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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資深外交官:與多國同時對抗,豈止是外交災難zt

(2020-09-13 00:54:33)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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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與多國同時對抗,是中國千年外交的一個基本規律。原因很簡單,四麵樹敵是最糟糕的外交戰略與策略。無數曆史事實證明,與多國對抗,不僅是國家的外交災難,更是國家全局性的災難。探討不與多國同時對抗的規律,既有理論意義,更有實踐意義。

四麵樹敵 屢見不鮮

外交上四麵樹敵,與多國同時對抗這種現象,在中國古代外交史上就時有發生,自近代以來更屢見不鮮。
 

 
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後下了一道宣戰諭旨,宣布清軍和義和團一起,向俄、英、美、法、德、日、意、奧、西、比、荷11國開戰,“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年,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
袁南生:與多國同時對抗,豈止是外交災難宣戰諭旨公布前一天,即20日,慈禧太後就已命清軍和義和團向外國駐華使館發起總攻。不到三天時間,四個使館被燒毀,隨後,攻入並燒毀法國使館,並一度攻入德國使館。實際上對列強已不宣而戰。“莊王出示懸賞,以勵殺敵,殺一男夷者,賞銀五十兩;殺一女夷者,賞銀四十兩;殺一稚子者,賞銀二十兩”。6月25日,更密諭各省遍殺洋人。同時與多國對抗的後果是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
袁南生:與多國同時對抗,豈止是外交災難十年動亂期間,中國當時的口號是:“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倒各國反動派!”不僅在政府外交層麵,四麵樹敵;在政黨外交層麵也論戰不斷:對蘇聯、印度、意大利、法國等國共產黨口誅筆伐。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駁馬歇》(法共中央總書記)、《駁丹吉》(印共中央總書記)、《陶裏亞蒂同誌與我們的分歧》(意共中央總書記)等中共重磅文章,連篇累牘地在《人民日報》頭條刊出。

受極“左”思潮影響,文革初期中國與蒙古、保加利亞、印度、緬甸、肯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亞、英國以及民主德國和蘇聯等10個國家發生嚴重外交衝突,與30多個建交國發生外交糾紛(孔東梅《改變世界的日子:與王海容談毛澤東外交往事》,中央文獻出版社)。很多國家因為害怕中國大使館“輸出革命”而選擇了與中國斷交。中國駐外領事館由14個減少到五個,外國駐華領事館由原來的30幾個,減少到六個。

外交上四麵樹敵這一現象並非隻在中國發生過,世界史上也不乏事例。例如,拿破侖持續不斷的對外擴張打破了歐洲各國的權力均衡,沉重反擊了歐洲各國的封建製度,捍衛了法國大革命的成果。但拿破侖發動的戰爭並非都是正義的,戰爭的性質從自衛反擊逐漸轉變為侵略擴張,由此招致與多國對抗。1792年奧地利、薩丁尼亞、那不勒斯、普魯士、西班牙和英國結成了第一次反法同盟。1813年2月,俄、普結盟。英、西、葡、瑞、奧相繼加入,結成第六次反法聯盟。20多年時間裏,法國先後六次與反法聯盟對抗,最後被徹底打敗。

挑戰多國 原因何在?

發生與多國同時對抗的情況,既是高居廟堂的統治者的災難,更是作為草根的老百姓的災難。從某種意義上說,外交就是國際維度中交友的藝術。化敵為友,無異於外交突破;朋友越多,外交就越成功;化友為敵,顯然是外交悲劇;與多國同時對抗,則是外交的徹底失敗。

一個國家發生四麵樹敵或對手環伺的情況,有主觀方麵的原因,也有客觀方麵的原因,但更多是主觀方麵的原因。四麵樹敵的一個“樹”字,說明對手環伺情況的發生,是自己招來的,肯定是自身對外戰略或策略出了問題。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意日法西斯與多國對抗,到處樹敵,不斷樹敵,根本原因是法西斯國家踐踏國際準則,把自己的利益淩駕於他國之上,通過侵略戰爭來擴大自己國家的利益邊界,所作所為超過了人類底線。當然,有的時候一個國家出現對手環伺的現象,並不見得是該國做錯了什麽,確實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概要地說,一個國家出現對手環伺的現象,有多方麵的原因,至少有如下幾點:

一是因意識形態不同導致對手環伺。春秋時晉楚爭霸百年之久,楚國隻要把矛頭指向晉國,很容易發生與多國同時對抗的現象,但晉國把兵鋒指向楚國,則不大可能四麵樹敵,為什麽呢?因晉國與宋、魯等國一直被視為華夏民族,楚國則一直被視為半人半獸、尚待開發的蠻夷。“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是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

春秋時代的外交有濃厚的意識形態外交的色彩,這使晉國在晉楚爭霸中享有獨特的軟實力,意識形態利益對各諸侯國在晉楚爭霸中如何選邊站隊無形中起到了導向作用。

二是因戰略誤判、野心膨脹導致四麵樹敵。美國曆史學家賈雷德•戴蒙德在《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一書中指出:日本帝國統治者高估了自己的能力,給國家帶來了毀滅性後果。1941年,正在侵華的日本又同時對美國、英國及荷蘭發動突襲,盡管當時日本與蘇聯之間隨時可能重燃戰火。日本對英國發動進攻還意味著向英國在太平洋地區的領土——澳大利亞及新西蘭開戰,日軍隨後開始轟炸澳大利亞。

1945年,美國兩顆原子彈在日本長崎、廣島爆炸,蘇聯對在東三省的日本關東軍進行反擊。同年8月15日,日本最終走向了無法避免的結局——無條件投降。

三是挑戰世界頭號強國導致對手環伺。國家與國家打交道與人與人打交道的道理一樣,國際社會老大的圈子與人群之間的老大,其交友之道也有相似之處,身前身後總少不了唯老大馬首是瞻的小兄弟們,老大對小兄弟們自然要護著、幫著,如果挑戰老大,事實上就等於同時挑戰了老大的小兄弟們,與老大過不去往往無異於四麵樹敵。

二戰時,日本突襲美國珍珠港,導致日本同時與英國、法國、蘇聯、澳大利亞、中國等處於戰爭狀態。新中國開國不久,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鴨綠江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開戰,聯合國軍是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第84號決議組建的,由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希臘、土耳其、哥倫比亞、泰國、菲律賓、南非、埃塞俄比亞共16個國家的作戰部隊組成。

中美在朝鮮半島交戰,使中國同時與16國處於對抗狀態。當時,全世界就七、八十個國家,新中國開國初期就與世界上將近四分之一的國家在戰場上相見。

四是與某國家集團中的一國對抗往往導致與該整個國家集團對抗。自古以來,國家與國家之間往往通過結盟來拓展盟國之間的共同利益,國家集團中,甲國往往對乙國提供安全保證,或相互之間提供安全保證。二次世界大戰前,英法對受到德國嚴重威脅的波蘭提供了安全保證,德國進攻波蘭後,英法對德國宣戰,成為二戰爆發的標誌。

二戰後,美國組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任何國家挑戰北約的任何一個成員國,往往會引起連鎖反應,形成與北約多國同時對抗的局麵。

國際關係中,老大和老二都不那麽好當。“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秦國一枝獨秀,卓爾不群,齊、楚、燕、韓、趙、魏六國自然合縱抗秦。當老大的,出現與多國對抗的情勢,很多時候是常態,通過連橫來拆散對老大不利的多國聯盟,也自然是題中應有之義。老二也往往陷於對手環伺的不利境地,為什麽呢?因為老大防著你,老三、老四與你既有可能合作,更有可能競爭,因為你擋在人家前麵了。

至於其他國家,在老大與老二發生對抗,需要選邊站隊時,能保持中立,對老二來說,已是十分難得,但一般來說,不少國家更樂於與老大站一起。因此,當老二的,稍不注意,就可能發生與多國對抗的局麵。

對手環伺 出路何在

應對對手環伺的情況,要處理好與世界頭號強國即世界老大的關係,這是處理好對外關係的關鍵。在當代世界,處理好與老大的關係,就是處理好中美關係,處理好了中美關係,就是抓住了處理對外關係的牛鼻子,這一步棋走好了,全盤棋就不難走活。

應對對手環伺的情況,必須把握好國家的發展方向,不能走抱殘守缺的老路和複辟倒退的邪路。秦國麵對對手林立的險惡環境,順應了曆史發展趨勢和人民的要求,堅持商鞅變法,從而國富兵強,奠定了統一六國的基礎。晚晴麵對帝國主義列強環伺為什麽垮台呢?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對世界大勢視而不見,倒行逆施,拒絕改革。

應對對手環伺的情況,既要會爭,也要會讓。外交既是鬥爭的藝術,也是妥協的藝術。長期以來,每當談到“妥協”這個概念的時候,人們總是把它作為一個貶義詞來對待,甚至把“妥協”和“投降”相提並論,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外交要協調多方麵利益關係,平衡各種利益矛盾,這裏麵就必然有妥協。理智、精明、巧妙、適度的妥協是一種高超的鬥爭藝術,是以暫時或局部的讓步來換取雙贏,來保障長遠的利益。

顧維鈞在回憶錄中特別指出:“我談到中國有一句為大家普遍接受的諺語‘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在外交上卻不能接受這條成語,因為國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但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地成功,如果你想達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對方也這樣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為這樣就無法達成協議。”

顧維鈞還說“辦外交,要會爭,也要會讓。當爭的時候必爭,當讓的時候也必讓。隻爭不讓,那就是下命令,強迫對方接受我的命令”,“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是子孫萬代的事。我們這一代的人,隻能當這一代人的家,哪裏能當子孫萬代的家?個人還可以‘玉碎’,一個民族,是‘玉碎’不得的”。外交要爭得有理,讓得適度,反製對手,不一定每次都僵硬、機械地對等反製。拿捏不到位,就難以擺脫對手環伺的困境。

應對對手環伺的情況,要防止外交為民意所綁架。麵對對手環伺,外交既要強硬,也要靈活。評價外交的標準,不是外交是否強硬,而是該強硬時是否強硬適度,該靈活時是否靈活適當,外交為國家利益服務越到位,則外交越成功,外交強硬與外交靈活,都是外交為國家利益服務的手段與方法,而不是目的。

民粹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往往裹挾民意,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民意綁架下的外交,往往不能化解對手環伺的困境,相反,會進一步惡化國家的外部環境。

晚晴時,本來帝國主義列強環伺,外部環境已壞得不能再壞了,但是民意綁架下的晚晴外交荒腔走板、走火入魔,清軍和義和團一起聯合攻打列強駐中國使館,德國駐中國大使克林德等被殺害,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辛醜條約》,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態,這一血的曆史教訓我們不能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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