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圖出處：《斯大林之死》
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曾說：“盡管人類在所有其他科學領域都取得了進展，政府卻躑躅不前，在管理方式上與三四千年前相比並沒有好到哪裏去。”
曆史學家巴巴拉·W.塔奇曼曾經在《愚政進行曲：從木馬屠城到越南戰爭》中研究了曆史上著名且典型的政府愚行：特洛伊戰爭、文藝複興時期教皇導致的教廷分裂、英國喬治三世在美洲殖民地不切實際的政策，以及美國在越南的自欺欺人。除這四個事件之外，她也在書中遍舉古今中外的政府管理案例，歸納出了愚蠢政府的表現和一些可規避愚蠢行徑的製度。亞當斯是對的嗎？曆史會給我們答案。本期推送摘自《愚政進行曲：從木馬屠城到越南戰爭》。
如果經受一次又一次挫折卻明顯不思悔改是一種不理性的行為，那麽愚蠢行徑的主要表現則是拒絕理性思考。在斯多葛派看來，理性是“思考的火焰”，是世間萬物運行的航標，而國家的國王或統治者被認為是“神聖理性的奴仆”，上帝派他來是為了“維護地球上的秩序”。該理論的初衷令人欣慰，但現在“神聖理性”往往被非理性的人類弱點，比如野心、焦慮、追名逐利、愛麵子、幻想、自我妄想、成見等左右。雖說人類的思維方式是從前提到結論的邏輯過程，但這並不能證明它始終循規蹈矩、完美無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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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在管理國家的過程中缺乏理性，將會導致非常嚴重的後果，因為這將影響國家範圍內從公民、社會到文化的方方麵麵。這也是創立西方社會思想基礎的希臘哲學家所深切關注的問題。歐裏庇得斯在他最後的劇作中承認，道德的善惡非常神秘，像被蜘蛛咬了一口這樣的外部因素，或者諸如神仙聖靈的幹預等，都無法對此做出合理的解釋。這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東西，必須要時刻麵對。他的美狄亞[希臘神話中科爾喀斯國王之女，精通巫術，曾幫助伊阿宋從自己的父親那裏獲取金羊毛。]知道自己往往會頭腦發熱，“全然不顧自己的目的”。大約50年後，柏拉圖拚命教導人類要牢牢把握“神聖理性”，但最終他也不得不承認，他的同胞們的生活被感性所左右，一個又一個欲望和恐懼令他們一驚一乍，就像被操縱的木偶發出陣陣痙攣。他說，當理性的判斷不符合欲望的要求，人們的靈魂就深感不適，“當靈魂與作為自然法則的知識、見解或動機作對時，我稱之為愚蠢荒唐行徑”。
當談及政府時，柏拉圖認為，明智的統治者最在乎他最鍾情的東西，也就是最符合他自己利益的東西，而這就應該是國家最高利益。但柏拉圖並不確信統治者是否總是這麽循規蹈矩，於是就建議在國家未來統治者當政之前，應對他們進行考察檢驗，以此作為警示程序，確保他們按照規則發號施令，施展抱負。
隨著基督教的出現，人們又將個人責任返還給外部和超自然的力量，把自己交給上帝和魔鬼處置。18世紀曾經有過短暫的理性統治的輝煌時期，但隨後弗洛伊德又將我們帶回到歐裏庇得斯所說的時代，黑暗的統治力量重新抬頭。不論人們有多麽良好的意圖、多麽合理的願望，隱藏在靈魂深處不受理智約束的力量還是積習難改、一成不變。
芭芭拉·塔奇曼
影響政治方麵愚蠢行徑的最主要因素是權力欲，塔西佗稱之為“最明目張膽的欲望”。隻有淩駕於他人之上的權力才能滿足這種欲望，因此政府是實現這一欲望的最佳介質。經商也能帶來某種權力，但隻限於為數極少的頂尖成功人士，而即便他們也難以享受公職人員的權勢和頭銜，也沒有後者紅毯鋪地、摩托開道等威風凜凜的氣勢。其他職業，比如體育運動、科學研究，專業人士、創意和表演藝術等，能夠獲得各種形式的滿足感，但卻無從接近權力。他們是名人，能夠獲得追求地位的人員的青睞，提供香車美女和前呼後擁的崇拜，但這也隻是權力的外在表現，而非權力的本質。愚蠢行徑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門，人們隻有在這裏才能夠盛氣淩人、頤指氣使，但往往也因此而得意忘形、忘乎所以。
托馬斯·傑斐遜比大多數人都位高權重，而他對官職的看法也最尖酸刻薄。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如果有人覬覦官職，他的行為就開始墮落。”大西洋彼岸與他同時代的亞當·斯密看法更加尖銳，“就這樣……人們把生命中的一半精力都耗費在官職上；他們的貪婪和野心讓這個世界紛擾不斷，四處喧囂，劫掠橫行，事事不公，而這一切，都是為了爭奪一官半職。”他們兩人講的都是道德方麵的缺失，而不是能力。當某人在道德方麵出現問題，其他政治家不會對他有良好的評價。20世紀30年代，參議院要找一個人擔任主席，負責對軍火工業進行調查，和平運動的一位領袖征求參議員喬治·諾裏斯的意見。諾裏斯認為自己太老了，就先將自己排除在外，然後他順著同事的名單一個一個往下找，有的懶惰成性，有的愚笨無能，有的與軍方走得太近，有的卑鄙懦弱，有的操勞過度，有的健康欠佳，有的利益衝突，有的即將連任。他看完名單後，在全部96人中隻選出一個人。他認為此人職位相當，有獨立見解，完全勝任該任務。另外有一次，美國討論在歐洲建立基地維護歐洲安全時，認為需要富有激情和靈感的領導人，艾森豪威爾將軍多次表達了同樣的看法。他認為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人選，因為“每個人都謹小慎微、惴惴不安、懶散怠惰，就個人而言又野心勃勃”。在這兩個例子中，慵懶行為都是異常突出的表現。
權力放縱是愚蠢行徑更大的誘因。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對哲學家與國王之間的關係前進行了美妙的設想，然後開始懷疑並得出結論，認為法律才是維護公平正義的唯一屏障。在他看來，無論給誰過多的權力，就像一艘船的船帆太大，都是極其危險的；中庸已經不複存在。權力放縱一方麵導致混亂，另一方麵導致不公。沒有人能夠在靈魂深處能夠抵禦專製權力的誘惑，而且“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人都會做出愚蠢荒唐的行為，這是最為嚴重的疾病”。他的王國將被削弱，“他將失去所有的權力”。這確實就是文藝複興時期教皇的命運，他們在當政時期有一半時間，如果不是全部的話，與命運抗爭；路易十四也是如此，不過直到他死後才這樣；如果我們認為美國總統權力過大的話，那麽還有習慣說“我的空軍”的林登·約翰遜，他認為總統職位使他有權撒謊和欺騙；當然，最臭名昭著的，當屬理查德·尼克鬆了。
統治者及決策者為了維護他們思想體係的完整性，往往安於現狀、不思進取，這種狀態容易滋生愚蠢行徑。蒙特祖瑪就因此迎來最為悲慘的命運。以亨利·基辛格的權威為例，政府的領導者總是囿於與生俱來的信念：“隻要他們當政一天，就會以此作為決策施政的智力資本”。從經驗中學習是一種能力，但幾乎沒人付諸實踐。美國曾經支持在中國不受民眾擁護的國民黨，最後慘遭失敗，但在越南問題上為什麽沒有以此為鑒呢？而在越南的慘痛教訓為什麽絲毫沒有用到伊朗問題上呢？為什麽沒有人從以上經驗中得出任何推斷，從而防止美國現政府在薩爾瓦多做出愚蠢的舉動呢？“如果人類能以史為鑒，我們能從曆史中汲取多麽深刻的教訓啊！”塞繆爾·柯勒律治曾感慨萬千，“但是欲望和黨派蒙蔽了我們的眼睛，我們從經驗中汲取的教訓就像是船上的尾燈發出的微光，隻照亮身後泛起的波浪。”美好的形象卻誤導前行的方向，照射在我們剛剛經過的波浪上的燈光應該讓我們能夠推斷出前方將遇到什麽樣的波浪。
在第一階段，僵化思想確定了處理政治問題的原則和界限。在第二階段，當出現不同意見，機構無法運行時，沒有人對最初的原則進行調整。這時，如果決策者足夠睿智，就有可能重新審查並思考進而改變路線方針，但這種情況寥寥無幾。由於思想僵化，缺乏變通，為了自我保護，不得不增加投入；基於錯誤的舉動製定的政策導致了更加嚴重的後果，但決策者卻一味堅持，從不放棄。讚助方投入越多，陷入越深，越是難以抽身而退。在第三階段，雖一敗塗地卻不知悔改，損害日益嚴重，直至造成特洛伊淪陷，新教脫離教皇，大英帝國失去美洲，美國在越南顏麵盡失。
《特洛伊》劇照
問題的症結在於頑固地堅持錯誤。政府官員在錯誤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就像聽命於具有神奇力量的梅林的指引。早期的文學作品中也有關於梅林[英格蘭傳說中亞瑟王的摯友、顧問、先知及魔法師，傳說中就是他指引亞瑟王得到了王者之劍，並統治了英格蘭。]的描述，主要是為了對人類偏離正軌的行為做出解釋，但除非我們把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作為新的魔法，不然就會發現人們確實存在選擇的自由。統治者總是要為糟糕或錯誤的決定尋找正當的理由，正如一位追隨約翰·F.肯尼迪的曆史學家在描寫這位總統時說，“他實在別無選擇”，但無論兩害相權是多麽接近，隻要決策者在道德方麵有足夠的勇氣，他總是可以自由地選擇改變或中止適得其反的路線。他畢竟不是由荷馬作品中諸神心血來潮創造出來受命運所支配的生物。然而，認識到錯誤，減少損失，並改變路線方針，這是政府最為不情願的做法。
對於一個國家的首腦而言，承認錯誤幾乎是不可能的。美國在越戰期間的悲劇就在於，讓一位缺乏自信的總統指揮大撤退。我們再回到伯克所講的話，“政治上的寬宏大量往往是真正的智慧，而一個偉大的帝國卻與眾多胸無大誌的人一起病入膏肓。”如果認識到堅持錯誤的做法已經變成自我破壞行為，這就是一種檢驗。馬基雅維利說，君主應該始終不厭其煩地了解形勢，耐心傾聽所詢事情的真相，如果發現有人顧慮重重而有所隱瞞，他應該雷霆震怒。政府需要的就是想要了解每件事真相的人。
1967年五角大樓外的反戰遊行 馬克·呂布/馬格南圖片社
拒絕從消極的跡象中得出推論，也就是“榆木疙瘩思維”，在本書中占了相當篇幅，而喬治·奧威爾在其《1984》，這部近代最悲觀的作品中，意識到了這一思維方式，並稱之為“犯罪中止”。“犯罪中止，指的是在危險念頭剛一出現，就好像出於本能而突然中止的一種能力。它包括不領會類比的能力，不能察覺到邏輯錯誤的能力，對哪怕最簡單的理由產生誤解的能力……以及對能夠導致旁門左道方向的思路感到厭煩或排斥的能力。總之，犯罪中止指的是一種保護性的愚蠢行為。”
問題是，一個國家在製定政策的過程中，是否能夠或者如何才能避免出現保護性愚蠢行為，而這個問題反過來又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即政府是否也可能需要學習。柏拉圖的方案裏，既包括培養，也包括教育，但這一點我們從未有所嚐試。而中國文化中曾有過顯著的嚐試，這就是他們的科舉考試，但並沒有產生非常理想的效果。清朝官吏必須經過多年的學習和實習，參加一係列嚴格的考試，許多人被淘汰，但中舉的人裏照樣有人貪汙腐敗，懦弱無能。最終，這一製度由於收效甚微而頹廢衰落，逐漸退出了曆史舞台。
另一個這樣的方案就是使用外國人。土耳其親兵是一個更大的機構——卡皮·庫拉銳（Kapi Kullari），也稱奴隸集團，其成員擔任從宮廷廚師到大維齊爾[據維基百科，維齊爾是蘇丹以下最高級的大臣，相當於宰相職位，擁有絕對代理權，原則上隻有蘇丹才能夠解除此權。]的各個職位。這些人主要由基督教兒童組成，他們從小離開父母，由奧斯曼土耳其人撫養長大，並在迄今為止最為完備的教育體製中接受方方麵麵的任職培訓。他們是蘇丹合法的奴隸，皈依伊斯蘭教，不得成家或擁有自己的財產。由於心無雜念，人們認為他們能夠一心一意地為國家及君主效力，他們也完全借此獲得報酬和生活必需品。蘇丹以此培養出的這批人裏不僅有一流的管理者，而且他們還強烈支持他的專製統治。盡管該製度運行良好，但並未阻止奧斯曼帝國逐漸衰敗的命運；而且到最後，該製度連自身都難保。隨著時間的流逝，軍事機構日益強大，而且公然違抗婚姻禁令，獲得了繼承權，並逐漸發展成為永久的占主導地位的集團，最終，不可避免地它也向統治者發起挑戰，企圖公開叛亂奪權。奴隸們遭到了屠殺，集團被悉數摧毀，該奴隸製度的其餘部分也一並被廢棄，而大特克也日薄西山了。
土耳其親兵
在17世紀的歐洲，曆經“三十年戰爭”塗炭後的普魯士還在勃蘭登堡統治時期決定用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和訓練有素的公務員隊伍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為了消除貴族對軍隊的控製，申請公務員職位的人都從平民中選拔，且必須完成一係列課程的學習，這些內容涵蓋政治理論、法律及法學、經濟學、曆史學、刑罰學和法規。隻有通過各個階段的考試和任職試用期後，他們才會得到正式任命，明確任期，並有升遷機會。較高職位的公務員隊伍采取另外一種選拔製度，不從中下層職員中提拔晉升。
普魯士製度被證明是非常有效的，無論是1807年被拿破侖打敗，還是經曆了1848年的革命浪潮，國家都沒有遭受滅頂之災。但那時它就像中國清朝官吏那樣，已經開始失去活力，很多具有先進思想的公民移民美國，大量人才流失。然而，普魯士運用多年積聚的能量，在1871年成功地團結德意誌各邦，組成了以普魯士霸權為主導的帝國。但也正是這一成功埋下了毀滅的種子，因為它就此滋養了自負傲慢的心態和對權力的渴望，並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轟然倒塌。
政治上的衝擊讓英國人開始關注這個問題。無論是失去美洲大陸還是法國大革命的風暴都沒有撼動英國的政治體製，但是在19世紀中葉，隨著自下而上的改革呼聲日益高漲，1848年歐洲大陸發生的革命終於波及了英國。有人可能以為當局會驚慌失措而采取反動的逃避方針，但難能可貴的是，他們審時度勢，責令對政府自己的做法進行調查，隨後幾乎都在保護有產階級的私有財產。結果，調查部門報告說，國家需要根據教育和特長建立長久的公務員製度，目的在於從長遠角度進行連續管理和維護，而不是依據政治上的激情來處理瞬時的問題。雖然遭到了強烈抵製，但該製度在1870年獲得通過。一批傑出的公務員脫穎而出，當然也出現了伯吉斯、麥克萊恩、菲爾比和布倫特這樣的人物。英國政府在過去100年來的曆史表明，除公務員隊伍的素質外，其他諸多因素也決定著一個國家的命運。
在美國，設立公務員製度主要是為了防止政治讚助和為一己之利的財政撥款，而不是發掘優秀人才。到了1937年，總統委員會發現該體製存在問題，於是督促有關部門製定“真正的公務員職業發展計劃……招募那些忠心耿耿、精明能幹、經驗豐富、訓練有素、有一技之長且能連續穩定任職的人員”。經過多方努力，他們取得了一些進展，但仍未達到目標。不過即使達到了既定目標，該計劃也不會影響當選官員和對高級職位的任命，也就是說，不會影響政府高層。
在美國，選舉過程主要是展示籌集款項及打造形象的商業技巧，經過了一輪又一輪這樣的過程，美國的選舉跟大流士成為波斯國王的過程幾乎別無二論，對候選人的資質毫不在意。據希羅多德記載，大流士與他的六位同謀推翻了暴君之後，他們就建立什麽樣的政府進行了討論，有人認為采取一人統治的君主製，有人認為由一群最聰明的人組成寡頭政治。大流士認為，他們應保持一人統治的原則，同時“在全國範圍內選拔最優秀的人才”組成最廉潔高效的政府。其他人都被說服了，他們一致同意第二天一早一起騎馬上路，誰的馬第一個對日出發出嘶鳴，誰就將成為他們的國王。大流士暗中讓一位聰明的馬夫將其馬匹最喜歡的一匹母馬拴在至關重要的地方，這樣一來，他所騎的馬就適時地第一個發出了嘶鳴，而這匹馬幸運的主人，就這樣脫穎而出登上了王位寶座。
隨機選擇之外的其他因素減弱了“思維之火”對公共事件的影響。對現代社會的國家元首而言，政府部門頭緒繁多，各種問題多如牛毛，難以對其中任何一個進行全麵深入的了解，而且在一刻鍾的會談與閱讀30頁的簡報之間幾乎沒有時間思考，這使他對問題的認識十分有限，隻能做出一些十分保守又愚蠢的決策。與此同時，官僚機關，為安全起見今天重複昨天的所作所為，就像一台龐大的計算機，日複一日，一成不變地機械運作，然而一旦程序錯誤，則隻會永無止境地重複這些錯誤。
首先，是職位的誘惑，在美國指的是波托馬克[美國中東部最重要的河流，流經首都華盛頓，有時比喻美國聯邦政府。]狂熱，令政府難以更好地發揮作用。官僚政客夢想飛黃騰達，高級官員希望擴展權力範圍，立法人員和國家元首想要連選連任；為了這些追求，他們的一個指導原則便是，盡量多取悅人，少得罪人。明智的政府會要求身居高位的職員在製定和執行政策時須根據自己的最佳判斷，運用淵博而專業的知識，謹守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但他們頭腦中想的是連選連任，他們的所作所為也就以此為準繩。
這裏充斥著野心和貪腐，必須要學會控製自己，因此，在尋求建立更明智的政府的過程中，我們或許應該首先對公職人員的品格進行評估，而主要就是英勇無畏的德行。蒙田補充說，“野心勃勃之人未必剛毅果敢，隻有兼具智慧和理性且循規蹈矩之人，才可能具備如此品質。”《格列佛遊記》中的小人國在公職人員的選拔方麵也有類似的標準。“他們認為良好的德行比出眾的能力更為重要，”格列佛報告說，“因為人類有必要對自己進行管理，因此他們相信……對公共事務的管理從來就不是隻能由極少數超凡脫俗的天才才能明白的深奧玄虛的事情，畢竟這樣的天才每個時代都寥若晨星。他們認為，每個人都應能夠判斷真理和正義，對欲望有所節製：除了需要進行一定階段的學習之外，隻要誠心敬意，溫良謙恭，輔以相應的經驗，任何人都有資格為其國家服務。”
The Emperor of Lilliput and his army marching between Gulliver’slegs. From Gullivers Travels by Dean Swift, published c.1880.
雖然每個人都可能擁有這樣的美德，但在我們的製度下，它們遠遠比不上金錢和冷酷無情的勃勃野心，隻有後者才決定著選票的多寡。也許教育選民要識別哪些人品行端正從而對他們進行獎勵和肯定，同時摒棄魚目混珠、招搖撞騙的行為，比教育政府官員更重要。或許時勢造英雄，明智的政府更需要一個生機勃勃、求實創新的社會的滋養，而不是一個紛爭不斷、令人困惑的社會。如果約翰·亞當斯是正確的，即政府“現在與三四千年前相比一點兒都好不了哪裏去”，我們自然不要指望有多大的改善。我們隻能像三四千年前那樣，有時雲開初霽，有時陰雲密布，時而輝煌壯麗，時而衰落沉淪，就此稀裏糊塗地過且過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