓家人過得好一些，現在的每分每秒，都是真真正正地為自己而活。一個人安度晚年也挺好，大概這就是命運對我最好的安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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